人物新说
袁崇焕可能是
「高考移民」
袁崇焕这位明末抗清将领，被崇祯皇帝冤杀150年后，又被他的死敌——清朝统治者平反昭雪，因此广受国民和学者的关注。本次的研讨会上，涉及袁崇焕的研究论文有6篇之多，袁崇焕成为本次研讨会最多学者研究的历史人物。
由于袁崇焕的传奇人生，国内曾就袁崇焕的籍贯问题展开争论。有说其是广西藤县人。上世纪80年代，时为东莞中学语文教师的杨宝霖，搜集了大量史实资料后，在广西藤县的学术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力证袁崇焕是广东东莞石碣水南村人。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颜广文重提20多年前关于袁崇焕籍贯的学术之争。颜教授说自己当年也是与会者之一，目睹了杨宝霖老师孤身一人与众名家辩论的全过程，至今记忆犹新，也是从那时起，他认识了杨宝霖，并为杨宝霖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
在颜广文简述了当年辩论的情况后，有专家提出，明朝时，在广西参加科举考试，应比广东容易，是不是袁崇焕为了科举考试而到广西藤县读书？若是这样，袁崇焕岂不是明朝的「高考移民」？这个专家一说完，马上得到几位专家的附和，有人表示「高考移民」始于何时，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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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年-1630年）东莞石碣水南村人。万历十二年农历四月二十八生于石碣，青少年时代在广西藤县生活、学习。他喜欢钻研经史，爱习武艺和谈兵，有胆略，重气节，慷慨大度，任侠重交。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县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察御史江日彩上疏举荐袁崇焕，称袁崇焕「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虽曰清廉之令，实具登坛之才，……委以招纳豪杰募兵练将之寄，当必有以国家用者。」同年，袁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当年二月他被任命为兵部职方主事，后又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佥事，监军山海关，镇守东北，抗击后金，战功显赫。
明莞籍学者著作
被禁数百年后重现
东莞人士陈建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潜心著书，著有《学部通辩》十二卷、《治安要议》六卷、《皇明资治通纪》、《古令著鉴》、《经世宏词》、《明朝捷录》、《陈氏文献录》等，著作等身，学术成就非凡。其中《皇明资治通纪》因其中史评探讨现实问题最受社会关注。
可惜陈建生于封建专制的明朝，《皇明资治通纪》因记述了明朝廷腐败及宦官擅权而两次遭到禁书毁板。
当时《皇明资治通纪》刊行后。隆庆五年（1571年）9月，工科给事中李贵和上疏穆宗皇帝，告陈建撰写的《皇明资治通纪》一书，说其「欲以一人闻见，臧否时贤，荧惑听众，若不早加禁绝，恐将来以讹传讹，为国是之累非浅也。」于是，穆宗皇帝批准对《皇明资治通纪》原板实行禁毁。直至清代，清朝统治者唯恐《皇明资治通纪》有丑化朝廷之嫌，同样将其列为禁毁书。
至今数百年，陈建著的《皇明资治通纪》一直被认为不存于世了。而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李龙潜教授介绍，《皇明资治通纪》一书，于上世纪90年代被祖国大陆的学者于台湾发现，经整理后不日出版，失去数百年的《皇明资治通纪》重见天日。
李龙潜教授认为，历朝历代被禁之书有很多，但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被明清两代所禁达数百年，就闻所未闻了。这是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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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1497年-1567年），字廷肇，号清澜，东莞城亭头场人。陈建自幼非常用功，崇祯时人说他「警敏有才识，博贯载籍」。陈建嘉靖七年（1528年）中举人，选授福建候官教谕，在任期间，勤于职守，帮助贫困学生。后升为临江府教授，编《周子全书》、《程子遗书》帮助学生学习，收到很好的效果，培养了人才。不久，升至阳信县令。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陈建申请告老还乡，隐居不出，潜心著述。
莞人何真才兼文武，是元末明初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人物。明朝建立后，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主动归附，使岭南地区免遭兵荒马乱，之后又为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作出积极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梧桐的论文《何真简论》，对何真的生平做了阐述和评价。
就在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何真时任河源务副使、淡水盐场管勾。在岭南出现骚动时，何真与其弟何迪组织武装力量，平定广东，后被提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在元朝气数已尽，朱元璋还未平定天下的动荡之时，有人劝何真效法赵陀，割据自立。他并没有对外扩展，而是练兵据险，保一方平安，从而保持了岭南地区的相对安定，使岭南一带的人民能安居乐业。后来，何真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大局出发，主动归附朱元璋，使岭南地区人民能专事生产和生活，对明初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研讨会小组自由讨论时，有学者认为，明朝时广东的经济恢复、文化教育等都比其他地方好，科举考试中举和中进士的人数大幅增加，与何真顾全大局、维护统一、保障社会安定和谐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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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真（1319年-1385年），字邦佐，广东东莞元冈人。少年时代好书剑，长大后「尤好儒术，平居读书，缀文无虚时。」
何真顾大局
惠及岭南发展
事件新解
只许州官卖盐，不许百姓晒盐
历史的谎言也许能遮蔽一时，但随着时间流逝，再大的谎言也可能被史学家的「火眼金睛」给识破。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黄国信、李晓龙带来的《以环境的名义——乾隆年间裁撤盐场考论》，就识破了二百多年前的一个谎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东莞、归靖两盐场与香山境内的香山盐场被裁撤，官方称裁撤的原因是「海水变淡，收藏日薄」，然而真实的原因，却并非如此，甚至牵涉到当时的两广总督福康安，这是怎么回事呢？
「乾隆三年，还有记载东莞的盐场很繁荣。乾隆初年，还有民众因为贪利将稻田改作盐田，说明情况很好。50年的自然环境变化，不至于如此翻天覆地。」正是据此，黄国信对这次以环境为名义的裁撤盐场产生了怀疑，认为另有原因。
盐关系民生，中国历史上一直对盐的问题管制得颇为严格。经过一番查找资料，黄国信认为问题出在当时地方官对食盐的督销上。在康熙年间东莞知县杜珣的一篇文字中，写到「无奈莞邑之私盐与他处不同，他邑非产盐之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东莞地近盐场，私盐随处可得，无人愿意充当盐商，以致当时的地方官束手无策。
按照清王朝的规定，如果地方官督销食盐不力，会遇到考核上的问题，轻则罚俸，重则革职。当时的两广总督不得不在《筹办省河盐务事宜折》中称，盐课欠项竟达六十九万两白银之多，且该数字是否有故意被瞒小尚待研究。福康安只好长叹：「盐务之今日实有不得不更改变通之势。」珠江口的东莞、新安、香山都是私盐流量大、无人愿意充商的地方。
最后，黄国信总结，自然环境的变迁，虽然是东莞盐场被裁撤的相关因素，但直接导致制度上裁场的原因，却是地方官为了弥补亏空。它说明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和经济问题常常纠结在一起，不可分割。
發表於 2008-9-7 03:3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