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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桑梓情] 清代活躍在中日貿易及日本港市的廣東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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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12-19 04:45:2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清代大批廣東商人往日本進行國際貿易,幷在日本各港市經商創業和定居,在日本商界和華僑社會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過去對在日本經商的廣東商人的活動却少有專論。本文擬就清代活躍在中日貿易及在日本各港市的廣東商人作一探索。

  一

  就目前看到的中日文獻資料,明代廣東商人在日本貿易、經商、定居者還不算多,至清代就日益增加了。據統計,1648~1663年赴日本貿易的廣東商船只有13艘;1664~1700年從廣東啓航往日本貿易的商船達到178艘,其中1684年之前爲56艘,占中國到日本貿易的商船總數的36%。又據林春勝等編的《華夷變態》一書記載,僅1676~1723年間,從廣東的廣州、澳門、潮州、高州、海南等地港口起航往日本長崎貿易的商船達150艘。〔1〕各艘商船所載商人數十上百不等。此外,還有一些廣東商人是在其他省的港口起航赴日貿易的,如洋商麥燦宇于1689~1695年間5次往長崎貿易,有3次分別是從上海(1689年)和南京(1690~1691年)乘船出發的。這樣,實際上赴日貿易的廣東商船和商人數量是相當可觀的。隨著到長崎貿易的廣東商人日益增加,逐步形成名曰“廣東幫”的商人集團,與“三江幫”、“福建幫”齊名。于是,爲了維護廣東商人的利益和聯絡同鄉感情,于1678年在今長崎美術館東側興建了一間聖福寺,又稱廣州寺。1866年的《聖福寺重修碑記》稱:“我粵客是幫者,共竭悃枕,同勷美舉,徂松甫柏,長斷是遷,鄭棟魯檣,美輪美奐”。〔2〕可見,廣東商人與聖福寺的關係之深。

  1859年以後,在歐美國家對外貿易擴張政策的强力衝擊下,日本政府陸續開放數處口岸通商,允准各國商人到日本自由貿易。但是當時日清政府間還沒有締結條約,所以,到日本貿易的中國商人,以受雇于廣州、香港、澳門的歐美商社和領事館的司賬、翻譯和雜役傭人爲多。因而這些商人自然是廣東人爲多。據1878年“清民人名戶籍簿”統計,當時發給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籍華人牌證的共有476人,其中廣東籍者爲151人,占總數的31?7%。在廣東籍商人中,又以南海、番禺、順德、新會、臺山、開平、恩平、肇慶、潮州人爲多。〔3〕這些在長崎經商的廣東商人,經過一番努力開拓,不少人逐步發展成爲擁有相當資産和不少雇員的商號行主。例如:公安號行主香山人楊惠泉,1873年還只是作爲公安號的普通商人出現在日本的戶籍部登記中,到了1878年成了擁有6名廣東籍幫手的商號行主;泗合盛號行主開平人周酉,1875年到日本,其身份爲該行洋貨商,次年成爲該商號行主,至1877年已擁有9名開平和香山籍的幫手;成記號行主三水人歐陽縱,1870年還只是普通商人,1876年成了成記號的行主,至1878年其手下有5名幫手,這5名幫手均爲三水人,且幾乎都姓歐陽。〔4〕

  當然,廣東商人中,也有一些人在商業貿易活動中受挫的。例如,永吉祥號行主香山人譚虎臣,原爲普通商人,後組成以其爲首的譚氏一族的洋貨行,他本人也于1876年成爲永吉祥號的行主。第二年永吉祥更是發展成爲10個成員的一大商號,有幫手8人。就在譚虎臣成爲行主的那一年,也許是出于經營上的需要,新會人陳梅溪作爲行商加入該商號,1878年更是取代譚虎臣當了行主。這時譚虎臣已離開了永吉祥,譚姓人也只剩下兩人作爲商號幫手留下來。又如三水人歐陽金台,1867年去日本,1870年成爲華豐號商人,1874年開辦同升號洋貨行,手下擁有12個夥計和1個傭工,算是個相當大的商行了。但至1876年,該洋貨行突然解體,金台也淪爲一名普通的雜貨商了。〔5〕

  二

  1868年,日本政府開放大阪和神戶港口對外貿易,中國商人又活躍在阪神地區,開館經商。據統計,1877年有華人商館20家,1881年發展到34家,高踞各國之首。而在衆多的華人商館中,又以廣東商人辦的商館爲多。1896年,大阪的廣東商人爲與日本商人競爭,由同孚泰商號牽頭,14名廣東商人發起成立了廣東幫的商會組織“大阪廣東公所”,因成員中包括數名神戶的廣東商人,所以也稱“神阪廣東會所”。

  兵庫對外開放後,到神戶居住的華人逐漸增加,其中也以廣東商人爲多。據1878年的統計,當時僑居神戶的華人共457人,其中廣東商人323人,占總數的70%〔6〕?;又從神戶大學圖書館現存的1874~1877年神戶華人籍牌看,在籍華人共46人,其中廣東籍者爲45人,占98%。其中又以來自香山、三水、南海者占比例最大,分別爲15人、8人和6人。〔7〕這些籍牌還記載著所屬廣東各商號的人數,如和昌號、萬源號、怡南號各有6人;義馨居號、恒升予號各有4人。

  到了1897年,因航綫及港口不便,又受日本的政策影響,大阪的廣東商人大舉遷往神戶,于是神戶廣東商人的勢力更加壯大。隨之廣東幫組織更名爲“神戶廣業堂”,亦稱“廣東公所”〔8〕時廣東幫的主要商號有裕貞祥、同孚泰、同茂泰、怡和號、利興成、廣昌隆、中信和等。到1909年時,該公所所屬商號共有怡和號等22家,公所會員均爲從事進出口的貿易商。在神戶的三幫公所中勢力最大(其它爲三江、福建幫公所)。

  在早期落籍神戶的廣東商號中,大多經歷了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如同孚泰商號,爲新會人葉啓與香山人鄭雪濤所創。兩人原爲香港下層店員,後合夥辦貨往日本貿易,成功後在長崎辦起當地早期商號永同孚。正當其事業順利擴展時,適神戶港開放,于是他們又在神戶開設當地首家華僑商號同孚泰。同孚泰不斷發展,10餘年後,又派生出3家商號,即黃郁南的裕禎祥、黃文山的利興成、黃景舒的聯昌隆。20年後,從裕禎祥、利興成又派生出華怡勝與廣德兩家商號。黃郁南創辦裕禎祥時,資金不過8 000日元,經過30餘年的發展,資本已超過200萬日元,每年營業額至少在1 000萬日元以上,職工也多達30餘人。〔9〕

  廣東商號在發展過程中,都十分注重建立和健全自己的購銷網。如裕禎祥在香港開了昌盛隆、昌盛行,在印尼泗水開了怡盛隆,在新加坡、三寶壟、泰國、越南等地還辦了聯號〔10〕。華怡勝在香港開辦了怡生號,在廣州和新加坡開了怡記號。利興成在香港辦有利益號,在廣州有龍昌盛號,在天津有恒豐盛號,還在梧州和汕頭開設了支店〔11〕。使各商號業務得以順利運轉和不斷發展壯大。

  以上商號的繁榮昌盛,離不開創業者的艱苦努力。如同孚泰商號創始人之一的鄭雪濤,早年到神戶開辦同孚泰,輸出日本海産品到香港,進口大米、雜糧到日本。爲了采辦海産品,鄭雪濤親自奔波于海島之問,使同孚泰的貿易不斷發展擴大。明治末年(1907年左右)以後,同孚泰在發展海産品貿易的同時,還大力開拓火柴出口,使“中興牌”、“中國牌”火柴的銷售遍布全國。鄭雪濤也因其名聲顯著而被推爲日本廣東居留民團的總管,盡力爲華僑社會服務。如1873年他以廣東居留團總管名義與福建、三江總管與兵庫當局交涉,取得了約529m2土地作華人墓地。1892年,他還發起幷捐巨資籌建了“神阪中華會館”。此外,1874年他還受聘爲兵庫縣裁判所(法院)的翻譯。正是由于鄭雪濤的良好品德,因而被尊稱爲鄭雪濤翁〔12〕。

  又如南海人麥少彭。其父梅生早年渡日,在長崎經營海産品貿易,後到神戶和大阪開設怡和商行,在神戶結識了日本火柴工業商瀧川弁三,作爲其代理商向中國出口火柴,1881年他回鄉携20歲的兒子少彭去日本。從此少彭繼承父業,注意健全銷售網,擴大貿易業務幷與瀧川氏合資經營清燧火柴廠。1902年僅出口火柴一項就達110多萬日元。他還與浙江籍僑領吳錦堂在火柴出口業務中結成合作夥伴,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貿易。當時兩人同被譽稱爲華僑貿易業的“雙雄”。麥少彭對公益事業也很熱心,1898年,他與衆僑胞倡導創辦神戶華僑同文學校,幷被推選爲該校首任總理。他還爲建立神戶關帝廟、神戶中華會館捐資出力,幷因向紅十字會捐獻巨款而獲得日本政府頒贈的六等瑞寶章〔13〕

  三

  最初到函館(1869年之前稱箱館)經商的是廣東南海縣商人羅森。後廣東商人張氏亦到達此地,因經商條件所限,只好從事養猪業。1859年,廣東人陳玉松作爲人港英商的牙保在函館采購海帶及大豆,隨後也多次到此地開展收購業務。當時廣東商號成記號,繼長崎、神戶開設支店後,于1866年到函館致力開展進出口業務。當年其在該地采購出口的海帶就達1 200噸。次年,成記號進而在此設立支店,擴大貿易業務。到1872年,該支店在函館出口的海帶競達到了5 520噸。當時中日兩國幷未締結條約,所以到函館去的中國商人都是作爲條約國商社的牙保開展活動的。因這些中國商人多是廣東籍,以至當地人稱中國商人爲“廣東樣”,稱其居住商鋪爲“廣東第”。說明此時廣東商人在函館貿易占了主導地位。

  1859年,日本政府將神奈川(橫濱)列爲通商口岸對外開放。原來活躍于廣東、香港和上海歐美商社的廣東商人也隨之紛紛涌進神奈川,如鮑煜,1869年作爲英國商社的買辦來到橫濱經營貿易,成爲商界和華僑社會很有影響的人物,後來還被推選爲中華會館的董事〔14〕。又如羅佐臣,19世紀60年代就作爲英國商社的雇員到橫濱,後在山下町開辦恭安泰商號,從事海産品批發貿易。因其聲譽好而在日本當地政府中享有很高威望。當時華人到橫濱時須有保人作保才能登陸,而只要是聲稱佐臣、孝明父子爲保人,准能獲得登陸許可。由此可知羅氏父子的名聲顯赫。後羅氏又開辦了中式菜館“安樂園”,一直傳至今日〔15〕。?再如“博雅亭”創始者香山人鮑棠,他于1869年到橫濱,年僅14歲。他在當時初具規模的唐人街艱苦創業,先當塗料工,後做雜貨商,再開油漆店、餐飲店,最後成爲被譽爲橫濱燒賣始祖的老字號“博雅亭”的創始人。現在鮑棠在日本的子孫後代已超過百人,活躍于各行各業。鮑家尚保存著1849年日本明治政府發給鮑棠的“清國臣民登陸之證”,上面除登記了鮑棠的年齡、住址及籍貫外,還標明其身份爲外國商社的雇員〔16〕。正如鮑氏、羅氏的經歷那樣,早期大多廣東商人都是以歐美商社的買辦、雇員身份來到橫濱,以後逐漸在當地開展自己經商貿易。後來隨著清日兩國通商條約的締結,大批中國人接踵到此從事貿易幷定居下來。據統計,1880年居住于日本的華人總數爲3739人,其中橫濱華人爲2 172人,占日本華人總數的58%〔17〕。?其中又以廣東廣州府人爲多,正如日本史料所記,橫濱的“中國人相當的一部份是廣東省,特別是廣州府出身的。”〔18〕。

  1898年,僑居橫濱的廣東商人成立了“親仁會”,性質類似長崎、神戶的“廣東公所”。不同的是,“親仁會”成員還包括在橫濱的各行各業的頭面人物。儘管如此,但參加“親仁會”者仍以商人爲多。據1909年的統計,光是貿易商號就有盧棣生的廣生和號等19家。其他還有不少雜貨商、兌換商,等等。〔19〕

  綜上所述,可知清代在日本華人居住的港市中,廣東商人均爲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在華僑社會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在清末相繼成立的各港市地緣性商幫的聯合組織商務總會中的地位,就很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商務總會即後來的中華總商會,其領導工作由屬下的各商幫推一名本幫領袖共同負責。這些負責人輪流擔任該會的總理和協理(即後來的會長、副會長)。1907年成立的長崎中華總商會分別由福建幫、三江幫和廣東幫的領袖組成三人領導層(總理1名、協理兩名)。廣東會所正董事潘達初列名其一,擔任協理,直至1901年。1907年成立的橫濱中華總商會首任總理亦爲廣東幫的廣生和號行主盧瑞棠。1909年成立的神戶中華總商會首任總理亦爲廣東幫同孚泰號行主鄭祝三。

  (本文是我于1998年受聘任日本大阪大學客座教授期間,同龐新平博士共同收集資料幷寫作而成。)

  Cantonese Merchants Active in Sino—Japan Trade in

  Japanese Harbor C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Qichen&ang Xinp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in the Qing Dynasty,who traded,settled down,set up business finns,established the“Guangdong Society”(an organizationof fellow provincials)in Japanese harbor cities such as Nagasaki,Kobe,Osaka,and Yokohalna?It also analyzes the position of Cantonese merchants in Japanese trade?The author maintain that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were a strong force of business,called the“Guangdong Bang,”which enjoyed equal popularity with the“Sanjiang Bang”??(those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and the“Fujian Bang”??(those from Quanzhou,Zhangzhou and Fuzhou)?They became leaders of and were deeply adored and supporte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Keywords:the Qing Dynasty;Guangdong Bang;Guangdong society;Nagasaki;Kobe;Yokohama.

  注 釋:

  〔1〕根據林春勝等編:《華夷變態》(上、中、下)的數字統計,東洋文庫1958年版。

  〔2〕轉引內田直作:《日本華僑社會研究》,日本同文館1939年版,第65頁。

  〔3〕布目潮風:《明治11年長崎華僑試論》,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與文化磨擦》,嚴南堂書店1983年版,內田直作:《日本華僑社會研究》,日本同文館1939年版,第150頁。

  〔4〕布目潮鳳:《明治11年長崎華僑試論》,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與文化磨擦》,嚴南堂書店1983年版

  〔5〕布目潮風:《明治11年長崎華僑試論》,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與文化磨擦》,嚴南堂書店1983年版

  〔6〕童玉民:《日本神戶華僑史話》,《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7〕洲脅一郎、安井三吉:《明治初期的神戶華僑》,載神戶大學教養部《論集》第42號

  〔8〕鴻山俊雄:《神戶大阪的華僑》,華僑問題研究所1987年版,第137-138頁。

  〔9〕葉少林等:《日本神戶華僑辦莊的發展及其衰落》,《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0〕葉少林等:《日本神戶華辦莊的發展及其衰落》,《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1〕葉少林等:《日本神戶華辦莊的發展及其衰落》,《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2〕鴻山俊雄:《神戶大阪的華僑》,華僑問題研究所1987年版,第184-185頁。

  〔13〕羅晃潮:《日本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2頁

  〔14〕菅原幸助:《日本的華僑》,朝日新聞社1979年版,第18頁。

  〔15〕菅原幸助:《日本的華僑》,朝日新聞社1979年版,第49-50頁。

  〔16〕菅原幸助:《日本的華僑》,朝日新聞社1979年版,第14-18頁。

  〔17〕山岡由佳:《長崎華商經營史研究》,シネルツプ書房1995年版,第22頁。

  〔18〕《橫濱市史》第3卷(下)1963年版,第865頁。

  〔19〕內田直作:《日本華僑社會研究》,日本同文館1939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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