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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農曆新年之前，市面都會湧現一批流年命理書，這種書又叫做「通勝」。暢銷一兩個月之後，它們就會被打進冷宮，迅速地銷聲匿跡。「通勝」大概是最切時也因此最受時間限制的書了，好比月曆，一過時就形同虛設，所以我們才會笑人「一本通書睇到老」。
因此「通勝」變成了古籍之中特別罕有的一種書，因為它沒有多大的存留價值，舊歲一過立刻報廢，反觀其它文獻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因此學者們特別重視在敦煌發現的「敦煌卷子」，裡頭道然保留了三十七卷年代確切可考的「通勝」，分佈於公元808至993年，平均每隔五年就一本，可說是研究古人生活的重要材料，非常珍貴。
說到這裡，有沒有想過要把今年的通勝存放起來呢？說不定百年後，它們就是你留給後人的最大寶藏了。
再見「通勝」，歡迎「運程」
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認識一個「很厲害的中醫」。所以每當我身體欠佳，有病不斷尾的時候，身邊都會有好幾個朋友很善意地告訴我：「我識得一個好犀利嘅中醫。」同樣地，幾乎每一個香港人也都認識一個很厲害的命理師。當你有需要的時候，你自然會聽到好幾個名字。
寫書評寫了十幾年，大概只有幾種書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去評的，其中一種就是命理運程書了。市面芸芸運程書中，該如何分辨好壞擇其善者呢？看來最重要的標準還是一個「準」字。但問題是同樣一本運程書，往往有人說神有人說爛，一切全憑個人經驗作準，我們又怎能找到一套客觀的標準呢？
難怪近年各家通勝都喜歡在書前先行推算來年的世界局勢、國家大運還有香港的興衰命數了。因為對於這等大事的預測，其靈驗與否，真是人可共見，無所遁形。所以不少暢銷通勝愛在宣傳的時候強調自己去年算中那一場政變、瘟疫或地震，令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是我這個人比較老套，執著「哀矜勿喜」的古訓，覺得用天災人禍來喜孜孜地促銷產品，未免有點涼薄。
說到老套，比較起傳統的通勝，如今的運程書和它們的作者可真是形象鮮明，包裝摩登了。例如楊天命，本身就是新一代玄學家中的靚仔代表，有姿勢有實際。他今年的運程書落足成本，不只真人亮相，在設計上更別出新裁，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本通勝。此外還有蘇民峰的徒弟陳子才，他打造形象的方法也十分特別，看他的作者介紹除了提到師傅蘇民峰之外，竟然還有「表演及形體藝術的老師詹瑞文及甄詠蓓」、「投資及財技的老師梁業豪」和「美學、創作及市場推廣的老師楊柳岸」，甚至還跟葉瑞財博士學過記憶學！跟詹瑞文學演戲對算命到底有甚麼幫助呢？大概就是為了突出他時尚的感覺吧。
仔細比對一下，你還會發現廣經堂蔡伯勵老先生那種通勝，和現在這一批運程書即使在內容上也有很大分別。比方說老派通勝是很注重每日吉凶宜忌這一部份的，而新派命理書的重點卻在生肖運程。我猜這是因為年輕一代已不大流行擇日了，他們著重運勢的大多於那一天才好整甲或者沐浴。這個差異也折射出港人對命理看法的轉變，從前大家可能還抱持著「機械式的命理觀」，真心相信每一天都有該做不該做的事。可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時間步調已容不下這麼奢侈的計較了，我們信命，但又不完全服從命定的道理；因此你只要告訴我流年的走勢就行了，其餘細節則畫其在我，讓我自己去主動配合進退。
換句話說，如今已沒有多少人會每天看著通勝做人，通勝也不再是常年供人翻查的必備指南，於是通勝那種庶民生活小百科的色彩就漸漸淡去了。
以前的通勝內容豐富得簡直可以當作一個時代的百姓民生歷史小紀錄。你看香港通勝那著名的英文常用字彙表，教讀者用中文的「蚊年」兩字去訓讀money，雖然好笑，卻是殖民時期獨特的地方特色。那年頭教育水準不平均，多少販夫走卒要靠它和洋人打交道呢？再如台灣的「民 曆」，封底一定是「食物相剋中毒圖解」表，畫一頭小狗和一顆大蒜去告訴你狗肉配著蒜頭吃會「病血」，鰻魚加上梅乾會中毒。它甚至還有各種對應解方呢，例如「地漿水」，充份說明了往昔台灣農業社會的性格。大陸呢？從前的大陸是絕對不會有通勝的，因為這都是「封建迷信」嘛。
「通勝」的起源是甚麼？
「通勝」本來叫做「通書」或者「曆書」，也叫做「黃曆」，大概粵語裡面「書」「輸」同音，很不吉祥，所以廣東人把「書」變做了「勝」。
「曆書」絕對不是現代產物。古代就有一種人，叫做「日者」的人，擅長「選擇」之術。所謂「選擇」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擇日」，「日者」就是懂得按照曆法上的日期替人決斷那一天是吉日，那一天是凶日，或者告訴大家某日適合做甚麼又不適合做甚麼的人了，所以你可以說古代的「日者」就像今天的蔡伯勵和蘇民峰。
「日者」斷定時日吉凶，靠的是一種叫做「式」的東西，有點類似現在的羅庚，是「日者」必備的儀器，它模仿宇宙的結構，把複雜多變的天文現象納進一套可以自行運作可以推算的系統之中。可見「日者」的工作來自占星學，只不過有了「式」這種法寶，他們就用不著夜觀天象，可以隨時隨地卜算命運了。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體運行有它的定理，有它的「數」，只要掌握了這個定理和「數」的規律，就算脫離了實際觀察，也可以依據那套抽象出來的規律推斷人事的變化。
有了「式」，「日者」就可以進行「占式」的工作，推論一年裡每一日的運勢變化。如果把推算的結果紀錄下來，按日排列宜忌事項，結果就是「日書」了。日書是通勝的源頭，它讓一般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也可以自己開卷有益，吉凶立見，所以這種書從戰國時代就開始流行民間，至今不斷。
從出土文物看來，古代的日書和曆書已經編排得很實用了。它們通常分成兩半，前半部是按照曆譜逐日列出該日宜忌的事項，讓人每天一大早起來可以先看清楚今天應該幹些甚麼；後半部則按不同的事務分類，說明做一件事的合適時機，比方說你想為田地除草，就該直接在除草的條目下尋找恰當的日子。有時候，這些古代曆書可以變得很複雜很專門，例如東漢的大學者王充就曾在其名著《論衡》裡提到了「葬曆」、「祭祀曆」、「沐曆」、「裁衣曆」、「工伎曆」和「堪輿曆」等六種不同的曆書。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通勝來自「日者」的「占式」，而「占式」則來自星占之術。
「通勝」科學嗎？
這大概是一個永遠也不會有結論的問題，總是有人批評一切的命相術數之學都是迷信，也總有人會辯說「玄學」其實是一種古老的科學。既然如此，我們不如換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通勝的基礎當然是曆法。很多人都以為曆法是比較科學的，它依循自然天象和地球運轉的規律來制定年月日的分配和定義；而通勝裡的每日吉凶或生肖運程則是附加上去的東西，就像在日曆上填寫了一些筆記，這些東西和日曆本身是沒有關係的。舉個例子，一月一日和一月二日都只不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罷了，除了日期上的數字差別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質」的不同。但是在通勝背後的「日者之說」與「曆忌之學」裡，這兩天的含義卻截然有異，各有宜忌。這是為甚麼呢？
對古人而言，要搞清楚某一天的日期和確定該日的吉凶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分不了家。這就和古代的天文學與占星學二而為一，化學跟煉金術同流同源的道理是一樣的。所謂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即使在歐洲也是很晚近的事。以前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曆法來自於農業社會的需要，有曆法有節氣才能告訴農民何時播秧何時收割。 但是近年的考古發掘以及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對此說提出了挑戰，學者們發現古代曆法其實和農業沒有太大的關係。比如說制定曆法所仰賴的行星運動，它和農務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中國人一開始就把曆法和命理結合起來了，相信世間一切事物的吉凶都與時日的更替有相應的關係。例如天干地支，大家都知道這是中國人為時間排序的方法，猶如今人把七天劃作一個禮拜。但是干支卻又絕不只是時間的記號這麼簡單，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的配對組合還有一種玄妙的定數，決定了每一天的吉凶好壞。其中一個理由是秦漢以後的中國人相信陰陽五行的學說，把天干地支納入了五行系統。比方說甲子這一天就是吉日，因為甲是木，子是水；而據五行相生相剋的原理，水能生木；放在甲子的關係上看，就是「子」這個地支生「甲」這個天干了。支生干，又怎能不吉祥？相反地，甲申這一天就不妙了。
因為正如之前所說的，「甲」這個天干可以和木對應；但現在「申」這個地支對應的卻是五行中的 金，而金當然是剋木的。所以甲申日是個支剋干的凶日。
你可以說這些「玄學」都是鬼扯，但是你不能否認這裡頭包含了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所以好好研究一下通勝吧，它是認識中國的好材料。
「通勝」和房中術有關係嗎？
是的，許多學者都懷疑曆忌之學與房中術是有關係的。例如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nathan Needham）就曾說過：「性問題和曆法科學之間有一種奇怪的聯繫。
有些文獻將古代一位著名的性問題專家─容成也視為曆法的創始者」。誰是容成呢？他是古代傳說中的神話人物，不只在黃帝時代創制曆術，而且擅長「御婦人法」，乃至於長命百歲。
容成極可能是虛構人物，但古人虛構這麼一個同時精通房中術與日者曆算之學的角色是有道理的。那是因為中國人的宇宙觀深信天人合一，無論人做甚麼事總得配合天時才好，而曆書通勝教我們的正是怎樣去配合天時幹最恰當的事。你想想看，通勝連那一天適宜理髮這樣的事都有講究，又怎能放過性愛呢？事實上，性是陰陽交合的大事，而天地萬物也非得透過陰陽的往來才得以生生不息地衍化下去，所以在一切要通勝指導的人類行為之中，恐怕沒有比性更重要的了。
因此始自上古《禮記》，下至清朝醫書《達生篇》，中國有大量的文獻告訴大家那一天是交合的忌日，那一天又是最適宜的吉日。幹活的日子對了，不只生子富貴大吉大利，自己也能延年養壽長春不老。只可惜這麼有趣的傳統到今天卻竟然斷了，坊間的通勝不會再告訴你那天忌做愛。大概對現代人而言，這事沒有那一天是不宜的。
誰有權編撰「通勝」？
在中學上歷史課的時候，我們常常能看到每一個新朝代開始的時候，開國皇帝總要宣佈「改正朔，易服色」。 「易服色」好懂，意思就是更易衣服和旗幟的顏色；但甚麼叫做「改正朔」呢？其實「正」指的是正月，「朔」指的是初一，加起來的意思就是頒佈新曆法，重新界定那一天是一月一號，一年的開始。為甚麼新王朝好端端地要重新弄一套曆法出來呢？這是因為古人相信皇帝是天子，受命於天取代舊朝；而曆法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自然也要跟上天命的變遷，得來一套新的。
因此制定曆法編撰曆書與通勝可是國家大事，負責這項工作的都是國家官員。你看司馬遷的《史記》裡有〈日者列傳〉，裡面介紹了不少的命理師傅（日者），幾乎每一個都是為朝廷服務的。用今天的情況來理解，就相當於政府開了一個命理部，把楊天命和麥玲玲都請了進去當官。
這還不止，古代朝廷還要壟斷這種「天學」，因為曆書是種只有政府可以編印的書，民間不得私印。每年頒佈曆書都是件大事，專責官員會把它們帶到各個地方。地方官就可以一方面據之指導百姓的農耕生活，同時為大家解答疑難甚至「擇日」。
但是從來有禁令處就必有走私犯法之徒，通勝的編印也是一樣。根據史籍，唐朝的這個問題似乎很嚴重，民間總是有人搶在官方之前私印曆書，好佔領市場，與官爭利。這麼做當然是犯法，然而政府總是無法壓制市場的力量和百姓預卜吉凶的渴望。在這些民間通勝的作者裡，還頗不令一些如今天的明星師傅般的名家，比如唐代的翟奉達，在前面提到的敦煌卷子裡就有好幾本通勝是他編篡的。■
[ 本帖最後由 茗荷介 於 2008-4-8 17:27 編輯 ] | 
發表於 2008-4-8 17: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