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驚天大案暴露了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掠奪
魯能事件是中國國企改革合法性的終結者,它表明了中國國企改革從開始就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歷史性搶劫。最初《CCP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十三大、十四大文件都講的很清楚,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的目標是搞活國有企業,並沒有說最終要把企業賣給管理層和外國人,變成他們的私人資本,所以全國人民才歡天喜地的跟著搞改革,如同最初答應讓人家女兒生活幸福,人家父母才歡天喜地把女兒送來,可得到後便轉手賣掉了,並且女兒父母還沒見到一分錢,這至少算是詐騙吧!去年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質詢財政部,全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一共賣了多少錢,錢都用到哪里了,可是財政部直到今天都裝聾作啞不回答,怎麼回答?可能財政部壓跟兒就沒見過一分錢!以往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各種奇談怪論都一直打著效益的幌子,什麼冰棍理論、靚女先嫁理論、爛蘋果理論、坐失不如流失理論等,其共同特點就是認為國有企業沒有效益,是國家和地方財政應該甩掉的包袱,而魯能事件則徹底粉碎了這些年來一直充斥媒體響徹雲霄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
創建于1995年的魯能集團,從最初「只有5個人一間房」,用十幾年的時間就發展到738億橫跨諸多行業的經濟王國,其效益速度規模恐怕不輸於世界任何一家最優秀的跨國公司,既不是正在化掉的冰棍,也不屬於擔心以後嫁不出去的醜女,更不是滿筐中的爛蘋果,價值不僅沒有坐失,甚至以驚人的速度在增殖,無論用主流經濟學家的哪個理論來衡量,都找不出魯能私有化的理由。或許有人會說,西方發達國家好的國有企業也經常賣掉,不錯,西方發達國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經常把對國計民生重要又效益不好的私企買過來,搞好以後再賣掉,但都是在資本市場上以股份轉讓或股票出售的方式公開賣掉,不僅富人可以買,路邊擺灘的窮人都可以買,並且經過國家這一買一賣,原本純粹的私人企業變成了資本高度社會化的企業。而魯能的買賣則完全是一種到現在都看不清楚的黑幕,不僅不知道購買者是誰,連出售者的身份都糊裏糊塗,專門管理國有資產的國資委都不知道買賣是這麼發生的,以什麼方式買賣的,買賣的價格是怎麼確定的,買賣的資金從哪里來,又去了哪里?恐怕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市場經濟了。
其實,回顧一下國企改革的歷史過程,就能明顯看出類似魯能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被私吞,完全是預謀設計的結果。中國國企改革先後選擇了工業社會中兩個最糟糕的管理模式:先是前蘇聯赫魯曉夫的物質刺激加馴服工具,後是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最野蠻殘暴的血腥壓榨。大體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977年「抓綱治國、抓綱治廠」到1984年的廠長負責制。用8年時間全面恢復了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體制,廢除了主席生前已經逐步形成和正在完善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型企業管理體制,把本來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國有企業逼上了死路。中國當初創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新型企業管理模式,直到現在都是以微觀管理自豪於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和西方現代企業文化的精髓,而當時全面建立的前蘇聯模式,恰恰是當時蘇聯東歐正在通過改革廢除的管理模式,是把蘇聯東歐引入死胡同的管理模式。之所以會選擇這個悲劇模式,主要是當時瘋狂的階級報復形成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建立的一切都要打倒,凡是毛主席生前被打倒的一切都要恢復,由於中國企業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批判物質刺激和馴服工具論基礎上的,所以就一定要堅決廢除。
並且僅僅一個赫魯曉夫模式還不夠,同時還把野蠻血腥的泰勒制也揉了進去,把工人和技術人員從企業管理層排除掉,對那些仍然誤認為自己是企業主人翁的工人,統統作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實行堅決鎮壓。當時從紅頭文件到報刊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告訴工人,只有「老黃牛精神」,甘願做牛做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並且報紙天天不厭其煩的用舞臺演奏音樂指揮的例子,教育工人只有做廠長的馴服工具,企業才能辦好。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制,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企業主人翁地位的徹底喪失,是中國工人悲劇命運的歷史起點,只是當時在獎金的物質刺激下,工人如同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不僅還不知道未來等待著的悲慘命運,甚至還十分高興,不斷增加的獎金讓工人幻想到了未來美好天堂。
在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制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國有企業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面,獎金推動了企業成本越來越高,因為私企老闆獎金發的是自己的錢,不會濫發,只能根據員工效益發放,並且是秘密發放,每個員工都會誤以為自己是最高獎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們的書記廠長髮的是國家的錢,發放標準不是職工對企業貢獻大小,而是個人好惡,並且國家的錢只能公開發放,獎金的作用完全倒了過來,100人發獎金,只要其中一個人多一塊,另外99人就罵娘,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提高全體職工獎金總額,導致企業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面,泰勒制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導致企業效益不斷下降,因為企業效益和書記廠長沒有任何關係,血腥管理不是用來榨取企業效益,而是用來馴服工人做奴才,滿足個人權利欲,把企業變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窩,大家只撈獎金不管利潤,企業效益疾速下降。國有企業終於被徹底趕進了死胡同,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了,再看看蘇聯東歐等一些國家也都在放棄這種管理模式,於是便開始了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並且這時國有企業改革也形成了強大的內部動力,雖然獎金沒有刺激起工人的積極性,但是卻喚醒了書記廠長升官發財的欲望,被毛澤東斷開幾十年的升官和發財之間的橋樑,被獎金重新結合以來,在發放獎金過程中他們初次感受到了權錢結合的無比美妙,同時也越來越不滿足於僅僅是同工人之間獎金數額的差異,他們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發財地位,於是便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階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經營責任制。無論從生產關係還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個階段都是國有企業的質變階段。就生產關係來講,承包經營責任制使廠長和工人,由原來的僅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係,轉變為勞資雙方的關係,彼此經濟利益上形成了對立,書記廠長的利益來自於承包利潤,工人的工資來自于成本,成本和利潤的對立便成為工人與管理者之間階級對立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已經悄悄改變了。
就生產力來講,經營承包是國有企業前所未有的一場巨大災難,在短短四年的時間裏,就徹底摧毀了國有企業的技術基礎,為後來私有化和外資瓜分創造了條件和藉口。所謂經營承包在當時就是利潤承包,這完全是一套逼良為娼的管理模式,由於承包時間比較短,技術改造的投入和產出週期比較長,結果是誰搞企業技術改造,奠定企業長遠發展的基礎和後勁,誰就在承包期內沒有利潤,誰就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誰的結局就越倒黴,如同後來形成砍樹省長砍樹市長的道理一樣,在利潤的逼迫下,國有企業大肆掠奪式經營,甚至連續幾年的不提折舊,更不用說投入了,在瘋狂掠奪式經營的同時,還把包括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全部社會的負擔都壓到國有企業頭上,龐大的國有企業如同一個不堪重負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掙扎和喘息了。
國有企業的毀滅性災難,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經下降到了15%的極限,國有企業由原來的財富創造者變成了財政的包袱,進一步宰殺國有企業的機會形成了。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動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國有企業土崩瓦解過程中發了大財的承包者,越來越不滿足於只是佔有企業利潤,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業資本;另一方面,承包過程中發財的只是正在成為商人的企業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識精英還沒有機會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創造一種商人,官員和知識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體制,於是,國有企業改革便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階段,1988年到1996年實行減員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果說第一階段8年的前蘇聯模式,是工人嘗到甜頭的時期,那麼這8年類似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血腥壓榨,則是工人付出慘重代價的時期,馬克思的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在此期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血腥展現,三千萬下崗工人被拋向街頭,二千萬勞動婦女靠賣淫為生,「下崗女工不流淚,姐妹走進夜總會;陪吃陪喝又陪睡,只為兒女掙學費。」「弱女子當自強,開發身體養爹娘」,是開發身體養爹娘啊!這是何等淒絕慘烈的天地哀歌!把同胞姐妹逼到了開發身體養爹娘的地步,中國男人還是人嗎!中國下崗工人的不盡悲歌,將永遠是人類編年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甩掉了工人這個包袱,擺脫了企業原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負擔,為後來的管理層收購和外資收購準備了一份乾淨資產;另一方面,也為官產學三家共分蛋糕創造了一種雙贏分配格局,通過股份劃分蛋糕。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特色的奇妙作用: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發明放到中國來,都成為了作惡的工具。現代股份制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通過資本的高度社會化,開始了私人佔有制向社會佔有制的轉變,如同中央六屆三中全會所講的那樣「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可是在中國,卻成為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國有資產以及向社會大肆圈錢的一種有效手段。可見,人類的一切偉大發明都具有雙重性質,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雙刃劍,在西方發達國家,它正在把私有制變成社會所有制;在中國正相反,把公有制變成了私有制。如果沒有股份制,中國精英集團在瓜分國有資產上至少會遇到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
在解決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技術問題以後,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便開始在下崗工人無邊血淚的基礎上,歡天喜地的切分屬於自己的那塊蛋糕,以往人們總認為商人的那塊蛋糕最大,其實知識精英的那塊蛋糕才最愜意,知識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塊,第一塊蛋糕是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各種兼職:既有在各個領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職,又有同一身份在各個公司中的兼職;就前者來講,中國知識精英兼職之亂堪稱世界之最,即便用他們自己印製的名片來找,都找不出一個乾淨的學者;就後者來講更是讓人吃驚,有的知識精英居然兼職幾十家公司的獨立董事,每年僅獨立董事的車馬費就超過百萬。第二塊蛋糕是除巨額國家項目經費之外的各種公司資助和出場費,顧維軍雇了幾個主流經濟學家到人們大會堂為他說話,一次就支付了500萬現金,並且不需要承擔官員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風險,完全是合法收入。許多被關在鐵窗下的貪官奸商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同樣是額外收入,官員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獨知識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為想不明白,就拼命讓孩子讀書,希望將來也成為能無風險分蛋糕的知識精英。第三塊蛋糕是通過為權錢交換牽線搭橋直接或者由親屬出面創辦公司,把國有資產變成私人財產。
經過8年的股份制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個特大型國有企業留著繼續賺取壟斷利潤外,全國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組成的數萬億元的大蛋糕,在經濟上已經瓜分完畢,剩下來的就是一個法律手續問題,即如何在法律上變更企業性質,把國有企業變成公開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個股份制改造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權的形式實現的,雖然期股期權明確了管理層對公司資本的佔有關係,但是公司本身還不是管理層私人的,仍然戴著國有企業的紅帽子,這就使當時的瓜分者陷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悖論當中:如果他們掏錢兌現所獲得的期股期權,巨額現款本身就證明自己是腐敗分子;如果他們不掏錢兌現,瓜分到的資產就感覺不踏實。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運動中多吃多占都要挨整的情況歷歷在目,現在居然把如此巨額的國有資產劃歸自己,心裏如何能踏實,筆者就曾遇到不止一個企業家表示過類似憂慮。
國有企業改革再次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同《國際歌》中唱到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瓜分國有資產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在這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後關頭,以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開始了大顯身手,他們一改過去那種「饅頭不叫饅頭,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奧學術語言,專門為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創造了一系列極端通俗的經濟學理論,什麼老鼠偷油理論,冰棍理論,爛蘋果理論,靚女先嫁理論,醜女陪嫁理論等等,最先沸沸揚揚鬧起來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論,起因就是為當時貪污判刑的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鳴不平,在全國掀起了老鼠為什麼偷油吃的大討論,整個知識精英集團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飽它。用什麼來喂?就用國有資產喂;憑什麼用國有資產喂?因為國有資產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與其白白化掉,不如讓老鼠吃掉。這一系列讓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論,最終主導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開始了所謂國企改革的最後攻堅戰:產權制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開了!
第四階段,1996年以「國退民進,抓大放小」為標誌的產權制度改革。這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最後完成階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幾十年艱苦奮鬥創立的國有企業,就此變成了極少數貪官奸商和改革精英的私人財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的窮人和富人的歷史大較量勝負已定:窮人再次輸了!直到此時,那些曾經為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流血奮戰以及建國後數十年艱苦奮鬥的健在老將軍、老幹部、老科學家才恍然大悟:受騙上當了!所謂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個歷史圈套!可是已經晚了,全都晚了,就在那些共和國的創立者和建設者還沒搞明白什麼叫MBO的時候,由官產學組成的「精英鐵三角」,已經通過MBO(管理層收購)將全國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盡數收入囊中。
所謂管理層收購,就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自己確定個價格把企業賣給自己,最為荒唐的是這裏的所謂收購不過是借用了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其實一分錢也不出,或者把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拿到銀行抵押貸款來收購;或者用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未來利潤作抵扣;或者乾脆不出面,由信託投資公司帶為收購;等等方法還有許多,其共同特點就是不付一分錢,用國有企業自己的錢收購國有企業,如同你們家保姆用你們家抽屜裏的錢收購你們家的房子。
這種無異與公開搶劫的所謂收購引起了越來越多人們的不滿,於是主流經濟學家聯袂出場,一時間「醜女陪嫁理論」響徹雲霄,意思是國有企業是醜女人,嫁給誰是誰的負擔,因此不僅不能收錢,還應該給收購者適當陪嫁。如此荒謬的醜女陪嫁理論,居然最終影響了國務院決策者,形成了衡量地方官員的政績標準,賠錢賣國企猶如狂潮大浪般席捲全國,整個中國大地響徹著一個口號:賣光!賣光!全賣光!什麼山東的陳賣光,四川的蕭賣光,賣光國企的政治新星一顆接一顆的在中國天空升起。各地開列的國企陪嫁條件也越來越優厚:諸如企業欠款可以掛賬停息,銀行可以給予貸款,財政稅收可以減免,工人鬧事由公安局保駕護航(至今重慶公安局還設有專門保護企業家的機構)等,唯恐賣光國企的政績落在別人後面,那種壯觀場面,遠遠超過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產權改革。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蔚為壯觀的產權改革,第一次是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產權改革,第二次就是賣光國企的產權改革。後者是對前者的歷史清算,由於後者是「笑到最後笑的最好」的清算者,所以後者的壯觀場面遠遠超過前者。如同馬克思講「革命是人民群眾最盛大的節日」一樣,賣光國企成為有史以來中國富人最盛大的節日,無論是參與的官員,商人,還是學者,組成鐵三角的每個一人都興奮異常眼放綠光,鐵三角輝煌的歷史性勝利,連那些已經被邊緣化為行屍走肉的酸臭文人都跟著激動起來,當時具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的40多個作家,聯手弄了個「窮棒子王國事件」,大罵那些當初曾經吃到天鵝肉的窮棒子癩蛤蟆,最可憐當初創立過窮棒子社的那位80多歲的老農民,在40多個具有政治頭銜的大作家的聯手打擊下,求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只能在家天天看著主席像以淚洗面,中國的諸位大文豪大英雄啊,你們不應該聯合起來聲勢浩大地去欺負一個80多歲的老農民啊!
從國企改革的整個過程可以清楚看出,最終的私有化完全是一個有預謀有計劃的極端巧妙的設計過程,其巧妙之處就在於,其中每一步都是死路,並且出口只有一個,絕沒有第二個選擇。最初全面建立蘇聯赫魯曉夫管理模式,把國有企業逼上死路,自然就形成了如何擺脫死路的國企改革問題;由增加企業成本的獎金模式出發的改革,只能選擇關心利潤的經營承包責任制;利潤承包制必然是摧毀國有企業的技術基礎,盡最大可能讓更多工人下崗,國家和工人同時遭受巨大損失;要改變經營者一統天下損害所有者利益的企業格局,就只能實行股份制;而國有企業「老三會」與股份公司「新三會」之間完全不同的決策機制,必然形成不可調和的企業內部衝突,使股份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運行;組成國有企業決策結構的是黨委會、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組成股份公司決策結構的是董事會、股東大會和監事會,二者之間如同長度和重量一樣,根本不是一回事兒,作為決策者就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要麼回到最初的完全國有化,要麼實行完全的私有化;除此之外絕沒有第三個選擇。由於回到國有化的道路早已不復存在,決策者唯一的選擇就只能是接受全盤私有化,所以客觀的講,在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中,決策者始終是被動的。有的人看到這裏會誤以為我們在為決策者解脫歷史責任,其實不是,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類似決策者被利益者牽著鼻子走,官被僚牽著鼻子走,狼被狽牽著鼻子走的反常現象,並且這種反常現象在中國歷代重大變革中幾乎都會表現出來。
在瓜分完幾十萬中小型國有企業以後,類似魯能集團這樣的超大型國有企業也被持續多年的高額壟斷利潤養肥了,並且是世界上最肥的企業。可以說,世界上有許多比我們國有壟斷企業更大的跨國公司,卻沒有一個比我們更肥的跨國公司,目前世界最大公司是沃爾瑪,但是並不肥,它的中國公司連個轎車都沒有,老總居然坐著送貨的麵包車去機場迎接前來視察的總部領導,至於前些年世界最大的微軟公司老總比爾蓋茨,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吝嗇鬼。而中國大型國有壟斷企業之肥震驚天下,從我國周邊地區到遙遠的北美,世界到處都在翻建賭場,以更好的伺候中國富豪,像劉金寶這類不過是屬下公司的一個經理,都能一次甩出幾百萬元為情人美容,可見我們的大型國有企業肥到了何等程度。
這些巨肥的超大型國有企業自然成為新一輪也是最後一輪宰殺的目標,可是,就在鐵三角再次啟動,將要展開一場古往今來最壯觀的世紀大獵殺時,天色變了,胡溫新政出臺,獵殺者的步驟被打亂了。他們緊急調集全國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主體的一流知識精英,聚集北京西山,召開了中國改革三十年來規模最為盛大的「民間」理論大會,即著名的「西山會議」,商討宰殺超大型國有企業的新型改革理論,可是這一次鐵三角中的知識精英卻讓同行們大失所望,或許是腦滿腸肥的過多脂肪阻滯了他們大腦運轉,他們「上天下地入黃泉」地搜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理論,仍然是「兩處茫茫皆不見」,再也找不出宰殺超大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理論了,於是惱羞成怒地圖窮匕見,直接喊出了心裏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共產黨搶來的,再從共產黨手裏搶走,不過是物歸原主。」顯然,這是一個沒有絲毫歷史常識的說法,共產黨的國有企業並不是搶來的,至少中國國有企業不是搶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幹出來的。先不說這種理論在共產黨領導下行不通,就是在邏輯上也說不通,並且急轉直下的形勢變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再創造新的改革理論了,時間機會都不等人,當初中國工人階級在創造大型國有企業時那種「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大慶精神,被他們接過來用在了侵吞這些大型國有企業上,沒有理論依據就乾脆悄悄的幹,於是便有了魯能集團738億的絕密收購。
魯能事件使中國原本正在逐步晴朗的政治天空再次複雜起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甚至否定胡溫新政的偉大轉變。就思想理論來講,我們堅持認為六中全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同時也注意到了最近兩年特別是2006年瓜分國有資產進入了最瘋狂階段,這種瘋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魯能集團為代表的對超大型國有企業的侵吞。魯能集團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唯一一個私有化的超大型企業集團,隨便翻看一下報刊資料就會發現,在提到中石化、中石油等超大型國有企業時,股評家最常用的術語就是:「該股最具震撼力的,是其私有化題材」,私有化題材已成為購買超大型國有企業股票的最響亮口號。
二是外資對中國行業龍頭企業、核心大企業以及大銀行的滲透和控制。2006年美國花旗銀行以聯合收購的名義,自己出資不過60億,就控制了擁有3558億元總資產、27家分行、502家網點,與世界83個國家和地區917家銀行具有代理行關係,連續多年位列全球銀行500強的廣東發展銀行。或許有人會認為,相比花旗銀行用60個億收購3558億的廣發行,用37億收購738億魯能的人出錢還是比較多的,其實不是,外資收購無論價格多低至少還是真出錢,而內資收購往往是不見分文,完全是用你們家抽屜裏的錢買你們家的房子。
這兩類收購雖然同樣瘋狂並且同樣嚴重威脅到共和國的發展,但是它們卻越來越明顯的表現出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已經完全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和理論合法性,他們從現有中央政治路線和理論體系中已經找不到任何藉口了,只能是不講任何理由的埋頭蠻幹。不僅收購魯能是埋頭蠻幹,向外資賤賣銀行股份同樣沒有一個像樣的理由,中國銀監會和各大銀行都承認,銀行賤賣股份引進外資不是因為缺錢,把銀行交給外國人是為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此說法還未等國人反駁,就被外國人狠煽了一個耳光。英國倫敦卡斯商學院搞了個世界最具才幹的年輕CEO排行榜,來自中國公司的管理者占絕對優勢,不僅位列榜首的是中國人,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4席,前50名中23席都是中國人,並且多數(12名)年齡在40歲以下,最年輕的33歲。而日本CEO的平均年齡是62歲,美國是55歲。這個排行榜至少說明了中國不只是不缺錢,同樣不缺少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管理人才。銀行也知道賤賣銀行股份沒有任何能擺上桌面的理由,所以和魯能事件一樣選擇了埋頭蠻幹的做法。
大家都還記得,曾幾何時,中國改革精英的潘多拉魔盒裏幾乎什麼希奇古怪的理論都有,甚至是流氓強姦都能論證出受害婦女的快感來,可是現在,他們只有瘋狂沒有了理由,一個社會集團一旦發展到連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理由的時候,無論這個集團多麼瘋狂都只能是最後的瘋狂了,目前中國鐵三角構成的利益集團就是進入了歷史上最後的瘋狂,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歷史的期限到了,他們的遊戲就要結束了!現在唯一不能確定的是,他們在完蛋之前會讓整個國家和人民付出多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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