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母語書寫的問題

粵嚟粵掂

也談母語書寫的問題

 

呂興昌

 

 

 

筆者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側重點一向放在同道較少處理的本土母語文學部分，不過焦點仍落在「文學」上，對「母語」本身則較少涉及。最近由於上課需要，對母語的「語言」層面也開始多所用心，因此有關本土母語的發言、文章也就隨見隨錄，逐一彙入尚在進行中的「母語／文學言論觀點記事長編」裡。其中，有的對母語的嚴重流失深表遺憾，乃大聲疾呼亟思搶救，有的則識見偏頗，對母語心存輕視，表面雖不便反對，暗中卻繼續打壓不遺餘力；蓋台灣歷經兩次外來政權「國語政策」的壓制與洗腦，對於業已住進加護病房的原住民語、一般病房的客家話以及開始掛號的H?-ló 話（音「鶴佬」，即福佬話、俗稱台語）， 有些人早已無動於衷，見死不救，他們的口頭禪是：反正大家都會講「國語」，溝通沒問題，安啦，不會母語又有什麼關係！

 

因此，當台灣的文學書寫有機會開始將母語辭彙陸續加入華語敘述文體之中，如六、七○年代的黃春明；接著在對話中盡量用母語書寫，如八○年代的王禎和；最後則完全離開華語，全以母語寫作，如九○年代以降的諸多母語作家，毋寧是可喜可賀的發展。

 

這中間，有關母語書寫的用字問題，特別是漢字的使用，由於長期缺少正規的母語教育，當然難免會有人各為之，莫衷一是的現象。不過，母語的書寫絕不能等到母語教育實施且有成效之日才開始動手。試想，戰後台灣的「國語」教育，從小學一直到高中，一個禮拜至少必修五、六節的「國語」「國文課」，在校要考試，升學要考試、就業更要考試；所有的教學語言，不管教史地教理化，教英數教美術，全都使用「國語」，所有的報章、雜誌、課外讀物也幾無不用「國語」，像這樣，四○年代左右出生的人，還必須經過二十年，才能在六○年代寫出像樣的「國文」！將心比心，今天的母語教育遲至兩年前才正式上路，而且意思意思地，每週只有一個鐘頭，在校不必考試，升學就業也不考，其教學語言仍然是「國語」，母語的報章、雜誌絕無僅有，課外讀物亦不普遍，如果這種惡劣的學習環境不改善，照比例看，成熟的母語書寫，再過一百年也仍將原地踏步毫無進展。

 

所以，我對母語書寫中漢字的使用情形，雖明知尚有未盡理想的地方，但站在寫作的立場，總認為不應加以苛責，我甚至可以大膽的說，在長期母語教育付諸闕如的條件下，台灣的母語書寫有權利寫出奇奇怪怪的漢字！試看底下這個例子：

 

安童哥仔聽一見　獨項罵甲意　刣豬仔兄就應伊
肥兮五角二　散兮一斤六百四　愛倒一塊恰甲意

 

這是流行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歌仔冊《安童買菜歌》的片斷（1933年嘉義捷發漢書部發行），也是歌仔冊典型的書寫文體，讀者假如堅持華語閱讀的立場，顯然便有不忍卒讀的遺憾。問題是，歌仔冊興起於民間，作者普遍不太認識漢字，甚至是盲人，他們有如吟遊詩人，弦歌口誦，再由漢字素養有限的人替他筆錄，他們部分使用語義與華語相容的的漢字，但也誤打誤撞地大量利用「六書」之一的假借原則，將漢字視為語音的符號，而不採其義，因此習慣於望文見義的讀者，即使嫻熟精通母語，乍看這些文字，也會一時不知所云；筆者剛開始接觸這些母語文學的瑰寶時，便有這樣的失措感，所幸當我了解歌仔冊實際的創作情形後，很快地調整閱讀策略，不再純然見字辨意，而改用循音會意的方法，也就是暫不受文字意義的影響，而是先讀出整句的語音，然後順著完整而有上下語脈的語音，自然體會出它的意思，就像你正聽著別人唸誦一樣，結果所有的困惑幾乎一掃而空，剩下的只是詞彙古今有別，有時不免生疏而已。

 

像上引這幾行歌詩，意思是說：（祝英台家的小僕人安童奉命到市場買菜款待來訪的梁三伯，到了市場，山珍海味，琳瑯滿目，販者鼓其如簧之舌大力招徠）安童小哥一聽，每一樣他都很喜歡，殺豬的大哥就回答他：肥的五角二，瘦的一斤六百四，你要哪一塊比較中意？獨項（t?k-h?ng逐項），每一樣；罵甲意（m?-kah-ì 嘛合意），全都中意；肥兮（ê)，肥的；散兮（sán--ê)，瘦的；倒（tó)一塊，哪一塊；恰（khah)甲意，比較中意。

 

筆者認為，在過去並無母語教育的歷史階段裡（嚴謹的說，應該是沒有口語書寫教育，傳統私塾教的只是漢詩漢文那類文言的書面語，對口語的記錄幫助有限，更何況他們還常瞧不起口語的母語），不應責備他們如此書寫是胡搞亂搞，更不該進一步要求他們先弄清楚正確的母語漢字後再下筆，因為歷史要是真的如此發生，那麼，這類不下千種以上的歌仔冊作品，將不可能出現在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流裡，其損失之鉅不言可喻。

 

從這樣的歷史情境來觀察目前台灣的母語書寫情形，大致可以發現最沒有用字問題，也最能原貌呈現母語語音精髓的，首推「白話字（p?h-?e-j?）」（俗稱教會羅馬字），這個已有一百八十年歷史的書寫系統，出版過聖經譯本、報紙、雜誌、醫學專著（如戴仁壽的《內外科看護學》）、詩歌、散文、小說（包括長短篇）；台灣第一部結集的小說與散文，出現於一九二○年代的日治時期，即賴仁聲的《阿娘ê目屎》與蔡培火的《十項管見》，他們既非當時盛行的日文書寫，更非新文學運動初興的華文書寫，而是道地H?-ló 話的白話字書寫。

 

其次是漢字與白話字合用，俗稱漢羅書寫，其原則為無爭議的用字採漢字，有爭議或無漢字可用者採白話字，例如一大早見面打招呼說「gau5早」；gau5，漢字或作「賢」，或作「爻」，或作「敖」下加「力」字，其實都有問題，如果不用全羅寫成「g?u-chá」，那麼「gau5早」這種漢羅合用的方式便成為最佳的選項。

 

第三種全採漢字的書寫方式，其實是問題最多的一種，其原因一方面是H?-ló 話順時發展衍變，固定化的漢字在追趕記錄多變的語音上，幾乎可說是疲於奔命而且還常不討好，另方面則是H?-ló 話並非全屬漢語系統，她先是包含了原在中國的百越民族語，後來又加入台灣的原住民語、殖民者大和民族語等等，因此硬要以既有的漢字或者另造新字來記錄這些非漢語的成分，當然是戛戛乎其難矣哉了。

 

筆者深知，今天的H?-ló 話，有些尚找不到適當的漢字，並不表示一定永遠找不到，但那是古漢語研究學者的專業領域，一般的文字工作者（他們還大多不是母語工作者）實在沒有必要承擔如此難以負荷的重。準此，當我拜讀對H?-ló 話素有研究的陳癸淼教授〈現代倉頡何其多，何其遜！〉一文後（發表於《聯合報．聯合副刊，2003.09.09》，，雖然對他把振興母語視為政治鬥爭、分化族群的觀點，礙難苟同，但對他所舉的母語用字之錯誤，則完全同意，只不過仍覺得他批判的對象不應該是那些對母語原就沒什麼研究的一般媒體工作者，要批判，就應該找那些專門從事母語文學創作的，大尾的作家來下手才對。問題是，這些作家在哪裡？我想許多嚴詞批評母語書寫如何荒腔如何可笑的人，可能都不怎麼清楚吧，他們只是從平面或電子媒體看到一些以偏概全不足為訓的插花例子，就窮追猛打，以為所有的母語工作者都是這麼「遜」！

 

筆者誠懇地希望他們到專門賣台灣相關書籍的書店找一找，或者上網以「母語」「台語」或「客語」為關鍵詞搜尋一下，便會發現，台灣目前早已出現專業的母語雜誌（如《台文通訊》、《台文罔報》、《台灣字》、《掖種》）、專業的母語出版社了（如台笠、安可、金安），想讀整本的詩、散文或小說，可以說是相當方便的。我想，以濫用荒唐來譏刺非台文工作者用字的不妥，對他們並無太大的意義，反正他們又不是專門寫母語文章的；同樣的，對真正從事母語工作者也沒什麼影響，因為像陳教授所舉的那類例子，對他們而言根本就已經是普通常識了。我擔心的是，這種譏刺對母語教育還一知半解的一般學生與家長，恐怕會讓他們產生誤會甚至排斥的心理，這對好不容易才剛起步的母語教育，殺傷力是相當大的。

 

總之，陳教授憂心母語用字不當，應該寧缺勿濫，並說H?-ló 話確有有音無字的現象，不得已只好用注音符號來標示，並建議教育部邀請語文學家來為H?-ló 話語詞作正音、正字，定音、定字的工作，並進而編一部H?-ló 話大辭典，原則上我也有同感，只是態度上略有差異。我認為所謂有音無字，比較精確的說法是有音無「漢字」，就像說某人不識字時指的也只是不識「漢字」而已，因為對不識漢字的台灣老先生老太太來說，他們有些是可以一目十行地快速閱讀整本白話字聖經的，你能說他不識「字」嗎？他可是精通白話「字」呢！這種破除只有漢字才是字的觀念，在推行母語教育上特別重要，因為了解漢字固然是「字」，白話字也是如假包換的「字」，就能理直氣壯地宣告，找不到漢字照樣也能從事母語的寫作，因為還有白話字啊！進一步更可毫不猶疑地宣稱：台語絕對是有音就有字的語言系統。

 

另外，對於用注音符號標音，我也認為絕非上策，因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要求，早已成為全民的共識，而以注音符號標音的方式可說是最難與國際接軌的做法，更何況注音符號本身的設計只是注音，而非文字，在使用上並不自然，例如，陳教授文中所提，食飯的「食」注「ㄐㄧㄚ」，「甲」注「ㄍㄚ」「呷」注「ㄏㄚ」，都無法讓人讀出這三個入聲字正確的讀音，如果改用已有一百八十多年傳統的白話字──「chi?h」、「kah」、「hah」，那就精確無訛了（h代表入聲）。最後筆者對注音符號另一點意見是，這種封閉性的注音系統，對原住民語的記錄更極不公平，更不友善，例如，排灣族祖孫相互稱呼都叫「vu-vu」，請問注音符號能處理嗎？千萬別說再造個音符就好，那可才真是人見人厭遜斃了的現代倉頡啊！

 

 

 ── 發表於【2003/09/11~1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