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尽的北京路

卢总

　　在广州，北京路可谓无人不知，但又非人所尽知。

　　每一条小巷，每一个门牌，都可以让历史研究者下大力气考证一番。先贤里出过哪些先贤，“双门楼”站过几位将军？九曜园中，药师如何做药？承宣街上，地方官如何恭迎圣旨？

　　置身北京路，你会感到它不是一首诗，因为满耳全是叫卖声；它也不像一幅画，熙攘的人群，无规则的涌动。但，这就是生活，生动而鲜活。

　　北京路，是千百年来广州人实实在在生活着的地方。华盖而过的官员也好，挑担串巷的小贩也罢，谋生计、干事业、争利益、图享受……如此种种，都在这条路上进行着，进行了千百年，而且还将进行下去。

　　阅读历史，你会发现北京路穿越千年的坚韧。番山、禺山被凿平了，北京路却越走越宽；饱经战乱，它依旧繁华；老字号搬走了，几十年后，它们又会搬回来……

　　岁月悠悠，世易时移。这条街上的人生了又老，来了又走。欢歌笑语，血泪悲泣，都沉淀在这历史的泥土里，在这条不寻常道路的深处。

卢总

　　外地人喜欢逛北京路。但一到北京路，还没来得及享受购物乐趣之前，“千年古道遗址”已经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整个广州城的历史，仿佛可以浓缩在这条马路之中。

　　2002年北京路步行街改造过程中，意外地在路面下挖掘出南汉、唐、宋、明、清五朝11层古代路面遗迹和宋代“双阙”楼遗址。由此，这条路的漫长历史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

卢总

　　北京路，和广州城一样的老。公元前204年南越王赵佗建国，其皇城就在今北京路北段财厅前一带。三国时，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治所迁至番禺（古广州名），扩大赵佗城，世称步骘城，“其南门在番、禺二山之间，中间为南下海边大道，即今北京路到西湖路段”（见曾昭璇：《广州市志·建置志》）。

　　秦汉时，广州城称为番禺城，是因为城内有番山和禺山两座山冈，而北京路的位置就在这两座小山冈之间。番山原来较高,南汉时扩大广州城区而被凿平。宋代在此山遗址旁筑“九思亭”，后改称“番山亭”，大概也就是在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旧址北面的“九思亭”处小丘一带。禺山在今北京路以西，小马站以东，西湖路与越秀书院街之间，唐末开拓城区时被凿平。今天北京路西侧还有禺山路。不远处还有禺山市场，建于1920年，是广州最早的肉菜市场。

北京路各朝代路面遗迹

卢总

　　老广州会把北京路中段叫“双门底”。唐末天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扩大广州南城，命人凿低南门两侧的番山、禺山，在南门上建清海军节度使楼。917年，刘隐之弟刘岩在岭南割据称帝，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定都兴王府（即广州城）。他再把清海军楼改建，人称“双阙”，并扩宽楼南面两边道路，发展商业。971年宋灭南汉，把广州南城墙拆掉，城市向南拓展，直至江边，“双阙”楼成了城内屹立的高楼。宋淳枯四年（1244年），把“双阙”大规模改建。建成后，楼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三丈二尺，上为楼，下为两个并列的大门，故俗称为“双门”。这才是“双门底”的最初由来。

　　宋代文人刘克庄写有《广州重建清海军楼双门记》，记下双门落成的盛况：“饶吹轰空，斗酒系道，观者数万，皆曰轮奂美哉”。从此双门一带，更为热闹，“双门底”成了著名商业街。

　　元、明、清三代，双门楼都是羊城的权威报时楼。元代制作的报时器“铜壶滴漏”一直放于楼上（今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州博物馆有复制件），白天悬挂时辰牌，晚上击柝打更。据记载此物“百年不爽”，百姓称便。

　　清顺治十年（1653年），官府把双门楼改建，命名为“拱北楼”。其楼的双门不变，双门底的商业更为热闹，而以卖书坊、古董市、花市最为著名。有一年科举考试，作文以“双门底卖书坊”为题目，可知书肆之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兵临珠江之上，在断断续续的炮击中，北京路上的很多商铺受到破坏，拱北楼更是被击毁。咸丰十一年，拱北楼修复，同治三年（1864年）再重修。后来民国拆城墙筑马路时，拱北楼最终还是被拆掉了。

卢总

　　清光绪年间的《广州府志》上有一张地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路南端——永清门的位置，在泰康路口附近。北京路北段（即中山路以北）那时叫布政司前街；中山路至青宫门前叫承宣直街；青宫至西湖路口叫双门大街；西湖路口至大南路口叫雄镇直街（因顺治十一年巡抚李栖题楼匾“雄镇南邦”而得名）；城墙就是今天的大南路与文明路一线。永清门即大南门，出了永清门，就直通天字码头和接官亭了。

　　清末时，广州商业大发展，城墙令交通不便，有人提出拆城墙。1913年，广东省政府设工务司，策划拆城墙筑马路。1918年，广东省政府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成立广州市政公所（当时未正式建立广州市），主理拆墙筑路之事。

　　要说当年修北京路，就不得不提一个人——杨永泰（1866年～1936年），广东茂名人，曾留学日本。1916年，他与梁启超等组织反袁世凯独裁的两广护国军，任财政局长。1918年，杨永泰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继而任省长，11月兼任广州市政公所督办。“财神爷抓庄”，修路的事得以重见曙光。当时首先修的马路就是北京路。广东省爱国人士莫雄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他任内，曾与警察厅长魏邦平一起合作，不顾商家们的极力反对，采取强硬措施，在广州的财厅前一直至长堤，开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条马路。”

　　当时的北京路，全长1252米，宽16米，完全按照现代马路的规格修造，由此奠定了北京路近代以来百年的繁荣。北京路扩建为马路是在1920年，当时把沿线各段的名字统一起来，称为永汉路，据说因为原有“永清”街，取反其意为“永汉”。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为纪念缔造民国的元勋、番禺人胡汉民，北京路改名为“汉民路”。1945年抗战胜利，又复名为永汉路，此名一直用到解放后。

　　1966年，永汉路更名为北京路，沿用至今。

卢总

　　今天的北京路，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而在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条官道，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官家气象　　

　　从南越国开始，历朝历代众多的官衙机构就设在这里。以今天北京路376号省财厅为例，唐代为岭南道清海军节度使署，南汉国为宫殿，宋代为经略安抚使司署，元代为广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行中书省署，明代为广东行中书省、承宣布政使司署，清代为承宣布政使司署，民国为广东财政厅。官员们从官署出来，都是沿着北京路走到南门或珠江边。

　　今天北京路南段的天字码头，最早是在清初形成的。过去官员南来广州者，大多顺江而下，在天字码头登岸。这个码头只供官员使用，民船不得在此停泊。清雍正年间，布政使王士俊在天字码头附近建日近亭，供接官之用。官员卸任离开广州时，也在此亭恭请圣安，然后才上船启航赶路。

　　

卢总

　　清朝统治末期，社会动荡。作为门户的广州，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而北京路更是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

　　今天的北京路南端，有一个曾经杀气冲天的地方，老一辈的广州人称之为“杀人地”，而地图上的正式名字叫法场地，大约在珠光路与八旗二马路之间。顾名思义，它是古代犯人行刑的地方。

　　咸丰年间（1854年），广东爆发洪兵之乱，天地会众在数月之间连克府州县城40余座，并围攻广州长达4个月，全省震动。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大举清乡，几乎见人就抓，“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法场地从早到晚不停地杀，据说一口气杀了7万多人，而全省被杀人数，则高达40万之多。

　　容闳曾亲临法场地观察，后来他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描述他所见到的恐怖情形，至今读来，犹不寒而栗：“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刑场四周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地上之土，吸血即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

　　

卢总

　　辛亥革命前夕，清廷派凤山为驻粤将军，当其在天字码头上岸不久，就被革命党人的炸弹炸得横尸路旁，为清政权敲响丧钟。民国时某酒楼有一菜式名“凤山入城”，也就是“炸蛋（弹）”。而在此前的1911年4月8日，先烈温才生也曾在此处行刺清将军孚崎，失手被擒而牺牲。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12月11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了广州起义，并在此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其旧址就在北京路西侧不远的广州市公安局。

　　当时盘踞在河南的反动武装渡河反扑，有一股从天字码头登岸，起义者在北京南路英勇还击。叶挺、聂荣臻登上财政厅楼顶，观察广州起义军民与敌军战斗的状况，为保存革命力量，下令起义军撤出广州。当时反动派在两旁商店纵火，一片惨烈景象。很多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被俘。今天的永汉电影院当时还是一片空地，反动派用来做了临时刑场。

卢总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当时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因出售日货受到爱国学生包围，要求该公司把所存的日货全部交出烧毁，并保证今后不再出售。

　　旧广州公安局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北京路开设新世界洋货店，专卖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仍不断贩卖日货，牟取暴利。1931年10月10日夜，广州2000多群众集会，包围了新世界，把店内的日货搬到永汉路焚烧；另一部分人则包围了永汉分局，谴责该局之前无理拘捕爱国群众。

　　晚上11时许，公安局派出大批保安队员开到，永汉分局警员在杜煊泰的指挥下，分兵四路，向群众开枪扫射，并用枪把、木棒追打群众。北追至财厅，南追至天字码头，西追至维新路，东追至文德路。霎时之间，枪声阵阵，爱国群众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学生及民众100多人被捕，酿成骇人听闻之“永汉惨案”。

　　1938年6月间，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代表廖承志在哥伦布酒店（北京路229号）召开读者招待会，参加者有200多人。会上，廖承志进一步说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的青年。

　　1938年8月13日，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广东当局提出“保卫大广东”的口号，发动了一次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并在大南路设置了献金台。尽管6、7、8月间广州市接连遭到日机的轰炸，但参加献金大会的群众还是镇定自若，献金台前挤得水泄不通。

　　晚上，全市10万人举行献金游行。晚上6时40分，游行队伍从中山纪念堂出发，途经吉祥路、越华路、广仁路、财厅前、永汉路（今北京路）到天字码头，然后沿长堤到丰宁路解散，历时两个小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带领群众高呼：“到献金台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广州。占领初期，广州入黑实行宵禁（后来延迟至晚上9时或12时才实施）。宵禁开始即停止供电，昔日热闹的北京路一片沉寂，只有日军运送物资的车辆在深夜里穿过，马达声、皮鞭声猛地划过空旷的街道。

　　北京南路这一段白天行人也很稀少，因为这里的十字路口设有日军检查哨，出入不便。珠江河边由东到西除了留下若干码头使用外，一律用带“倒刺”的铁丝网封锁起来。天字码头和附近房屋为日本海军所占用，岗哨林立。之前的大路，现在对中国人来说却宛若死胡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前。

neogeo

北京路原名永漢路, 我強烈支持改番原名

卢总

　　北京路也是近代新思想的率先传入之地。旧时由于封建思想作怪，广州的酒楼、茶室都不招女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一位名叫大娣的商人为了强调女权平等，在北京路高第街对面，开办了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由当时较为出名的女律师苏瑞生的女佣人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这茶室首开了广州茶楼招聘女侍应生的先河。

　　但是茶室虽能正式营业，当时众多的市民却仍未适应这一做法，大多数人都不习惯接受女招待的服务，因此茶室不久就歇业了。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数茶楼如陶陶居、诞香、占元阁等才在高级餐厅内试用女招待。抗战胜利后，茶楼开始兼营筵席、饭市，才正式招聘女工。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从解放北路开进市区，分兵沿北京路南下，迅速占领了永汉警察分局。自傍晚海珠桥爆炸声响过之后，这条马路整夜沉寂异常。第二天，沿街张贴出解放军的布告，还出现了秧歌舞。北京路迎来了新的黎明。

　　1966年，广州有89条马路，被合并为24条。北京路一带许多略带历史痕迹的路名，都换上了大红招牌，像龙津路、惠福路改为向阳路，高第街改为群众街。永汉路的老名也在此时正式被北京路所代替。后来很多路名都改回了文革之前的称呼，而北京路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

卢总

宋元时期路面（公元１１２７～１３６８年）

 

来源：广州日报　　策　划：赵　洁　　撰文：金　叶　任朝亮　　摄影：黎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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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总好有感触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