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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老師的風骨與悲劇的誕生
——《葉啟芳傳》序
作者：袁偉時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點擊數：62 更新時間：7/14/2007
捧讀易新農教授和他的弟子夏和順先生的《葉啟芳傳》，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從1950年進入中山大學念書開始，我的一生與中山大學難解難分，書中涉及的人和事都有或濃或淡的記憶。
提起葉老師，現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但當代中國知識階層讀過洛克《政府論》和考茨基《基督教基礎》等漢譯世界名著的人不少，其譯者就是葉啟芳先生。
我認識葉啟芳老師已經是他被劃為右派以後的事了，只是見了面點點頭，沒有深交；留下的印象是沈默寡言。讀了這部書才知道，早在我出生前十年間，葉先生在香港、北京和廣州等地已經叱詫風雲。1927~29年，出任廣州名校培英中學校長，在學生記憶中：“葉校長身材短小，卻風度翩翩，嫻於詞令，聲音雄壯。演講時，如行雲流水，亦諧亦莊，饒有風趣；且對所闡述問題，條分縷析，娓娓動聽，是五位校長中最能言善辯的演說家。”
反差太大了！轉折點是1950年。
這一年，應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和廣東省衛生廳長陳汝棠（稍後任副省長）的邀請，到廣州出任私立國民大學教務長。校長是陳汝棠，是民革中央委員兼民革廣東省領導人，公務繁忙，無暇兼顧校務，希望葉先生為他代勞。有豐富教育工作經驗並在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達德學院與中共合作愉快的葉先生，做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舍棄在香港英華女中月薪1200元、太太收入也不菲的優裕生活，接任薪金微薄的國民大學教務長；二是把獨子葉孟德送去參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行動後面是思想：同當年許多摯愛自己祖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深信中國共產黨取代貪汙成風、獨裁專制的國民黨，已經為國家富強、民主掃清了障礙；是美帝發動了這場被金日成稱為“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的以中美兩國為主力的戰爭。思想深處是與飽受折磨的祖國割不斷的深情！
可是，他畢竟是缺少實際政治經驗的書生，根本沒有察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以後，像他這樣的黨外知識分子不再是奪取政權的合作者，而是“黨要領導一切”的體制框架下的“團結、教育、改造”對象。也許他想大展身手，像當年辦培英中學那樣把國民大學辦成一家著名的私立學校，但時過境遷，不管校長多麽信任，實權只能掌握在共產黨派來的副教務長手裏！這個規矩體現著無所不在的體制，與某個人的品德無關。這位副教務長名叫朱瓚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40年代末經營一家規模不大的建築師事務所。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身為中共候補黨員的他被派到國民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國民大學並入中山大學後長期擔任中山大學總務長，是人人皆知的圓融通達的好好先生；共產黨員的候補期通常是一年，他因為“鬥爭性不強”，一再檢討還是過不了關，候補了五六年才勉強當上正式黨員。就個人而言，他絕不是爭權奪利的角色，卻偏偏是這位對辦大學知甚少、忠實按上級指示辦事的他讓葉先生身勞心拙。
1957年葉先生撈到一頂右派帽子，也是體制與個性沖突的必然結果。當時中文系四位才華橫溢個性鮮明的教授：董每戡、詹安泰、吳重翰和葉先生被被誣為“反黨小集團”，唯一的“罪證”是對系主任王起教授的工作不滿。王、葉兩位老師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員。按正常邏輯，這些無非是同事之間的工作分歧，也可算是盟員之間的矛盾吧，反黨、反社會主義雲雲，真不知從何談起！不幸，這裏通行另一種邏輯，批評共產黨支持和信任的人，同批評共產黨員一樣，就是冀圖推翻這個制度！
個人品德和恩怨解釋不清令人瞠目結舌的政治風暴！以王起老師來說吧，從即時場景看，他不是中文系這場鬥爭的領導者（據參與當時中文系反右鬥爭的朋友告知：當時由四位中共黨員教師組成領導小組負責這件大事）。更長的時段中，這位研究古戲曲的權威，有引發四位教授不滿的一面，也有獎掖後進和晚年不屈不彎的動人故事。更合理的解釋是這個體制出了毛病，容不下個性張揚的公民！
說到個性，使我想起更多的老師。中山大學是南國學術重鎮。從進入這個學術殿堂之始，耳濡目染的是老師們的骨鯁。我讀經濟系，入學不久不知哪位同學就給我們的系主任林倫彥教授起了一個綽號“大只林”。在廣州語系中所謂大只，意思是自命不凡的巨擘。同學們用一句話說透奉上這個綽號的根據：“老子天下第六”！當時動不動就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怎樣教導我們，除了他們就到我們的系主任！這個座次不低。出於對獨裁專制的不滿，林老師跟隨國民黨反蔣派主要領袖之一的李濟深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奮鬥多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急流勇退，告別政治，回歸學術，毅然南下，到中山大學執教。我們念一年級時的主要基礎課——政治經濟學由他親自講授，藐視流行的教科書，口氣之大給我們這些剛入學的小青年留下深刻印象。順理成章，他逃不過1957那場風暴，同葉啟芳老師一樣，一頂右派帽子戴在腦袋上了。
更令我們大開眼界的是中大還有不屑位居天下第六的教授——外語系的梁宗岱老師！看看他的學生黃建華教授編寫的《宗岱的世界·生平》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記錄的故事吧，比我道聽途說的準確多了。
1924年，他21歲，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晚禱》。翌年到法國留學，不斷將陶淵明和其他中國詩人的詩翻譯成法文，將法國的名詩譯成中文，分別在兩國著名的報刊上發表。他和羅曼羅蘭、徐誌摩、茅盾等中法文藝界的著名人士都有密切交往。1931年28歲回國，立即被聘為北京大學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4年。以後在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校執教。譯作很多，蜚聲海內外。1943年，他40歲，國民黨中宣部長梁寒操提名他為立法委員，每月薪金500銀元，且掛個名即可。“梁宗岱不但斷然拒絕，反而規勸梁寒操辭去宣傳部長職務。”1944年秋蔣介石三次派人召見，“最後一次由留德同學徐道麟坐蔣介石的高級轎車到復旦來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種托詞一一謝絕。”
他比毛主席還要牛！有人正在墻上寫巨型標語：“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梁先生走過，看了一眼，便對在場的人說：“‘所以’兩字不必要，刪去更簡潔一些。”說罷揚長而去！呵呵，連毛主席語錄他都敢改，而且這類“大不敬”的言行比比皆是！
對學校行政對教學的不當幹涉，他堅決拒絕：“我不管你們的教學大綱怎樣訂，我還是按我的辦法去教，如果你們有意見，你們自己來教好了！”不要以為這樣的事簡單，現在的大學和整個社會一樣：行政權力獨大！昨天晚上在餐桌上才聽到中山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的系主任憤憤不平談起一件荒唐事：根據藝術教育的特點，全世界藝術院校的有些課程都是集中教學的，即連續幾周大部分課時都上那門課，上完一門再上第二門。這天下午教學行政部門卻要迫使他們改為每周幾個課時的“正常教學”，不管他們怎麽說，就是不聽。他們無可奈何，只好聽命！
這些老師都有一身傲骨。他們要和國際、國內的政治家平起平坐，甚至不屑與他們交往，在現代社會也是非常平常的現象。中國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號召人們前仆後繼摧毀舊制度不是為了建立更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會嗎？有一種流行甚廣的觀念：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舊社會不同，服從領導就成了天經地義。這是對革命理論的背棄。不過，如果懂得書本和實際生活的差別，看清楚自己生活在不容非議的體制下，三緘其口，或以順從一切的姿態出現，天下自然太平。不過，這些老師書生本色還在，還沒有練就那麽柔軟的身段，輕信紙上的東西，狂言放歌，沖口而出！
在把葉先生打入地獄的所謂中文系反黨小集團中，情緒最激昂的大約是董每戡先生。1957年，他坦開心扉寫道：“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立即傳唱各方，連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在他發言時插話：“你最近寫了幾首詩，說‘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很好。”不幸，董老師犯了兩個讓他後半生受盡折磨的錯誤：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臉孔會變，而且不能不變。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在體制，而這個體制當時看起來還如日中天，絕對不能觸犯！於是，他越說越來勁，共產黨員有兩副面孔之類的話一一見諸報端，轉眼之間就掉進深不可測的陷阱中去了。
這可不能苛求董每戡、葉啟芳等老師和其他55萬受難者。君不見睿智如魯迅盡管同專制統治者勢同水火，也沒有看透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法治是保障個人自由的基本制度。否則他就不會鄙薄為人權、憲政不斷抗爭的胡適、羅隆基等人是焦大，是提醒主人襯衣臟了的奴仆了。
在劫難逃！扣問歷史，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為何那麽瘋狂？為什麽把人權、法治國家、憲政、個人自由視同洪水猛獸，直到上一世紀90年代才羞羞答答、半真半假把它們請回來？歸根到底是群體愚昧，建構了愚昧的體制！治愈愚昧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知識，葉啟芳老師翻譯的世界學術名著，就是掃除愚昧的消毒劑，他的名字永遠刻在播種者的行列中了。
識破這些瘋狂和愚昧需要現代文明的基本常識和一切文化、所有民族共同的美德——正直。真正的知識分子是這些智識和美德當然的載體。中山大學貢獻了陳寅恪，他在1953年重申：“自由之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振聾發聵，是中國知識階層的驕傲。我們還有堪與陳寅恪比美的容庚教授！
當人們聞笛起舞，批判中文系反黨小集團的時候，這位海內外公認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學家公開說這幾個人不是什麽反黨小集團，還跑去找校黨委副書記劉望遠要求改正這個錯誤決定！反右運\動正酣，他仍然有話直說，在一個大會上，劉望遠在臺上說：“容庚，你己到右派邊緣了！”坐在下邊的容庚老師大聲回應：“我退休！”劉望遠說：“劃了右派才讓你退！”這可嚇不倒他，繼續我行我素，見到被劃為右派的同事大聲打招呼！當時這可是會給自己帶來不少麻煩的“同情右派”，對抗運動！
他的軼事太多了，再說三件小事吧。
1954年批判胡適、胡風。他卻在校刊上寫文章，說胡適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對的。
1971年聽了林彪事件的傳達後，他直言不諱：“這是你們階級鬥爭鬥出來的！我沒有槍，要是我有槍，我也會造反的。”樸直的語言表達了對文化革命的抗議！
文化革命結束，智識開始吃香，媒體蜂擁而至，要宣揚容老的學術成就。他一口拒絕：“有什麽好報道的！我的主要成績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來的！”沈痛的語言後面是歷史的真實和傲然壁立的人格！
一個生氣勃勃的國家和民族需要堅強的脊梁。看看我們的老師吧，歷數千年不衰的浩然正氣活在他們的身上，政治高壓，饑餓折磨，精神威脅，都打斷不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新農、和順兄史識深邃之處是把葉先生的一生放在歷史洪流中去考查，讓讀者不但分享葉老師的悲歡，並在重溫20世紀中國史過程中感受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這部優秀傳記紀述的不僅是一個人，而且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傳承史。
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編者刪節後刊登在《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D27版，標題改為《教授的風骨與悲劇的誕生》。
袁伟时简介
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经结集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2003年出了此书的第一次增订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出第二次增订繁体字版：《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近代中国论衡》（20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大国之道》（2007）。还有一部是编的资料书：《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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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7-7-22 2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