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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一名世紀偉人，孫中山心係寰宇，眼闊四海。其思想承傳於中國，亦受孕於世界；身爲一位廣府名人，孫中山生於香山，長於廣東。其思維方式和文化趨向深深植根於這片濃厚的地域文化土壤之中。近代的廣州是南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吸引着八方人物雲集輻輳，也引領着嶺南人文風氣的運轉變遷。廣府是孫中山的家鄉，同時也是民主革命事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千百年積藴而成之廣州地域文化特質，不但影響着孫中山的價值取向與思維方式，而且以一種隱性的情感形式，内化爲孫中山難以割舍的鄉土情結。?
任何偉人，以歷史眼光審視，皆乃一特定時間、空間的結合體。他們的思想甚或超越時空，然而他們個人的性格特徵、思維方式及文化取向却依然散發着其所處時代與地域文化的芳香。?
“名城”際遇“名人”?
近代中國，城市是新思想肇源和社會運動的中心。有如康有爲、樑啓超等近代名人依託北京、上海成就其思想啓蒙、開創大業一樣，在孫中山的生命歷程中，亦有一個城市佔據着相當重要、甚至無可替代的位置。這座城市就是被孫中山成爲家鄉的廣州。?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從18世紀中葉至鴉片戰争前，一直是中國沿海地區唯一的通商口岸，作爲中國通向世界的門户，又是中西文化衝突與交匯的前沿。孫中山出生在南距廣州200裏的香山縣，與南海、番禺、順德同屬廣府文化地域。地緣往往會被研究者視爲一個偶然性因素而忽略，然在社會學意義上，其重要性猶堪重視。史扶鄰在評論孫中山時强調指出：“對於其一生和抱負都與西方緊密相連的人來説，誕生在此地真是適得其所。”〔1〕是歷史媒介了廣州與孫中山，並於二者關係上賦予了其它城市所不能及的親密性。异國求學經年，孫中山回國“創業”的首座城市，便是廣州。?
1893年，孫中山將藥局從澳門遷至廣州，於西關冼基設東西藥局。其診所中，有一處設在聖教書樓，專售新潮書籍，“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如林樂知、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啓蒙十六種、萬國公報等類，皆盡量寄售。”〔2〕這對於向慕新知、急切尋求醫國良方的孫中山來説，可謂恰利其便。新式書籍進一步拓寬了孫中山的視野，增强了他以革命來改造社會的信念；同時，桑梓語近習同的生活環境也爲其在廣州索覓同道提供了機遇。他“廣州行醫期間，時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質甫、程耀宸諸人，遂假雙門底聖教書樓後進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内南園抗風軒爲密談時政之俱樂部，舊友尤列、陸皓東、區鳳墀等與焉。”〔3〕并且曾談及成立團體，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爲旨，衆贊成之，而不及制定會名。〔4〕?
1894年，孫中山赴檀香山創建了興中會。址設國外，基礎却在廣東。其會員多由廣東人組成。〔5〕翌年，孫中山策動了廣州起義。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民主爲號，旨在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的武裝反清舉義。此次起義盡管以未遂告敗，然推翻清廷、締造共和的革命火種却自此點燃。之後至辛亥革命前的15年間，孫中山始終將廣東作爲革命的主要策源地。由他親自領導或策劃的10次起義，8次在廣東，其中2次在廣州。這些起義旋起旋僕，功敗垂成，但對於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却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起義，孫中山感贊其：“碧血横飛，浩氣四塞，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一博。事雖不成，而黄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内革命之時勢實以造成矣。”〔6〕可見，不論事成事敗，孫中山對廣州起事都寄以極高的熱誠與期望。?
民國建立後，袁世凱篡權，軍閥毁法接踵，爲捍衛共和、恢復民國，孫中山復將廣州作爲與北方軍閥對峙的民主革命根據地。他連續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與南北軍閥的强權政治作鬥争：1917年7月，孫中山由上海率海軍南下廣州成立軍政府（1918年5月，由南方軍閥操縱的“非常國會”改組軍政府，孫中山憤而辭職）；1920年底，粤軍由閩回師驅逐據粤的桂係勢力，孫中山以護法爲號，回廣州組織“正式政府”（1922年6月，因陳炯明發動兵變，被迫離粤赴滬）；1923年初，滇桂粤聯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孫中山復於廣州設大元帥府（直至1924年11月扶病北上謀求國是）。此三個時期，廣東一直是“護法根據地”，而廣州則始終是這一革命基地的中樞。?
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與國共合作，是孫中山思想在廣州踐行的最輝煌時期。如果説，孫中山領導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屬開天辟地的話，那麽，他制訂“三大政策”，首創國共合作，以廣州爲革命的策源地，第一次建立起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掀起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國民革命的高潮，開啓近代具反帝反封之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運動，其功業亦屬史無前例。孫中山於廣州三次建立政權的期間，對近在咫尺的翠亨村未曾涉足，可謂“三過家門而不入”，始終視廣州爲他施展抱負的訓練場、實踐政治理想的根據地，以及推行三民主義的試驗田。因之，孫中山與廣州，一代偉人和一個歷史名城，就被歷史緊緊地聯接在一起，閃爍於近代中國的史册中。?
“名城”孕育“名人”?
孫中山生長於廣東，其知己故朋、革命同道亦多爲廣東人，在文化意識和思維取向上，就不能不受到嶺南文化氛圍的深刻影響。經過千百年積藴沉澱的廣州，其獨特的城市文化性格特徵，必然會對久居其間的孫中山産生無形的濡化作用。?
一、 開放性格?
廣州開放性格的形成由來已久。因偏遠中原，封建皇權對之箝制較其它地區相對鬆弛。加上廣州自西晋以降，一直是中國南方的對外開放門户、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以及世界貿易的大港。長期形成的對外交流傳統，“開放”順然成爲廣州城市性格中最典型的特徵。?
如果説，廣州在古代表現出相對其它城市較高之自由度的話，那麽，在中西交流空前頻繁的近代，它顯露出的則是對西方文明較强的包容力與融匯力。由於對异質文化有較早和較多的接觸，與内地城市初遇西方宗教文化等意識形態時所顯現的聒亂和躁動不同，廣州民衆則表現得較爲平和與友善。〔7〕一位鴉片戰争前客居廣州的外國人回憶道：“在這裏，由於生活方式的新奇；由於彼此間和好的社會感情，與無限友誼的存在；由於被指定同我們作買賣的中國人交易的順利和他們著名的忠實；由於個人與財産安全的感覺；每一個在廣州居住的外人，當他們離開廣州時，無不十分惋惜。”〔8〕長期的開放，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廣州民衆對外來不同文化的包容與吸納力，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因异質文化碰撞而産生的齟齬與不合。早在鴉片戰争前廣州便成爲歐美商人在華的主要落脚點，一些象徵西方文化的新事物也隨之流行於廣州。1827年，英文報紙《廣州紀録》在此創辦；1833年，第一份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計表傳》在廣州面世；1834年美國醫生伯駕於廣州創立博濟醫院……，在中國内地尚在沉醉於天朝上國恩典、朦朧於西方崛起信息之時，廣州已“猶抱琵琶”般接觸到了西方近代的信息與科學。?
開放的地域文化賦予了孫中山開放的文化觀念與思維取向。由於生活以廣州爲中心，守舊開放、活躍變動、多元通達的文化環境，孫中山耳濡目染，逐漸内化了開放、多元的思維模式。又由於接受的是多年的西方式教育（村塾時間很短），孫中山從來無意參與科舉考試以實現自身價值，而是依時勢變易、個人喜好，靈活地選擇職志——由“醫人”轉至“醫國”。於知識取向上，中西兼容、廣收博取。有如其自述：“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9〕?
於是，對待西方文化，孫中山就不像正統的士大夫那樣采取拒絶、否定那般固執，而是“本能”地選擇開放且開明：“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説，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爲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10〕?
“開放性格”不僅貫穿了孫中山的一生，且浸透到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思想各個方面。從“經濟開放主義”，到“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再到“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都體現出孫中山開放思維的熠熠光輝。廣州的開放性格在他精神面貌中得到盡情的展示。?
二、 激進性格?
嶺南獨特的地緣環境熔鑄了廣州激進的城市性格。廣州北面嶺南山脈，南臨汪洋大海，這一“封閉”〔11〕的自然地理勢態，一方面爲中原人視野下的“蠻荒之地”，另一方面又成爲中原人逃避戰亂的最佳避難所。在歷史上，嶺南地區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移民風潮。北民不僅爲嶺南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文化，也促動了嶺南文化意識觀念的更新。如果説抛鄉離土的經歷讓這些“新住民”步出傳統“安土重遷”思維方式的束縛，養成勇於開拓、不斷進取之思想品格的話，那麽開荒拓殖的艱苦實踐則直接培育了他們百折不撓、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質。此二者正是搆成“激進”性格的基本要素。?
作爲嶺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廣州的激進性格表現得尤爲明顯。鴉片戰争爆發後，面對列强在中國猖狂無忌的侵略行徑，廣州民衆一反先前文化意識層面上的包容、平和之態，充分展示出不畏强暴、勇於抗争的激進個性。三元裏抗英、反割廣州城河南地、反外國人入廣州城……等等，一時間仿佛在華南天空劃下的一道閃電，爲沉靡日久的中國國民注入無比的激昂與亢奮。中法戰争期間，一位外國人如此寫道：“廣州的暴民是中國最有復仇心的，他們有長久的記憶來滋養他們的讎恨。……在本世紀裏，這個城市曾被英國兵進入並統治過。廣州城内和四周許多痛恨政府的人，首先恨它太無能或者太不可靠，不能把像海怪似的從洋上來的外國人再驅逐到海里去。”〔12〕?
近代中國際遇“千年未有之變局”，廣州地區“激進”性格的鮮明表現，還在於對新生事物的熱衷。分而述之：?
一是對制度變革的積極迎合。制度對傳統守舊人士來説，從來都與社稷、“神器”並重，且“至百世而不移”。近代以降，珠江三角洲出現一大批如鄭觀應、容閎、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等主張制度變革的人物。曾有學者從知識社會學之角度，系統分析了傳統儒學在湖湘、江浙及嶺南三地不同的反應模式，並依此歸結出近代三種迥异的變革取向：（一）“湖湘士人以經世致用和‘帝王之學’話語爲深層作用背景的器物引進思潮”；（二）“擅長‘技術傳統’的江浙啓蒙思潮”；（三）“嶺南儒生以神秘主義和再造‘政治神話’爲手段的制度變革思潮”。〔13〕對三地不同的儒學展示形式的探討，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嶺南人從制度層面嘗試社會革新的傳統激進心態。?
此外，在變革輻度上，“南”“北”（蓋以長江爲界）差异鮮明。以民元爲例：如都督人選，南方由地方公舉，北方則仍由中央委任。都督以下南方稱“司”，北方則仍襲前清，如布政使、提學使、提法使、勸業道、巡警道等稱職。又如俗服，“南方以排滿故，舊式帽多委棄於道，服裝變化亦極迅速。及至京漢道中，一入河南，則婦人猶盡著滿洲服，更至北京，則反有維持舊俗之傾向”。“南方人民有不剪發者共鄙笑之，而北方雖下等之苦力，亦不肯剪發”〔14〕。江浙革命派領袖人物陶成章曾如此評價南北之别：“南方之人智而巧，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權迷信”〔15〕。?
激進性格的另一表現，是對革命風潮的呼應。孫中山在早年選擇革命根據地時，就贊稱廣州“得風氣之先，人心傾向革命”〔16〕。廣州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則是光點連串：武裝反清的首義地、民主革命的發源地、孫中山領導護法的根據地、首次國共合作的策源地、新式革命軍隊的摇籃（黄埔軍校的所在地）、國民革命的大本營……。?
孫中山的“激進”個性，最爲突出者，即體現於他堅持以政治革命來謀求中國問題之“徹底解决”的一貫態度。1905年，孫中山在英國與嚴復就中國的大局和出路有過一番唇槍舌戰。嚴氏説：“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氏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17〕一句“實行家”的自命，把凌厲激進的個性表露無遺。魯迅因之評價：“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没有滿足過，没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8〕?
孫中山的“激進”，同廣州城市性格中“激進”一樣，實是一種“開放”、“求新”、“持恒”的“激進”，而非“自閉”、“盲目”、“一時”的“激進”。隱於其後的是進取向上、百折不撓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非常樂觀，相信自己所做的都不錯，而且具有行動的膽量，……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國歷史的步伐。同時代比他更有才幹的人在争取權力的鬥争中遭到失敗後便一蹶不振，而孫中山總是失敗了再來，準備適應新的局面。”〔19〕這種與時俱進的激進性格無疑與廣州“開拓進取”、“拼搏向上”的城市性格相似得驚人。?
三、 求實性格?
重實踐、講實利、求實功，共同構建出廣州城市文化性格的又一重要特徵——求實。嚴復在論述中西文化之差异時，曾以“前者務虚”、“後者爲實”爲判。〔20〕金耀基認爲，中國正統儒家的仁義道德觀，雖意在“防止形式主義，但事實上反而造成了形式主義”〔21〕。廣州與傳統中國的統治中心隔於五嶺，“天高皇帝遠”，民衆在思想上少受正統的束縛。廣州又深受商品經濟之浸潤，更易跳出封建“閉關自守”、“形式虚文”的思想舊框。總之，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正統觀念相悖，廣州在性格特徵上體現出濃厚的實用性與功利色彩。?
廣州的求實性格，不僅表現爲民衆於衣食住行注重實用價值，而且還内化於他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審美情趣和行爲方式上。凡是利己的思想觀念、行動龢利益準則，就大膽的吸收和應用；凡是利於感官刺激的事物和於人生有益的東西，都敢於接受和消化。朱謙之曾如是概括：“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識；中部揚子江流域可代表教養的知識；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實用的知識。”〔22〕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審視，此“一家之言”，似可對廣州的“務實”性格作一佐证。?
近代以前，經濟上的重商趨利算得上一種最徹底、最極端的表現。由於觸及整個封建統治制度的穩定性，“重農抑商”一直都是朝野秉之不移的“信條”。然而，在廣州（甚至嶺南大部分地區），“重商”並非“大逆不道”，於農耕文明時代，以“末業”爲生的廣州人亦大有人在。近代以降，此種趨利之風開始暢行於道。人們已不再安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式格調，也不再恪守“君子不言利”的舊信條。雍正在上諭中曾一再批評粤人“貪射重利”、“舍本而逐末”，“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劃於養命之源”〔23〕。可見，百粤之重商意識已驚怒了皇上。再者，其時粤中的農業生産，已异於内地單一的農作物生産模式，呈現出“多元化”特色——“除‘以農爲本’種稻穀外，還植桑、種果，重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24〕?
“求實”性格内化於意識，是嶺南意識形態對傳統的變异。這種性格體現在“他們不太喜歡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太喜歡奢談什麽主義和大道理。他們感興趣的是事物本身和行動是否具有實用的價值。”〔25〕?
在意識取向上，孫中山頗得廣州“求實性格”之“熏染”。孫中山的“求實”意識典型表現在對革命的“實用主義”態度上。孫中山一生視革命爲救國之急務，在對事物作價值判斷時，也常以能否有助於革命作爲參照係。當有人問及所治何種學問時，他答道：“餘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餘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餘皆用以爲研究之原料，而組成餘之‘革命學’也。”〔26〕他還有一句話説得更加淺白：“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説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27〕。宋慶齡曰：“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問利害”〔28〕。?
誠然，對事物“只講其用不計其道”的“工具理性”態度，極可能會傷損到其思想理論的深刻性，但正是永不固步自封的“求實”意識，才使得孫中山能於萬馬齊喑的時代揭橥革命大旗，最終成就他在新舊民主革命的轉捩之際，認清形勢、力排衆議，掀開國共合作的新篇章。美國學者費正清這樣評價：“孫中山作爲一個先驅者，表現出爲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靈活性。……他太真誠，所以不做一個簡單的機會主義者；他又是太實際，所以不執着於一種意識形態。”〔29〕這是對孫中山“求實”性格之積極面的一個極爲剴切的總結。?
“名人”情結“名城”?
顛沛流離的革命實踐，使孫中山對鄉情的表達，多付諸於文字。“文去鄉之日久矣，雖奔走國事之頃，每念桑梓之鄉，釣游之地，斯須之間未嘗去懷”〔30〕。人的思鄉情感，並不會因爲志向的高遠而减弱，甚至離异愈久，情誼愈發寬廣和深厚：“文以數十年奔走在外，未能爲故鄉有所盡力，夙夜耿耿，每用自愧”〔31〕。?
對於革命者而言，思鄉之痛者，不是離鄉背井，而是有家難歸。20世紀初，受清廷追緝，孫中山被迫長期流亡海外。1912年6月12日，孫中山曾對廣州報界公會及各省通迅社記者憤慨地説：“當前，廣州正處於人民自治的時期，我是廣州人，爲何我不能留在廣州？”這裏雖有政治宣傳上的策略用語，却也委實道了他深重的思鄉之情。?
孫中山對廣州城市的眷注同樣是與對整個嶺南地區的關愛分不開的。他的許多論著，都體現出對廣東社會發展給予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粤中父老鄉親寄以的深切厚望：“文常聞國人之所以稱吾粤者矣，以爲粤據南海之形勝，襟帶三江，天産至豐，地力至博，與海外交通最先。工商學子又往往航行萬裏，遠適异國，履艱險，辟草萊，所以治貿遷而求學術者，莫不推粤，而從之步趨焉。雖然，此恒人之辭也。文則以吾粤之所以爲全國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性之堅强；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32〕對桑梓的贊美之情，溢於言表。?
孫中山對廣州的鄉土情結還表現在具體的策劃與行動上。概要者有三：?
一、依託廣州爲民主革命的根據地?
在孫中山幾達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半數在廣東度過，且一直視廣州爲其革命的基地和舞臺。1905年8月，在回答程潜如何選擇革命基地的提問時，孫中山訏謨在胸、不假思索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革命必須依敵我形勢的變化來决定，……至於選擇革命基地，則北京、武漢、南京、廣州四地，或爲政治中心，或爲經濟中心，或爲交通樞紐，各有特點，而皆爲戰略所必争。……至於廣州，則遠在嶺外，僻外邊徼，只因其地得風氣之先，人心傾向革命，攻佔較易；并且港澳密邇，於我更爲有利。”〔33〕平心而論，孫中山依據“地利”、“人和”因素，選擇廣州（這裏包括廣東）爲革命根據地，確實經過了慎重考慮，不能説没有相當的合理之處（而且不管選擇何地都各有利弊）。不過，在經過多次失敗又有黨人提出异議時，仍然不改初衷，這其中有無鄉土情結之維係，即給後人留下存疑的空間。與黄興初次見面談及起義地點時，孫中山反復强調廣東的便利因素，以致黄興頗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説：“你不要光講自己老家好不好。”〔34〕對於武昌起義的一舉成功，孫中山並未有“名至實歸”之想，而認爲是“巧合”：“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瀓不逃，則張彪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外。……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决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35〕我們自然不能根據孫中山的這一説法（或某一句話），便評判他在爲先前所有起義的失敗作辯護，也不能因爲對武昌起義的這一“意外”評説就對其妄加指摘，然而，透過這一“意外”説，無疑可些微窺視出孫氏依依不舍的“鄉土情結”。?
二、冀望廣州發展爲全國經濟政治之龍頭?
孫中山於革命實踐之暇，從未忘懷家鄉的經濟和政治建設，廣州更是其關注的重心。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是月底便考察廣州，試圖借胡漢民督粤之天時地利人和，在廣東實行“定地價税，漲價歸公”的“平均地權”主張，鼓勵胡漢民、廖仲愷把廣東建成模範省。他在廣州反復宣傳民生主義的主張及實施方法，并力倡以廣州引領廣東，以廣東帶動全國、示範全國。同年6月11日，他在廣州與荷蘭銀行家士丕文訂立了《中華振興商工銀行草約》，藉以實現其“聯合歐美最有力之銀行，扺制六國銀行團，而解中國財政之困難”〔36〕的願望。?
但是，政局的詭譎並未給孫中山多少進一步實踐理想之機。經歷了艱險的反袁後，孫中山於1917年南下廣州護法，此間曾試圖踐行“約法”大志，未果。1920年底孫中山得以重回廣州，並開始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内部分地實施其計劃。次年5月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發表的對外宣言中，重申：“今圖最大之利源，或爲天然，或爲工藝，必悉與開發，則全世界經此數年大戰損耗之後，亦可因此獲有裨益。諸所措施，抱開放門户主義，歡迎外國之資本及技術。”〔37〕顯然是希望把廣州作爲向外引進資金、技術、設備的一個窗口。據美國國務院的檔案材料稱，1921年9月15日，孫中山向紐約詹姆斯·A·拉比特工程技術有限公司簽發執照或特許權證書，由其在廣州承包建造一座聯結省河兩岸的橋樑。並由紐約一家金融商行負責經銷廣州市政府擬發行的`1000萬元債券。此舉當屬造福廣州、惠澤全省的一件大事，只可惜因美國政府拒認廣州政府爲合法政府而未能如願。?
從孫中山對廣州建設所作的努力來看，他對廣州發展爲全國龍頭地位極其重視。他希望以廣州爲先導，帶動廣東，亦帶動全國。1924年，指出，“廣州市處中華民國之内是什麽地位”呢？“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還要拿這個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必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38〕他曾在廣州創立黄埔軍校，在廣州創建廣東大學，在廣州成立中央銀行等等。都表達了孫中山冀望廣州崛起的拳拳之心。?
三、關注與具體規劃廣州的市政建設?
1918年“閑”居滬上期間，孫中山在撰寫《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後來更名《實業計劃》）中，對廣州的市政建設作了系統的規劃。在他看來，“廣州不僅中國南部之商業中心，亦爲通中國最大之都市”。廣州地區農業發達，物産豐饒，近代以前即“以東亞實業中心著名者幾百年矣。其人民之工作手藝，至今在世界中仍有多處不能與匹”。“迄於近世，廣州實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亞洲之商業中心也。中國而得開發者，廣州將必恢復其昔時之重要矣”〔39〕。在《建國方略》的“第三計劃”中，孫中山規劃之“要點”是“建設一南方大港”：“吾人之南方大港，當然爲廣州”，並對“改良廣州爲一世界港”作了具體描繪。?
他以前瞻性的的眼光，提出以廣州爲中樞的華南開發計劃，要點爲：1.改良廣州爲一世界港口；2.改良廣州水路系統；3.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4.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5.創立造船廠。孫中山詳細規劃了廣州的港口建設，包括築堤、整治水道、修壩等措施。“改良廣州城以爲世界商港”，此乃《實業計劃》中最誘人的藍圖。按孫氏之設計，廣州的城市區位應包括黄埔、佛山在内。以功能分區，以車歪砲臺及沙面水路爲界，以東至黄埔爲商業區，建設現代設施的碼頭和倉庫。以西至佛山爲工業區，開拓小運河與花地及佛山的水道相連，使工廠得有廉價運輸的便利。擴建後的廣州將成爲“世界商港”和“中國南方製造中心”。同時在市區興建新市街及住宅區，吸引本地及華僑商人前來定居，致使房地産大大增值。又同步開發城市附近的煤礦資源，建立電力煤氣工業，爲城市提供豐富而廉價的能源，創造廣州“經濟上之奇效”。〔40〕?
孫中山對把廣州建設成一座環境優美的“花園城市”躊躇滿志。他以華麗的詞藻贊美這座心儀的城市：“廣州附近景物，特爲美麗動人，若以建一花園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謂理想之位置也”。廣州城之地勢恰似南京，而其偉觀與美景又勝過南京，因廣州具有深水、高山與廣大之平地，“此所以利便其爲工商業中心，又似供給美景以娱居人也。珠江北岸美麗之陵谷，可以經營之以爲理想的避寒地，而高嶺之巔又可利用之以爲避暑地也。”〔41〕無疑，孫中山理想中的廣州，將是一座兼具外貿、工業和旅遊等綜合功能的世界大都市。?
在計劃改良廣州的水路系統中，孫中山對包括廣州河汊的防灾、航行、填築新地問題，西江、北江、東江水道的改造問題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劃。在建設西南鐵路系統的策劃中，他提出以廣州爲鐵路系統終點，建造廣州至重慶、成都、雲南大理、騰越、思茅和欽州等地七綫的設想〔42〕。?
盡管因戰事的頻仍、政局的動盪，這些藍圖在當時只落爲一腔宿願，而孫中山對廣州建設的心力傾注，對廣州美好未來之感情的流露，令人讚嘆，更令人肅然起敬。偉人之建設理念，於今人而言，乃是一筆彌足珍視的思想資源。?
“一個人一旦誕生在某種文化環境中，他就必然受這一文化環境的影響。事實上，他所隸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思想、感情和行爲，决定着他講何種語言，穿什麽式樣的衣服，信奉什麽樣的神；决定着他如何結婚，怎樣選擇和準備食物，采取何種方式治病以及處理死者。”〔43〕孫中山於思想境界上，雖遠遠超越了鄉土地域，甚至民族國家的限制，然而，在内心情感與思維方式上又積澱着濃厚“鄉土情結”。就此意義理解，孫中山屬於中國，屬於廣東，亦屬於廣州。回瞻歷史，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廣州影響着孫中山，孫中山也影響着廣州。這種互動，是歷史的積澱，是上蒼的賜與，是廣州歷史文化資源的無價之寶。?
注 釋?
〔1〕史扶鄰：《孫中山：勉爲其難的革命家》，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2〕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頁。?
〔3〕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2頁。?
〔4〕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9頁。?
〔5〕興中會早期會員有名籍可考者286人，廣東籍者257人。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4-64頁。?
〔6〕《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2頁。?
〔7〕同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内地其它諸城市接連爆發大規模的反教驅洋運動時，廣州（甚至整個嶺南地區）未出現過類似激烈的運動。當然，出於政治上的、正義的反侵略，而非文化衝突意義上的三元裏抗英、反割廣州城河南地及反外國人入據廣州城等運動則屬其外。?
〔8〕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頁。?
〔9〕《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8頁。?
〔10〕《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頁。?
〔11〕於世界海洋文化尚未充分發展的古代，似可作如是稱。?
〔12〕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頁。?
〔13〕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7頁。?
〔14〕轉引自張玉法：《辛亥時期的南北問題》，《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18集，臺北1983年版。?
〔15〕《辛亥革命》第3輯，第100頁。?
〔16〕陳旭麓、郝盛潮主編，王耿雄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
〔17〕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50頁。?
〔18〕《魯迅全集》第7卷，第293頁。?
〔19〕史扶鄰：《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頁。?
〔20〕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册，第3頁。?
〔21〕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22〕朱謙之：《文化哲學》，北京，中華書局，第225頁。?
〔23〕光緒《廣州府志》，卷二訓典二。?
〔24〕黄明同、盧昌健：《孫中山經濟思想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25〕 胡波：《嶺南文化與孫中山》，《思想人物與歷史文化——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文集》，湖北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26〕《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5頁。?
〔27〕《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6頁。?
〔28〕宋慶齡：《爲“五卅”慘案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的談話》，《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頁。?
〔29〕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頁。?
〔30〕《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79頁。?
〔31〕《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480頁。?
〔32〕《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478頁。?
〔33〕《孫中山集外集》，第137頁。?
〔34〕宫崎寅藏：《三十三的落花夢》，第274頁。?
〔35〕轉引自胡波：《思想人物與歷史文化——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文集》，湖北辭書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15頁。?
〔36〕《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頁。?
〔37〕《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33頁。?
〔38〕《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8-349頁。?
〔39〕《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01、303頁。?
〔40〕《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301-308頁。?
〔41〕《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308頁。?
〔42〕“七綫”設想包括：廣州重慶綫經由湖南；廣州重慶綫經由湖南、貴州；廣州成都綫經由桂林、瀘州；廣州成都綫經由梧州、叙府；廣州雲南大理騰越綫；廣州思茅綫；廣州欽州綫。孫中山對“改良廣州水路系統”的規劃十分詳細，僅“港口河汊交通”的論述就長達萬餘字。參見《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310-324頁。?
〔43〕懷特：《文化科學》，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23頁。
（作者：王杰、張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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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7-6-26 21:4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