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遗失的文明——汉服

中国视野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惟独汉族却似乎忘记以至丢失了自己的民族服装。
　　其实汉族并非自古以来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相反汉族古时的民族服装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春秋战国时代，汉族的民族服装基本定型，这就是宽衣肥袖的汉式服装。汉族服装的另一个大特点就是不用衣扣。
　　宽衣大袖的汉族服装也反映了汉族的人生观，即追求悠闲清净的安祥生活，不喜欢搞激烈冒险的活动。宽衣大袖的服装，对于观月赏花、吟诗作画、抚琴下棋的悠闲生活是再合适不过，但穿这样的服装搞骑马打猎等激烈活动就非常不便了。自古以来中原周围的少数民族，多采用窄袖紧身的服装，以适应他们喜欢骑射冒险的生活方式。战国时赵武灵王曾经想推行窄袖紧身“胡服”，但由于传统势力太大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窄袖紧身的胡服也曾风行过一时，但并没有对传统的汉族服饰造成很大影响。
　　满清使汉族人的服装面貌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延续了两三千年的汉民族冠冕衣裳送进了坟墓。顺治二年，清军攻下江南各省，清朝廷从此下令在全国推行剃头改服的制度。清朝廷命令，从公文所到之日起，在10天内要将全体男子统统剃头，改梳发辫。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汉族宽衣大袍传统服饰从此灭绝，汉族成了没有自己传统服装的民族。
　　尽管传统的汉式服装在中国绝迹，却在日本与韩国生根开花。日本在推古朝代，汉族服饰就逐步进入日本，奈良朝代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更是积极引进唐朝汉式服饰，日本民间也大举流行所谓“唐风”服装，日本今天的“和服”，就是在唐朝汉式服饰基础上形成的；而作为受汉文化影响极大的民族，韩国传统服装更具汉服风韵。
　　但现在汉人已无法讨还自己发明创造的汉服发明权——世界上已把宽衣大袖服装看成是日本的民族服装，西方人也按照日文发音把此类服装称作“KIMONO”，而满族的民族服装旗袍则被称为“CHINA DRESS”。

中国视野

（一）     汉衣似水

世界上的民族穿长袍的不少，可像汉衣这样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褒衣博带的，绝无仅有。汉衣用料远远大于履盖人体的需要，配合束腰，无论胖瘦穿上都合身，显得疏密得当、虚实相生，显现外柔内刚之美，包容性很强。汉衣随着人体的运动，举手投足间呈现出不同的曲线，荡漾着水一般的韵律。尤其是上窄下宽的大袖，一伸手如同江水一泻千里，可塑性很强。包容性和可塑性都是水的特征，汉衣如水之泱泱。

道家师法自然，特别崇拜水。老子说，“上善若水”，“大道似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水蒸云化雨，滋泽万物；水往低处流，敢于忍辱负重；水极柔极刚，无坚不摧；真水无香，纤尘不染，却能激浊扬清；水包容性强，与万物溶为一体，居于次位，不争名利；水满则溢，恰到好处；水面永远保持平衡，正直无私……总结水的特征，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对待万物，都要顺其自然，让事物按自身发展规律；如果横加干涉，只能自取其败。

无为而治是一种大智慧，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小到生产生活，汉民族是以农为本，先民务稼穑，按24节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周而复始地组织农业生产，既要不违农时，也不能揠苗助长。由于不从事游牧、打猎等剧烈活动，衣着也以宽大为主，不必紧裹人体，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休闲服装。大到治国安邦，明君对下属像水一样无私、谦虚、包容，公平，宽松，他善用贤臣，使其各司其职，自己从不事必躬亲，发号施令，指点江山。无为而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垂拱而治，这是对明君统治方式的形象描述：君臣席地而坐，国君垂落着宽大的衣裳，双手合拢放在飘飘然的大袖子中，倾听大臣述职，低调，谦恭，闲适安逸，清静无为。上古明君，如黄帝、尧舜都是无为而治的典型，所以无为而治又称黄老之术，人们描述为“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据说汉服是黄帝发明的。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理论，他把“看的见的手”（朝廷干预）当作“守夜人”，即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任务是保证一个公平安定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指挥或者取代“看不见的手”。这与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中国人的比喻更加形象，把“看的见的手”放在执政者的大袖子中。

中国视野

（二）汉冠如山

  

在汉服的历史上，只有有身份者才能带冠，平民只将发髻包在布巾中，所以士大夫称为“衣冠”，而平民则称为“布衣”。士大夫带的冠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乌纱帽（幞头），一种为进贤冠（梁冠）。由于古人束发受冠，冠必高耸，有峨冠之称。这两种冠都是前低后高：乌纱帽前半部分隆起似山，后半部分高耸似峰，如山外有山；又如步步登高的阶梯，为官如登山，不要梦想通过跑官要官飞黄腾达，而要鞠躬尽瘁，凭借实实在在的政绩一级级地晋升。进贤冠中部隆起似山，上有一道道的梁（以冠上梁数辨别等级，其制有一梁至八梁不等），左右和后部有高檐，如起伏的山峦将这座山拥在怀中，给人虚怀若谷之感。进贤冠的本意，就是前面是自己，后面是下一代，希望后生超过自己，天天戴进贤冠，就想到要爱护人才，培养人才，为国举贤，一点嫉妒心都没有，用意深远！可见，汉冠如山之巍巍。

山的性格是稳重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山具备仁的性格，稳重，刚毅，大度，恒久，安详，胸怀博大，宽厚仁爱，对誉不喜，对侮不怒，身高不言高，体厚不称厚，受到了儒家的崇拜。“仁”，从字形来看，就是“人、天、地”，即人要如山一样，立于天地间。儒家对圣人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的最高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临终前还歌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儒家号召人们走“修身、齐家、治平、平天下”的人生道路。一个小孩，当他成年之时，要行“冠礼”，表示能肩负成人的责任。按照“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筛选机制，任何人，即使出身寒门，只要胸怀经邦济世之志，经过刻苦学习与人格完善，就能够通过科举跻身世大夫行列。取得高官厚禄不意味着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是为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他，也就完成了由“布民”到“衣冠”的人生历程。

为官当如山，作为士大夫阶层标志的汉冠，也就自然体现出了山的性格和仁的要义。乌纱帽的后部插有两脚，很容易上下摆动。这种特别装束是为了保证戴者走起路来端正庄重，不能稍稍低头，以免有失为官的尊严，正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乌纱帽的两脚，给人一种平等的感受，为官就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推而广之，我们的国家叫中国，中华，汉民族的发祥地叫中原，中土、中州，我们的信条叫中庸之道，似乎都能从这乌纱帽的两脚找到答案。进贤冠两侧有圆孔，戴时，用一根玉笄穿过圆孔，与冠中的发髻拴结在一起，玉笄两头垂挂的丝缨又能系于颔下。所以冠虽高耸，但戴起来如山一样稳重。重要官员进贤冠上另加貂蝉笼巾，笼巾呈四方型，左右用细藤织成二片形如蝉翼，并涂有金银饰，冠前附金蝉，冠侧插貂尾，金取其刚，蝉取其高洁。冠顶插有一支弯曲的竹木笔杆，上端联有丝绒作成的笔毫，名为“立笔”。

还记得子路之死吗？孔子的重要门生子路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孔悝参与推翻卫国国君的政变，子路以“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态度力图阻止这场政变，在激烈的战斗中，子路冠下的丝缨被击断，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在从容结缨正冠的瞬间，被人趁机杀死并剁成肉酱。子路为儒家的信仰而死，更有可能是为寄托这种信仰的形式——汉冠威仪而死的第一人。

  

中国视野

（三）汉服可以载道

  

儒道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两者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常常又互为补充、对立统一的，形成儒道互补的局面。士人是古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以他们的人生态度而言，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学优而仕，兼济天下；道家主张消极避世，归隐江湖，独善其身。但现实中，能够终生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人都是很少的，一个人往往同时经历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旅程，正如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三不朽”的召唤下，一个平民就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登上庙堂，进而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然而任途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天下有道”时，他可以大有作为，然后再按照道家“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理想选择归隐；当“天下无道”时，他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能按照道家的理想独善其身。位卑不忘忧国，他身在江湖，心系社稷，等候时机出山，再展宏图。当他真正心灰意冷时，也能在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中度过余生。在他看来，尽管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不能以功名闻达于世，也可以通过立德，立言无愧于天地。

如前所说，汉衣似水，体现道家品质；汉冠如山，体现儒家品质。平民只将发髻包在布巾中，又称“布衣黔首”。当他学优而仕后，就能够戴冠，并穿上特殊的官服，成为“衣冠”。衣冠不仅仅是地位高的象征，更多的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象征，即儒家说的君子。品德和学识不高，即使一个人地位再高，也是“衣冠禽兽”。官服分两种，工作场合的常服和重大场合的朝服，常服由乌纱帽、玉带和圆领服组成，朝服由进贤冠、玉带和交领服组成（不同于平民的交领服，不但有特殊的纹饰和色泽，还由方心曲领、象笏、佩绶、蔽膝等装饰物组成）。总的来看，常服是“质胜文”，朝服是“文胜质”，使他成为文质彬彬的士大夫，辅佐天子，按儒家理想治国平天下。当他准备功成身退时，就摘掉乌纱帽，重新回到布衣行列。那些身处乱世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士人，宁作“布衣黔首”也不当“衣冠禽兽”，按照道家的理想独善其身，有的为表达自己的崇高气节和卓尔不群，甚至拔发行吟，蓬头跣足，如屈原，李白也有“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句，从而真正回到道家返璞归真、放浪形骸的状态。

综上所述，汉服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精神，汉冠高高在上，地位显赫，却很小，并且可有可无的，是礼治的化身；汉衣宽大承重，并且是时时刻刻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汉冠配汉衣，如砥柱中流，让穿者气宇轩昂！“布民”到“衣冠”再到“布民”的循环，表现出中国士大夫“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建功立业”与“功成身退”的统一，执著与超越的统一，进与退、仕与隐的统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在穷达之际衣冠的转变，使汉服体现出儒道互补的精神。可见，在中国这个有着“文以载道”传统的古老国家，汉服也可以载道。先哲发明汉服，或许是给后人一种无言之教，即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现实人生的“三不朽”，不论天下“有道”、“无道”，自己“穷”、“达”，都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达不离道，穷不失志，即使历经坎坷，仍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并始终保持超然乐观的生活态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穿者不由自主进入一种人格升华之中。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一件事：万历皇帝想废长子常洛（即后来的光宗，可惜登基不久被人毒死）而立次子常间，却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他勃然大怒，一口气罢黜了一百多名官员。但其余的官员并没有吓倒，他们商定一起进宫，全部脱掉官帽官服，并告诉皇帝：如果再坚持这样破坏法律，他们就要全部卸职回乡为民，随便他自由地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什么人......万历皇帝只好在立储的事上同大臣们妥协。

利玛窦把明朝的大臣称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说他们如此恪尽职守，即使涉及皇帝本人的事也直言无忌，直到使皇帝震怒的地步仍不停地进谏，真使外国人惊奇，并是模仿的好榜样。士大夫们敢于仗义执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怕降职为民，甚至甘脑涂地，源于中国儒道互补的穷达观，冯友兰称为“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业绩”。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文化心态，他们最具历史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造就了一代代“兼济”与“独善”人格和谐统一的仁人志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贯穿于“穷”与“达”，“布衣”与“衣冠”始终的，是自我的人格尊严与人生价值。从远古到明末，中国古代士人的主体意识不曾泯灭，人格尊严不曾扭曲。

满清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并且首先从士大夫开刀。十从十不从中的“男从女不从”，“官从隶不从”，“儒从僧道不从”都是针对“士人”这一特殊阶层，目的就是把他们从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上彻底打跨，成为易于统治的奴才。由于士人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无耻乃国之大耻，整个民族也就不攻自破了。纵观满清一朝，士大夫都自称奴才，口称主子，不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儒者，连一个真正的隐士都没有（明的遗民除外）。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如一张严密的网，使无意任途的士人也噤若寒蝉，早已失去前代隐者的那种洒脱幽默和判逆精神了。儒学威信扫地，成了“吃人的礼教”，道家思想的浪漫潇洒与愤世嫉俗也消亡了。到处是乌烟瘴气，麻木不仁，中国终于落后于时代的洪流！

今天，银幕上仍是光头大辫子和奴才主子的形象，真是惨不忍睹，让人痛心疾首。复兴汉文化迫在眉睫！我们复兴汉服时，不要忘记一同复兴汉服体现出儒道互补的精神。因为，汉服可以载道。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殺人王

無可否認係好睇過旗服

中国视野

论性感，女装汉服实在无法和旗袍比的，要知道，呢个年代，兴的系一个字“露”。

至于男装汉服，比清朝马褂就好睇的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