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历史档案是历史上各种社会活动中遗留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最近出版发行的《香山明清档案辑录》，无疑为研究香山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从本期起，本版开辟“香山文化之史海钩沉”专栏，对有关史料进行历史解读和现实调查，与读者共同寻访香山文化的源头，分享香山文化的独特魅力。敬请垂注。
1948年11月由中山县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中山县新编乡镇图》中香山乡所在位置。
设县于南宋绍兴22年（公元1152年）的中山，原名香山，因五桂山上多奇香异草而得名，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孙中山先生而改今名。虽然“香山”的县名不再用了，但中山县境内以“香山”命名的行政区域又重现于上世纪的40年代中，直至建国初期。香山乡，一个隶属原中山五区的小小乡镇，何以能以原县名命名？建乡期间，又曾历经过怎样的历史风云？
“香山乡”的来由
要说“香山乡”，先要从“香山县”说起。
史载，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现属珠海的山场村在唐朝就以盐业和银矿业闻名，被誉为“中珠澳文化与经济始祖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朝庭在此地设立香山镇，镇域包括今中山市的石岐、沙溪、大涌、环城、三乡、神湾、五桂山、南朗、张家边和珠海市的山场、前山、唐家、下栅一带。南宋绍兴22年，即公元1152年，香山镇升格为香山县，不久县址迁到现在的中山石岐。“香山”之名一直沿用至元、明、清三朝，直至民国1925年。可以说，山场是“香山”的发祥地。
宋朝设县以来，县内的行政区划进行过多次调整，名称也在乡、坊（都）、区、镇之间变化。1936年，全县设9个区，下辖386个乡镇。包括现在中山的三乡平岚、雍陌，珠海山场、香洲等70个乡镇在内的地区，被划为中山的第五区。1946年9月，撤销区建制，全县缩编成67个乡镇。原第五区中现属珠海的山场、香洲、里神前、外神前、吉大、大洲、宁夏、南村、新村乡，合编为“香山乡”。
1949年冬，中山解放，建立了新的区乡体制。到1951年1月，全县设置1个区级镇、11个区，下辖96个乡镇、879个村。香山乡成为新的第五区所属的9个乡之一，下辖山场、吉大、香洲、湾仔沙等21条村。
1953年4月，从中山划分出珠海县，香山乡所属地域划归珠海管辖，“香山乡”一名从此退出了中山的历史舞台。
工业落后注重教育
虽然香山乡所辖的山场被誉为“中珠澳文化与经济始祖地”，但时至上世纪40年代中，香山乡的工业一片空白。据1946年11月中山县政府进行的工业统计显示，香山乡辖内没有可填报的工业。
反之教育事业尚属兴盛，设有中心国民学校和私立复光小学（即今珠海吉大小学）。但在抗战刚结束内战又开始的动荡局势下，由校董投资的私立小学管理层变动频繁。1948年11月，当了3年复光小学校长的叶勖民，多次以“足疾需旅港就医”为由提出辞职。1949年2月，由毕业于香港英华书院的校董叶邦泰接任校长，但仅任职一个学期，就以“家境清贫，生活不易维持，需外出谋生”为由辞职。
1948年7月4日，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派发给香山乡山场的《征收三十七年度上造军粮公函》。
1948年9月20日，香山乡私立复光小学向县政府呈报学校校务状况表。
珠纵队员神出鬼没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以香洲前山翠微村人吴当鸿为队长的10多名珠江纵队武装人员组成凤凰山武工队，坚持在凤凰山区与国民党展开斗争。香山乡正处于凤凰山区范围之内。
除了现有的各种报道、回忆录对当年珠江纵队在凤凰山区开展斗争的正面记载外，当年国民党政权下的香山乡公所、县警察局等有关“共匪”活动的报告、电函等原始档案，也从反面真实反映了革命武装力量的活跃。
如1947年1月27日，香山乡公所向县长孙乾呈报“共匪”围攻香洲情形。报告称1月24日晚上7时，发现“共匪”吴当鸿部20多人“企图”攻击香洲，即调集乡警镇守。半夜1时10分，吴当鸿率部分路包抄香洲，与乡警激战10多分钟后撤退。乡长黄汉认为香洲形势紧张，请求县政府派军队协助以戡“匪”。29日，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吴当鸿部在围攻香洲前的23日，杀死了香山乡的保长古易平兄弟2人。县政府要求两案并办，派警察第三大队前往搜剿。
同年10月23日，香山乡又呈报，本月22日晚8时，在吉大与香洲之间土名为“西牛望月”的险要处，巡警与10多名珠纵游击队员相遇，展开激战数十分钟，一名游击队员被杀。
1948年7月16日，香山乡首席保长山场联保第一保保长鲍仲谦声称截获“奸匪”征收三十七年度（1948年）上造军粮的公函，并将之缴交县政府。此公函为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开展“反三征”斗争、为革命武装力量筹集粮食的函件。
珠江纵队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吴当鸿的武工队，利用凤凰山区、香山乡一带偏僻、复杂、险要的地形，神出鬼没地打击、牵制敌人，让国民党军警疲于应付，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军力，为凤凰山区一带乃至全中山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12月17日,香山乡公所向县政府送呈的函件。
“朱文彬事件”与收回澳门运动
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一举收回了被日本割占的台湾、澎湖和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的全部租界及广州湾等租借地，广大民众由此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澳门。毗邻澳门的中山人民积极参与到收回澳门运动中，于1947年5月，成立了“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促进会”。同年7月发生的中山县香山乡人朱文彬被葡兵殴打致死的惨案，更激起了中山民众收回澳门的高涨情绪。
1947年7月29日上午，时年32岁、以单车载客为生的中山五区香山乡人朱文彬，载着欲前往澳门的香洲人郭棠，沿岐关公路经前山、北岭赶往关闸。至关闸葡境时，一葡警冲出来，喝令停车检查。朱文彬因自幼患严重耳聋而没听见，径直过关。葡警恼羞成怒，迅速冲上去，朝朱文彬气门猛击一拳，致使其当场晕倒。后被送往澳门山顶医院，但不治身亡，遗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飞来横祸，顿时断了全家的生活支柱。
30日，朱文彬之兄朱锦棠向香山乡公所报告事件，要求查办凶手，伸张正义。香山乡即向县警察局报告，县警察局亦于当天向县长孙乾报告。但澳葡当局拖延数月不决，最后竟宣布凶手无罪，并捏造事实说朱文彬是因病而死。澳葡当局的行径激起了香山乡乃至广东省民众的极大义愤。
8月5日，广州市22个工会、团体就朱文彬事件举行集会，要求政府收回澳门并惩办凶犯。
12月，香山乡所属的五区民众代表陈楚镜等25人联名向中山县各界发函，要求就朱文彬案“主持公道，鼎力援助，以维国体而慰民”。函件指出，惨案发生之初，本区、乡民众群情激愤，准备自行组织行动解决此事。但为顾全大局，与上级步调一致，代表们极力劝谕民众，不把事情闹大。谁料几个月等来的是如此结果。一乡一小民之事关国家民族之尊严与安全，为此，民众商议，若12月底前事件仍未得到合理解决，他们将派员到参议会请愿；呼吁各界援助；函请澳门各侨团援助；实行与澳门政府不合作运动并举行大型示威游行活动。
1948年1月17日下午2时，县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共51人举行声援会，促请政府早日采取有效对策，使朱文彬案早日得以解决。在各方强大压力之下，2月，澳葡当局不得不答应民众提出的赔偿条件并立即兑现。2月6日，中山县派员带着朱文彬的老婆、儿女前往澳门，领取抚恤金一万元，并为其儿女办理入学手续。
“朱文彬惨案”终以中山民众的获胜而告结束。“收回澳门运动”也因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的考虑以及解放战争的紧迫形势而暂时平伏下来，但埋藏在人民心中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息过，直至1999年澳门终于回归祖国 | 
發表於 2007-3-1 00:4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