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語言是該社會的文化的一個方面,同時語言亦可看作為文化的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從一個社會的語言觀察到該社會的一部份文化待徵。人類學家為調查研究對象的文化而必須從了解他們的語言入手。因此,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從香港人的語言中觀察到一點香港文化。 香港有百份之九十七以上人口是中國人,絕大部份香港人的母語都是廣府話,而書寫則使用中文。雖然香港跟一些其他廣東地區一樣是以廣府話作為母語,但香港人說的廣府話跟中國大陸的深圳、澳門的廣府話亦存在著一點分別。 香港人的語言的一大特色是洋涇濱語言。香港是其中一個洋涇濱語言區,因為香港在1997年以前的九十九年期間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人把殖民主義者的洋話進行簡化、異變,與自己的母語混雜使用。例如香港人有時候說出,甚至寫出這樣的話: 波士打完波,帶住BB搭巴士去食熱狗同曲奇餅。
這句話裡有若干個洋涇濱英語名詞,如「波士」(BOSS音譯)、「波」(BALL音譯)、「BB」(BABY音譯)、「巴士」(BUS音譯)、「曲奇」(COOKIE音譯)和「熱狗」(HOT DOG直譯,不知所云)。洋涇濱語種主要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香港流行的是洋涇濱英語,澳門流行的卻是洋涇濱葡萄牙語。 除了以上句子,我們還可找到更多的香港的洋涇濱英語。 詞語
| 英語
| 詞語
| 英語
| 多士
| Toast
| 朱古力
| Chocolate
| 忌廉
| Cream
| 梳化
| Sofa
| 荷蘭
| Holland
| 咕臣
| Cushion
| 的士
| Taxi
| 沙律
| Salad
| 咖啡
| Coffee
| 希臘
| Greece
| 白蘭地
| Brandy
| 威士忌
| Whisky
| 一打
| Dozen
| 云呢拿
| Vanilla
|
香港的洋涇濱英語多不勝數,雖然香港於1997年已經回歸中國,但洋涇濱英語之運用並沒有減少,洋涇濱語言之流行有時甚至勝過了原本有意義的中文詞語,例如,如果我們在香港把「搭巴士/的士」說成「搭公車/計程車」,會帶來一些不便,由於這些詞語在香港不流行,聽者可能會不明白說話之意思。有時,在香港不說洋涇濱語更會被歧視,因為香港人普遍對中國大陸的同胞存有一定程度的歧視,認為他們是比較落後、沒有禮貌、不衛生、沒有知識的人。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現時更發展成一個資訊商業城市,仍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洋涇濱語言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更在近年出現更多的洋涇濱語言。以往的洋涇濱語言多數是來源自英語,但近年卻出現了很多來自日本的洋涇濱語言,例如「卡娃兒」(其實是日文的「可愛」)、「奸爸爹」(其實是日文的「努力」)。這些詞語不但出現在香港人的言談中,更加出現在電視節目的名字、報紙雜誌的文章中。這種「東洋涇濱語言」的逐漸流行,可反映到日本文化在香港的漫涎。香港人喜歡將外來語本地化,一些日文漢字如「一番」、「人氣」等都被借用。其實我們認為洋涇濱語言是不應該太濫用的,因為單從字面去解,往往不知所云,甚至會曲解意思,例如「奸爸爹」照字面解應為「奸狡的父親」、「一打雞蛋」的意思應為「打一下在雞蛋上」。雖然洋涇濱語言現象有時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們認為可免則免,例如既然原本的漢語已有「努力」、「可愛」之詞語,又何需引入「奸爸爹」、「卡娃兒」等詞語呢? 由於洋涇濱語言往往先有說話,才再有文字,所以口語中的讀音和書面上的讀音往往不一致,我們也不難找到一些例子: 詞語
| 廣府話的口語讀音
| 字典中之粵語讀音
| 巴士/的士/多士
| 屎尿的"屎"
| 是非的"是"
| 忌廉
| 黏貼的"黏"
| 廉潔的"廉"
| 荷蘭
| 躝街的"躝"
| 蘭花的"蘭"
| 拖肥
| 賊匪的"匪"
| 肥胖的"肥"
| 咖啡
| 嫁?, [火爹切]
| 卡飛
| 白蘭地
| 躝?, [大鄙切]
| 白欄地
| 一打雞蛋
| [大丫切] | 打人的”打” | 朱古力
| 朱姑礫
| 朱估歷
| 梳化
| [科打切]
| 化石的"化"
| 咕口臣
| 箍筍
| 菰,字典中無「口臣」字
| 沙律
| Leot 2
| 栗子的"栗"
| 希臘
| 獵人的"獵"
| 企立的"立"
| 威士忌
| 紀律的"紀"
| 技術的"技"
| 云呢拿
| 混, [落詩切], ?
| 風雲的"雲" , [落車切] , 擒拿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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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子,其中多數只是讀音的變調,但亦有少數字面之讀音只是口語讀音之諧音,例如把「希獵」的口語寫成「希臘」、將「箍筍」(CUSHION)的口語寫成最近似的諧音「咕口臣」,其「口臣」字甚至是香港人自創的字。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凡事講求效率,與其花時間去將英語譯為合理的中文,倒不如索性講英文罷了。所以香港人說話往往夾雜一兩個英文字,這一方面是由於廣府話是香港人的母語,句子結構必然比英語易於掌握,但若干英文詞語又比中文詞語易掌握,於是以效率為大前提的情況下就產生了這種現象了。例如香港人多數會說CPU,而不說「中央處理器」、會說「CALL機」,而不說「傳呼機」、說「FAX」而不說「傳真」、說「COPY」而不說「備份」……。有很多香港人做事的座右銘都是「快、狠、準」,有趣地,我們覺得香港人說話夾雜外語都可反映到這一點:不將英語翻譯為中文,是為「快」;背棄母語,是為「狠」;不存在翻譯上的錯誤,是為「準」。可是,擅英語的人固然可以將那些英文詞語較正確地以英語讀音讀出,但不擅英語的人也可以不正統的英文讀出英語,那些英語漸漸約定俗成地變調及以地道諧音讀出,最後又變為另一個洋涇濱語言了,例如「FAX」,香港人往往讀成「FAX屎」,相信如果未來香港人將「FAX MACHINE」譯為「發事機」而不再用「傳真機」也不足為奇。 香港人在說話裡夾雜英語,甚至本地的中文流行曲歌詞也常常可見有一兩句英文夾雜其中。這現象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自身的文化認同,香港人較傾向於承認自己是香港人,多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與此同時,改變自己說話的形式又可以令香港人自己跟中國大陸的同胞有更大的分別,最後又可能使香港人更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一個人喜歡說那一種方言,多多少少反映了自己傾向於那一種文化,正如法國人不喜歡英國文化,他們即使懂得英語也很抗拒說英語,他們討厭英語反映了他們的一種傾向。明顯地,很多香港人也傾向於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學日文更是年青人的潮流。最近,所謂「大韓風」吹至本港,韓國電影和韓國流行曲大受歡迎,韓國語言也漸漸變得不陌生,雖然現在學韓文的香港人不多,但我們相信這種潮流將會出現。 香港資訊發達,差不多每家每戶都會有一個以上的電視機,有沒有電視機甚至被認為是一種衡量貧窮的指標。因此,香港人的語言也很受傳媒影響,例如,在七十年代末,「阿燦」的角色出現在電視劇集《網中人》中,「阿燦」由廖偉雄飾演,他是一個由中國大陸來港的新移民。而當劇集播出後,「阿燦」這個名字及其在劇中的一舉一動,就立即成為當時新移民的公眾形象,「阿燦」這個名字更代表了這個群體類別,更暗示這些人是沒有見識的「大鄉里」。從此以後,甚至到今時今日,香港人都喜歡稱大陸新移民為「阿燦」,詞語也帶貶意。「燦」這個字本來解作「燦爛」,但香港人現在又歪曲了這個字,變成「沒見識的大鄉里」之義,甚至繼續引伸,八、九十年代,開始產生了「港燦」這個詞語,意為在香港地道的沒見識的人,而不再單指那些新移民。單是二十年,香港人就使燦爛的「燦」這個字一步一步歪曲,由「大陸新移民」之意再引伸至「沒見識的人」之意。 類似的情況無日無之,多不勝數,例如「唔駛問阿貴,……」其實意為「無容致疑,……」、「金毛強」其實意為「染淺了髮色的人」、「馬檻」意為「妓寨」、「小強」其實意為「蟑螂」,單字「強」可解作香煙、單字「索」可解作「漂亮」……。這些詞語單看字面是不能理解或很難理解的,這些字眼不但出現於香港人的說話中,「我手寫我口」的香港人有時甚至把這些口語寫在報紙雜誌的文字中。我們認為這些現象不是一些好現象,沒有理會原來字義胡亂賦予新義,在短期內,的確豐富了香港人的詞彙,更加使香港人的說話加入了新鮮感,但長線卻會使詞彙有多重不同而且不相干的意思,原有的意思失去活力,新的意思則變成像契丹文字般的無人認識之死文字。古時印刷術不先進,作為遊牧民族的契丹族的文字尚可流行三百年,但今天印刷術先進,文字的流傳不成問題,香港人的舊字新解所造成的影響實在無法估計。作為一種成功的語言,必須有法可循,香港人這種有創意卻沒規則的語言實在不值得鼓勵,不單不可以將之發揚光大,推向國際,更加是使用漢語的人之恥。雖然我們不認同這種香港文化,但我們相信之所以香港人可以不斷的將舊文字賦予新意思可歸因於漢文化的博大精深,漢語言的詞詞字字都是言簡意賅,內涵豐富,外延寬廣。 上述所講的字眼,其實是很庸俗的字眼,例如「金毛強」意為染淺了髮色的人、「強」解作香煙、單字「索」解作漂亮、「馬檻」意為妓寨,有些甚至原本是黑社會背語,然後才再慢慢普及。這些例子又可反映香港低下階層的次文化很容易及很快普及,而且大眾都似乎不太抗拒這些俗語的普及,當中傳媒尤其需要負上責任,因為傳媒往往使這些字眼公開化、大眾化。雖然香港的大眾傳媒很庸俗,但仍有一定底線,例如電視電台不容許播出粗言穢語。
雖然電視電台不容許播出粗言穢語,但粗話之流行卻是存在於社會各階層。我們認為廣府話的粗話,是各種語言中最為俗不可奈的粗話之一,香港人一般稱之為「粗口」。粗口文化不斷精簡、創造,年青人尤其熱衷。已前的地下樂隊「LMF」以唱粗口歌著名,現在亦已地面化,其粗口唱片更加是極為暢銷,可見香港人的粗口文化之普遍。粗口用途主要用作加強語言的意思及語氣,其次則作為形容物件或傳達訊息。以廣府話為母語的人,不難理解粗口文法;加上旁人常於大家耳邊「爆粗」(一連串、密集地講粗口是為「爆粗」),相信居港人士,無不對粗口耳熟能詳,對粗口文法必然有一定了解。我們之所以說香港的粗言穢語俗不可奈是因為香港的粗言多數是渲染性暴力之侮辱字句。雖然國語亦有由渲染性暴力之侮辱字句組成的粗言,但卻不會出現香港粗口中的男女性器官的字眼,可見香港的語言,尤其是粗言穢語比其他漢語都要庸俗。如果以日文的粗話跟香港的粗口作比較,更加是天淵之別,因為日文的唯一粗話只是罵人「畜牲」。我們相信越粗俗的文化,就會存在越粗俗的語言。
有點矛盾或不統一的是,香港人的說話粗俗之中也有很多學術性、專業性的詞語,例如「宏觀」、「微觀」、「集約型」、「粗放型」、「廉政」、「研討」等等。香港人說話時用的詞語也可反映香港是個甚麼形式的社會,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商業城市,說話的商業味道自然也比較濃厚。例如香港人喜歡用「經濟」這個詞語,「經濟」可以解作「便宜」,「經濟裝」的貨品其實是指「特大裝的貨品」……。
較早前,香港申辦亞運,所用的口號是「香港一定得」,可惜最後申辦失敗,勝敗與否不是我們的想說的討論重點,我們想說的是這個代表我們香港的口號也可反映到一些東西。就是這反映了香港人做事很有信心,而且定了目標就勇往直前,但同時也得承受很大壓力,寧可先把重任擔起,才再慢慢硬著頭皮去默默耕耘。雖然這可以說是個別事件,但我們覺得這事件也很有代表性,至少與世界公認香港人最大的優點──「拼搏精神」──同出一轍。
雖然香港語言存在一些獨一無二的特徵,但當然亦大量地保留了普遍漢語的特徵,我們發現中國人類學學者曾少聰的一些對漢語的見解同樣可以應用於香港的語言當中。曾少聰認為漢語的語音特點決定我國詩歌的韻律,他認為漢語語音的元音比較佔優,輔音較少。一般來說,輔音剌耳,元音悅耳,再加上音節有高揚轉降的聲調變化,因此漢語音節具有較強的音樂感。我們認為廣府話比普通話更有音樂感,因為普通話只有平上去入四聲,但廣府話則有九聲(高平、高上、高去、低平、低上、低去、高入、中入、低入)。漢語由於音節比較少,結果是每一個音節常常要表現許多的內容,不同的漢字往往有相同的讀音,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詩歌通常都可以全首只押一兩個韻到尾。現代香港寫詩風氣不太流行,但同樣情況亦可見於流行曲和新詩創作中。
曾少聰的文章又指出,語言能幫助不同民族的人形成特定的思維和表達習慣,也制約著一個民族在進步過程中所構築的文化結構和個性特點。漢語的語序跟思維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通常也跟行為過程的次序完全一致。我們認為香港人的思維同樣繼承了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
?(總結從略)
參考:
《建設中國人類學》,上海三聯書店
《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上海三聯書店
《文化人類學》,中山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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