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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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入海是相當蒼涼悲壯，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千古絕唱，唱得中國人為之慷慨激昂。長江入海是那麼豪邁激越，劉禹錫的“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過，張若虛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猶令人尋夢依依，纏綿悱惻。

　　長江、黃河和珠江最終都是流向海洋。不過珠江口有八門出海：磨刀門、虎跳門、雞啼門、厓門、虎門、蕉門、橫門、洪奇門。似乎長江黃河，沒那麼多門。而且珠江也並不按“三萬里河東入海”的規矩，而是“有門即向海中流”，管它向東向西，哪里能出海就往那裏流，珠江口是奪八門向南而出海。清陳恭尹有句雲：“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是否也可以理解為珠江不限華夷的開放性。這大概也就註定了廣州人對多元文化的相容和開放，?“條條道路通羅馬”，他們會選擇多種門徑，不管黑貓白貓，以不同的方式達到同一目的。

　　曾經與中山大學黃偉宗教授訪問南沙，幸會霍英東先生。談到珠江文化，霍先生的一番見地也很說明問題。他舉出幾個數字，每年黃河沖積的淤泥達11億噸，長江為5億噸，珠江只為2千萬噸。我想這就是珠江八門好處，其開放程度之高，不易閉塞，于水不易為淤。當然霍先生說的是江海一體的觀念，因為他要在廣州的南沙為珠江打造一個更大的海港。我想這也可以說是霍先生珠江文化底蘊的經濟觀念，決定了他的投資取向。

　　黃教授石破天驚提出“珠江文化”，認為“嶺南”有以偏概全之虞。現代世界崇尚“水文化”，神州大地除了長江、黃河，當還有珠江。黃帝是黃河文化的始祖，炎帝是長江文化的始祖，他甚至語驚四座，一文以義，舉舜帝為珠江文化之始祖。

　　我倒是隨黃教授去過英德，其南山地勢險要，風光秀美。傳說當年舜帝南巡狩獵，曾率領宮廷樂隊登上南山最高的鳴弦峰，奏起了《望娥》之曲，唱出了《熏風》之詞。大概這就是舜帝在粵的足跡了。不過當時南方如《山海經》記載真有那麼回事，實在是太可怖了。有其狀如蒼黑的牛的兕，有豕身人面的猩猩，還有人面鳥喙身有翼，能飛的灌兜……舜帝率宮廷樂隊巡狩南方，開化蠻荒，最後死於蒼梧之野。於是溯為珠江文化之源。這若是引起學術界爭鳴，那就幸莫大焉！??

　　黃帝的黃河文化代表了北方的中原文化，而炎帝的長江文化代表了南方的江南文化。《中國歷史大辭典》說炎帝居於姜水（陝西歧水），應該是北方人。但未表黃帝何方人氏，但他與炎帝同為少典之子，也應該是北方人。中國自秦以後形成的傳統疆域，多以秦嶺、淮河為界，華南、華北大體對等分割，華南為南方，華北為北方。

　　大概南北之爭洎乎遠古時代的炎黃大戰。如果按黃教授說法，則是長江，黃河之戰了。這場戰爭，黃帝贏得了勝利，使得中原文化從此在這片土地上占居正統、主導的地位。遠古人取名字講究來歷，如有巢氏、燧火氏、神農氏、刑天等等。炎黃也如此，黃帝的黃，是黃河的黃，黃土地的黃；而炎帝的炎，是炎熱的炎，燒火開荒的炎。炎帝亦即神農氏，發明農耕、醫藥、商貿和音樂。黃帝發明了房屋、蠶桑、舟車、文字、音律、算數、弓箭及井田制。考古發現，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迄今約有九千年歷史，遙遙領先于黃河流域至少上千年。神農氏發明農耕、嘗遍了百草，這足以證明神農氏只能是南方人，炎帝一脈為現今可以追溯得到的“長江文化初祖”。

　　據說，黃帝之妻嫘祖原籍廣西，發明了養桑蠶。北方人蓋房子、造舟車、制弓箭，故也會養桑蠶，黃帝則為“黃河文化始祖”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龍戰玄黃”之後，那就是一個龍的中華。華夏文化由南向北擴散開來，經過漫長的歲月，逐漸形成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江南文明，和以黃河流域為主體的中原文明。長江流域因地理、氣候較優，文明的步伐曾長期大幅超前于黃河流域，但黃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農耕技術並使之制度化，終於後來居上。若中國是個大家庭，各地皆大中華之子。

　　最近出土的文物證明珠江文明與中華文明整體同期存在，粵北曲江的馬壩人遺址固然。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張鎮洪教授在珠海高欄島新發現的摩岩石刻壁畫所刻圖騰為西周時期古越民族的。張教授日前在英德考古，還發現一萬二千年前稻的矽化體。這一點證明了廣東除漁獵，還有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甚至還早于長江的稻作文化。令人費解的是，中原的農業文明的南傳總是與暴力相聯繫。??

　　但無論廣東土地上如何考古，出土文物或化石總不會超過15萬年前。而在中原的發現，往往上百萬年前。連雲南元謀人、浙江河姆渡人遺址都在170萬年前。此中是有其自然氣候原因，嶺南潮濕的亞熱帶氣候、酸性的紅土壤，不可能保存更漫長歲月的遺跡，廣州人為此感到沮喪。先是中原黃河流域，再是長江中下游的吳楚之地。“南蠻”之地的廣東，成了趙佗來後收養的“兒子”。

　　春秋時代，代表黃河文化的強國是秦，而代表長江文化的則是楚。楚國率先自立為王與周王室分庭抗禮，吞併大小國家不計其數，版圖急劇擴張。到戰國時，楚國的領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東至山東半島，西抵陝西，南抵南粵，經略巴蜀、黔中，征服滇池，面積甚至一度超過北方六雄之總和。當時最具實力橫掃六合統一中原的國家是楚國，而非秦國。?

　　然而恰恰是秦國而非楚國橫掃六合。秦國地處偏狹，戰國初年並不顯赫。商鞅變法，從政治體制上下功夫，終於取代楚國成為七雄之首。秦國強大後，第一個重點打擊的對象便是南方的楚國。在征服各國的過程中，最令人感覺其詭詐、蠻橫和惡劣的是強秦欺楚。不過，人們以為南方人狡詐，北方人戇厚；其實南方人若戇厚，會近乎“憨居”；北方人若狡詐，簡直是發狼戾。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推翻秦朝暴政，果然還是楚人：陳勝、吳廣國號稱“張楚”，項梁、項羽是楚將項燕的後代，劉邦出身楚國故地，反秦大軍名義上的最高統帥是楚懷王。亡秦之後，楚漢相爭，待項羽聽到四面楚歌之時，以為楚人盡歸劉邦，只得烏江自刎。??

　　劉邦建立漢朝，秦漢兩朝，看起來漢承秦制，國都也都設在長安，卻是北人和南人先後統一中國建立的兩個政權。治國思想也大不一樣，秦朝推崇法家，漢朝先行道家，後獨尊儒術。儒本是北方魯國的產品，但魯國終被南方楚國吞併。?

　　兩漢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國。北方是魏國，南方是蜀國和吳國。衣冠南渡以後，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與大批湧入的胡人雜居。經過這番民族大遷徙，南北人的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大致是南人為漢人，包括原來的南人與北人；北人為胡人，摻雜少數殘留的原北方漢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為帶來了先進的文明，一派正宗嫡傳的嘴臉，到後來才漸漸融入南方，成為真正的南人。到了南北朝，南人稱北人為“索虜”，北人則稱南人為“島夷”。索虜意為頭上紮辮子的化外之奴；而島夷，則是澤國水鄉的烏合之眾。北方的索虜們經過仔細一番漢化，終於脫胎換骨成為漢人，征服了南方的島夷，建立統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亂及黃巢之亂，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傳統中國又一次經歷民族大換血。加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是分期分批而來。每次換血使漢人從血緣上逐次被稀釋。而此時的南人，也不會都是純粹的漢人，因為逐次遷來的北人中，可能已帶有胡人的血統，甚至本身就是被漢化的胡人。元朝時，蒙古人從法律上確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別和等級。北人是漢人，列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後。

　　廣州人對北方人還是無甚好感，可能就因為有此南北之爭的歷史淵源。且秦漢乃至元及清南征的殺人如麻的暴行不無關係。尤其是西漢伏波將軍路博多十萬樓船興師伐粵，縱火燒城，番禺城（古廣州）被燒為赤地。即使唐宋之盛，嶺南亦不過貶謫流放之地。北人南下做官，動輒如寇，使粵人無不聞“北”色變，成為特有的“拒外基因”。這種拒外情結，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就昇華為民族英雄主義。

　　每有外族入侵，北方人與南方人對敵態度各不相同。歷朝歷代都有記載，每遇外族入侵，南方人總是抵抗得特別頑強。南宋如此，南明亦如此。如清兵入關，偏安於廣東的南明派遣左懋第到北京與清朝談判，那些已經降清的北方籍官員在北京，一概閉門拒見南明使者。他們既怕被當面斥為“明朝叛臣”，鬧個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與廣東的南明“暗中勾結”。1840年英國人在三元里就嘗到了廣州人的厲害。當時儘管占了大便宜，一百多年後還是要把香港交還中國。

　　廣州的民俗風情，與北方的迥異，簡直歷數不盡。在北方謂趕集，在廣州人謂趁墟。北方人謂對弈，廣州人謂捉棋。北方人用勺，廣州人用匙羹。北方人吃饃，廣州人吃飯。北方人喝稀飯，廣州人食粥。遠古時北方人吃小米（粟），粵人吃稻米，後來北人改吃麥面和雜糧，粵人依舊吃稻米，再後來粵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為河，在廣州叫河為海。北人善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靈巧。

　　我在北京學習時，廣州學員要天天洗澡，這也為北方同學們看不慣。無論冰天雪地，照沖不誤。旁人看了盡打冷顫，渾身起雞皮疙瘩。且還不進浴室，洗手間也將就。廣州學員的閑食多是香港貨，包裝花俏，印洋文的餅乾、朱古力之類。親戚朋友從香港捎來的，不吃白不吃。帶點洋化的生活，同學們都看不慣。“南蠻子”之謂，欲呼無聲。“蠻”即“土”，“土”又何由？電影電視裏為富不仁的反角准是粵語普通話的廣州人，看了可消氣。

　　其實南方人、北方人之間的歧視，可溯源到東晉時，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來的北方士族，言談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語，把北人叫作“傖鬼”。而現在廣州人把廣東以外均視為北方，將北方人謂之“撓洶”?（老兄）。北方人喜稱對方為“老兄”，粵人不解，以直呼之。他們朝外省人唱“老兄老兄，唔喫芫茜蔥；生在湖南，死在廣東……”所謂“老兄”讀成“撓洶”其為粵語音譯。這豈止廣州，各地居民都有對外鄉人的歧視和嘲弄。

　　處於南方的廣州天氣溫暖、濕潤，陽光充足，植物豐茂。珠江流域的確不同于中原，空氣發潮，不爽，身感粘稠。然滿眼蔥綠，生氣甚濃。不甚明媚，卻燦爛，墨綠蒼榕，火紅木棉……從飛越中國大陸的上空可以從漠漠雲霧和陽光交錯中透露出來的是兩幅風貌迥殊的畫面，一個是華北，另一個是華南。在乾燥華北平原上，極像是美國中西部的景致，如同是木刻版畫。而華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汪洋一片的稻田從空中望下去，如同一幅水墨畫。

　　廣州人長相亦具特色，眼深，明眸，濃眉；嘴大唇厚，牙闊，哨出或倒岌；額高頦寬，呈國字，骨架粗大，略矮。廣州人與北方人的異趣，連外國人也能感覺得到。英國第二任駐香港總督德庇時爵士，曾經作過如此描寫：“生活在南方的中國人，其體貌特徵不如生長在北京的中國人更具有韃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時，南方的男人習慣赤裸上身，腰以上曬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歐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亞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樣。

　　明人黃瑜從中醫的醫理，談嶺南廣東人與北人的體質：“南人凡病，皆謂之瘴。率不服藥，唯事祭鬼。設犯傷寒陰陽二症，豈有坐視而不藥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虛，用藥者妄，發汗吐下，其禍可立而待也。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痰結。檳榔能下氣消食化痰，故嶺海之人多食之。此可類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膚理緊密，一旦病疫，當汗則閉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難治。”（《雙槐歲抄》）廣東人喜食檳榔，有著名兒歌《月光光》為證。直到現代，三歲孩童皆會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喫檳榔……”康熙皇帝也曾論及南北人的體質，認為北人進補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參，南人則宜用人參不宜用鹿茸。人參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產。

　　“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之說，大不如前了。開發上海浦東，開發大西北。廣東有的特殊政策人家也有了。然“海”邊行的優勢，誰也無法替代。我青年時，工廠附近有一池。池邊豎一告示牌，書“禁止下塘捉魚”。後來，牌子無蹤。不知者皆下池摸魚，先者自然摸著大魚，後者只好摸些小魚、蝦毛。知者規矩，泥沙也沒摸著。廣州人摸大魚者甚眾，一夜之間成腰纏萬貫的富翁，連農民也住別墅，開小車，比省裏的官還要闊氣。規矩者一直堅持崗位，只有“下崗”。

　　文革時，廣州人稱香港“人間地獄”，卻要偷渡地獄，亦此心態。廣州人“憎人富貴嫌人貧”不足為怪。對“撈仔”如是，即使同是廣州人也如此。常有這樣情形，公共汽車上兩個阿嬸旁若無人地大談兒女在國外發達，回來又買樓又買車，現在趕去同他們飲茶。為了證明真有其事，她下車時，特別的顯得匆忙。另一位欣羡不已，滿口的奉承話，贊她的兒女好本事。等她下了車，又回頭對別人揶揄說：“嗟，若有車，又何須來迫‘巴士’呀！前世未飲過茶，滾水碌腳咁樣，急急腳，去投胎咩！”

　　的確，廣州不少人下崗在家，他們寧可每月領三幾百塊的生活費，想像著家裏有人在香港發達。因為香港人有錢，鐵梅唱“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港人便把內地人統稱為“表叔”，女的稱為“表姐”。廣州人不表異議，因其亦稱人“外江老表”，更不消說“撈仔”了，況且自己也被稱?“表叔”之列，廣州人最惱火是港人看不起他們。即使是七十歲的老婆婆，儘管她也是從大陸來香港。在廣州的親戚家中看香港電視，凡有報導哪里遭搶劫，她就不加思索，張口就說是大陸人幹的。一點面子也不給廣州親戚，一口咬定是大陸人幹的。儘管後來被告知賊人是一個退役員警，她還是說那是“省港旗兵”，這是港人對在港大陸退伍軍人的稱謂。

　　因此，廣州人即使下崗，怎麼也不屑去幹諸如掃大街，洗碗碟之類的髒活累活，要幹就幹賺錢多又自在的活。而這種活，要有相當的文化水準，而他們的文化並不高。但若在國外，就另當別論。但在上山下鄉年代，能讓他們回城，別說是掃大街，就是當仵作佬抬死人也幹。這叫此一時，彼一時，廣州人說“馬死落地行”。現在有馬騎，又何必與自己過不去，非得氣喘咻咻地走路呢！他們悔當時回錯了城。不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參予鄉巴佬們的分紅，住小洋樓、打麻將、溝女仔（泡妞）。個個月坐著等分錢，根本不用幹活，根本無下崗之虞。

　　現在廣州城大凡一些既髒又累的工作，大都讓外來人包了，如搬運，泥水，掃街、保姆，尤其工廠裏，工人都些年輕的外來打工仔。要在“上山下鄉”年代，對廣州的後生仔來說，已經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了。但現在他們寧可下崗，在家裏呆著，陪著阿公阿婆打打麻將也不願幹這些“下欄”的活。而當這些外來的打工仔們憑血汗錢購置了樓房，他們會急得瞪大眼睛，大罵出口“又是撈仔，累得我地（我們）都無啖好食。”好象買樓的應該是他，而不應該是“撈仔”。近來，廣州城外不斷賣彩票，城北賣了城南賣，城東城西湊熱鬧，後生買、阿婆買，傾城皆去買彩票。有錢的開著小車去，窮的自己搭車買，富的有人替他買。窮的買一張兩張碰運氣，富的買幾萬就不信不中。偏偏外來打工仔一刮就中了頭獎，欣喜欲狂，披紅掛彩，光著腳來，開著小車回去。廣州人心理又不平衡了，說道：“這獎是給窮人中的。”以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大度”，悻悻而歸。為不吃虧，他們會便宜地買下打工仔中獎車開回去，好像是他中了頭獎。這是自我安慰獎，總比鎩羽而歸體面得多。

　　近二十年，廣州人榮甚，幸甚。二千多年前，廣東瘴蠻之地，水澤山林，土著刀耕火種。秦朝統一六國，發兵嶺南，南盡北戶，中原文明漸入。在歷史長河航行，廣東一條“花尾渡”而已。這條靠拖動的駁船，一夜之間裝上了引擎，忽然跑到前頭，世人矚目。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廣東人有了錢，自謂“招嘖”，咄咄迫人，自以為亞香港了，以香港人的文化心態應付這突如其來的時代潮流。由基圍蝦始，龍蝦當早餐，魚翅撈飯……吃的新名堂滿城七彩。隨之香港歌星火爆，粵語歌曲流行，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誰也唱不像。廣州人似乎傲視同儕。廣州興起香港熱，穿固然，吃亦然，連說話、走路也學香港時髦派頭，樂此不疲。以為自己也剛搭直通車回來，粵語英化，“見了唐人說鬼話，見了番鬼口啞啞”。早在先秦時代的百越民族，各處方言各處音仍然一直沿襲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純正”漢人逃到南方，也仍驕傲地固守誰也聽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話。

　　在外人聽來，廣東話與越南語很接近。“粵”以前就寫作“越”，後為了與越南的“越”區分才改過來。其實粵語和越語並不通。廣東話有九聲，其中保留平上去入四聲，比現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北方方言與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異，是缺少入聲。其次是捲舌音、兒化音。故用粵語朗讀起唐詩來，頗有“平平仄仄”的抑揚頓挫。朗讀“古文觀止”亦盡琅琅上口，頗具古風。而用北京話、上海話，俱達不到此效果。大概廣州話是最多保留了古音的方言，如古語中多用“渠”作第三人稱，而廣州話亦稱他為“渠”。《全唐詩》就有“蚊子叮鐵牛，無渠下嘴處。”可是“阿拉”卻無古籍可據，倒是“儂”或“伊”多作古民歌之用。可能字因古音而僻，現代漢語字典查無可查，故在香港因廣州話方言而自創不規範的漢字如“嘢”（東西）“啱”（沒錯）“冇”（沒有）“咁”（這樣）“冚”（蓋）……大量出現，在香港報刊上招搖過市，令人看了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從唐詩宋詞中也可以看到，入聲韻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詞如果以粵語去讀便十分合轍，而要是用現代漢語的北方方言念就彆扭得令人難受。唐以前的文獻中，也基本不見捲舌的兒化音。“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唐·張籍《憶遠》）黃鶯兒的“兒”是一個單獨的字而非兒化音，也不是輕聲，才合乎五言的格律。即使填詞也須用的粵語才有平上去入，抑揚頓挫的韻味，宋以後的詞家多為南人，北人要附庸這個風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聲的限制。過不了這一關，那就只好去湊《竹枝詞》，騷騷都是羊肉，好歹也是“詞”，通俗易懂，不須平仄，也不須入聲。宋詞元曲，看似一脈相承，實則大相徑庭。一雅一俗，貌合神離。北人遜於填詞，那廣州人就“小曲好唱口難開”了。這“曲”是馬致遠《天淨沙》之類的曲。南方的戲曲曲藝，極受方言區域限制。

　　粵語中雖保留了不少古漢語，卻也糝雜港式英語。此可與上海人相媲，英式上海話因有英租界，直接音譯於洋人口中。而廣州人則拾港人牙慧了。至於“買單”、“搞掂”之類的新粵語卻能風行全國，連大腕明星也張嘴就來。大概是港人無孔不入到處做生意帶去的。

　　廣東人常在“海邊”行，豈有不濕腳的。這種洋化了的中華傳統文化，顯得熱鬧，新鮮，特別受現代人的垂青。而久受傳統文化薰陶的人就不認同了。此所以是香港電影在內地熱鬧一陣，只留下一聲嗤之以鼻“胡鬧”的評語。香港歌星可以傾倒內地無數年輕歌迷，但有識之士無不一笑置之。這些歌詞狗屁不通，星既無音樂知識，也無文化修養，“人靚歌甜”而已。儘管如此，內地仍以看廣州話的香港片和唱廣州話的時代曲為時髦，就連一向不正眼看廣州的上海，學粵語也吃香了。

　　作為國粹的國粹——京劇，廣州人聽不懂，代之以粵劇。不過，粵劇中有所謂官話叫板，用粵腔京話，調遺京韻。也許京劇到廣州，“宮商角羽”成了“工尺士上”也不奇怪。既然“老兄”能讀成“撓凶”，就難保不把“呀呀呸”唱成“哎吔吔”了。不管怎麼說，倒是“工尺士上”譜成的“廣東音樂”如《驚濤》、《步步高》、《彩雲追月》、《餓馬搖鈴》、《雨打芭蕉》響徹大江南北。當然，再好也好不過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粵劇和廣東音樂，洋為中用也大行其道。演奏樂器就不只限於民族樂器，“昔士風”、大提琴、小提琴、洋琴、小號……紛紛登場。即使是“粵粹”的粵劇唱曲譜貌似十分嚴格，音律竟有九聲，比詩詞要求的“平上去入”四聲還嚴格。但一松也很松，現代的、西洋的流行歌曲也能填上些“豔詞麗語”琅琅上“古人”之口唱滿江湖。而在京劇，並無先例。此為珠江文化的特色，可見其包容性、靈活性。

　　還有國粹的國畫和武術，到了廣東卻有另一番風格。說到國畫，廣東關山月和江南傅抱石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巨制《江山如此多嬌》，嶺南畫派與金陵畫派合璧聯珠。嶺南畫派與海派、京派為鼎立中國畫壇的三雄。然而，廣東的書法和繪畫在全國地位來說，與其經濟地位不大相符。似乎廣東人只有錢，沒有文化。文學上，粵軍總成不了氣候，比不上湘軍、陝軍、鄂軍……全國來說，只認一個孔捷生，可他又跑了。

　　在武術界，廣東人爭足面子。這首先得益於香港電影，出了個李小龍，打遍天下無敵手。香港的功夫片，使中國功夫風靡全球。但少林寺在河南嵩山，即使南少林也不是在廣東，而在福建。能把這些故事風頭十足地演繹出來，拍成電影，卻是講廣州話的香港片。南拳北腿，廣東的南派功夫地位由此確立。南拳系列包括刀、劍、槍、棍長短器械是武術競賽一大項目，與北派平起平坐。《南拳王》是廣州人邱建國演的，可惜英年早逝。反映正宗武當派的《武當》，女主角也是廣東姑娘林泉演的。功夫片的興起，人人錯覺少林、武當、崆峒、昆侖、峨嵋各派，武林高手皆講廣東話。令廣東人表現得當仁不讓，這表現在民間傳說，如洪熙官、方世玉，尤其方世玉更是打敗北方武士的英雄。“拳打湖廣兩省，腳踢蘇杭二州”情緒明顯。解放初，在廣州家喻戶曉，津津樂道。看廣東人演武，確有一種猛虎下山的氣勢，聲色俱厲，講究下三路的功夫。馬步穩健，下盤堅固，防守嚴密。而北方人則矯若游龍，閃電霹靂一般，上盤連招帶打進攻淩厲，上三路的功夫?相當厲害。就連舞獅也可看出，舞南獅擂鼓助威，有采青，梅花樁等，顯得沉雄威武；北獅有滾球，戲珠等，虎虎生氣，敏捷靈活。這方面反映了南派武術側重於以守為攻的技擊性，講求實用。李小龍的貢獻在於革新了中國武術，在南派的“詠春拳”基礎上，融入日本空手道、泰拳、西洋拳的長處，獨創“截拳道”，把中國武術提到世界級層次。

　　嶺南畫派同樣講求實效，吸收日本畫的色彩之長。日本畫是在中國畫基礎上吸收西洋畫長處，改革而成。嶺南畫派對中國畫之貢獻蓋為對舊傳統的革命。在三十年代卻飽受排斥和批判，高劍父更受盡攻擊。到了日寇侵佔廣州，投靠日寇的卻並非嶺南畫派。

　　若說西化，中國城市之大哥大——上海，早在世紀初就首當其衝。西方列強在上海都有租界。英租界有頭裹紅布的印度“紅頭阿三”，在上海灘欺負中國人。廣州的沙面比起這些租界來，小巫見大巫。香港整個是洋人作威作福的天下，“紅頭阿三”讓廣州話叫成“摩羅叉”。儘管語氣中帶有點蔑視，但也奈何不得。人家狐假虎威，一揮警棒，也只好俯首貼耳。這點品性與上海人不相伯仲。語言英化，廣州比上海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本體語言的體與用，廣州話的距離大些，也顯混亂。這要怪香港人把“番話”當粵語。挪“貼士”，做“波士”，摣“的士”，夠“菲士”，擺“甫士”……這話是找竅門，當老闆，開小車，夠風光，擺架子。滿嘴漏氣似的“噝噝”聲，中國人聽了，不知所云。

　　西方強勢語言都有捲舌音，是中國人學習西語遇到的一個難題，北京話說得好的人，學習說西語就容易過關。我們常戲稱中國人說帶口音的英語：上海英語、寧波英語、廣東英語、湖南英語，……獨沒聽說過“北京英語”，蓋北京人能夠發好捲舌音，並準確區分私師、自治、此齒、燕樣和了鳥，帶母語口音自然會比其他地區的中國人要少得多。然而，廣州人能說好粵語的“九聲”卻說不好“漢語”（普通話）的“四聲半”。那年我在北京學習，建國飯店只對外賓開放。廣州學員一講“九聲”的粵語，保安以為是香港人，於是指指鼻子大模大樣進去。而講“四聲半”極佳的北方學員卻被拒之門外。

　　五六十年代，在廣東人人都說“食在廣州、住在杭州、著在上海、死在柳州、娶老婆娶在蘇州。”然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不過如此。唯“食在廣州”名符其實。文革後，傳統之食、名廚名師掃蕩殆盡。廣州幾家老字型大小的酒樓，如泮溪、陶陶居……多不景氣，只有廣州酒家以“食在廣州”開宗明義，仍然盛況空前。就連北京、上海也大打粵菜的牌。似乎酒家無粵菜不成家。於是生猛海鮮之招徠，如火如荼。而“生猛”兩字即粵語也。

　　廣州的兒歌唱道：“老兄老兄，唔喫芫茜蔥……”芫茜相當於廣東人的蔥蒜，那老兄當然不吃了。廣州人不吃蔥蒜，是因為嫌其吃了口臭。至於如何食之不在北方，廣州人揶揄北方人愛吃蔥蒜，乃至味覺遲鈍，舌頭味覺無蔥蒜則不快。

　　粵菜的精髓在於“生猛”，亦即鮮活。廣州人的舌頭刁，味覺靈敏，吃起來自然“另些不同”，“味道好極了”！從飲食方面亦可見一斑。廣州人善吃是出了名的，“什麼都敢吃”，似乎可以推斷第一個吃螃蟹的中國人肯定就是廣州人。廣州人只除了四隻腳的凳子不吃，什麼都敢吃。蛇鼠蟲類，令人作嘔，廣州人雖謂“夠曬惑凸”不堪入目；卻以為盤中之餐、裹腹之物。若稍有畏縮，也難享此口福。而廣州人膽生毛，其勇可嘉，外省人不可當也。

　　可能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的放牧文明因為食物較有保證，南方的漁獵文明，說不準漁獲、獵物者何，抓到什麼就吃什麼。他們第一個吃螃蟹之勇，蓋出於此。生吞活剝這些張牙舞爪的傢伙，總比肚子挨餓好。或許時令不好，天寒地凍，所獲空空。也許在吃老鼠或蛇之前，還吃過其他，只是實在難以下嚥，或者捕捉實在太費工夫，這才打消念頭。冬眠的蛇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抓到，於是就吃蛇。不須外出，就在自家屋角，即可抓到老鼠，於是就吃老鼠。??

　　你只消往廣州的酒樓瞧瞧，那裏的菜譜那真是日新月異。過去喧囂一時的基圍蝦似乎不興了，光是蝦，按時間順序排，先後有竹節蝦、龍蝦（分大青龍、小青龍，還有澳洲深海龍、加州龍……）羅氏蝦、瀨尿蝦。隨後鱗介類的就有石頭魚、象拔蚌、皇帝蟹、貴妃螺、海豹蛇、大海龜……四條腿的五爪金龍（巨蜥）、果子狸、黃麂、山豬、芒鼠、山瑞（巨龜），會飛的孔雀、夜遊鶴、貓頭鷹、飛天禽蟧（巨蝠），以及最近興起吃驢肉（美其名曰“天上龍肉、地上驢肉”）、甚至老鼠與“蠄蟝”（癩蛤蟆）……爬蟲類就有蠍子、蠶蛹、龍虱、禾蟲、沙蟲……??????

　　廣州人的膽量在於敢把一些鬼毛腥祟的東西也能放進嘴裏咀嚼，而且津津有味地吞下肚子，這當然首先是廣東的烹飪能化腐朽為神奇的高超技藝。這無論是蘇系、魯系、淮系、川系、湘系，甚至京城的滿漢全席都難以想像的。廣東的先民什麼都敢吃的遺傳基因，使得廣州有了“食在廣州”的美名。

　　不過，敢吃不等於能吃。廣州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要他吃麥面，連吃三天就受不了。當時，在北京學習的廣州學員不願意上食堂，因為“頂唔順”（吃不消）窩窩頭之類的粗糧。倒也不一定非下館子不可，卻寧可自己做著吃。總之要吃活的，吃雞要吃未下過蛋的小母雞，用現代流行的話說，就是“處女雞”；粵人謂之“雞項”。這倒不是粵人的嘴特別刁，其實只要是活的現殺的，比如說不登大雅之堂的狗肉，粵人稱之為香肉，為之食指大動。老鼠、長蟲之類，眾目睽睽下現殺現做，令人毛骨悚然，粵人卻大快朵頤。

　　過去，工資太低，即使是四五十文要養活妻兒，一個大男人還是拿出幾毛錢上茶樓“一盅兩件”，幾分錢開一盅茶，當然是茶葉碎，葉梗、葉屑之類，但也足以使杯中有色有水，摸著杯底，呷一口茶，咬一口幹蒸燒賣，其樂無窮。廣州人即使窮得叮噹響，杯中物總不可少，茶也好，酒也好。沒好酒，用蔗渣釀酒湊合著喝。沒菜，用石卵在鑊裏炒燙了淬以醬油，以木薯粉打了芡，筷子夾進嘴裏吮得津津有味。把石卵舐乾淨吐了，呷上一口酒，也其樂無窮。這作風與上海人迥異，上海人寧可黃豆過泡飯，也要穿襯衫結領帶，體體面面。

　　說來說去，廣州人重實惠，最實惠莫過牙惠了，吃進肚子裏的才是自己的，穿衣服是表面的。當夏威夷襯衫、西裝吊帶褲，打領呔風行大上海和香港時，廣州人長年一條黑膠綢的“三自一包”，褲筒大可兩三人穿入。褲頭在肚臍間折成三疊，再迭作一個包，“三自一包”蓋出於此。解手時，即挽起褲筒可行方便。身上著稱之香雲紗的黑膠綢做的唐裝衫，釘著一排密密的鈕。其實鈕並不扣，只用綠豆似的撳鈕釘在其後，只一拉，整件衫如身生兩翼，這比著襯衫走起路來更玉樹臨風，仙風道骨也似。然裝束上遠不及上海人時髦；比北京人又不算傳統，近乎一個“蠻”字，且老土。而廣州人稱之為“唐裝”，而非“清裝”，有正統正宗之思。由於香港風行，畢竟也穿上白襯衫，並隨港人叫恤衫。以前他們對衣著並不在意，現在也講究了。一件上好的衣物，動輒上千元，非名牌不可。?只要香港興的，當天廣州服裝市場即掛出了。用上海人的話說要多嗲有多嗲，連本以服裝時髦馳名的上海也不能望其項背了。廣州的高第街一時間成了全國的服裝批發中心，轟動全國。本來模樣並不出色，闊口大面，矮墩墩的廣州姑娘，其衣著也成了出美人的蘇州、杭州、上海、哈爾濱等地的姑娘模仿的對象。

　　然而，一年一屆的“美在花城”選美大賽的獎項，卻幾乎由北方姑娘囊括。廣州人卻很有雅量把冠軍的冠冕戴上外省姑娘的頭頂。香港選美，此中商機利益甚豐，思想謹慎的廣州人為之怦然心動，挺而走險選起美來，忌諱資本主義，易名為廣告新星選拔大賽。不僅選靚女，也同時選帥哥，唯廣州人有膽幹這事。北京人思想再開放，也不敢在總書記腳下選出一個傾國傾城的美人來。於是全國靚女都把眼光盯到廣州來了，使廣州“花城”盛名更符其實。說到膽量，還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嘯聚於密室偷看香港電視。後來用魚骨天線大張旗鼓看，上頭下令要拆除，拆了沒幾天，又豎起來。這樣豎了又拆，拆了又豎，直到現在家家裝上有線電視，看香港電視也就合法化了。在沒電視前，是偷聽香港電臺。當時文革，罪莫大焉，聽反動廣播是要挨批鬥的。很本份的廣州人也不本份了，豎起耳朵、睜大眼睛，總想探向外面世界。內外相比較，恍然大悟。原來資本主義並非人間地獄，社會主義也非天堂。於是有人敢抱打足氣的單車胎游過珠江口，遊到對岸香港，追求月工資幾千元的勞動權利。而“六四”風波，廣州人又一比較，顯得比學生們冷靜，理智。改革開放後，無須遊過香港也能住洋樓，摣靚車。他們寧肯馱著幾百斤貨爬十幾層樓梯，多做生意，也不願意要爸媽掏錢買盒飯，買礦泉水，打著旗子，跑上街去亂嚷嚷。

　　北京人“什麼都敢說”，京油子，衛嘴子，侃爺“功夫全在一張嘴上”，?“我是流氓我怕誰”……。最典型的是相聲，簡直就是京津人的專利，外地人只能聽，學不來那一口京片子。所謂“痞子文學”的玩語言，不是玩文本的敍述語言，玩的是口語對話，大量唇槍舌劍、戲謔調侃、逗趣耍貧的對白，如同小品、相聲。廣州的楊達、黃俊英怎麼耍嘴皮子，也還是耍不過“京片子”。廣州人追求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崇尚“大音稀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道可道，非常道”，講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那就是實幹。?

　　但千萬不要誤會廣州因此就文化缺乏，思想貧乏。佛教東傳，達摩禪師一葦東渡，于廣州上岸，是為“西來初地”命名。佛教在中國盛興，但菩提達摩跟信佛的梁武帝談不攏，只好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成為禪宗的東土初祖。

　　北方寺廟場面壯麗，金碧輝煌，有氣派的就有好幾十座。北方還流行造像，開鑿了莫高、龍門、雲岡三個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然廣州的當年達摩西來掛單的華林寺經歷千年之劫，又回復香火鼎盛。

　　達摩的禪宗在北方傳了五代，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佛教教派，後一分為二，即以五世禪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為首的北方禪宗，以承繼弘忍衣缽的慧能為首的南方禪宗。神秀沒衣缽而富有學問，仍“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當上了唐王朝的帝師。慧能大字不識幾個，口稱“本來無一物”，卻贏得了弘忍所傳衣缽逃向南方。一直到了廣州，在光孝寺以“不是風動，幡動，而是心動”一語道破禪的至高境界，驚動四座。

　　北禪主張漸悟，南禪主張頓悟，但“北漸”卻在唐末漸漸衰落；而“南頓”則流傳至今，南宋時還東傳日本，發展成為日本禪。無怪乎黃教授要把慧能推為代表珠江文化思想先哲。就像孔子之于黃河，老子之于長江。

　　先秦時代，由於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而北方偏重思想學說，選用人材。諸子百家，大都出於北方：魯國的孔子、老子、孟子、莊子、鬼穀子、曾參、子思、墨子、管仲、晏嬰、孫武、孫臏、淳于髡、魯仲連、吳起、商鞅、蘇秦、張儀，公孫龍、荀子、韓非子……老子雖說是楚國人。今天看來，一個老子即完全可與北方諸子匹敵，雖然他對當時社會的直接影響太小，又主張無為而治，與世無爭。總的來說，北人不重技術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相比之下，楚國偏于重用幹將、莫邪、歐冶子、公輸班一類能工巧匠。魯班為楚國設計製造舟船，在對越戰爭中發揮神效。他又發明一種雲梯去攻打宋國，不料被他的魯國同胞、主張“非攻”與“兼愛”的墨子抵擋和說退。可惜楚國一直到亡還不明其理。

　　《隋書·儒林傳》這樣評價：“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是說的儒學，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領域也相當符合。北方是儒的故鄉，南方是道的家園。北人守傳統，南人重義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則比道家博雜。故欲經世者應仕於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術，北學為體，南學為用。北人規定穿什麼樣的衣服，是峨冠博帶還是胡服褶褲，是右衽束發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發，還發明和推廣婦女纏足。北人用紙幣，開銀行，設鏢局，行跪拜大禮。北人定祭禮，鑄九鼎，立祀廟，修長城，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給後代的是龐大的都城，威嚴的皇宮，氣派的陵寢；南方只能留下精緻的園林，黑瓦白牆的小鎮。到了廣州就只有類似更精巧的廣東“四大名園”青磚白堊的西關大屋了。

　　象徵中國傳統物質文明的瓷、茶、綢，不少出自廣東。哄動一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不知怎麼著或曰福建泉州。然早在秦漢之時，廣東徐聞早已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廣州城前稱“番禺郡”，已是中原、荊楚、閩浙、黔蜀及南海諸國貨物的集散地。《漢書·地理志》有載“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看來做生意，廣州人可上溯至兩千年前。當時也，中原人還在勤勤懇懇地種著地呢！廣州人常在水邊走，怎會不濕了腳呀！他們與生俱來，就有與外面世界打交道的天賦。

　　對著渺無邊際的大海，碧眼金髮的人踏海而至，帶來了見所未見，妙不可言的東西。廣州人深感極大誘惑，知道了海那邊還有一個世界，那裏有著不曾見過的“螃蟹”。不消說，廣州人躍躍欲試，非嘗一嘗不可。

　　那“螃蟹”果然其味無窮，乃極力要向皇天后土引進。於是“公車上書”康有為、梁啟超因為珠江文化的開放性格，宣揚西學，效法西制，提出維新，驚天動地。熱衷坐在蓮座扮觀音的本是吃肉大的那拉氏，又何來菩薩心腸，即大開殺戒。“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卻非廣東人，坐以待斃。而康、梁逃出生天，到日本繼續尋找他的“螃蟹”夢。

　　清初學者顧炎武譏評天下學子，他說，南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北人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清初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馮銓，也曾對順治皇帝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意思是說南人文章做得好，行為卻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樣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麼樣，為人卻稍善。果然，後來文章故得最好的是廣東人康有為和梁啟超。其行為卻是驚天動地的，不見得“優於文而行不符”。

　　在古代史上廣東並不如中原那麼叱吒風雲，喑嗚山河；也不如江南那麼才高八斗，風流倜儻。然於近代史，廣東尤其在鴉片戰爭後，全方位地接觸西方。這在慈禧太后看來，無疑大逆不道。上溯一百年，廣東康有為、梁啟超，直到孫中山，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火焰由廣東點起。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草莽英雄洪秀全是廣州花縣人。不過，黃教授認為只有梁啟超代表了近代珠江文化的思想。

　　廣東翠亨村的孫中山也不在廣州打響了首義第一槍，雖武昌非廣州，但段舊事，廣州人一向津津樂道。辛亥革命，南方諸省紛紛響應，宣告“獨立”，在南京成立臨時國民政府，“南民北清”對峙，分裂局面不堪設想。袁世凱“竊國”稱帝，又是南方起兵討伐，又差點釀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對聯，嘲笑當時南爭北斗的政治亂象：

　　民由是也，國由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孫中山陷困境時又返廣州另立“中央”，設大總統府，自任“非常大總統”，與北洋政府對抗。不過，開炮轟總統府的陳炯明，又是廣州人。孫中山認清了革命形勢，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舉起北伐戰旗。後來，國共反目成仇，共產黨從南方拉起一支隊伍轉移到北方，先在陝北，進而華北，然後東北，發展壯大成國民黨的強敵。三大戰役結束後，國共最後一次和談，即“北平談判”，國民黨政府擬議“劃江而治”，蘇俄史達林也有這個意思，將中國以長江為界分為南北兩半。結果和談破裂，渡江戰役打響，新中國成立。

　　共產黨人驚天動地有烈士陵園，廣州起義，戰鬥慘烈，失敗極是血腥。“紅棉樹下的婚禮”傳頌不衰，共產黨人周文雍與陳鐵軍故事可歌可泣。廣州人對理想追求，勇不可當。革命領袖毛澤東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到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如火如荼的秋收起義，雖不在廣州，然星星之火點在廣州。毛澤東非廣東人，白雲山亦非井崗山。近代革命歷史的聖地，廣州當之無愧。中國的事往往起于南方，成於北方。看來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傳入中國首當其衝，似乎莫過於廣州“近水樓臺”。

　　不過，翠亨村建得堂堂皇皇，而康梁故居依然蕭條。最值得廣州人自豪的三元里抗英，頗具雄風。人人都說廣州人只會“搵大錢”，君不見三元里抗英舊址，儘管被列為國家保護文物，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卻擋不住時代洪流滾滾來，被淹沒在高架路下、玻璃牆幕的大廈群下，四周飛揚車輪滾滾的囂塵。到如今，只能讓人們在匆匆過路中投下一瞥驚鴻。舊日那“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驚心動魄的情景，只得尋覓殘破不堪古籍之張維屏遺詩中領略。此事不可指望廣州款爺。

　　上海人能把一分錢掰開來用，廣州人則將一分錢掰作兩分錢用。廣州人到中緬邊境旅遊，會充行家連嚇帶哄，笑口噬噬殺價。從緬甸人手中幾十塊錢買玉石，回玉器墟可以幾百塊、幾千出手。廣州人再“精”，若遇上海人就沒轍。和上海人做生意，十次洽談，八次不成。上海人算計精細，早上吃泡飯，吃幾顆黃豆也要算；從家到單位上班，乘哪路車幾分錢，再倒哪路車又幾分錢；哪路車最搿算，即使省一分錢也好。廣州人肯定不會這麼算，只求近就腳，最好是出門一腳就上車；寧可打“的士”，“時間就是金錢”。上海人和廣州人談生意，上海人會把廣州人的生意多少毛利都算得清清楚楚，把廣州人想到的都算了出來，廣州人聽了冷汗直冒，悻悻地說“上海佬算死草！”而上海人則認為“廣東老三門檻老精捉洋盤。”浦東開發的成就使廣州人不免有點嫉妒，於是自圓其說“緊系啦，中央幾個領導人都系上海人。”他們幾乎不曾想到早在一百年前，外國列強侵佔上海，慘澹經營成“東方巴黎”了。而“東方之珠”是香港，不是廣州！

　　改革開放之初，就好象那口池塘，“禁止下塘捉魚”牌子剛剛掉了，人人還沒弄明白，廣州人早已經撩高了褲筒，淌下水摸魚了。等人們知道是怎麼回事時，一哄而下，廣州人早把大魚摸走了。若大家同時下水捉魚，廣州人就未必捉得多了。最鮮明的例證是，在廣州能買豪宅的，多是外地打工一族。且廣州不少的大公司，老總很多是“撈仔”。就連最具地方色彩的《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幾乎成了外省“槍手”的天下。

　　而廣州的“新人類”和“新新人類”那就另當別論，他們的進攻性、創造性，非我輩所能理喻的了。他們通過網路，已經與世界的新潮流融合起來，分不出彼此了。他們恨不能生成就是個洋人，把頭髮染得七彩，打扮不分男女。一樣深夜不歸，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摟著就親嘴，追在歌星後裏只為求籤個名而已。講起話來也是半鹹不淡的連老外聽了也摸不著頭腦的英文。把“浪淘盡”詮釋為“狼逃盡”，他們對一切傳統不屑一顧，甚至連父母輩的苦難也認為是天方夜譚，一言蔽之“老土”。就這一條，天下楊梅一樣花，上海也好，北京也好，都是這樣。會不會世紀將來，天下大一統，也不須分什麼上海人，北京人抑或廣州人了。因為將來的科學極其昌明，地域的距離已經不成問題，也不存在地域的差異了。不過，把頭髮染黃了，有一條改變不了，龍的血統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