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黃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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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設立在現在海珠區琶洲街黃埔村的黃埔港，是廣州對外貿易的港口，在清代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關閉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僅留粵海關對外貿易之後，在某種意義上說，黃埔港成爲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重要港口。本文擬就黃埔港建立、貿易情况及其職能作一闡述。

　　一、黃埔港的建立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實行開海貿易政策，在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進行和管理對外貿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發生洪任輝事件，清政府下令撤銷江、浙、閩三海關，規定：嗣後口岸定于廣東，??“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于是，偌大的中國海上對外貿易集中于廣州一口進行，而且延續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長達83年之久。

　　粵海關共設七總口和75處小口。七個總口包括省城(廣州)大關、澳門總口、烏坎總口、庵埠總口、梅菉總口、海安總口、海口總口。省城大關下設11個小口，又稱挂號口，即總巡口、行後口、東炮臺口、西炮臺口、佛山口、黃埔口、紫坭口、市橋口、江門口、鎮口口。

　　　　黃埔挂號口，設在番禺縣黃埔村(今廣州市海珠區琶洲街黃埔村)。此口設有黃埔稅館、夷務所、買辦館和永靖營等機構管理對外貿易。整個挂號口設置書吏、家人、巡役、水手等辦事人員，幷配撥一定經費作爲工作的開支，由清政府的稅收庫銀中撥給。根據《粵海關志》資料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黃埔挂號口辦事人員管理費用簡表

　　資料來源：根據《粵海關志》卷十六《經費》記載的數字推算編制。

　　??上表所列的辦事工作人員中，家人的權力最大，是海關監督派駐總口、大關和一些最重要的挂號口或稅口的官員。黃埔挂號口配置2名家人，是省城大關家人4名的一半，與澳門總口同等，足見清政府粵海關對黃埔挂號口地位和作用之重視。

　　粵海關規定上述辦事官員的工作年限和交接日期。根據規定：書吏、巡役人員一年爲限，期滿即由粵海關監督招募殷實良民代替。書吏以每年六月初四日爲交接日期；巡役交接日期爲六月初八日。

　　二、黃埔港的貿易情况

　　黃埔挂號口雖然爲粵海關的一個小口，但它與一般小稅口不一樣，因爲它靠近省城大關，又處于廣州對外貿易出海的要衝，是廣州對外貿易的必經之地，因此成爲中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清政府規定，凡外國商船要來廣州貿易必須在黃埔港停泊，辦好納稅手續，才能進入廣州貿易或者就地貿易。所以，清代外國商船雲集黃埔港者數量很多。據統計，從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西方國家來中國的江、浙、閩、粵四海關貿易的船隻共有312艘，其中到黃埔港的有279艘，占總數的89％。如果僅從粵海關開始統計外國商船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算起，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來廣州貿易的商船共5390艘，其中大部分是經黃埔港進入廣州的。從貿易貨值統計看，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從黃埔港進口的商品貨值占廣州進口商品總貨值的87％。嘉慶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19～1820年)，各占84％以上〔2〕。當時來黃埔港停泊進人廣州貿易的商船的國家很多，計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德國、丹麥、普魯士、瑞典、意大利、奧地利、秘魯、智利、墨西哥、美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其中以英、美兩國爲多。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來黃埔港停泊的外國商船共86艘，其中英國61艘，美國15艘，荷蘭5艘，葡萄牙3艘，法國、丹麥各1艘〔3〕。不難看出，當時黃埔港對外貿易是一片繁忙景象。

　????與此同時，中國出海貿易的商船也是從黃埔港出海的。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年)的74年期間，從中國開往日本去貿易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相當大部分是經黃埔港起航的〔4〕；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757～1838年)的82年間，開往日本的商船共800艘，大部分也是從廣州黃埔港開出的。道光九年(1829年)從黃埔港開往新加坡進行貿易的商船5艘；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從黃埔開往暹羅的商船有82艘，開往越南西貢港口有30艘，去福發的16艘，去順化的12艘，去其他港口116艘，去加里曼丹的10艘，去爪畦的7艘，去望加錫的2艘，去安汶的I艘，去馬六甲的1艘，去吉蘭丹的1艘，去林牙群島附近島嶼的3艘，去丁加奴的1艘〔5〕。

　　上述如此之多的中外商船經黃埔港來往廣州進行貿易的繁榮景象，使外國人也爲之驚嘆。1769年，英國人威廉·希克感嘆說：

　　?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像倫敦橋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眼裏，再沒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長達幾裏的帆船更爲壯觀的了。〔6〕

　　而且這些中外商船的體積也相當大。其中以英國商船體積最大，平均每艘達到載重量爲800噸左右；中國經黃埔港出海貿易的商船，一般也有500噸，約需水手90人左右〔7〕。

　　三、黃埔港的職能

　　黃埔港擔負著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的許多職能。

　　最主要的職能是黃埔稅館負責徵收外國商人的船鈔、規禮、挂號銀兩及有關雜費等。

　　(一)船鈔

　　　　船鈔又稱“船料”或稱“梁頭稅”。按外國商船的大小分等徵收。丈量商船的計算方法是從船後桅到前桅爲船長，兩舷門之間爲船寬，然後按船的長寬尺寸劃分商船等級。當時清政府把來自東南亞一帶的商船稱爲“東洋夷板船”，分爲四等，徵收不同的稅銀，如下表所示。

　　東洋夷板船稅銀徵收標準

　　資料來源：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九，《稅收》。

　　對于來自西方的“西洋夷板船”，則分爲三等，徵收船鈔比“東洋夷板船”重得多。??“西洋第一等船，原征銀三千五百兩；第二等船，原征銀三千兩；第三等船，原征銀二千五百兩”〔8〕。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以後，則均准照東南亞地區商船征鈔之例徵稅。另外，在粵海關設置之初，清政府就規定對“東西洋船餉銀俱照額减二徵收”〔9〕。即實征八成，以此吸引更多的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從而使其他各口岸的外國商船數目相對减少。這是清政府加强華東海防，防止外夷北上的一種措施。

　　　　對于從黃埔港口岸出洋貿易的中國籍商船，粵海關也同樣按等級徵收船鈔，如下表所示。

　　　　中國出洋商船船鈔徵收標準

　　資料來源：嘉慶《欽定戶部則例》卷八十七。

　　　　可見，本國船鈔的徵收數目比較低，大約相當于同等外國船隻的20%。

　　(二)規禮銀

　　規禮銀是粵海關規定向外國商船徵收的雜稅之一。稅目繁多，主要有書吏、家人、通事、頭役等官員負責的開艙、押船、丈量、貼寫、驗船、放關、領牌等68種事項均收規禮銀，原來是粵海關的官員丁役私下向外商私收己有的，後于雍正四年(1726年)，經管關巡撫楊文乾等人奏報出爲公，列入例册，成爲與船鈔同計必征的附加稅款。規禮銀的徵收不分船的等級，每次繳納進口和出口規禮銀1950兩〔10〕。但法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商船則需多交規禮銀80兩，即2030兩〔11〕。此項規禮銀的徵收，當時引起不少外商的强烈不滿和反對，曾多次請求清政府减免或廢除。道光十年(1830年)，清政府决定規禮銀按原額减去20％徵收，减少後的每船規禮銀大約爲1600兩左右〔12〕。?

　　(三)引水費和雜費

　　引水費，是指外國商船請中國人由澳門引水到黃埔港應交的費用，一般是一船進港交60元西班牙銀元(下同)，離港時同樣交60元〔13〕。

　　雜費，主要是指通事費(翻譯費)及買辦費。通事，是清政府官方的翻譯，有專門的營業執照，其主要工作是爲外國商船請領卸貨、裝貨的許可證和辦理各種過海關手續以及稅鈔項目。按清政府規定，每船來到黃埔港必須交納通事費200元，用以支付停泊黃埔港時各種各樣零星的費用。同時每船還須付給通事本人翻譯費。翻譯費多少，各國商船不一樣，據史料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每艘交75元；“港脚船”每艘交173?5元；美國商船每艘交216元〔14〕。

　　買辦費，是指爲外商及船上水手采購日常生活用品需要外商繳交的服務費，每船交納400元。此外還需由外國商船支付給買辦人員的報酬，按規定，港脚船每艘支付50元，其他商船支付給買辦的報酬不一致，完全由船長視該買辦的服務工作的質量及態度而定。

　　(四)挂號銀

　　??挂號銀，是指外國商船進出黃埔港而進行登記挂號所徵收的費用。按照粵海關規定，進出黃埔港的商船分爲外國商船和中國商船進行徵收挂號銀兩。外國商船進黃埔港，每艘須交挂號銀2?3兩；中國商船中的海南島船進口每艘徵收2?2兩，出口徵收1?4兩；山東、天津、浙江、福建船進口收1?2兩。同時規定，外國商船從進入黃埔港起至出口起航時止，每天應交納挂號銀0?6兩；外國商船在黃埔港起卸貨物，每天收銀3?48兩；外商在本口搭寮貯貨，每個收銀2?3兩；在本口過駁商貨，西瓜扁艇每只收0?24兩，尾艇三板每只收0?12兩；外商禀請雇木匠在本口修船，每名收銀0?1兩。據統計，黃埔口每年平均約征挂號銀1400兩〔15〕。在省城大關屬下10個挂號口中，黃埔口所徵收挂號銀兩僅次于總巡口（9300兩）。挂號銀兩徵收的多寡，從一個側面反映該口岸商船的進出情况。

　　　　從上述可見，清代的黃浦港是廣州（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的港口，特別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中國對外貿易的外國商船或中國商船，基本上是通過黃埔港進出廣州貿易的，因此，黃埔港在清代中國對外貿易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以前學術界對黃埔港研究不多，呼籲今後有更多學者研究它。不然的話，廣州具有2000多年對外開放貿易的歷史就顯得不够完整。

　　注　釋：

　　〔1〕《清高宗實錄》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戍。

　　〔2〕《鴉片戰爭前西方殖民者在黃埔港的鴉片走私》，載《嶺南文史》，1987第1期。

　　〔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93頁。

　　〔4〕根據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頁的數字統計。

　　〔5〕田汝康：《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的地位》，載《歷史研究》，1956第8期。

　　〔6〕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第31頁，1984年。

　　〔7〕陳柏堅、黃啓臣：《廣州外貿史》（上），第170頁，廣州出版社1995版。

　　〔8〕《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88。

　　〔9〕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九，《稅則》。

　　〔10〕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75頁。

　　〔11〕John phipps，Prao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P?142~144。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