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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清代廣東商人在經商貿易(特別是經營對外貿易)發財致富之後，不少人積極趨附士林，學習儒學和投資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事業，形成一股亦商亦儒，賈而好儒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現象，從而豐富了嶺南文化的內涵和促進嶺南文化的發展。本文以廣府商人爲例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興學育才，使嶺南教育近代化
據史料記載，清代有不少廣州府商人(以下簡稱廣府商人)，在經商過程中或退出商海之後，身體力行，學習儒學，甚至執掌教鞭，教育後代，爲嶺南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力量。南海縣商人何墀潤，“服賈肇城，性好讀書，晚年家居，教授訓子弟以立志爲先，聚書數百卷”。〔1〕商人孔昭弼“弃儒服賈，晚近歸家，複操乞求碩授徒自樂，一切子弟多所造就，鄰里稱之”〔2〕。商人陳龍光“及壯就商賈業，誠意相盛，人樂與交，鹹仰之，爲有道君子，詢市井中所不可多得之人……公享大年，老當益壯，課子若孫，悉本先正典型，誦讀詩書，陶涉情性。晨文問，督責不倦，是以儒氣日盛，子孫多列巍科”〔3〕。????
也有不少商人在城鄉投資興建學校，吸收居民子弟入學讀書，如東莞商人劉钜，“字孔武，茶山人，少習商賈而有士子之行，曾創鵬南書院，以供來學者〔4〕。廣州十三行廣利行行商、新會縣人盧觀恒之子盧文舉，捐資興辦新會紫水義學，史稱：
在邑城內花巷，嘉慶十九年，侯選道盧觀恒之子文舉等承交遺囑，買地創建，後捐田二頃二十畝，交邑中紳士公舉首事管理，收租以爲掌教修脯生童膏火各項之需，三年一代其田。〔5〕
除了獨資興建學校之外，有的規模較大的學校則由清政府倡導，衆商集資建校興學者，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衆商人捐資創建了著名的廣州越華書院，史稱：
??(越華書院)在布政司後街，乾隆二十年鹽運司范時紀及諸商捐建，初設膏夥三十名以爲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其後諸商有久富，粵東子弟多舊民籍，甄別事例，遂與粵秀書院同……(嘉慶)十五年，署鹽運使楊煒，二十年，鹽運使方應倫叠次詳准增設膏夥名額，二十五年諸商捐修。〔6〕
另外一間著名書院曰文瀾書院，則是由廣州十三行行商伍怡和、盧廣利、劉東生、梁天寶、關福隆、謝東裕、李萬源、潘麗泉、麥同泰、黎西成訂立議約，共同捐出位于西關下九甫綉衣坊公産房屋，于嘉慶十六年(1811年)七月十二日創辦的，史稱：
洋商捐送公産十二間……立有議約，載明捐産派價，以伍怡和爲多，俱經繪圖泐碑存案。〔7〕
在12間房屋中，除3間爲文瀾書院用房和一間爲修濠公所用房外，其餘8間則作爲嘗輔出租，以所得租銀作爲書院辦學活動的經費：
各商情願呈出爲設立修濠公所，更擇數椽創建文瀾書院，此外有餘招租取息，爲修濠會文經費。〔8〕
文瀾書院創辦後，培養了不少人才，據統計，在書院獲得秀才以上功名的有268人中，其中進士29人，占總數的10?8％；舉人164人，占61?2％；貢生39人，占14?6％；其他廩生36人，占13?4％。〔9〕
在廣府商人捐資興辦書院的影響下，廣東出現一股興辦書院的熱潮，一些官紳、知識界人士等紛紛投資興辦書院，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後，僅廣州就興辦了書院30間。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六年(1826年)創辦的學海堂書院，打破了封建社會傳統書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文學、音韵、訓詁等傳統課程外，還仿照近代西方國家學校增設了數學、天文、地理、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開創了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的科學知識素養。爾後，廣東許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種具有近代意義的書院學習而成才的。如南海縣九江鎮的朱次琦，曾先後肄業于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幷得越華書院院長陳蓮史贊賞爲“天下士也”的人才。後來他于咸豐五年(1855年)，回到南海縣九江山草堂講學；九年(1859年)，又受聘爲廣州學海堂書院學長，從而培養出一批如康有爲、梁巨川、梁耀樞、黃魯逸等近代維新派人才〔10〕。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在“廢科舉，興學堂”的浪潮中，全廣東有55所書院改爲學堂，使全省建立新式學堂達到1694所，在校學生86487人〔11〕。後來一批有名的學校如培英中學、真光中學、培英中學、東山中學、金山在學等，就是這個時期興辦起來的。廣東這種新創辦的新式學堂還推動了全國的教育改革。當康有爲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向清朝皇帝上“廢科舉，興學校”的奏議後，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是年七月，光緒皇帝下詔：將各省書院“改爲兼中西學之學校”，“至于民間祠廟一律改爲學堂”〔12〕。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制訂《學堂章程》，向全國公布施行新式學校，這就是歷史上的“癸卯學制”，按此學制，學校仿效近代西方國家的學制，分爲大、中、小學和蒙養(幼稚園)四段式體制，和初小、高小、初中、大學預科、大學、通儒院七級教學制度培養人才〔13〕。
二、印書販書，使嶺南文化大衆化
清代廣府商人除了將其經商發財積累起來的部分商業資本投資上述興學育才外，亦將一部分商業資本投向印書、販書等文化商業活動，以保存文化典籍，方便人們需要，促進文化發展。據史料記載，有不少商人既印書、販書，又讀書著書，史稱：
二百年來，粵東巨室，稱潘、盧、伍、葉。伍氏喜刻書，葉氏喜刻貼，潘氏獨以著作傳。潘君鴻軒，所居雙桐圃，春秋佳日觴咏無虛。君好佛、好客、好書、好畫、好笛、好花，力勤性朴，烏衣子弟，居然名宿。歿前一日，自挽聯：自問生前天大善，亦無大惡，倘傳身後有新詩，複有新詞〔14〕。
這就表明廣府商人中，有些文化素質較高的商人是亦賈亦儒，商士合一。正如時人謂：“往時商賈類有士夫之風，近日士夫類有商賈之行”〔15〕，確是恰如其分的歷史寫照。
特別是印書(刻書)，更是廣府商人所樂意投資的一種文化商業活動。可謂數量龐大，書種繁多，不惜工本，務求精良。其中以廣州十三行怡和行商人伍崇曜和鹽商潘仕成更爲典型，史稱：???
粵省號富饒，而書板絕少，坊間所售，惟科場應用之書，此外無從購。崇曜思刊刻書籍，以惠士林。乃延同邑譚瑩與編訂。首刊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集各種楚庭耆舊詩七十二卷，粵東文獻略備，乃廣搜秘本刻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此外零珠碎壁，集腑成裘，共成《粵雅堂叢書》二百餘種……崇曜所刻，多世不傳本，與同時番禺鹽運使潘仕成《海山仙館叢書》，幷爲藝林所重，自此廣州學者不出門，而坐擁百城矣。〔16〕
對于自道光三十年至光緒元年(1850～1875年)刻成的《粵雅堂叢書》，伍崇曜更是費盡心機，校勘題跋，精細刻印，清人有謂：
近刻《粵雅堂叢書》百八十種，校譬精審，中多秘本，幾與琴川之毛，????鄔鎮之鮑，有如驂靳。每書卷尾必有題跋，皆南海譚玉生舍人瑩手筆。間亦嫁名伍氏崇曜。蓋伍爲商貨富人，購書付雕，鹹籍其力。〔17〕
像伍崇曜這種商人賈而好儒，以商養文，精印古籍，不用說對當時的文化發展多所貢獻。就是到了今天，我們閱讀《粵雅堂叢書》等廣東古籍文獻，仍然受益匪淺。
在印書活動中，有名的鹽商潘仕成也與伍崇曜相伯仲。史載他：
好刻書貼，曾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六卷，拾遣二十卷。集刻《海山仙館叢書》四百八十六卷，共五十六種，中多秘籍。選刻《經驗良方》十卷，又石刻《海山仙館集古貼》十卷，《蘭亭集貼》四卷，《尺牘遺芬》二卷，士林嘉賴焉。〔18〕
其中值得特別稱贊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刻的《海山仙館叢書》，除分經、史、子、集四部及筆記外，又收入書數、地理、醫藥、種植、方外等書，還收入了徐光啓翻譯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利瑪竇的《勾股義》，李之藻翻譯利瑪竇的《同文算指》、《圜容較義》等近代數學名著和傳教士編寫的《外國地理備考》等西方近代科學著作。此外還刻印了《大清律例》一百零四卷。所刻之書均是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的資料。
與此同時，廣府商人爲了便于與外國商人進行商貿活動，還努力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從而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後，出現了一種“廣東英語”(Pigeon-English)這種“廣州口岸的中國人與西方人商業交往的語言”〔19〕。“廣東英語”後來也流于上海的洋涇浜，幷稱之爲“洋涇浜英語”〔20〕者。因此，嘉慶年間(1796～1820年)，當英國貢船上北京抵達天津時，嘉慶皇帝即催令廣東十三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語的翻譯2人，兼程趕到北京禮部衙門報到，“以備翻譯之用”。道光二年(1822年)，兩廣總督阮元接到外國大班的公文英語原文，亦是請行商譯成漢文的。至于廣府商人爲了適應西方國家商人對瓷器的需要，而按照西方繪畫加工製成的“廣彩”出口，也是吸收西方文化爲我所用的推動作用之使然。
三、吸收西學，使嶺南文化科學化
清代廣府商人在與外商貿易中也注意學習和吸收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特別是在醫學、造船技術和水雷技術方面更爲突出。
第一，醫學。
首先是廣府商人致力于牛痘接種醫術在廣東以至全中國的傳播。免疫學的真正起源是中國。自從18世紀初年，中國的人痘接種防天花醫術經陸上“絲綢之路”西傳至中亞、歐、美洲各國後〔21〕，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琴納(Dr Ednard Jenner)將人痘接種改進，于1795年發明牛痘接種防天花醫術，幷于19世紀初葉經海上“絲綢之路”東漸到廣東。于是廣府商人即致力于牛痘接種醫術的推廣。其進程是：1803年，英屬孟買總督贈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支行一批牛痘疫苗，在澳門的中國兒童身上試種牛痘，但因痘苗已失效而遭到失敗。1805年，有澳商葡人許威氏(Hewit)，由馬尼刺帶來“活牛痘苗”。這是葡皇特命專員保管，用很妥謹慎的方法，自南美洲運到小呂宋的〔22〕。于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支行的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rd Pearson)即在澳門開的診所內“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華夷童不下數百”〔23〕，獲得成功，甚得澳門華夷居民的歡迎和贊賞。嘉慶十一年(1806)，廣東地區爆發天花病大流行，無數廣東居民紛紛涌到澳門皮爾遜的診所要求施種牛痘，據統計，一年之中給數千人施種牛痘〔24〕。皮爾遜鑒于牛痘接種工作繁忙，雇請了梁輝、張堯、譚國和丘熺4人當助手，幷教會他們接種牛痘技術。其中在澳門經商的南海商人丘熺學習和掌握牛痘接種醫術最努力，最積極，而且以身試種，因而掌握醫術最好。他曾經記述自己學習和掌握牛痘接種醫術的過程，說：
予時操(商)業在澳，聞其事不勞而效甚大也。適予未出天花，身試果驗。洋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于是洋行好善諸公以予悉此，屬于館專司其事，曆十數寒暑，凡問途接種而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25〕
“洋行好善諸公”，是指怡和行商伍敦元，同文行商潘有度和廣利商盧觀恒以及會隆行商鄭崇謙，史料記載，嘉慶十五年(1810年)：?
?蕃商剌佛複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合捐數千金于洋行會館，屬丘、譚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予資，活嬰無算。〔26〕
行商合資在洋行會館接種牛痘，既積極推廣但又不勉强別人施種，結果使願意接種牛痘者愈來愈多。據統計，自嘉慶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1810～1840年)，廣東接種牛痘者達到30萬人次之多。會隆行商鄭崇謙更是積極推行施種牛痘的佼佼者。他于嘉慶二十年(1815)，在廣州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診所，施種牛痘，請皮爾遜在一旁指導和監督。當皮爾遜撰寫《?咭利國新出種痘奇書》，全面介紹琴納發明牛痘接種的過程、種痘法傳播的途徑和分析種痘的特性、方法、器具等時，鄭崇謙饒有興趣爲之抄錄，幷作序言，所以在書末頁落款署名爲：“會隆行商人鄭崇謙敬書”。因此，後來有人以爲鄭崇謙是“最早傳播牛痘法的中國人”〔27〕之一。與此同時，前述身體力行傳播牛痘接種醫術的商人丘熺，更是付出最大的力量和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經常奔走于澳門和廣州兩地接種牛痘，幷根據自己親自種牛痘的經驗撰寫成《引痘略》一書，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版發行，系統地介紹了皮爾遜在廣州、澳門施種牛痘的醫術，幷把中國傳統的中醫理論及出痘後用藥物護理結合起來，將上臂種痘部位定爲手少陽三焦經的硝礫、清冷淵二穴，幷以經絡臟腑理論作爲闡釋。從而大大擴展了牛痘接種醫術的可信程度，進而大大促進了牛痘接種醫術在廣東以至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
道光八年(1828年)，著名大鹽商潘仕成到北京，在宣武門外上斜街南海邑會館設牛痘局，請廣東人余心穀主辦種牛痘，又約請北京醫生參觀，北京醫生爭相到館學習。從此以後，種牛痘防天花醫術遂傳播中國各地。據廖育群、陳援庵先生考證，道光二年(1822年)，李翹楚將牛痘接種醫術傳至湖南嘉禾縣；三年(1827年)廖鳳池傳至宜章縣；八年至九年(1828～1829年)，吳珍儒傳至湘潭縣、桐城縣：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年)王新吾傳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年)包祥麟傳至江蘇揚州和安徽蕪湖；二十年(1840年)劉子墊傳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年)趙蘭亭傳至浙江天臺縣；二十八年(1848年)傳至杭州；咸豐元年(1851年)傳入四川；二年(1852年)天津設立保赤堂種牛痘；八年(1858年)，山東泰山設局種牛痘。28同治元年(1862年)，丘熺年老行動不便，特命其子丘昶又到北京和廣西設局接種牛痘預防天花：
先君……不能親行者，悉今昶依法布種。京師有痘患，潘德佘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傳，遂郵書來延。時以先君愈古稀未敢遠游，欲却其請，先君聞而訓飭曰：種痘治人乃我素願，京師痘患與吾粵痘患無异。豈可以我一已之侍養而阻人好善之舉爾?爾依我所受幹苗法即日治裝往。昶因敬謹從命，抵都設局凡十閱月，種嬰孩數百人，授徒五人，以是傳之京師……未兒，廣西孫茶雲司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約。兩年之內由北而西，所到之處皆普其法。先君于咸豐元年易簣之日，猶諄淳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傳。〔29〕
從此之後50多年，牛痘接種醫術傳遍全國各地，全國人民得以普遍接種牛痘，收到預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廣大人民群衆的歡迎和贊揚。南海縣人氏伍秉鏞曾賦詩贊賞廣府商人大力傳播接種牛痘醫術之功效雲：
人事補天天無功，無心牖人人樂從。
牛痘自種始夷域，傳來粵海今成鳳。
等此批隙導大竅，化說陰厄調鴻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爾赤子碩且豐。
丘君挑剔最純熟，兩臂按穴霏輕紅。
以氣感氣血感血，豈必炫耀矜神工。
?呈嗟乎，時醫臨時補苴耳，尚欲奏效相爭雄。
曲突徒薪計最早，汝獨不有群兒童。〔30〕
其次，是廣府商人協助創辦眼科醫院。1834年，美國傳教醫師伯駕(Peter Parker)來到廣州，得到廣東十三行怡和行等行商支持，在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租借一幢商人的房間，于11月4日開設“眼科醫局”(Ophthal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廣州也是中國最早的眼科專科醫院。醫院設置有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和觀察室，能容200個病人侯診，規模相當大。醫局開業至第一季度末，接待了治療眼疾的女病人270人，男病人655人〔31〕。伯駕在醫局施行第一例白內障病人的手術成功。由于伯駕的醫術高明和醫局接待貧窮病人，使得就診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够使用。第二年春天，怡和行又把豐泰行7號樓房免費租借給伯駕擴充醫局分院場所，名曰：博愛醫院(Pu?Ail 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l,love)，這就是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外國人稱爲“Opethalmic Infimary”，以後定名爲“廣東醫院”(The Canton Hospital)。同治四年(1865年)，醫院遷至長堤現址，取名“博濟醫院”。1985年，由衛生部改名爲“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醫院初開，診務相當繁忙，據伯駕自己報告說：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著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裏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侯，以便次日得一張挂號票。〔32〕
可見來醫院就診者絡繹不絕，不計其數。據統計，自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一年時間，來醫院就診者達2152人次〔33〕。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年(1839～1840年)，伯駕在此院治愈病人達9000人。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已到廣州禁烟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因患疝氣病，也派人來此院取藥醫病痊愈，幷贊揚此院醫術高明。該年7月，伯駕的報告說：
林則徐，疝病，欽差大臣，前兩廣總督，即今廣東、廣西兩大省……
他第一次申請是在七月間，不是爲了看病，而是要我翻譯滑達爾著的《各國律例》一書中的若干段落，是由高級行商送來的。摘錄的段落包括戰爭及其附帶的敵對措施，如封鎖、禁運等等，是用毛筆寫的。他還要我對有關鴉片的情况提出事實陳述，幷開列出鴉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藥物……
他通過南海縣知事和高級行商向找索取“治療他疝病的藥品”，大約是在與他第一次派人來找我的相同的時候……他要求我送他一副疝帶用來减輕他的疼痛。可是重要的是，第一次綁扎疝氣帶必須由外科醫生親自爲病人操作。這就遇到麻煩了。林則徐害怕同一個外國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觸。在此之後，他即刻赴虎門辦公，直拖至秋季才再來求醫。這次他是通過一位他在北京的老朋友，這位官員自己早已使用過疝帶，幷治愈了，他來請求我替欽差大臣帶一副……
疝氣帶送去給欽差大臣之後，健康狀况良好，只有當他咳嗽時肚子上的東西較易滑落。從他所說的症狀看來，他似乎還有點氣喘，我給他送去一些藥。爲了向我道謝，他送來水果等禮物。還要附帶提一下，欽差大臣特別垂詢了有關眼科醫局的情况，他被正確地告知了這所醫局的情况，說明這所醫局是同別國的醫局相似的，他聽了之後表示贊許。〔34〕
伯駕還在行商幫助下，于每周用一天時間專門爲病人動手術，包括白內障、臉內翻、臉下垂、截肢、乳腺癌、內瘤等。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伯駕施行了中國首例膀胱取石手術；二十七年(1847年)，首次在中國應用了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術；咸豐五年(1855年)，開始病理解剖術；十一年(1861年)，醫師米勒(Miner)首次拍攝腫瘤患者第一張X光片；同治元年(1862年)，作中國首例卵巢切聊手術；同治六年(1867年)，中國第一個留學英國醫學生黃寬回該院行醫；同治五年(1866年)，在該院內設立“博濟醫學堂”(後改名爲“南華醫學校”)。同年，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入“南華醫學校”讀書；光緒一年(1879年)，南華醫學校招收女學生入學，打開了中國婦女學醫的門戶；六年(1880年)，該院創辦《中華醫報》，揭開了現代中國醫學雜志史的第一頁。可見，廣府商人出資協助開設西醫院推廣西醫術、西醫學，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是作出了貢獻的。
第二，製造新式船舶和水雷。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奉清廷之命來廣東查禁鴉片，曾經得到多數行商的經濟支持，正如林則徐上奏稱：
廣東查辦鴉片，驅逐夷船，亟應籌措經費。現據洋商伍紹榮等呈請，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捐繳三年。按卯解庫，聽侯提用……〔35〕
在籌集經費中，林則徐出于備戰的需要，曾下令購買一批外國近代船舶和仿造西方夾板船，以抗擊英軍入侵。于是“洋商伍敦元購買美利堅夷船一隻，潘紹光購買呂宋夷船一隻”〔36〕；鹽商潘仕成“自覓良有匠，照戰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監製戰船一隻，船底船身，用銅鐵包裹，布列炮眼，作爲樣式，以期堅固”。〔37〕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潘仕成又“捐資雇覓美利堅國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藥，製造水雷”，歷時九月之久，製造水雷成功，經廣東官府派員在珠江河面反復演試，“計時入水半刻許，水雷即行轟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堅重木排之下試加演放，木排亦被轟斷碎，似頗得力”〔38〕。之後，潘仕成還派李光銓向美國壬雷斯學習製造水雷的技術，幷將繪繕的《水雷圖說》一書和制好的20具水雷，由李光銓等送往北京，然後在天津試演，亦甚具轟擊力。但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則認爲，因沒有人能將水雷送入船底難以適用，故擱置下來。但是廣東行商和鹽商購買和仿造船舶和製造水雷的創舉，仍然是産生重大影響的。正如魏源指出：
或仿粵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舉而轟擊之。〔39〕
我們可以說，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十三行行商和廣府鹽商等商人，仿製西方的夾板船、水輪船和水雷的實踐，是魏源後來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著名理論的基石，影響是極爲深遠的。
從上面所述，不難看出，清代廣府商人對豐富嶺南文化的內容和促進嶺南文化向近代化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注 釋：
〔1〕《南海烟橋何氏家譜》，《家譜傳》。
〔2〕《南海羅格孔氏家譜》卷十一。
〔3〕《南海金魚堂陳氏族譜》卷八上。
〔4〕陳伯陶等：《民國東莞縣志》卷五十九，《人物略》。
〔5〕黃培芳、曾釗：《道光新會縣志》卷三，《學校》。
〔6〕史澄、何若瑤：《同治番禺縣志》卷十六，《建置略三》。
〔7〕《嶺南伍氏總譜》卷六下，《藝文》。
〔8〕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一百三十七，《建置略十三》。
〔9〕黃海妍：《清代廣州文瀾書院》，載《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改革》第15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0〕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
〔11〕《教育統計圖表》，宣統元年《廣東學務統計表》。
〔12〕《戊戌變法》(叢刊本)第2册第34頁。
〔13〕《重訂學堂章程》，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册第196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14〕黃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雜錄》，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政府編印，1990年，第249頁。
〔15〕《駐粵八旗志》卷廿三，《人物》(光緒刻本)。
〔16〕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九，《列傳十八》。
〔17〕陳康祺：《郎潜紀聞·初筆》卷十四，第297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18〕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一，《列傳二十》。
〔19〕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第4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60、27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伏爾泰著、高達等譯：《哲學通訊》第40~4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2〕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143~144，1932?
〔23〕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144，1932?
〔24〕範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第134頁，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
〔25〕邱熺：《引痘略·自序》，嘉慶丁醜敬業堂初利本，道光百蘭堂刻本。
〔26〕桂玷：《宣統南海縣志》卷廿一。
〔27〕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28〕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陳援庵：《牛痘入中國考》，載《醫藥衛生報》1909年第7期。
〔29〕邱昶：《牛痘新法全書》序，光緒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30〕伍秉鏞：《淵雲墨妙山房詩鈔》下卷。
〔31〕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P??84 1。
〔32〕W·W·Cedbury and M·H·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eet，P?41，Shanghai，1935。
〔33〕Chinese Repository,vol v P32?
〔34〕Chinese Repository,vol VII?P?62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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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12-19 04:3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