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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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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豪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研究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9-16
【
正 文
】 ［提要］ 本文考证了广东汉族的主要民系——广府人的迁粤线索，广府方言育发的三个历史时期，以及广府方言当今保留的内涵，认为广府人及其方言是隋唐迄宋间岭南民族历史发展组合的产物。
［关键词］
广东汉族 广府人 广府话
＊ ＊ ＊
广府人是岭南主要居粤境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境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四会、中山、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地的一支民系。尔后，该民系向北扩散，居北江岸畔的清远、英德、韶关、连县；向西，徙去阳江、阳春、高州、信宜、茂名、化州、电白、吴川、湛江；沿西江，又迁入高要、德庞、郁林、封开；溯西江，还徙入了桂东南浔江之梧州、藤县、南平，及郁江的桂平、贵县、横县、容县、玉林、陆川，沿北流江，还直抵博白、合浦、浦北、灵山，乃至进入桂中部邕宁等地；循正南方，并迳入香港、澳门，然后自此越海，再扩徙入南洋群岛中的新加坡与澳洲，南北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所操方言，为一种以广州、广府、白话相称的方言，俗多称作广府话。因这方言自泰汉以来，便一直都在泰置南海郡，汉代赵佗所建南越国国都境中流传，故又有称粤语，操此方言的人，也被统称作粤人。对其方言中之内涵性质，有研究谓是古汉语方言杨雄《方言》书中提及之南楚与南楚以南方言与或是古台语（即壮侗语）与古汉语所融合之独特汉语方言，属汉语中之一支。但今此方言，于中原谓水与黄河流域原古汉语发祥地，都不可相通；到原南楚方言流行的两湖境，也互见陌生；再去广西今天壮侗族人的语言中心，亦复得“重译”始能乃通。故所说不细加分析，都很难使人置信。笔者非语言专业的研究者，今凭该一方言已不能与中原、两湖与广西壮侗族群互通这种现实，认为都该从该民系育发的历史实际中去寻找答案。
一
族谱中有见广府人迁徙粤地线索。
今据广州及其近郊珠江三角洲境操广府话方言的吴、秦、周、梁、冯、郑、何、岑、李、伍等诸宗姓所抄传及尚在保存之族谱资料：
《恩邑百家姓郡及鼻祖根源录》的抄录：
吴姓：“周初泰伯封于吴，在今江苏省无锡县梅里，吴王子孙，以国为氏。后裔迁居河南省光知府固始县。” 蔡姓：“周文王叔度封于蔡，其子曰胡续，封氏为蔡仲，后因氏焉。蔡，今河南省汝南上蔡县是也。” 周姓：“系出姬姓，周口王次子别封汝城，人谓之国家，因以为氏。今之河南省汝洲府是也。” 梁姓：“秦仲有功，封其次子康于夏阳梁山，因以为氏。又平王唐封梁安定，梁氏出此。” 冯姓：“始平郡毕公高之后，食邑冯城，因以命氏”。
郑姓：“战国时郑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间，后以国为氏。” 何姓：“周武王弟叔虞封于韩，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转音为何。” 岑姓：“周文王异母弟耀，武王封为岑，子孙以后为氏。” 李姓：“皋陶之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理、李二字古时相通，老子因祖为官，因为为氏”。
伍姓：“系出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1〕
姓、氏，是由血缘关系族群组合起来用以区别其他族裔之一种称号。先泰时，姓本是一种族号，而氏则属姓（即族号）之一个分支。对它之出现、确立，有或出以国，或出以封地，或出以食邑地方，及或以居地，和取字音相谐，与或以讳国灭、族亡，乃至或以族而立等等。对各姓、氏所抄本出名门之说，我国历史上，历来就有假托与依附陋俗留存，故经云不可不信，但又不可全信。然而对他们所抄姓氏先祖之本出中原，而且还是华夏族人一节之说，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本都只有名而没有姓，故都足可置信。这样，他们都是于何时迁徙到岭南的呢？这点还按族谱资料抄录：
胡姓：《明处士莲溪胡君墓志铭》志：“宋宝ｙòｕ＠①年间有良甫者，自江右南昌之麦山村徙居粤东新会治。”《安定华林胡氏实录》“序列”又云：“胡世第十四世，是宋保ｙòｕ＠①二年宦游广东，知广州事，因居兹土。” 聂姓：依开平南闸保留《聂氏族谱》抄录：“由炎宋之兴，始都于汴梁，而从仁焉”；后，“因高宗南渡，播迁于杭，遂有岭南任，初授南雄始兴县，携宋朱氏、叶氏、谭氏随任”。
吴姓：依开平沙湖横岗保留《渤海郡吴姓族谱》抄录：“钦差福建赈贷，遂居蒲田而籍焉，而十四世先采公，授肇庆南恩刺史，而居于恩平鹏冈村。分派一支电白，一支阳春”。
郑姓：依《中山濠头郑姓概略》抄录：“广东郑姓，原由浙江省金华府浦江县于宋朝天圣年间由郑贤公来知广东省广州府为郡首，终于任故，葬于广州白云山，因之落籍广东”。
卢姓：依恩平文化馆收藏《北厢卢氏族谱》抄录：“祖世居南雄珠玑巷砂石村，自宋宁宗时，韩化胄通家蒙古入燕，至理宗时”，“兵至南雄，大祖云阳穆公，与堂弟龙庄隆公，携祖宗金石”，“逾山岭，定籍于番禺钟村”。
屈姓：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载屈姓始祖迪功郎屈禹勤：“从（南雄）珠玑巷而至”珠江三角洲境。对经云珠玑巷，今南雄县城北约10公里之沙水村，还保留有河卵石铺砌路面的长达1500米，中设南北中三座门楼，与胡贵妃石塔之珠玑巷原址。《直隶南雄州志》载云，珠玑巷得名，始于唐朝张昌，张昌家族七世同居，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朝廷为表彰其孝义，赐予“珠玑绦环”以旌之，为避敬宗庙谥，敬宗巷卒改为珠玑巷。对境中居民南迁，有史料载，是始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事出胡贵妃因不满朝廷生活出走民间，后被富商黄贮万带回南雄，收纳为妾，由此招致朝廷诬珠玑巷居民谋反，度宗帝卒便遣兵围杀，至此居民便是大批南徙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当时南徙居民人数，有谓是33姓，97户达数千人。〔2〕
凭上述族谱资料与其他文章撰志，以上宗姓徙民进徙岭南时间，多都发生在宋代，不少还提出与蒙人的入侵宋王室之南迁，及或是列祖的赴粤任官等诸历史事实相关。他们迁粤时之启发地点，有提出是从江苏至浙江入闽，与自江西入粤。进入粤境后，又有提出以南雄珠玑巷作南徙中转站，经此歇居过一些时日后，又再行南迁入广州暨珠江三角洲。中像晚清的著名名人南海康有为与新会梁启超等人之先祖，按陈乐素《珠玑巷史事》文撰志，便是沿此南雄珠巷始迁入广州暨其近郊的。今广州西关保留“珠玑路”相称的街道，便是铭记上述宗姓族人自珠玑巷始迁至彼的遗迹。
广州人也是东汉未后南迁之客、流人、侨人一员
基此，今居广州及其近郊之民，一经谈起珠玑巷南迁事时，莫不都会津津乐道，并谓南雄珠玑巷是他们先祖宋代避蒙乱时徙迁入粤之尾闾。这样，有尾闾，便必还有前闾。那它在何方呢？有关这点，兴宁《南阳堂邓氏联修族谱》抄志他们邓氏二子时有：“仍居金陵（即南京）珠玑巷”〔3 〕语。《珠玑史实》载北宁京都祥符（今河南开封）亦有珠玑巷说。我国东汉以后南徙的中原人，一直盛行原居地名随人迁置习俗，如唐代在粤境任官的许敬宗，《旧唐书》载他是“杭州新城人”，然其父许善心，《隋书》则载是河北“高阳北新城人”。那该许君自中原徙迁浙江后，明显也已同时将其中原原居地名“新城”一齐迁去了杭州新地。此种迁置地名之俗，也正是汉裔客家人南徙保留立堂匾之一种遗风。本此，对他们的前闾，便当一是在今天南京古称之江左金陵境，二是在今天河南开封古称的京都祥符地。即该等珠玑巷居民，自告到中原地后，除有一部分人因避蒙乱，明显取了于赣入粤的路线外，当还有一大部份人依该等族谱所记，随晋室南渡，同样是沿先入江淮，后抵江右的路线徙粤。这样该一南雄地，因地理位置正处于五岭山脉的东端，早于秦汉，那里便已成了中原人南徙入粤的一通道，基此，对境中之中原人南徙中转站的营设，也便不仅限于珠玑巷一处，其于珠玑巷北九公里处，便复保留有相传是秦代将领梅＠②南徙至彼所筑的史称“梅将军城”，俗谓“中站域”。今此古城，至今还有护城濠沟和版筑成的泥石城墙保留，进入城内，于个别砖砌墙壁上，又犹可见到夹砌有粤北地区晋、南朝间流行以模拍拍印成的双弧（又称双鳞、双指甲）纹的砖块，和刻“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口立”“南安府”等学样的重修该城城砖，具体证明该处古城出现的历史久远。早于秦汉，该南雄地方，也已即属中原人南徙入粤的中转站和聚居生存的热土。对它被经营的历史，也当不只限唐代张昌的珠玑巷时代。由此，自该地生存的居民（也包括后来于珠玑巷生存的居民），凭都以操客家话方言为主，他们中的很大部分，都本当也是六朝时循先入江左，后抵江右路线入粤的同以客、流人、侨人相称南徙群体中的一员。至于他们后来操的方言是广府话，非再是客家话现象。语言是劳动产物，作为是囿于一方别处所无知或是不可通晓的方言，都是不同时期由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民系条件，于劳动杂处中融合育发所得结果，其南徙了的珠玑巷居民，抵广州与其近郊新地后，由于劳动杂处融合时间、地点、民族、民系条件不同，便自当给育出其有异的方言体系。
二
广府话方言是三个历史时间育发的产物。
基于这样，今沿不同时期、地点与不同民族、民系条件育发轨迹，广州及其近郊流行的广府话方言，由秦汉起迄广府话流通时的今天止，起码都已经历过泰汉、六朝与隋、唐、宋这三个时间的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民族、民系之杂处、融合育发阶段。
秦汉时广州与其近郊的原住居民，承前所述，是有陆梁人、骆越人（？）、南越人，和广州汉墓有着出土的深目、高鼻、两颧骨较高、下颌稍突、唇宽且厚模样的陶俑人等所代表的族人。其中陶俑人，杨孚《异物志》载有“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之“瓮人”。即便是从海外南海诸岛，或是西亚、印度徙入的异国黑奴。这时间，广州以任嚣、赵佗、杨仆等为首的南徙中原吏官、幕僚、家属暨其中原遗民，先后已徙抵了该境，加之赵佗这些人还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还启用了不少越人（如吕嘉等）参予政事，犹主张汉、越民族通婚，这便当在广州及其近郊发生南徙中原人与当地原住居民——越人和黑奴等作第一阶段的杂处融合育发（试以这阶段育发称之为第一级方言育发）。
六朝后，原住居民中上述称名不见，代之出现的，按《晋书·庾亮传》载刺史邓＠③在广州大开鼓铸时所曰：“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有被泛称作“夷”的诸夷族人。同上书，于陶璜上书中有曰“晋时广州南岸”，有“不宾服者五万余户”。此一不宾服五万余户居民，顾炎武《天下郡图利病书》补曰：“皆蛮ｄàｎ＠④杂处”。有称作蛮与ｄàｎ＠④或便是ｄàｎ＠④人。《宋书·列传》载广州曰“诸山并俚僚”。《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镇南海“而俚僚猥杂”。有以俚、僚称族人。这时于粤北的英德ｈáｎ＠⑤ｇｕāｎｇ＠⑥，曲红的南华寺，和湛江的遂溪等地南朝墓中，均有西亚古波斯萨珊王朝所铸与所流通的银币出土，该类银币按《隋书·食货志》曰：“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它便是南朝那时的古波斯人从海外携来易物通商的货币，在粤北地方出现的当是通过广州当时市场的贸易输传。除此，按冯承钧《中国交通史》考撰，这时的大秦（罗马）、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ｊì＠⑦宾
（克什米尔）、占婆（今越南南方）、扶南（今柬埔塞）、全邻（泰国暹罗湾岸）、丹丹（马来半岛南部）、ｐáｎ＠⑧ｐáｎ＠⑧（今加里曼丹北部）、诃罗单（爪哇岛）、干陀利（苏门答腊巨港）、婆利（印尼巴厘岛）等诸国国民都已有进抵广州参加通商贸易。由此于广州及其近郊，自当又有着西亚来的古波斯人，阿拉伯人，南海诸岛中来的马来人，印尼人暨中南半岛东部来的柬埔寨人，越南人等之留下聚居。这样，东汉肇始后，自中原南徙的中原人，以出任历代地方首席长官的像士燮、步骘、吕岱、锺离牧、陶侃、邓狱、吴隐之、卢循、徐豁、欧阳ｗěｉ＠⑨等人为代表（包括其幕僚、家属与随同南徙居民等）的诸汉裔，自又当在广州及其近郊作其第二级的方言融合育发。
由隋唐迄宋元明清后，广州及其近郊居民。按《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时所曰：“曰蜒、曰＠⑩、曰俚、曰僚、曰＠⑾”。唐代朱余庆《送刘思复赴南海从军诗》有曰：“蛮（指瑶）人犹放畲田火”。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328 载嘉泰中广州通判留恭后知广州时曰：“瑶乱，捕降其首豪强，四十四峒悉平。”黄佐《广东通志》卷69载王靖熙宁初年知广州时又曰：“与卢士弘靖瑶蛮之乱”。于珠江三角洲境恩平县大田区，又有元代至正年所凿《平瑶记》摩崖石刻保留，中尚有“新昌古口郡瑶杂居”等残文可认。《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393载宋代庆元三年（1197年）的东莞，
也有“瑶人遂啸聚为乱”。庆元六年（1200年）；又有“减瑶之戍”。境中的柑坑山周围四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又载有“瑶人居之。 ”《东莞县志》卷七且谓：“邑至六七郡”。“与艾瑶杂居”。光诸《广州府志》卷69载明代宏治年的番禺、增城又曰：“洞瑶谭观福恃险为乱”。今天的博罗、增城，并有畲称族人生存。于惠州，依天一阁藏书明代方志《嘉请惠州府志》外志条载，又有瑶人与ｄàｎ＠④人的生存，他们“以山林中竹结竹林障⑿居息为ｓｈē＠⒀，故称瑶”。“以鱼钓为乐，以舟为宅”，“其姓五，麦、濮、何、苏、吴”者，是曰ｄàｎ＠④。证之考古材料，惠阳三栋田心村，开平的赤坎，依笔者80年代调查，均见有明至清代所凿瑶、畲人膜拜之盘瓠（狗）石刻造像保存。……凭此，自当又便居有ｄàｎ＠④（蜒）、＠⑩、俚、僚、＠⑾（杞）、瑶、畲等称的诸族人。
除此，由唐至宋间，广州海外通商贸易繁荣，外海商旅复再纷至沓来，中依唐开元间所撰《唐大和尚东征记》载，天宝年便有着“白蛮（阿拉伯、波斯等国之白种人）、赤蛮（南海诸岛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有见的国家，也有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真腊（柬埔寨）、诃陵（爪哇）等诸国。其中人数，就以唐代咸通十一年（870 年）资料为例，便达13万人，到开元间，又增至80万人次〔4〕，
由此于唐至宋的广州光塔街，便设置有专供这些人活动居留的“蕃坊”。今天广州之玛瑙巷，大纸（食）巷、普宁巷（旧称普宜巷）等，也就是当年“蕃坊”遗迹的所在。这些异国异族人之于广州，按《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钓传》载志：“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所谓“土人”，便是广州当时的原住居民，“蛮僚”，即蕃僚。这种土、蛮通婚，待卢钓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时，便给立法禁止，“强令俾华蛮异处”。但到北宋，却又禁之不绝，中依朱或《萍洲可谈》载志，那时蕃客在广州，不独又或挈妻子儿女，或娶当地女子为妻，而且还广置田宅，建立家室。由此在广州城外，并互有“蕃汉数万家”，与此又育发出华蕃融混的“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的人种与其群体。
再在宋末之际，塞外蒙人入主中原，居民相率南迁，后来元灭掉了宋，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阿里海牙遣将攻克了广州。第三年（即1279年），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所率元蒙兵将和降元宋兵，又经广州追击逃往新会ｙá＠⒁门南宋最后帝⒂王朝。待广州与其近郊全归元王朝统辖后，元王朝便在广州设置市舶提举司，建造南征爪哇等地大船，扩大街道、堤围恢复通商贸易，由此故又有着不少塞外来的官吏与其家属留驻广州与其近郊。
清初，1662年康熙，又遣满洲八旗兵挈眷进入广州，而且还在广州今天的光塔路南至大德路一带落籍。由此广州地方，又已有了关外来的满族人的生存。
凭此，于隋唐迄宋元明清几近一千三百多年时间，以出任地方首席长官人物所代表的中原汉族遗民，如刺史韦ｇｕāｎｇ＠⒃、刘感、杜佑、李复、王锷、卢钧，五代南汉王刘隐，宋代广州军州事尹崇珂、余靖，明代广州知府徐焕等人暨其幕僚、家属，自当又要于广州或其近郊和以上广州及其近郊的蜒、＠⑩、俚、僚、⑾瑶、畲，海外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番人，塞外来的蒙人，关外来的满人等诸居民作第三级的方言融混。由于各阶段间的育发条件不同，其于三个阶段中所育发出来的方言，都不可能尽皆相同。中第一级方言，已要与第二级方言产生差异，而第三级方言再与第一级方言相比较，其差异性又将是更大，甚至是出现互自不可流通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亦都是由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法则所直接决定而不受任何个人主观意念转移的。证之具体事例：
先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书中对岭南钦州地方居民所操方言的举述·卷三云：
“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篓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人，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州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僚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言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蜒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⒄别有记”。
凭上史料，其所云北人，依“本西北流人”句，当是南徙该钦州地方的中原人遗民，五代从何方来？原书未撰，待南宋出现该地时，方言已“杂以南音”，显然已与钦地原住居民作出了融合，由此固有的方言，也都出现了一些变异；所曰蜒人，是岭南傍江海生存今称艇家、水上人家的居民，他们于秦汉发展到南宋，方言已“语似福、广”，还“杂以广东、西之音”。“福”，是指福建与福佬，“广”是指广府，“广东、西”，指粤西，显然方言随着族人的流徙，也复出现了和多民族、民系融合的特征；所称射耕人，是从粤东或福建徙入钦地以箭射落定耕地范围的福佬居民，方言未志，当大体还以操福佬话方言为主；所载的土人与俚人，前者是指昔日的骆越族人，后者是指后来与僚连称的俚僚族人。其中骆越族人是秦汉前后生存居民，俚人是东汉以后见称居民，他们本同是岭南原居土著民族，而骆越与俚，依民族学研究材料都互自有着民族亲缘承传。然而待两者齐齐生存到南宋后，其方言，因居地和经济生产已经有异（即骆越遗民的土人“居于村落”，——即村居；俚人“蛮峒出居”，——即峒居。而村居者，其生产经济当会有了水田农业；对峒居者，其生产经济则自当还要保留原始采集与狩猎结合的旱田农业生存），这便导致了前者操“篓语”。后者操周去非“不可晓”的方言出现。而“篓语”和“不可晓”的方言，作为是南宋时的汉裔官员、宋孝宗淳熙年（1174年）出任桂林通判的地理学家周去非，都同样是“殊不可晓”。那么，在本互有民族亲缘的骆越土人与俚人中间呢？按周去非所作互自有别的撰载，也当存在其中互不可通晓或大多不可晓的现象。
凭上史料，于岭南民族中存在的方言，自秦汉迄南宋后，明显见有了许多层次，均非是历千百年岁月，始终是同操一个模式的方言的。
再看宋代于余请一家的情况：
余靖于宋代，曾任广州地方首脑官职，死后葬粤北曲江龙归。他生前风采非凡，故明时其后裔便在韶关建了一座“风采楼”资作赞表。本此，余请自当便是粤北居民的一员。然其先祖，按宋欧阳修《余襄公神道碑》中“余氏世为闽人，五代之际，逃乱于韶”刻志，又自该是闽地留居之中原遗裔。这样在民系上，宋代以前在闽，该当是福佬人的一员，而宋代以后在韶关，该地由唐迄宋以来，一直都是客家方言流行地区，故又当属客家民系的一员。按该族谱抄录，余请生前曾育三子。长子仲荀，神道碑载“走于亳（音薄）”。即宋代以后已迁回了中原河南；三子伯庄，则徙去了江西；惟独二子仍旧居粤北韶关。但由宋至明代后，他们又从粤北韶关迁去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平荻海。今天开平子孙也已繁衍昌盛，故于荻海地方，也建有“风采堂”与“名贤余襄公祠”，子女就读学校，也称“风采中学”。这样对这一支遗民的民系，因珠江三角洲已是广府话方言流行地区，故便都已变成为广府民系。这样，本同是一个家庭成员，因出现时间不同和居住地方改变，便出现了先祖是福佬民系（？），父亲是客家民系，大儿子是中原汉裔，二儿是广府民系，三儿是江西汉裔老表民系等五种类型。对所操方言，居福建的大体是福佬话，回归中原的是中原汉语——普通话，居江西的是老表汉语，居粤北韶关的是客家话，居珠江三角洲开平的是广府话。对其同属一家所操的几种方言，彼此是否都能够互相通晓呢？80年代笔者在开平考察时，就此询问其操广府话方言子孙，而答复却尽都是摆手示否。
这种现象，再又来看下同操广府话方言民系中所出现的现象。今天人们步履，只要跨出广州而到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很快便会发现从广州到中山、新会，从广州到台山、开平、恩平，从广州到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居民所操的广府话方言，都不尽属同一个类型，中台、开、恩地区的广府话，音变极为厉害，而东莞与惠州城内的，甚至用广府话倾谈已几乎不能或至完全不能互通。这何道理？为什么？语言前节已云，是不同民族、民系杂处、融合育发产物，而以上地方，于唐代前后，承上所述，均分别曾是俚、僚、瑶、畲、蜒、客家、海外番人、欧美白种人等散居的地方所在，由宋至明清时的东莞、惠阳地方，并一直还是瑶、畲、蜒与客家人聚居所在，其中单瑶人的支系，依上引方志载述，便有莫瑶、洞瑶、艾瑶等三种，如依民族实际保留材料，则有排瑶、过山瑶、盘瑶、顶板瑶、山子瑶、蓝靛瑶、花蓝瑶、茶山瑶、东山瑶、西山瑶、番瑶、白裤瑶、背篓瑶、平地瑶等不下二三十种。凭此有着众多的民族、支系、民系的生存，同一个地区所流行的方言，自当便要发生互相融混与出现复杂变异表现。
再看近几十年间的广州市内，50年代前，从政府机关到街上商店，清一色是同操广府话方言，从境外来的客家人、福佬人等，进入到市内后，也齐齐改学广府话。然而待50年代后，随着大批的中原人南徙和政府部门推广普通话，这种广府话，便也不断在融混入普通话的语词和音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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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11-2 04: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