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州俚人铜鼓[轉帖]

南粤高凉仔

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3095 略论高州俚人铜鼓 张均绍 关键词：冼夫人研究 高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良德设立高凉县以来，一直是高凉郡（县）的治所，虽然有段时期郡治迁往阳江县，但最终还是回迁于良德。高州也是古代俚人聚居的中心，南朝时期俚人首领冼夫人诞生于高凉郡内的良德俚垌村。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上的原因，使高州地区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文物遗存十分丰富，其中出土的俚人铜鼓，更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铜鼓是我国西汉至唐代时期，南部及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铸造和使用的特种器物。它既是战鼓，又可作乐器使用。当时对于铜鼓的占有量，不仅体现了财产的富有，而且也是统治权力的象征。高州地区在古代既是少数民族俚人聚居的中心地带，也是南越首领冼夫人的故乡，她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百越民族的统治权力，因此也是俚人铜鼓的拥有者和支配者。高州境内出土的铜鼓也比较多，唐代僖宗、宋代嘉庆、明代万历、清代雍正等朝都出土有高州铜鼓，其中唐代僖宗朝出土的高州第一面铜鼓，是国内现存的第三大铜鼓，至今仍保存在广州市南海神庙内。至1995年12月止，广东省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古代铜鼓共175面，其中属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并有具体地点考证的铜鼓共42面，其中粤东出土l面，粤中出土5面，其余36面主要是粤西的高州及信宜出土。高州历代出土的铜鼓有史料记载的共18面，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有l2面，约占广东省同期出土铜鼓总量的三分之一。高州古代铜鼓的陆续出土，为研究高州地区相应时期俚人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现把高州铜鼓的有关问题略论如下。 一、高州俚人铜鼓出土概况 高州地区从唐代后期开始陆续出土铜鼓。在古代地方史中记载有出土地点的铜鼓有6面，其中唐代僖宗朝出土的高州第一面铜鼓及清代雍正朝出土的高州第四面铜鼓一保存到现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出土的12面铜鼓，是指经博物馆考证并收回馆藏保存的铜鼓数量，还有部分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社会而无法对其考证和统计的，估计最少也有l0多面。本文所论述的只是经过博物馆专业人员考证的或者是经地方志作具体记载的出土铜鼓。 (一)唐至清代高州出土的俚人铜鼓 l、唐僖宗铜鼓：据《岭表异录》载，“唐僖宗朝（857～888年），郑絪镇番禺时，林霭为高州守。有乡野小儿牧牛，闻田中蛤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丈，即蛮酋冢也，蛤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龟黾之状，疑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曝书亭集》云：“广州波罗江上，南海神庙铜鼓二：大者，唐岭南节度使郑絪得高州守所献。面阔五尺，脐隐起，设两耳，通体微青，杂以丹砂瘢，其光可鉴，盖即林霭所献之铜鼓也。” 据实物考察，在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庙头村的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的正殿东侧，陈列着一面大铜鼓。这面铜鼓正是高州“唐代僖宗朝”出土的古代俚人大铜鼓。鼓面直径l38厘米，鼓身高77厘米，壁厚约0.5厘米。鼓面中央有8芒太阳纹，8组三线弦纹分晕。鼓面边缘饰6蛙，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现蛙已毁，仅存蛙趾。鼓身前后各有一条综向合范线，左右各有一对绳纹鼓耳，铸于鼓胸与鼓腰之间。铜鼓通体饰云雷纹，间以四出钱纹。鼓面和鼓足部分残缺。传说此鼓“近则声小，远则声大，神器也”。此鼓鼓形较大，在全国铜鼓中排列第三位，属北流型铜鼓。 2、宋嘉泰铜鼓:《茂名县志》（光绪版，下同）载：“宋嘉泰初（1210年），本县民得于地中，高尺余，广二尺，款式精巧，悬而击之，其声颇震。”。“次年洪水，复涌出一面。太守义太初以一镇郡库，以其一置诚敬夫人庙。夫人行宫亦有一面，并此而三。” 3、明万历铜鼓:《茂名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二年 （1553年），邑之高田村溪水冲出铜鼓，形如腰鼓，平面，空中，无底。径三尺许，高三尺有奇。面列蛙蛤，形者六。遍体细篆文。有朱砂积翠，蜗蚀之孔，凡十余处。其声镗镗然，或以草掩其底，或积水塞中，盖而击之，远闻余里。” 4、清雍正铜鼓:《茂名县志》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县东鹤洞水冲出铜鼓一，高二尺许，径三尺。鼓面中击处微突，面列蛙者六，蚀小二孔。旁有朱斑可玩，声闻数里。初置城隍庙，后移关帝庙。”新中国成立后，高州城隍庙和关帝庙改为小学校舍使用，保存在该校的铜鼓被湛江博物馆征集，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内。据对该铜鼓的实测,鼓面径110、足径103、通高64.5厘米，鼓面中心破损，有7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饰云纹和菱纹，鼓边饰6蛙，鼓面大于鼓胸，阔出3.9厘米。鼓身三线弦纹环绕，饰云雷纹、菱形和半弧纹。胸腰间铸绳纹鼓耳两对，腰胸交接处收缩为一道浅槽线，腰呈反弧形，腰足交接处有凸棱线，鼓足外侈。 5、清道光铜鼓：《茂名县志》载：“光绪十三年 （1887年）八月，县东莲塘大坡村民锄地得之，高一尺九寸四分，径三尺又二寸，面有蛤四。送置浮山冼太庙。”以上为高州铜鼓出土时的原始记录，出土地点都在高州境内。其中保存至现在的唐代僖宗年间和清代雍正年间出土的铜鼓，经过实测，其结果与史料记载的基本相符。对其余几面失漏的铜鼓记载，也应是真实可信的。这些史料为我们研究古代高州俚人铜鼓提供了可贵的文字依据。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州出土的俚人铜鼓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州各地都出土有许多铜鼓，但过去由于人们对文物认识的肤浅，出土后的铜鼓却把它敲烂当成废铜卖掉了。真正把铜鼓作为文物并作为历史研究使用的是从60年代才开始。现把从博物馆直接征集到的部分铜鼓概述如下∶ 1、尚文铜鼓：1958年，茂名县和信宜县合并为高州县。是年修筑尚文水库时，出土一面铜鼓。鼓面径92、足径90、通高52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5.3厘米，7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雷纹。在第七晕圈内饰立蛙4只，长4、高l.5厘米，顺向排列。面缘有檐边，边宽 l.8厘米。面大于胸，阔出5厘米。鼓身前后各有一条综向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一对圆茎形绳纹鼓耳，耳径l4.5厘米。鼓身共34组三线弦纹环绕，圈间相隔分别饰以云纹和雷纹。腰胸交接处呈凹槽状，腰足交接处呈突棱状。腰间呈反弧形，足底部外侈，部分缺损。 2、大井铜鼓：1963年于大井红旗农场出土。鼓面直径92厘米，鼓身残缺，余高17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5.5厘米，6组三线弦纹分晕，在第七晕圈内饰立蛙4只，顺时针方向排列，蛙身长4、高1.5厘米。蛙形为鼓眼方腚。面饰雷纹，面缘有檐边，边宽1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5厘米。鼓身有三线弦纹分晕，各晕圈相间饰雷纹和云纹。鼓身前后有综向合范线。鼓腰以下残缺。 3、福芳铜鼓：1955年于平山镇福芳中间垌村出土。面径ll8厘米，鼓身残缺，余高38厘米。鼓面中心饰l0芒太阳纹，周围有16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四出钱纹，面边饰立蛙6只，蛙身纹饰精细，饰回旋纹。其中一蛙为母子蛙，母蛙呈蹲状，背负小蛙。蛙身长9、高5厘米，顺时针方向排列。鼓面大于鼓胸，阔出5厘米。面缘有檐边，边宽l厘米。鼓身前后各有1条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l对扁形鼓耳。鼓面及鼓身可见方块痕迹33处，痕迹为正方形，每边长为2厘米。鼓腰以下残缺。此鼓为灵山型。 4、大仁庙铜鼓：1964年于平山镇大仁庙村出土。鼓身已毁，只存鼓面。面径78厘米，中央饰8芒太阳纹，周围有7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变形羽人纹及云雷纹。边缘饰立蛙4只，有檐边，边宽1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5.5厘米。此鼓属灵山型。 5、大简铜鼓：1975年于东岸镇大简村出土。面径72厘米，鼓身残缺，余高25厘米。鼓面中心饰8芒太阳纹，五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纹。鼓面边缘饰立蛙4只，蛙身长2.8、高1.2厘米，尖嘴突眼，逆向排列。鼓面外缘有檐边，边宽l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4.5厘米。鼓胸有6组三线弦纹分晕，晕间饰菱形纹。鼓腰前后有综向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圆茎形绳纹鼓耳1对。鼓足残缺。此鼓属北流形。 6、八角山铜鼓：1984年于顿梭镇八角山村出土。整体造型完整，面径74.5、足径75.5、鼓高44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4.5厘米，周围有8组三线弦分晕，晕圈饰云纹。鼓边饰立蛙4只，造型奇异，突眼方腚，足有3趾，呈放射状，前足3趾向前，后足3趾分向两边。蛙身长4、高2、宽2厘米，两两相向排列。鼓缘有小檐边，边宽0.5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3.5厘米。鼓身前后各有l条纵向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一对圆茎形鼓耳，耳饰绳纹， 耳径3.8厘米，铸于鼓胸之间。鼓腰与鼓胸交接处收束为凹槽状,鼓腰与鼓足交接处呈突棱状，鼓足外侈。全鼓均匀地布满方形痕块346处，痕穿后，露出方形小孔。此鼓属北流型。 7、大旱铜鼓：l985年于顿梭镇大旱村出土。铜鼓出土时，鼓面与鼓身被掘破分离。鼓身完全破碎，鼓面完整。面径75厘米，残高2l.5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4厘米。周围有8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雷纹。在第七组三线弦纹上，饰立蛙4只，两两相对排列。蛙造型为突眼方腚，身长3.7、高l.3厘米。面缘有檐边。边宽1厘米，面大于胸，阔出4厘米。鼓身前后各有l条纵向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l对圆形茎形鼓耳，耳饰绳纹，耳径3.5厘米，耳距l0厘米，鼓耳上下根部各有3条放射纹，分别往上下放射排列。鼓身有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雷纹填线纹。此鼓属北流形铜鼓。 8、荷垌铜鼓：l985年于曹江镇荷垌村出土，面径55.5厘米，鼓身残缺，高12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周围有6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纹。在第六晕圈内饰立蛙4只，顺向排列。蛙身长3.2、高l.3厘米，突眼方腚。鼓面缘有檐边，边宽l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3.5厘米。鼓身前后各有l条纵向合范线；三线弦纹环绕鼓身，鼓身饰雷纹。此鼓为北流型铜鼓。 9、乾坡铜鼓：l986年于潭头镇乾坡村出土，鼓面径70、足径67、鼓身高36厘米。鼓足部分损缺。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3.7厘米，周围有8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纹。在第七组三线弦纹上饰立蛙4只，逆向排列。蛙身长2.5、高l.2厘米，造型为突眼方腚。鼓面边缘有檐边。边宽0.9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4厘米。鼓身前后各有l条纵向合范线；左右各有一对圆茎形鼓耳，饰绳纹。耳径3厘米，耳距8.5厘米，铸于鼓胸于鼓腰之间。鼓身有24组三线弦纹，饰雷纹。此鼓属北流型铜鼓。 l0、梅坑冲铜鼓。l989年于大坡镇梅坑冲村出土。出土时鼓身残缺，鼓面保存完整。面径63.5厘米，残高9厘米。鼓面中央饰6芒太阳纹，中心圆径4厘米，周围有7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雷纹。在第七组三线弦纹线上，饰立蛙4只，逆向排列。蛙身长2.5、高1厘米，突眼方腚。鼓缘有檐边，边宽l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3.5厘米。鼓身残缺。有三线弦纹环绕，饰雷纹填线纹。此鼓属北流型铜鼓。 11、中和铜鼓：1991年于石龙镇中和村出土，出土时鼓身被掘烂分离于鼓面。面径66、残高40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中心圆饼径4厘米。周围有8组三线弦纹分晕，内饰云雷纹。在第七晕圈内饰立蛙4只，顺向排列，蛙身长3.8、高1.8厘米。鼓面缘有檐边，边宽0.7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3.5厘米。鼓身有26组三线弦纹环绕；左右两边各有l对圆茎鼓耳，耳径4、耳距l0.5厘米，耳饰绳纹。鼓胸与鼓腰交接处收束成凹槽状；鼓腰与鼓足交接处呈突棱形。鼓腰呈反弧状。鼓足外侈。此鼓属北流型铜鼓。 12、清湖铜鼓：l995年于大坡镇青湖村出土。铜鼓通体保存较完整，面径70、足径66.5、通高37.5厘米。鼓面中央饰6芒太阳纹，中心圆径3.5厘米，周围有8组三线弦纹分晕,晕圈内饰云纹。在第七组三线弦纹上铸有立蛙4只，蛙身长3、高l.5厘米，突眼方腚，逆向排列。鼓面缘有檐边，边宽0.5厘米。鼓面大于鼓胸，阔出4厘米。鼓身前后各有1条纵向合范线；左右两边各有l对圆茎形鼓耳，耳径3、耳距11.5厘米，饰绳纹，铸于鼓胸于鼓腰之间。鼓身有24组三线弦纹环绕，饰雷纹填线纹。此鼓属北流型铜鼓。 纵观以上出土的高州铜鼓,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整体造型高大，面径最小的56厘米，最大为l38厘米，平均面径为90.23厘米。二是各部分造型区分明显，分为鼓面、鼓胸、鼓腰、鼓足四部分，而且面大于胸，胸下渐收为腰，腰下处撇成足。三是纹饰基本统一，鼓面中心饰太阳纹，三线弦纹分晕，晕圈饰以云纹或雷纹为主，边铸立蛙，鼓身铸双耳等。概括铜鼓的造型和纹饰特点，按照铜鼓的分类，大部分属北流型，少数属灵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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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州俚人铜鼓的产生、发展与消亡 高州铜鼓的埋藏方式，除了唐代僖宗朝时伴埋于蛮冢外，其余均为单体埋放，没有任何伴随物，铜鼓本身也没有任何铭文和年款，给铜鼓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在开展对铜鼓的研究时，除了对考古发掘的器物直接研究外，还需对其产生的历史环境等社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找出高州俚人铜鼓产生的原因、发展与消亡的科学答案。 （一）高州俚人铜鼓的产生 铜鼓的出现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铜鼓体型高大，壁薄均匀，花纹精细，铸造工艺复杂。铜鼓的铸造过程，需经做模、翻模、镶芯、浇注、拆范、整理等工序。按此推断，在能够生产铜鼓的年代里，其青铜器铸造业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备了铸造大型容器的经验和能力，这是铸造铜鼓本身的技术条件。此外，还有原料来源问题，有采矿、治炼等物质生产问题。这些都是铜鼓生产中必备的物质条件。 高州地区在战国时期便出现了青铜器。l994年4月，南塘镇仙坑村在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多件青铜器，其中青铜短剑2把、青铜簪1把。青铜短剑长30、宽6厘米，剑柄铸雷纹，内填云纹，这与铜鼓的云雷纹十分相似。剑身铸人面纹，人面纹周围饰五线纹，间以填线纹，这种纹饰也与铜鼓的某些纹饰有着相似之处。人面青铜短剑，是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铸造和使用的器物，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治炼铸造技术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而且也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较好水平。 秦末汉初，高州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据1982年文物普查资料显示，高州境内发现汉代文化遗址一批，其中有聚落遗址36处，矿道遗址l处，石质量具制作工场1处，陶窑2座；出土一批陶器、石器及金属器，其中曹江镇黄榄山汉代遗址出土的全套石质标准量具，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此外，良德汉墓出土的陶制禽畜模型，大井镇五村汉墓出土的环首刀等器物，这批汉代器物的出土，表明了当时高州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制作业已有明确的分工，财富积累也进一步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积累，阶级对立现象也不断增大。少数人成为君长、都老；大部分人则沦为奴隶。但岭南地区由于山高路远，中央王朝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推行“以故俗治”的政策，让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大首领，分别治理各自的部落。清代学者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对此事作有记载：“冼氏，一在尉佗时保障高凉有威德。秦末，五岭丧乱，冼氏集兵保境，蛮酋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冼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佗大欢悦。与论时政及兵法，智辩纵横，莫能相折。乃委其治高凉。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支流也。一为谯国夫人。”文中所记载秦末汉初赵佗时代的冼氏，显然是隋代谯国夫人的前辈，因为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在俚人社会里有着很高的威望。由于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首领享有对其部落控制的权力职能，因此各部落仍然保存着“好相攻击”的陋习，他们互相用战争来掠夺旁郡的财富和人口。由于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于是铜鼓便应运而生。这些君长、都老等部落首领，利用铜鼓来召集部众从事战争和主持各种祭祀活动。根据以上社会现象和经济状况分析，高州铜鼓最早应出现于西汉后期。 （二）高州铜鼓的发展 从东晋时期起，由于北方先后出现强大的敌人，岭南地区却相对稳定，并且成为王朝政权可依靠的后备力量。因此，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百越民族，便采取抚慰政策，对那些愿意归顺的部落，便在他们驻地上设置郡县，并委派他们的首领当郡县长官，借以羁糜他们。有些部落头人，也想利用中央政权的帮助，巩固自己的部落权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例如从东晋至南朝期间，中央王朝在高凉俚人聚居中心的高凉郡内，分设海昌、南巴、电白等12个小郡。这些郡县的地域范围都很小，其郡、县的行政治所也相隔不远，在现在的高州市境内，同时为高凉和电白郡治所在地。这些郡、县长官都是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如在南朝至隋朝，高凉地区中最有威望的冼氏部落俚人首领冼夫人，受到南朝梁、陈及隋三代皇帝的封赠，隋文帝还特赐她开幕府、置官属，授权她统辖岭南六州兵马；其子冯仆也先后被任命为阳春、石龙太守；其孙冯盎任命为高州刺史，冯暄为罗州刺史，冯魂仪同三司。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当地的部落首领身上，更加显示了这些民族首领地位的尊严，因此也决定了作为权力象征的铜鼓发展的社会条件。他们“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正因如此，从南朝至隋代，高州地区的俚人铜鼓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铜鼓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同样出现一个出现、发展与消亡过程。高州铜鼓从汉代开始出现，经过吴、晋时期，到了南朝至隋时发展到最高峰；至唐代中期后，则急剧消亡。 《新唐书•诸夷著将列传》载：“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贞观中入朝，载黄金一舸自随。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至洞。子不出迎。后率子弟数十人，击铜鼓、蒙排，执瓘而奏其罪。”这是史料对高州古代俚人铜鼓使用时的具体记述。文中提到的“盎”，是高凉俚人首领冼夫人的孙子冯盎；冯子猷是冯盎的孙子。他贞观中入朝，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至洞，应离贞观年间不远。高宗在位33年，估计遣御史许瓘至洞年间，大约是在公元650~660年之间。这时期，属唐代历史的前期。 《岭表异录》所记载的高州第一个俚人铜鼓出土的时间是“唐僖宗朝”，唐僖宗在位只有l3年，距唐代末年（907年）只有19年。这时期是唐代历史的后期。从唐高宗到唐僖宗，相距200多年。从铜鼓的出土现状来看,“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可见此铜鼓埋藏时间是比较长了，应该是中唐以前。因此可以认定，高州俚人铜鼓的消亡时间始于中唐；中唐以后，高州俚人铜鼓即迅速消亡。 （三）高州铜鼓的消亡 1、民族团结，汉俚融和，是俚人铜鼓消亡的社会基础 岭南是百越聚居的多民族地区，其中冼夫人故里所在的高凉地区，居住有俚僚等多个少数民族。冼夫人是俚人首领，并且生长在多民族杂处的地区里，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南朝梁大同元年（535年），冼夫人冲破民族偏见，毅然与汉族官史高凉太守冯宝联姻，为促进民族融和作出了表率。 罗州刺史冯融本是北燕昭武帝冯弘的后裔，北燕后为北魏所伐，冯弘败走高丽。他命儿子冯业带领亲属及随从三百多人渡海南下归附宋王朝。冯业归宋后，被宋王朝封为怀化候新会太守，宋以后改任罗州刺史，至冯融时已传至三代。但因冯融是任职于俚人地区的汉族官吏，号令不了地方少数民族。冯融为了便于推行政令和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千方百计与当地俚人联络感情，最后作出了与少数民族联姻的抉择，选聘了才华出众的年轻俚族女首领冼夫人为自己的儿媳——高凉太守冯宝为妻。作为俚族上层人物的冼夫人，深知自己在俚人民族中的优越地位，也明白罗州刺史冯融为其儿子冯宝下聘联姻的用意。对于独尊一方的百越首领地位的冼夫人来说，无论从经济、军事、社会实力等条件，与有职无权、号令不行的高凉太守冯宝对比，无疑是占有极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民族障碍：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百越俚人首领，一个是从外地而来的汉族官吏，这里既有文化传统的差异，又有风俗习惯的不同。但冼冯联姻正是冼夫人能直接参与朝政、施展才能、治理地方的好机会，因此冼夫人便接受冯宝婚聘。冯宝为了获得俚人民族的信任，争取冼氏部落势力的支持，便落籍冼氏故乡——良德。 冼冯联姻，开创了汉俚民族大规模友好融和的先河。过去汉俚人民之间的联姻，都是出现于汉俚杂处区内的平民百姓中间无意识地自然进行的，但这次的冼冯联姻却是发生在汉俚民族的上层人物中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的联姻。他们都以各自的行动，促进了汉俚民族的团结，泯灭了汉俚民族的隔阂。因此，冼夫人与冯宝的联姻具有时代意义。 冼夫人与高凉太守冯宝联姻后，由于冼夫人的特殊地位，冯宝也被俚人尊称为“都老”，即为本部落的头人首领。然而这个“都老”的地位已经渗入了行政长官的成份，而且行政长官强化对职权的行使后，便逐渐淡化直至替代了原来的部落首领的地位。至此，作为拥有权力象征标志的铜鼓，也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广大俚人尊崇的社会基础。 2、部落民族社会集团的迅速瓦解，使俚人铜鼓失去了权威性 南朝至唐代初期，高州地区在俚人首领冼夫人的推动下，俚人迅速汉化，民族融局面迅速形成高潮。原来的俚人首领都接受了政府赐给的官爵，参与了当地政府的管理，行使了国家给予的权力，原来俚人部落中的民族集团也随之解体。如在唐初，岭南未有所附，有人便怂恿冼夫人的孙子冯盎据地称王，但冯盎坚定地说：“吾居南越五世矣，牧伯唯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贵，如我希矣。常恐恭先业，尚自王哉？本州衣锦便足，越王之号，非所闻也。”不久，唐朝廷派李靖进军岭南时，冯盎即以其辖地归附，被唐朝授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 唐初的冯盎所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首领已经不再响往过去那种据地称王的狭隘的部落生活，而是朝向国家大局的目标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在高州俚人地区的凝聚力。唐代以后，俚人地区那种“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王”的松散状态逐渐改变，直至后来完全被汉族的先进文化所替代。明代的《高州府志》载：“高州在汉晋之时，尚沿夷习。自隋唐以后，渐习华风。”这是对历史的客观肯定。 3、强化国家政令意识，削弱民族豪强的分裂势力，使俚人铜鼓失去号令性。 中央加强对俚人地区控制的重要措施，也是引起高州俚人铜鼓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大变革，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从南朝到唐代，正是高州地区俚人社会开始由家长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社会洪流里，一些不愿归顺的民族豪酋，为了维护本部落的特权，与中央对抗，妨碍了中央政令的实施。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俚人地区的控制。 隋开皇十年（590年），番禺俚帅王仲宣谋反。叛军包围广州总管韦洸。冼夫人接报后，即派孙子冯盎率军前往救援，并与隋将陆愿部队会合，共同击杀王仲宣，平定了叛乱。事平后，冼夫人又亲自护卫诏使裴矩巡抚岭南各州，各州首领纷纷出迎，皆来参渴，表示服从中央管辖，执行中央政令。王促宣的叛乱被平息。 唐代贞观中，罗窦诸峒的豪酋又一次发动叛乱。冼夫人的孙子冯盎奉唐太宗诏令，再次出征平叛。他率部众二万为诸军先锋，“斩首千级”。至此，岭南地区的反叛势力和民族豪酋的分裂势力得到彻底清除，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和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中央王朝在隋唐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镇压了分裂势力，打击了反动豪酋，使众多的民族首领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中央政令能直达地方。原来号令地方的部落集团，逐渐为封建王朝所设立的国家机器所代替。 纵观历史，高州汉俚民族的融和，部落民族社会集团的瓦解，中央王朝对俚人地区的直接控制，国家政令在俚人地区的实施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都迅速形成于隋末唐初。自此以后，作为原来以拥有铜鼓占有量决定权力大小的原始观念，也随之淡化，并且顺其自然地逐渐失去了作用。到了中唐以后，终于导致了铜鼓的最后消亡。所以到了唐代后期的僖宗年间，高州地区所出土的第一个铜鼓，终已变成了不被人们所认识的稀有器物了。 为了弘扬高州过去以铜鼓为标志的民族融和关系史，高州市政府于1999年在瀛洲公园内设计了一个以铜鼓为题材的大型城雕——高凉鼓韵。城雕“高凉鼓韵”位于公园中央，高16米，主体为青铜铸造，鼓面直径4米，全座重约5吨，堪称世界之最。两壮士击鼓，造型有力强劲。2000年2月20日20下午5时左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完高州冼太庙后，又来到瀛洲公园视察。总书记见到大型城雕“高凉鼓韵”高高矗立，连声说：这里设计得好，建造得好。“高凉鼓韵”体现了高州历史文化的特色，给人以一种艺术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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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部分铜鼓出土情况统计表 （至1995年12止） 编号 名称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面径 足径 身高 保存现状 01 唐僖宗铜鼓 875年 高州乡野 138 135 77.4 足部有缺口、蛙失 02 清雍正铜鼓 1727年 县东鹤洞 110 103 64.5 面穿孔、蛙失、足损 03 尚文铜鼓 1958年 尚文水库 92 90 52 腰有小孔 04 大井铜鼓 1963年 大井红旗农场 92 腰、足残损 05 福芳铜鼓 1965年 平山福芳村 118 腰、足残损 06 大仁庙铜鼓 1964年 平山大仁庙村 72 腰、足残损 07 大简铜鼓 1975年 东岸大简村 72 腰、足残损 08 八角山铜鼓 1984年 顿梭八角山村 74.5 75.5 44 足有缺口 09 大旱铜鼓 1985年 顿大旱村 75 腰、足残缺 10 荷垌铜鼓 1985年 曹江荷垌村 55.5 面损、腰、足残缺 11 乾坡铜鼓 1986年 潭头乾坡村 70 67 36 足有损缺口 12 梅杭铜鼓 1989年 大坡梅坑冲村 63.5 腰、足缺损 13 中和铜鼓 1991年 石龙中和村 66 40 面与身分离 14 清湖铜喜 1995年 大坡清湖村 70 66.5 37.5 足有缺口 附一：高州铜鼓艺文选录 在高州地方志中，记载有许多古代文人学士所作的有关铜鼓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大多是以诗歌形式给予描述和赞美，其中既有描述铜鼓的现状，也有追忆铜鼓使用时的热闹场面。这些虽然是文艺作品，但也可从字里行间找到与铜鼓学术研究的有关资料。现根据《茂名县志》刊载的有关描述高州铜鼓文章，摘选部分以供参考。 铜 鼓 篇 伏波将军汉英武, 椎破铜山铸铜鼓。 灵鼍千载震威声, 压镇蛮荒吼风雨。 神物不屈埋泥沙, 鹤洞跃出金蛤螟。 衅以麾牛膏以蛇, 红晕翠斑凝土花。 高二尺许径三尺, 四围腰束脐中突。 为鼎旁有两耳穿, 连线细谷纹交织。 如今詟栗海甸平, 溪洞晏然无斗争。 芦笙花管獠奴乐, 此鼓久息渊渊声。 千牛价值论多寡, 莫向西京问金马。 拔钗蛮女麾肩来, 都老年年赛春社。 ［清］高州知府 黄安涛 铜 鼓 诗 黄茅瘴净风其皆, 挈伴访古拖吴鞋。 金门马式销未尽, 骆越遗鼓丛祠排。 灵鼍不鸣螟蛤伏, 鹧鸪斑晕青绿佳。 围径三尺下无当, 略有蚀孔黝可阙。 或云铸自马与葛, 镇蛮密布溪山崖。 悬流冲击声殷震, 疑兵.惊卻驱虎豺。 或云夷乐重铜鼓, 都昙答腊鸡娄偕。 酋领拥得号都老, 连山倾动僮瑶侪。 桄榔树底拓村砦, 椰酒正熟肥牛椎。 素馨花摇蛮女髻, 蹋歌争扣金银钗。 南裔风俗类如此, 岁时赛会同优徘。 留传惜少款识记, 精英岂久尘沙埋。 高凉四鼓三已失, 此乃获之鹤洞涯。 沿溪屈曲远移至, 何以载之竻竹簰。 连钱边线极细致, 面前微突为圆蜗。 黯澹常教土花绣, 斑驳永谢铅光揩。 入门尺棰不在手, 举掌一拍其声谐。 歧阳石鼓形略似, 韶阳铁鼓音或乖。 何以此鼓应钟律, 噌吰发响殊淫哇。 汉晋吉金今已少, 宝光夜烛城西街。 蛮天无事搜骨董, 聊用剧韵留诗牌。 ［清］廪贡 潘 眉 铜 鼓 歌 正月开韶日十五, 大家入庙观铜鼓。 摩挲古物兴叹嗟, 振触壮怀为起舞。 其面残缺灭蛙形, 其底洼空饱妖蛊。 厥旁两纽下四垂, 厥脐隆起腰束聚。 高二尺许径有三, 矩为句兮修从股。 土花剥蚀色暗浮, 络索连线纹细缕。 通身都作鹧鸪斑, 襄口羞为蝌蚪怒。 上追石鼓埋陈仓, 下却铜驼没棘楚。 古往今来年代多, 沧桑变换几山河。 阵云喷薄蛮酋长, 瘴雾熏蒸马伏波。 或云铸鼓由蛮长, 数里闻声动戟戈。 兵以鼓进以金退, 而乃舍革用金河。 亦有情同棘门戏, 声集蛮女群婆娑。 金钗银钗作谈柄, 大鸣小鸣供笑涡。 蛮方万事皆类此, 往往不可以理科。 或云伏波征交趾, 薏苡虽生明珠死。 鸾飞跕跕潦湿中, 鼍响逢逢辛苦里。 蛮氛扫荡一朝空, 铜柱功名千载峙。 遂乃变化出神明, 骆越鼓形长已矣。 卖剑买犊渤海风, 铸铜为马殿门拨。 铜鼓献自建武年, 汉时南郡曾云然。 到今又阅千余载, 是耶非耶初无传。 此鼓出于鹤洞水, 其时正际龙飞天。 历尽劫灰前代远, 遭逢盛世今生缘。 欲寻铭词绝无有, 徒载志乘亦其偏。 庋置庙廊免淋炙, 扫除尘土随香烟。 怀柔震送百神护, 陆詟水栗诸方便。 升平无事鸣无用, 久将鼍黾投诸渊。 春来物换星移易, 谁识苔斑藓剥全。 余情更向民间问, 几家饶鼓喧灯前。 ［清. 道光］高廉兵备 叶申万 铜鼓歌和韵 宪庙龙飞年纪五， 天遣风雷发神鼓。 会稽郡鹄不敢翔， 建康宫鹭难为舞。 是惟首山黄帝铜， 能荡群魔靖妖蛊。 戈戟倒载韬光芒， 赤薰精华此凝聚。 想当出冶临南荒， 声振奇肱骇修股。 功成退处几千秋， 沦海涉历难罗缕。 正平不作知音稀， 鹤洞夜静波涛怒。 一朝神物脱沉埋， 周悬殷树纷齐楚。 我生闻见苦不多， 波罗昔岁从祭河。 祀毕狸沉看铜鼓， 大小各一纹如波。 斑斓汉篆半蠡啮， 彷佛癸鼎留横戈。 铜柱勋名有遗器， 薏苡谗谤伤如何。 兹乏铭词足根据， 之而旁纽供摩娑。 面列蛙形蚀孔二， 金蟆俯瞰双潭涡。 陆离光怪气欲湿， 鼍皮鼙革均殊科。 又非沉沉曲江址， 夷鼓通神妖木死。 太傅威灵庙祜存， 丰隆声走炎州里。 又非湛湛牂牁江， 孽藤作鼓屹然峙。 将军霹雳歼毒蛟， 群瑶慑伏名留矣。 彼以人传此以物， 同镇遐方不同揆。 在昔有宋乾德年， 南蛮贡此闻镗然。 象州后复献斯制， 环衔四耳尤异传。 惟唐林霭守高郡， 儿童嬉戏游其天。 鼓精趯趯出于穴， 隐起鼍黾兹其缘。 岭南录异尚堪考， 古今出没非见偏。 要之高凉古多瘴， 今已万户笼祥烟。 年丰人乐绝妖疠， 神贶耿耿安以便。 春秋肸?致虔敬， 和平之听宜渊渊。 若非位置洵妥贴， 岂其形破声常全。 不然寻槌或且去， 安能永永观山前。 ［清. 道光］高州知府 邓 墉 铜鼓歌次前韵 中原南望名岭五， 风俗相传好击鼓。 苇管芦笙杂逻闻， 坎坎蹲蹲歌且舞。 滨海卑湿革非宜， 却叩不鸣易蓄蛊。 不易以石铸以铜， 声闻数里蛮民聚。 其状隆隆起中央， 面列蛙形拳两股。 朱斑点点殊可观， 细纹绝类花?缕。 我闻僚瑶喜相攻， 一击此鼓蛮酋怒。 伏犀藤甲助声威， 长股雕题听捶楚。 建武中兴反侧多， 十万群蛮? 落河。 将军飞来自天上， 此翁矍铄称伏波。 军中但闻渊渊波， 赫然振旅比尔戈。 随山刊道千余里， 上雾下潦无为河。 追击直欲穷南峤， 大军岂独一鹰娑。 夷氛扫荡烟雾散， 日轮涌出万丈涡。 击鼓集众浑无用， 治城穿渠申条科。 屹立铜柱表交趾， 百蛮震慑袅心死。 高名远播越骆间， 何不策勋麟阁里。 铸铜为马奏进之， 巍巍乃与两阙峙。 良马行地龙行天， 鼓亦足供观玩矣。 鼓兮马兮淮可珍， 欲使后人知所揆。 此鼓出自雍正年， 伏波遗物不其然。 又闻林守曾贡献， 留此亦堪为世传。 雨淋日炙千百载， 还随剑气光冲天。 靁灵路?鼓人掌， 古器欲睹嗟无缘。 遐陬方物每奇怪， 往往人巧因地偏。 铜钗叩罢金钗叩， 冬冬声中横瘴烟。 如乃异物空记载， 赖公歌咏言便便。 书锋铭茅得真谛， 汤铭孔鼎探微渊。 方今文德敷华夏， 岂用此鼓求安全。 何如钟鼓辟雍里， 家家弦诵芸窗前。 ［清.嘉庆］高州府教授 黄迪光 铜 鼓 歌 冬十二月岁甲申， 有客访古披荒榛。 高凉僻陋乏金石， 突见此鼓圆轮困。 径三尺许高得二， 土花斑驳翡翠匀。 中脐微凸左右纽， 二孔欠缺何年春。 流传惜无蝌蚪迹， 剥蚀已减蛤蟆蹲。 庋藏古庙复何用， 膨亨其腹栖埃尘。 溯昔此邦鼓四有， 蛤鸣酋冢推唐李。 太守林公献五羊， 至今武库犹藏置。 自宋历明各得一， 志乘虽书物湮没。 仗此区区一鼓存， 如鲁灵光常突兀。 此鼓出自雍正年， 鼓教所被普八埏。 德威震动鹤洞水， 山神捧出清冷渊。 方今岛屿永绥靖， 钲鼓声乐迎神筵。 牙门报晓鼓缓缓， 海贾发舶声渊渊。 高廉接壤一千里， 铜柱摇摇屹相峙。 万岁千春屹不移， 獠夷哲伏僮瑶弭。 六代隋唐考莫由， 摩挲三复发歌讴。 好凭春女敲钗鼓， 永镇南荒拒万秋。 ［清］黄若济 （1996年10月作于国际青铜文化研讨会，2004年12月在重写于高州文化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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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社会现象和经济状况分析，高州铜鼓最早应出现于西汉后期。 ======================================= 最早的铜鼓诞生系云南,而系汉朝马援征交址二真妹的时候得一铜鼓,作者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认定高州铜鼓出现于汉朝, 就唔知道又没考古文物可以证明. 现在高州最早的铜鼓发现于唐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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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zsk.gd.cn/htmupload/1110161137/news1110161137.html 岭南地区铸造古代铜鼓略考 --------------------------------------------------------------------------------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家 【 作　者 】陈 文 【原刊期号】2000/01 【内容提要】岭南地区是古代铜鼓铸造和使用的主要地区之一，各类铜鼓都有发现。对铜鼓制作的过程、形状、时间，工艺过去研究得较少，本文对此作了略考。 　 一般而言，岭南地区主要是指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这里是古代铜鼓铸造和使用的主要地区之一，各类型铜鼓都有发现。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很重视研究这里的铜鼓材料，发表了诸多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仍未见有岭南地区铸造铜鼓方面的专论。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请识者指正。 一、发现铜鼓概况 岭南地区迄今发现最早时期的铜鼓是万家坝型。广西田东县出土万家坝型铜鼓已有3面，[1]是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岭南地区已发现了10多面。广西田东县祥周乡甘莲村江峒屯锅盖岭以及联福村陀塑屯北土岭的战国墓中分别出土了1面石寨山型铜鼓；[2]百色龙川、平乐也曾发现过1面石寨山型铜鼓；[3]广西西林县普驮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一座铜鼓墓，该墓有4面石寨山型铜鼓作葬具[4]；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了2面石寨山型铜鼓和1件用石寨山型铜鼓改造而成的三足铜案；[5]贵县高中的一座西汉墓也出土了一面石寨山型铜鼓[6]；贺县沙田乡龙中村也发现了一面石寨山型铜鼓[7]。在岭南地区的山岭、田野、河流中出土或征集到的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地区出土冷水冲型铜鼓约80多面，征集到冷水冲型铜鼓约38面；出土北流型铜鼓约140面，征集到北流型铜鼓约40面；出土灵山型铜鼓约78面，征集到的灵山型铜鼓约30面。岭南地区还有大量的麻江型铜鼓，仅广西博物馆就收藏麻江型铜鼓(包括所谓的遵义型)有320多面；西盟型铜鼓在岭南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此外，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常常有铜鼓发现，数量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记载的就达186面。可以看出各类型铜鼓在岭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尤以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为多，说明了岭南地区在历史上铸造和使用的铜鼓是很多的。 二、铸造鼓型 就现有材料而言，广西田东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极可能是从云南传入的产品。因为大多数万家坝型铜鼓是在云南中部偏西地区——楚雄、祥云、弥渡等地出土的。既然这里是万家坝型铜鼓出土最集中的地方，而且从铅同位素比值结果综合分析看，这些早期铜鼓的矿料绝大多数来源于这里，即滇西至滇中的滇池一带。[8]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应是万家坝型铜鼓的铸造中心。 从广西田东、贵港、贺县等地古墓葬中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看，石寨山型铜鼓在岭南地区流行的时间约为战国～西汉时期。在这些石寨山型铜鼓中，一些铜鼓的器形、纹饰等与云南等地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相似，如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m1:10号鼓与云南晋宁石寨山m14:1号十分相似。同时，石寨山型铜鼓主要分布于云南的晋宁、江川、广南等地。岭南地区发现石寨山型铜鼓的地点比较分散，而且年代较晚，数量也不多，因而岭南地区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至少一部分是云南等地铸造的，是从云南输入的产品。 目前，可以明确判定岭南地区铸造的鼓型有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麻江型。冷水冲型铜鼓分布范围较广，东起广西藤县，西到云南陆良，南及越南，北抵四川古蔺，其中以岭南地区为最主要的分布区，尤以浔江、郁江、邕江流域的桂平、平南、藤县一带最为密集，而且饰马、牛等立体塑像的冷水冲型铜鼓迄今仅见于这一带，显然冷水冲型铜鼓在这一带铸造的可能性最大。从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看，冷水冲型铜鼓是岭南郁江流域为中心的民族在自己文化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石寨山型铜鼓的文化因素，同时吸收同时期汉文化因素创造出来的[9]，可见岭南本地应铸造冷水冲型铜鼓。 北流型、灵山型铜鼓也应为岭南本地所铸。首先，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在形制和纹饰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铜鼓相比有显著的差别，它们器体高大，纹饰繁缛精美，很有地方特色，器表上很多的几何纹与岭南东汉～南朝墓砖上的几何纹相一致，如北流型鼓的一些云雷纹、水波纹与当地东汉～南朝墓砖上的菱格、半圆纹、水波纹等十分相似。其次，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都主要发现于岭南。北流型鼓的分布中心在云开大山的东西两侧，分布范围东可到广东廉江，西到广西邕宁，南到海南昌江、陵水、北到广西平南等地。灵山型鼓则以广西灵山、横县、浦北、钦州一带为中心，东到广东高州，西到广西崇左、龙州，南到广西北海，北到郁江流域。出土的北流型、灵山型鼓形体都很大，每面铜鼓都相当重，很难说是从没有这些铜鼓发现的外地大量传入的。第三，从铅同位素分析结果看，北流型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在北流铜石岭、容县、桂平县等四处古铜矿、古铜锭、古矿渣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范围内，特别是其比值数据比较集中地落入铜石岭及其邻近的容县西山和石头乡的古铜矿、古铜锭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区内，显然可以推断北流型铜鼓的矿料也主要来源于这些地区。而灵山型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207pb/206pb为0.84557-0.85011，平均值为0.84831；208pb/206pb为2.0968-2.1014，平均值为2.0991，相对变化均小于0.5%。这些数据与北流型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十分相近，说明灵山型铜鼓与北流型铜鼓有着相同的矿料来源，也就是说灵山型铜鼓的矿料也来源于北流、横县、容县及其邻近各县。[10] 西盟型铜鼓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缅甸东北部、泰国、老挝等地，岭南地区的西部也有些少发现。岭南地区发现的西盟型铜鼓被认为是较早时期的，鼓身上仍有合范痕，蛙等立体饰与鼓面等连成一体，而不同于缅甸、云南等地的晚期西盟鼓无合范缝，蛙等立体饰是在鼓铸好后再联接上来的。说明前者是用合范的浑铸法铸成的，后者是用失蜡法铸好鼓后再联接上蛙等立体装饰的。前者的铸造方法与岭南地区铸造的北流型、灵山型鼓的铸造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从形制和纹饰看，广西百色、龙川等岭南西部发现的早期西盟型铜鼓较多地受到了灵山型铜鼓的影响。很可能西盟鼓产生于岭南西部，因而很可能早期的西盟铜鼓也是岭南地区铸造的。晚期的西盟型铜鼓在岭南还未有发现，而在缅甸、云南西盟等地数量很多，显然不会是岭南铸造的。 从形制和纹饰看，所谓的遵义型铜鼓应归于麻江型，一些学者对此曾有过论述。[11]。麻江型鼓主要分布于广西西部、云南东部、贵州、湖南西南部、四川南部边缘地带、越南北部等地，根据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分析，麻江型铜鼓的矿料应来源于麻江型铜鼓分布区的西部，即包括云南楚雄、滇中、昭通、曲靖，贵州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广西西北部及川、云、贵三省交界地区。从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看，贵州南部、东南部的少数民族曾铸造麻江型铜鼓。如《贵州图经新志》(成书于明弘治年间)载：明代龙里卫(今贵州龙里县)的“仲家，范铜为鼓，其制类鼓无底”。清咸丰、同治年间镇压贵州清平一带苗民起义的唐炯曾赋诗吟铜鼓，其中有“清平边夷无烦苛，家家范铜铸为鼓”诗句。这和广西西北部的壮族、白裤瑶使用的麻江型铜鼓传说是从贵州等地买来的说法相吻合，但是岭南地区无疑也铸造麻江型铜鼓。明代岭南地区的汉族人也参与铸造麻江型铜鼓，如放在琼州府(在今海南省)天宁寺的麻江型铜鼓的鼓面上铸有“大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广州府番禺客人(即客家人)李福通铸造”的铭文。到清代，广州仍有铸造铜鼓师十余人，(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说明清代广州也是铸造铜鼓的中心之一。此外，广东省博物馆藏的麻江型鼓的鼓面内壁铸有:“古阝童”(即僮，壮族)百姓，归服罗定(即今广东罗定)，国家清吉，丁卯年造”。此鼓也应属于岭南地区铸造的。 三、铸造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铜鼓多为零星分散出土的，很少见到共存遗物，因而铜鼓的断代一直是个不好解决的难题。当前我们也只能依据铜鼓的形制、纹饰和个别有共存物的典型鼓型以及文献资料来判定它们大概的铸造时间。 过去有学者把北流型铜鼓的年代推断到春秋晚期，[12]换言之，即把岭南地区铸造铜鼓的时间推早到春秋晚期，或说所谓的粤桂系统最早铸造的年代可推断到战国晚期[13]。我们认为这是把北流型等铜鼓的年代推断得过早而得出的结论。前面说过，贵县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型铜鼓十分相似，应是以云南传入的产品，但贵县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的一面石寨山型铜鼓则因其合金成份与云南晋宁等地的石寨山型鼓有别，可能为岭南本地所铸，也就是说仅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如果说岭南地区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话，它的时间当在西汉时期。此外，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铸造年代的上限不会早到战国晚期，很可能是西汉以后铸造的，最多也只能早到西汉时期。其理由如下，第一，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岭南地区目前发现早到战国之前的铜鼓只有个别的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而在战国及其之前的墓葬等遗存中未发现过北流型、灵山型等所谓粤系铜鼓。第二，从铜鼓的形制、纹饰演变发展的逻辑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万家坝型铜鼓的形制最原始，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铜鼓，它约春秋早中期起源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其次是石寨山型铜鼓，流行时间约为战国～西汉时期，而从形制及花纹演变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的出现时间应比石寨山型铜鼓为晚。在广西地区西汉时期的木椁墓或铜鼓墓中多次出土石寨山型铜鼓，却未见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很可能表明了西汉以后这三型铜鼓才有大量铸造。显然断定这三型铜鼓比石寨山型鼓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第三，从铜鼓的纹饰看，北流型铜鼓云纹与东汉时期瓦当的云纹一致；雷纹与半圆圈组合纹等云雷纹纹样与两广地区东汉墓的墓砖同类纹饰相一致；水波纹与岭南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器上的水波纹相一致。此外，一些北流型铜鼓上有五铢钱文、四出五铢钱文。钱文“五铢”甚似东汉五铢钱的“五铢”二字，四出五铢更是典型的东汉晚期四出五铢钱样式。灵山型的情况大致也如此，大体都能见到这些东汉或东汉以后才有的时代特征。第四，与这些鼓型伴出的最早器物是东汉——南朝时期的器物。1956年广西金秀县一冷水冲型铜鼓出土时鼓内有南朝时期的陶碗，[14]，1975年广西藤县冷水冲的一面冷水冲型铜鼓出土时鼓腔内有东汉晋时期的水波纹、弦纹青釉复系四耳罐[15]，1991年广西桂平县秀南村铜鼓山出土一面冷水冲型铜鼓，鼓腔内有汉晋时期弦纹水波纹四系罐。桂平理村的一面冷水冲型铜鼓在出土时鼓腔内有东汉时期的4只铜洗。1970年广西横县云表出土的北流型铜鼓与汉晋时期的黄釉陶瓷碎片伴出。可见，共存物都属汉～南朝时期，未见有更早时期遗物共存。此外，在广西浦北县曾出土过东汉晚期的粗青铜器，其中一只铜盆底部纹饰有土芒的太阳纹、游旗纹等，与灵山型鼓面纹饰相类，因而可以认为灵山型铜鼓的出现当不晚于东汉。综上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汉代岭南地区才铸造铜鼓。 从铜鼓形制、花纹及共存物看，汉～初唐时期是岭南地区铸造铜鼓的高峰期。这也得到文献资料的证明，很多文献都记录了岭南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情况，如(晋)裴渊《广州记》、成书于唐代的《晋书》、《陈书》、《南史》、《隋书》、杜佑《通典》(卷一四四)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其中《陈书·欧阳危页传》载：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僚，擒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世所无”《隋书·音乐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说明晋～初唐时期岭南地区正盛行铸造和使用铜鼓。据文献记载，唐高宗时(公元650～683年)，岭南地区的酋帅冯氏、宁氏家族还在使用铜鼓，但到唐代晚期，情况已有了改变，据(唐)刘恂《岭表录异》载：“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故治在今广西平南县)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僖宗朝，郑纟因 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今广东高州、茂名一带)太守。有乡野小儿，因牧牛，闻田有蛤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可以认为唐晚期铜鼓已从桂东、粤西南地区地下出土了，并作为怪异被记录下来，说明铜鼓在这些地区已不再铸造并消亡很久了。有学者推论认为随着唐王朝对岭南地区控制的加强，冯氏家族、宁氏家族被唐王朝削弱、打击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岭南地区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突然消失的原因。[16]此外，广西灵山缘水村的灵山型铜鼓出土时鼓腔内有一枚“开元通宝”铜钱，说明该鼓入土应在唐代或之后。由上大体可以看出，岭南地区在唐代后期已不再铸造北流型、灵山型等铜鼓，岭南地区的铜鼓铸造走向衰落，因而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的铸造时代大体在东汉～中唐时期。 五代～元代，文献资料日渐丰富，但几乎没见记录当时岭南地区铸造铜鼓的文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风俗条以及《宋史·蛮夷列传》(二)等记录岭南一些少数民族铸造铜鼓的文字与《隋书·地理志》中的记录文字同出一辙，应是引用该书的材料，因而无法确知岭南地区当时是否仍铸造铜鼓。然而，《宋史·蛮夷传》(南丹州蛮传)载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洪燕曰卒，其弟洪皓袭称刺史，遗其子淮通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说明岭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仍使用铜鼓。前面已论说过早期西盟型铜鼓很可能是岭南地区铸造的，同时，南宋时麻江型铜鼓已经出现，贵州遵义市南宋时期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墓中即出土了麻江型铜鼓(原称遵义型)，因而五代～宋代岭南地区的西部很可能仍铸造铜鼓。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确已铸造麻江型铜鼓了。目前，岭南地区铸造麻江型铜鼓的年代最早可推到大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说明至迟明成化年间岭南地区已铸造麻江型铜鼓了。(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录了清代广州铸造铜鼓的情况，而且在广西发现了数面有清“道光×年建立”铭文的麻江型铜鼓，[17]可见清代岭南地区仍铸造麻江型铜鼓。 四、铸造工艺 石寨山型铜鼓有合范痕。而确为岭南地区铸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乃至西盟型早期鼓、麻江型等鼓的身(乃至面上)均有合范缝痕迹，应是用合范浑铸而成的。除麻江型外，岭南地区铸造的铜鼓多有蛙、鸟等立体塑像。这些塑像表面均没有合范缝痕迹，特别是冷水冲、灵山型铜鼓的这类立体塑像纹饰十分精美，绝无纹饰中断的痕迹，它们的范应是用失蜡法制作的。冷水冲型、北流型以及一些灵山型鼓的立体塑像相对的鼓面(或鼓身)处有一略长方形或椭圆状的稍宽于塑像范围的粗糙凸出面，未有花纹，有的则留有清晰的布纹痕，一些北流型鼓还留有刮磨痕。显然，这些立体塑像范是活芯范，是单独做好后才与鼓面(身)范组合在一起的。而绝大多数灵山型铜鼓的立体塑像相对的鼓面(身)部分是有十分清晰的花纹的，花纹与鼓面(身)花纹相一致，且连续不断，未见粗糙的凸出面，这应是塑像活芯范与鼓面(身)范相接时对相接面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使它们变为统一的范体所致的。此外，从鼓腔痕迹观察，这些鼓还有鼓芯范，因而这些铜鼓无疑是用多范块组合的浑铸法铸造的。 西盟型铜鼓鼓身上多未有合缝痕，主要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但岭南地区的西盟型早期鼓如广西博物馆藏的龙州发现的031号鼓的鼓身却有清晰的合范痕，左右两侧错位，纹饰也不整齐对称，鼓面与立体蛙连接处未见焊接的痕迹，应是用合范的浑铸法一次铸成的，并非学术界认为所有的西盟型鼓都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而征集于云南沧源县的广西博物馆332号西盟型鼓的鼓身只有假合范缝痕，弦纹均跨此假缝痕，显然此鼓是无合范痕的，应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而且它的鼓面与立体蛙塑像相接处有明显的连接痕，其中一蛙足与鼓面的相接处已氧化成空洞，且蛙与鼓面(身)的颜色不一致，蛙体显得更黑，估计两者的合金成份有别，可见此鼓的立体蛙与鼓面(身)是分别制好后再连接在一起的。显然岭南、云南发现的西盟型鼓有较大的区别。 五、结语 从上述描述及分析可看出，早在汉代，岭南地区已能铸造铜鼓了，西汉时，岭南地区很可能也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约东汉到唐中期是岭南地区铸造铜鼓的高峰期，当时铸造的铜鼓有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约唐中期以后，岭南地区的铜鼓铸造走向衰落，但一直到清道光年间，仍铸造铜鼓，主要是西盟型早期鼓和麻江型鼓。 从铸造鼓型之多、铸造时间之长以及能铸造器形高大、纹饰繁缛精美的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等铜鼓看，岭南地区无疑是古代铜鼓铸造的中心地区之一。 从岭南地区铸造的铜鼓看，它们都是用合范的浑铸法铸成的，合范浑铸是岭南地区古代铸鼓的一个显著特点。 参考文献： [1] ａ.陈其复.田东县出土二面万家坝型铜鼓填补了广西铜鼓发展序列的空白〔j〕.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93,(9). ｂ.陈其复等.广西田东县再次出土万家坝型铜鼓〔j〕.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94,(10). c．田丰等.试论广西田东县出土万家坝型铜鼓的意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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