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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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捷 李伯新 一、引 言 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在重庆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该书否定孙中山祖先在明代从东莞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孙氏十二世祖孙连（琏）昌于清初始从紫金经增城辗转移居香山的论点。罗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该书出版后又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这就使罗先生的论点添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此后，国民党政权统治地区出版的各种孙中山传记、年谱，追述孙中山先世时几乎都采用罗说。一九七一年，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孙氏祖先时，也是依据罗先生的观点[1] 。 《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先后有人撰文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能推翻罗先生的论点[2]。至今，在台湾及海外，提到孙中山家世源流时，固多以罗先生的说法为正宗；在我国大陆，也有人接受他的观点[3] ，某些谈孙中山家世的文章，基本上是照抄罗先生的结论。前年，江西宁都等地传出了“发现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的消息，也是依据《国父家世源流考》而来的。 本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不一定要追溯到他若干代以前的祖先。但既然四十多年来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一直有争论，而孙中山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有关他的一切记载都应力求准确无误。为尊重历史，避免以讹传讹，作为孙中山研究工作者，我们感到有责任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误解。本文拟依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文物及其他可靠文献和调查材料，在前人研讨的基础上对孙中山祖籍问题再作一次全面的研究。 二、罗先生“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 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混淆了四十多年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罗先生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上来。 以往，据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及《孙氏家谱》，孙氏祖先是在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本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刊物所发表的关于孙中山先世状况的文章，均采是说。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及国民党党史会一九三二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也都提及孙中山祖辈从东莞迁居香山的事。 《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错漏的（这点后文再作分析），一些文章摘引时未能加以考订，辗转传抄，又产生一些差错。这样，在三十年代末，罗先生即对孙中山祖上源出东莞的说法有怀疑，并产生孙中山上世出自东江的假设[4] 。后来，他找到一本紫金的孙氏族谱，经过一番考证，作出了“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县忠坝公馆背”的结论。罗先生后来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中概述自己的研究经过：“余曩者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咨访之依据，继乃分析公馆村地望，为建立紫金忠坝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旧居公馆背，时遭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皆与国父所述与列祖生没纪念簿所记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功能以显。” 如果孙中山确实说过家庙在东江公馆村，那自然是重要依据，问题是孙中山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罗先生所依据的仅仅是美国人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中译本的一处误译。该中译本有一段孙中山关于祖籍的自述：“……其实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5] 罗先生正是以“龚公”村即“公馆”村建立假设的。但按英文原文，孙中山关于家庙的话却是“……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正如孙甄陶先生所说，若假定“kung kun”为“东莞”，正确的译法是：“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6] 罗先生所引之译文，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看出是误译。 英文原文之“kung kun”当系“tung kun”（东莞）之误，罗著出版时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纂邓慕韩即已指出过。但罗先生并没有理会全句的意思，硬说字母“k”与“t”绝不可能相混，且东莞并不属东江范围[7] 。关于东莞应属东江范围及孙中山本人在著述中亦以东莞属东江，孙甄陶先生的文章已作论述[8] ，此处不必重复。至于说字母“t”与“k”绝不可能相混，则未免太武断。林百克著书资料虽多得自孙中山口述，但误记之处亦不少见。他是外国人，因误听或误写，在中国地名拼写上出现一个字母之错是不足怪的，何况排印时手民误植也有可能。罗先生自己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各种版本，均把孙氏始居之涌口村误作涌口门村，以本国人怀着极大敬意认真撰写而又获政府奖励之专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著作，一版再版，尚有此地名之误，对林百克的书，怎能断言在地名拼写上不会出一个字母的差错呢？再说，从整段话的英文原文看，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庄），后面的“kung kun”指的当然不会是一个村庄。 罗先生提出的“国父所述”，本身就令人费解。祖籍在何处并非秘密之事，清初到孙中山也不过数代，若祖籍确在东江紫金的公馆，翠亨孙氏应合族皆知，孙中山的兄、姐更应清楚。何以只有孙中山向外国人谈及过，家中其他成员却全不知晓，孙眉、孙妙茜甚至还保存了足以否定罗先生论点的家谱资料？答案只能是所谓“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全属子虚。 其次，罗先生所说“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没纪念薄所记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也并非事实，该资料现仍存中山翠亨，并无罗先生上面说到的内容，罗先生对这项资料颇有误解之处。“始居香山”云云，仅系罗先生本人的推测，而这个推测又并不正确。 再次，罗先生证明自己论点的最重要依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的旧抄本，根本不能证明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有任何关系。紫金的孙氏族谱只有一句：“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罗先生便认为，此琏昌公即翠亨《列祖生没纪念部（薄）》中所记的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这个紫金的琏昌公迁居香山的经过，罗先生的论证是：“惟连（应作琏）昌公之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居中山涌口门村”。“连（应作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谋再迁沃壤，乃人情之常。而当时粤东大吏，又能明为招徕，则其迁居涌口门之底蕴，不难推证而知之矣。”[9] 说来说去，始终是推测之词，无任何证据说明紫金的琏昌公到了香山，更无任何证据说明紫金的琏昌公与香山的连昌公为同一人。两人世次相同，姓名读音相近，只是巧合而已[10] 。 如果像罗先生所说的那样，香山的连昌公系从紫金迁来，那么，翠亨孙氏应是客家人。在香山县的五桂山区有不少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翠亨附近的石门、白企等村也是如此。石门村的甘姓，就是清初从紫金迁居香山的，至今人人仍知紫金为祖籍。若紫金的琏昌公真的到了香山，按常理他应到客家村落定居，而不会到并无客籍人居住的沿海村庄涌口落脚。以往的客家人即使一再迁徙，都会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从紫金迁来的石门甘姓至今还讲客家话。但翠亨孙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与客家人不同，他们说的是香山本地话，孙中山连客家话也不大会听[11] 。客家妇女不缠足，但在清代孙家妇女却是缠足的。孙中山反对给姐姐缠足时，母亲杨氏还以客家人才不缠足的事实反驳儿子[12] 。昔日客家人一般不与当地土著通婚，但孙中山的祖母黄氏、母亲杨氏、叔母程氏和谭氏、元配夫人卢氏都是当地人而不是客家人。也没有听说孙家上代有与客家人联婚的。客家人有一个风俗：已婚妇女无论贵贱，在墓碑及族谱中均称作“孺人”。罗先生找到的紫金孙姓族谱就是如此。但在翠亨的《孙氏家谱》、《列祖生没纪念部》与祖茔墓碣中，妇女多称作“安人”。《国父家世源流考》卷首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图表”，把翠亨孙氏世系强接在紫金孙氏世系之后，在翠亨孙氏十二世祖妣陈氏以下硬加上“孺人”称号，是毫无根据的。 考察罗先生研究孙中山祖籍的全过程，不难看出，罗先生对引起自己假设的各种资料并未仔细研究。由误会引出假设，用经不起推敲的孤证资料来证明假设，证明的方法又纯为推测，这样，当然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因此，即使没有反证，罗先生的论点仍是难于成立的。何况，有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 三、翠亨《孙氏家谱》 证明罗先生论点错误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孙氏家谱》。罗先生似乎没有见过这本家谱，但他据一些转引家谱内容的文章，对翠亨《孙氏家谱》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孙氏家谱》的可靠性问题。 我们认为，《孙氏家谱》为孙中山的家谱，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孙氏家谱》记载了公认的有关孙中山家族的事实。它一开头就记有：“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于光绪六年七月，一盖（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盘（搬）迁回来，在翠亨村黎（犁）头尖山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盘（搬）迁，以得清明拜扫，来往就近之便也。”罗先生也认为这段事实与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有关[13] 。《孙氏家谱》列祖名讳中，有已确认为孙中山祖先的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从笔迹看，全谱为同一人所抄。因此可断定它确是翠亨孙氏的家谱。 第二，《孙氏家谱》以前由孙妙茜珍藏，她去世后其后人送故居纪念馆保存。邓慕韩曾与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委员会编纂王斧一起在故居抄录《孙氏家谱》，孙中山之侄孙孙满也在场[14] 。邓氏披露之孙氏家谱内容与现在所见的一致，可见他抄的就是这一本。《孙氏家谱》一直保存在孙中山故居，它的来源是可靠的。 第三，《孙氏家谱》所记翠亨孙氏各代名讳，现已多数找到坟墓印证。在犁头尖竹高龙有始祖婆陈氏太安人墓、五世祖礼瓒公墓、六世祖乐南公墓、七世祖耕隐公墓、八世祖怀堂公墓，十四世祖殿朝公亦葬此。在翠亨村东北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十二世祖连昌公墓、十三世祖迥千公墓[15] 。只有第九、第十两代祖墓尚未找到。此外，孙家祖上遗下的乾隆八年的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与同治二年、三年孙达成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谭彼岸先生曾引用过），都是《孙氏家谱》的有力佐证[16] 。 《孙氏家谱》一开始即提到光绪六年（一八八○年）迁葬祖坟事，抄写年代当在此后；谱内两处“历”字均作缺笔（避乾隆讳），估计仍在清代。家谱没有重修、再修等名目，说明它修撰时并无旧谱可参照。翠亨孙氏虽已在香山居住十多代，但历代多为贫苦农民，族内缺乏资金[17] ，又没有读书人，这就是没有修成家谱的原因。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人到了海外经商，族内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才得以把远祖的坟墓从涌口迁到翠亨附近，此时考虑修家谱应是顺理成章的。家谱对各代祖妣葬地及生卒时间记载较详，去世时间常写作“某年某月某日告终”，与当地“金塔”（骨殖坛）[18] 内盖写法相似，这多少反映了迁葬祖坟与修家谱两件事的关系。 家谱从头一气写下，叙述迁葬祖坟事后，继述先祖从东莞迁居香山概况，下面突然接上“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迁居迳仔蓢并建造祖祠的事。以上内容，解放前有的著述转引时称之为“总理家谱序”，实则并无“序”的字样。 以下内容便是孙氏入香山后各代祖妣世次、名讳姓氏、生卒时间、葬地的记载。家谱统系是不明确的，只把同一世代的排在一起，多数没有标明何人为何人所出[19] 。各祖妣生卒时间记法颇不一致，有的则付阙如，有的注上“未知”、“无考”或“查人家牌位便知”。一些生卒时间是明显错误的。如七世祖中的容窝公生年记作嘉靖乙亥，查嘉靖无乙亥年；其父乐南公生于成化己丑年（一四六九年），容窝公生年恐应系正德乙亥年（一五一五年）。类似问题甚多。全谱只记至十三世为止（谱内之十四世祖植尚公，一说为十世祖）。显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稿本。 家谱不仅记载疏略并有错误，而且文字不通，开头部分尤其如此。它有大量的错别字（包括当时被认为不规范的简化、异体字）。然而，内容、文字的粗糙及有些先妣条下有“出嫁他族”的记载，又表明它不大可能抄自其他族谱。我们认为，《孙氏家谱》之所以有种种错漏矛盾，一是因为它并非已修成的定本，二是因为执笔者非能文之士，以致辞不达意。但家谱的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罗先生认为“……而普通人士之所谓总理家谱，又为混合中山县迳仔蓢左埗头二地孙氏源流与翠亨孙氏一部分传说而成之文籍”[20] 。这个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翠亨孙氏六世祖乐南公与左埗头孙氏六世祖乐千公是兄弟，两地孙氏一直彼此互认为同源族亲[21] ，若两地孙氏家谱彼此有所参照，本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实际上却没有这种情况。一九三二年广州出版的《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刊登了一个所谓《总理家谱四修序》。罗先生正确地指出它并非翠亨孙氏的家谱，而是左埗头孙氏的家谱。我们只要把两种家谱稍加比勘，即可知现存的翠亨《孙氏家谱》与所谓《总理家谱四修序》（实则为左埗头孙谱序），从内容到文字均无抄录的痕迹。且翠亨孙谱六世祖乐南公以下各世的内容，是左埗头孙谱不可能有的。所以，可肯定《孙氏家谱》没有抄引左埗头孙姓的族谱。 罗先生所称的“迳仔蓢孙氏”，实际上并不存在。迳仔蓢村离翠亨村约一公里（在今纪念中学内），孙氏初居于此，后迁入翠亨村内。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邓慕韩到中山调查时，迳仔蓢已“鞠为茂草”[22] ，早就没有孙姓居住，翠亨孙姓都承认自己是祠堂曾在迳仔蓢的瑞英公的后代。如果说有“迳仔蓢孙氏”的话，那与翠亨孙氏是同一回事。 况且，如果据《国父家世源流考》，也将不会有翠亨孙氏。罗先生认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始从外地迁来，而连昌公定居香山后，“四代且仍单传，至十六世敬贤公始生三子。”[23] 大家知道，敬贤公之次子、三子观成和学成壮年时客死异乡且无男性后裔，其长子达成有二子长大成人，即孙眉和孙中山。但孙眉和孙中山青年时代均已离开家乡，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在翠亨居住。照此说来，自连昌公以后，孙中山祖祖辈辈都是独户。其实却不然，大量物证说明罗先生所说不确。孙中山诞生前后，翠亨的孙姓有八户，系同宗[24] 。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曾参与管理族内公尝，现尚存翠亨孙氏公尝“乐安堂仕合号”账册。既有公尝，即有族事，“四世单传”自非事实。孙中山一家以前一直承认翠亨姓孙的为族人，孙中山通过卢夫人对族人有所周济，他给卢夫人的信就提到过“接济穷亲”及向“乡中各亲戚问候”的事[25] 。翠亨祖庙重修、三修、四修碑记列名的孙姓族人有孙敬贤、孙殿碧、孙阿德、孙阿海、孙阿叠、孙德□、孙尊贤、孙学成、孙亚察、孙茂成、孙达成、孙德彰（孙眉）、孙拔贤、孙德修、孙集贤等。孙达成兄弟批垦祖尝山荒合约上除了他们兄弟三人外，尚有孙国贤、孙尊贤、孙业贤、孙茂成之名。“乐安堂仕合号”账册提到的族人有（孙）恒有、恒亮、恒彩、殿章、国贤、业贤、尊贤等[26] 。葬在谭家山孙宅山庄的除了瑞英公、连昌公、迥千公外，尚有（孙）恒达、尊贤、业贤、启成、万成、富成、学成、玉成、以成、用成、德勤、德昌等。上面提到的名字不少与孙中山一家四代的排行相同，他们或与达成公同列名于族内文契，或在达成公参与管理的公尝账册中有名字出现，或与达成公之直系亲属同葬一坟园，他们与达成公为族亲是无可置疑的。于此，亦可见罗先生对翠亨孙氏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翠亨孙氏族人的情况，也间接证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翠亨孙氏既是同宗同源，这就完全排除了孙中山祖上一支从紫金迁来的可能性。 四、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与孙氏定居翠亨的问题 探讨孙中山的家世源流，翠亨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是个关键人物。罗先生认为孙氏十二世祖连（紫金孙谱为“琏”）昌公始从紫金迁入香山，连（琏）昌公之父为紫金的鼎标公。如果有资料证实原居香山的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为孙中山的祖先，那么，罗先生的论点无法成立是不言而喻的。 罗先生看到有关瑞英公的记载有些矛盾，就不承认他为翠亨孙氏的祖先。如胡去非的《总理事略》称瑞英公为七世祖，下文又以孙中山为第十八代。罗先生认为，瑞英公是乾隆时人（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至孙中山出生不及百年，决不会传至十一代，因此斥胡去非的说法为“绝大谬误”[27] 。粗看起来，罗先生的批评理由十分充足，但实际上，胡去非只是犯了把两种计算世代方法混淆的错误。当日的史籍计算孙氏世代的方法，一种是以入粤始祖常德公算起，至瑞英公为十一世，至孙中山为十八世。另一种则以孙中山本人为准上溯，高祖殿朝公称四世祖，再往上两代连昌公为六世祖，瑞英公恰为七世祖。一九三二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所以，胡去非的说法只是不确切而已，罗先生的批评不足以否定瑞英公为孙中山的祖先。 翠亨孙氏历来均以瑞英公为定居祖。《孙氏家谱》记有瑞英公世次名讳。因为罗先生对家谱的可靠性是怀疑的，我们姑且先引用其他证据。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孙达成兄弟批耕瑞英祖遗下迳仔蓢山荒地之合约。谭彼岸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引录该合约以说明孙中山上代的经济状况。奇怪的是，罗先生看到谭先生的文章后，竟认为契据“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迁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上之关系已耳，非能证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也”，并且坚持说：“国父之十一世祖，决非为原居香山县而再迁迳仔蓢，且建有祖祠之孙瑞英公。”[28] 在此，有必要再引该契约开头几句：“立明契约，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税山铺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孙中山之父达成公既为“瑞英祖”的“嗣孙”，瑞英公当然是孙中山的祖先[29] 。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翠亨东北谭家山孙宅山庄的瑞英公墓，墓碑作“显十一世祖考瑞英孙公、妣梁氏安人同墓”。瑞英公墓两侧分别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墓。此处的孙氏祖墓原多在迳仔蓢附近，三十年代唐绍仪长中山县时，因修建纪念中学及为方便祭扫才迁葬的。迁葬时孙妙茜尚健在，孙科亦曾过问。参与迁葬事的孙社正老人（翠亨孙姓族人，现居中山市）因瑞英公为始迁祖，对其墓印象较深，记得原墓在上林边（今纪念中学内），与《孙氏家谱》关于瑞英公葬地的记载“葬看山田、后迁上林边”相符。 以上两个证据，与《孙氏家谱》可互相印证，说明瑞英公确为孙中山家族的祖先。 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的附录中提到，自己曾“巡礼”翠亨附近的孙氏祖墓（那时尚未迁葬），只见“十二世祖连昌公以下坟墓，无瑞英公坟墓也。”他把这点也作为否认瑞英公系孙中山祖先的一个依据。罗先生误以为连昌公等墓是光绪六年从涌口迁来的祖墓，实际上从涌口迁到竹高龙的是五世祖礼瓒公以下几代远祖的墓，瑞英公、连昌公以下各代，前此已葬在迳仔蓢附近，本来就非集中一处。罗先生未见瑞英公的墓，不等于此墓不存在，更不能因此否认其为孙中山的祖先。 罗先生又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其首页第一人，即十二世祖连昌公，并无瑞英名字”，作为否认瑞英公为孙中山祖先的另一个依据。该纪念簿现仍藏翠亨孙中山故居，只记录达成公一家以及十二世祖至十六世祖的生卒时间，并无其他内容。它明显以孙中山之父达成公为界限，前此每世代只记一祖，故使罗先生产生“孙氏四世单传”的误会；至达成公一代，所有去世的家庭成员（包括孙中山之侄孙昌、长女孙娫）均有记载，孙中山（德明）逝世的时间也记下了。从笔迹看，全簿系同一人抄写，故抄写时间当在一九二五年之后，并非孙家历代相传的文献。因为它记的是列祖生卒时间，所以只能从已查明生卒时间的世代记起。按《孙氏家谱》十一世祖瑞英公下注明：“生终年月无考”。罗先生指出的问题，只说明翠亨孙氏后来始终未能查明瑞英公的生卒时间，并不能说明瑞英公不是孙中山的祖先。 引起罗先生怀疑和否定瑞英公为孙中山祖先的主要是《孙氏家谱》的一段记载：“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这确实是个问题。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一六六九——一七二八）及十三世祖迥千公（一七○一——一七五二）的生卒年代看，若瑞英公为他们的先辈，那他绝不可能在乾隆甲午年（一七七四）才迁居迳仔蓢。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如前所述，《孙氏家谱》仅系一未完成之稿本，资料既不完备又未加考订，文句不通，辞不达意，开头的部分几乎没有一句是通顺的。我们认为，既有证据证明瑞英公确为连昌公的先代，所谓瑞英公“乾隆甲午年迁居迳仔蓢”应系一种误记。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孙氏家谱》的修撰者把瑞英公定居迳仔蓢及其后代再迁至迳仔蓢与翠亨、并建造瑞英公祠两事混记为一事了。 孙氏列祖均系平民百姓，瑞英公迁居迳仔蓢的具体经过，不可能在史书、方志、文人著述中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从《孙氏家谱》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在旧日，一般乡村的平民百姓，葬地多在所居住的村庄附近。《孙氏家谱》所记十世祖妣以前的葬地均在涌口村的黄南坑、芒皮山、容（榕？）树围等地，至第十世则有一位祖妣梁氏葬翠亨附近的“看山田祖祠左侧”。第十一、十二世祖以下葬地常在翠亨附近的看山田、上林边、迳仔蓢山、后门山等地。瑞英公既被后代认为是始迁祖，葬地又在迳仔蓢，他迁居迳仔蓢当可相信。瑞英公生卒时间虽不可知，但以其子连昌等三人之年推测，当系明末清初时人。 但瑞英公及其子孙并非在迳仔蓢一直住下去，孙氏肯定离开过迳仔蓢一段时间。康熙初年，清政府厉行迁海，迳仔蓢为滨海村落，居民自当内迁。康熙七年以后下诏复界，允许居民回到沿海居住。香山县各地实行复界的时间并不一致，大抵离县城较近、建村历史较长之村庄复界早，偏远临海之村庄复界迟[30] 。迳仔蓢是个近海依山的的小村落，复界估计应迟一些。待迳仔蓢一带复界后，瑞英公及其后代是没有再回迳仔蓢，还是回来后住了一段时间，因环境困难再迁走，现已无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瑞英公或其子、孙，又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涌口村。证据便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此契开头几句是：“立卖田契人孙梅景、梅占、云灿，今因无银争山米饭应用，众议将容窝祖遗下尝田，上税四亩，土名横坑，出卖与人取银应用，托中人谭恒玉引至房亲孙廷尊、迥千二人出头承买。……”《孙氏家谱》有七世祖容窝公名讳，谭彼岸先生曾据此契断定容窝公为孙中山的祖先[31] 。但本族子孙不可能出头承买公尝田，故孙中山的祖先迥千公不会是容窝公的后代。实际上容窝公只是家谱中四位七世祖中的一位，并非翠亨孙氏的直系先祖。根据新近发现的坟墓，翠亨孙氏的先祖当系另一位七世祖耕隐公。契据说得很清楚，容窝公的后代是孙梅景等人，迥千公是孙梅景等人的“房亲”，已出了五服，故容窝公留下的尝田，孙廷尊、孙迥千可以承买。根据我们的调查，此次交易之田所在的横坑在涌口附近，契据所开的田地四至，与现时横坑地貌大致相同。此田离迳仔蓢及翠亨二十多里，迥千公若此时在迳仔蓢居住，当不会购买此处山坑田。可见，迥千公当时住在涌口村。 据翠亨孙氏口碑相传，孙氏十四世祖殿朝公定居翠亨[32] 。我们认为，乾隆甲午年迁居翠亨并在迳仔蓢建祖祠的正是殿朝公，而不是瑞英公，理由是：第一，到乾隆甲午年，瑞英公决不会仍健在。第二，若说“乾隆甲午”这个时间有误，那瑞英公所建祖祠应奉祀上代祖先，他断无为自己建祠之理。但翠亨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达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山荒合约中曾规定收入“每两银瑞英祖份下得二钱”。孙社正老人也十分肯定孙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他小时尚见过遗址。因此，在迳仔蓢建祠者必系瑞英公的后代而非他本人。第三，按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殿朝公生于乾隆乙丑年（一七四五），卒于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按旧日计算法，乾隆甲午他是三十岁，正当盛年，率家从涌口再迁乃曾祖居住过的迳仔蓢并为其建祠，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瑞英公为翠亨孙氏的先祖，是无可怀疑的，因此，他的儿子连昌公，就决不是从紫金迁到增城的孙琏昌。 五、翠亨孙氏源出东莞 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里用了整整一章，论证“近人所述国父源出东莞说之非是”。但罗先生的论证，也是不正确的。 罗先生列举胡去非的《总理事略》、东莞上沙乡孙绳武等人的“孙公世系图”[33]、叶溯中的《孙中山先生之先世》、邓慕韩致西南执行部函、吴稚晖演讲等几种提及孙中山上世源出东莞的资料，以其细节不尽相同，便认为这是“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矛盾”，所有关于孙氏上世源出东莞的说法“皆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从而一概加以否定，断言孙中山先世与东莞毫无关系[34] 。本来，反映同一事件的不同资料的记载有歧异，是史学研究中常碰到的事。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分析歧异的原因、性质，以辨明真伪是非，决没有把全部有歧异的史料连同提及的事实一概否定的道理。况且，罗先生指出的矛盾，往往为枝节问题。如世系图上孙氏三世祖之贵华公，在《总理事略》作“华贵”。按东莞上沙孙氏族谱，则为贵华，且兄弟名字均以“贵”字在前，可见，《总理事略》之“华贵”为误。此外，他指出的禘宗、禘儿（即《孙氏家谱》的六世祖乐南、乐千）名的“禘”有时又作“缔”，“乐千”有时又作“乐川”[35] ，皆为类似问题。 罗先生认为有关孙氏源出东莞的资料“不健全”，倒是有些道理的[36] 。但不健全不等于全不可靠，如罗先生指出，世系表的第六代禘儿、禘宗公后即接上第十二代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无别种资料补其所缺之五代，或证实其所缺失之情窦，则诸人所述禘宗公以上至常德公诸代名讳，是否为国父祖宗，亦滋可疑矣。[37]这个推论的过程是不合逻辑的。本来，中间缺漏数代的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能据此断言连昌公一定不是禘宗公后代，更不能作为结论进一步推断以否认在东莞的禘宗公以上各代与翠亨孙氏的关系。事实上，在翠亨《孙氏家谱》中，六世祖乐南（禘宗）公以下俱有名讳，且多可在翠亨附近找到其坟墓，罗先生怀疑之点已获解决，他的结论自不能成立。 罗先生又以当日东莞县长邓庆史派人到上沙乡调查后在呈文中提到上沙孙氏族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记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以及上沙孙姓祖祠未见禘宗牌位[38] ，就否定禘宗公与东莞的关系，并进而否定翠亨孙氏与东莞孙氏的关系。且不说邓庆史的呈文仅系疑似之辞，即使有“后来加入”之事，亦不一定是伪造的证据，何况邓庆史同一呈文转引上沙孙姓族谱内容时又有禘宗之记载，他所指的仅是支派图上立祖栏的问题而已。据翠亨《孙氏家谱》，六世祖乐南（禘宗）之父已迁往香山，他虽“过回东莞”，但后来有没有再去香山，说得很含糊，而他最终却葬在香山。所以，东莞上沙孙姓祠堂未立他的牌位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罗先生以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作为否定孙氏源出东莞的依据，前文已谈及该纪念簿的内容及罗先生的误会，这里就不必重复了。 要了解翠亨孙氏源出何地，首先仍应以《孙氏家谱》为据。家谱若干记载虽有错漏，但祖籍在何县这样的大事，历代相传，不大可能搞错。《孙氏家谱》明明白白地记着：“……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墓碑作瓒），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罗先生也承认上述内容与迳仔蓢孙氏及瑞英公有关。前面我们对《孙氏家谱》、迳仔蓢孙氏及瑞英公的问题作过论述。因此，可以断定，《孙氏家谱》关于祖籍在东莞的记载是可信的。 当日东莞县县长邓庆史所抄东莞上沙孙氏族谱有关部分称：“……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居员头山，次贵华居上沙，三贵绍居三株竹，四贵武居南海。贵华字子贤号鹤湖，明赐乡钦正宾生，三子：长礼和，次礼忠，三礼禋。礼禋生三子：长子受，次子广，三子晟。受生三子：长子能，次子通，三子玄。玄字礼赞，生二子：长子禘儿，次禘宗。禘儿字乐千，迁往香山县左埗头村；禘宗字乐南，迁往香山县东镇涌口村。”[39] 如果没有证据说明上沙孙氏族谱系伪造，那么上述内容当可作翠亨《孙氏家谱》的佐证。 孙中山家族的成员，也曾在一些场合有过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表示。这方面的资料虽零散，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孙妙茜曾与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谈话。钟所记录的孙妙茜口述有“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的内容[40] 。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邓慕韩偕孙满、孙乾往东莞上沙调查孙氏先代世系[41] 。孙满、孙乾那时是已任官职的成年人，若非心中认定东莞为祖籍，当不会跟邓慕韩去东莞。邓慕韩是始终反对罗香林论点的，直到最近，孙满仍表示赞成邓慕韩的意见。 至于孙中山本人，也有资料表明他曾认为东莞是祖籍。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林百克著的《孙逸仙传记》中孙中山关于祖祠在“kung kun”的自述，我们的意见与邓慕韩、孙甄陶等人一致，“kung kun”指的是东莞。因字母有误，自述不可能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有力的旁证。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广东孙姓二百余人在广州大石街萧公馆举行“孙族恳亲会”，欢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中山。东莞上沙乡孙姓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会。与会者孙同发的后人孙衍佳至今尚保存开会的合影和《孙族恳亲会欢迎孙中山记》的传单[42] 。当日恳亲会的宣布员孙龙光在致辞中除歌颂孙中山的功德外，还提到“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中山的答词称与会者为“我族叔伯兄弟”，答词内容谈及家族、民族、国家的关系[43] 。据上沙孙氏族谱，东莞上沙孙姓始祖曾流寓南雄珠玑巷，但罗先生找到的紫金孙氏族谱则与南雄珠玑巷了无关系。东莞上沙孙姓族人得以参加这个恳亲会，可见孙中山和上沙孙姓彼此都认为有渊源。 今日在东莞方面，虽已不易找到更多直接证明翠亨孙氏源出东莞的文物。但上沙孙姓人士的回忆，仍反映了翠亨孙氏与上沙孙氏有来往的一些情况[44] 。然而，在紫金方面，却不可能找到当地孙姓与翠亨孙姓有联系的线索。 当然，翠亨孙氏在东莞的先祖的具体情况，以及迁居香山的原因和经过，孙氏更远的祖辈的情况，还有很多问题弄不清楚。古往今来，多少簪缨世族以至帝王之家，追溯到远祖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翠亨孙氏在民国以前历代都是平民百姓，要把千百年的家世源流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宁肯阙疑，也不要强为之接续世系。但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来看，翠亨孙氏在明代由东莞迁居香山是可以肯定的，孙氏在香山定居后各代名讳是大致清楚的。上述结论，无论如何较之罗先生的翠亨孙氏清初始从紫金迁来的说法更有根据。罗先生提出的唐代孙誗开始的河南陈留——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广东增城——广东香山的所谓“国父家世源流”，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 六、余 论 误传了四十多年的孙中山祖上源出紫金说，实在是国民党孙中山研究中一个不算太小的错误。 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不管其结论正确与否，只是一种学术探讨，也只能是一家之言。然而，他那并不正确的学术观点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定论，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罗著出版后，在国民党的史政机构中就受到激烈批评。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委员、编纂邓慕韩、孙镜、莫纪彭、许师慎等都不赞成这本书的结论，甚至有人建议禁止出版。当日负责增修《总理年谱长编》的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开始时对罗著十分重视和欣赏，但比对有关史料后，也认为罗著“应加复查”，并写了一份题为《〈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的报告[45] 。但是，复查核实的工作后来显然没有进行过。一批“党国要人”的表态，使这个学术问题失去了继续讨论的余地。记有孙妙茜忆述的资料无人重视，也没有找当时还健在的孙妙茜和卢夫人核对一下。罗先生的书出版时虽值抗日战争时期，但核对工作也非绝无可能，抗战胜利后，看来也没有做这项工作。 必须指出，解放前对孙中山家世和少年时代情况的调查都是较粗疏的。当时知情人士及有关文物不难找到，但多数调查者只在翠亨作短暂逗留，并没有认真考查文物和广泛调查访问，因此，罗著出版后就得不到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批评了。 罗先生这个不正确的学术结论的产生和流传，也反映了在解放前一种旧的史学观念对孙中山研究的影响。在我国的封建时代，举凡名人，都必须为他建立一个详尽的世系，通常还得为他寻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以此说明其聪明睿智与气宇魄力的根源，读《国父家世源流考》的几个序，就不难体会到这种意味。罗先生写这本书时尽管声称“以科学方法治史”，但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仍跳不出旧史学的窠臼。他对孙中山出身于一个世系不甚清楚、历代都默默无闻的贫苦农民的家庭这一事实，感到很难理解和接受；于是，便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代替客观事实[46] ，千方百计为孙中山建立一个“耕读传家”、祖上参加过反清斗争、远祖当过大官的世系。其实，孙中山本人从不讳言自己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他由一个农家子而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领袖，是他所处的时代造就的，也是他自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奋斗终生的结果。家世的影响，主要是使他从幼年起便体察到人民的苦难，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培养了一些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品质。搞不清孙中山远祖的谱系，对认识和理解孙中山并无影响。相反，如果硬要从不存在或不确切的远祖那儿去寻找孙中山“聪明睿智”的根源，未必对尊崇孙中山有何种益处。 台湾的国民党史政机构至今仍未正视和纠正在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上的错误。这说明了台湾海峡两岸加强学术交流、共同研究孙中山的必要。我们极愿意与台湾的同行就孙中山家世问题作进一步研讨。 罗香林先生是史学界前辈，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如今，他已作古多年，我们无从再向他请教、与他讨论了。但罗先生历来主张对不清楚或有疑问的问题再探讨，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结论虽与罗先生的截然相反，但尊崇孙中山的出发点，则是与罗先生有相通之处的。 附：孙氏入香山后至孙中山出生前之世系 世 次 名 讳 记 载 现时坟墓所在 五 礼瓒（赞） 家 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六 乐 南 家 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七 耕 隐 家 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八 怀 堂 家 谱 犁头尖山竹高龙 九 ？ 未 见 十 ？ 未 见 十一 瑞 英 家 谱 谭 家 山 十二 连 昌 家谱、纪念部 谭 家 山 十三 迥 千 家谱、纪念部 谭 家 山 十四 殿 朝 纪 念 部 犁头尖山竹高龙 十五 恒 辉 纪 念 部 未 见 十六 敬 贤 纪 念 部 犁头尖山南半腰 十七 达 成 纪 念 部 今纪念中学范围内 说明：“家谱”指《孙氏家谱》，“纪念部”指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孙氏家谱》记有九世祖四人：派清公、东园公、派源公、辛霞公，十世祖四人：赞广公、直吾公、毓表公、毓伦公，现尚未能查明谁为孙中山的祖先。孙满找到孙眉所保存的《家谱略记》所记十世祖为植尚公。又，十五世祖恒辉公原与其叔殿侯公合葬于长沙埔黄草岗，现未见此墓。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6期。 在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会上的发言（选录） 金冲及 …… 第一，这次会上的论文，一般都坚持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论文作者尽可能系统地详尽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包括大量的档案文献、报刊的评论和报道、时人文集以及有关人物的回忆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些论文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微观的剖析，以至具体史实的考订。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与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出自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所有这些论文。不管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一般都能言之有物，确有所见，很少那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和缺乏事实依据的空泛议论。这种良好的学风，使与会论文的质量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切实的研究工作，才能将孙中山研究工作不断地推向前进。 …… 据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¾¾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 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证 江西省档案局：舒斯华、王 延 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办公室：张祝强 广东省紫金县档案局：蒋作绍 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问题，已众说纷云，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始祖？源出于里哪？说法不一。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解放前，中山大学历史系罗香林教授，根据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的演变过程所提出的“紫金”之说。 另一种是解放前，胡去非先生，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始祖源流演变过程也提出了“东莞”之说。 江西省档案局于一九八五年收藏了宁都发现的《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鉴于以上两种观点，对《谱》（简称）进行考证鉴别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就谈这次会同紫金县档案局对孙氏族谱进行考证鉴别情况。 一、首先介绍《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中的内容。 此谱是民国三十八年在孙氏十一修的基础上修的伯房十二修族谱，一直珍藏于宁都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里。共五卷六本。《谱》（以下简称）的首卷“大五房分支源流便览文”载：“孙氏始祖讳誗，居汴梁陈州，誗公乃唐中书舍人拙之子，唐末因黄巢之乱以公村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间，逐居于虔化县（今宁都县），以功封百将东平候。誗生四居士讳实，生七子，五郎六郎皆殇，长大郎讳耀，次子郎讳英，三三郎讳士元，四七郎讳爽，五八郎讳充。以公侯伯子男编立五房。公房查老谱所载人丁稀少，传至二十三世仁兴，仁旺即无续笔。侯房自英公以下散处各乡里，至十一世彬公字彦文，迁青塘而分居于雩都，丁财甚盛。伯房三世祖士元生四子，有恭、有敬、有惠、有信。有恭房在宁者仅数丁，迁居兴国赣州者人丁亦少，有敬房今居严坑、法沙，汀州河田等；有惠房居城南北暨平阳乡孙屋底等处，两处子孙为多；有信房查老谱惟载一宣教子孙迁浙江余姚县，传十六世八县尉讳时敏，子孙迁韶州到兴宁。子房之第九世郎者徙居于都南山下。男房之弟世曰大贡者至纯者，宋宝庆四年举人，迁徙广东韶州”。 在二卷“士元祖次子有敬公位下世传：”“云四世十七郎字有敬生六郎，五世六郎生十六居士，生二子、惟九承事下传三子；二居士三承事，四职医。二居士生二子；五平事，七知录，居宁都石塘即郭家坳。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四职医居宁都归仁里丁家陂”。 二、再谈谈用《谱》的几种鉴别考证情况。 ①、用史料去考证《谱》的有关内容。罗香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的“结论”之末写道：“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誗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述”。 而这段历史，经查《谱》二卷内容，孙氏迁福建长汀河田的各代世次。以上二卷已记载不复述，一一相合，线索清楚。 ②、用宁都《谱》来考证紫金《谱》。紫金《谱》在谱序云：“我祖友松公离闽迁粤嘉应州长乐县，迨隆庆三年，新建永安县，即惠州府永安上镇约开基始祖也”，宁都《谱》二卷记载：“有敬公位下三承事原本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根据《谱》之间的联系，可得出：孙氏源流的发展线索；即：河南陈留县－－江西宁都－－福建长汀河田－－广东紫金中坝。 再用紫金《谱》来考证香山翠亨《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紫金《谱》中记载：“十一世鼎标公之子，十二世祖孙连昌公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县开基”。香山翠亨的《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中记载：“其所记世次，自十二世连昌公起，文云：“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已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寿四十九岁。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庆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寿二十岁”。迥千生康熙辛已年，即康熙四十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已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已酉，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享“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根据两《谱》对照，传代关系紧密。即：紫金县中坝－－广东增城－－广东中山翠亨村。通过以上考证情况，真实地记载了自孙中山先生入赣远祖，唐僖宗时百将东平候孙誗至孙中山的玄孙女孙美珍二十九代，前后经历一千年，平均每代三十多年。说明罗香林教授提出的“紫金”文说，是同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的演变历史，其中无断代现象，代代相传，世次名讳。 ③、谈谈用《谱》来考证各代迁入始祖的墓碑。宁都《谱》中记载，入赣始祖名讳孙誗公的墓葬地理位置，于宁都县城南五里处乌石营，紫金《谱》记载入粤始祖友松公的墓葬的地理位置，即紫金中坝贺光塔凹林和塘，（墓碑具存）。“国父故居所藏生殁纪念簿”记载了入翠亨的始祖十二世孙连昌的墓葬地理位置，即翠亨村东北谭山（曰猪肝吊胆）保存良好。 ④、谈谈如何用资料来考证有关地名、古迹。据紫金县中坝有关资料记载入粤始祖友松公住房名曰：“黄牛埃磨”。现在这个地方是正堂三栋，及左右片横屋、方向为壬山兼子一线，已破漏不堪，亦已拆段不少，大门额有“庆衍东平”横匾，亦已毁掉。据史料记载；曾拟在卧龙山下建连昌公纪念亭，蒋介石还题了词。后有中山中学即紫金第六高等小学之旧址，校名为孙科先生所书。经访问当地群众，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历史情况。 三、谈谈用《谱》来考证胡去非先生所提出的“东莞”之说。 ①查阅资料，进行分析，罗香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书中记载，胡去非先生在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翠亨孙氏，系出金陵，其远祖有名固，字允中，谥温靖者，宋英宗治平间进士，曾官神宗朝枢密使，与韩琦友善。及王安石为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谪居江西，传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为杭州刺史。及明初、应友人何其之聘，至广东东莞任西席，逐居东莞之员头山。此为孙氏迁粤之始，常德公生四子，仲子华贵公，分居上沙乡（亦作长沙乡），华贵公生一子名玄，字礼赞，始迁香山县（今改为中山县）之东镇涌口村，此为孙氏香山之始祖。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公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乃为翠亨乡之始祖。按照孙氏谱所载，自常德公侨居东莞后，至中山先生之世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合孙治平活强之弟，适为二十代”。 罗香林在考证这段历史时说：“而胡去非先生所谓”至满清乾隆时，七世祖瑞英复由涌口，迁居翠亨乡迳仔蓢、如为翠亨乡之始祖”，为绝大谬误。自明初至乾隆中叶，凡三百九十余载，谓常德公至瑞英，仅传七世，平均每世积表长至五十余年，当无是理。而自乾隆中叶至国父诞生，则未足百年，谓其七传十一世，平均每世相隔不及十年，其为无稽，亦不待辩而知也。这段史料说明胡去非提出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出东莞之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近年来，“东莞之说”又重新提出来了，经查历史资料考证，也缺乏历史根据的说法不少，一、孙瑞英是孙中山先生始祖，并没有历史根据。《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是国父胞姊妙茜及故陆华禧先生皆其唯一家传信史，也没有记载孙瑞英是十一世祖，十二世祖孙连昌之父。 二、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书上记载“国父之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康熙八年，卒于雍正六年，而瑞英公于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迁迳仔蓢，世数早于连昌，而年代则在连昌之后，则连昌与瑞英无传代关系。 据李伯新、邱捷所说的，孙瑞英与十二世祖连昌公祖（入翠亨始祖）有父子关系。认为此种说法更毫无根据了。即使现在连昌、迥迁、瑞英等墓在一起，这不等于他们之间就有父子关系？何况墓是经迁移过墓碑也是新的，没有留下历史痕迹，难于考证。 四、说孙中山先生始祖源流出于东莞。那么入东莞始祖是谁？他的儿子又是谁？有何族谱记载？如果这些必须有的历史记载都没有，怎么可信呢？ 综上所述：我们这次通过对罗香林先生的“紫金”说和胡去非先生所代表的“东莞”说的考证，我们先后到江西宁都县、广东紫金县、广东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采用族谱之间的横向检查鉴别，探误虚实，又根据族谱所提供的世次相传的线索，进行一一校对，基本上做到族谱中的人物、墓碑、时间、地点记载清楚。我们还用史料中的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否真实，通过考证一一可以说，罗香林先生说的：“孙中山先生祖籍在紫金”之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 据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 会秘书组编：《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 周年会刊》，1986年11月12日铅印本。 -------------------------------------------------------------------------------- [1] 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4期。 [2] 发表反对罗先生意见的论文有：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广州《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4期）。谭文已基本得出正确结论，但在论证中有些小的差错。孙文颇有启发性，但因没有文物资料作依据，说服力不足。罗先生看到谭文后，又写了《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重申自己的论点。前些年，孙满在台湾发表《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湾《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赞成谭、孙的论点而批评罗香林，但该文系他人代笔，有些不确切的地方。 [3] 《羊城晚报》（海外版）1985年12月1日报道：《中山祖先从何处迁来》，副题为：“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从紫金迁来，一种认为从东莞迁来”。 [4] 罗香林：《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试探》（《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 [5]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3页。 [6] 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7]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60页。 [8] 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 [9]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15页。 [10] 紫金孙谱之十二世祖三人为琏盛、琏昌、琏桥，翠亨孙谱之十二世祖名字以“连”字排行有三人：连富、连德、连昌。 [11] 丘一中：《孙中山到松口二三事》（《广州文史资料》第20辑）。 [12]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73页。 [13]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25页。 [14]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影印件（原件藏香港大学）。 [15] 三十年代时王斧赴翠亨调查，在长沙埔黄草岗曾见孙氏十四世祖殿侯公与十五世祖恒辉公叔侄合墓（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建国月刊》5卷第7期）。 [16]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17] 据孙氏公尝《乐安堂仕合号》账册，从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四年，共七年多时间，全族公尝收支总数目不过四、五十两。其经济状况可见一斑。 [18] 以往广东有二次葬风俗，下葬后数年将尸骨起出放入“金塔”内再葬。“金塔”外盖如帽，内盖盖于瓮口，通常在内盖写上墓主生卒时间。 [19] 谭彼岸的《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把《孙氏家谱》中之十二世祖八人误作同胞兄弟，实则他们的年龄有相差四、五十年的，名字排行不类。且家谱的十一世祖就有八人。故十二世祖八人应既有同胞兄弟，也有堂兄弟。 [20]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11页。 [21] 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回乡时曾到左埗头孙氏宗祠，并摄影留念。孙眉与左埗头孙锦芳曾商量合建“乐千乐南公祠”事，后因意见不一未果（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照片藏翠亨孙中山故居）。 [22]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又据翠亨孙姓族人孙社正、孙锦言忆述：“翠亨和迳仔蓢孙姓，是同一祠堂，并无外人插入。迳仔蓢本为一小村，以何姓为主，现已不存在。”在三十年代，迳仔蓢尚有数家草顶泥屋，早无孙姓人居住（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 [23]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3页。 [24] 陆天祥口述（李伯新调查访问记录）。 [25] 孙中山致卢夫人函件，藏翠亨孙中山故居。 [26] 碑记、账册仍存于翠亨孙中山故居。 [27]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46页。 [28]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 [29] 1984年，孙满曾将整理乃祖孙眉衣箱时发现的《家谱略记》影印，其中有“十一世祖考瑞英公，妣梁氏，生连昌公，系第三子”的记载。 [30] 参看《国父家世源流考》第六、七章。 [31]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32] 罗先生也了解到这一情况，见《国父家世源流考》第53页。 [33] 《西南党务月刊》刊载的孙氏世系图表有两种，第一种为东莞孙绳武等人呈文的附件“总理先代世系表”。另一种为“总理世系图”，系中山县县长派人调查抄呈，作为广东省政府复西南执行部秘书处函之附件。两表中孙氏一至六世情况基本一致，罗先生把两表误作同一件，他所批评的实际是后者。 [34]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6页。 [35]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3－5页。 [36] 在罗先生以前，高良佐已对孙氏在东莞的世系提出一些疑点（《孙中山故乡世系研究》，《建国月刊》第九卷第六期）。罗先生某些意见与高良佐相同。其实，族谱资料“不健全”是常事。如邓慕韩在左埗头见到的孙氏族谱，其二世祖姓名就有两种写法。（邓慕韩：《总理世系确由东莞上沙迁来之考证》，《建国月刊》第10卷第3期。） [37] 《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10页。 [38]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31页。 [39]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31页。 [40] 林一厂抄录钟公任《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见《林一厂日记》（现藏于中山大学）1944年2月9日。 [41]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栏，第30页。 [42] 孙衍佳已将照片、传单暂存于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在东莞上沙，过去不少人家都有此照片，以前上沙中山小学还挂有一幅放大了的，该村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较深印象。 [43] 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5月15日。报道内容与传单大致相同。又，过去国民党党史会曾收到一份“民元总理返粤，曾往东莞员头山孙氏祠堂祭祖”的资料，但该资料“罅漏甚多”，其中提及冯自由陪往。冯自由答复询问时称他当时已在北京，“实未陪往”，但又说“总理曾往东莞，似属确实”（《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22日）。 [44] 1986年5月13日，在上沙党支书孙如寿、乡长孙润洪协助下，我们对上沙的老人进行了调查访问。老人们对三十年代孙满、孙乾兄弟到上沙一事都有很深印象，孙满兄弟到上沙时受到隆重的欢迎，他们去谒、扫了礼凐公的祠和墓。孙秋、孙文达还谈到，一九四七年，广州的一位中山人孙丽莲律师（女）曾代孙科要上沙孙姓送族谱出去，他们抄送了有关翠亨孙氏源流部分交给孙丽莲。后来，孙丽莲向上沙人孙子安转交了一幅孙科为上沙车站茶亭的题字“国父先代故乡”，茶亭建成后按原字大小镌在上沙车站牌坊上，无数人见过此牌坊（坊毁于一九六六年，现尚存照片）。现存《乐安亭记》抄件有“今孙院长题书石坊曰‘国父先代故乡’者……”之句。中山县县长孙乾也为茶亭书写了对联。 [45] 《林一厂日记》1944年1月31日、2月22日、3月3日、3月10日。 [46] 如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上转述孙妙茜的话：“祖父敬贤公以耕读发家、颇有钱”，又说孙中山之母杨氏“本名门之女”，其父胜辉公“尤望重一乡”，均不是事实，与孙妙茜其他忆述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