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说”与“东莞说”孰是孰非孙中山祖籍何处？

leon_jeng

张 方 最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为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县中坝区“孙中山纪念馆”以及“发昌孙中山祖籍纪念陈列馆”赠送了邓小平亲笔题写封面的《孙中山先生画册》。在这同时，民革中央又为紫金县“发昌孙中山祖籍纪念陈列馆”赠送了瓷塑孙中山座像。 这则短新闻，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但却引起不少史学界人士的注意。因为刚刚一年前，史学界曾在东莞市举行过一个规模颇大的“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最后得出颇具权威结论：世有孙中山祖籍是广东紫金县和广东东莞县两说。但前一说论据不足，“东莞说”理由更充分。有关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海内外传媒曾予广泛报道。 但是，最近民革中央向紫金赠书，赠像之举，显然还承认紫金是孙中山的祖籍！同座谈会的结论大相径庭。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向来有“由东莞迁中山”的成说。但是，一九四二年，著名学者罗香林在重庆写成《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提出“孙中山的先辈本居紫金中坝公馆背村，十二世祖孙琏昌才从紫金辗转迁到中山定居”的新说。得到包括蒋介石及孙中山儿子孙科等在内的时人承认（当然也有人认为论据不足）。一九六三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谭彼岸撰文指出罗香林之说不能成立；但两年后，仍然健在的罗香林又撰文反驳，重申他的“紫金说”的观点。 罗香林的主要论据有两条。中其之一系美国人林百克写的传记《孙逸仙》转引过孙中山的一段话。中译本中的一句作“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据此，罗氏推断孙中山的先代住在东江一条名为“公馆”(kung kun)的村里，而紫金恰有此村。另外，罗氏又在公馆背村内发现了孙氏族谱，上有该村孙氏十二世祖琏昌于清初移居增城，去向不明的记载。 否定罗氏说的依据之一，系“kung kun”显系“tung kun”（东莞）之误。笔者系考古的外行，但这“监硬”改k为t的论据却实在感到欠说服力。 前不久，江西宁都发现了一部孙中山的祖系家谱。经有关部门、学者的调查，证实孙中山的祖籍是从河南陈留迁粤的。其路线为：陈留¾¾宁都¾¾福建长汀¾¾广东紫金¾¾增城¾¾中山涌口门村¾¾翠亨村。看来，要真的推翻“紫金说”，还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 据香港《新晚报》1987年10月18日。 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 邱 捷 孙中山的祖籍在何处，对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1986年，我和李伯新同志写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目的只是为了澄清在孙中山祖籍问题上的误会。这篇文章提交1986年11月在广州及中山翠亨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些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肯定了该文的结论，认为问题基本上已说清楚。本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做文章了，但出乎意料，我们的文章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界以外却产生了反应，少数人在批评我们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制造了新的误会。为弄清历史真相，维护纪念和研究孙中山的严肃性、科学性，我不得不再作些补充说明。 一、几种不确切的看法 我们在1986年写的文章认为，罗香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提出的“孙中山祖籍紫金说”是不能成立的，孙中山的祖籍应是东莞。有人称我们的观点是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新说”。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孙中山家谱及孙氏历代口碑相传，孙家的祖籍就是东莞。30年代初，国内多种刊物依据邓慕韩披露的翠亨《孙氏家谱》的内容，谈及孙中山祖辈时也说是从东莞迁来。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2年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铅印本）及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均采“东莞说”。而“祖籍紫金说”，则是罗香林先生1942年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后才出现的。开始，这只是罗先生个人的一种学术观点，由于学术范围以外的原因，这种观点后来才俨然成为国民党官方史学的论点。我们的文章只是引用多种文物资料证明孙家历代相传的“祖籍东莞说”是正确的而已，算不上提出什么“新说”。 有人认为，罗先生的论点“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接受，影响遍及海内外”。[1] 我们虽无从统计究竟有多少学者接受罗先生的意见，但可以说，在我国研究孙中山的学术界，多数人并不认为研究孙中山的祖籍有很大意义，更没有重视所谓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宁都的说法。同时，无论是内地、台湾还是海外，都有研究过孙中山家族的文物史料的专业工作者写出文章论证罗先生的“祖籍紫金说”不能成立。国内也有一些文章接受和沿用罗先生论点的，但在国内报刊正式发表的专门为罗先生论点辩解的文章，我只见到洪永珊、舒斯华同志的《翠享孙氏源出东莞之说不能成立——与李伯新、邱捷同志商榷》一篇。这篇短文的作者对问题的研究状况和有关资料了解不多，引用资料时又没有注意核对考订，主要是强调自己的一些疑问和想法[2] ，很难说这是学术界代表性的意见。 有人认为，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署，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这可以证明罗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应该看到，因为国民党中央在1940年作出追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决议，而罗先生在不久后即以学者身份、怀着对孙中山崇敬之情写成了这部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学术著作，正好适应了当时的需要。但也要看到，上述题署、作序者，虽身任要职，但恐怕不能说都是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无论是他们本人或是他们的侍从机要人员，都未必有闲暇认真阅读这部长达数万言又十分专门的书稿；而有关的参考资料又均不在重庆，就算读了也无法对学术问题的是非作出判断。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前些年透露，孙科和吴铁城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的序，是罗先生草拟的。[3] 此说可作了解题署作序情况的参考。况且，我们研究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而不应以昔日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的表态为根据。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对学术问题的表态，有时可以阻止学术讨论的正常进行，却不可能长久地压住不同的意见。在罗著出版时，国民党党史会就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意见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但在近年，台湾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批评罗先生的论点了。到底翠亨孙氏历代口碑相传的“东莞说”和罗先生提出的“紫金说”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只有在详细搜集和深入研究有关文物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讨论，才能作出结论。 二、翠亨的文物证实孙中山的祖籍不是紫金而是东莞 在研究孙中山家世源流的问题上，从罗先生那时到现在，所有持“祖籍紫金说”的人都有不重视甚至完全离开中山翠亨的文物的倾向。须知我们研究的是孙中山的家世，当然应从孙中山的故乡翠亨出发，再上溯寻找根源。如果无视孙中山家族成员留下的文物资料，到远离翠亨千百里外的地方“考证”孙中山的家世源流，无论怎样努力，也只会是南辕北辙。 罗先生考证孙中山祖籍时引用的翠亨孙氏文物只有一种——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他转述孙妙茜、陆华禧的话说这是孙家的“唯一家传信史”[4] 。所谓“唯一家传信史”的说法，不是孙妙茜的原话，只是罗先生的理解或概括。但这种理解或概括是否符合事实则值得研究。孙氏在翠亨至少已居住了百余年，其间并未经历乱离迁徙（据现有史料，清朝官吏也没有对中山故居进行过破坏），何以整个家族才留下一种可信的文物？事实上，目前在翠亨中山故居保存和展出的文物就有多种，它们都是孙中山家族留下的原物，并无任何证据说明其中有不可靠的。 翠亨孙氏的文物，包括《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没有一种提到过紫金。罗先生对《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的误解，我们在1986年写的文章已详为论述。这本纪念簿并不是家谱，它只是以孙达成（孙中山之父）为界限记录十二世祖至十六世祖历代祖先及孙达成一家人的生卒时间，此外并无其他内容，与紫金孙氏一点关系都没有。 翠亨的《孙氏家谱》则确切地记载着孙氏上世来自“东莞长沙乡”（今上沙乡）。罗先生似乎没有看过这本家谱，对他提出的一些疑点我们也已作过详细说明。最近，有人因《孙氏家谱》疏略，文句不通，对其可靠性提出怀疑，这是要作些分析的。 一种家谱是否可信，不应看它的文字是否典雅及印刷是否精美，而应由它所记的内容、它的收藏者与收藏地以及有无其它文物资料作佐证来判定。翠亨《孙氏家谱》并不是在远离中山故居千百里外新发现的东西，它长期保存在翠亨孙中山故居，以前由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收藏。30年代初邓慕韩抄写该谱时孙满也在场[5] 。孙妙茜的后人和故居的工作人员都可证实其来源的可靠性。若它不是孙氏的家谱，孙妙茜当然不会珍藏它。 有人以《孙氏家谱》和其他一些族谱有所不同，而且又是个稿本，便妄称之为“无头族谱”。旧日的家谱族谱并无统一的规格，岂能因《孙氏家谱》与其他一些族谱有不同便认为它不可信！事实上，《孙氏家谱》也如一般家谱族谱一样，有修谱原委、祖籍所在、历代祖妣名讳生卒年代葬地等内容，只是文字较粗糙而已。须知孙中山的先世是“躬耕数代”的乡村居民，翠亨孙氏全盛时不过十来户，这样一本简陋的家谱稿本与孙氏家族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家谱开头没有像一般族谱那样详述始祖的官职头衔，倒是反映了翠亨孙氏纯朴的家风。如果孙中山的家族保存了一本记载详尽、文字典雅的大部头族谱，才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记载翠亨孙氏来自东莞、详尽而印刷精美的族谱也不是没有，中山沙边《孙氏族谱》就是一种（藏中山市中山图书馆）。但这种族谱不是翠亨故居收藏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它作为论据。 翠亨《孙氏家谱》可与翠亨的孙氏各代祖墓、族内账册、文契互相印证。特别是坟墓，那是很有力的证据。在翠亨附近的孙中山先代及亲属墓，大致分布三处：一处是犁头尖山脚西南面，即现中山纪念中学附近，此处有孙中山之父孙达成墓、兄孙眉墓及孙眉之子孙昌墓（在犁头尖山脚南）；第二处为犁头尖山腰，土名竹高龙处，有始祖婆陈氏、五世祖礼瓒、六世祖乐南、七世祖耕隐、八世祖怀堂、十四世祖殿朝之墓，十六世祖敬贤则葬山腰南面土名皇帝田的地方；第三处是翠亨村以北二公里处崖口乡附近的谭家山，十一世祖瑞英、十二世祖连昌、十三世祖迥千以及孙中山长女孙娫均葬此，共39穴。谭家山的山坟是30年代从犁头尖山脚的看山田、上林边等处迁来的。在30年代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因修建纪念中学，便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拨款，经唐绍仪过问择定谭家山的一面平坡作为孙家的墓地。孙社正老人（现仍健在）亲与迁葬事，有详尽的说明。[6] 这些坟墓的墓主很多在翠亨《孙氏家谱》有记载，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家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有力证实了罗先生关于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于清初始从紫金迁居香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孙氏五至十一世的坟墓就在翠亨。可见，孙中山的先世在明朝已经定居香山了。 但是，对孙氏祖墓这个铁证，不知何故，也有人认为不可信，甚至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坟墓不比其他东西，在昔日是一年祭扫几次的。孙妙茜长期住在翠亨，孙科虽在外，孙满、孙乾兄弟则是常回乡的，孙乾还在中山县任过官职（解放前孙乾先生在中山县任过公安局长、县长），若说有其他人将祖坟冒葬入孙氏墓园而无人过问，那是绝不可能的事。翠亨村并无别支孙姓，也不会发生其他孙族墓葬与孙中山家族墓葬混淆的情况。而且，这些墓葬中有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家族的成员，从各墓的排列也可看出这是同一个家族的墓地。例如，十二世连昌和十三世迥千是可以确定为孙中山祖先的，十一世瑞英的墓与连昌、迥千墓同一列，瑞英墓居中，各墓相距不足三米，墓碑分别写明系孙氏十二、十一、十三世祖，这充分说明墓主之间有传代关系。有人还因罗香林没有见过这些孙氏祖墓就认为它们“不可信”，这更没有道理。这些墓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以其他人看见与否或承认与否作为其可靠性的依据。 翠亨孙氏十一世祖瑞英是不是孙中山的祖先？罗先生曾认为不是。问题出在翠亨《孙氏家谱》关于瑞英的记载有些问题，在1986年写的文章中我们对所谓瑞英“乾隆甲午”始迁迳仔蓢的问题作了说明，但有人仍一再重复罗先生的误解。瑞英为孙中山的祖先有多种文物可证实，是无可怀疑的。解放后，研究过孙中山家世及早年事迹的专业工作者，都知道翠亨孙中山故居的两件文物——同治二年、三年孙达成兄弟批耕瑞英祖遗下山荒合约（两件）。这两件合约在故居展出了二三十年，一些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著作中早已引用过它们。在合约中，孙达成兄弟自称为“瑞英祖”的“嗣孙”。孙中山的父亲已明确承认瑞英是自己的祖先，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可信”，这就很难理解了。 翠亨孙中山故居保存的“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也证实翠亨孙氏在明代已定居香山。孙达成参与管理过翠亨孙氏公尝，留下《乐安堂仕合号帐册》；翠亨祖庙有重修、三修、四修碑记。帐册和碑记内列的族人姓名与《孙氏家谱》、孙氏祖墓可互作参证，说明罗先生提出的孙中山祖上于清初才从紫金迁入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山市中山纪念堂二楼还陈列了一幅孙中山1912年5月在左埗头乡“孙氏宗祠”与孙族叔伯的合照[7] 。它证明了罗先生的“国父上世与左埗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的论点是错误的。文物与口碑资料均可证实，左埗头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先世均来自东莞上沙乡，与紫金孙氏完全无涉。 三、孙中山族人对祖籍表态的资料——多数承认东莞 罗先生的“祖籍紫金说”，发端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译本（徐植仁译）的一处误译，故有“国父自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的误解。只要把中、英文对照，稍懂英语的人都可以看出译文的错误。罗先生认为东莞不属东江，其实是不对的。东江穿东莞县境而过，故英文可称东莞“on the east river”。《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二部丁有关东江一节中着重讲东莞，可见孙中山本人也认为东莞属于东江范围。至于罗先生误以为是孙中山祖籍的紫金中坝“公馆背”，位于紫金县的东北，离东江最近处也有数十里，已在东江、韩江分水岭的东北，作为一个村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on the east river”的。所以，拿林百克转述孙中山的话来证明孙氏祖籍在紫金，那完全是误会。 1912年5月11日孙中山与东莞上沙孙姓族人同开孙族恳亲会，上沙乡孙衍佳尚存有其父孙同发留下的开会的传单、合照，1912年5月15日广州《民生日报》对此事也作了报道。这是证实孙中山承认与东莞上沙有渊源的一项资料。恳亲会的宣布员孙龙光在演说中称，与会孙氏系“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的，上沙孙氏正是这样，紫金孙氏则不是。旧日国民党党史会还收到过一件“民元总理返粤，曾往东莞员头山祠堂祭祖”的资料，冯自由在答复党史会询问时说：“总理曾往东莞，似属确实”[8] 。此事详情如何，尚待进一步证实。但最近有人宣称，“经调查考证”，“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确实曾带廖仲恺、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和邹鲁（中大校长）去东莞拜祖。事实上，孙中山去东莞只是借拜祖之名，其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因当时东莞明伦堂握有万顷良田，粮足钱多”[9] 。这种说法十分奇怪。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任外交总长时是在南京，怎有可能去东莞祭祖筹饷？邹鲁任中山大学校长是1932年的事（1924—1925年任广东大学校长）。东莞明伦堂于孙中山在世时并无孙姓参与掌管，祭祖怎能筹饷？无论祭祖一事是否属实，以孙中山的品格和身份，他岂会为筹饷而冒认东莞孙姓为祖先？显然，上引“调查考证”违背常识，发言也是不够慎重的。 持“祖籍紫金说”的人，特别强调孙科先生曾有承认祖籍为紫金的表示，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孙科先生曾为持“祖籍东莞说”的《总理事略》题写书名，并曾“商请粤省府拨款廿万元在员头山建立中山小学，并摄影祠宇，筹建纪念祠，旋因政变中止。”[10] 在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后，他又于40年代末为东莞上沙题写过“国父先代故乡”。[11] 孙科先生对祖籍的表态与孙氏其他成员有异，前后不一致，他自己又没有作过说明。因此，无论是“东莞说”还是“紫金说”，似均不宜以孙科先生的表态作为主要论据。 孙氏族人承认东莞为祖籍的最明确、最有力的证据，是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对国民党党史会的钟公任说的话：“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12] 近年孙满公布乃祖孙眉保存的《家谱略记》，与《孙氏家谱》大体相合，也可作为孙眉承认“东莞说”的一项间接证据。孙满、孙乾兄弟从来只承认“东莞说”而不承认“紫金说”。1933年5月22日，孙满兄弟偕同邓慕韩到东莞谒祠祭祖，调查孙氏先代世系。[13] 近年，孙满不仅发表文章反对罗先生的论点，而且致函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详细列举证据说明孙氏祖籍为东莞。[14] 目前仍居中山市的翠亨孙氏族人孙社正也证实，他们孙家历代都以东莞为祖籍，与紫金并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孙妙茜以前，翠亨孙氏已把祖籍搞错了呢？这种事在旧日是不可思议的。若真如罗先生所说那样，孙氏祖先清初始从紫金移居香山，到孙中山出生时才不过五六代，不满200年，孙氏又一直居住在香山，而且孙中山的祖、父都“醉心风水”，孙达成还参与过族内公尝的管理，何至会“数典忘祖”，连祖籍在何处也不清楚而要由别人日后“考证”出来？何况，翠亨所存的各种文物资料，又都证实了孙氏历代口碑相传的“祖籍东莞说”是有根据的。 在这里，顺便谈谈孙中山家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对此，国内外若干书刊有些不正确的记述。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特色和优秀传统的一支，仅在近代就涌现出很多为国家民族作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孙中山是否客家人，本无关宏旨。但为弄清历史真相，也应作些说明。我们曾从居住地、语言、风俗、习惯、婚姻等方面分析了翠亨孙氏不可能是客家人的理由。若孙中山先世真是在清初从紫金迁来，以客家人顽强刚毅、重视传统的特性及当时香山有大量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聚居的环境，孙家决不会在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把语言风俗改变殆尽。现再补充两条足以证实孙家并非客家人的资料： 《孙逸仙传记》中译本记载孙中山反对给姐姐（疑为妹妹之误）缠足时，孙母以客家人才不缠足的事实反驳儿子。[15] 但孙母反驳儿子的话，中译本省略了没有译出，在英文本，这一段是：“‘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r wen.‘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 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16] 。译成中文，大意是：“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脚的，客家人不像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妹妹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人误以客家人为少数民族；怀有大汉族主义偏见的人甚至有把少数民族当成不是中国人的。孙母的话反映了旧日一些错误的见解。但是，于此也可见孙家并不认为自己的家族属于客家人。 另一个证据是孙妙茜之孙杨连逢先生的说明。他长期与孙妙茜住在一起，直到她去世。他答复笔者关于《孙氏家谱》是否孙妙茜收藏及孙妙茜是否客家人两个问题时说：“1、翠亨现存的《孙氏家谱》是我在1956年底交给故居的，该家谱是家祖母在世时一直保存的。”“2、翠亨村附近都是客家村（如石门、九堡、竹头园），惟独翠亨村的人是讲本地话的，家祖母是讲本地话的。”[17] 四、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和其他资料——与孙中山的家族无关 罗先生写《国父家世源流考》，在翠亨孙氏的资料中只引证了一种——《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在紫金的资料中也只引用了一种——紫金忠（应为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翠亨的《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第一句有“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而紫金孙谱又有“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的记载，罗先生便断定紫金中坝的琏昌即香山翠亨的连昌。关于紫金的琏昌是否到了香山，罗先生的考证是：“惟连（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盖连（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再谋迁沃壤，乃人情之常。而当时粤东大吏，又能明为招徕，则其迁居涌口门村之底蕴，不难推证而知矣”[18] 。一部《国父家世源流考》，在紫金的琏昌是否到了香山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的直接考证，仅有上面这86个字的推测之词。而事实上，翠亨的各种文物完全可以证实，紫金的琏昌并没有来到香山涌口，翠亨孙氏先世在明朝已居住在香山，并非琏昌的后代。 有人详细摘录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各代的内容，以为这就可以“考证”孙中山祖籍在紫金。那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并不是孙中山家族成员保存的，也不是在翠亨收藏的。要证明这个族谱与孙中山家族有关，首先必须在翠亨找到相应的证据。但翠亨的所有文物资料没有提过紫金，罗先生引用的中坝孙氏族谱也没有提过香山。因此，把紫金中坝的族谱引述得再详细，也只是反映了紫金中坝孙氏的家世，与孙中山的家族了无关系。 近来有人提出，罗先生引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关于“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是“一个不可靠的材料”，“经考证：紫金档案局所藏《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光绪二年重修）所记载的‘十二世孙连昌移居增城，后移香山开基’，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并说紫金中坝琏昌的“琏”字有“王”字偏旁也是“后人的讹传”[19] 。 这也可以说是“祖籍紫金说”的一项新发现了，但如何“考证”的，并没有任何说明。《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是罗先生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最为重要的资料。若这一新发现可靠，虽仍未能证明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但却无异说罗先生在研究时引用不可靠甚至是伪造的史料。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比批评他的论点还要严重的指责，因为这涉及史德问题。 但是，在引用紫金族谱问题上，说罗先生有“失误”，这是不公正的。我们不同意罗先生从这个族谱得出的结论，但我们又看到，罗先生引用该项资料时态度是严肃负责的，他在书中说明这本族谱是中坝孙屋排孙桂香保存的，还详细说明寻找和抄录这本族谱的经过。[20] 1954年台湾出版的修订本《国父家世源流考》和《国父之家世与学养》，均把紫金中坝孙氏族谱旧抄本照片制版置于卷首。关于十二世祖琏昌公的记载，确实是“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紫金族谱十二世祖琏盛、琏昌、琏桥均以“琏”字徘行（翠亨《孙氏家谱》十二世祖连富、连德、连昌以“连”字排行）。可见，罗先生引用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并无“失误”之处，无论从来源或内容来看，都决不能认为是“不可靠的材料”。至于他根据这个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 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修于雍正七年（1729年），那时已查不清琏昌的情况了，到光绪二年（1876年）重修族谱时，关于琏昌的记载仍是“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从本世纪40年代罗先生依据孙桂香保存的族谱写成《国父家世源流考》，到1954年修订这本书，都没有发现琏昌公“移居香山”及“琏”改为“连”的资料。同为光绪二年重修的中坝孙氏族谱，为何现在披露的与罗先生引用的在关键的字句上有如此不同呢？ 我看过目前的紫金中坝孙氏族谱的一页影印件，才明白了问题所在。在十一世鼎标公栏下，确有“次曰连昌公，后居增城，后移香山县开基”的字样，但同页另一处又有“……系十六世嗣孙君盛、桂香重修置过新碑”的记载。而孙桂香正是为罗先生提供中坝孙氏族谱的人。可见，“后移香山开基”是《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才“考证”出来的。现在有人竟拿这点“考证”出罗先生写这本书时引用的中坝孙氏族谱“不可靠”。这真是太冤枉罗先生了。 事实上，要“考证”出琏昌到了香山翠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香山（更不用说在翠亨了）根本没有发现过任何有关紫金琏昌的资料。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因为“事出意外”，“忠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21] 这个颇带戏剧性的插曲，也足以证实罗先生的著作出版以前，紫金中坝的孙姓和其他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中坝孙氏会与孙中山的家族扯上关系。怎能到了现在，却可考证出琏昌“后移香山县开基”呢？ 紫金的琏昌与香山的连昌并非同一个人，还可以由中山、紫金的文物资料证实。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再证》中提到紫金的琏昌参加过钟丁先起义[22] 。近年，紫金的同志经过细致的调查也肯定了这个事实，还找到了琏昌参加钟丁先抗清起义武馆的遗址。[23] 据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孙中山的祖先十二世祖连昌公生于己酉（康熙八年）即1669年，而钟丁先抗清起义却发生在顺治三年（1646）左右[24] 。紫金的琏昌既参加了这次起义，那他与20多年后才出生的翠亨的连昌当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翠亨的连昌成年时已是康熙二三十年，当时永历帝早已死去，三藩之乱也已平定，广东岂能还有“抵抗清兵”的义师？可见，在紫金县也发现了足以彻底推翻“祖籍紫金说”的文物资料。 1987年，《紫金文史》第5辑刊登了一个所谓“孙中山家族世系表”，列出从孙誗以下入宁都的八世及自友松以下至美玲、美兰的二十二代世系。表后注：“摘自江西省档案局、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办公室、紫金县档案局联合调查考证资料《孙中山家世源流考证》。”这容易使人误以为该表真是经几个机构联合考证后公布的新资料。但江西省档案局办公室1987年9月15日给笔者的复信说，该局只有两位同志参加“调查考证”，“这只能代表他们的观点，并不等于是以我局公布的史料，特此说明。”这个世系表也并不是什么“调查考证”的结果，它抄袭自胡伯洲同志《孙中山家族世次、名讳、生卒年代、诞生地点与行实的研究》的附表[25] ，只在江西的世次上稍作了一些改动。胡伯洲同志一时大意，把孙科夫人陈氏与孙治平夫人张氏列入“祖妣”栏中，抄袭者照抄不误。紫金六世的明亯（享），胡伯洲同志的表不误，抄袭者却误抄作“明亭”了。 胡伯洲同志原表入广东一世友松至二十世治平、治强的内容，也不是调查考证的结果，而是基本来自罗先生编制的“国父家世源流图表”（见《国父家世源流考》卷首）。这个图表，始祖友松、二世敬忠、三世永良、四世怀文、五世凤宗、六世明享、七世仕伯、八世绍宗、九世乃和、十世宗荣、十一世鼎标，系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的内容；十二世连昌、十三世迥千、十四世殿朝、十五世恒辉、十六世敬贤、十七世达成、十八世文（德明，即孙中山），则录自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中山和紫金多种文物资料已证实紫金的琏昌并非翠亨的连昌，所以中坝的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并无关系，不能相接。罗先生的图表也只是由两种无关的资料拼成的，没有反映孙中山家世源流的真实情况。现在，有人把罗先生的图表稍作加工，辗转抄袭，用几个机构的名义当作“调查考证”的新资料公布，还称之为“孙中山家族世系表”，这很难说是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 五、江西宁都的孙誗墓和宁都的孙氏族谱——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而与翠亨孙氏无关 前些年，传出了在江西宁都发现唐末孙誗墓及《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孙氏族谱》的消息。孙誗墓在40年代已被发现和重修过一次[26] ，现在再作修葺，也是为了保护文物的需要。宁都孙氏族谱修成年代虽较晚（1949年修成），但据说内容详尽，相信对了解宁都孙氏源流及迁徙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撰文把孙誗当作孙中山的远祖来纪念，把宁都孙氏族谱当作孙中山上代的族谱，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即使按罗先生的说法及宁都孙氏族谱的记载，孙誗及其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的后代住在江西也是唐宋间事。就算真与孙中山上世有关，纪念1000多年以前的远祖，恐怕也不符合孙中山的一贯思想与作风。孙誗再往上溯，还可找到三国的孙权和春秋的孙书（其他支派的孙氏也如此），难道我们也要把孙权、孙书这些古人作为孙中山的远祖来纪念？ 而且，孙誗及宁都孙氏与孙中山先世有关的说法，也是依据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而来的。紫金中坝孙氏的先世是从宁都经福建迁来，宁都孙氏第一代祖先便是孙誗。因为罗先生误以紫金中坝为孙中山的祖籍，按此线索上溯，就把宁都的孙誗误作孙中山的远祖了。各种文物资料已证实，翠亨孙氏与紫金中坝孙氏并无家世源流的关系。孙誗和宁都孙氏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与翠亨孙氏无关。在中山翠亨，没有找到任何提及孙誗和宁都孙氏的文物，也没有发现任何证实孙誗和宁都孙氏与孙中山家族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因此，无论把宁都的孙氏族谱抄录得如何详尽，把孙誗墓的方位、外形以至陪葬品描述得多么细致，仍然不能证实这就是孙中山先世的族谱和祖墓。 1986年11月，一些报刊登载了一则题为《专家考证孙中山远祖在江西宁都》的新闻。这则新闻在引述一位“江西省档案局官员”的话后称，“这一结论是江西省档案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宁都县和广东省紫金县、中山县有关人员专门进行实地调查和史料考证之后得出的”；并称“在调查考证中发现，宁都的《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与《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有传代关系，而《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又与《国父故居所藏生没纪念簿》有世次传代关系”；“考证结论认为，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确为孙中山在赣远祖之族谱，宁都所发现的孙誗之墓确为孙中山先生在赣远祖之墓”[27] 。 必须指出，这位“官员”向新闻界提供的这条消息是失实的。考证“孙中山远祖在江西宁都”的专家们的姓名虽然一个也没有披露，但我们作过了解，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山市并无任何专家参与过上述肯定紫金、宁都为孙中山祖籍的“调查考证”。这次发现的宁都孙氏族谱明明是1949年修成的，怎能“确为孙中山先生在赣远祖之族谱”？宁都的孙氏族谱与紫金中坝的孙氏族谱是否有传代关系，与孙中山的家族无涉，这里无须讨论。所谓《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有世次传代关系”的说法，则与中山翠亨及紫金中坝的文物不符。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调查考证”者完全不了解或无视翠亨的各种文物资料，他们只引用《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一种，又增改了其中的字句，甚至把资料的名称也弄错了。对紫金县的有关文物，也没有作科学的分析考证。离开孙中山家族成员留下的文物资料去“考证”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紫金的文物资料恰恰也证实了《紫金县中坝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不能相接。 我与李伯新同志曾多次说明，我们研究孙中山的祖籍，只是为了探讨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引用过的每一项资料都详细注明了出处，对不符合我们观点的资料，我们也没有回避。我们愿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我们又认为，祖籍问题虽不影响对孙中山功业与思想的评价，但孙中山是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人物，研究一切有关孙中山的问题时都应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要科学地、负责地对待一切有关的文物资料。大家都能这样做，才有可能通过讨论取得一致的认识。 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版。 -------------------------------------------------------------------------------- [1] 薛翘、刘劲峰：《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2] 见江西《争鸣》1987年第4期。舒斯华等同志还写了一篇没有正式发表的《孙中山家世源流考证》。此外，紫金县的钟声、陈国岐也向各地寄发过一些油印文章。但这些文章只是不确切地抄录罗先生的一些说法，主要是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谩骂攻击，故不予讨论。 [3] 孙满：《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 [4]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5页。 [5]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中山大学藏原稿影印件。 [6] 《翠亨附近孙氏祖墓情况》，《中山文史》第10辑，第31—33页。 [7] 于平：《孙中山1912年回故里》，《香山》报孙中山诞辰120年纪念专刊，该照片也在同期刊出。 [8] 《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22日，原件藏中山大学。林为国民党党史会纂修。 [9] 洪永珊、舒斯华文，见1987年南昌《争鸣》第4期。一说此事系在大元帅任上，但王宠惠1917年以后已没有在孙中山的政府内任职。且孙中山任何时候都不会为筹饷而冒籍祭祖。 [10] 孙汉基致罗香林函，12月8日，年份不详，当在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藏影印件。 [11] 牌坊毁于1966年，但看过此坊的东莞人甚多，上沙旅港同乡会保存有照片。 [12] 钟公任：《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引自《林一厂日记》1944年2月9日。 [13] 《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14期“重要公文”，第30页。 [14] 《国父年谱》第3次增订本（台北，1985年），第2页注。同页注又提及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的一封信，称孙中山“为客家人，老家在紫金县”，而未列举依据。但陈女士稍后在答复《国父之生平与志业》作者庄政询问时又说：“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庄政：《国父是客家人吗？》，《书和人》第484期）。 [15]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英文原著名为《孙逸仙与中华民国》），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73页。 [16] 《孙逸仙与中华民国》（英文），第81页。 [17] 杨连逢先生1987年11月2日给笔者的复信。 [18]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15页。 [19] 洪永珊、舒斯华文，见1987年南昌《争鸣》第4期 。 [20] 《国父家世源流考》修订版，第49、50、59页。孙桂香等人曾与罗先生通信。 [21] 温济琴致罗香林电，1944年1月18日，中山大学藏影印件。 [22] 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388页。 [23] 《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会刊》，第4、7、9、14、23、26页。 [24] 《钟义士集》（中山大学藏线装本）。 [25] 澳门《华侨报》1985年11月12日。胡伯洲同志1986年在此文基础上改写成的《孙中山先生九族（按应为九代）世系概述》（《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已将十四世殿朝公以前的内容全部删去。 [26]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1954年修订版，第26、52页。 [27] 《中国新闻》第10997期。

南粤高凉仔

国父孙中山祖籍边度，一滴都唔重要，重要的系，佢的家族都讲本地粤语，应该系粤人，话咩祖籍紫金哦，唔知道几时，又要追到河南．

beyond

我已经当国父係广州人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