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來源: 鳳凰網 2010-2-27
宋儒陸象山云：「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清朝征剿太平天國時，開始參用西法訓練士兵，并聘用了戈登、華爾、買忒勒等洋將。戈登的洋槍隊對太平軍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戰事既了，他又遠赴埃及投機，結果被埃及民族軍隊擊斃。華爾在中國陣亡時，遺命穿清朝官服入殮。買忒勒則頗知中國古書，曾有某清朝官員冒著大雪前來拜訪他，他一面用西方禮節與來客握手，一面吟誦《詩經》的句子：「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后來他在攻打紹興時陣亡。
1885年，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指出：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草木無不披靡。日本國朝野無別，萬事采用西洋近時文明，主義所在，唯『脫亞』二字。日本國土雖在亞細亞東邊，其國民精神已脫出亞細亞固陋，移向西洋文明。但不幸近鄰有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不知改進之道，戀戀于古風舊慣之情無異乎百千年之古昔。論教育則儒教主義，虛飾外表，實不知真理原則。道德掃地，殘酷無廉恥之極，猶傲然不念自省。自今不出數年其國必亡，國土由世界文明諸國分割。我國不可遲疑，待鄰國開明而共興亞細亞，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方法，亦不必因鄰國而特予理會，正可從西洋人之風處理。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20多年后，迫于當時形勢，清廷才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國圖志》早就成為知識界人手一冊的經典。
甲午海戰中，丁汝昌敗退至威海衛，接到了日本海軍總司令伊東祜亨下「勸降書」，其文足作警世之用。書全文曰：「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于疆場，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今有人焉，于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為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于所見，則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仆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于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三思。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茍使虛心平氣以查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茍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于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為家邦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茍見勢不可為，時不云利，即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游日本。切原閣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啞恒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后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丑辱，且仍推為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敗，城陷而身為囚虜。一朝歸國，即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勛，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茍來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眾。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于至否之極，而同歸于盡乎？亦或蓄留余力，以為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為能事。仆之斯書，洵發于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復書賚臨。于實行方法，再為詳陳。」
康有為赴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途徑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歷租界，見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威嚴，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于是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攻讀。
伊藤博文從英國留學歸來，大倡優化種族之論，認為黃種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種人遠甚。他當政后，即實施「謀種」政策，凡歐美白人入其境內，輒鼓勵日本女子與其野合，以改良種族。譚嗣同對此十分羨慕，然亦知此法斷難行于中國，于是喟然作詩曰：「娟娟香影夢靈修，此亦勝兵敵愾儔。驀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謀種到歐洲？」
戊戌變法期間，陳鼎的改革建議較之譚嗣同等更為激進。他認為趕超英美，有四個當務之急：一是變服裝，即穿西服，如此一來就不會再把奇裝異服的西方人當成「鬼」了，有利于學習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頂禮膜拜；三是通語言，要求士人盡學西語；四是通婚姻，鼓勵中國人與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廣泛地認知西方。陳的建議引起了光緒的興趣，曾令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認真閱讀。
李鴻章訪問美國，有記者問他是否可以將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他答道：「我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我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象你們的報紙敢講真話，只講真話。我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對袁克定說：「中國的東鄰日本，奉天皇為神權；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國為根本制度。中國地廣人眾，位于日、英、俄之間，離合眾共和的美國則很遠。美國人斷然不能遠渡重洋，來作中國的強援。如今中國的共和制度剛剛建立，執政者多為帝國舊臣，而革命分子勢力脆弱。以袁大總統的威望，一變民國為帝國，變總統為皇帝，這正是英、日、俄各國的愿望。德國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過望，回國后即轉述與袁世凱，極力慫恿稱帝之事。
民國初年，正值德國威震歐洲，北洋軍遂處處效仿德軍。不僅教官選擇、閱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國看齊，連蓄須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須，袁世凱本人如此，其部將曹錕、馮國璋、段祺瑞……一概如此。
章太炎曾撰文痛貶西方人所用之鉛筆、鋼筆，并考證出中國古代已知使用鉛筆，只是后來才衍化為毛筆。他說：「展轉蛻變，毫之制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為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為未進化者也。」
顧維鈞任總統府秘書時，將他在哥倫比亞的老師古德諾推薦給袁世凱作法律顧問。古德諾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院長，也是全球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他忠人之事，結合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實際情況，寫出了著名的《共和與君主論》，主張中國實行君主制度。他說：「以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教育水平情況來看，既不能一成不變，又不宜變得面目全非，相對于民主共和政體，顯然以君主立憲為佳。」他本是提交給袁世凱作參考的，不料卻被袁世凱遍示于眾。古德諾因此成為跳梁小丑，并失去了代表共和黨競選下任美國總統的機會。
蔣介石留學日本時，常在電車、火車或渡輪上看到日本人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許多人讀一章節，即閉目靜坐，若有所思。蔣大受刺激，遂買了大量王陽明的著作開始研讀。他說：「對于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
羅素說：「我愛中國人，但是顯而易見的，為了抵抗兇惡的軍國主義，中國的文明將大部分被摧毀，他們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們敵人的各種劣習。」「新中國應該為自己設立目標。要保存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文雅和禮節，坦誠和謙和，加上有西方的科學知識，且把它應用在中國的實際問題上。」他相信，除非中國保存其固有的愛好和平的生活哲學，不學西方對人對事的侵略態度，否則中國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業化，不一定能增進世界和平的機會。
魯迅說：「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
1921年，李璜等中國青年黨人給巴黎大學的學者寫信，請教三個問題：一、人是否宗教的動物？二、新舊宗教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三、新中國是否還要宗教？他們收到了三位著名教授的回答，他們是中國歷史專家家馬爾塞?；格那列、小說家亨利?；巴爾比斯、社會學學者布格列，他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爾比斯認為，基督教作為經濟政治擴張的工具進入中國是個不幸。
羅素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之外的另一種宗教來加以批判，李大釗也曾同意布爾什維主義是一種類似于宗教的群眾運動。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認為中日之爭為兄弟鬩墻，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西方人言性惡，互為猜忌攻伐，衍為歐戰，若聽任之，必成人類之浩劫。日本若持續西化，亦必將擾亂東方，因此應喝止西化，荷擔起復興東方文明的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國之西化，日本須將純正的中華文明反饋中國，這是上天給予日本的使命。這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之論，日本人因之而成大東亞的政治理論。
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說：「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梅蘭芳訪美時，一位美國老太太十分癡迷，每場必到。后來她得到了與梅蘭芳見面談話的機會，她拉著梅蘭芳的手贊嘆不已，說：「這是多么好看的一雙手呵！為什么演出的時候要用袖子遮起來呢？」
何鍵離任湖南省主席前，斷的最后一個案子是，下令槍斃了一個婦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給日本商人為妾。那日本人已經撤僑回國，他的中國小妾不僅有「通敵罪」，且有辱中華女性的民族氣節，所以罪不可赦。自然不少人拍手叫好！然而不要忘記，中日開戰后，郭沫若回國當了高級官員，他留在日本的妻兒縱然遭受歧視，也決不至于被判刑或處死。可見中國當時的法律精神是多么淡薄了。
抗戰爆發后，陶行知赴美國募捐，結識了加拿大蒙特利爾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著名腦外科大夫白求恩。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紹了中國的嚴峻形勢，白求恩便馬上組織了一支醫療隊趕赴中國。
抗戰中，陪都重慶電力缺乏，燈光昏暗，可即使是這昏暗的燈光也是有限制的。對此蔣廷黼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采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4月1日將鐘表撥快一小時，行政院長孔祥熙當即反對，認為這是聞所未聞的。此議于是被否定。但是不久以后，一個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卻馬上被采納了。
抗戰后，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邀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請洪業作陪。魏德邁致詞：「中國之所以未能成為強國，對世界和平及繁榮有所貢獻，乃由于兩大敵人的阻礙。一是日本，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操縱中國政治，給中國帶來災難，現在中國在美國幫助下已經打敗了日本。第二個敵人是你們的內奸，我們美國人愛莫能助，這個內奸的名字就叫貪婪。你們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為人類的福利盡一份力量，非得除去這個內奸不可。」給魏德邁做翻譯的是另一位美國將軍普利士，他沒有翻譯魏德邁的第二段話。這時洪業站起來說：「我以平民和歷史學家的身份，向兩位將軍致謝。魏德邁將軍說得好極了，普利士將軍翻得也很準確，但他為了給我們中國人留面子，第二部分沒有翻完，現在我來把它翻完。」他的舉動只贏得了一片沉默。
抗戰后，美國為著自己在遠東的利益，極力調停國共矛盾。1946年2月，當國、共及其他各黨派在重慶上清寺簽訂一個基本方案后，美國特使馬歇爾致詞：「此協定為中國之希望。我相信其將不為少數頑固分子所污損，蓋此少數頑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榮生存權利而不顧也。」
毛澤東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贊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你健康！」毛回答道：「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斯大林打斷他的話：「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頹勢一發而不可收，胡適、雷震等人辦了一份雜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喪氣的軍民，挽大廈于將傾。胡適提議，當年戴高樂在國難中辦有一份《自由法國》，那么現在的這份雜志不妨叫《自由中國》。雷震即向蔣介石轉述這層意義，蔣對其大加嘉許。但等他們都移駕臺灣之后，這份刊物卻成為攻擊國民黨毒材統治的利器，最終被封禁了事。
雷震案發生后，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紐約時報》上質問美國政府：「我們廣大的援助背后，竟沒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嗎？我們冒了戰爭的危險保障臺灣，只不過是為了支持一個寧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國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進步的毒材政權嗎？」
中國從英國進口斯貝發動機，英國人感到很奇怪，因為斯貝發動機是中國人吳仲華發明的。吳仲華20多歲就在英國當了教授，在日內瓦會議時見到了周恩來，要求回國，雖然英國方面拼命挽留，他卻義無反顧。他回國幾十年內都默默無聞，還不斷受到批斗。后來國家發現進口的斯貝發動機有質量問題，便派他去交涉，英國人聽說他來了，馬上同意照價賠償，不少英國專家還聲稱吳是他們的老師。
文革中，商店招牌大多改為「工農兵」、「紅星」、「延安」、「韶山」之類的革命名稱，此外還要在合適地方寫上「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口號，即所謂「一片紅海洋」，外觀上根本看不出是賣哪種商品的。尼克松訪華時，北京的「紅海洋」突然消失了，很多商店恢復了原來的招牌，這也算是尼克松對中國的一大貢獻吧。
1972年，中美在杭州談判，因在對臺灣的表述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陷入僵局。談判閑暇，基辛格指著西湖的蘇堤問：「那是什么？」喬冠華答：「那是蘇堤，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杭州市長蘇東坡修的。」基辛格，又問：「這一邊是西湖，另一邊呢？」喬答：「也是西湖。」基辛格忽有所悟，遂與中方達成共識。次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其中有云：「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異議。」
杜維明對唐德剛說：「近百余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 
發表於 2010-2-28 09: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