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60年：香港故事

Ψ丹尼王子

20-9-2009

香港《蘋果日報》

CCP建政60年：香港故事

前言

60年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轉折。經歷抗日戰爭，經歷國共內戰，苦難的土地上再次改朝換代，徹底改變了我們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多少中國人的命運。

歷史不應只由掌權的說了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整整一甲子之際，本報今天起推出《CCP建政 60年：香港故事》專版，從香港的視點回顧過去，慎思未來。

 

北京傾全國之力慶祝建國 60周年。電影《建國大業》與種種慶祝國慶的活動如火如荼。可是，如果我們問： 1949年是中國建國嗎？那麼中國豈非只有 60年歷史，又如何是五千年古老大國呢？回顧歷史， 1949並非中國立國之年，也不是中國亡國後又重新建國之年，而是同歷史上的多次變遷一樣，從另一批中國掌權者手上奪得政權的改朝換代。準確地說， 49年不是建國，而是CCP建政，今年是CCP建政 60年。

正名

改朝換代的是大陸，被代替的政權則遷移台灣。因此，今年也是國民黨政權遷台的 60周年。大陸固然有 60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書市也出現了 1949年的熱潮，許多作家紛紛出版對國府遷台 60年的政治、社會或個人的回憶。 49年對台灣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夾在兩岸中間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 49年的政治是穩定的。 49年前後，突然湧來了許多移民，使 1945年只有 60萬的香港人口激增。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60年的香港故事，就從全國各省遷來大批移民開始。

過客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 70年代中期，文革及 67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遷徙

隨後九七問題出現了，中國收回香港的意向衝擊着港人剛剛建立起來的對香港的認同，人們認識到我們還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政治的陰影。一百多年在中國政治動盪的邊緣得以倖免的香港，終於嘗到 1949年中國專權政治的滋味了。港人對八九文混的投入，「64」螢幕前的熱淚，及其後北京對「64」的取態，衝擊着港人的價值觀。九七和64，使香港出現了移民潮。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是二次逃亡。第一次從大陸逃來香港，第二次從香港逃往美加澳紐。

接下來是香港回歸。回歸後司法獨立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穩住了香港人心。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崛起，又使許多在海外無法適應移民生活的港人，再回流香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三次遷徙。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生經得起多少次飄蕩、流徙？香港的故事就是在CCP建政 60年的衝擊下，躲避、創業、遷徙、拼搏的辛酸和沒有根的故事。

60年來，香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經歷很大的改變。 80年代中英談判前，香港所有中文報紙，除了CCP辦的左報之外，大都以「中華民國」紀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輿論，政治思潮，學術文化，是國共思想鬥爭的延伸。輿論非左即右，陣線分明。只有少數報刊有獨立輿論。但在CCP眼中，獨立輿論也被貼上「親英」的標籤。回歸後，一切翻轉。所有報刊都以公元紀年，大部份輿論，已自動獻身於「愛國」了。

人生

筆者 1948年 5月跟從父母，從動亂的大陸移居香港。逾 60年來，離港往外地旅行居住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個月。筆者的成長、工作、生活、婚姻，也都受CCP政權的影響。CCP建政後不到一年，筆者就進入左派學校即愛國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左派出版社任職，後創辦左派刊物《七十年代》開始論政生涯。五、六十年來，關心國是，所從事的職業也緊繫着國家民族的命運。要說「愛國」的資格，也夠老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力量」仍薄弱，但絕大部份的愛國左派都懷着純真的理想，認同CCP宣示的價值觀，要為祖國的事業獻身。先是一批批中學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其後在大躍進期間又有大批工人被動員回內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這些獻身祖國的人，都經歷了「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的歧視，匍匐於「海外關係」的陰影下，在大陸是二等公民。他們懷着身心的創傷，灰頭土臉地一個一個在十年後又陸續重回香港，幾乎無一例外。回港後大部份人缺乏適應香港社會的技能，落寞地生活在底層。這裏多的是有血有淚的香港故事。

愛國至於留在香港、投身愛國機構的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包括左派影圈中曾紅極一時的影星，大部份也都晚景凄凉。宣稱「為人民服務」的愛國機構，對屬下員工比絕大部份的資本家更無情。這裏也多的是悲戚的香港故事。

回歸後，香港故事改頭換面。原來不愛國甚至反愛國的，都愛國了。愛國不再是純真情懷，而是政治經濟利益。於是，那些早年抱着追求國家均富理想的老一輩，在現實面前，對CCP「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作出感嘆：先愛國不如後愛國，後愛國不如不愛國。

CCP政權的本質也變了。掌權者除了繼續緊抱專政權力不放之外，建政初期「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變成視老百姓為「屁民」的既得利益者。「革命革了幾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老百姓的地位應比解放前更不如。向錢看、向權看是氾濫全國的價值觀，它也像傳染病似的毒化香港原來機會尚算平等的社會。香港衍生出種種讓人想像不到的奇形怪狀故事。

CCP建政 60年，太多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清代孔尚任的曲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正反映我們這一代曾追隨CCP建政時的理想號召的過來人，今天的心情：理想的高樓已崩塌，換上豪華的、朱門酒肉臭的高樓；賓客還繼續飲宴，但所有賓客都不是昨日面貌了。這座新型大廈的樁腳穩固嗎？還是終有塌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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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Ψ丹尼王子 於 2009-10-2 00:29 編輯 ]

Ψ丹尼王子

1949年撤退　流落香港
國軍在調景嶺的日子

1949年是戰亂未平、大局已定的一年。 960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裏到處是生離死別，到處是家破人亡。

一些人面臨抉擇：是去是留？他們當中，有資本家，也有知識分子。

一些人沒有選擇，遷徙逃亡。他們當中，有敗陣國軍，也有國軍眷屬。

面對共產政權上台，為了政治立場也好，為了保命求生也好，為了實際利益也好，百萬人倉皇南下，扶老攜幼來到了英國人管治的香港。

不少人以為，他們只是暫寄邊城，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誰知道，一晃眼竟已是 60年。　記者：陳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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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儀記得，在調景嶺時，對面住了一位「楊大爺」。在調景嶺被叫作大爺的，原本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這位楊大爺，相信也有少將級，當年來不及登上撤退的船艦，輾轉流落香港，直到回歸前調景嶺快要清拆，才得知戰亂中失散的妻兒，半世紀以來，原來一直都在台灣。

調景嶺變成地鐵站和私人屋苑之前，曾經是個寫滿「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漫天飄揚的地方。 1949年，兵敗山倒的國民黨部隊在炮火中後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成為難民避難所，「夜晚樓梯口瞓滿人，成條青山道都係咁。女人抱住細路乞食，樓上嘅人用報紙包住冷飯菜汁掟落街，難民猛嗌多謝。」






軍人變難民棲身A字棚

大批國軍來到廣州，來不及登船，只好沿鐵路走到香港。「有人仲拎住槍，來到香港邊境先繳械。」上萬名不懂廣東話的外省官兵在摩星嶺聚居，等候東華三院每天派飯接濟。 50年 6月 18日，一班左派人士走來大跳秧歌舞，引發衝突。「香港政府覺得唔掂，呢班軍佬無路可走，衝落嚟點算？衝落嚟就係中環，係香港命脈所在。」一星期後港府用渡輪將他們送到荒蕪的「吊頸嶺」，難民搭起油紙「 A字棚」棲身，那裏從此喚作「調景嶺」。

39年出生的王國儀 50年來到香港，跟父親團聚，因為家貧，考入毋須交學費的天主教鳴遠中學，搬到調景嶺居住，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調景嶺教書和出任營區服務處主任。他說，調景嶺卧虎藏龍，有將軍有學者，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





－五十年代調景嶺－
難民在調景嶺住 A字棚，吃港府派的飯菜。


半世紀後才與妻兒重逢

像楊大爺，孤身流落調景嶺，過了大半生，到 1996年調景嶺拆卸前夕，才發現打仗時留在家鄉的妻子， 1949年帶着兒子，在他屬下的勤務兵護送下，趕上撤退的船艦，到了台灣，卻一直等不到他的消息，以為他死了，後來跟那個勤務兵結了婚。半世紀之後，楊大爺跟老去的妻子和中年的兒子在香港重逢，「佢哋仲喺調景嶺住咗幾星期陪佢，先返台灣。後來，楊大爺過世，個仔都有嚟香港奔喪。」

工團主席李國強的爸爸當年是國軍連長，退到香港後住在九龍仔。「當兵嘅淨係識打仗，多數做三行呢類體力勞動，有啲做咗黑社會，所以 50、 60年代有個講法話黑社會部份係右派。」李父組織工會，並加入工團。

全名「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工團，與左派工聯會都是 1948年在香港成立。「國共內戰喺大陸嘅戰場告一段落，但『戰場』延伸到香港。」兩派鬥爭白熱化， 1956年石硤尾護旗事件引發右派暴亂， 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大家互有死傷，我哋以前喺旺角嘅物業，仲有個孔松紀念堂。」李國強說，當年工廠裏兩派壁壘分明，左派工人想破壞右派地盤的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孔松為護旗被捅死。



－五十年代調景嶺－
近萬難民被遷往調景嶺，港府只提供油紙木板造的A字棚供他們棲息。


「唔肯喺中僑前面行過」

上一輩來了香港幾十年，有的還很頑固，「佢哋唔肯喺中僑（國貨公司）前面行過，情願繞過對面馬路行。我仲笑佢哋，咁你又飲東江水，食大陸米？」李國強聽母親說，父親到老還在夢中大叫「反攻大陸」。一直以為只是暫避香港的李父要到回歸，才接受現實。

「回歸後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都邀請過我哋返大陸睇吓，但諗到過去同左派鬥爭，犧牲十幾二十條生命，始終有啲情結。」當國民黨主席已經多次訪問大陸，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李國強卻至今都沒有領取回鄉證。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已經停止資助工團，李國強倒沒所謂，「睇到台灣實現政黨輪替、直選總統，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部份落實到，已經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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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Ψ丹尼王子 於 2009-10-2 00:33 編輯 ]

Ψ丹尼王子

知識分子南下　開墾文化新土壤

從深水埗桂林街 61至 65號門前走過的人，很少會留意這幢快將清拆的老舊唐樓。但對列航飛來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地方。



新亞第二屆畢業生列航飛手持 1953年與錢穆合影的畢業照。







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

「 1949年 10月我入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新亞書院前身），聽咗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門課，好強烈咁吸引住我，自此改變咗我嘅人生。」錢、唐、張都是大師級的學人， 1949年南下香港。同年，才 19歲的列航飛也由廣州坐火車逃難到香港，「流亡的教授、流亡的學生、流亡的學校，係不尋常時代嘅產物。」

錢穆是著名的儒家學者， 1949年春天，眼見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雖為江南大學創辦人榮德生（榮毅仁父親）極力挽留，但去意已決。同年 8月，毛澤東撰文，點名批評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時，錢穆已到了香港。

「我爸爸係國軍少將，我當時讀廣州黃埔中正中學，係黃埔軍校旗下嘅子弟學校。我原本已經考到中山大學，廣州法學院、華僑大學亦錄取咗我。」戰亂打碎了少年的躊躇滿志，離亂中流浪裏，滿街都是列航飛那樣逃難來港的失學青年。

就在那時，錢穆與同行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經濟學家張丕介合力辦學，翌年改名新亞書院，遷入深水埗桂林街幾個狹小的單位。時局艱難，學校交不出房租，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卻有一種精神支撐着他們繼續學習──「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後來把它寫進了新亞的校歌。

有的學生晚上索性睡在學校的走廊和樓梯，老師上落都要小心翼翼的跨過。「瞓樓梯唔係最苦，有啲學生住喺調景嶺、荃灣，付唔起車費，行幾個鐘嚟深水埗上課，但兩餐都未有着落。有啲同學做苦力、去馬鞍山開礦、或者去石場揼石仔。有個同學為咗爭取營養，連橙皮都浸水飲埋。」

手空空無一物，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依然慕名入學，像後來當上亞洲影后的林黛，就短暫做過列航飛的同學，「十八無醜婦，雖然當時唔覺佢嘅明星風采。」那時叫程月如的林黛，父親程思遠曾是國民黨桂系第一號人物李宗仁的秘書。




「將文化智慧保存起來」

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形容他們這些南來的師生是「共同的文化難民」，他們卻為香港的文化、教育開墾了新的土壤。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殖民地第二所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員。余英時、唐端正、列航飛等新亞學生 1952年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初以教導年輕讀者「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統治的真相」為宗旨，受美國資金支持，後來卻成為影響香港幾代本土文藝青年的刊物。

Ψ丹尼王子

左派辦達德學院　有個民主禮堂

「達德學院」這名字，一般香港人感覺陌生，但這所由當時CCP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CCP南方局書記董必武籌劃、與當時民主黨派合作， 1946年 10月在香港成立的大專院校，在CCP建政上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年，它的校舍就在屯門青山腳下，曹禺、茅盾、郭沫若、喬冠華、何香凝、章伯鈞都曾來講學。



何銘思說，當年港英容許CCP在香港辦學，是一貫的政治平衡手段。王子俊攝


蔡廷鍇借別墅作校舍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是達德書院首批學生，那時已是共產黨員的他讀了不足一年，就離校北上，「 1946年國共破裂，我讀到 1947年離開，返內地參加武裝鬥爭。」

內戰初起，達德成立，由不滿蔣介石、同情共產黨的抗日名將蔡廷鍇借出別墅作為校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達德成了大批不容於蔣介石的民主黨派學者的立足地，並開設商業經濟、法政、文哲學系，在時局穩定的香港培植人才。

港英政府當時容許CCP在香港辦學，何銘思認為是英國人一貫政治手段，「英國人好叻，好會考慮政治問題，當時唔知共產黨贏定國民黨贏，所以採取一貫扶一啲人去壓一啲人嘅手段。」但 1949年初CCP勝券在握，港督葛量洪隨即在 2月下令封閉達德。

CCP安排達德師生撤離，不少人後來成為機關幹部的骨幹。




千家駒遭受殘酷批鬥

何銘思指出，CCP建政初期需要這些人，但達德一些師生後來遭遇悲慘，「 1957年反右，有啲教授自殺。」曾到達德講學的章伯鈞因在「大鳴大放」中批評CCP，反右時被打成頭號右派分子；曾任教達德講授《租稅論》、《貨幣銀行學》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一度試圖跳崖自盡。

達德的校舍後來賣給教會，現在只餘名為「馬禮遜樓」的法定古蹟。「學校本部有個『民主禮堂』，我哋嗰時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何銘思認為，當局一直含糊對待達德的歷史，與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的遭遇不無關係。

Ψ丹尼王子

工業資本家　帶來技術與資金

1949年前後來港的，當然還有資本家。

1945年日本戰敗時，香港人口只餘 60萬，到 1951年，已增至 220萬。新移民為香港提供了勞動力，更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世紀 20年代香港已經有紡織業，但 1949年以後來港嘅上海紡織工業家，將香港紡織業帶到新階段，無論技術、資金或者人才。」

包玉剛原是銀行副總

研究商業史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指出，這段歷史對香港工業化很重要，這些原來在上海生活的老闆，很早已跟洋人打交道，他們既逃避CCP，又不想去台灣，來到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香港後，跟港英打交道，也難不到他們。

那時來港的銀行家不及紗廠老闆多，但也不少。香港人都知道包玉剛是船王，但他原本是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來港後才轉投航運業。當時來港後能站穩陣腳、繼續在銀行界發展的，卻只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的李銘，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李培德指出，當時陳光甫對內地政權持觀望態度，來港後仍遙控大陸的生意，「但後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內地）股份冇埋。」




建政前已對港商統戰

李培德又發現，CCP早在建政前已對香港商界進行統戰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即見成效。

他指出，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時想取回海外的中國銀行資產，但時為中銀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指令，更一早以天價投得中環德輔道中的地皮，興建中銀大廈（即舊中銀），以拖延交出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