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knaki 高昌建除十二神 Idikut

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23:42

请教一个问题（Uygur İdukut Devleti)

高昌回鹘
吐鲁番畏勿儿政权

吐鲁番回鹘亦都护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le+Search&meta=
"亦都护"

http://www.iskz.com/cn/?viewthread-9265.html

［原创］元代畏兀尔亦都护世系考

一．巴尔术阿尔忒的斤（？－１２２８／１２２９）　　　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１２０９年高昌回鹘国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以下引用＜元史＞：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秦日：＂臣闻皇帝威德，即弃契丹旧好，方将通诚，不自意天使降临下国，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１２１１年（辛末）朝帝于层绿连河，使尚公主也立安敦（即阿勒坛安敦），且得序于诸子（收其为五子排在四子之后），与哲别那颜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经律严明，所向克捷．双从帝征你沙不里，征河西，皆有大功，即卒，而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世界征服者＞一书表示巴尔术死于成吉思汗之后，
二．怯失迈失（１２８／１２２９－１２４３？）
他是巴尔术的儿子，在父亲死后继承亦都护，并与阿剌真别吉成婚（窝阔台女），＜世界征服者＞一书中说怯失迈失在接任亦都护不久就死去了，由他的弟弟萨仑的奉脱列克那（乃马真后）之命接任亦都护，故层失迈失应卒于１２４２－１２４５年之间（乃马真后于这四年间主蒙古国政务），故取中间值，１２４３年．
三．萨仑的（１２４３？－１２５２）
＜世界征服者＞一书中讲因其在位时欲杀掉所辖境内的所有穆斯林，后事因一个叫帖格迷失的奴隶的告秘于蒙哥可汗，被交与亦都护兄弟斡根赤亲手把他斩首，个人认为因同贵由系及其后妃海迷失关系较亲近或者支持贵由系登上汗位（志费尼做为一个蒙古官员是不能把真相写出的），是最终导致在蒙哥上台后，除掉萨仑的真正原因．
四．玉古仑赤（即斡根赤）（１２５２－１２５５？）
＜元史＞中表示其死于宪宗代合州之前即１２５８年以前．但决议南征的事是１２５６年如开的库里尔台大会上所定之事，故我认为其应死于１２５５左右，死后其子马木剌的斤嗣位．
五．马木剌的斤（１２５５？－１２６６）
将探马军万人，从宪宗代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还火州卒，至元三年（１２６６）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
六．火赤哈儿的斤（１２６６－１２８６？）
至元二十二年（元史误作十二年，贬害众人）（１２８５）海都、都哇率军十二万围火州，后以一女嫁都哇解围，后畏兀尔部应战争中损失较重东迁，东迁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冬之际。复原后的史实是，至元二十二年某时，都哇击败阿只吉、奥鲁只、出伯所率元军，乘势围困火州六个月，解围后火赤哈儿入京朝觐，二十三年，元军主力进驻天山南北，同年秋，与叛王发生大战，元军失利，在此期间，火赤哈儿也返抵西域，见火州一带陷于战火，故而停驻哈密，观望局势，不久，遭叛军突袭而亡，余部东撤入关，定居永昌（以上引贾从江先生之论）。
七．雪雪的斤（１２８６？－１３０８）
火赤哈儿的斤死后，子雪雪的斤嗣位，成宗即位，尚雪雪的斤公主．
八．朵儿的斤（１３０８年短暂在位）火赤哈儿子．
九．纽林的斤（１３０８－１３１８）火赤哈儿子．
尚太宗孙女不鲁罕及其妹八卜叉，后八卜叉生两子：帖木儿补化，籛吉．
十．帖木儿补化（１３１８－１３２９）
大德中尚阔端太子孙女朵儿只思蛮，至大中从父入觐，备宿卫．１３２９年让位于其弟籛吉．
十一．籛吉（１３２９－１３３２）
十二．太平奴（１３３２－１３４２）
十三．月鲁帖木儿（１３４２－１３５３）
十四．桑哥（１３５３－？）
十五．不答失里（？－？）
十六．和赏（？－１３７０）

参考书目／文献：
＜史集＞
＜世界征服者＞
＜元史＞
＜元代畏兀尔迁居永昌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贾丛江先生

http://www.makuielys.info/wenz1/ ... s&id=1051781109

第一节一、归附蒙古的畏兀儿亦都护作者:未知类别:中国民族史日期:2003.05.01 17:25 今日/总浏览: 2/959

中国民族史
第三章
第一节一、归附蒙古的畏兀儿亦都护

蒙元时代称回鹘为畏兀儿，与现代的民族名称维吾尔为同名异译。当时高昌畏兀儿君主的称号为「亦都护」，或译「亦都兀惕」，①意思是神圣的陛下（圣上），或云为幸福之主，②也有学者认为此名称借自汉语「都护」一词。13世纪初，高昌亦都护为巴而术阿而忒的斤。③

自从12世纪30年代高昌回鹘成为西辽的附庸以后，历时70多年。西辽派驻高昌监国的少监等官压制亦都护，欺凌畏兀儿人民，强征贡赋，搜括民财，引起广大畏兀儿群众严重的不满，与亦都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209年（元太祖四年）春，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闻成吉思汗崛起的威名，于是杀西辽少监等官，准备转而归附蒙古。时值成吉思汗派遣使臣按力不也和奴答拜至高昌。亦都护大喜，便派官员别吉思和阿邻帖木儿二人④去朝觐成吉思汗，表示「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⑤。

1211 年（元太祖六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至怯绿连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朝觐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认他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并将女儿阿勒阿勒屯许配给他，⑥《元史》称此女为「公主也立安敦」。⑦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曾几次参加蒙古军出征。1218年（元太祖十三年）他率畏兀儿士兵300人从蒙古大将哲别攻灭乃蛮部王子屈出律。⑧1219年（元太祖十四年），蒙古军开始西征花刺子模等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部万人至海押立（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帕耳城西）和成吉思汗会合。后来他参加攻克讹答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尔克斯坦南帖木儿车站东北）、镬沙地区（今培吉克斯坦共和国瓦赫什河中下游平原）和你沙卜里（今伊朗东北部内沙布尔）等地的战役。他率领的畏兀儿军经常担任先头部队，「纪律严明，所向克捷」。①1226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又率部从成吉思汗征西夏。在上述历次战役中，功勋卓著。不久，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病逝。

他死后，长子怯失迈失嗣位。蒙古大汗窝阔台将阿刺真公主嫁给入朝的亦都护怯失迈失。怯失迈失在位时间不长。②死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次子玉古伦赤的斤继位。③时值窝阔台皇后脱列哥那摄政，她任命玉古伦赤的斤为新的亦都护。

玉古伦赤的斤死后，子马木刺的斤嗣位。④1258年（元宪宗八年）夏四月，蒙哥汗南下伐宋进抵六盘山，马木刺的斤率畏兀儿军万人从征。

1259年春正月，进攻合州（今四川省合川县）。七月，蒙哥汗在钓鱼山（位于今合川县东）中流矢死，撤军。马木刺的斤参战有功，在回火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香市高昌故城）后病逝。⑤

1266 年（元至元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马木刺的斤之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位为亦都护。1269年窝阔台嫡孙海都召开西北蒙古诸王大会，形成割据之势。1272年海都扶植都哇为察合台汗，联合反对忽必烈。1275年（至元十二年）都哇等领兵12万包围火州，逼迫畏兀儿亦都护投降。火赤哈儿的斤答复说：「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⑥都哇围火州半年，攻城不下。射箭书给火赤哈儿，提出要娶亦都护的女儿为妻，作为撤兵的条件。由于城中粮食将尽，为救百姓性命，火赤哈儿将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从城上吊放到城外。都哇得女，解围而去。

事后，火赤哈儿的斤到北京朝觐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嘉奖他守火州的功劳，重赏之，并妻之以（已故）定宗皇帝贵由之女巴巴哈儿公主：又赐钞10万锭，赈济畏兀儿百姓。火赤哈儿回到畏兀儿地区，屯田于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海都、都哇的军队突然袭击他。火赤哈儿寡不敌众，力战而死。⑦

当时火赤哈儿的儿子纽林的斤还很年轻。他到北京朝觐皇帝，请兵为父报仇。元世祖赐给他数以万计的钱财，并将太宗皇帝窝阔台的孙女不鲁罕公主嫁之为妻。后来这位公主去世，皇帝又将其妹八卜叉公主嫁给她。⑧元世祖命纽林的斤在河西等候，于是他就留在永昌（今甘肃省永昌县），在那里建立幕府。⑨从此以后，历代亦都护基本上以永昌为「治所」，而「遥领」原高昌王国境内的畏兀儿人民。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吐蕃脱思麻（又作朵麦，即安多东部，今青海省东部、甘肃省西南部藏族地区）发生叛乱，⑩皇帝任命纽林的斤为荣禄大夫平章政事，率领本部畏兀儿军兵万人，前往镇守吐蕃宣慰司（辖今青海省东部及附近甘肃、四川两省接壤地区）。纽林为官清正，「威德明信」，使这一带的藏族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①

纽林的斤镇守的地区与其在甘肃永昌的驻地邻近，所以他仍负责管理本民族事务。1296年（元元贞二年）三月，元成宗铁穆耳「诏驸马亦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②即招抚收容流亡的畏兀儿人。

纽林在吐蕃宣慰司镇守20多年，至元武宗（1307—1311）时才召他回永昌，专任以畏兀儿亦都护之职，并赐给他「亦都护」金印。③1311年（元至大四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不久，即以亦都护纽林的斤为高昌王。当年五月「置高昌王傅」，④又赐给他「高昌王」印，并规定「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⑤。及八卜叉公主病逝，元皇室又将元世祖孙安西王阿难答之女兀刺真公主嫁给纽林的斤为妻。⑥纽林的斤曾领兵回火州，恢复畏兀儿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1318年（元延祐五年）死于永昌。⑦

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次子篯吉，为八卜叉公主所生。帖木儿补化在元大德年间（1297—1307）娶元太宗之子阔端的孙女朵儿只思蛮公主为妻。 50000016_630_8⑧至大（1308—1311）中，随父入觐，在宫中担任宿卫。后来在东朝为皇太后办事，任中奉大夫，领「大都护」事。以后又以资善大夫官衔出任巩昌（治今甘肃省陇西县）等处都总元帅达鲁花赤。不久其父死，奔丧回永昌，请求将高昌王的爵位让与叔父钦察台。钦察台力辞。于是帖木儿补化继位为畏兀儿亦都护、高昌王。

元至治中（1321— 1323），帖木儿补化领甘肃诸军，仍管本部畏兀儿族人民。元泰定中（1324—1327）奉命调任，与威顺王等分镇襄阳，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之职。 1328年（元天历元年），元文宗图帖睦尔将帖木儿补化召至京师，帮助解决帝位之争。帖木儿补化因功任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之职；翌年正月，又以旧官勋封拜为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因他从畏兀儿亦都护升任为元朝的宰相，「位极人臣」，于是，他让王位于其弟篯吉，由篯吉担任高昌王、畏兀儿亦都护。⑨。

在元代，高昌畏兀儿王国曾享有若干「自治」权利。亦都护对本国人民仍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如元初畏兀儿人布鲁海牙，历任燕南诸路廉访使、顺德等路宣慰使等职，皇帝赐给他绫绢5000匹及丝絮等，其弟益特思海牙即向他「求四之一纳其国赋」。 50000016_630_10⑩畏兀儿人之间的诉讼，由当地本民族的副头目审讯；畏兀儿人与其它民族之间的纷争，由元朝的地方官和畏兀儿族中的头目共同裁决。但从总体上来看，当时畏兀儿地区仍归元朝政府统一管辖，在其境内设官、置驿、屯戍、收税、行交钞等。

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原高昌畏兀儿王国夏都，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畏兀城子里军站事」①。1279年五月，「命畏吾（兀）界内计亩输税」 ②。1280年正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③。三月，在畏兀儿境内置交钞提举司④；1283年又在「畏兀儿地」设交钞库⑤。1280年十二月，元朝在别失八里设立北庭都护府。⑥1281年二月，取消原来的畏兀儿「断事官」，将其职能划归北庭都护府，提升北庭都护的官阶为从二品。同年，「自太和岭（位于今山西省朔县东南）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年夏四月，「立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和州即火州，原是高昌畏兀儿都城所在地，是时亦由元朝的宣慰司直接管辖。1286年十月、十一月，元朝先后两次派兵共1400人至别失八里屯田，并在当地设置元帅府总管其事。

来源: 圣城麦地纳之声
提交: makuiely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8F%E5%85%80%E5%84%BF

畏兀儿（Uihur）是元代對高昌回鶻國的稱呼，實是來自突厥語 Uighur 的音譯。學界習慣稱呼為「高昌回鶻」，日本學者慣稱之為西州回鶻。元代有多種譯法：畏兀儿、畏吾儿、伟兀、伟吾而、卫吾、委兀、外五、瑰古、乌鹆、畏午儿等。宋代称高昌回鹘。他們是聯族。意思是聯盟，祖先是由烏揭與丁零組成，即唐朝的回紇 (回鶻人)。穆斯林史家稱托古茲古茲。

高昌回鶻的歷史回鶻人在蒙古草原取代突厥王朝而興起，到840年被黠戛斯人擊破後，他們遷移到高昌城建國，即漢文史籍所稱的高昌回鶻。穆斯林史家稱托古茲古茲。他們的國王名為亦都護，即是幸福之主。「亦都護」原來是拔悉密人領袖的名號。
高昌回鹘立國之初,國勢大盛,北達阿爾泰山，南越羅布泊，西南至喀什。其重心是在南疆的別失八里與高昌。別失八里是夏宮，高昌是冬宮，轉向半農牧和商業的生活。先是成為遼朝的屬國，後成為西遼的屬國，西遼派一位沙黑納(太師僧少監)監督政事，這位少監不斷逼迫畏兀兒，國王巴而術阿兒忒的斤在1209年襲殺少監，投降成吉思汗。他因此成為成吉思汗的第五子。
元朝與察合台汗國及窩闊台汗國交戰，畏兀兒人首當其衝，受到重大破壞。吐魯番被察合台汗國攻陷，亦都護帶著大量部眾遷居元朝境內。元末開始，畏兀兒之地漸漸被伊斯蘭化的東察合台汗國佔領，畏兀兒人慢慢被同化而消失。參看回紇條。

九姓與托古茲古茲學者們發現8世紀突厥王朝的魯尼文碑文有 Toquz-oghuz 一詞，如《闕特勤碑》南面第二行、《毗伽可汗碑》東面第十二行，學者將此突厥語詞匯比對為漢文的「九姓回紇」及伊斯蘭的「托古茲古茲」。
然而 Toquz-oghuz 的名號百多年來讓學者十分混淆，不知此名從何而來。Toquz是突厥語「九」，但oghuz卻是不明其意，現代學者起名為「九姓烏古斯」。
1962年，法國學者哈密屯 (James Hamiltion) 指出，這個不明的 oghuz 其實來自 ughus，ughus即「姓氏」，Toquz-ughus 即「九姓」，此正是唐代漢文史籍的正確翻譯－－回紇人有內九姓與外九姓之分，其紀功碑的漢文名為《九姓迴鶻可汗碑》。由於「九」Toquz 與「姓」ughus 連寫，前者 -z 將後者的 -s 順同化了變成 -z，變成了 Toquz-ughuz ~ Toquz-oghuz。就是這種突厥語的音韻學現像令到現代學人數十年來百思不得其解，最終被哈密屯所破解。
所以，「九姓烏古斯」已經被證實是一個歷史的錯會之譯法，該正名為「九姓」，以免混淆了10世紀中亞咸海 (Aral Sea) 一帶興起的「烏古斯人」(Oghus ~ ghus)。
波斯文史籍如《世界境域志》、《故事的裝飾》等記載的「托古茲古茲」(Toghuzghuz)，擁有如「中國城」(波斯語 Chinanj-kath) 即「高昌」(突厥語 Qoco)、「五城」(波斯語Penj-kath) 即「別失八里」(突厥語 Besh-baliq＝五城)，如「哈密」(波斯語 Qomul) 跟突厥－－蒙古語一樣 (元朝及明初將哈密譯為「哈密力」、「哈梅里」) 等等，其描述的領土只擁有新疆的綠州城市。由此可見，伊斯蘭史籍的「托古茲古茲」並非漠北草原的回鶻王朝，而是指高昌回鶻國。

亦都護突厥語「亦都」 (iduq) 意為神聖。突厥語「護」(qut) 也譯作「骨」，意為福氣。
亦都護 (iduq-qut) 最早見到735年所立的突厥魯尼文《毗伽可汗碑》。碑文東面第25行寫著「拔悉密 (Basmil) 亦都護是我的族人」。拔悉密人是一個突厥語部落，卻並非回鶻九姓的部落。後來回鶻人興起，襲破拔悉密人。或許此後回鶻君主就已有「亦都護」的稱號。
然而要遲到回鶻人在840年後遷居高昌、建立高昌回鶻國之後，才看到回鶻君主使用「亦都護」稱號的記載。也有可能是回鶻人遷居高昌後才使用此稱號。

高昌回鶻君主列表

僕固俊, ?864-874?
頡利．毗伽．天王 (il Bilga: Tngri ilig), 約954
阿兒思蘭．毗伽．天王．孫古律可汗 (Arslan Bilga: Tngri ilig, Su:ngu:lu:g Qaghan), 約981, 984
聖．毗伽．王天 (Bu:gu: Bilga: Tngri ilig), 約996-1007
合．阿兒思蘭．骨咄祿．闕．毗伽．天汗 (Alp Arsla Qutlugh Ku:l Bilga: Tngri Qan), 約1007-1019/24
闕．毗伽．王汗 (Ku:l Bilga: Tngrika:n), 1019/24後
天聖國．毗伽．阿兒思蘭．天．回鶻．答兒罕 (Tngri Bu:gu: il Bilga: Arslan Tngri Uighur Ta:rka:n), 1068後
畢勒哥 (Bilga:), 1123降附西遼耶律大石
月仙帖木兒, 1229前
巴而朮．阿而忒．亦都護 (Barchuq-Art iduq-qut), 1229-1241
怯失迷思 (Kesmez), 1242-1246
撒憐丁．的斤 (Sali:ndi: Tigin), ?-1253
玉古倫赤．的斤 (O:gru:nch Tigin), 1253-1257
馬木剌．的斤 (Mamuraq Tigin), 1257-1265
火赤哈兒．的斤 (Qosqar Tigin), 1266-1280
紐林．的斤 (Negu:ril Tigin), 1280-1318

元朝的回鶻亦都護由於察合台汗國都哇的進攻，高昌被攻陷，回鶻亦都護內遷到元朝甘肅省永昌。

紐林．的斤 (Negu:ril Tigin), 1280-1318
帖睦爾普化 (Ta:mir Buqa), 1322-1330
籛吉 (Senggi), 1330-1332
太平奴 (Taipindu), 1332-1352

察合治汗國的回鶻亦都護回鶻亦都護遷居元朝後，高昌當地另立亦都護，受察合治汗國統治。

吃剌失思．亦都護 (Kira:siz iduq-qut), ?-1309/1318
寬徹．亦都護 (Ko:nco:k iduq-qut), 1309/1318-1326/1334
？．亦都護, 約1339
成帖木兒．亦都護 (Ching Timu:r iduq-qut), 約1352, 1348/1360

参考文献

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232-234，註3。
James Hamilton, "Toquz-oguz et On-uygur", Journal Asiatique, vol. 250:1 (1962)；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大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4、1984:1。注意，中譯本有嚴重排版錯誤，將希臘字母 gamma ʏ (gh) 誤改為 r 。
Hudud al-'Alam [世界境域志] (回曆372、西元982年) = V. Minorsky, Hudud al-'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1937, 1970), pp. 94-95.
Gardizi, Zainu al-Axbar [故事的裝飾] (約西元1050年) = A. P. Martinez, "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pp. 109-175.

Volker Rybatzki, "Titles of Tu: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 (2000), pp. 205-292.
耿世民：〈高昌回鶻王國〉，《新疆文史論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頁229-238。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吐鲁番回鹘人像回鹘人像
高144.5厘米宽35.6厘米
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出土
此为设色幡画,幡头为三角形,下端有帛带。幡多悬挂在殿堂梁上或墙上。吐鲁番出土的幡画很多是供养人像。此幡系描画一位回鹘王侯长者，其头戴山形冠，身着窄袖长袍，为典型回鹘装束。该画人物左侧商有回鹘文铭记。这是唐代表现边疆少数民族人物的图象，对了解回鹘的服饰及艺术成就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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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线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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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王族女供养人像
高66厘米宽57厘米
（德）柏林印度美术馆藏
此画中人物应是回鹘王的公主，他们头顶冠，两鬓垂发髻遮耳，上簪金凤等簪钗花钿，身着窄袖翻领长袍，脑后垂红色中间挽花结的及地带饰。两人服饰相同，只是多戴耳坠不同。图右人物旁有回鹘文榜题，据考证当译为「此为赫。海尼斯公主约伊之像」。

点击可见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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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26:23

Karahanlılar 当然就是现在所说的"黑汗国"或"哈喇汗国"了.

公元九世纪左右由突撅旁支的葛罗录建立. 那时候还没有"维吾尔族". 那时候的回鹘还在蒙古草原, 说的是与今天裕固语, 图瓦语相似的南西伯利亚方言. 而葛罗录不同, 说的是与今天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相似的中亚方言.

黑汗国建立初, 信佛教. 后来萨图-布拉汗因为受到伊朗-阿富汗的萨曼王朝影响, 成为第一个非奴隶建立的以伊斯兰为国教的突撅人政权.

萨图布拉时期, 回鹘已经建立了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哈喇和卓(高昌)亦都护政权. 黑汗作为穆斯林政权, 对佛教的高昌和于阗发动了圣战. 黑汗人曾有: "我们占领维吾尔人的城市, 在佛象头上撒尿"的诗句, 证明黑汗人虽然是今天维吾尔文化的主要文化渊源, 但却不认同佛教的"维吾尔"一名.

和高昌一样,黑汗文化被并入后来的察合台-贴木尔中亚文化, 在后蒙古时期形成了所谓"莫卧儿"的共同文化: 农民叫塔兰奇, 商人叫撒尔特, 统治阶级叫"莫卧儿", "朵喇特", "察合台人"或"贴木儿人". 喀什和乌孜别克斯坦的主要城市, 都是撒尔特城市商业文化的代表. 那时其实没有"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的区别. 所谓"乌孜别克人"只不过是取代"贴木儿人"的新统治阶级.

后来, 不属于乌孜别克人统治的新疆撒尔特-塔兰奇人才重新启用"维吾尔"这个认同, 主要是因为汉族人称呼他们为"缠头回回"的缘故.

宋代, 黑汗多次与宋和亲, 统治者与宋主以侄舅相称, 采用"归忠保顺鳞黑韩王" 的称号. 后来西辽征服黑汗, 占领其都八里沙衮城, 改为西辽都虎思斡儿朵, 但没有灭亡黑汗王系, 而是把他们重新分封到喀什. 由于辽人的"南北面官"制度和黑汗人与宋人的文化关系, 辽人把黑汗王重新封为"桃花石汗", 也就是"汉人汗", "拓跋汗"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初契丹人统治新疆中亚的时候把维族称为"汉人", 今天维族却反过来把汉族称为"契丹子" (黑大衣).

转换成数学公式, 可以得出: 侵略者无论属于什么民族, 都可以称为"契丹". 被统治者无论属于什么民族, 都可以称为"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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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男子供养人像
尺寸不详
头戴金冠，披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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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王族像
高62.4厘米宽59.5厘米
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德）柏林印度美术馆藏
图中为壁画中供养人，系回鹘三位王子像。
此图中人物头戴金花冠，系由唐式介帻演进而成的有金花装饰的金冠，背后垂二或四辨发。小花锦小袖长锦袍，腰雌唐朝初期官服制度的蹀躞带，及所佩生活应用小饰物，还完全保留着唐初官服制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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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王族像.jpg (147.64 KB) 2008-1-9 18:11

ZIYA GOKALP 说土耳其民族最初寄汉文明而存, 后来转附波斯阿拉伯文化, 到现代当跳到西欧文化成为其暂寄成员, 真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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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27:04

1.《Atabet-ül Hakayık》的作者Ahmet Yuknaki，书名和作者中文译名怎么译？
2.「Sardian Iylle's empire 塞依迪亚王朝 Saltuk Bugra Khan 所建」中的Saltuk Bugra Khan 中文译名是什么？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le+Search&meta=
"苏图克·博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苏图克·布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萨杜克·布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萨图克·布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苏土克·布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蘇圖搏格拉汗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布格拉汗

The Qarakhan, Ghazna, Khwarezm-Shah, Seljuq and Saidi tribes that were born in Turkestan set up states under the banner of Islam and provided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urkish-Islamic culture, thus rendering a great service to human kind. Prominent statesmen such as Satuk Bughra Khan (---/d. 955-956), Seljuq Bey (---/d. 1007), Mahmud Ghaznavi (b. 998-d. 1030), Malik Shah (b. 1055-d. 1092), Timur (b. 1336-d. 1405), and Babur Shah (b. 1483-d. 1530) were among the great figures who emerged from those lands. Imam Bukhari, Imam Tirmidhi, Ibn Sina (Avicenna), Abu Nasr al-Farabi (Avennasar), Narshaki, Zamakhshari and Marginani, who enriched the libraries of Islam with their works, were among the great thinkers who forged the way for other scientists of the world. Furthermore, Makhmud al-Kashgari, author of the Diwan Lughat at-Turk, Yusuf Khass Khadjib, author of the Kutadgu Bilig, and Ahmad Yuknaki, the writer of the great Atabet'ul Haqayiq, also lived in Turkestan, the cradle of Turkish-Islamic civilization. Scholars such as these, of whom we have cited only a few, are 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East Turkestan to the Turkish and Islamic worlds.

Works such as the Kutadgu Bilig and the Atabet'ul Haqayiq a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to world history as they are to that of the Turkish-Islamic world.

http://www.eastturkestan.net/china03.html

Edib Ahmed Yüknekî
ve - Atabet ül
Hakaayık
Atabet  ül-Hakaayık  12.  asrın  ilk  yarısında,
Yüknekli Edîb Ahmed bin Mahmud tarafından ya-
zılmış manzum bir ahlâk kitabıdır. Türk ve Acem
ülkelerinin meliği- emîr-i  âzam Muhammed Dâd
İspehsâlâr Beg'e sunulmuştur.
Edîb Ahmed, 11. asır sonlarıyla 12. asrın ilk
yarısında yaşamış; Arapça'yı, Farsça'yı öğrenmiş;
tefsir, hadîs gibi İslâmî ilimleri tahsil etmiş; takva
sahibi,  âlim,  fâzıl  bir  Türk şairidir.  Gözleri  gör-
meyen  bu  Karahanlı devri  Türk şairi hakkında
kaynaklarda  fazla  bilgi  yoktur.  Şöhreti  Ali  Şîr
Nevâî devrine yani 15. yüzyılın sonlarına kadar
devam etmiş ve hayatı hakkındaki bilgiler men-
kıbeleşmiştir. Nevâî, Nesâim ül-Mahabbe adlı ese-
rinde, Edib Ahmed'in İmâm-ıÂzam'm talebesi ol-
duğu ve İmâm-ı Âzam tarafından çok beğenildiği
şeklindeki menkıbevî malûmatı kaydeder.
Atabet ül-Hakaayık, tıpkı Kutadgu Bilig gibi
Şehname vezninde yani aruzun "feûlün feûlün
feûlün feûl" kalıbıyla yazılmıştır. Eserin başmda
yer alan Tanrının- peygamberin, dört sahabenin,
emîr-i  âzam  Muhammed Dâd  İspehsâlâr  Beg'in
medhi ve kitabın yazılışı hakkındaki kısımlar be-
yitler halindedir (80 beyit) ve gazel tarzında ka-
fiyelenmiştir. Asıl eser dörtlükler halindedir ve her
dörtlük mânilerde olduğu gibi "aaxa"  şeklinde
kafiyelenmiştir. Her ikisi de Karahanlı devrine ait
olan  Atabet  ül-Hakayık  ile  Kutadgu  Bilig'in  bir-
birinden ayıran en önemli özellik budur. Kutadgu
Bilig'in beyitler halinde ve  mesnevî tarzında ya-
zılmasına mukabil Atabet ül-Hakaayık dörtlükler
halinde ve mânilerin kafiye düzeninde yazılmıştır.
Ancak Kutadgu Bilig'de aralarda zikredilen dört-
lüklerin hem vezince- hem de kafiye düzeni ba-
kımından Atabet ül-Hakaayık  ile  ayniyet  gös-
termesi  ilgi  çekicidir.  Aynı devrin  eseri  olan
Divânü Lûgati-'t-Türk'teki dörtlükler ise hem hece
vezni ile yazıldıkları için, hem de koşma tarzında
kafiyelendirildikleri için farklılık gösterirler.

Page 2

115
Vezin  ve  kafiye bakımından  Atabet  ül-
Hakaayık da çok sağlam değildir. İmâleler boldur.
Tam ve yarım kafiyeler yanında bazen yakın ses-
lerin de kafiye olarak kullanıldığı, hatta bazen re-
difle yetinildiği görülür. Mısra başı kafiyesinin izleri
Atabet  ül-Hakaayık'da  kutadgu  Bilig'den  daha
güçlü olarak devam eder. Birçok mısralar arka ar-
kaya aynı seslerle başlamakta, bilgi ile ilgili dört-
lüklerin çoğunun başında hep b sesi bulunmaktadır.
Atabet ül-Hakayık, bir ahlâk ve öğüt kitabı ol-
duğu için tamamen hikmet üslûbu ile yazılmıştır.
Kutadgu Bilig'deki üslûp çeşitliliği onda görülmez.
İki eserin mahiyetçe birbirinden farklı olduğunu
unutarak  birini  diğerinden  üstün  saymak  doğru
değildir. Kutadgu Bilig'in öğüt veren kısımlarıyla
Atabet ül-Hakaayık edâ ve üslûp bakımından bir-
birine çok benzemektedir ve biri diğerinden aşağı
değildir. Bütün nüshaları karşılaştırarak eseri mü-
kemmel  bir  şekilde  işleyen  Reşid  Rahmeti  Arat
Atabet  ül-Hakaayık'm değeri ve  mâhiyeti hak-
kında şunları söylemektedir: "Atabet ül-Hakaayık
ayrı bâbların  başlıklarından  da  anlaşıldığı gibi,
Türk-İslâm muhitinin kültür çerçevesi içinde, fert-
lerin terbiyesi için tanzim edilmiş olan esâsları, ol-
duğu gibi, Türkçe ve manzum olarak tekrarlayan
bir ahlâk kitabıdır. Eserdeki fikirler çok defa âyet,
hadis veya başka Arapça beyitler ile tevsik edil-
mektedir; biraz zahmetle, işaret edilmemiş olanlar
için de  aynı sahada benzer  numuneleri  bulmak
mümkündür.  Müellif  burada  fikir  bakımından,
kendi içtihadından ziyâde,  malûm olan  esâsları
güzel bir Türkçe ile ifâde etmekle iktifa etmiştir.
Eserin  yazıldığı tahmin edilen  devirlerde  bu
esâsları, her okuyanın kolaylıkla anlayabileceği ve
hafızasında tutacağı bir tarzda, açık bir dil ile ve
manzum olarak neşretmenin bu  yolun yolcuları
için bir gaye olduğu düşünülürse, Edib Ahmed'in
bu işi mükemmel bir şekilde başarmış olduğunu
kabul etmek lâzım gelir. Atabet ül-Hakaayık'm ne
kadar büyük bir ihtiyacı karşılamış olduğu eserin
yazıldığı tarihten  epeyi  bir  müddet  sonra  dahi
bunun yeniden tanzimi ve neşri ile uğraşılmış ol-
masından, birçok ediblerin, gerek müellifin  ken-
disinden ve gerek  eserinden  takdir ile  bah-
setmelerinden ve nihayet Türk ülkesinin muhtelif
kısımlarında vücûda getirilmiş olan nüshalarından
iyice anlaşılmaktadır." (R.R. Arat- AH, s.8), Atabet
ül-Hakaayık, İslâmiyet'ten  sonraki  eserlerin  ço-
ğunda  olduğu gibi  Tanrıya,  peygambere,  dö;  t
sahabeye ve eserin sunulduğu emîre övgü ile baş-
lar. Sebeb-i teliften (yazılış sebebinden) sonra asıl
esere  girilir.  Eserdeki  başlıca  konular  şunlardır:
Bilgi,  dil,  dünyanın  dönekliği,  cömertlik  ve  ha-
sislik, tevâzû ve kibir, harislik, kerem, hilim ve za-
manenin  bozukluğu.  Bilhassa  bilgi  ve  dilin  mu-
hafazası ile ilgili konularda Atabet ül-Hakaayık ile
Kutadgu Bilig arasında büyük benzerlikler vardır.
Ancak Atabet ül-Hakaayık'ın tamamen İslâmî mo-
tiflere  dayandığını ve  bu  bakımdan  Kutadgu
Bilig'den farklı olduğunu belirtmek lâzımdır.
Atabet ül-Hakaayık'm sonunda Edîb Ahmed'e
ait olmayan üç ek vardır. Birinci ek müellifi meç-
hul  bir  dörtlüktür.  Burada Edîb  Ahmed'in  do-
ğuştan kör olduğu, Atabet ül-Hakaayık'm ondört
bâb üzere yazıldığı ve bir fil yükü altın değerinde
olduğu belirtilmiştir.  İkinci ek, Seyfî mahlası ile
Türkçe ve Farsça şiirler yazmış olan Temür devri
emirlerinden Seyfeddin Barlas'a ait bir dörtlüktür.
Emir  Seyfeddin  Barlas,  Edîb Ahmed'i  "edibler
edîbî" ve "fâzıllar başı" olarak nitelendirmektedir.
Üçüncü ek Arslan Hoca Tarhan'a ait on beyitlik bir
manzumedir. Arslan Hoca Tarhan, Temir ve Uluğ
Beğ zamanlarında yaşamış ve devrinin edebî fa-
aliyetleriyle ilgilenmiş mühim devlet  adam-
larından  biridir.  Edîb  Ahmed'in  babasının  Mah-
mud, memleketinin Yüknek olduğunu ve Atabet
ül-Hakaayık'm  "Kâşgarî  til"  ile  yani Karahanlı
Türkçesiyle  yazıldığını Arslan  Hoca Tarhan'm
ilâvesinden öğreniyoruz.

Page 3

Atabet'ül-Hakayık'tan:
Bismü'llâhi'r-rahmâni'r-rahîm
Tanrı'nın Medhi
1. ilahi öküş hamd ayur men sanga
2. sening rahmetingdin umar men onga
İlâhî, pek çok hamdederim sana,
Senin rahmetinden hayır umarım.
11. aya şek yolmda yiligli odu
12. kel ottın özüng yul ölümdin önge
Ey şüphe yolunda koşturan! Uyan!
Gel, ateşten kurtul ölümden önce.
3. senamu ayugay seza bu tilim
4. unarça ayaym yan bir manga
Övebilir mi seni bu dilim?
Gücüm öveyim, yardım et bana.
13. yarattı ol ugan tününg kündüzüng
14. udup biri birke yorır öng songa
Yarattı kaadir Tann geceni, gündüzünü,
Uyup birbirine yürür önü, sonu.
5. sening barlıkmgka tanukluk birür
6. cemad canvar uçgan yügürgen nenge
Senin varlığına tanıklık verir
Canlı, cansız, uçan, koşuşan her şey.
15. tünetür tününgni kününg kiterip
16. tününg kiterip baz yarutur tanga
Gündüzünü giderip karartır geceni,
Geceni giderip yine ağartır tanı.
7. sening birlikingke delil arkagan
8. bulur bir neng içre deliller minge
Senin birliğine delil arayan
Bir şey içinde bulur binlerce delil.
17. ölügdin tirig hem tirigdin ölüg
18.çıkarur körür sen mum ked anga
Ölüden diri, diriden de ölü
Çıkarır; görüyorsun, bunu iyi düşün.
9. yok erdim yarattıg yana yok kılıp
10. ikinç bar kılur sen mukir men munga
Yok idim, yarattın; yine yok kılıp
Tekrar var edersin; inandım buna.
19. bu kudret idisi ulug bir bayata
20. ölüglerni tirgüzmek asan anga
Bu kudret sahibi Tanrı, ulu, bir;
Ölüleri diriltmek ona kolaydır.
Bilgi
31. biligdin urur men sözümke ula
32. biligligke ya dost özüngni ula
33. bilig birle bulnur sa'adet yolı
34. bilig bil sa'adet yolmı bula
Bilgiden vururum sözüme temel,
Bilgiliye ey dost, bağla gönül.
Bilgiyle bulunur saadet yolu,
Bilgi bil, saadetin yolunu bul.
39. süngekke yilig teg erenke bilig
40. eren körki akl ol süngekning yilig
41. biligsiz yiligsiz süngek teg hali
42. yiligsiz süngekke sunulmaz elig
Kemikte ilik gibidir insana bilgi,
İnsan zîneti akıl, ilik kemiğinki.
Cahilin iliksiz kemik gibidir hâli,
İliksiz kemiğe kimse uzatmaz eli.
(*) Metin; Arat neşrinden aynen alınmıştır.

Page 4

51. bilig birle alim yokar yokladı
52. biligsizlik erni çökerdi kodı
53. bilig yind usanma bil ol hak resul
54. bilig cinde erse siz arkang tidi
Bilgi ile âlim yukarı yükseldi,    - -
Bilgisizlik insanı bıraktı geri. Bilgi
ara, usanma, bil ki hak Resul, Bilgi
Çin'de olsa arayın dedi.
63. biliglig kişi kör bilür iş ödin
64. bilip iter işni ökünmez kidin
65. kamug türlüg işte biligsiz ongı
66. ökünç ol angar yok ong anda adm
Bilir iş vaktini bilgili kişi, Pişman
olmaz, bilerek yapar işi. Her türlü işte
cahilin kısmeti Pişmanlıktır; ona yok
bundan başkası.
59. biligsizke hak söz tatıgsız erür
60. angar pend nasihat asıgsız erür
61. ne türlüg arıgsız arır yumakm
62. cahil yup anmaz arıgsız erür
Bilgisize hak söz tatsız olur Öğüt,
nasihat faydasız olur. Nasıl kirli
temizlenir yıkamakla; Cahil
temizlenmez, hep pis olur.
71. bilig birle bilnür törütgen idi
72. biligsizlik içre kanı hayr yidi
73. bilig bilmegendin bir anca budun
74. özelgin but itip idim bu tidi
Bilgiyle bilinir yaratan Tanrı,
Bilgisizlikten nerde, gören hayrı?
Bilgi bilmemekten nice insanlar
Elleriyle put yapıp Rabbim dedi.
Dil
79. eşitgil biliglig negü tip ayur
80. edebler başı til küdezmek tiyür
81. tiling bekte tutgıl tişing smmasun
82. kah çıksa bektin tişingni sıyur
İşit, bilgili neler deyip söyler,
Edebin başı dili gözetmek der.
Dilini sıkı tut, dişin kırılmasın.
Eğer çıksa dilin, dişini kırar.
83. sanıp sözlegen er sözi, söz sağı
84. öküş yangşagan til, unulmaz yağı
85. sözüng boşlag ıdma yıga tut tiling
86. yeter başka bir kün bu til boşlagı
Sözün iyisi düşünüp söylenen; Çok
konuşan dil, güç yetmez düşman. Boşa
söz harcama, pek tut dilini, Belâ açar
başına bu dil bir gün.
87. hiredlıgmu bolur tili boş kişi
88. telim başru yidi bu söz til boşı
89. öçüktürme erni tilin bil bu til
90. başıktursa bütmez büter ok başı
Akıllı mı olur dili boş kişi? Pek çok
başı yedi bu söz dil boşu. Kızdırma
insanı dille; çünkü dil Yarası onmaz,
onsa da ok yarası.
103. tili yalgan erdin yırak tur teze
104. keçür sen me umrüng könilik öze
105. ağız til bezeki koni söz turur
106. koni sözle sözni tilingni beze
Dili yalan yerden ırak dur, kaçın;
Geçir sen de ömrünü doğruluk üzre.
Ağız dil bezeği doğru söz olur,
Doğru sözle, söz ve dilini süsle
111. koni söz asel teg bu yalgan basal
112. basal yip acıtma ağız yi asel
113. bu yalgan söz ig teg koni söz şifa
114. bu bir söz ozakı urulmış mesel
Yalan soğan gibi, baldır doğru söz.
Bal ye, soğan yeyip acıtma ağız.
Yalan söz hastalık, doğru söz şifâ,
Bul söz, eskilerden vurulmuş bir iz.
115. koni bol könilik kıl atan koni
116. koni tiyü bilsün kişiler sini
117. könilik tonm ked kodup eğrilik
118. kedim ton lalusı könilik tonı
Doğru ol, doğruluk kıl, doğru ad al;
Doğru diye bilsin insanlar seni.
Doğruluk donun giy, eğriliği koy,
Giyimin iyisi doğruluk donu.

Page 5

Zamane
127. mecaz boldı dostluk hakikat kanı
128. minger dostta biri bulunmaz koni
129. öküşrek kişining içi gadr erür
130. koni dostung erse taşı, bil mum
Mecaz oldu dostluk, hakikat hani?
Bin dosttan biri, bulunmaz doğru.
Pek çok kişi içten vefasız olur,
Doğru dostun olsa, dıştan, bil bunu.
151. kanı emr-ü ma'ruf kılur, edgü er
152. kanı kendü edgü kişi turgu yir
153. yirer sen zamanangnı, halkın kodup
154. zamanangnı yirme kişisini yir
Hani emr-i mâruf kılan iyi er?
Hani iyi kişinin duracağı yer?
Yerersin zamaneyi, halkı koyup,
Zamaneyi yerme, insanını yer.
139. ajun toldı udvan vefa cevr bile
140. kam bir vefalıg bar erse tile
141. sen artak sen anm ajun artadı
142. nelük bu ajunka kılur sen gile
Dünya doldu düşmanlık, cefâ, cevr ile,
Hani bir vefalı? Var ise dile.
Sen bozuksun; ondan dünya bozuldu.
Niçin sitem kılarsın bu âleme?
143. garib erdi islam garib boldı baz
144. ibadet riya boldı abid mecaz
145. harabat oramı bolup abadan
146. harab boldı mescidi budun bi-nemaz
Garip idi İslâm, garip oldu yine,
ibâdet riya oldu, kullar mecaz.
Meyhane çevresi oldu mâmûre,
Harap oldu mescit, millet beynamaz.
147. amel koddı alim ve zahid vera
148. arif raks çıkarıp iter hoş sena
149. bidat'm yıgıgh kişi kalmadı
150. anm künde arta turur bida
Ameli bıraktı âlim, takvayı zahit,
Arif raks çıkarıp hoş semâ eder.
Bid'ati men eden kişi kalmadı,
Ondan her gün artıp durur bu bid'at.
163. uvut yitti yindip bulunmaz yıdı
164. halal yigli kanı, körünmez bodı
165. halal kendü kayda bu kün, kanı kim
166. haramm yiyürde haram tip yidi
Utanç gitti, aransa bulunmaz kokusu;
Helâl yiyen hani, görünmez izi.
Helâlin kendi nerde bugün, hani?
Kim haram yerken, haram diye yedi?
167. budun mallıg erke urup yüzlerin
168. tözü kul kılurlar azad özlerin
169. kim ol malsız erse ol erni körüp
170. yüz evrüp keçerler yumup közlerin
Millet zenginlere dönüp yüzünü,
Hepsi köleleştirir azat özünü.
Nerede bir yoksul görse birisi,
Yüz çevirip geçer yumup gözünü.
171. aya malka suk er, yakin bil, bu mal
172. bu kün kadgu sakmç, yarın yük vebal
173. haram erse malıng azab ol songı
174. hisab ol eğer bolsa malmg halal
Ey haris kimse! İyi bil ki bu mal
Bugün kaygu endişe, yarın yük vebal.
Haram ise malın azaptır sonu;
Hesap var, eğer olsa malın helâl.

Atabetü'l Hakayık (Gerçeklerin Eşiği), Edip Ahmet Yükneki'nin, Karahanlı beylerinden Muhammed Dâd Sipehsalar'a hediye ettiği, hadis ve Arapçabeyitlere dayanarak yazdığı şiirlerle, ahlaklı insan olmanın yollarını,ahlak ilkelerini açıklamış, çeşitli ahlakî öğütlerde bulunmuş, İslamîdüşünce ve görüşlere yol gösterici olmuştur. "Hibetü'l-Hakayık", veya"Aybetü'l-Akayık" olarak da isimlendirilir.Eserde dünyayı, allahı,insanı bilmenin sadece bilim yoluyla olabileceği anlatılır. Bilgininfaydası ve bilgisizliğin zararı hakkında olan konuyu işlemiştir.
Türk nazım birimi dörtlüklerle oluşan bu eserini şair, Yusuf Has Hacib'in "Kutadgu Bilig"i gibi aruz vezniyle ve Kaşgardiliyle yazmıştır. Şairin bu eserini nerede ve ne zaman yazdığı kesinolarak bilinmemektedir. Atabetü'l Hakayık'ın Kaşgar diliyle, Uygurharfleriyle yazılmış ilk yazması İstanbul'da Ayasofya Kütüphanesi'nde bulunmaktadır.

Özellikleri [değiştir]

Gerçeklerin eşiği anlamına gelir.
Konusu din ve ahlaktır.
Didaktik (öğretici) bir eserdir.
Mesnevi tarzında yazılmıştır.
46 beyit ve 101 dörtlükten oluşmaktadır.
Aruz ölçüsüyle yazılmıştır.
Arapça ve Farsça kelimeler vardır.
Telmih (hatırlatma) sanatı kullanılmıştır.
Eserin Konusu:Eser 14 bölümden oluşur.Baştaki 5 bölüm giriş,şairin {nevi}adını verdiği8 bölüm asıl konu, sondaki 1 bölüm de bitiriş bölümüdür.

Giriş bölümleri {kaside}biçimiyle(aa ba ca da...),asıl konu ileilgili bölümler ve bitiriş bölümü (dörtlüklerle)[aaba]yazılmıştır.Girişbölümünde 80 beyit, asıl konu ve bitiriş bölümlerinde 101 dörtlükvardır.Eserin tamamı 484 dizeden oluşur.

Türk İslam Dünyasının 4 Büyük Eseri

Kutadgu Bilig | Divân-ı Lügati't-Türk | Atabetül Hakayık | Divan-ı Hikmet

Edip Ahmet Yükneki Vikipedi, özgür ansiklopedi Git ve: kullan, ara
Edip Ahmet Yükneki 'nin hayatı hakkında az bilgi olsa da 12. yüzyılda Karahanlılardöneminde yaşadığı ve iyi bir öğrenim gördüğü bilinmektedir. "Edipleredibi" diye de anılan bu yazar-şairin doğuştan kör olduğu söylenir.Yazmış olduğu Atabetül Hakayık Türk edebiyatının ilk Türkçe yazılan İslamiürünlerindendir.diidaktik tarzda yazmıstır .bilg,n,n önemi gibikonuları ilemiştir çhem dörtlük hem beyit kullanmıstır.burdanda birgeçiş edebiyatı dönemi saiiri oldgu anlaşılmaktadır.islami dönemin 2.edebiyat ürünüdür.

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28:42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p;start=10&sa=N
"福乐智慧" "突厥语大词典"

在文学领域，穆斯林人才辈出，佳作不断。早在五代和宋时，就出现了李询、蒲寿晟等著名诗人。元代文学人才更多，可谓群星灿烂。最著名的有高克恭、萨都剌、笃鲁丁、迺贤、丁鹤年等诗词大家。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元大都房山(今北京房山县)人，主要作品有《房山集》。高克恭的诗作以抒发友情，描写自然景物见长，如《赠英上人》、《寄友》等诗作抒发了他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表现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珍贵友谊，借景抒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高克恭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一个画家。他以一个画家的细腻与艺术天才，描写自然景物，自有其高人一筹的地方，融诗情与画意于一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独具特色。如《过信州》、《过弋阳》、《拍洪楼》、《夜山图》、《满目云山楼》等诗作就是如此。他的诗作被时人誉为「名人之作」、「文物之英」。

萨都剌(1272～1355年)，字天号，其先祖为西域穆斯林。其父因武功镇守代州，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遂成为雁门人，故他的诗词集称为《雁门集》。萨都剌的汉文化功底深厚，曾在元泰定四年以科举人仕，先后出任京口录事、达鲁花赤等职。萨都刺不是那种不体察民情，养尊处优，麻木不仁的官员，他为人耿直，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每有所感，必诉诸笔端，跃然纸上。他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诗词方面建树最多。《雁门集》共收集其诗作808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文笔清新，堪称一代「诗史」。其内容有揭示贫富对立，关心百姓疾苦，抨击贪官污吏的，如《鬻女谣》、《织女图》、《征妇怨》、《早发黄河即事》等；有控诉战乱、向往和平的，如《过居庸关》等，其中「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等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还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如《九华山石潭驿》、《上京即事》、《上京杂咏》、《江南乐》、《过嘉兴》、《练湖曲》等。其中《上京即事》，把北国风光描写得细致人微：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

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萨都刺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全国诗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明清两代《雁门集》多次刻印出版。日本友人岛田翰也在东京活字印刷了《萨天赐逸诗》。

萨都剌还是一位有成就的词人，他的词收集在《天锡词》一书中。萨都剌的词意境深远，清新洒脱，有「元代词人之冠」之称。词的内容多为咏史怀古之作，如《念奴娇·登凤凰台怀古》、《念奴娇·姑苏台怀古》、《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其中，《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一首传诵已久的成功之作：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蓑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江山青，秦淮碧。」

这首词在描写山川形胜，自然景物时，抒发了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荣华富贵和昔日辉煌而今安在的感慨。写景抒情、遣词用典，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萨都剌还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有他作的《严陵钓台画》和《梅雀》2幅，是研究元代绘画艺术的珍贵遗产。

萨都剌晚年寓居武林(今杭州)，抱「功名戏我，我戏功名」的人生态度，过着寻幽揽胜，十分恬淡的生活。

遒贤(1309～1368年)，又叫纳新，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本突厥葛逻禄氏，因葛逻禄的汉意为「马」，故又名马易之。其先祖世居金山(阿尔泰山)之西，元统一中国后，内迁南阳，故通贤常自称南阳人氏。他早年随其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一带，后定居庆元(今宁波市)。先曾一度出任东湖书院山长，1341年 (至正元年)被荐为翰林编修官，后又出参桑哥失里军事，卒于军中。

通贤生活的年代，正值元王朝走向衰落之际。官吏腐败，朝政混乱，民不聊生。像他这样既有才华又很正直的人，在那种社会氛围之下，徒有远大抱负和一腔热血，根本不被统治者所用。他的大部分时间在漫游四方中度过，足迹遍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尤其对民间的疾苦了解最多，感受最深，这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的诗有不少疾愤流俗、讽喻现实之作，表达了对上层统治集团的强烈不满和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如《新乡媪》、《新堤谣》、《卖盐妇》等。通贤的诗中也有一些游览酬赠之作，其中有不少借咏怀古迹和描绘景物，抒发诗人的悲愤苦闷心情，如在《南城咏古·黄金台》一诗中，借咏黄金台遗址，抒发了他怀才不遇，不被重用的惆怅之情：

「落日燕城下，高台树草秋。

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

沧海谁青眼，空山尽白头。

还怜易河水，今古只东流。」

遒贤在元代诗坛上是一大家，当时已颇负盛名，被推崇为「江南三绝」之一。诗作有《金台集》传世，顾嗣立所编《元诗选》中，收入他的作品135首。

丁鹤年(1335～1424年)，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其先祖为西域人，元未定居武昌。丁鹤年自幼好学，17岁通诗书礼经，奠定扎实的汉文化根基。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他的从兄吉雅谟丁为浙江定海县令，鹤年因家贫，从湖北徒步往定海，投靠他的从兄。一路上跋山涉水，走城过村，对社会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由于鹤年才华横溢，名气很大，在定海，官府曾九次请他出来做官，但他坚辞不就。他一生忧国忧民，他的早期的诗作《登北固山多景楼》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品借景抒怀，寓情于景，表达了对祖国山河浓郁的挚爱之情；《将归武昌题长江万里图》二首，借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表达了当时百姓对结束战乱，希冀和平的愿望；而《客怀》一诗抒发了他在异乡飘泊时精神上的痛苦：

「此生何坎凛，终岁客他乡。

病骨惊秋早，愁心识夜长。

文章非豹隐，韬略岂鹰扬。

磨灭余方寸，还同百炼刚。」

语言优美洗炼，情词缠绵悱恻，读来催人泪下。

丁鹤年著有《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方外续集》等。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享年90岁。

不光内地的穆斯林中有许多文学家，边疆穆斯林中文学家(包括语言学大师)也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马合木德·喀什噶里、阿合买提·本·马赫穆德·玉克乃克最为突出。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是11世纪生活在哈拉汗(黑汗)王朝时代的著名诗人、学者、思想家。他出生于哈拉汗王朝的都城巴拉沙衮。约1069～1070年(教历462～463年)，年仅50岁的尤素甫在喀什噶尔城，写了一部规模宏伟、内容丰富的韵文叙事长诗——《福乐智慧》。该书共分82章，长约13000多行，洋洋洒洒，称得上是鸿篇巨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语言、文学、教育、军事、外交、天文、地理等领域是一部融诗情与哲理于一体，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尤素甫把这部巨著献给了当时哈拉汗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希望对国王管理国家，实行仁政有所裨益。国王也很欣赏这部巨著，很赏识尤素甫的才华，赐给他「哈斯·哈吉甫」(特别御侍官)的称号。

尤素甫在《福乐智慧》里塑造了4个人物：吐额地·依力克汗代表公正；阿依·套尔地宰相，代表幸福；宰相的儿子奥格吐尔米西，代表智慧；宰相的兄弟奥德吾尔米西，代表知足。通过这4个人物的言行，表达了主张公正、追求幸福、发展教育、知足常乐的中心思想。这部作品一经问世，轰动东方世界，人们争相传抄传阅，其影响远远超出新疆地区。但后来由于战乱，这部作品不幸散失，后在19世纪又失而复得。目前有3个抄本：维也纳抄本，是1439年在海拉特城用回鹘文字母抄成的，现存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费尔于抄本，又叫纳曼干抄本，是用阿拉伯文字母「奈斯赫」体抄成的，共有6095个双行诗，1914年发现于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现存乌兹别克共和国东方学研究所；开罗抄本，是用阿捌白文字母「苏鲁斯」体抄成的，共5800个双行诗，19世纪末在开罗发现，现存埃及开罗开地温图书馆。19世纪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对此书作过翻译、分析、研究的工作，在国外有多种文字的版本流行。197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汉文译本。

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全名为马合木德·依木努尔·侯赛咽·伊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意为喀什噶尔人穆罕默德的儿子侯赛因，侯赛因的儿子马合木德。马合木德出身于哈拉汗王朝贵族家庭，小时候在喀什噶里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周游过南疆及中亚一带诸突厥人居住的地区。最后到达当时的伊斯兰文化中心、阿拔斯哈里发国首都——巴格达。在那里攻读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于1072～1074年，用阿拉伯文编写了百科知识性辞书——《突厥语大词典》，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

《突厥语大词典》原名叫《迪万·鲁格特·土尔克》，直译应为《突厥语汇集》。这部语言学巨著内容广泛。包括有关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历史状况、部落关系、医药卫生、天文地理等，还有古代诗歌、谚语的范例200余条，以及大量具有文学、史料价值的警句、格言、民歌等。全书包括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言，主要论述了诸突厥族的地理分布，并附有圆形地图一张，以及突厥语与回鹘文(古维吾尔文)的特点，喀什的土尔克语(即维吾尔语)与南疆土著居民语言的融合关系等等。第二部分是词汇，词目分名词和动词两大类，每个词都用阿拉伯文注释，并附上当时流行于南疆、中亚一带的民歌、谚语为例。《突厥语大词典》不仅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而且也为研究中国突厥语系各民族(如撒拉族先民)的语言、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突厥语大词典》的原稿至今还没有发现，现在各国出版的都是根据1266年的抄本。这部抄本子1914～191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一次被影印成书，共3大卷，1063页，该书立即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现已有土耳其文、德文、乌孜别克文、俄文等版本；维吾尔文版本也于198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合买提·本·马赫穆德·玉克乃克是生活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的盲诗人和学者。他写的《真理的入门》(又名《真理的献礼》)是继《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问世后的又一部哈拉汗王朝时期的宝贵文学遗产，是一部长篇的劝诫诗。全书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全书分为引子与正文两部分。引子包括颂扬真主，先知和圣门弟子等。正文论述追求知识，处世哲学等。强调道德与知识的价值，号召追求知识，完善自我，主张加强自身修养，提倡慷慨，反对吝啬；提倡谦虚，反对骄傲；提倡宽容，反对狭隘；提倡知足，反对贪婪。全书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启发性。《真理的入门》原稿已经散失，现存回鹘文、回鹘文与阿拉伯字母合璧、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3种抄本。中国于1981年根据土耳其学者拉什德·拉赫买提·阿拉特的校订本出版了汉译本。

http://www.yich.org/ysls/islamshi/xbdisi/200703/13317.html

http://60.190.28.249:8088/datalib/2003/Nation/DL/DL-165262

标题: 维吾尔族的文学
所属民族: 维吾尔族
顺序代码: 49-15
介绍
介绍

民间故事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内容往往是统治者残酷盘剥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利用智慧，巧妙地揭发和挫败统治者的阴谋诡计。如《桑树荫影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吝啬贪婪的色来巴依以卖桑树影来敲榨勒索穷人，年轻人艾甫其里木与其他穷人一起，机智地把色来巴依赶走，替穷人出了气的故事。这个故事嘲弄了统治者的愚笨、贪婪，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机智。还有鼓舞劳动热情，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教育后代，以及描写爱情生活的故事。如民间故事《三条遗嘱》是教育人民要团结互助，战胜困难，从而获得幸福的故事；《两个懒汉》是教育人们要热爱劳动，不图安逸享受的故事；《聪明的其满汗》、《农家姑娘》、《钟情机智的女人》是对维吾尔族妇女们勤劳和高尚品德的热情赞扬和歌颂。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还有大量阿凡提的故事、毛拉则丁的故事、赛莱恰康的故事、寓言故事、动物故事以及神话传说故事。如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数百年来，广泛地流传于天山南北，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受到普遍欢迎。此外，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有英、美、法、俄、日等译本。

维吾尔族有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和优秀的文学传统，流传至今的有《乌古斯可汗传》、《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等。在维吾尔古典文学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和著名诗人。如14世纪的诗人尤素甫·赛喀克的抒情短诗和15世纪诗人鲁特菲的抒情短诗及长诗《花儿与春天》等。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三个抒情诗人：赫尔克提、翟梨里和诺比提。赫尔克提(公元1634—1724年)原名穆罕默德·伊敏和卓木·苦力·鄂里。赫尔克提是他的笔名。1634年出生在今疏勒县塔孜洪区的巴合奇村。1670年，他创作了长篇抒情诗《爱苦相依》。这部长诗，共分二十七章两千余行，以「晨风」、「玫瑰」、「夜莺」三个形象来展开故事情节，赞美了人生，歌颂了爱情，从而揭示追求真理，渴望幸福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思想主题。翟梨里(公元1685—1759年)生于莎车。他写了不少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优秀抒情诗。阿木都热依木·那扎尔是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维吾尔族杰出的诗人，他于1770年生于新疆喀什疏勒县布拉喀村一个染衣匠家里。1848年在喀什逝世。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的主要作品是《爱情长诗集》。这部诗集是诗人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极盛时期。诗集包括了《热碧亚与赛丁》、《帕尔哈德与西琳》、《莱丽与麦吉农》、《瓦木克与乌祖拉》、《麦宗与古丽尼莎》等。这些诗主要内容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友谊、忠诚，以及勤劳、勇敢等高尚品质。长篇叙事诗《热碧亚与赛丁》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19世纪中叶，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出现了反抗清朝统治，反抗沙俄入侵伊犁的诗篇和歌谣，如毛拉比拉利·宾·毛拉玉素甫的反映1864年伊犁维吾尔族人民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进行反清起义的叙事长诗《中国土地上的战争》。另一位著名的诗人赛义提·穆合买提生活在新疆动乱、伊犁被沙皇俄国霸占的时期。诗人曾了解 1864年伊犁的农民起义的历史，目睹沙俄对伊犁各族人民的奴役，亲身体验了被沙俄裹胁到七河省的苦难，写出了长诗《贪图与毁灭》及一些短小的抒情诗。在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疆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诗人。他们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不仅旗帜鲜明地向封建统治者挑战，同时提出发展教育、向愚昧挑战、学习科学等极为进步的口号。他们倡导和兴办民族教育，致力于改变维吾尔社会中落后和保守的习俗。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于1902年出生在吐鲁番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八岁开始，他在经文学校读书，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阅读了大量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他为了掌握汉语，到吐鲁番县城的汉族学堂读书，掌握了汉语之后他读了很多内地进步作家的作品，还读过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后来，他又到焉耆学习蒙语。他还和祖父及进步人士马合苏提·穆义迪一起数次去塔什干和莫斯科等地。1923年他到苏联生活了3年，当他从苏联回国之后，便致力于创办新式学校，在维吾尔族人民中传播科学和新思想。他还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建立了以反对金树仁政府的暴统治的革命组织，并秘密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以响应哈密和加尼亚孜为首的农民起义。金树仁派往哈密镇压和加尼亚孜农民起义的总指挥盛世才被起义军打败撤回乌鲁木齐途中，探知吐鲁番地区人民即将响应和加尼亚孜的起义而准备举事，便逮捕了在人民中有声望的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等17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他们。遇难时，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年仅30岁。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从20岁开始就从事诗歌创作，直到牺牲时写下了很多各种题材的诗歌，现在已查明的诗作近250篇。 80年代，新疆的文学工作者搜集和整理，出版了《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诗歌集》。著名诗人鲁特夫拉·穆塔里甫，1922年生于伊犁尼勒克县。1932年在伊宁县进入塔塔尔小学读书，后考入伊犁俄罗斯中学。从1937年起，开始在《伊犁日报》上发表诗作。1939年到乌鲁木齐进入省立师范学校读书。从 1941年到1943年在《新疆日报》社工作。受中国CCP人的影响，他创作的诗歌有《给岁月的答复》、《当突破黑暗，留下足迹的时候》、《列宁是这样教导的》、《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五月——战斗之月》和长诗《爱与恨》等；剧本有《奇曼与英雄》、《战斗的姑娘》、《暴风后的太阳》等；杂文有《在死亡的恐怖中》、《「皇帝」的苦闷》等。1943年他到阿克苏报社工作，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5年，在三区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地下革命组织的活动，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于1945年9月壮烈牺牲，年仅23岁。穆塔里甫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一诗，表达了他歌颂伟大的祖国。1942年以后，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公开暴露，CCP人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和屠杀，新疆一时成了人间地狱。穆塔里甫于1943年写的《给岁月的答复》一诗，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的悼念，是回击反动派的战斗檄文。解放以后，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爱国诗人，195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维吾尔文首次出版了他的诗集《爱与恨》。 1962年，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以鲁特夫拉·穆塔里甫的生平、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为情节的故事片《远方的星火》。尼米希依提(1906—1972 年)是现代维吾尔族文学中又一位极负盛名的诗人。他于3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并参加了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农民起义，写下了不少揭露旧社会黑暗、歌颂光明、向往自由的诗，同时搜集整理了流传在维吾尔族民间的反对封建专制，歌颂爱情自由的长诗。如《巨大的妥协》和《智慧的光辉》，这两本诗集后来均被国民党没收查禁。他曾和穆塔里甫一起在阿克苏报社工作，受到穆塔里甫的影响，在他1942年写的《伟大的祖国》一诗中，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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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克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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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格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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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入门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nG=Search&meta=
尤格乃克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hl=en&safe=off
尤格纳克

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根据它们的实际蕴藏状况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分类介绍。在此，本文的讨论包括书面长诗和民间口头长诗。

第一、英雄长诗。其中有《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Qastani Elik Bäg , 高昌回鹘的模仿诗作）、《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Bekäq Arslan tegin ,《突厥语大辞典》中提过的诗作）、《英雄轻·铁木儿》、《英雄乌麦尔》(Ömär batur)、《亚奇伯克》(Yaqibäg)、《阿布都热合曼·汗和卓》（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等。

第二、教诲长诗。如《真理的入门》（Ätäbätul häqhayiqh ,１２－１３世纪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诗作）、《心之所钟》（Mähbubul qhulub,纳瓦依诗作）、《斯德克之书》（Sidiqhnamä ,热失德诗作，1785-1786年间写成）等。

第三、社会哲学长诗。其中有《福乐智慧》(11-世纪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夫的诗作)、《正直人惊愕》（Häyrätul äbrar,纳瓦依诗作）、《解脱的食粮》（Zadul　nijat，18-19世纪诗人尼扎里诗作）。

第四、幻想长诗。如《七星图》( Säbbiy Säyyarä , 纳瓦依诗作)、《鸟语》（Lisanut täyyir,纳瓦依诗作）、《鸟类逻辑》（Mäntikuttäyyir , 18世纪诗人伊布拉音·和田诗作）、《曼苏尔》（Mänsur,18-世纪诗人毛拉穆罕默德·尼亚孜之作）等。

第五、历史长诗（有些是关于个人经历的长诗）。如：《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英雄乌麦尔》、《长毛子·优素甫汗》（Qangmoza Yüsüphan , 19-世纪诗人毛拉毕拉里之作）、《诺孜库姆》，（Nozigum , 该诗作也有民间叙事诗的样本，也有诗人毛拉毕拉里写成的抄本），《古丽库玛尔》（Gülhumar,现当代诗人艾米尔· 胡赛音·哈孜之作）、《我的七个女儿》（Yättä kizlirim , 当代诗人伊布拉音木·库尔班之作）、《艾合买提江走过这条街》（Ähmätjan bu koqidin Otkän , 当代诗人阿布都拉·苏来曼之作）、《凯旋之书》（Zäpärnamä , 19世纪诗人毛拉·夏克尔之作）、《中国大地上的圣战》（γazat där mulki Qin,毛拉·毕拉尔之作）、《伊犁儿女》（Ili pärzäntliri,当代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之作）等。

第六、理想社会长诗。如《伊斯坎德尔的城堡》(Säddi iskändär,纳匆朗?、《迪巴恰》（Dibaqä-序诗，即长诗集序言，尼扎里之作）、《伊斯坎德尔传》（19世纪诗人扎依德·阿洪之作）等。

第七、爱情长诗（其中包括魔法爱情长诗）。如《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Qhämär Šah wa Šämsi janan）、《乌尔丽哈与艾木拉江》(Höriliqha wä Hämrajan)、《萨娜瓦尔》(sänäwbär)、《艾里甫与赛乃姆》、《塔依尔与祖合莱》（它们多是民间叙事诗）、《热碧娅与赛依丁》（尼扎里诗作）、《青牡丹》（Qin mudän,黎·穆塔利甫和阿布都热依木·乌体库尔1942年合作写成的叙事）

第八、社会政治长诗。如《中国》（黎·穆塔里甫之作）、《致CCP》（现当代诗人艾里坎木·艾合坦木之作）、《致毛主席的信》（给恋人的一封信，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执笔，1951－1954年间写成的叙事诗）等。

在上述长诗中，有些长诗既有韵文叙述，又有散文叙述，如《艾里甫与赛乃姆》、《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我的红玫瑰》(Qhizil gülüm)、《公子热纳伊·加罕与公主阿布塔比·塔吉再尔》（Šahzadä ränayi jahan wa mälikä aptabi Tajizar,载《源泉》2001年，第1期）（它们都是奔湫鹗率２还庑┏な家允遄魑。栽衔男鹗鑫鳎虼怂鞘粲诔な宀谩? /P>

上述长诗的绝大部分都用「mäsnäwi」（双行诗）形式，如《福乐智慧》、《五卷诗》、尼扎里长诗集等，有些有「muräbbä」（四行诗）形式，如《真理的入门》、大部分民间长诗和现代书面长诗主要部分都用这种形式创作。有些用「muhämmäs」（五行诗）形式，如《被蹂躏人们的叹息》（Mäzlumlar Ahi ,19世纪诗人迪丽巴尔·多尔尕诗作）、《马之书》（19世纪诗人阿合买提沙·喀喇喀什诗作）、《苦难纪历》（19世纪诗人赛依提·穆罕穆德之作）、《水果之书》（Miwänamä,19-20世纪诗人阿布都哈德尔·大毛拉诗作）等。同时，有些长诗是用多种形式创作的，如在《艾里甫与赛乃姆》中既有双行诗形式，又有四行诗形式，而在《阿布都热合曼和卓》中，双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形式同时并用。此外，在除上述长诗之外的个别长诗中，又有「Färd」（四行诗）、「Rubai」（柔巴依——四行诗）、「γäzäl」（格则勒——抒情诗，5至22行）、「qhäsidä」（赞颂诗）、「märsiyä」（挽歌）、「namä」（书信,即诗体书信）等形式的诗歌。长诗主要以「阿鲁孜」（Aruz）格律和它的各种韵律创作，有些则以音律创作。其中书面长诗一般以「阿鲁孜」格律创作，民间长诗的一部分以音律创作。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民间长诗也有，但在这种长诗中主要还是以「阿鲁孜」格律为主。「qaqma」（自由诗体），一般在古典长诗中应用，但在现当代，如在乌麦尔·穆罕麦迪(前苏联20世纪山半年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等人创作的长诗中也运用了这种形式。

长诗的诗行以压脚韵为主。但在古代长诗的个别诗行中，也有使用头韵的情况，如在《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长诗中有压头韵的诗行。在近代，尤其现代长诗创作中主要转向压脚韵。

维吾尔长诗中塑造的正面人物绝大多数是英雄人物，用形象的描述记录了人民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的态度，以及为实现美好理想愿望而付出的不倦努力。同时，还有个别的长诗，如毛拉·毕拉里的《长毛子·优素甫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报告迷之死》（Walaktäkkurupning ölümi,1955年写成）等，把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通过用讽刺手法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面目而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为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全尽了一份力量。总之，在维吾尔长诗中无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激发人民的巨大热情，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杠杆。

语言大师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6.8万条语句中，组合使用了6,000多个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最多地汇集了维吾尔语言词句，从而树立了古代长诗运用语言的典范。另一位语言大师纳瓦依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使用了1,372,067个词汇，把它们组合成26,035个具有功能的词句。这位诗人仅在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中就使用了5,431个词汇，而在《五卷诗》（Hämsä）中使用的词汇估计有一万以上。总之，为了创作长诗就必须掌握较之创作其它任何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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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史导论》教学大纲

论叙事长诗的题载分裂问题

  论叙事长诗的题载分裂问题
一、  论叙事诗
「长诗」（Dastan）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
长诗（dastan即叙事诗）体裁在维吾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犹如一顶光彩熠熠的桂冠。它源远流长，无论古今都以勃勃生机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首先，在谈到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创作时，应该说一下「长诗」这一术语。「长诗」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如在《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中说：「『长诗』（Dastan,波斯语）是用白话和韵语形式讲述的一种故事、奇遇、史实和诗歌」[1]。而关于长诗在维吾尔当代文学中的应用，在《维吾尔语祥解词典》中做了这样的解释：「长诗是用诗歌形式写的大型作品……是叙事诗……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2]。笔者认为，这一定义的前一句说的正确，能够反映维吾尔当代文艺学中「长诗」的概念本质。而在第二句的后面，要是加上「诗体」的这一形容词定语，说成「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诗体叙事作品」，才能成为对「长诗」做的比较完整的定义。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可能是诗体作品，也可能是故事或传说等散文体作品，它没有将它们明确区分。同时，「叙事作品」对诗体作品和散文体作品都是共同特点，它的反义术语是「抒情作品」。若再深入探讨一下「长诗」特征的概念，那就看一下在《文学理论基础》一书中对「长诗」所做的定义，即「长诗通过生动地描述具体事件和人物，反映某一历史时期英雄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一定情节的篇幅较大的诗体作品」[3]。
总之，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可见，在这一术语传入维吾尔语之前，维吾尔族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长诗体裁的作品。
二、叙事诗的分类

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根据它们的实际蕴藏状况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分类介绍。在此，本文的讨论包括书面长诗和民间口头长诗。
第一、英雄长诗。其中有《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Qastani Elik Bäg ,高昌回鹘的模仿诗作）、《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Bekäq Arslan tegin,《突厥语大辞典》中提过的诗作）、《英雄轻·铁木儿》、《英雄乌麦尔》(Ömärbatur)、《亚奇伯克》(Yaqibäg)、《阿布都热合曼·汗和卓》（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等。
第二、教诲长诗。如《真理的入门》（Ätäbätul häqhayiqh,１２－１３世纪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诗作）、《心之所钟》（Mähbubul qhulub,纳瓦依诗作）、《斯德克之书》（Sidiqhnamä,热失德诗作，1785-1786年间写成）等。
第三、社会哲学长诗。其中有《福乐智慧》(11-世纪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夫的诗作)、《正直人惊愕》（Häyrätul äbrar,纳瓦依诗作）、《解脱的食粮》（Zadul　nijat，18-19世纪诗人尼扎里诗作）。
第四、幻想长诗。如《七星图》( Säbbiy Säyyarä ,纳瓦依诗作)、《鸟语》（Lisanut täyyir,纳瓦依诗作）、《鸟类逻辑》（Mäntikuttäyyir ,18世纪诗人伊布拉音·和田诗作）、《曼苏尔》（Mänsur,18-世纪诗人毛拉穆罕默德·尼亚孜之作）等。
第五、历史长诗（有些是关于个人经历的长诗）。如：《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英雄乌麦尔》、《长毛子·优素甫汗》（Qangmoza Yüsüphan , 19-世纪诗人毛拉毕拉里之作）、《诺孜库姆》，（Nozigum ,该诗作也有民间叙事诗的样本，也有诗人毛拉毕拉里写成的抄本），《古丽库玛尔》（Gülhumar,现当代诗人艾米尔·胡赛音·哈孜之作）、《我的七个女儿》（Yättä kizlirim ,当代诗人伊布拉音木·库尔班之作）、《艾合买提江走过这条街》（Ähmätjan bu koqidin Otkän ,当代诗人阿布都拉·苏来曼之作）、《凯旋之书》（Zäpärnamä , 19世纪诗人毛拉·夏克尔之作）、《中国大地上的圣战》（γazat därmulki Qin,毛拉·毕拉尔之作）、《伊犁儿女》（Ili pärzäntliri,当代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之作）等。
第六、理想社会长诗。如《伊斯坎德尔的城堡》(Säddi iskändär,纳瓦依诗作)、《迪巴恰》（Dibaqä-序诗，即长诗集序言，尼扎里之作）、《伊斯坎德尔传》（19世纪诗人扎依德·阿洪之作）等。
第七、爱情长诗（其中包括魔法爱情长诗）。如《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QhämärŠah wa Šämsi janan）、《乌尔丽哈与艾木拉江》(Höriliqha wäHämrajan)、《萨娜瓦尔》(sänäwbär)、《艾里甫与赛乃姆》、《塔依尔与祖合莱》（它们多是民间叙事诗）、《热碧娅与赛依丁》（尼扎里诗作）、《青牡丹》（Qin mudän,黎·穆塔利甫和阿布都热依木·乌体库尔1942年合作写成的叙事）
第八、社会政治长诗。如《中国》（黎·穆塔里甫之作）、《致CCP》（现当代诗人艾里坎木·艾合坦木之作）、《致毛主席的信》（给恋人的一封信，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执笔，1951－1954年间写成的叙事诗）等。
在上述长诗中，有些长诗既有韵文叙述，又有散文叙述，如《艾里甫与赛乃姆》、《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我的红玫瑰》(Qhizil gülüm)、《公子热纳伊·加罕与公主阿布塔比·塔吉再尔》（Šahzadä ränayi jahanwa mälikä aptabiTajizar,载《源泉》2001年，第1期）（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不过，这些长诗都以诗体作为基础，以韵文叙述为主，因此它们属于长诗体裁。
上述长诗的绝大部分都用「mäsnäwi」（双行诗）形式，如《福乐智慧》、《五卷诗》、尼扎里长诗集等，有些有「muräbbä」（四行诗）形式，如《真理的入门》、大部分民间长诗和现代书面长诗主要部分都用这种形式创作。有些用「muhämmäs」（五行诗）形式，如《被蹂躏人们的叹息》（Mäzlumlar Ahi ,19世纪诗人迪丽巴尔·多尔尕诗作）、《马之书》（19世纪诗人阿合买提沙·喀喇喀什诗作）、《苦难纪历》（19世纪诗人赛依提·穆罕穆德之作）、《水果之书》（Miwänamä,19-20世纪诗人阿布都哈德尔·大毛拉诗作）等。同时，有些长诗是用多种形式创作的，如在《艾里甫与赛乃姆》中既有双行诗形式，又有四行诗形式，而在《阿布都热合曼和卓》中，双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形式同时并用。此外，在除上述长诗之外的个别长诗中，又有「Färd」（四行诗）、「Rubai」（柔巴依——四行诗）、「γäzäl」（格则勒——抒情诗，5至22行）、「qhäsidä」（赞颂诗）、「märsiyä」（挽歌）、「namä」（书信,即诗体书信）等形式的诗歌。长诗主要以「阿鲁孜」（Aruz）格律和它的各种韵律创作，有些则以音律创作。其中书面长诗一般以「阿鲁孜」格律创作，民间长诗的一部分以音律创作。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民间长诗也有，但在这种长诗中主要还是以「阿鲁孜」格律为主。「qaqma」（自由诗体），一般在古典长诗中应用，但在现当代，如在乌麦尔·穆罕麦迪(前苏联20世纪山半年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等人创作的长诗中也运用了这种形式。
长诗的诗行以压脚韵为主。但在古代长诗的个别诗行中，也有使用头韵的情况，如在《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长诗中有压头韵的诗行。在近代，尤其现代长诗创作中主要转向压脚韵。

在历史时代方面，维吾尔长诗属于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和现当代的产物。因此，在把维吾尔长诗划分历史类型时，可以把在奴隶时代，即奴隶时代初期和中期产生的长诗称「古典长诗」，把在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时代产生的长诗称「现代长诗」。
维吾尔长诗在篇幅方面从未受过任何模式的约束。其中，有一万行以上的长诗，如《福乐智慧》有13,290行，而《伊斯坎德尔的城堡》有14,36行。维吾尔长诗的绝大部分在三千行至一万行之间，也有一千行、五百行、三百行、二百行、一百行左右的长诗（或叙事诗）。
维吾尔长诗中塑造的正面人物绝大多数是英雄人物，用形象的描述记录了人民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的态度，以及为实现美好理想愿望而付出的不倦努力。同时，还有个别的长诗，如毛拉·毕拉里的《长毛子·优素甫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报告迷之死》（Walaktäkkurupningölümi,1955年写成）等，把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通过用讽刺手法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面目而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为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全尽了一份力量。总之，在维吾尔长诗中无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激发人民的巨大热情，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杠杆。
总之，维吾尔长诗的内容包罗万象，在对崇高思想及高度责任感理解的基础上，用完美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反映了从人性、人民、国家、人类命运、道德品质、劳动本领、知识、英雄气概、人民性、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理想的君主、理想社会、现实生活、政治问题、审美观、法治思想、政治哲学问题、生与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等，而对忘恩负义、懒惰、愚蠢、背信弃义、厌世主义及社会群体中最危险和恶劣的行为则报以切齿痛恨，用犀利的笔触进行声讨和讽刺。总之，长诗作者们在自己的创作中非常重视社会效果和影响，以及审美价值、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他们深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人民中不胫而走、口耳相传，成为名符其实的「口头长诗」，永葆生命力。
长诗作者们都自由地运用了艺术方法。如长诗一般都把用几个单独情节突出主题的手法作为基础，这是东方穆斯林国家人民长诗创作特点在维吾尔长诗创作中创造性的延续。
长诗中的有些以悲剧结尾，有些则以恋人们相会的喜悦场面或以实现美好理想愿望的热情人们的欢乐场面结尾。当读悲剧性的长诗时，读者的内心虽然痛苦哀伤、柔肠百转，但在深入地看到事件的本质时，立刻就激起对黑暗时代、卑劣伎俩、专横跋扈、可怕命运，以及对封建压迫和奴役、吃人行为和残酷无情的愤慨和反抗情绪。悲剧英雄人物的精神是反抗高涨、扫除世界所有丑恶事物的象征，是为正义和自由开路的希望，它像大海波涛般汹涌、像曙光般照耀。
长诗的诸多形象，即人、动物、植物、食品、服装、被褥、劳动工具、器具、幻想和现实人物等，它们作为艺术形象在没有任何障碍和约束的状态下自由活动。
长诗的结构各种各样，有些长诗用单线情节表达一种思想观点，有些长诗则用多种情节线索表达。总之，古代长诗因在篇幅方面比抒情诗大，需要描述诸多人物形象和复杂情节，所以它第一：需要大量使用术语，需要自由地使用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第二：需要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不仅需要利用书面词汇，而且需要利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般的、生动的词汇。有些长诗虽然超越了时空，但仍以历史时代作为背景。这些长诗因旨在反映现实和理想，以及神秘形象和事件，所以突破历史语言的制约，在保存和使用民族历史语言，在把民间生动的语言和书面语言相互转用循环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有些长诗中的事件和人物因社会及文化等关系，借自邻近民族和其他民族。同时，因为很多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然科学观念及知识是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词汇也传入维吾尔语和维吾尔长诗中，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长诗语言的宝库。
语言大师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6.8万条语句中，组合使用了6,000多个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最多地汇集了维吾尔语言词句，从而树立了古代长诗运用语言的典范。另一位语言大师纳瓦依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使用了1,372,067个词汇，把它们组合成26,035个具有功能的词句。这位诗人仅在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中就使用了5,431个词汇，而在《五卷诗》（Hämsä）中使用的词汇估计有一万以上。总之，为了创作长诗就必须掌握较之创作其它任何文学作品更多的语言材料，熟练地运用语言。这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因此，长诗作者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的熟练运用者，甚至是语言新成分的创作者。
长诗创作在维吾尔文学中成为主流，在于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民族文学界强有力、精干的文学家队伍以长诗创作传统为主导，创造性地接受邻近民族，尤其阿拉伯、波斯和其他民族长诗创作的优秀成分，从而形成维吾尔长诗创作的鲜明民族特征。
维吾尔长诗创作经历了由简单至复杂、由单弱至强大、由肤浅至深奥、由小至大的历史过程，最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纳瓦依等伟大诗人创作的不朽作品达到了世界水平。维吾尔长诗作者在达到这样文学高峰的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生死、拼搏、严峻考验和悲惨的流血。
由于维吾尔长诗具有艺术描写丰富，对诗歌的见解宽泛、深刻、清晰等高度的特点，因此所有诗人都能写，并竞相写。此外，维吾尔长诗并不孤立无援，它借助于本民族诗歌的各种形式发展丰富。维吾尔长诗作者将崇高的主题纳入置精炼而完美的艺术形式，殚精竭虑，形诸笔墨。他们为了深刻、宽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自己看到的形象外，还认真、创造性地描绘前辈诗人塑造并相传，成为典范的形象，以及能够鼓舞人们的理想化的形象和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富于魅力的形象，为塑造文学形象特征自觉地做出了成就。熟练地运用语言，把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是维吾尔长诗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当艺术技巧成熟，胸怀大志时，长诗作者们坚守「让它成为永久文物和无穷财富」的信心，脱颖而出。然而，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他们的作品的很少部分才成为经典长诗作品。总之，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鲁提菲、纳瓦依、赫尔开提、尼扎里、孜牙依、毛拉·毕拉里等人是维吾尔古典长诗创作的著名代表，而阿合买提·孜牙依、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阿布都热依木·乌提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买买提力·祖农、博格达·阿布都拉、库尔班·巴拉提等人，他们为把维吾尔现代长诗创作保存于当代，并在提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做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人民中不胜钦仰。
《艾里甫与赛乃姆》、《帕尔哈德与西琳》、《莱丽与麦吉侬》、《塔依尔与祖合莱》、《玉素甫与祖丽哈》等古典长诗，其艺术魅力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像光辉的里程碑一样继续牢固卓立，深深地吸引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诗人们的注意力。它们世代不断被创作而变成书面长诗，人手相传，大众竞相阅读，爱不释手。由于它们的强烈人民性占据主要地位，富于无比的吸引力，所以又回归到民间长诗的状态。因此，这些长诗的书面文本和口头变体之间的差异消失，成为人民集体智慧的共同财富，保持了在维吾尔诗歌中的火车头地位。
维吾尔长诗在种类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和特点。因此，对「长诗」（dastan）一词无须加任何附带说明或定义，就可以表示它是篇幅较大或大篇幅的一种叙事诗。

[1]《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乌拉木·乌普尔等编，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北京。
[2] 《维吾尔语祥解词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委员会词典部编，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乌鲁木齐。
[3] 《文学理论基础》阿布来提·乌买尔主编，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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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02 23:45

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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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出砖誌及其研究综述

         侯灿　吴美琳
         2004-07-18 07:38:47 阅读 447 次
         作者提供,原刊《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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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出土磚誌一直受到國内外學術界的關注，與吐魯番出土文書具有同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些磚誌主要出土在今吐魯番市束約45公里的高昌故城北郊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區，和市西約10公里的交河故城溝西雅爾湖古墓區，墓區聚族而葬，同一塋區按輩分排列，長幼有序。磚誌就出自墓葬的墓道。這些磚誌，其形制不僅有墓誌、墓誌銘，更多的則是墓表，也包括墓記等物。本書統稱之為「磚誌」。
現將一個世紀中磚誌的出土、著錄及其研究情况和有關問題綜述如下：

一
磚誌出土與著錄情况

吐魯番出土磚誌最早有記載可據的是清朝末年新疆吐魯番廳巡檢張清於1910年在高昌故城北郊挖掘古墓出土的唐武周長壽三年(694)張懷寂墓誌銘1方，這方墓誌銘為石質，誌文最初著錄於1911年由王樹柟編纂的《新疆圖志·金石志》中。繼後，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成員橘瑞超等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挖掘古墓，出土磚誌12方。造12方磚誌錄文由當時我國旅居日本的學者羅振玉收錄在他集錄的《西陲石刻後錄》一書中。它們是：

1．高昌延昌四年(564)徐寧周妻張氏墓表；

2．高昌延昌廿年(580)郭恩子妻解氏墓表；

3．高昌延昌廿二年(582)賈買苟妻索氏墓表；

4．高昌延昌廿六年(586)賈買苟墓表；

5．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郭恩子墓表；

6．高昌延昌卅二年(592)汜崇慶墓表；

7．高昌延昌卅八年(598)口伯口墓表；

8．高昌延昌冊年(600)麴孝嵩妻張氏墓表；

9．高昌延和九年(610)麴孝嵩墓表；

10．高昌延壽十一年(634)侯慶伯墓表；

11．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氏墓誌；

12．唐儀鳳年間(676—678)侯府君夫人張氏墓誌。

在這12方磚誌中，l、2、5、8、9、10六方被刊於1915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圖譜》和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記》裹。1943年日本關東局編纂《旅順博物館圖錄》，除再次收錄1、2、9、10四方磚誌外，又刊布了編號11的圖版。據1996年韓國學者閔丙勳在《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出土墓磚管窺》一文，又刊布了編號3、4、6、7、12的磚誌圖版，可惜這些圖版字迹十分模糊，有的磚誌已碎成数塊。

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三次來新疆探險，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據他在1928年出版的《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卷2中刊布的描述資料和卷3附錄A、附錄I刊布的錄文，有磚誌17方。這17方是：

1．高昌延昌十一年(571)王元祉墓表；

2．高昌延和七年(608)張叔慶妻麴太明墓表；

3．高昌延壽二年(625)王伯瑜妻唐氏墓表；

4．高昌延壽五年(628)王伯瑜墓表；

5．高昌延壽九年(632)張口口墓表；

6．唐貞觀廿年(646)張延衡妻麴氏墓表；

7．唐貞觀廿年(646)張延衡墓表；

8．唐貞觀廿二年(648)王歡岳墓表；

9．唐永徽三年(652)王歡悦墓表；

10．唐乾封二年(667)范永隆夫人賈氏墓誌；

11．唐乾封二年(667)王歡悦夫人麴氏墓誌；

12．唐乾封二年(667)汜延仕妻董真英墓誌；

13．唐總章元年(668)王雅墓誌；

14．唐永隆二年(681)張相歡墓誌；

15．唐永淳元年(682)殘墓誌；

16．唐永昌元年(689)汜延仕墓誌；

17．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誌。

在這17方磚誌中，被他帶走的有5方，在《亞洲腹地》卷4裹有圖版的有l、5、8、9、10、11、14、17八方。未被他帶走的有12方，其中2、4、7、8、12、17六方和3、6、9、13、15、16六方於共和國成立後被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73TAM504號墓和72TAMl99號墓發掘出來，在這些磚誌上還有斯坦因編號的筆迹。此外，在73TAM504號墓中還出土了唐永徽六年(655)陽士通墓表l方，這方墓表雖不見斯坦因的著錄和編號筆迹，但仍屬斯坦因挖掘無疑。因為73TAM504號墓的主人是張善哲及其妻麴法臺，他 (她)們各自有自己的磚誌得到了證實，所以這方墓表應屬斯坦因挖掘品。實際上斯坦因挖掘的磚誌應是18方。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學者黄文弼在交河故城雅爾湖古墓區和高昌故城附近發掘了古墓，出土磚誌124方，這些磚誌收錄在他1931年刊布的《高昌塼集》(其中圖版84方，錄文40方)中。後來他將124方修訂為l22方，集錄在1951年出版的《高昌塼集》(其中圖版70方，錄文52方)增訂本中。

共和國成立以前出土磚誌見於著錄的，還有王樹柟編纂的《新疆訪古錄》中所載的高昌延壽十七年(640)某醫人墓表1方，以及他兒子從哈密返歸北京帶回的吐魯番出土磚誌兩方，惜這兩方在運輸途中被摔碎，不見錄文。

1938年，張維刊行的《隴右金石錄》中收錄了前安肅道尹祁連元得之吐魯番盆地出土的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周賢文妻范氏墓表1方。

1946年5月，畫家韓樂然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據聞得磚誌8方。後至蘭州進行展覽，經查當時甘肅《民國日報》(1949年9月12日)報導，有兩方見於著錄，1方是唐貞觀廿年(646年)成伯熹墓誌，另1方是高昌延和四年(605)趙宣墓表。後因此人乘飛機失事，磚誌下落不明。
繼韓氏之後，1947年9月，記者李帆群也曾到吐魯番盆地挖掘古墓，據查他於1947年12月5日發表在《新疆日報》上的《高昌古墓發掘經過》一文，李氏所得磚誌有3方，其中1方是唐垂拱四年(688)賈大夫墓誌，因有錄文，經我們檢對共和國成立後已轉入新疆博物館收藏。其餘兩方因無錄文，無法檢對，也可能轉入了新疆博物館。

共和國成立以後，從1959—1975年，因農田基本建設需要，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地區進行過13次發掘，發掘古墓428座，出土磚誌135方，其中阿斯塔那115方(編號TAM)，在這115方中含共和國成立之前斯坦因挖掘未能帶走的13方、哈拉和卓出土的20方(編號TKM)。1965年，新疆首届考古專業人員訓練班在交河故城雅爾湖古墓區進行考古實習，發掘古墓23座，出土磚誌8方(編號TYM，發掘情况見《交河古城寺院及雅爾湖古墓發掘簡報》一文，載《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1976年和1979年在吐魯番縣五星公社出土磚誌兩方(見《唐天山縣南平鄉令狐氏墓表考釋》一文，載《文物》1984年第5期)。1978年在鄯善縣魯克沁公社出土磚誌1方(編號SLM)。1984年在哈拉和卓古墓區又出土墓誌1方(見《唐北庭副都護高耀墓發掘簡報》一文，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共和國建立以後，從1950一1959年，由新疆博物館徵集得吐魯番磚誌10方(编號LI，其中含已知的李帆群所掘l方)。此外，從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在《高昌墓磚拾遣》(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公布的資料，除高昌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墓表(此墓表應定名為「朱阿定妻楊氏墓表」)、延昌四十年(660)傅子友墓表、重光四年(623)傅僧邴墓表和唐永徽五年(654)令狐氏墓誌、麟德元年(664)眠良墓誌、天山縣南平鄉殘磚誌6方與上列磚誌數有重復外，其餘10方均不包括在上列磚誌數中。這些磚誌主要分藏在新疆博物館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少量藏在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於這些磚誌除在各期發掘清理簡報中有過重點報導介紹和散見一些研究文章引用外，集中著錄在《解放後新出吐魯番墓誌錄》
(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和(高昌墓磚拾遺》兩文中。

1989年11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簡稱《拓本匯編》)第10册收錄了高昌磚誌拓片10方，第18册收錄了《張懷寂墓誌》(軸86)拓片l方。前者的10方名錄如下：

1．畫承墓表誌5375

2．汜靈岳墓表
誌5376

3．田元初墓表
誌5377

4．任叔達妻袁氏墓表
誌5378

5．麴惇之墓表(應定名為「麴惇墓表」)
誌340

6．張氏墓表(應定名為「索演孫妻張氏墓表」)
誌5379

7．趙榮宗墓表誌5380

8．麴謙友墓表
誌5381

9．麴懷祭妻王氏墓表
誌5382

10．任顯文墓表
誌5383

在這10方拓片中，除2、3、4、6、7、8、9七方在黄文弼《高昌專集》和《高昌塼集》增訂本中有圖版，編號10的「任顯文墓表」有錄文外，值得令人特别注意的是編號1的「畫承墓表」和編號5的「麴惇墓表」。「畫承墓表」雖不見黄氏著錄，但據筆者分析仍屬黄氏共和國成立前發掘無疑。經筆者檢對《高昌專集》和《高昌塼集》，見到了《畫承和夫人張氏墓表》，將這方墓表的前半部分與《畫承墓表》對照，除有一字相差(前者卒日為「二日」，後者為「三日」)外，書寫内容完全相同，從書寫的筆迹看似出一人手筆。也許黄氏認為「畫承墓表」與「畫承和夫人張氏墓表」内容有重復而略去的。「麴惇墓表」筆者在1954年5月原西北歷史博物館編印的《新疆文物展覽特刊》的展品目錄中見到有過登記，但多方尋找，未能尋得，此乃第一次刊布。

1991年12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穆舜英、王炳華主編的《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疆卷》
(簡稱《新疆卷》)，刊登磚誌圖版199方。名為新疆卷，實際上全部是吐魯番地區出土的磚誌。在這些磚誌圖版中有黄文弼1930年發掘的83方(《高昌專集》刊布圖版84方，尚缺「劉口口墓表」1方)，日本大谷探險隊挖獲的7方(其中6方係《西域考古圖譜》所刊圖版，另1方圖版為《旅順博物館圖錄》中刊布的「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姿臺墓誌」)，英國斯坦因挖掘的7方(《亞洲腹地》卷4圖版刊載的8方，尚缺「延壽九年(632)張口口墓表」1方)，和《拓本匯編》中拓片4方(「畫承墓表」、「麴惇墓表」和「任顯文墓表」以及「張懷寂墓誌」)，共和國成立後出土已有錄文或圖版刊布的92方。此外，初次公布的有6方。這6方是：

1．張薮萁夫人杜氏墓表；

2．張師兒王氏墓表(應定名「張師兒及妻王氏墓表」)；

3．張謙佑妻嚴氏墓表；

4．汜武歡墓誌；

5．張忠宣墓表；

6．張顯佑妻墓表。

這6方磚誌係吐魯番地區文管所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出土，發掘情况已在(1986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報)一文中刊布(載《考古》1992年第2期)，這次發掘共出土磚誌7方，《新疆卷》衹收錄6方，尚有「高昌延壽七年(630)張謙佑墓表」1方未收。《新疆卷》編者在其「前言」中云：「本卷主要搜集編纂了本世紀以來在新疆自治區境内發現的一批高昌時代和唐代的漢文墓表、墓誌，除部分因年代久遠，保存不好，磚碑殘損，文字漫漶不辨，無法收入外，其餘均已盡可能予以收錄，以供研究。」從「均已盡可能予以收錄」可見，編者計劃之宏大，但是經過筆者實際檢對，仍有相當差距。出現的這些差距恐怕不能僅僅以「年代久遠，保存不好，磚碑殘損，文字漫漶不辨」來解釋。

1994—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合作，對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進行了三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又出土了磚誌7方，其中1方刊布在《1994年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中，因該磚誌殘損，衹有不全的錄文；另兩方刊布在《1995年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中，1方有圖片，1方衹有錄文；此兩份簡報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1996年印刷的《新疆考古發現與研究》第一輯内刊中。還有4方隨《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麴氏高昌一一唐西州時期墓葬1996年發掘簡報》(載《考古》1997年第9期)刊發，其中兩方有圖片，另兩方係生土坯刻劃姓名，衹有錄文。這7方磚誌除兩方生土坯外，其餘5方圓版均刊發在後來出版的《交河溝西1994一1996年度考古發掘報告》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書中。
1992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收入吐魯番出土唐代磚誌55方，其中屬黄文弼挖獲已在《高昌專集》和《高昌塼集》中刊布的48方，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的3方，《新疆圖志·金石志》中的「張懷寂墓誌銘」1方，和《文物》1973年第7期刊布的「左憧熹墓誌」與1975年第7期刊布的「張雄夫人麴氏墓誌銘」各1方。此外，還收入了此前衹見羅振玉在1932年增訂的，《高昌麴氏年表》序文補記中提到而未見刊布的，「唐龍朔二年(662)麴善岳墓表」1方，此方墓表據該書编者稱係「周紹良藏拓本」。從該書所收吐魯番出土唐代磚誌已刊布的资料來看，所缺甚多。同時該書祇有錄文，没有圖版。

1997年1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了王素編的《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
(簡稱《文獻編年》)，以紀年年代逐年編入了大凉政權和麴氏高昌王朝出土的磚誌目錄共209方(含《吐魯番出土文書》二、三、五册中題解提到的5方和張師兒及妻王氏的一磚兩表)。除出土唐代的高昌磚誌外，是一份比較完整的目錄資料，但惜未能收入1994—1996年中日學者合作發掘交河古城溝西墓地7方中的高昌磚誌6方(另1方為唐代的磚誌)，漏收了1956年雅爾湖古墓發掘的義和四年的1方。這7方是：

1．高昌延昌十八年(578)辛苟子墓表；

2．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張元尊墓表；

3．高昌延昌廿六年(586)中兵參軍辛氏墓表；

4．高昌延昌廿九年(589)口口口墓表；

5．高昌義和四年(617)錄事參軍汜氏墓表；

6．高昌年間宋仁墓記；

7．高昌年間首口墓記。

2000年12月出版的《新疆文物》該年第3、4期合刊刊載了穆舜英編製的《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墓誌登記表》(簡稱「登記表」)和由她編製的附一表《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區收集墓誌表》(簡稱「附一表」)以及附二表《北京故宫博物院、遼寧旅順博物館、英國倫敦博物院保存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區出土墓誌表》(簡稱「附二表」)。從該刊本期前言中得知，本期合刊是在國家文物局多次强調要盡快整理、編輯和出版《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報告(1959—1975)》，交出「欠賬」，并且責成新疆文物局抓緊抓好的指示下，「在近一時期集中了全部發掘檔案資料及大量分散的出土文物」的基礎上，「在整理中力求完整」的情况下完成的資料登記表，應該說是比較權威的比較完整的。但是經過筆者一一檢對，除「登記表」協調了已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第一至第十册(圖錄本彙集為四大册)中涉及的10座墓葬「題解」說的有出土磚誌和新列出的4方土坯墓記外，却令人有些失望。主要的問題是表的製作粗疏和資料短缺。前者以「登記表」為例，此表應是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1959年至1975年的13次考古發掘磚誌資料，却又輯入了1984年、1986年吐魯番文管所部分發掘的磚誌；表的序號编排既按發掘年代，又插入地區編號，相互交叉；墓表、墓誌定名不統一，斷代標準不統一，有的斷代與簡報相矛盾(如序號13，60TAM324：17，穆表定代在唐，而同期刊載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簡報》則劃分在「麴氏高昌時期」)；有的磚誌一磚書兩表，分别書寫夫妻二人，按考古發掘器物號編為一號，按夫妻合葬磚誌通例應定為一表，穆則以兩表定名；其他如磚誌姓名定名不確等。在「附一表」中序號16的「麴孝妻張氏墓表」，應為「麴孝嵩妻張氏墓表」，此墓表不應屬「收集」，查羅振玉《遼居雜著乙編》「高昌專錄」和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史料(26)」所載，係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應歸入「附二表」。在「附二表」中，所書出土地點均以「TAM采」標示，與事實不合，這些磚誌全是挖掘，而非采集，其中有1912年日本橘瑞超挖獲的，有1915年英國斯坦因挖獲的，也有1930年我國黄文弼挖獲的。在資料短缺方面，據筆者查檢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的13次發掘，實有磚誌編號135方，而「登記表」祇列了132方（不含「柩銘」1枚，吐魯番文管所發掘的5方，和一方夫妻合書的2表，以及協調《吐魯番出土文書》題解的10方與新增的4方土坯)。在「附二表」中，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磚誌共計12方，其中有5方除收藏在我國旅順博物館外，藏在日本和漢城的7方却未見登錄；斯坦因挖獲的17方(不含陽士通1方)，帶回英國倫敦博物院的有5方，
「附二表」祇登錄了4方；黄文弼1930年發掘的磚誌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附二表」中登錄了3方，其中1方《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郭恩子墓表》還是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的，最早刊布在《西域考古圖譜》史料(26)圖版中。
以上是20世紀期間吐魯番磚誌的出土和刊布情况，截止2001年底統計，共出土磚誌328方。由以上介紹不難看出，這些磚誌一是出土延續時間長，刊布分散，二是定名不一，交叉重復，三是不少資料已經散佚，有的流失國外，有的根本無法尋覓，因此，對於這些磚誌進行科學系統地綜合整理和著錄是十分必要的，已有的著錄雖各有特色，但必須互相參照，引用既不方便，資料也不完備。

二
出土磚誌研究情况

吐魯番出土磚誌時代最早、有明確年代的是「大凉承平十三年(455)且渠封戴墓表」，最晚的是「唐建中三年(782)高耀墓誌銘」，前後經歷了320多年。磚誌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過程。且渠封戴是北凉政權國王且渠牧犍(亦作茂虔)的後裔，大凉政權且渠無諱、且渠安周的侄子。公元439年，北魏太延五年拓跋燾攻取凉州，俘北凉王且渠牧犍，北凉政權滅亡。公元442年，且渠牧犍弟無諱由敦煌經鄯善、焉耆襲據高昌，次年在今吐魯番盆地建立大凉政權，改元承平。公元444年，且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大凉政權的建立，是吐魯番盆地由郡發展到王國的新起點。無諱兄弟稱凉王而不稱高昌王，用意在於奪回失去的河西之地，但這僅僅是一個願望。大凉政權的統治一直就局限在吐魯番盆地的範圍。這與後來的阚氏、
張氏、馬氏到麴氏高昌王國衹有名義上的差别。且渠封戴墓表的出現，無疑是受中原漢族喪葬文化的影響。且渠氏不屬漢族，但已是受漢族文化熏陶很深的匈奴族的遺裔。且渠無諱由敦煌「自將家产」，擁「萬餘家」大舉西遷，當然也把漢族文化的習俗帶到了高昌，從考古出土資料證實，在西遷的人群中不但有王室的重要成員，而且有王國的高級官吏，如1997年發掘出土的北凉武宣王且渠蒙遜夫人彭氏墓、1902年冬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運走的「大凉承平三年(445)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碑文作者「中書郎中夏侯粲」、寺院監造「典作御史索寧」和1969年發掘的龍骧將軍散騎常侍張幼達墓以及1930年黄文弼發掘的河西王通事舍人張季宗墓等。埋葬墓表的習俗雖然由且渠氏王族及其隨從從河西帶到了西域，但并未在吐魯番盆地迅速發展起來，出土資料表明在此之後的80多年間，這裹通行的仍然是埋葬紙質「衣物疏」的習俗，直到麴氏高昌王國章和七年(537)纔有明確紀年的第二方墓表出現，衣物疏纔逐漸被墓表取代。初期的磚誌表文樸實無華，主要記述了死者的姓名、死亡或埋葬的時間、所歷的官職、年齡，如果是死者的妻子，再加上與丈夫的關係或原來的里籍。至麴氏王國延昌以後，表文中稱頌死者的言詞逐漸多了起來，至唐貞觀十四年(640)太宗滅高昌，改高昌為西州，這種墓表習俗依然承襲下來。最早一方墓誌的出現是「唐永徽四年(653)張團兒墓誌」，墓表與墓誌的不同在於墓誌誌文出現了追述祖宗、歷述先輩的光宗耀祖言詞和死者生前各方面的表現，本着隱惡揚善的要求，有的甚至出現了不少諛詞，有的還與星辰、精靈、山川、宇宙的變化聯繫起來加以誇張描寫。有的因夫妻死亡時間和經歷的不同，分别書寫成各自的磚誌，有的在其一方上書寫了獨立的兩表表文；也有的墓主人同時埋有兩方磚誌；還有的利用前人的磚誌加以改寫，成為他自己的磚誌。墓誌出現不久，進而出現了墓誌銘。墓誌銘與墓誌的不同，是在長篇叙述死者事迹及其祖宗業迹的基礎上，在其誌文尾部以華麗的駢體文詞進行總結性的記述。「唐建中三年(782)高耀墓誌銘」是迄今為止在吐魯番出土的有明確年代記載的最晚一方墓誌銘，這方墓誌銘不但記述了唐玄宗時期西域地方的一些重要史事和「安史之亂」期間北庭鎮兵入關靖難的情况，而且在書法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該墓誌銘係石刻，刻文用行書，行文流暢，書寫隽永，刻工秀逸，是一方難得的佳品。綜觀吐魯番出土磚誌，雖有墓表、墓誌、墓誌銘、墓記的區别，墓記雖然不多，但墓表和墓記無論在麴氏高昌時期或在唐代都一直存在。墓記記載簡略，有的僅僅衹記死者姓名。

對吐魯番出土磚誌最早進行研究的是我國學者羅振玉。羅氏於1915年夏旅居日本期間，獲悉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盆地掘獲磚誌後，當即趕赴大谷隊住地觀看，并且遇錄其文。是後他編訂了《西陲石刻後錄》一書，并且依據磚誌所記紀年按劉羲叟《長曆》推算，於次年8月編就了《高昌麴氏年表》一卷。書成後6年，又見吐魯番出土《麴斌造寺功德碑》1方和《高昌人寫維摩義記》佛經題款等物。13年後又見黄文弼在吐魯番發掘所得磚誌124方，於是羅氏就在1932年夏天將大谷探險隊與黄氏所獲磚誌根據紀年和干支彙編成《高昌專錄》一卷，并對《高昌麴氏年表》重加增訂，合刊於《遼居雜著乙編》中。羅氏根據這些磚誌結合史籍記載，還對麴氏高昌的疆域、城鎮和官制進行了初步考訂和研究，附錄在「年表」之後。

1930年春天，黄文弼在吐魯番發掘磚誌124方後，他根據這些磚誌撰成《高昌麴氏紀年》和《麴氏高昌官制表》，刊於1931年出版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高昌第一分本》中。是後他又將高昌磚誌和《高昌麴氏紀年》、《麴氏高昌官制表》重新加以增訂，改為《高昌國麴氏紀年》、《高昌國官制表》，復刊於1951年由中國科學院印行的《高昌塼集》增訂本中。

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挖獲的磚誌，日本學術界也展開了研究，如内藤湖南早在1915年就根據橘瑞超挖獲的有關麴氏高昌的10方磚誌撰成《關於高昌國的紀年》一文，此文後來收入1976年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讀史叢錄》中。以後其他學者也有研究發表，如清野謙次《大谷氏及橘氏携來的中央亞細亞發掘物一一木乃伊》(日本關東廳博物館印行，1930年)、大谷勝真《高昌麴氏王統考》(載《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記念論文集史學篇》第5輯，束京大阪屋號書店，1936年)、北條祐勝《關於麴氏高昌國的成立》(載《白山史學》第5號，1959年)等文，根據高昌磚誌及乾尸對麴氏高昌王族的族屬來源及王統進行了研究考證。但是研究得比較集中獲得比較多的成果的要算嶋崎昌和後起的白須净真、荒川正晴、關尾史郎等人。他們不但進行一些專題研究，而且着力進行基礎資料的整理。嶋崎氏在1977年由柬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隋唐時代的東土耳其斯坦研究》一書中，利用磚誌和其他資料對高昌國的城邑和麴氏王國的官制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考訂，取得了新的進展。白須氏1978一1981年陸續在《書論》雜誌刊布的《高昌墓磚考釋》的長篇論文中對吐魯番磚誌的内容、淵源及其特點等進行了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收獲。荒川氏根據歷次(含斯坦因)在吐魯番發掘古墓的簡報及其有關資料编製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墳群墳墓一覽表》，刊布在《中央亞細亞史的再檢討一一新出史料的基礎研究》(1990年)一書中。關尾氏廣為搜集磚誌，也編製了《吐魯番漢文墓誌索引稿I、Ⅱ、Ⅲ》
(載《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86、87、88號，1993年)。這些都為讀者查閱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共和國成立後，由於農田基本建設的需要，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對吐魯番高昌故城附近的古墓區進行了13次搶救性發掘，出土了大批文書、文物和磚誌，國家文物局曾組織專門班子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了整理刊布；尤其在上世紀70年代末隨着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學術界掀起了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熱潮，這一熱潮持續至今方興未艾。這種大背景，同時也推動着出土磚誌的利用和研究，這些磚誌除了直接判定墓葬年代，反映當時埋葬習俗以外，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麴氏高昌國有關職官制度、職能機構、地方行政建置及其地望、世系、紀年、曆法以及氏族、郡望、聯姻等等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對唐代西州若干史事的補正。

在麴氏高昌職官制度方面，筆者曾經進行過比較全面系統的考察，撰成《麴氏高昌國官制研究》(載《文史》第22輯，1984年)一文，筆者認為：麴氏高昌官制可以分為6個系統，9個等級。6個系統是將軍戎號、戍衛兵將、王府中央、東宫王都、郡府與縣城；其官品按升遷轉調關係，可以分為一至九個等級。就其來源：一是模仿當時北魏王朝將軍戎號的建置；二是繼承秦漢以來歷代中央王朝行政機構的官制；三是麴氏高昌國因時因地自己設立的官職。正如陳仲安在《麴氏高昌時期門下諸部考源》(載《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年)一文中評價說：「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侯燦同志，在羅(振玉)、黄(文弼)氏的基礎上，又吸取日本學者嶋崎昌氏的研究成果，并收集解放以來新疆考古發掘所獲的大量墓表及紙質文書，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對麴氏高昌王朝官制的系統、品級、淵源和性質都作了探討，尤詳於品級的考證，引據博瞻。」在職能機構的設置和運轉方面，王素在《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體制考論》
(載《文物》1989年第11期)中認為：「麴氏高昌存在王府，但這裹所說的『王府』，并不作為高昌的王號府署的專指。」「麴氏高昌王直屬有四府(王公府、都督府、州牧府和將軍府一一筆者)，每府長史、司馬均分左右，那麽，所謂高昌『王府』就有八長史和八司馬。這就是史傳所記八長史和八司馬的出處。」這四府在「一般情况下，長史、司馬均分左右，各置二人，參軍無定員，主簿二人」。王素認為：「長史、司馬、參軍、主簿等官屬於『王府』僚佐，諸部屬於王國最高執行機構，『王府』僚佐管理王國最高執行機構，本來都是差遣官的身份。」因此，王素指斥那種「把長史、司馬、參軍、主簿等作為諸部法定官員的傳統說法是不嚴格的」。孟憲實和宣紅在《試論麴氏高昌中央諸曹職掌》(載《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持有不同看法。他(她)們根據吐魯番出土磚誌及其他考古資料論證了「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部門有9個，即吏部、庫部、倉部、主客、民部、兵部、祀部、屯田和都官」。考古資料稱這些部為「曹。并根據出土文書進而論證了這九部曹的執掌和在實際運作上的表現。結論說：「我們認為，從高昌所受封號上可以推測出王公府等四府的存在，但在該國實際發揮作用的確是諸曹。諸曹應有曹府，真正有名無實的應是『四府』。《周書》的記載，根據的可能是來自高昌的低姿態報告，虚實之間，不可完全當真。」在地方行政建置上，筆者在《麴氏高昌王國郡縣城考述》(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5期)一文中，根據磚誌及其他資料將麴氏王國分為前期、中期、晚期，因各期發展情况不同，郡縣城數設置也就不同，前期有郡三：交河、田地、横截；縣八：白艻、無半、鹽城、安樂、永安、柳婆、始昌、洿林；城三：高寧、威神、南平。中期其郡仍然為三；縣由八增至十，新增新興、武城(參見拙作《高昌建昌六年(560)麴惇墓表考補》，載《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城由三增至七，新增臨川、寧戎、篤進、永昌。晚期按唐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時計，其郡有四：交河、田地、横截、南平；縣十四：白艻、永安、安樂、無半、鹽城、柳婆、始昌、洿林、新興、龍泉、安昌、酒泉、威神、武城；城八：高寧、臨川、寧戎(寧由)、永昌、諸城、于堪、篤進、東鎮城。以上郡縣城合計共為26，其中不包括王都高昌城。筆者認為磚誌中涉及的撫軍府、鎮西府、平遠府似為軍府。鄭炳林在《高昌王國行政地理區劃初探》(載《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中認為：「侯君集滅高昌所得郡縣，《新唐書·西域傳》記載為三州、五縣、二十二城；《舊唐書·西戎傳》記載為三郡、五縣、二十二城。顯然新、舊《唐書》記載有誤，高昌無州有郡，郡不是三個而是五個；高昌的縣不是五個，也不是二十二個，而是二十七個左右；高昌國郡之上有府，即平遠、撫軍、鎮西三個府，新、舊《唐書》三州(三郡)疑為府之誤。如果這個推斷不錯的話，那麽高昌國應有三個府、五個郡、二十七個縣(五郡皆有直轄縣，加上二十二個縣)。」鄭氏所說的5個郡，除田地、交河、横截、南平外，還有1個永安郡，所謂永安郡得名於唐朝在垂拱四年(688)對張雄夫人麴氏，死時所封的虚號「永安太郡君」。鄭氏以唐朝的封號去類比麴氏的郡顯然是不正確的。鄭氏在文中還討論了這些郡縣城的地望。錢伯泉在《高昌國郡縣城鎮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實》
(載《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2期)和郁越祖在《高昌王國政區建置考》(載《歷史地理研究》2，1990年)中對以上涉及的許多郡縣城數及其建置沿革和地望也發表了各自的看法，有的看法相同或相近，有的則相差懸殊。近來王素在《麴氏王國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縣考》
(載《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以及《高昌史稿·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中認為：「傳世文獻記載麴氏王國末期，侯君集滅高昌，凡得三郡(或州)、五縣、二十二城，確實應為三府、五郡、二十二縣之誤。其中三、五、二十二等數字原本不誤，誤的僅是數字後面的行政區劃名稱。這大概是因為麴氏王國地方行政區劃與中原本不相同，而唐朝史官對此又不甚了解，以中原制度進行比附所導致的。」王氏所說三府、五郡、二十二縣正如以上諸文涉及的三府為撫軍、鎮西、平遠；五郡為交河、田地、横截、南平、高昌(即王都)；二十二縣是高昌、田地、交河、横截、南平、武城、白艻、永昌、威神、寧戎、高寧、酒泉、臨川、安樂、龍泉、洿林、永安、鹽城、無半、安昌、始昌、篤進。但據筆者的研究，在這二十二縣(城)中尚缺柳婆、新興、諸城、于堪諸縣城。顯然王氏之說有數字類比之嫌。關於麴氏王統與紀年，最早展開研究的是羅振玉，羅氏在1914年將橘瑞超帶回日本的磚誌中書有延昌、延和、延壽諸年號的，「取諸史紀傳，比堪異同」，撰成《高昌麴氏年表》；書成後6年，羅氏「又據吐魯番出土麴斌造寺碑、唐麴信墓誌、麴善岳博誌、高昌寫本維摩義記，續有補正，重付剞劂」；此後又隔13年，見黄文弼發掘吐魯番「高昌博誌纍百，復得章和、永平、和平、義和、重光年號，爰據誌所載干支月朔，釐定世次，再加修正」，始成刊載於《遼居雜著乙編》中的《增訂高昌麴氏年表》。羅氏云：「兩《唐書·高昌傳》并作九世，一百三十四年今由太和二十一年(497)數至貞觀十四年(640)正得一百四十四年，可證兩史之誤。」又云：「兩史均謂麴氏傳國九代，而《北史》及《隋書》《高昌傳》均云嘉死子堅立，堅死子伯雅立，伯雅以後有文泰、智盛，計僅得五世；魏帝紀出麴光一代，《北史》《周書》又出玄喜及寶茂二代，亦僅得八世，尚缺其一；麴斌造寺碑有『願昭武王以下五王之靈』，是嘉至寶茂凡六世，寶茂後一代紀元延昌者無考，又後為伯雅與文泰舍智盛正合九世，而舊史《高昌傳》稱伯雅為嘉六世孫，則加入智盛乃得九世，但與造寺碑不合。」黄文弼於1930年在吐魯番發掘磚誌後，對麴氏高昌的王統世系和紀年也進行了研究，撰成《高昌麴氏紀年》，刊載於1931年出版的《高昌第一分本》中，惟黄氏將重光年號置於章和之前。1951年黄氏重加修訂，改名為《高昌國麴氏紀年》，合刊於《高昌磚集》增訂本中，并且將重光改置於義和之後。黄氏云：「按兩《唐書·高昌傳》，并作九世一百三十四年，今由景明元年(500)數至貞觀十四年，凡得一百四十一年，諸史記載均有錯誤。」「至云傳國九代」，「余所發現之高昌墓表有章和、永平、和平、建昌、延昌、延和、義和、重光、延壽凡九紀元，若每改元為一代，亦當為九代。今以章和為麴子堅年號；永平為玄喜年號；建昌為寶茂年號；延昌為乾固年號；延和為伯雅年號；延壽為文泰年號；共有六世，略可憑信者也。智盛享國不久，恐無年號。《魏書·孝莊紀》於章和前出世子光一代，其建元如何，不得而知。尚有和平、義和二號，又為何人所改，均不可考也。」對於羅、黄二氏觀點，日本大谷勝真在《高昌麴氏王統考》(載《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記念論文集史學篇》第5輯，1936年)和《關於高昌麴氏不明確的王名》(載《史學雜誌》47編6號，1936年)中持有一些不同看法：關於麴氏立國，他既不同意羅氏的太和二十一年(497)說，也不同意黄氏的景明元年(500)說，認為是在太和二十二年(498)；他對羅氏將甘露年號疑作麴光紀年，黄氏將重光置於章和之前，也明確表示不同意；同時又認為羅氏未能明確的、麴寶茂與麴伯雅之間的那位王當為麴乾固。但是大谷氏把麴乾固在延昌三十三年寫經題記中所稱的「七世先靈」，連自己也算在内的見解顯然是不正確的。

此外，日本學術界和我國的一些學者對麴氏高昌立國、建元和紀年問題也展開了討論，其中以80年代以後的討論比較深入。如吴震在《麴氏高昌國史索隱一一從張雄夫婦墓誌談起》
(載《文物》1981年第1期)一文中，根據誌文所載研究認定，在麴伯雅延和十二年(613)發生了一次政變，政變者改元義和，義和六年麴伯雅復辟，次年2月改元重光。同時吴氏對麴氏高昌國史紀年也進行了補正，吴氏認為：「麴氏高昌國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嘉立，至唐貞觀十四年智盛嗣位而國滅，共傳九世十王，前後凡百四十年，其間於隋唐之際，政變失國凡六年，實際共統治了高昌一百三十四年(貞觀十四年高昌亡，是年不計)。因此，新、舊《唐書·高昌傳》所誌不誤。《唐會要》九十五作『一百四十四年』，宜為『一百三十四年』之誤。」筆者也對麴氏高昌的王系及其紀年進行了考證和研究，撰成《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區奉行年號探討》(載《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2期)和《新發現的高昌王闡首歸和麴嘉年號考》(載《西北史地》1984年第l期)，并將年表首附於《麴氏高昌王國官制研究》注釋1中。筆者認為根據考古資料揭示，麴嘉建元起於公元502年，止於公元525年，在位24年，先建元承平1—8年(502—509)，後改元義熙使用了16年(510—525)；同時肯定了甘露為麴光年號，使用了5年(526—530)，這樣麴氏高昌王統和紀年的基本框架就肯定了下來。此後，王素根據這個基本框架把麴氏高昌出土的磚誌按年號干支月朔日期逐一排定，著成《麴氏高昌曆法初探》(載《出土文獻研究續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文後附載了從麴嘉承平元年至麴文泰延壽17年(502—640)間的《麴氏高昌朔閏推擬表》，造就十分具體地明確了麴氏王朝的世系、王位繼承、建元紀年、干支歲朔以及大小月日期等情况。關於高昌磚誌中涉及氏族、郡望的研究，主要有宋曉梅《麴氏高昌國張氏之仕宦》(載《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王素《吐魯番出土(某氏殘族譜)初探》(載《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和《吐魯番出土{某氏族譜)新探》(載《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宋文根據出土張雄家族的磚誌，系統地解剖了張氏世代為官成為高門士族的情况。王文在復原「某氏殘族譜」時引用了麴姓的一些磚誌，認為高昌麴氏的郡望除了金城麴氏外，尚有西平麴氏。對高昌西平麴氏一說，施新榮在《也談高昌麴氏之郡望》(載《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同樣引證了大量出土磚誌，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麴氏高昌之郡望衹能是金城一說。王氏在復原另一件「某氏族譜」時，結合出土資料還探討了張姓與宋、馬、李、車、趙五姓的郡望與聯姻及其墓主人生活的時代。在探討世族聯姻方面，還有宋曉梅的《麴氏高昌國張氏之婚姻》(載《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宋文列舉了30多方磚誌研究認為：「從張氏家族的婚姻可以看出，麴氏高昌初期，高昌世族在嚴格的身份等級内，尤其注重地域；中期，世族婚姻則着眼於政治、經濟實力，婚姻圈有所擴大；後期，婚姻圈更加開放，世族婚姻圈由封閉至開放，正是高昌世族形成、發展到分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正反映了高昌國從初建到興盛，最後滅亡的歷史進程。」此外，孟憲實還沿引大量磚誌剖析了麴氏高昌盛行的追贈制度，撰成《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一文，孟文認為麴氏高昌的追贈制度遵循着「論官、論功、論貴(貴戚、貴族)、論親」四條原則。孟文云：「追贈雖是針對死者個人的，但其實是其生前生活的繼續，作為一個政治制度，高昌的追贈已經納入了官僚升遷詮選序列之中。從高昌人對赠官的重視上我們可以認為，高昌的追赠制度發揮了維護現存社會等級的功能。」

吐魯番出土磚誌在補正唐代史事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陳國燦《跋〈武周張懷寂墓誌〉》(載《文物》1981年第1期)、吴震《唐〈高耀墓誌〉補考》(載《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和柳洪亮《安西都護府初期的幾任都護》(載《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文。陳文謂：張懷寂墓誌有「貞觀之際，率國賓王」句，是指貞觀十四年唐減高昌後將高昌貴族内遷事，但新、舊《唐書·高昌傳》記載内遷地點不明，懷寂墓誌也不載，而本世紀初斯坦因在阿斯塔那挖掘的《唐故旅帥張相歡墓誌》則記述了内遷地點。張相歡誌云：「今亡者權任偽王帳右，城賓之際，投下歸朝，為上赤誠，蒙補懷音府隊正。旋歸本邑，舊位轉復。」懷音府屬河南府河南郡(洛州)之軍府，看來張相歡先被遷到洛州，就地任命為懷音府隊正，而後正如張懷寂墓誌所云，「永徽之初，再還故里」的。陳文又謂：張懷寂墓誌還記載了唐高宗永徽年間，因西突厥賀魯叛亂而放回高昌貴族麴智湛任西州都督事，龍朔、麟德以後吐蕃興兵北犯隴西河西諸地和唐王朝命王孝傑等率大軍抗擊吐蕃的情况，以及戰争結束後朝廷褒獎立功將士含張懷寂在内的史事。通過這些史事，揭示了高昌貴族的先輩由中原返歸西州的過程和入唐後這些貴族豪門的興衰變化，提供了武則天時期「復四鎮之役」的新情况。吴文首先對《唐北庭副都護高耀墓發掘簡報》(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中對高耀墓誌誤解錯釋處進行了糾正，進而探討了高耀在「天寶中頻著戰功」，是因天寶三年討突騎施，天寶五至六年討小勃律，天實七年從王正見伐毁碎葉城之戰。吴文據誌文還探討了高耀在天寶十五年(756)以北庭副都護隨安西、北庭鎮兵入關勤王靖難，收復兩京(長安和洛陽)戰役，以功除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充行營管内勾覆倉庫使，以後又隨鎮西北庭行營屯兵河内(懷州，今河南沁陽)抵抗史思明叛亂犯懷州的史事，和朝廷授予特加銀青光禄大夫、試衛尉卿，充伊西庭支度營田副使返歸北庭履任的史事。這些史事具體地補充了正史記載的不足。柳文在《唐天山縣南平鄉令狐氏墓誌考釋》(載《文物》1984年第5期)基礎上，對墓誌抄錄「貞觀廿三年版授」墓主人八十鄉君牒文，所署「敕使使持節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兼安(西)都護、西州刺史、上柱國譙國公柴哲威」一事展開了討論，結論認為：「自貞觀十四年(640)九月至顯慶三年(658)五月，安西都護府置西州境内共計十八年，歷任都護四人，這四人是喬師望、郭孝恪、柴哲威、麴智湛。」從而否定了《舊唐書·龜兹傳》「先是，太宗既破龜兹，移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為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兹等四鎮，移安西依舊於西州」的記載，顯然是有舛錯的。
除對吐魯番磚誌研究取得了上述主要成果外，在磚誌書法墨迹的研究上也有論文涉及，但顯得十分單薄。其他如磚誌反映的文字語言、葬儀等等還未見有人討論，即如上述的那些成果，不少問題仍然存有不同認識。因此，本書的出版為磚誌的深入研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三
需要說明的問題

這裹還需要說明的問題是，在已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間陸續出版，以下簡稱「出文」)第一册至第十册和《吐魯番出土文書》圖版和錄文對照本(文物出版社，1992一1996年，簡稱「圖錄本」)
[壹]至[肆]册中，涉及到10座墓葬文書的題解，題解說出有磚誌，現將這些墓葬檢錄如下：

1．59TAM308出「趙隔妻」墓記(見「出文」二，第301頁；「圖錄本」第壹册，第247頁)；

2．59TAM310出「趙顯曹」墓記(見「出文」三，第339頁；「圖錄本」第壹册，第460頁)；

3．59TAM3n出「跋兒」殘墓記(見「出文」五，第346頁；「圖錄本」第貳册，第343頁)；

4．59TAM313出「羅英」墓記(見「出文」二，第346頁；「圖錄本」第壹册，第288頁)；

5．60TAM319出「趟阜」墓記(見「出文」三，第335頁；「圖錄本」第壹册，第465頁)；

6．60TAM320出「趙善慶」墓表(見「出文」三，第39頁；「圖錄本」第壹册，第321頁)；

7．60TAM325出「趙眾」墓記(見「出文」六，第191頁；「圖錄本」第叁册，第100頁)；
8．60TAM327出「趙羊德」墓記(見「出文」六，第123頁；「圖錄本」第叁册，第65頁)；

9．67TAM74出「唐顯慶三年(658)」殘墓誌(見「出文」六，第155頁；「圖錄本」第叁册，第79頁)；

10．72TAMl87出「唐上柱國張」殘墓誌(見「出文」八，第418頁；「圖錄本」第肆册，第20l頁)。

以上10方磚誌，在穆舜英編製的「登記表」中作了登記，但因這些磚誌資料多係土坯刻寫的墓記，缺項甚多，又未見圖版，因此在纂輯本書時未予錄入。未錄入本書而見之於「登記表」的還有4方，也是土坯刻字。這4方是：

60TAM324：17唐令狐口府墓記(據《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簡報》劃在「麴氏高昌時期」)；

60TAM328：40高昌年間元貝墓記；

60TAM309：38高昌年間殘墓記；

75TKM69：l 唐「十」字墓記(在土坯上劃一「十」字)。

此外，在穆舜英編「附一表」中還登錄了兩方目錄：「49TAM高昌延壽三年(626)祁顯明墓表」，「49TAM唐乾封二年(667)劉不六墓誌」。這兩方磚誌從編號標示來看，應屬共和國成立前挖掘』為新疆博物館徵集所得。但至今未見表文誌文刊布，本書亦未收入。

又．在王素編著的《文獻編年》一書的第200頁488條59TAM308墓「高昌趙隔妻墓磚」注釋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本件釋文及墓葬编號，均據文書二(即《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簡裝本)第二册，本文簡稱的「出文」二一一筆者注，下同)與圖文壹(即《吐魯番出土文書》
(「圖錄本」第壹册)。簡報B (即《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區墓葬發掘簡報》，載《文物》1960年第6期) 『隔』作『□』，謂出597AM306，恐誤。原無時間。但同墓出有延昌廿八年四月廿九日趙顯曹夏田券，此『趙隔』應即『趙顯曹』。據此，本件時間應在該券之後。」根據穆舜英編製的「登記表」，「趙隔」與「趙□」是两座墓葬，前者編號為59TAM308，後者編號為59TAM306，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趙隔」不等於「趙□」，「趙隔」更不能與「趙顯曹」劃等號。雖然在王素編著的《文獻編年》一書的第199頁486條有「高昌趙顯曹夏甲券」一件，并且注明出土於60TAM308墓，但此「趙隔」并不等於「趙顯曹」。「趙顯曹夏田券」係債務人的契約，此契應保留在債權人手中，這是常識，因此308號墓出土的「趙顯曹夏田券」不是趙顯曹的墓葬，當然更不等於此墓墓主人應是「趙隔」。筆者查檢了「出文」三第339頁(「圖錄本」第壹册，第460頁)，該書編者在59TAM310墓的題解中說該墓葬出土了趙纇(顯)曹墓磚1方。此方磚誌也被收錄在：王素《文獻編年》第316頁的971條中。穆舜英的「登記表」也作了收錄。因此59TAM306墓和59TAM308墓是兩座不同主人的墓葬，更與59TAM310墓的「趙顯曹」無關。

又67TAM84墓「出文」二第204頁(「圖錄本」第貳册，第1頁)說：本墓無墓磚。但據筆者整理《解放後新出吐魯番墓誌錄》過程中找到了該墓磚誌，即《唐口口二年口口相墓誌》(參見「墓誌錄」錄注150)。72TAMl53墓「出文」二第325頁(「圖錄本」第壹册，第279頁)說：本墓無墓表。筆者在整理過程中亦找到了該墓曾出有「張救子墓記」1方。

编辑：l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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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kyamp · 發表於 2009-9-20 09:35:51

回鹘男子供养群像

回鹘男子供养群像
新疆伯孜克里克壁画

图中可见回鹘人各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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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回鹘男子供养像.jpg (208.15 KB) 2008-1-15 11:31

2008-1-15 11:31

高昌国墓志高昌国墓志
鞫（麦字旁）氏高昌国，延昌20年（580年）。陶制。
长36.5厘米宽36厘米厚4.5厘米
新疆出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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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色彩画『木星』 33×25 cm．紙．12世紀製作

图中人物所戴猪头冠帽，当是通天冠变种，具少数民族特色。手持笏板，腰束大带。

[ 本帖最后由乐浪公于 2008-1-17 14: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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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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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yiguan.com/viewthread.php?tid=2007&highlight=
敦煌（中日合拍经典大片）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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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延惠" "曹议金"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自在的风发表于: 2007-8-01 23:39 来源: 习斋社区门户
冯培红

提　要：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藉以抬高门第；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关键词：　敦煌　曹氏　归义军　族属　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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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兴起两股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一为粟特学，一为敦煌学。饶有兴味的是，粟特人几度来华与敦煌学的时间跨限基本接近，而且敦煌学与粟特人关系甚为密切。粟特人最初居住在河西境内的昭武城，汉时受匈奴打击，被迫西迁，徙居中亚，建立以康国为中心的昭武九姓城邦联合体。汉唐时期粟特人不断来华，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扼居丝路咽喉，是东西交流的重要孔道，也是粟特人入华的必经之地。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宋初敦煌粟特人的活动状况，为研究粟特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早在1965年，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发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指出粟特人在唐代前期的敦煌已形成聚落，即以安城祆祠为中心的从化乡[注解：〔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Ⅰ，1965年；汉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140-220页。]。之后，不少国内外学者继续探索，进一步肯定了吐蕃占领时期及归义军时期粟特裔民的存在，及对吐蕃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注解：这方面的成果有：〔俄〕L.I.丘古耶夫斯基：《敦煌地区粟特聚落新史料》，《东方国家与民族》10册，莫斯科，1971年。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1期。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NFDBB》，《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2/3〗藏学》1996年1期。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6期；《略论粟特人与]。截至目前，关于敦煌粟特人的研究可以说比较全面且很深入了。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偏向，即学术界基本首肯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为汉族大姓，但同时在研究敦煌粟特人时却将除节度曹氏以外的其他曹氏人物大多作为粟特族对待。这样就不足以说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社会基础。然而这一情况至今仍为学术界所赞同或默认，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苦于敦煌文书的零碎缺略，难以解清曹氏上台的事实真相；二是在研究粟特人时存在着一种"泛粟特主义"的倾向，见到曹姓及其他安、康等昭武姓氏就断定为粟特人，失之笼统；三是忽略了将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的比勘甄辨。基于以上原由，笔者从大量的敦煌文书、洞窟题记及传世文献、碑志石刻中检视了汉宋间敦煌地区所有曹姓人物，企图全方位探讨敦煌曹氏的来源、聚落分布、家族势力及其在敦煌地方政权与佛教教团中的任职状况，进而甄辨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并对五代宋初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与族属作一蠡测，探索曹议金家族望称谯郡的内在因由。本文对敦煌曹氏族属的分类讨论，旨在推动敦煌粟特曹姓的研究，并希望对索解张、曹继代之谜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有所帮助。[注解：龙家的关系》，《敦煌学辑刊》 1997年1期。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4期；《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4期；《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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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敦煌两类曹氏的渊源
　　
　　魏晋隋唐时期，敦煌虽处西陲边地，但门阀制度风流竞尚，亦波及敦煌，涌现出许多高门大姓。众所周知，敦煌地区的大族主要渊源于汉武帝开发河西四郡以后从中原迁徙到这里的一批犯官。到汉末魏初，敦煌已形成了"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的局面。晋及五凉，索、宋、阴、张、李、NFDB8等姓成为敦煌的门阀大族，与中原高门甲族相抗衡。撰写于唐代的一些名族志文书如P.2625《敦煌名族志》、P.4010《敦煌索氏族志》、S.1889《敦煌NFDB8氏人物传》，记载了一些直到唐代仍极有势力的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门第兴旺。归义军时期敦煌门阀余风依然兴盛不衰，以门第相高，这些家族把持了敦煌地方政局。
　　然而，敦煌文书中却没有出现后来执掌归义军政权的曹氏家族所修的族志，一直没有见到曹氏先人的功绩事业，似乎暗示了历史上曹氏家族的没落，以及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来历不明，反映了敦煌曹氏曲折发展的特点。
　　在《元和姓纂》、《广韵》、《通志略》及《古今姓氏书辨证》等姓氏典籍与敦煌出土的S.2052、P.3191、北图8418等姓氏文书中，曹姓郡望出自谯郡、彭城郡、济阴郡、安乐郡、高平郡、钜鹿郡等地，敦煌曹氏则多无名。然而，寻绎史传、碑志，我们也发现了汉晋之际的一些敦煌曹氏人物，郁为一方大族。《NFDB9阳令曹全碑》云：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剪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NFDC1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NFDC2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NFDC3，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曹全)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注解：王昶：《金石萃编》卷18《NFDB9阳令曹全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1册1页。]
　　又《后汉书·西羌传》亦记NFDC2麋相曹凤官拜金城西部都尉[注解：《后汉书》卷87《西羌传》。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2《水经注笺·河水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7页。]，《水经注·河水》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注解：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 3《水经注笺·河水三》，73-74页。]《后汉书·西域传》则记载曹宽任西域戊司马，率兵攻伐疏勒，人名虽与曹全不尽相同，但官名事迹基本一致，应当是同一人[注解：《后汉书》卷88《西域传》。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41-45 页。]。汉安帝元初时曹宗甚至还担任了敦煌太守[注解：《后汉书》卷88《西域传》。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11"下平声·六豪·曹"条也提到曹参一支后代中有敦煌太守曹，名字原书残缺，当是曹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2本153页。]，而曾举孝廉的曹NFDC4则在内地任官，官至荥阳令，也是敦煌人[注解：《后汉书》卷39《赵咨传》。]。可见早在汉武帝开发河西四郡时，曹氏已从中原逐渐向西移民，分布在关陇、河西地区，最西的到了敦煌。敦煌曹氏最初出自中原，自称汉初名相曹参之后。曹参起家于沛，汉晋南北朝属沛郡，或称沛国，隋唐则并入彭城郡[注解：张守义：《史记正义》注云："按：沛，今徐州县也"，即彭城郡。参《史记》卷53《曹相国世家》。]，因此汉代敦煌曹氏与彭城曹氏实际同源。这支曹氏涌现出了曹敏、曹凤、曹宗、曹全等有名人物，担任高官，成为敦煌的一支大族。及至十六国时期，前凉政权中有尚书侍郎、西平太守曹祛。张轨晚期，曹祛扶持晋昌张越反对张轨，反为张轨所诛[注解：《晋书》卷86《张轨传》。又《唐故隋NFDC5城府鹰扬曹君及琅耶(琊)郡君安氏墓志并序》载："君讳谅，字叔子，济阴定陶人，晋西平太守曹祛之后也。"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册135-136页。]。张重华时有武街护军曹权[注解：《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然而前凉之后，曹氏受到打击，势力渐趋衰落，之后史籍中不再见到有影响的人物。在敦煌文书中，目前所能见到的曹氏资料绝大部分在唐五代宋初时期，仅有一件是西凉时期的籍帐文书，其中记载了一位曹姓妇女。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中有：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大府吏随嵩年五十
　　　　　　　　妻曹年五十　　　　　　丁男二
　　　　　　　　息男寿年廿四　　　　　女口三
　　　　　　　　寿妻赵年廿五　　　　　凡口五
　　　　　　　　姊皇年七十四附籍　　　居赵羽坞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注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1辑110页。]
　　这是敦煌文书中见到的有关曹氏人物的最早记录，因属女姓，仅录其姓而无其名，其夫为大府吏，系西凉政权中的低级胥吏，故其妻曹氏之家族当已没落。因未书名字，难以判断是汉族抑或少数族。西凉是汉人李NFDC4建立的政权，又据同一文书的其他人物来看，凡有裴、马、阴、袁、张、苏、吕、唐等姓，均系汉姓，推测该曹氏妇女是汉族的可能性较大。
　　同时应当注意，汉唐之际中亚地区的粟特民族几批东徙入华，其中就有昭武九姓之一的曹姓。汉代西域诸国质子侍汉，一些粟特侍子留居河西，甚至落籍为民。《梁书·康绚传》记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注解：《梁书》卷18《康绚传》。]而敦煌在汉时已被称作"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注解：《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耆旧记》。]，应当是粟特族人入居定籍的重要居所。三国时西域胡人争相来到敦煌，开展贸易[注解：〖ZK(〗《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在凉州，《诸葛亮集》亦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注解：《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由此可见，东汉三国时期粟特人在敦煌及凉州等地已渐渐形成聚落。

　十六国时期，诸凉政权加强经营西域，与此同时粟特商人大批入徙河西。《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注解：《魏书》卷102《西域传》。]《大唐故平州平夷戍主康(续)君墓志铭》在追述其先世时亦云："东晋失国，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 [注解：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1册657-658页。]凉州既有大批粟特人居住，敦煌为西域进入河西的首先必经之地，必然也有粟特族人。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根据对斯坦因(A.Stein)所获粟特语古信札的研究认为，4世纪敦煌地区居住的粟特人已有千人之多[注解：W.B.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Vol.XII,1948,pp.601-615；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3期，147-154页。]〖ZK)〗。由此可知，这一时期以凉州、敦煌为中心的粟特人聚落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在河西境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所能见到最早记载敦煌粟特曹姓的是西魏统治时期的文书，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中有曹匹智拔、曹鸟地拔二人 [注解：〖ZK(〗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辑114页。]。敦煌在西魏时称瓜州，效谷为其属郡。尽管前面提到汉代曹全家族为敦煌效谷人，但从姓名上判断，这两人均非汉族，当系胡人无疑。池田温先生认为可能是匈奴人或粟特曹国人[注解：〔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9卷，191页。]，笔者倾向于后者。
　　尤为突出的是唐代景龙元年(707年)更大规模的粟特人入徙敦煌，敦煌地方政府甚至划出专门的区域，在城东安城一带设置从化乡，形成粟特人的专门聚落[注解：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3期。]。关于此点，将在下节论述。
　　综上所述，敦煌曹氏的由来，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西汉时从中原迁至敦煌的汉族曹氏，这一支盛于两汉，魏晋以后趋于没落，成为敦煌地区的普通百姓。二为汉唐之际分批由中亚徙入敦煌的粟特曹氏，尤其是唐代景龙年间大规模入迁的粟特人，他们被敦煌当局编入户籍，设立了从化乡，作为粟特裔民的聚落。三　唐代前期的两类敦煌曹氏
　　
　　由于景龙年间大规模入徙敦煌的粟特人的汉化尚需要一个过程，加上从化乡与别乡的分隔建置，因此，无论从姓名或乡别上，都较易区分汉族曹氏与粟特曹氏。前者取名崇仁尚礼，具有传统汉儒的特征，分散居住在敦煌诸乡；后者取名多带胡风，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聚居在从化乡。然而，唐前期汉族曹氏已经没落，粟特曹氏是化外裔民，势力不大，没有政治经济特权，难以和张、索、NFDB8、李、阴等大族相抗，属于一般百姓。
　　在开天之际的敦煌诸乡籍帐与差科簿文书中，记载有不少曹姓人物，P.3898+P.3877《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 P.2592+P.3354+P.2547v+S.3907+罗振玉旧藏《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共记载了20位曹姓人物。 P.3559+P.3018+P.2657+P.2803v《唐天宝十载(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记悬泉乡有曹敬、曹英峻、曹加琬、曹贞济、曹大方、曹加礼、曹成金、曹福、曹崇宾、曹崇NFDC6、曹希光、曹希盛；慈惠乡有曹大信、曹景崇、曹庭俊、曹思廉、曹庭仁、曹大方、曹真NFDC7、曹玉儿、曹承恩、曹光庭；从化乡有曹稍稍、曹忠儿、曹屯屯、曹咄利支、曹思鸾、曹胡子、曹伏帝延、曹悉加耽延、曹罗汉陀、曹忿、曹南达、曹大庆、曹安国、曹引吐迦宁、曹海元、曹米毡、曹大明、曹磨色多、曹大宾、曹奴子、曹忠子、曹崇俊、曹忠儿、曹宁力、曹元庆、曹染磨、曹崇谏、曹游庭、曹好儿[注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辑149-241页。]。其中悬泉、龙勒、慈惠诸乡曹氏为汉族，从化乡曹氏从姓名上也可判断为粟特族。
　　从以上所列敦煌县诸乡曹氏人物看，曹氏家族在敦煌地区人数众多，但无论汉族或粟特族，基本上是一般百姓，户等低下，有的担任捉钱、终服、队副、郡上、县史、土镇、侍丁、纳资、斗门等低级军胥役职，地位不高。他们都是唐朝均田土地上的农民百姓，但田地均未受足，而差科徭役却极为沉重，生活陷入困苦不堪的窘境之中，甚至发生民户逃亡的现象[注解：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6期。〖ZW)〗。
　　《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有两户曹氏家庭，户主系从兄弟，从他们家庭成员的姓名与居住在龙勒乡看，可以判定是汉族曹氏。曹思礼一家15口人，户等为下中户，应受田额3顷64亩，实受62亩(其中60亩永业田，1亩口分田，1亩居住园宅)，未受3顷2亩，可见敦煌乃狭乡之地。曹思礼身为队副，受田却严重不足，生活贫困无依。其从弟曹怀NFDC8一家8口人，户等为下下户，因文书后残，其受田状况不明。但他户等较其从兄更为低下，况身属老男，家口之中，独子尚为黄男，其余6个女儿，两个尚属小女，估计受田情况比曹思礼更加不如。需加说明的是，曹思礼、曹怀NFDC8的情况在当时敦煌汉族曹氏家族中绝非孤例，在敦煌文书中所见到的所有唐代前期的曹氏家族中，尚未见到中上户等，所受田地无一完足。由此可见，汉族曹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已经完全没落，沦为敦煌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两汉之际大族高门的赫然光彩荡然无存。同一时期被编入户籍的从化乡粟特曹氏的地位与汉族曹氏相差无几，差科簿中记载的从化乡曹氏共29人，户等有中下户、下中户，与汉族曹氏基本相类，总体地位十分低下。其中部分粟特曹氏经过开天盛世的熏染，逐渐汉化，在取名时亦多用汉名，如大明、大宾、元庆、崇谏等。但从整件差科簿可以知道，曹大明有兄曹引吐迦宁，曹大宾有兄曹磨色多，可知他们确是从化乡的粟特百姓。 
　　尽管敦煌曹氏生活贫困，但在服役及承担差科方面的负担却有增无减，非常沉重。《唐天宝十载(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记载了敦煌两类曹氏的承担差科状况，悬泉乡、慈惠乡、从化乡曹氏承担的差科有卫士、捉钱、终服、队副、侍丁、县史、土镇、郡上、斗门、土镇兵、市壁师、纳资、里正等。早年王永兴先生曾对此差科簿文书作过研究，对其中的色役差名分别做了细致的考释[注解：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捉钱、终服、侍丁、郡上、县史、斗门是县衙胥吏或色役丁差，队副、卫士、土镇则是军中小吏与土团士兵，地位都比较低下，反映了曹氏地位的沦丧。
　　综上所述，唐代前期敦煌的两类曹氏较易区分其族属，汉族曹氏散处各乡，粟特曹氏聚居从化乡，天宝时粟特曹氏虽有部分接受汉化，但多数在取名习尚上仍保持胡风特征。两者同为敦煌编户百姓，划分户等，分配均田，并承担差科色役，是敦煌社会的底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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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曹氏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攻陷河西最后一个重镇敦煌，开始进入长达62年的吐蕃占领时期。从景龙元年(707年)到贞元二年(786年)，计 79年，唐朝经历了极盛而衰的过程，而大唐国风却为周边国家与民族翕然崇尚，纷纷向化。入居敦煌的粟特族人经过唐风沐浴，逐渐接受汉化，如前所论，其后裔在取名习尚上已部分汉化。
　　吐蕃占领河陇后，废除唐朝的乡里制，代之以部落制，原先粟特人共同聚居的从化乡被取消了，粟特裔民聚落被拆散，分散居住在各个部落，并开始与汉族曹氏走向融合。这次冲击，使得粟特曹氏在汉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S.1475.4v《酉年(817)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便豆种帖》、S.1291《某年三月一日曹清奴便豆麦契》、S.2228《亥年修城夫丁役使簿》分别记载吐蕃时期下部落、中元部落有曹姓百姓，从事农业活动及承担修城徭役。我们尚不能肯定曹茂晟、曹清奴、曹保德究竟是汉族曹氏抑或是汉化了的粟特曹氏，但此时从化乡既已不再存在，粟特曹氏亦必分散居住在各个部落。
　　吐蕃在敦煌崇兴佛教，寺院经济极其发达，产生了寺户制度。从化乡消失后，许多粟特人沦为寺户。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中记载敦煌诸寺曹姓寺户共9人，从姓名上可以判定为粟特曹氏的有曹莫分，系龙兴寺寺户，职役为"判官驱使"，即寺院僧职判官的随从人员，供其役使。其他人从姓名来看可能是汉族，或是汉化了的粟特人，分别从事修仓、守囚、运输、护送、牧驼、NFDC9草、营田及充当手力等差役。同卷背《戌年(818)沙州诸寺寺户妻女放毛簿》中有曹氏4人，其中曹弗昏支当是粟特人，为大云寺寺户，另外3人的族属较难判断。P.2912《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载"曹勿多五斗"，康秀华是吐蕃时期的粟特富商，经营胡粉买卖，同时也是佛教寺院的大施主[注解：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和〈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与之同时代的曹勿多也是粟特人，贫富分化已很显著。吐蕃时期敦煌的曹氏人物还有很多，能够断定为粟特人的却只有以上所列的曹莫分、曹弗昏支、曹勿多3位，大部分则因汉化太深，在取名习尚上多用汉名，难以辨其族属。
　　然而，吐蕃时期无论粟特曹氏或汉族曹氏，地位仍然比较低下，或为部落百姓，或是寺户，承担田税突课、修城丁差或寺院差役。只有极少数的曹氏人物挤入吐蕃僧界的上层。伯希和非汉文文书1261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斋1历》记载有曹上座、曹2梨。上座为三纲之一，2梨系名僧大德，算是较有身份的僧官大德。因未书俗名且无他资料参证，不知其族属为何。粟特人虽是祆教徒，但这一时期许多粟特人改信佛教，所以这两位曹姓僧官也可能会是粟特人。
　　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也许对说明吐蕃时期曹氏家族的势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牒中交待，齐周之父是部落使，自己曾任将头，从事农业、畜牧业，还开办酒店，甚至从事长途贩运，拥有资产无数。在婚姻关系上，齐周娶妻阴氏，是吐蕃时期的豪宗大族[注解：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ZW)〗。齐周之"大兄嫁女二，一NFDB8家，一张家"，"齐周嫁女二，一张家，一曹家"。齐周姓索，与 NFDB8、张二氏皆为敦煌汉族大姓，曹氏与张、NFDB8、索等氏并列联姻，推测其为汉族的可能性较大。汉族曹氏尽管在魏晋隋唐之际趋于衰落，但却不失为没落大户；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为新兴的粟特曹氏的可能性。
　　需加指出，吐蕃时期由于从化乡的打破与分散居住，粟特人的分化较为严重，不少安姓、康姓粟特人巴结吐蕃当局，或从事经商，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特权，如安都督成为仅次于吐蕃节儿的高级官员，康秀华靠从事胡粉生意而致富。相比之下，曹氏粟特人的势力发展远不如安、康二氏。文书资料反映，吐蕃时期敦煌汉族与粟特两类曹氏大多为贫苦百姓，势力不大，从中也可反映出这一时期粟特各姓上下分化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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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曹氏势力的崛起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起事，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注解：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归义军恢复唐朝乡里旧制，但原来粟特人居住的从化乡已不再重新建置，这显然与粟特人的汉化、蕃占时期粟特聚落的拆散有关。故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胡汉两类曹氏日益难以区分。尽管如此，此一时期在时人眼中，粟特人与汉族人之间似乎仍有分别。P.3070《乾宁三年(896)行人转帖》中所列行人之姓曰："龙藏破罗安张王赵阴薛唐邓令狐正等，安康石必(毕)罗白米史曹何，NFDAF后齐程杜桥屈韩吴高谈NFDB8范禁龙高通"。据唐耕耦等考证，此件文书系蒙童所写，错漏甚多，不能通读[注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辑411页。]。所列诸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三部分基本上是汉族姓氏，第二部分中"安康石必(毕)米史曹何"诸姓系粟特人，"罗白"亦为西域姓氏。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二部分中的曹姓应当是粟特人，而非汉族曹氏。军队中蕃汉分隔编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归义军时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之间仍有界限，至少在时人眼中较易区分，只不过今天已难以分辨了。从姓名上看，P.2738v《唐咸通十年(869)前后社司转帖》中曹击击、安黑丰、曹胡胡等仍带有明显的胡名特征，可以断定为粟特人，而转帖中其他如康荣宗、康敬忠则已汉化。

　张氏归义军前期，曹氏地位尚属低微，在政界没有出现重要人物。 P.3249v《军籍残卷》中有僧曹道、曹兴兴、曹某、曹□子、曹孝义、曹粪堆、曹NFDB8行、曹天德、曹福善，他们的身份为兵士，较为低下。而到张氏统治后期，曹姓人物迅速崛起，升至上层。P.3167v《乾宁二年(895)三月安国寺道场常秘等牒》中有兵马使曹女女，P.3547《沙州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中有衙前兵马使曹光进。曹光进又见于P.4640v《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支与押衙曹光进助葬粗纸两帖"。曹光进在张淮深统治末期任衙前兵马使，随贺正专使阴信均出使入京，张承奉亲政后去世。文书中还三次提到都押衙曹光嗣，是张承奉政权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位高权重。曹光进与曹光嗣当为兄弟，两人同时出任张承奉幕府中押衙之职，且曹光嗣为都押衙，总掌衙内事务，反映曹光嗣家族势力在张承奉时期的崛起。同件文书还提到另一位曹氏人物："又支与悬泉镇使曹子盈粗布壹匹"，又S.619v《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状》云：
　　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右子盈辕门贱品，沐功，夙夜竟惭，将军大造，拔自尘微，擢居专镇，分符有愧于先贤，军额难当，穴末终，显历颈，上报恩，捍虏宁边，岂敢辄亏于烽候，前件草笥羊头等，诚效野老，战汗伏深，伏容纳，成幸甚。[注解：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5册182 页。]
　　观曹子盈的措辞语气，自称"辕门贱品"，又曰"拔自尘微"，说明张氏时期曹氏家族门望较低，只得通过军功起家，而得到节度使张承奉的提拔，擢任为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尤其是到金山国末期，曹议金出任沙州长史，进而从张氏手中夺取了节度使权位。
　　曹氏势力的攀升，还表现在与张氏、索氏等归义军实权大族的联姻上。曹议金为索勋之女婿、张议潮之外孙[注解：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217页。]。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载："公讳盈达，字盈达，则故敦煌郡首张公第十六之子婿矣"。据考张公即为张承奉[注解：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430页。]。张、索、曹之间的联姻，反映了曹氏地位的迅速上升。曹盈达在曹氏归义军时参加东征甘州回鹘之役，战死沙场，但赞文中并未叙其与曹议金家族之关系，显然与之无甚关联。后唐时撰写的这篇邈真赞颂曰："门承贵族，阀阅晖联"，应当是指曹盈达出自中原汉族高门，由此似乎也预示了曹议金并非出自中原曹氏，与传统以来的敦煌汉族曹氏不同。由此可见，无论粟特曹氏还是汉族曹氏，在张氏归义军后期已开始崛起，确立了曹氏高门世族的地位。
　　此一时期曹氏在僧界的势力也在抬头，出现两位颇有名望的曹姓高僧，僧官分别为都僧政、僧政。P.4660《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载："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但未叙郡望与名讳香号。赞中说他"瑜珈百法，净名俱彻"，善于讲《瑜珈论》与《净名经》。S.1154《瑜珈论卷五十四》后有法镜署名。P.2079《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上》末题："壬辰年正月一日，河西管内都僧政京城进论朝天赐紫曹和尚就开元寺为城隍禳灾讲维摩经，当寺弟子僧智惠并随听写此批上。至二月二十二日写毕。"S.5972《维摩经疏》亦题："河西管内京城进论临坛供奉大德赐紫都僧政香号法镜手记。前后三会，说此经百法九遍，接踵学徒。"这位善讲《瑜珈论》、《净名经》和《维摩经》的都僧政即曹法镜。P.4660《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记载了另外一位僧职稍低的曹僧政，与前者不同的是，赞中叙其郡望为"武威贵族"，应当是汉族曹氏自中原西徙，因止武威，再西至敦煌，故望称武威。由此反映都僧政曹法镜的邈真赞未叙郡望，仅言"丕哉粹气，历生髦杰"，估计是粟特曹氏，果若是，则粟特曹氏在僧界的势力更大。S.2669《年代未详［865-870］沙州诸寺尼籍》记载敦煌女子出家为尼的情况，其中曹姓有6位：
　　胜　真　沙州敦煌县　慈惠乡　姓曹俗名宠真　年十六
　　净　忍　沙州敦煌县　莫高乡　姓曹俗名娲娃　年廿六
　　德净化　沙州敦煌县　龙勒乡　姓曹俗名判判　年3五
　　善意花　沙州敦煌县　赤心乡　姓曹俗名金金　年三十五
　　善　贤　沙州敦煌县　龙勒乡　姓曹俗名逍遥　年三十八
　　圆　藏　沙州敦煌县　莫高乡　姓曹俗名意气　年四十[注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4辑215-228页。]
　　晚唐归义军时粟特人汉化已深，上列6位曹姓尼难以从其俗名上判断族属。敦煌曹姓人物的出家为僧尼，构成了曹氏僧界势力的社会基础。六　曹氏家族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行文至此，我们已对汉唐之际敦煌两支族别的曹氏的由来、曹氏家族的升降沉浮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直到张氏归义军后期，曹氏才在僧俗两界崭露头角，升至上层。基于此，对归义军史事上的张、曹继代公案也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可能。正是由于曹氏家族在张氏时期的抬头和崛起，积聚力量，才会产生五代初年曹氏取代张氏，入主归义。
　　张、曹继代是归义军历史上的一大公案，而曹议金家族的族属更是难解之谜。现今学界一般将曹议金家族的郡望视做中原谯郡曹氏，但在研究敦煌粟特人问题时，却将文书中见到的除曹议金家族外的其他曹氏又都当做粟特曹氏看待。这样必然导致一个矛盾：曹议金家族是势单力孤的汉族曹氏，而此一时期粟特曹氏的势力却非同一般。这显然不足以说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社会基础。笔者根据敦煌文书，首先对曹氏时期的部分粟特曹姓加以区分，其次讨论曹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与政权基础，并在下节专门探讨曹议金家族的郡望、族属问题。
　　曹氏归义军时期，其中大体可以判定为粟特曹氏的约有以下6件文书：
　　1.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豆伍斗，曹胡儿利润入。
　　2.P.2049v《后唐长兴三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麦陆斗，曹胡子利润入。
　　3.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曹胡子面八斗，内二斗却付蒸4，油肆升又二升。见来柴数索江进、索怀庆、索住子、索押衙、曹胡子两束。曹胡子付面二斗。曹胡子足内蒸。
　　4.ДХ.1451《癸酉至己卯年(973-979)曹赤胡等还便黄麻历》：曹赤胡还得黄麻两硕贰斗(押)。
　　5.P.2040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粟七斗五升，曹阿朵钵利润入。
　　6.ДХ.2149v《欠柴人名目》：于阗曹庆达。
　　从姓名上看，曹胡儿、曹胡子、曹赤胡、曹阿朵钵当是粟特曹氏，带有明显的胡名特征。曹庆达名前冠有"于阗"二字，可能是由中亚迁至于阗的粟特曹氏，后来又东徙至敦煌。
　　除以上可以判断为粟特人外，这一时期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曹氏人物族属难辨。许多粟特人在敦煌生活了200多年甚至更久，已经完全汉化，在取名上与汉族曹氏无异。
　　在职业分布上，尽管粟特人接受汉化，所从事的职业有所扩大，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无所不营，但这个素以经商闻名的民族仍然保持了营商的职业特征，在敦煌开办了许多家酒店，垄断了酒类市场的大部分。S.2894.1v《壬申年(972)十二月廿二日社司转帖》记载某社社官曹某、社长安某及社人曹愿定、曹愿盈、安丑子、安延子等到曹家酒店聚齐。与之相连的文书还有安家酒店。这些酒店以粟特姓氏命名，应是粟特裔民经商为业的明证。社司中社官姓曹，社长姓安，社人中有曹、安诸姓，尽管不能凭此完全断定社中曹姓人物都是粟特人，但其可能性极大。
　　曹氏势力经过在张氏归义军后期的崛起，终于在914年夺取最高统治权。沙州长史曹议金被州人推戴为节度使，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曹氏归义军时期。曹氏统治期间，在归义军节度使衙府与地方各级机构中充任职务的曹氏人物不计其数，僧界中也有僧统、僧政、法律等僧官由曹姓担任。今依据敦煌文书与洞窟题记及有关史籍，将所见到的此一时期在僧俗两界任职的曹氏人物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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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表统计，至少有50余人在归义军僧俗两界担任各级职务。任职人数之多，控据要津部门，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也比同时代其他诸姓任职人多。 S.4700+S.4121+S.4643《甲午年阴家娘子荣亲客目》记载曹氏势力："会长都头及娘子并男女四人"，"安国寺曹家娘子一人"，"不子曹都头及新妇二人"，"曹顺兴都头及母并都头小娘子等五人"，"曹家众兄弟及女并女夫等九十人"。总计约100多人，反映曹氏家族势力之大。又P.3942亦记载有"安国寺大曹家娘子"，"曹家大娘子及顺都头，又大娘子及崇都头、宾都头及娘子"，"会长曹都头及娘子、金光明寺曹僧正"。由于曹氏当政，曹氏宗族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鼎族豪宗。在婚姻关系上，曹氏与敦煌当地诸大姓之间的婚宦关系网也织成了。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娶索勋之女为妻，张明集和张元清又是曹议金的外甥，都头曹崇、顺、宾则是李存惠的外弟[注解：P.3718《张明集写真赞并序》、P.3882《府君元清邈真赞并序》、S.289《李存惠墓志铭并序》，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414、532、553页。]。
　　尽管如此，此时曹氏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仍然存在。P.2504《龙勒乡百姓曹富盈牒(稿)》记载曹富盈为龙勒乡百姓，其叔父官居都押衙，"累年当官，万物闰(润)于舍中"，而他却一贫如洗，"虽沾微眷，久受单贫而活"，甚至还遭到乃叔的强取豪夺，辱骂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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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与族属蠡测
　　
　　关于敦煌曹氏的郡望，共有五种说法：一为谯郡，二为彭城郡，三为武威郡，四为西平郡，五为中亚粟特。
　　望称武威，见于P.4660《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武威贵族，历代英雄。陈王息，犹继仁风。"陈王即曹植，故武威曹氏源出于谯郡，为曹植之后裔，西徙时曾居止武威，因称武威曹氏，其后曹僧政又西至敦煌。需加指出的是，武威曹氏为谯郡曹氏之支系，西徙时间较晚，势力单弱，与汉时敦煌曹氏无涉[注解：姜伯勤先生曾将敦煌曹氏分为两类，即谯郡曹氏与武威曹氏，最先注意到武威曹氏。他认为该支曹氏可能是由中原迁徙至敦煌，为谨慎起见，他也不排除是定居武威的粟特曹氏的可能性。见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2页。]。
　　望称西平，见于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唐故归义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西平郡曹公写真赞并序"。如前所论，曹盈达与节度使曹议金似无宗亲关系，当是中原汉族曹氏向西迁徙时程中，一支居于西平，后又徙至敦煌。我认为曹盈达当是前凉西平太守曹祛之后代。需要说明的是，在历任节度使中，曹元忠、曹延禄曾被后汉、北宋王朝赐予"西平王"、"天册西平王"的封爵，但这一爵号与郡望无关，应为"平定西方"之意。
　　彭城曹氏、谯郡曹氏是中原望族，姓氏书中均有记载。前文已经揭示，曹参起家于沛，隋唐时归属彭城郡管辖，故汉代敦煌曹全家族与彭城曹氏实为同源。谯郡曹氏发家于三国曹魏之后，与汉时敦煌曹氏应无涉。尽管曹操也自称曹参之后，但其父来历不明，祖系渊源模糊，不足征信[注解：《日知录》感叹曹操一家所述姓氏屡屡更异，云："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况于士大夫乎?"《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卷209曹姓部"曹氏部杂录"，中华书局影印。]。

　　粟特曹氏则是外族胡姓，汉唐之际不断东徙至敦煌，随着汉化的加深，与汉族曹氏的差别渐趋消失。归义军时期曹氏势力崛起，在瓜沙地区大族林立、互相攀比的族际圈子中，也积极追求门第，挤入归义军僧俗权力阶层。由于谯郡曹氏为中原大族，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粟特曹氏系外族胡姓，难以郡望自高，故归义军时曹氏在门第择取上均称谯郡郡望，其中许多升到归义军上层的粟特曹氏都冒充了谯郡曹氏。
　　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郡望，据其自称，为亳州谯郡。自1915年罗振玉先生在《瓜沙曹氏年表》一文中所附"谯郡曹氏世系表"以来，一直为学界所沿承[注解：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12页。]。但这一说法值得怀疑。目前敦煌学界认同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为亳州谯郡，除罗振玉发其端外，其主要依据是莫高窟第55、61、85、100、108、256、342、 431、444、454窟和榆林窟第16、19、25、34、35等窟的供养人题记，以及P.3660、P.3827、P.4514、P.4516、 P.4638、S.518、S.2687、S.4398等号文书的记载。史苇湘先生对曹议金族属似曾有所怀疑，说其是"自称亳州谯郡"，并认为"与汉世曹姓恐非出自一系"[注解：史苇湘：《世族与石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54页。]。姜伯勤先生也肯定了史氏的看法[注解：〖ZK(〗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2页。〖ZW)〗。我认为史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但仅仅指出与敦煌地区传统以来的汉姓曹氏不同，而未对曹议金家族的真正郡望及冒充谯郡曹氏进行深论。下面试就这些题记和文书的有关记录，对节度曹氏与谯郡郡望之关系、学界认为其为谯郡郡望的史实因由作一甄辨推考。
　　以上所列诸窟供养人题记中，提到节度曹氏家族人物带有谯郡或谯县封爵者，共有29人次(有些是同一人物在不同洞窟中的多次题名)。特别需要指出，以上题记中"谯郡"或"谯县"等词均作为封爵出现，而非郡望。在上列文书中提到的节度曹氏家族人物凡5人，也均为封爵。
　　较为明确地表明曹氏家族出自亳州谯郡的是P.4638、P.2641文书和莫高窟第108、342窟的供养人题记。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云："公讳7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长兄矣。公乃亳州鼎族，因官停彻(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P.2641《莫高窟杂文》在奉承"曹都头门传阀阅，帝子王孙"之后献上一首诗作："谯国门传缙以绅，善男子即是帝王孙；丈高碑背显八字，武盛弓弦重大钧。既出四门观生老，更知六贼不相亲；夜逍将心登峻岭，必定菩萨转***。"莫高窟第108窟"故兄归义军节度应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管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一心供养"、第342窟"……母……太夫人谯郡〖FK(1。1〗(曹)氏一心供养"中所记，似表示郡望，而非封爵名，前者据学者考证为曹良才即议金之长兄，后者是慕容归盈之妻即议金之十一姐[注解：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232-237页；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1 期。]。
　　以上所述，是笔者所见到的节度曹氏家族望称亳州谯郡的有关记载，也是学术界之所以肯定曹氏望称谯郡的依据。但这一依据很值得推敲。
　　首先，从敦煌曹姓的渊源来看，汉族曹氏始于汉武帝时迁入敦煌，这支曹氏与彭城曹氏同为一源。谯郡曹氏发家于曹魏，汉代入徙敦煌的曹姓显然与之无涉。再者，自曹魏迄宋，在传世史籍中找不到谯郡曹氏徙居敦煌的记载；在敦煌文书中则仅有两例：一是前揭武威曹僧政出自谯郡曹氏中曹植一系，辗转来到敦煌，这与汉代敦煌曹氏显然不是一支，且为谯郡曹氏之孤证，而曹议金上台后也未提到与曹僧政有何宗亲关系。二是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所说的"亳州鼎族，因官停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但未叙谯郡曹氏先祖于何时到敦煌做官，语焉含糊，不足征信。另外敦煌名族志文书中并无曹氏族志这一点同样也说明了曹议金这一支曹氏的来历不明，其先人并无足以骄人的阀阅门资和为官业绩。
　　其次，不管是石窟供养人题记，或者是文书署名，绝大部分为封爵名号，而非郡望。郡望为士族门阀所注重，用于自称；封爵则是中央朝廷所赐，多与官衔相连。尽管封爵和乡里籍贯常相一致，但却不如郡望那么严格，而且在崇尚门阀的时代，中央王朝给新兴的寒门实力派人物也都赐予与其同姓的其他郡望的爵号。这一点在唐后期五代门阀之风稍衰、郡望讲究已不甚严格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注解：《曹氏谯郡君夫人墓志铭并序》云："夫人曹氏，讳明照。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惟玉阶。惟孝惟忠，允文允武。"陆征祥：《金石续编》卷6《曹氏谯郡君夫人墓志铭并序》，4册10-11页。此墓志铭作于唐开元年间，该曹氏夫人之父兄归化唐朝，当是粟特族人无疑，但被唐廷赐予谯郡君夫人的爵号。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曹议金之获得五代朝廷谯郡开国公的爵号，当与该墓主之父兄的情况类同。金河，敦煌文书P.2555、P.2613、P.2672、P.3633、P.3770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中均有记载，即今酒泉北大河，曹氏自中亚入迁河西以后，布列于酒泉、敦煌等地。]。
　　最后，在曹氏主政归义以前，敦煌文书与石窟题记中并未见到曹氏望称谯郡的记载，只是到了曹氏上台以后才开始出现谯郡曹氏的称法。需要指出，经过对曹氏诸节度使称谯郡王、谯郡开国公、谯郡开国侯、谯县开国男等爵号的排比分析，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受后唐朝廷所赐谯郡开国公之封爵[注解：榆林窟第16窟题记" 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托西大王谯郡开国公曹议金一心供养"，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55-456页。]，元德时复得后晋赐予的谯郡开国侯封爵[注解：榆林窟第16、19窟供养人题记，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453、458页。]，元忠则于949年得后汉所赐谯县开国男爵号[注解：S.4398《天福十四年(949)五月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曹元忠献8砂状》首尾皆署："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元忠"。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4辑398页。]，后来宋廷又赐予曹延禄谯郡王的最高爵号[注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真宗咸平四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79年，1044页。]。因此我认为，节度曹氏谯郡(县)开国公(侯、男)和谯郡王一类的封爵名号当是五代北宋中央王朝所赐的爵号，并非指其郡望。由此可见，曹议金上台以后就通过五代中原朝廷的封爵赐授而攀附谯郡高门，作为其家族的门阀依托，得以立足于门阀并列的敦煌地区，便于统治。
　　综合上述，我认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望称谯郡实际上是一种冒充行为。曹氏为了抬高自家门第、便于统治而攀附中原谯郡曹氏，并得到五代中原王朝赐予的谯郡开国公的封爵而最终确立。
　　那么，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与族属究竟为何?是彭城曹氏还是中亚粟特曹氏?
　　彭城曹氏为西汉初年相国曹参之后，汉武帝时流寓敦煌，家族曾一度辉煌。后来势衰，家族没落，但在姓氏书中，彭城曹氏也为大族著姓[注解：北#图 8418号《姓氏录》载："澎(彭)城郡五姓：徐州。刘、曹、袁、引、受。"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345页。《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姓氏"条载："彭城郡六姓：刘、袁、曹、到、徐、巢。"光绪八年五月金陵书局刊行，函装本5册3页。]。其家族在历史上曾涌现出如曹敏、曹全、曹宗、曹NFDC4等著名人物，设若曹议金家族果为其余裔，则掌政归义军时必不会另寻谯郡曹氏以为依托。故曹议金家族不可能是西汉时入徙敦煌的汉族彭城曹氏。
　　既已论证曹议金家族不可能为汉族谯郡、彭城郡两支曹氏，那么也就是说，曹议金家族源出于中亚粟特曹氏的可能绝大。笔者之所以倾向于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是粟特曹氏，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粟特人几度迁入敦煌，逐渐形成很大势力，攫取吐蕃及归义军张氏时期的高官职位，并成为瓜沙地区的豪族大宗，如蕃占时的安都督、张氏归义军时期的节度副使安景、"族氏豪宗"的瓜州刺史康使君、都知兵马使康通信等，皆其显例。曹氏的崛起稍晚于安、康二姓，在张承奉执政时，曹氏力量迅速上升，起用了大批曹氏人物，不能排除这批曹氏人物是粟特人。P.3556《曹法律尼乙邈真赞并序》记曹议金之侄女曹法律出自"鼎门之族，实可豪宗"，赞中未明叙其郡望，而"实可豪宗"的说法与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中称他"族氏豪宗"的说法极相一致。
　　第二，曹氏入主归义以后，积极寻求可以依托的高门大姓，使其跻身于五代宋初瓜沙大族之林。节度曹氏在寻求郡望的时候，不用敦煌本地曹氏的彭城郡郡望，而择取门第更为高贵的谯郡郡望。这一方面说明曹议金家族不可能是汉时入迁敦煌的彭城曹氏，另一方面谯郡曹氏在历史上很少迁徙至敦煌，曹议金家族冒充谯郡曹氏，显示了粟特族人在对郡望的择取上只求最为著名的郡望。
　　第三，曹氏归义军领有瓜、沙二州，疆境狭小，但曹氏实行保境安民与修好睦邻的政策，使曹氏政权存在了120余年之久，这与曹氏的内外民族政策极有关系。对内，曹氏与吐谷浑人慕容归盈结为姻亲，归盈出任瓜州刺史长达20多年，有力地支持了沙州政权。对外，曹议金东与甘州回鹘、西与于阗实行政治联姻，为维系归义军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我推测，曹氏归义军与内外诸族之所以能保持友好关系，可能与曹氏出身粟特胡人有关。经陆庆夫教授教示，曹氏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可能也与曹氏是粟特人有一定的关系。
　　基于以上的辨析论证。笔者认为曹议金家族是粟特族人，冒充了谯郡郡望。
　　
　　本文的结论是：敦煌地区的曹氏由来已久，既有汉族的中原曹氏，又有粟特族的中亚昭武九姓曹氏；五代宋初节度使曹议金家族当是粟特族人，入主归义后冒充谯郡曹氏，以其作为郡望，借以抬高门第，因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为以粟特族人为主并联合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作者冯培红，1973年生，历史文献学博士生，讲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7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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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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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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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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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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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车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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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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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人的宗教"

penkyamp · 發表於 2009-10-3 08:43:25

回鹘十二生肖与希腊星座对应

http://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221388

地支对应表, 顺序:

1)建除十二神=2)地支=3)回鹘汉音=4)回鹘突厥训=5)汉族农月=6)希腊星座

1 建=寅虎=kin=turmaq=正=鱼

2 除=卯兔=čuu=kitärmäk=杏=羊

3 满=辰龙=man=tolmaq=桃=牛

4 平=巳蛇=pi=tüz=梅=孪

5 定=午马=ti=ornanmaq=榴=蟹

6 执=未羊=čip=tutmaq=荷=狮

7 破=申猴=pa=buzulmaq=兰=处

8 危=酉鸡=kun=alp yol=桂=平

9 成=戌狗=či=bü(rü)tmäk=菊=蝎

10 收=亥猪=šiu/šu=qoiγu(termäk)=良=羿

11 开=子鼠=qai=ačïlmaq=冬=羦

12 闭=丑牛=pii=turγurmaq=腊=水

http://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221388&extra=&page=2

Translator's Notes

Inaddition to the names of years recorded in the Kam-Boyan and TorèCalendars chapter of Djagfar Tarihi Volume 3, there are also variousreferences to the year-names and their dialectal pronunciationelsewhere in these Annals. The table below shows some of them, withoutattribution to their dialectal, ethnical, or ritual source.

1	Mouse	Kuzgé	Sember	Somor	Sychkan	Tychkan
2	Ox (Cow, Bull, Taurus)	Oguz	Shegor	Shiger	Syer	Syger	Ud	Uger	Ugez
2A		Imén	Kuman
3	Tiger (Lion, Leo)	Bars	Barys	Boris	Burè	Myachè Ügur	Parus	Ügur
4	Hare	Dvansh	Davshan	Taushan	Tavysh-kan
5	Dragon	Baradj	Bergen	Birgün	Birig	Drakon	Hala	Kala	Kèltè (lizard)	Lamya	Leu
		Samar	Ver	Balyk
6	Snake	Dilan	Dilom	Djilan
7	Horse	Djelky	Murèn	Tag	Tek(u)	Tih	Tuki	Tykha	Und
8	Sheep (Ram)	Koy	Rassate	Saver	Sever	Téké

9	Monkey	Bichin	Maimun(a)	Michin	Pisin	Shebek	Kerpe (Hedgehog)
10	Hen (Rooster)	Etech	Taguk	Tagyk	Tah	Toh	Tavyk
11	Dog	Et	Eth	Iht	It	Kuche	Oimek
12	Boar	Doh(s)	Dok(s)	Kaban	Kylvan	Shushma	Taygas

Volume 2 Part 3 Page 120

CALENDAR OF BULGARS
(citation)

To calculate in theBulgarian 12-year cycle calendar the current year of a Gregoriancalendar, deduct 3 from the last, then divide the result into 12. Theremainder of the division will be a sequential number of the year inthe Bulgarian cycle, and an exact division means the 12-th year of acycle.

Translator's Notes

Examples:Atilla was born in 406 AD, 406/12 => reminder 10, Year of Horse
Bulyak-Bolgar Djilki or "Boloh" was born in 490 AD, 490/12 => reminder 10, Year of Horse, and he received the name Djilki ("Horse")
Ruja-Djurash Masgut founded city of Bichin - "Monkey" (Vidin)in 492 AD, 492/12 => 0, Year of Monkey
Atille Asparuh Küngrat was born in 634 AD, 634/12 => 10, the Year of a Horse
Suvar is raised to the Danube Bulgaria throne in 727 AD, 727/12 =>7, the Year of a Hare, was deposed by a boyar's revolt in 740 AD,740/12 => 8, the Year of a Dragon, and died in 742 AD, 742/12 =>10, the Year of a Horse
Teles was raised a co-ruler of the Danube Bulgaria 762 AD, 762/12 => 6, the Year of a Tiger

Volume 2 Page 121

MONTHS OF THE SOLAR HIDJARA
(Moslem period)

Months of the European calendar	Months of the solar hidjara	Number of days
March	1. Hemel (Aries, Kuzy - lamb)	1-31
April	2. Sever (Taurus, Ugez - bull)	1-30
May	3. Jeuze (Gemini, Igezek - twins)	1-31
June	4. Sereten (Cancer, Kysla - crab)	1 - 30
July	5. Asad (Leo, Aryslan - lion)	1 - 31
August	6. Sonbel (Virgo, Kyz - maiden)	1 - 31
September	7. Mizan (Libra, Bizmen - balance weights)	1 - 30
October	8. Gakrab (Scorpio, Chayan - scorpion)	1 - 31
November	9. Kaves (Sagittarious, Ukchy, Djeja - archer )	1 - 30
December	10. Jedi (Capricorn, Keje)	1 - 31
January	11. Dèlu (Aquarious, Chilek)	1 - 31
February	12. Hut (Pisces, Balyk)	1 -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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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水無大礙] Yuknaki 高昌建除十二神 Idik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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