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海南追赶台湾之说
虽然没有找到雷宇,但关于雷宇迷雾之底,很多人还是向我提供了说法。
首先,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的起因是什么,这似乎早有定论,但事情往往并
不那么简单。
据了解内情的人讲,诱发「海南汽车事件」多少与Dang Siu-Ping一次讲话有关。
1984年4月6日到4月14日,CCP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即「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议传达了Dang Siu-Ping在视察广东、福建、深圳、
厦门等开放地区讲话,即1984年2月23日的一个讲话,讲话中说:「如果用20 年的
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参见《Dang Siu-Ping文选第
三卷》)当时胡耀邦、Ziu Zi Joeng、胡启立、田纪云等都参加会议,袁庚、雷宇等一线
改革者也出席会议。雷宇作为当时海南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听到总设计师这
一设想,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当时在会议上发言表态:「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
诸如新加坡、香港、韩国、文莱,包括台湾,他们有的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的靠
资源,有的靠政策,有的靠对于机遇的把握,等等,都是十几二十年迅速发展起来
的。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很好的历史机遇,海南岛在CCP的领导下,只要有一个
好的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赶不上台湾。当然,这种赶上不是讲绝对值,绝对值不
可能,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应该是可
以赶上的。」会下,雷宇又算了一个细帐,台湾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
元,还是很低的水平,台湾真正起飞,也就是70年代末之后,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
设之后的10-20年才实现的。海南赶上台湾关键是怎么样完成原始积累。台湾的原
始积累主要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五十九年的基础,靠当年从大陆掠夺的金银财宝、
靠美国支持,而海南岛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
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早在1983年4月,CCP中央国务院就批转了《
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明确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
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
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种商品)……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
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这个文件下达一年多
来,大家都没细想它的潜力,可是雷宇一旦听到小平同志20年赶上台湾的设想,灵
感大发,他想到了对外贸易,通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差价,给海南资本原始积
累助一臂之力。而且在进出口贸易中,将使海南人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外贸中学
习市场经济。问题是想到了,可是海南岛本身市场有限,国家又严禁进口消费品出
岛,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雷宇这个想法无法操作。可是,天无绝人之路,1984年7
月, 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
汽车可以销往省外。这个信息,给了海南进口汽车以极大的促动。
雷宇当初听了他的副手关于进口汽车可以赚到多少钱的设想后,告诉副手说,
进口汽车一万三千辆,赚两个亿就行了,可是谁知形势的迅猛发展,想控制也控制
不住了。
所以事后,知情者的公论是海南进口汽车错在失去控制,错在党政部门都参与
了经商。
汽车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损失固然很大,但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对于海南
人更新观念来说,这无疑是给上了一堂最实际的商学课。对于国家来说,有失也有
得。
海南当年实际进口的7.9万辆汽车,每一辆都经过有关部门文件批准, 每一辆
都向国家交了税,海南岛的汽车进口按规定交税19.6亿,事后,海南上缴58400辆
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二十亿,这将近四十亿足够当年全国每人长一级工资。
事件发生之后,雷宇深感自己有负组织的重托,并反省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
源,主要是缺乏对岛情、国情的深刻了解,只认识到改变海南落后面貌的迫切性、
必要性,而对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以致在行动上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据
我所闻,雷宇这个人有急功近利之嫌,有锋芒外露之嫌,但他永远只有工作性错误。
而且他永远在百姓之中留有良好的口碑。雷宇这一生,在黑龙江、辽宁、广东、海
南、广西5省区工作,这5省区95%的县市他都跑遍了。只是,他这个人太过于争强
好胜,特别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越是在大干部面前,只要有说话机会,总是敢
于亮观点,甚至争辩。早在1980年7月,针对物价改革问题他竟然敢当面和党中央
主席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是任仲夷给解的围。
这样的雷宇,当然不是每一个领导都喜欢的,也只能有现在这样的结局。
雷宇在对待官职上是很矛盾的。他深知自己的性情不适合做官。当官的要领是
不出错,而不出错的绝招是少做事,一个人只要不做事便难以犯错,少做事就减少
了失误之机。然而他在海南时,明知两年后就会回省另有重任,有关领导一再告诫
他,在海南只要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可他接受不了。他是一个要做事的人呀。看
着海南那样的贫穷,穷得乡政府连换一块招牌的钱都没有,他能不干事?要干事,
就需要权,而一干事,就又可能失去权力。这20年来,雷宇就在这样一种怪圈中拼
搏。
如今怎么说呢?说他失败了?他在海南广西留下了至今激动百姓的政绩。说他
成功,他却辞职赋闲。
是非功过,说不清,道不明啊!
不过,这是旁人的想法。如今的雷宇,早已不想这些事,因为他已年届65岁。
现在,他的必修课是每天陪着母亲「入定」——他母亲每日饭后入定,可是雷宇是
否能靠这样的赋闲入定而长寿呢?
4. 一生精彩在海南
我问雷宇,你这一生最精采的时光是哪一段?
雷宇毫不犹豫:是在海南岛的三年。
为什么?海南岛不是你跌跤的三年么?
不。雷宇说,那是我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
志去工作的。我不仅能自己想主意,还能自己去实现它。一个人这样不容易啊。有
的人能想主意,能设计,却无权去实践它,有的人一生都只能在执行别人的计划。
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的人,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
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何况,是非功过我并不看得很重。很多年前,我本来是个
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可忽然有了海南三年的独挡一面的机会——
当时我虽不是一把手,由于一把手较长一段时间养病,我实际上是以一种独挡一面
的心态在工作。……
听完雷宇这番话,我心中一动,雷宇的耐人寻味之处,并非在于海南汽车事件
等风波的传奇性,而是他是一种独特的人才学研究标本——一个人当「幕僚」很好、
给人出主意一帆风顺,可一到前台,自行操作,便事故不断,失败不断——这到底
是人才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对人才有某种异化与制约呢?
把雷宇的履历大致翻一翻,有助于这个研究。
雷宇简历如下:
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
1949年7月参加革命;
1949年底参军,随后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因病转业,18岁,到黑龙江鹤岗煤矿搞调研工作;
1953年保送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
1954年回鹤岗煤矿,搞计划工作;
1962年入党;
1963年任矿机关党支书;
1964年调任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政策研究科科长;
1966年9月2日被批斗,文革CCP批斗6次;
1969年4月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秘书处副处长;
1977年2月调辽宁省委(和任仲夷一起)政策研究室组长,后任副主任;
1980年11月随任仲夷来广州,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1985年7月17日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
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
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
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
工商等;
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这个简历清楚地说明,雷宇在当政研人员给领导出主意时从无挫折,节节上升。
他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主任是后来任CCP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的谢非(后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设想,如果雷宇继续在幕后出主意,他
还会继续升官。
人可以不信命运,但凡事确实有迹可循,冥冥之中都有定数。1981年春,他到
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
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
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
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
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这种做法,就像清末曾国藩从翰林
院来湖南练湘军,从书院走到实战一线。
不同的是,曾国藩洞悉清代政体国情,既大胆办事,又谨慎小心地伺候老佛爷,
最终功成名就,名震天下,连毛泽东也服了多少年。可雷宇呢,在后台时什么事都
明白,算得「人情练达即文章」,可一出前台,便书生气十足,把为百姓办事看得
重于一切,终于败走麦城。
假若他像某个老领导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
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一种「加官进爵」的结局
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
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
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真应了一个外国人的分析:「人可以分为两种,正常和不正常。不正常的人
分为两种,一种是低于正常,即低能儿和白痴;另一种是高于正常,即杰出人物。
某种意义上,杰出人物与低能者更为接近,他们同属于不正常之列,而前者的不正
常之处却促使其成功,耐人寻味……」
雷宇无疑是属于「不正常」之列的,无疑属于高于正常人的不正常人之列,他
的不正常在于他的不安分,不当「风尘俗吏」,在于他的争强好胜,更在于他的不
后悔。海南汽车事件后,不少人都为他把一个好好的前程丢了可惜,为他后悔。他
却说,我不后悔!人以为这是气话,是嘴巴硬。谁知几年后,他官复原职,当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依然是毫不迟疑,一边提出什么「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
走向世界」,一边继续在中央的改革大政下,总是注意因地制宜,按实际情况决定
方针,哪怕自己人微言轻,他照样在自己权限内坚持不误。
他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的改革也在Dang Siu-Ping南巡下,进入了
新的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
了。却不料,从他一到广西之日起,他就像上了蓝球场,被「人盯人」了。当广西
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去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 对当时出现的走
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
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
时,有人又问是不是雷宇搞的?(1995年,经过采取措施,广西实际只进了46万吨
糖,除自己主动查处罚没了将近10万吨走私糖外,绝大部分都返销境外。)对此,
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到广西已经58岁了,以这个年龄,绝对
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威胁,为何要把事情搞得如此颠三倒四?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有办法。但对于各种暗箭,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束手
无策。
这就是雷宇。
5.雷宇看今日中国经济
毕竟只是和雷宇初次相见。他无论多么外露,也还是多了些城府。
他说这三年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家陪伴老母。这话我有所怀疑。
果然,到临别时,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您对今天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雷宇脱口说了四条意见——
我现在是一个老百姓,但多年的积习,对经济生活总不会一点不关心,我觉得
有四个方面要注意解决好:
第一,要切实注意提高投资效益。
现在为了启动内需、刺激消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基础
设施的投资也要讲究效益。你以为我们每年发的那个财政债券一千多个亿不用还啊?
几年以后,连本带息你就必须要还。我从报纸上看到,说是要修一条青藏铁路,从
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投资579亿。我记得, 周恩来生前曾经说过:什么时候我
们把铁路修到拉萨,西藏就真正是我们的了。周恩来生前说这个话,在他那个年代
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技术的发展,今非
昔比了。
579亿是静态投资,如果动态投资,就算700个亿,我拿它一年的利息几十个亿,
来装备两个伞兵师,或者装备一个加强的伞兵师,足够有余的了,那就不止是保卫
西藏,保卫其它地方也是可以的了。我说实在的,这条铁路不是说不需要修,问题
是什么时候修?我觉得近期修这条铁路不会有什么回报,另外也难于维护和管理,
搞不好会象坦桑铁路一样,甚至比坦桑铁路还要差。这条铁路要修,稍后再修可不
可以?现在财政还是很紧张,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同样是基础设施,先做哪,后做
哪,应该有个先后,有个缓急。我听说广西桂柳高速公路通了,南宁到钦州的高速
公路通了,南宁到柳州的也快通了,从北海、钦州一直到桂林,很快都有高速公路。
这些高速公路有多少车辆跑?现在还要修南宁到凭祥的高速公路,与越南接轨?我
去过越南,越南靠近中国的公路很差,有什么必要在南宁到凭祥搞高速公路?在昆
明,我见到广西交通厅的一位副厅长,我问他:广西哪有那么多钱?他说:国家借
的钱。我说如果不要还的话,那又另作别论,如果要还,就要考虑一下。基础设施
也有个先后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如何还本的问题。
第二,文化传统与启动内需。
现在大家都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启动内需的决策。许多人建议要大力开拓
农村市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建议当然是对的。但现在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副产品的价格都卖不上去,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广州原来猪排13块钱一斤,现
在7.8元,大掉价了!下午5、6点钟,6元都可以买到。农副产品价格普遍卖不上去,
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过去的利息高,一再降息,以为一降息,人们都不储蓄了,
拿钱买东西,可现在人们还是不买,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为什么?其实是两种情
况:一个是一部分人缺少购买力,没钱;或者他有点钱,也得攒着,以应付天灾病
老,有钱你敢乱花吗?一部分是缺少购买的欲望,电视机、电冰箱……他什么都有,
买什么呀?可见,光降低利息不行,搞不好还会带来副作用。
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人的消费观念,包括我们的消费理论。过去我们担
心物价上涨,千方百计降低过高的物价是对的。物价长久居高不下确实会出问题。
但话要说回来,实际上哪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通涨率不一定是坏事,
对刺激生产,调节市场都有好处。现在物价是负增长,又变成问题了。经济不是个
面团,你愿意怎么捏就怎么捏,它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作,甚至你采取的政策措
施是对的,它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把它调整好。我觉得许多事情首先要研究,
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或者各个消费层次,它需要的是什么?消费是多层次的,你应
该多琢磨,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得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消费心理,中国的文
化传统也要考虑。中国人其实不愿意乱花钱,光按照一般的经济现象去研究,肯定
解决不了问题。文化传统对消费心理会起很大很重要的作用,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光说农村市场是广阔的,潜力很大,这不行。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农副产品
都很难卖出去,价格不仅上不去,而且还下跌,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增加农民收入,
开拓农村市场就难于落实。
要启动内需,还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政策和对价格的监管问题。我觉得,对物价
上涨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物价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问题确实是马虎
不得,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对待。但是要我看,如果工资的增长指数大于物价的
增长指数,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收入增加了嘛,收入增长比物价上涨快,
有承受能力,这就不会有什么事。就算工资的增长指数跟物价上涨的指数持平,或
者稍微低于物价增长的指数,这也没什么了不得,也不会出大乱子。当年我在广州
工作,搞物价改革主要是考虑什么呢?(1) 财政有没有承受能力;(2)会不会影响
左邻右舍。如果财政能够承受得了, 对左邻右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就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物价不能光看它那个指数,还要看它的绝对水平,购买能力。抑制物价,
总的是对的,但也不能什么都抑制,特别是有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如不在适当的时机
合理调整,不仅不利于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不利于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布
局,到头来甚至会造成某些商品的严重短缺。
第三,对症下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千头万绪,每一个企业具体情况不同,什么体制问题,政策问题,
领导班子问题,都有,但要根据其不同的重点所在,对症下药。我觉得一些企业除
以上问题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组织
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企业效益不好关键就
在这。第二个,作为企业内部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我不是主张私有制、私有
化啊。农村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从解决所有制入手的。国有企
业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成效不够显著,不象原来所期望的,我认为主要
的问题还是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使生产资
料同生产者实现紧密的结合。企业的生产者、企业的管理者如果不占有生产资料,
它怎么会成为企业的主人?我觉得,企业里面可以通过赎买,可以通过国家拿出一
部分来适当地分配给企业的职工,使他们占有一定的股份,这样生产者和管理者才
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他才会跟企业相依为命,他才会真正像个主人那样关心这
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我觉得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怎么样让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
者适当地掌握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是我们企业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四,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这个问题很敏感,好在党中央、国务院早已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正确的措施,
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广信」出事,中国在境外企业的信用都受到影响。如果
长此下去,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难以维持。1989年我在广州工作时,曾经处理
广州在香港的一家主要的窗口公司的债务危机问题。这家公司为什么出现严重的债
务危机呢?主要是:(1)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2)投资决策带有较大的盲目性,
多数投资项目没有效益;(3)借钱给别人或对外担保没有必要的抵押或反担保;(
4)里外串通,公开诓骗,高价报进,低价报出,赚钱是私人的,陪钱是公司的。造
成以上状况,根本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听说「广信」所以出事,大体也是类似问题。
雷宇把心里话倒得差不多时,又开始紧口。我笑了。雷宇真是「人还在心不死」
啊。这样深刻的经济分析,是一个赋闲在家什么都不想的人能脱口说出来的么?
雷宇在回忆往事时,他哪一年到哪儿,时间年月日清清楚楚,他说海南当年的
经济数字,说两广的改革趋势,一个个数字精确无误。
他的脑袋真好!他的记忆力真好!他的身体真好!
海南汽车事件,已上了1995年出版,邓力群总顾问的《国史通鉴》。那段今天
已被证明多有值得商榷的报道,永载史册,不见有人去更改。劲松已伐,木已成舟。
历史还能还其本来面目吗?
有本书叫《百年商战》(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其中收录了从孔祥
熙到王光英,到世界各地华人家族等14篇报告文学,其中有一篇就是作家理由1985
年11月写的《海南倒卖汽车纪事》。「海南汽车事件」列为20世纪中国经济大事之
一,实是智者有眼;不过,即便是作家理由笔下,也没有把「海南汽车事件」的真
相弄明白,其中关于雷宇的不实之词与误会,依然随处多多。
如此情景,便形成了这样的滑稽:在文字资料中,雷宇作为一个「滥用中央给
予的职权,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存在,「海南汽车事件」作为一个「不仅给国家造
成很大损害,也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的错误而载入史册。其实,「人无
完人,金无足赤」。雷宇这个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管怎样,在老百姓心
中,雷宇是一个敢于实事求是为百姓办实事的人,是一个勇于探索的改革者;「海
南汽车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正面效果后期才可见的复杂事件……史书与百
姓口碑,关于一个人一个事件,竟是这样的如此不同,我们该怎么办?
我建议雷宇写一篇文章,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雷宇坚决反对。他说,如果
不是看在北京一个朋友反复找我的情面上,我是绝不会见你这个作家的。
我退而求其次,那么,让我来写一篇访谈录如何?
雷宇依然摇头拒绝。
我看了看雷宇那99岁的老母亲,忽然心有灵犀:
雷宇同志,你母亲到秋天便要过100岁大寿了,让我写写您和他老人家的故事,
权作给她老人家的百岁贺礼,如何?
说到为母亲祝寿,雷宇犹豫了。他看了看我,叮嘱道,如果这样,那么,你琢
磨着写吧。
我庄重地点了点头,又让雷宇抱着小外孙和母亲照了一张相——一个百岁母亲
和一个65岁的儿子及一个不到 1 岁的外重孙。 我们至少要让雷宇的孙子辈知道历
史真相啊。
我想,为百岁老人祝寿的文章,可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伪,不能胆怯,否则,
既对不起一个百岁老人,更对不起天下百姓!
整个访谈中连说了七八次「我活蹦乱跳」的雷宇,在与我分手时沉默了。这时
只听得窗外小雨淅淅沥沥。
我也只好沉默地告辞,但我永藏了雷宇那双突然忧郁而激情闪烁的眼睛,永藏
了雷宇那和海口海瑞墓碑一样冷峻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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