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民国8年北平需要暂住证

思覺失調

民国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已经是3月了，依然寒意袭人，北海的湖面刚刚破冰，筒子河两旁的垂柳初发嫩芽。
　　黄昏，景山东边的北大红楼大钟「当当」地响了几下，已经是下午6点了。这时，从红楼里面走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英俊而消瘦，双目有神，长长的头发似乎几个月没理了，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旧棉袍。
　　他，是北大图书馆雇来的临时工毛润之，从湖南来到北京已有6个月了。
　　润之把围巾甩到背后，长长地呵了口气。这天真冷，想到马上就要去见的人，他心里才有一些暖意。
　　这两年真是流年不利，想到刚才在图书馆一些教授和学生对自己的白眼，心理满是愤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家里有钱，能来北大读书么？刚才他向来借书的胡适之先生请教一个问题，这位润之一直景仰的先生，竟然说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扬长而去。北大的学生也很牛，那个在长沙就认识的张国焘，仗着现在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对自己的造访也冷淡得狠。好在昨天来借书的周作人先生不错，得知自己是湖南人后，说，湖南出人才呀，曾文正公和黄克强、蔡松坡先生都是你的同乡呀。并邀请润之明天上他八道湾的寓所。明天是星期天，不知道能否见到周氏昆仲么？
　　润之又想到了杨先生。杨先生刚刚把自己介绍到图书馆做工，自己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开智、开慧和师母。在替杨家操持丧事时，常和开慧接近。刚刚丧父的女孩多需要安慰呀。在长沙省省第一师范时，开慧还是一个14、5岁的小姑娘，几年不见，已经是个美丽的大姑娘了。在景山上、北海旁，已经两心相许，师母已经有所觉察。上午开慧让自己晚上去她家吃饭，把两人的事和师母说说。想到立马就要见到开慧，要和师母说这大事，年轻的润之心中荡漾着幸福。
　　北大门前大街旁的饭铺飘出好闻的香味，有钱的北大学生都在饭铺里吃饭。杨家的豆豉辣椒做得和老家一般好。想到这儿，润之加快了脚步，刚才看书看得太着迷，开慧肯定在着急地等自己。
　　往常润之应该往西走，他和几位穷老乡一起在三眼井胡同租了间房子，结束了寄居杨家的日子。现在他得往北走，杨家在鼓楼旁边的豆腐池胡同，离北大约有4里地。
　　润之在路边买了几个热乎乎的烤白薯，用手帕包着。开慧爱吃烤白薯，再说，买别的，自己也没钱，每月就8块大洋的薪水，而校长蔡先生每月800大洋，文科学长陈先生，每月40 0大洋，和这些有名望的先生，真得没法比，这世道，就是不公平。
　　急急地走着，润之出了身汗，已经看到了高高的鼓楼，还有5分钟，就能见到开慧他们了。「站住」，一声断喝。
　　润之抬头一看，旁边站着四个「黑狗子」——段祺瑞症苦的巡警，恶狠狠地瞅着自己。
　　「你们讲的是我波？」润之用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问到。
　　「说的就是你。」一口纯粹的京片子。一位瘦猴似的巡警对为首的大胖子说：「这小子也不知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鸟语，肯定是从乡下来北京不久。」
　　四条汉子围上来了，润之只得停下脚步。
　　「有暂住证吗？」
　　「还要么子暂住证？我没有。」
　　「没有，跟我们走一趟。」
　　「我约了人呢，我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润之递上一张纸片，大胖子巡警斜着眼睛瞅了一眼：「毛润之。年龄25岁，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
　　「这东西不管用，得要北京市警局发的暂住证。没暂住证就得跟我们走。甭废话。」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是民国的公民，在民国的首都需要什么暂住？我要去《京报》、《大公报》告你们。」
　　「你小子以后爱去哪就去哪？今天可得乖乖地跟大爷走。」
　　被四条汉子抓住的润之，挣扎不脱，被扔进一辆大车里面，车门「砰」地一声关了。
　　挣扎中，手里的烤白薯摔在地上，巡警的大皮靴重重地踏在上面。车开走后，地下只剩下一团白薯泥，还有一块脏兮兮的手帕。
　　借着微弱的光，润之看到车里已经关了五、六个人。旁边是一个憨实的脸，两眼迷离，还有一位50来岁的老头在闭目养神，看到润之进来后，老头问「小伙子，干什么的呀。」
　　「北大图书馆的」
　　「哟，大学堂的先生，怎的也给抓起来了。」
　　「他们说我没暂住证。」
　　「什么狗屁暂住证，不就是要捞钱吗？」
　　交谈中得知，老头是保定府的，在「全聚德」作大厨，小伙子是香河县的，来北京拉黄包车。
　　车到了炮局胡同的羁押所。这群人被赶到一个黑屋子里面。润之破口大骂：「你们这般混蛋，我出去饶不了你们！」老头劝道：「小伙子，好汉不吃眼前亏，跟这帮人，没得理讲。」
　　豆腐池胡同的一家院落里。
　　老太太说：「润之怎么还不来？他有事了？」
　　少女一脸着急，有些生气地说：「谁知道呢，兴许碰到哪个投机的人，一说话，就把这事忘了。咱们别等了。先吃吧。」
　　「不等了？」
　　「不等了」
　　已经很饿的男孩高兴地叫了起来：「开饭罗！」
　　第二天黎明，炮局胡同的羁押所里。
　　老头和拉黄包车的都被保出来了。轮到润之，一位警察说，你在北京有亲戚吗？让他花二十个大洋赎你出去得了。
　　「为什么要花钱赎，我犯了民国哪条法律？你们就是为了捞钱，出去后我得把昨天的经历在《京报》上写出来。」
　　润之又是破口大骂。
　　瘦猴似的警察和胖子说：「那小子还大骂我们，要不给点颜色他看看？」
　　「行，老子当了20年巡警，还没见过这般不识时务的主，给我狠狠的揍，看他服不服？」
　　黑屋子里，只剩下润之一人。门突然开了。进来五个如狼似虎的大汉。一语不发，皮鞭、警棍、铁链，将润之一顿暴揍。
　　蓝棉袍破了，背上的皮绽开了，头，也流出了血。十五分钟后，润之终于昏迷过去了。
　　「老大，不好了，不好了，这小子快不行了」。胖子得到打手们的禀报，有点着：「要是死在巡捕房里就不好看了，那些小报记者知道后，不知该如何造谣呢。」
　　「送医院，这小子怎的这样不经打。」
　　送医院前，润之又醒过来了。一名警察拿出笔和纸，对他说：「小子，你真行。要想活命，好好给我写，在这巡捕房里，我们对你很好，你很满意。」
　　润之想我就这样死去得了。可想到远在湖南的妈妈，想到开慧。他流着泪，用那只已不停使唤的手，颤颤巍巍地写道：「我对这里很满意。」
　　车到了协和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主治医师，美国籍的黑格先生耸了耸肩，很遗憾地说：「他们送来太晚了。」
　　死亡原因写着：因钝器打击，颅内大出血，脾破裂。黑格先生签下自己的名字。」本警察局局长一看死亡报告，大骂手下：你们怎样办事的？让他吃吃苦头就行了.。怎能把人打成这样。这样的死亡报告我怎能拿出手？不是给南方那些乱党分子攻击症苦的口实吗？一群猪！好好想想办法。
　　协和医院黑格医生的办公室，警察局一位官员笑着对黑格说：「我们局长和贵国大使一向很亲睦，您看这死亡原因能不能改成：因为心脏病？」
　　「那位青年很健康，没有什么心脏病。」
　　「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官员拿出一张花旗银行10000元大洋的支票递给黑格先生，「一点小意思，给你喝喝茶。」
　　「你们症苦是不是总是这样，让我们医生说假话？告诉你，我只想说真话，我得对得起医生这个职业，也得对得起上帝。」
　　黑格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训斥着这位官员。官员悻悻走出办公室，说：「妈的，不识抬举，要不是洋人，看老子如何收拾你。」
　　四天后的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坐在办公室，一位职员报告说：「毛润之没有请假，已经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李先生记得这位年轻人是过世的杨先生推荐来的，平时做事认真，十分好学上进，他怎么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
　　这时电话响了。大钊先生一接电话，对方说：「你是北大的守常先生吗？我是北京警察局，你们馆的职员某某死在协和医院。」
　　电话「哐」的掉在地下，这样一位生龙活虎的青年怎能说死就死掉呢？
　　第二天北京街头，报童拿着《京报》，大喊：「看报呢看报呢，北大一个职员被打死呢。」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买了张报，头版大幅标题是：北大职员因收容，死在医院，警方称是同室病友群殴而致。
　　豆腐池胡同，一少女伤痛欲绝，躺在床上，地上散落着那份《京报》。老太太在旁边安慰：「女儿呀，你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你不能这样，润之也不会希望你这样呀。」
　　「妈，我得替润之伸冤。」
　　「伸冤？找谁呢？你爸爸死了。找找他的学生，看管用不？」
　　湖南一山村，一对?夫妻相对无言，老泪纵横。文氏说：「不该听他表哥的话，让他出去读书。不读书呆在家里种田，就不会出这种事情。我苦命的儿呀！」
　　一个月后出版的《新青年》上，有李大钊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文章。李先生在文章里写着：「毛君的遭遇已经是我们看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是《纪念一位年轻人的死》文章写道：「一位年轻人就这样死了，我和他不是很熟悉，只在他那里借过几回书。然而他死了，因为没有暂证证那张纸片。警方说他在巡捕房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有这位青年的亲笔签字为证：满意很满意。果然很满意，满意得死了。据警方说，他因受到同屋的病友群殴而死。我疑惑这医院恐怕不是医院吧，该是练武场。这些病号们尚有如此的火气和如此的好力气，动不动就能把人打死。而且据说打死人后，他们一夜之间就跑到外省去了。警官老爷公务繁忙，自然难以去抓这帮人。我只是奇怪，这般行凶的人难道都是《封神演义》里出来的？学会土行孙的遁土法，一夜间就遁走了？可那是在楼上呀，土行孙也是没法子的。这位死去的青年最终没有办暂住证，不知道阴曹地府需不需要这玩艺。如果需要的话，恐怕阎王爷都不收留他。那么，他的魂灵去哪儿呢？只好在阳世间飘荡。」
　　所幸，这一切都只是笔者的假设，悲剧没有发生。因为那时不需要暂住证。
　　30多年后，那位活得好好的毛润之先生带领着滚滚铁骑，进了北京城。他已不是北大图书馆遭人不待见的临时工，而是革命的领袖。他大笔一挥，满怀豪情地写下：
　　「三十二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后来，便有了暂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