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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中新网 2008年03月06日 11:03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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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使用方言的广播电视节目愈来愈多,国家语委高级官员出面高喝,广播、电视播报新闻不能使用方言。
这样的法律也许用意不错。语言文字是文明的核心和基础,市场交易、社会合作、文化共享、行政管理等等文明的一切领域,都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来进行,因而,语言文字共同体经常就是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通常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即所谓的普通话与普通字。
但是,通用的语言、文字体系无须权力来创造和维持,一个由人们自由选择的自发过程,也完全足以形成、维系、扩展通用的语言文字体系。
在这方面,汉语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因而,语言与文字是可以分离的。至少自周以来,华夏就是一个文字共同体。识字的精英群体透过文字记录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但与此同时,这个文明共同体内的语言却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丰富性,口头语中有大量字、词,生动地体现着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将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凝聚成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大传统的一致性与小传统的多样性巧妙地共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大宝贵遗产。
当然,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共同体内也形成了「普通话」,清代就有所谓「官话」。其实,可以想象,每个时代的士人群体都会形成普通话,它也必然扩散到跨地区流动的商人群体中。适应这种需要,历代都有一些语言学家致力于辨析字音,每个时代都会形成比较权威的韵书和字典,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普通话的基础。这样,跨地域的口头交流也可以顺畅地进行。大约正是在这样的文字与语言基础之上,中央症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派官员。
但是,大体说来,历代通用文字和普通话的形成过程都是自发的,权力并不介入。因为权力不介入,所以,通用语言在不同时期是会发生某种转换的。这一点,从历代流行的韵书、字典中就可以看出来,人们的娱乐项目应当更能体现这一点。我的家乡的秦腔,今天很多外乡人都直觉地以为听不懂。但一两百年前,在昆曲衰落之后、京剧形成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操关中土音的秦腔曾经风靡南北各地,秦音可能就是娱乐界的普通话。安徽人李鸿章在京城曾专门招一位十分走红的秦腔艺人演唱。随后兴起的京剧,则转而大量使用湖广音。
近代民族国家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本能,它毫无节制地把权力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文字领域。应当说,法律确实可以规定官方文件使用何种文字,但用法律规定,社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应当使用哪种语言,人们必须说哪种话,恐怕就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比如,按照国家语委官员的说法,法律规定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讲普通话。这一点,对于北京的官员、对各省城的官员来说,不成问题。然而,面对听不懂或者说不了普通话的乡民,乡镇官员还应当说普通话吗?如果官员真要遵守那条法律,语言就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妨碍交流的壁垒。官员与民众不仅无法交谈,也会产生严重的情感隔阂。
法律似乎也规定,新闻媒体要用普通话传递资讯。官样的新闻用普通话来报道自然十分贴切,但是,发生在地方的新闻,发生在民众中间的家长里短新闻,在广播或电视中用普通话报道,必然遗漏很多重要的文化细节,无法传达一些「地方性知识」,自然也无法引起地方民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并不能达到充分传递信息的功能。
国家语委官员说,推广普通话是国策,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问题是,怎样形成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才是真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是用权力捏合,还是以人们的自发交流而形成之共识为基础?置身于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民众会决定该说哪种话。面对这样的民众,媒体则会明智地决定,哪些新闻、节目用普通话,哪些用方言。只有这样,媒体才能满足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从而找到生存的空间。
因而,无须权力介入,市场机制及更广泛的社会交流机制会自然地促使民众、媒体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保持平衡,既足以让人们进行交流,又保持语言文字足够的丰富性、多样性。权力不介入,同样能够形成普通话,但又不会僵硬,而保持活力,权力介入,则会打破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平衡,使语言文字僵化,反倒妨碍人们的交流。(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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