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又一篇)一个上海人看香港
<div class="subtable altbg2 t_msg" style="WIDTH: auto; HEIGHT: auto;"><b>一个上海人看香港</b><br/><br/>《明报》<br/><br/>许纪霖<br/><br/>一、沪港文明将"接轨"?<br/><br/> 来香港一段时间了,给我这个上海人最好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香港人的文明。每天上班,要换二部巴士,等车的队伍永远是那样地秩序井然,只要有二个人以上,必定会形成一个自发性的排队序列。在超市或街头,偶尔被人撞了一下,也会听到几乎是脱口而出的道歉声:SORRY!<br/><br/> 这些东西,在香港人看来,乃属于做人的ABC,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起码准则。但在大陆,"精神文明"讲了多少年,恰恰在这些小地方,从来没有文明过。上海算是大陆公认最文明的城市,亦无法免俗。公共巴士来了,乘客一拥而上,讲的是丛林规则,你推我挤,谁孔武有力,谁就占得先机。争的也不过是几个破位子,但不去争一把,好象有点对不起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争白不争。香港人很聪明,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是从来不去争的,更不用说争口气了。我经常注意到在香港的地铁中,座位空在那里,许多人宁愿站一会儿,而没有兴趣去坐一坐,令我大惑不解。<br/><br/> 至于道歉,上海人简直比北约还当一回事,轻易不肯开这个口。撞了就撞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好象一声SORRY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除非过错,决不道歉。有时候,你被撞了,遭白眼的还是你自己!谁叫你在乎,谁叫你计较,活该生气。<br/><br/> 表面上,上海人很精明,一点儿不肯吃亏,连一个小小的座位、一声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轻易放过。但正如朱熔基当上海市长时批评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较起来,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该争的就争,该让的就让。<br/><br/> 上海人也有秩序的时候,那是在有权力维持的时候。每当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在公共巴士的终点站,有关部门会出动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戴着袖章,挥着小旗,拉起绳索,制造一个人为的排队秩序。但这个秩序,不象香港那样是自发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假如没有那些代表了权力的袖章和小旗,上海人仍然习惯于"一拥而上"。<br/><br/> 一个都市的文明程度,只要看其是否有自发的社会秩序就行。香港人守秩序,讲礼貌,富于职业精神,只要稍具公正心,都会承认香港人比上海人要文明得多。香港人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大概要归功于这一百年的法治。法治之下,人们服从普遍而平等的规则,尊重了别人的权利,才能获得自家的权利。权利的相互尊重,就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秩序。<br/><br/> 自发秩序之建构,非几代人的潜移默化而莫成。但若要毁之,三年足矣。以我这些年几次到香港的观察,香港的自发秩序非但没有长进,倒是有明显的退步。在地铁和火车站,如今好象也时兴大陆流行的"一拥而上",全然无视"先下后上"的传统规则,更不要说排队了。站方煞费苦心在站台上划的上下客黄线形同虚设。至于行人乱穿红灯,也已经让人见怪了。<br/><br/> 在自发秩序方面,上海虽然不及香港,但它正努力地与国际"接轨",大有改进。然而,本来文明得多的香港,如今却不自不觉地与大陆"接轨"。在不远的将来,难道上海与香港真的在这方面会完全"接轨"?届时,是以上海的进步为标志,还是以香港的倒退为代价,抑或二者兼有?<br/><br/>二、在香港找文化<br/><br/> 我本来以为,文明与文化是一对兄弟,文化人必定文明,文明人也必定文化。来到香港以后,这常识竟然发生了问题。<br/><br/> 香港人比上海人文明,此乃不争之事实。但香港人未必比上海人文化,这一点不服也不行。一般上海人,即使是一个开车床、纺细纱的蓝领,他的文化趣味与名牌大学毕业的、在高级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也相差无几。走进上海人的家庭,仅仅从房间摆设上,你很难辨别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居室呢,还是普通工人的住屋?因为一般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即使看不懂,也会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床头,也许它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饭可以少吃,百科全书没有万万不行,否则会被人讥笑"没文化"。"没文化",在上海人听来,简直比被人骂"阳痿"还要刺耳。上海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像国人那样随地吐痰、乱抛纸屑、一拥而上,但就是比较有文化。<br/><br/> 我不幸染上了上海人的顽癖,一来到香港就找文化。兰桂坊是大名鼎鼎的了,第一个周末就约朋友直奔中环。在我的想象中,兰桂坊应该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子,沿着碎石铺的小径,缓缓上行,异国情调的酒吧、咖啡馆,一个比一个文化。到了兰桂坊,却让我大失所望:酒吧是正宗的,咖啡馆也属一流,但好象总是缺了点什么。<br/><br/> 是什么呢?我回到家里,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兰桂坊所缺的,正是上海咖啡馆里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文化情调。李欧梵教授那年来上海,晚宴散去,一帮朋友带他去淮海路附近的两家咖啡馆小坐,一家叫"汉源书屋",另一家名"上海,1931"。李教授一进门,就惊叹不已:"为什么香港和台北就没有这样文化的咖啡馆?"可惜李教授上海去得早了一些,还未及领略新近开发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其号称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否则他的"双城记"故事又要重写了。<br/><br/> 回过头再说香港。我又到报纸上去找文化。我在上海最喜欢看的,是文化新闻或评论。但翻遍香港的大报小报,却是只见"娱乐"不见"文化":从子虚乌有的黎明为舒祺殉情,到紧追不舍的窦唯与王菲之婚变。好象艺人的新闻价值不再是艺术,而是隐私。我为明星的私生活成为公众消费的大餐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为香港:在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对艺术本身的重视。。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市民。小报也就罢了,难道大报也非得如此,难道在香港真的不再有一个真正有文化品味的社群?对香港已经有一番心得的上海朋友魏君告诉我,如今的香港,有上流的英语文化,也有底层的岭南文化。前者只认洋文,拒绝中文;后者认的是大陆同胞也看不懂的粤语中文。在香港,独缺的是精英的中文文化,而且越来越缺。过去还有五十年代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撑着,而今,这批文化人老了,后继无人了,香港也就不文化了。<br/><br/> 文化不文化,外人很难置啄,但毕竟用的是同一种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标尺。我不敢说香港没有文化,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作家,毕竟还有大张旗鼓的"香港文化"。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标尺,媒体的文字最能说明一切。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记得有一张还算有名的大报,在报道朱总理人大记者招待会时这样写道:朱熔基透露,他在俄国与叶利钦总统会见时,两人摸胸、熊抱、贴脸。我的老天,这样的"咸湿"文字怎么会出现在一本正经的新闻报道体中,而且无人见怪?难道香港的中文已经真的"咸湿化"了?<br/><br/> 文化与文明是那样地阴差阳错,于是我自说自话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大概两边都要挨批评。看来我香港呆不了,上海也回不去了。<br/><br/>三、开放而封闭的国际都会<br/><br/>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香港呆的日子越长,我越来越发现,很难用YESH或NO来回答。<br/><br/> 到中环、铜罗湾走一走,香港真是一个万国商品博览会,我本来以为这几年上海的商场大发展,与香港的距离应该所差无几。但休假回上海,重返淮海路逛一圈,用香港的眼光打量,即使是数一数二的"巴黎春天"时装百货,论款式,论品种,皆差之远矣!在购物上想赶上香港,恐怕上海还有一代人的路要走。<br/><br/> 香港人不仅在物质上消费全世界,而且在娱乐上也是世界公民。我是一个电影迷,以前在上海靠每年进口的十部好莱坞大片解馋,几乎饿死;只能靠质次价廉的盗版光牒充饥。如今在香港,全世界的影片如八面来风,令人目不暇接,只恨春夜苦短,阮囊羞涩,不能一一大快朵颐。幸而我还不是音乐迷,否则要侍候接踵而至的各国顶尖乐团,肯定又是一项额外的苦恼。<br/><br/> 香港寸土如金,但香港人舍得在公共建筑上拿大手笔。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论剧场、音乐厅,似乎都不及上海新盖的大剧院和兴建中的东方音乐厅那样美仑美奂,但其空间宽敞的演艺大厅,气势是那样的轩昂高贵,又岂是小家璧玉式的上海大剧院可以比肩的?尽管后者出自法国名设计师之手,但上海人只肯拿出市中心人民广场一小块地,让其勉为其难,螺蛳壳里做道场。香港毕竟被大英帝国的贵族传统浸淫多年,最讲究空间气势。气势上压倒了来客,尊贵就自在其中了。<br/><br/> 香港人在消费上是国际的、全方位开放的,他们的精神是否也如此呢?说到这里,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恭维。香港人很香港,只看到眼皮底下的那一寸土,少了一点国际大都市本该具有的全球意识。虽然香港的命脉与世界的联系丝丝相扣,但香港人好象是偏僻山庄里的一群村民,更关心的还是村庄里发生的琐琐碎碎,哪里出现了"校服色魔"啦,哪里巴士又压死了三个路人啦。有一天国内发生了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大事,竟然也上不了电视新闻的要目,头条照例是邻村(澳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也怪不得电视台的编辑没眼光,他们其实很掌握一般香港人的口味:山外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里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国大使馆被炸,总算激起了香港媒体的热情,大小媒体轮番轰炸。即便如此,香港市民的反映似乎也是平平。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了,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教授们反应之冷漠,令我实在吃惊。这点新闻,甚至连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有资格,主题照例是买楼、马经或校园政治。都说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是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在香港,连大学的教授都如此本份、职业化,那么,又有谁肯出来管管山外的闲事呢?<br/><br/> 一个香港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香港好歹也算"国际"特区了,却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国际问题,尤其在多半留过洋的知识圈。为什么呢?她分析说,是因为香港人向来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置喙。在无力感的训练下,只能培养一群只看到自己脚底下的经济动物——唯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实在的。这位朋友很为这样的特区而羞耻。不知道她的说法对不对,我只能证实一点:我的家乡上海也有这样的功利主义毛病,但恕我直言,等我看到了香港,才发现上海的毛病还不算最重。<br/><br/> 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对有过殖民地经验的难兄难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们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较劲,看谁更"国际"。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与"国际"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气、封闭的山民心理。两个都市在其他方面可以比试比试,上帝保佑,可千万不要在比俗上一争高低!<br/><br/><br/><br/><br/><br/>只眼观港<br/>许纪霖<br/><br/>1、题解<br/><br/> 前段日子,我答应给《明报》副刊写一篇《一个上海人看香港》,一个"以前在上海也是风头十足、如今成为"在港海派"的朋友,好意地提醒我,在香港写东西,你不要期望像国内那样有轰动效应,写了也白写。我顺口回了句玩笑话:不写白不写,白写也要写。过去,在《新民晚报》上,哪怕登一块豆腐干文章,一千万上海人民都看到了:不读《晚报》的算不得上海人。现在,香港的报纸多如牛毛,哪怕你耸人听闻地喊一万声"打倒**",也无人答理。<br/><br/> 结果有点出乎意外。涂鸦之作刊出之后,竟然不少人在打听这个许某为何方妖魔。就我听到的直接反映,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来香港人比较起"打倒**",更在乎对自己的说长论短。一个还算厚道的香港朋友,迟迟疑疑地向我坦白:你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这话最好不是由别人来说。我如梦初醒:哦!这道理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得,外人骂不得。<br/><br/> 好了,如今一写专栏,哪怕是个把月的临时工,大概也要激起更多的民愤?香港毕竟是大英帝国的百年殖民地,在这里混饭吃,也要讲一点英国绅士的Fair Play。我想,索性将专栏命名为"只眼观港"。意思不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半清醒,一半糊涂,说瞎话,诸位看客千万当不得真。此为题解。<br/><br/>2、香港书展<br/><br/> 我是只书虫,喜欢的书从来不肯放过,不搞到手会寝食不安。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去年访台湾路过这里,早了几天,没碰上,今年断断不能错过了。会展中心气宇轩昂,场面隆重,叫人不由得不整整衣襟。过去在上海,每年的文汇书展总是畏缩在工人文化宫逼仄的一角,与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倒也相称。书展在香港能够如此扬眉吐气,登大雅之堂,令我平添了几分想象的空间。<br/><br/> 及至入内,方知真正扬眉吐气的,不是我等中年书生,而是我的学生辈。在身边拥来挤去的,大多是二十上下的大中学生。在他们身上,书商们也用足了功夫,最佳的位置、最好的展台,都是娃娃天地。我来来回回逛了几圈,没有发现任何猎物,仅有的几种学术书,也早就是烂熟的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边缘。<br/><br/> 瞥见家乡来的展台,心头一热,直奔而去。近至跟前,竟大失所望,整个展台不仅设计土气,显得寒酸,且书种也不齐整,置放散漫。难怪门庭冷落,人气全无。<br/><br/> 迎面撞见一个学界朋友,也是两手空空。我问:明年还来么?他答:让我女儿来顶替吧!她肯定喜欢。<br/><br/> 逛书店之于书生,是有所获而可喜,无所获亦欣然。令人陶醉的是书店中那种书香。香港书展让我感受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滋味。仿佛是观赏一个与己全然无关的万花筒。花筒转完了,也肚子饿了,该吃饭了。<br/><br/>3、Page One<br/><br/> 说起香港的书店,最有味道的要算Page One,中文名字颇雅,叫叶壹堂。它在香港有两个分店,据说铜罗湾时代广场那家生意不错,却不讨我的欢心,学术书少不说,环境也过于局促。我只踏进过一次,再也没有回头的欲望。<br/><br/> 如同跑娘家一般频繁光顾的那家,座落在又一城。店面之宽敞,很有点望不到尽头的感觉。一排排黑柚木的书架,势态高贵,令人肃然起敬,不由不臣服于知识的尊严。书的陈放也是错落有致,极富韵律感。庄重的气氛中,一盏盏垂落的紫色吊灯,又透出了几分亲切和温馨,让敬畏的心情放下了许多。<br/><br/> 我的同事钱博士,也是上海来的书虫。早就听闻Page One的威名,一再缠着我为他带路,结识新情人。对于书虫来说,书店肯定比情人还可爱,情人还有看厌的时候,书店永远会让人有意外的惊喜。他一跨进店堂,两眼顿时放光,口里啧啧称好,半日不舍得离去。大概相看两不厌,只有Page One了。<br/><br/> 这里的书价要比旺角那些二楼书店贵一个档次,但物有所值。书虫进书店,不仅是买书,其实也是在享受雅致的情趣。就像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与在家里喝感觉不一样。我最喜欢的,还是Page One那个古色古香的纸质书袋,有一只青蛙在跃跃欲试。拿在手里招摇过市,好像身价也高了几份。<br/><br/>4、九龙塘<br/><br/> 一提起九龙塘,香港人的第一个反应是:那里有好多情人酒店的啦!我对那些遮蔽在高墙背后的温柔梦乡毫无雅兴,也乏想象能力。令我心醉的倒是九龙塘散发出来的那种情调,欧洲小镇般的古雅、安谧。香港犹如上海,最好的东西都是殖民地的遗产。上海的城市精华在法国城(法租界),香港呢,大概非九龙塘莫属。<br/><br/> 我喜欢在日暮黄昏,独自到九龙塘倘佯。沿着幽深的小巷,去试探它的神秘。紧挨着我的,是两边爬满青藤的古墙。说它古,大约也不过我父亲一般年纪。这也够了,毕竟经历了都市的百年沧桑。墙是一块块石头砌起来的,饱经风霜。我喜欢石砌的建筑,比起砖墙的普罗和玻璃墙的浮华,石头给人以一种厚重的实感,贵族而不轻挑。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了,唯独留下来的是那些石头。千年以后,梦幻的又一城也许会消失,九龙塘的这些石墙,却能永恒。<br/><br/> 一条百米长的巷子勾起我无穷浮想。其窄不过一人之宽,两人迎面走来,必须侧身而过。穿越其间,两边院落吠声不已,不免有些许恐惧。我想象着电影中的一幕,两个冤家仇人在此狭路相逢,谁都不愿示怯退缩,两人越走越近,都在紧张地考虑该如何出招——这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足足可以拍二分钟!<br/><br/> 哈佛的李欧梵教授正在构思他的间谍小说,场景选在香港。我建议他,间谍就扎寨在九龙塘吧。李教授竟然大感兴趣,说下回来香港,一定要到那里实地勘察。<br/><br/>5、欺生的巴士<br/><br/> 香港的公共交通,大概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仅我住的沙田第一城,就有二十几部巴士,通往四面八方。便利则便利也,不过,以我的经验,坐车还是要有点吃螃蟹的勇气。<br/><br/> 香港的"公共"巴士,并不包括外来人,其实是很欺生的。在国内,到一个新地方,先在车站的站牌上,看清乘到第几个站,上车之后,有售票员或自动录音提醒,保证过不了站。但在香港,这套经验全然不灵。站牌上的站名似有若无,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车上亦无报站系统。每乘一回新路线,就好像是一次小木偶历险记。先占据顶层头排有利位置,鬼鬼祟祟地比照地图,仿佛在侦察地形。当然可以开口问路,但车长威严若父,行车期间与其交谈,罚款五千蚊!问乘客呢,语言不通尚在其次,有时候,连他们也被转得蒙查查。除非对经过的街区了如指掌,即便是老香港,也难以指点迷津。不少在香港常来常往的大陆客,从来只有坐地铁的份,遇到地铁不达之处,只好照顾的士的生意了。听说我是香港巴士的常客,都敬佩得不得了,视我如哥伦布二世,又纷纷称赞我已经是一个港人了。原来,港人与非港人的区别,是在这里。<br/><br/> 不过,如今通往外界的机场巴士是一个例外,每到一站,以粤语、英语和国语各报一遍,让人坐得心安。什么时候,最国际化的香港,巴士也能与外界接轨呢?<br/><br/>6、赏花Party<br/><br/> 大学服务中心的昙花含苞欲放,花的主人熊小姐郑重其事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请柬:周末晚上七点整,邀请各位出席赏花Party。昙花一现犹如人生苦短,如何知道开花的确切时间?她很有把握地说:我会算。怕我爽约,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是说在香港没有文化吗,我们为自己造一个文化小氛吧!真不愧为花都昆明人出身,熊小姐算得分秒不差。待我准时赶到Party,六株昙花,犹如一群卵生姐妹,已经在那里争相斗嫣。我生平从未见过昙花,昙花一现之于我更是千年奇观。只闻得阵阵幽香袭来,挑拨着心灵处最温柔的一块。<br/><br/> 你看,昙花的开放是否有点像新生命在临盆前的挣扎?熊小姐对昙花的观察,还带一点生命的体验。果然,伴随一阵阵的抽动,花苞逐渐张开,稍不留意,就放大许多。刚才还是羞羞答答,不过个把小时,已经是骄傲怒放。<br/><br/> 出席Party的客人屈指可数。其中一半竟然是老外。要不是吴先生一家四口,连同怀抱中的婴儿倾巢出动,不免有点凄凉。熊小姐说:她给不少朋友打去电话,其中一个回答最妙:你们这么文雅啊?假如,赏花Party改成麻将Party,七时恭候,九时入席,在一片哗啦哗拉的雀牌声中,冷眼看花开花落,大概就会门庭若市?<br/><br/>7、吵架<br/><br/> 来香港半年,最让我佩服的,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当众吵架。过去在上海,出街十次,起码有两次目睹路人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语相向,脸红耳赤。上海还算君子之地,动口而不动手,换了北方,三言不合,就打了个人仰马翻。这样一比较,香港实在是一个太文明不过的城市。<br/><br/> 我请教香港朋友,假如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在巴士上被踩了一脚,对方又不道歉,你会不会与他吵架?他楞了半天:不会啊,只要他不是有意的,干么要吵架?吵架要花时间,还有精力,不划算啊。<br/><br/> 市场社会真是好,凡是在投入/产出的工具理性之下估量一番,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看来,文明还有其功利主义的基础。<br/><br/> 然而,拿这同一个问题,问上海人,他会这样回答:要看我什么心境。要是刚好碰上胸中积压一股恶气,谁惹恼了我,就往他头上撒,算他倒霉!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有气要出,有火罐子要炸。<br/><br/> 那么,是否香港人就活得那么舒坦,全然没有丝毫压抑?香港朋友又楞了半天:有气,也不能找人出气呀。不吵架,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人格的尊重。<br/><br/> 文明依赖于功利主义,还是表面。即使是市场社会,也有超功利的道德规则,犹如上帝之绝对律令,哪怕功利上再划算,也不得违背天条。香港之所以为香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乃是有此不易之天条。<br/><br/>8、排队<br/><br/> 香港人另一个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功夫,是排队的耐心。礼拜天菲佣放假,一家老小,外带客人,在酒楼店堂里排上一、两个小时,哪怕空气混浊,无处安坐,也毫无怨言。排队,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好像没有什么人会去想一想,这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我有一个深圳朋友来香港作客,主人就让她享受了一回同甘共苦,吓得她再也不敢周日过来香港吃饭。<br/><br/> 某个周二的晚上,我去看电影《海上花》。买票的队伍蜿蜒曲折,犹如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这么多的观众,影院本该开足售票窗口。奇怪的是,派出的几个职员,不是来开新窗,而是优化排队秩序的。多设了几道栏杆,让队伍变得更加蜿蜒。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早会有人大声嚷嚷,要求影院多开窗口,所谓大民主是也。但在这里,除了我在队伍中愤愤腹议之外,所有香港同胞都是神态安详,一付司空见惯的样子。最后让我也变得奴性十足,乖乖地等候了三刻钟,才慢慢挪到窗前,还差点误了场。<br/><br/> 是否一百年的殖民教育,让香港人潜意识里都习惯了认同现实秩序?秩序代表着规则、公平和法治。至于这秩序是否有改进的必要,甚至是否天然合理,这念头大概很有点犯上作乱的意味。多少年不让你想,最后也就不会去想了。偏偏我头生反骨,多想了一点点,活该心理不平衡。<br/><br/>9、程序合理性社会<br/><br/> 说到香港人注重排队,认同秩序,倒最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按照马克斯.韦伯他老人家的意思,所谓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就是讲究程序的合理性。至于实质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br/><br/> 我发现香港人的思维果然偏重于程序合理性。假如要筹办一个会议,先考量的是会议的程序:分几单元、每单元几小时、要否论文、要否评论——会议的主题和内容?哦,这个以后再研究。学位论文也是这样,内容如何还在其次,首先形式上要像一篇论文。有教授在课堂上泄露天机:我的责任不是教你们如何写"好文章",而是如何"写好"文章。论文不在于好坏,只要符合规范就是合格!<br/><br/> 规范、程序、秩序,都是技术层面的玩意儿,它们完全是无内容的、价值中立的。只要掌握了这个,就像学会了一套公式,接下来可以解出无数方程。你问这内容好不好?对不起,这需要另外的智慧了。香港一百年的殖民教育,培养的就是专管程序合理性的技术专家和公务员。久而久之,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br/><br/> 一对内地移民的香港夫妇,生了一个小孩,仅仅因为结婚证有小纰,就迟迟领不到出生纸。父亲一怒之下,索性将婴儿扔在衙门,方才引起重视。办事员这样解释:我们必须按照规则办事——-看,这就是程序合理性社会。<br/><br/>10、管闲事<br/><br/> 上海人有句口头禅:管我啥事体?意思是这事与我不相干。上海人的不愿管闲事,在国内是出了名的。但比较起香港人,还是小巫见大巫。<br/><br/> 日前有报纸报道,一对吸毒夫妇双双跳楼自尽。路人见状,竟然纷纷躲避,唯恐染上霉运。香港人对身外事反应之冷淡,不要说管,连看热闹的雅兴也没有。一日黄昏我在寓所附近饭后百步,突见几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原来有一座楼闹小火灾。我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发现连一个围观的人也没有。上海人闲事不管,但最喜欢看热闹。有个极端的说法,在人头攒动的南京路吐一口痰,然后蹲下去,保证不一会儿,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要来看个究竟,交通为之阻塞。在香港,是否要等到大火烧到了自家门口,才稍稍会探出头张望一眼呢?<br/><br/> 问路是探测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最好方式。在美国不用说了,不等你开口,还在东张西望,就有人主动来问:Can I help you?北京人也有百倍的热忱,可以唠唠叨叨对你说个半天。在台北,一次我要去唐山出版社书店,一个台大的学生特意(并非顺路)为我带了两里路,领我到门口。上海人只要不是太忙,也会详细向你指点,还会顺便指出哪一种方式更省车钱。在香港呢,我个人的经验是对你不亢不卑,言简意胲,既不失礼,也非热情过份,颇有点英国人的脾气。<br/><br/>11、漫画<br/><br/> 如今香港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是漫画迷,迷得昏天黑地。中学生平均月支一百六十元买漫画,一成以上月花四百。漫画展上,动辄千金狂购漫画书的少年,不在少数。犹如上了瘾的可卡因,饭可以少吃,汽水可以不喝,没有漫画看,万万不行。<br/><br/> 漫画的前身,过去上海人叫小人书。在我识图的时代,一分钱可以租一本在书摊上看。它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然而,小人书就是小人书,长大成人自然不好意思看,也没有兴趣看。这个传统在国内遗传至今。我曾经以为从日本掀起的漫画风暴,也会席卷神州。几年过去了,漫画在国内依然是"小人书",哪个大人若捧一本漫画,如痴如醉,一定会被人认为发育有问题。<br/><br/> 但在香港,漫画好像早已超越了小人的界限。地铁里面,看得入迷以致过了站的,经常是发育良好的青春男女,即使做了父母的,也有成年人的漫画书在恭候他们。<br/><br/> 漫画既然如此风靡,必有其中魔力。一个偶尔过过漫画瘾的朋友告诉我,漫画制作之精良,岂是过去的小人书可以比肩!它可能是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就像电影一样,最初纯粹是商业的娱乐,为正宗文化人所不屑,慢慢地为艺术收编,开始表现一些很复杂、很前卫的内容。漫画是否也会步电影之后尘?这个世界有太多不让人理解的东西,我们都已经老了。<br/><br/>12、图像族<br/><br/> 若问当今两代人有什么区别?大概可以说,我们还是受文字熏陶的一代人,而下一代,已经是为图象摆布的新人类了。这一分野,在香港似乎比国内更分明。<br/><br/> 图象与文字,是两种文化表达,也是不同的认知系统和思维方式。图象与文字所展现的,有时候并非同一个世界。且试一下,用文字去想象一个东西,与用图象去表现,有什么差别?人类的祖先,那些山顶洞人,最早也是图象族,在壁墙上刻一些图腾之类。等到迎来了"轴心时代",发生了文字的突破,才有了人类文明。文明的增长跟着人的抽象思维,亦步亦趋。<br/><br/> 千年河东,千年河西。也许,在又一个千禧年降临之际,符号的世界将回到直观的世界,我们将再一次成为图象族。看看香港的报纸,哪张最得下一代的欢心?《苹果》啦。其它报纸,虽不叫苹果,也多少苹果化了。网上也差不多。文字时代的DOS早已扫进历史垃圾堆,一统天下的是网上"苹果"WINDOWS。不要说中小学生,文科大学生也越来越怕文字,连Ph.D.也谈文色变。中文系博士的宿舍里,漫画书堆到天花板,恨不能所有的教科书、指定参考书都漫画化。当然,假如平时的Paper、混学位的毕业论文也收漫画,最为理想。<br/><br/> 我们真的面临一个反"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真的在"倒突破"?我有点杞人忧天。<br/><br/>13、电车<br/><br/> 到了港岛,只要有可能,我都要过过坐电车的瘾。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一切都在奔驰的时代,电车偏偏以其不协调的姿态,慢悠悠地独步于世界。它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参透了人生的机锋,任凭他人争先恐后,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br/><br/> 在一切活动的东西中,大概没有什么比有轨电车更古老的了。一个世纪以前,电车还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许多人都是通过坐电车,经历了文明的第一回洗礼。人间沧桑,地覆天翻,以神州之大,如今何处还有叮铛作响的电车可觅?除了香港,没有了。<br/><br/> 过去上海也有电车。我家附近,就有一个站点。轨道一直向前延深,直通繁华的南京路。童年最愉快的记忆,常常与这电车紧密相连,它似乎是一座将我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桥梁。这桥梁如今荡然无存,上海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记忆。<br/><br/> 一个都市,不能没有历史。比如深圳,就年轻得浅薄、缺少点份量。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未来,而是丢失了过去。上海与香港都曾经有过骄世的历史,然而上海拼命逐新,一度恨不得将传统通通扫地出门,如今悔之晚矣,只能重新制造假古董。而香港呢,幸好守住了保守的大英帝国传统,让过去继续在未来中绵延。<br/><br/> 张爱玲生前喜欢在电车的叮铛声中入梦,她听得懂它们的语言。鸣乎!假若张爱玲再世,也只能到香港来怀旧了。<br/><br/>14、幸福的猫狗<br/><br/> 一个社会是否人道,不必看人,只须看猫狗。自从人类占据了地球的霸权,动物就成了最大的弱势群体。连过去不可一世的百兽之王狮子老虎,也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何况小猫小狗乎!所以,猫狗的命运,也是弱者的命运。<br/><br/> 香港虽然不是猫狗的天堂,但依然要比国内仁慈得多。它们像每一个香港人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娱乐权。我经常看到,在我的寓所附近,有一家子狗,大小共四只: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嬉戏。这景象让我温馨,让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有点仁爱,还值得留恋。<br/><br/> 也经常在报上读到,为了救一只遇难的流浪唐狗,在香港会郑重其事地出动消防车。没有人会感到小题大做,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而国内的那些同类,命运就要悲惨得多。无证狗在国内,几乎是格杀勿论。本来,猫狗是小孩的天然朋友,然而,不正常的宣传,使得无知的儿童以虐杀小动物为乐。我知道的一则真事,是几个小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将一只小狗活活用石块砸死。我悲哀得只剩下一个与鲁迅同样的愿望:救救孩子!<br/><br/> 香港也有几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为了救一只陷于困境中的小猫,最后连上课也迟到了。校长听说以后,不但不以为忤,还在全校公开表彰。<br/><br/> 哪怕仅仅是因为猫狗,我也会喜欢香港。<br/><br/>15、新生报到<br/><br/> 刚刚走下校车,就感觉今天的校园有点异样。一群群学生身穿各色服装,又是唱又是跳,如同过嘉年华一般。向人打听,方知是大学新生报到日,按照大学的传统,老生在这一天要尽热表现一番。各系之间还有无形的竞争,看谁最夺目抢眼,最显地主本色。<br/><br/> 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一身黄色T恤,在那里尽情蹦跳:B.A.this way!B.A.this way!那快乐是单纯的,也发自内心。因为在研究所的缘故,我虽然在大学工作了半年,对香港学生的了解依然很少很少。不过以我的直觉,比较起大陆学生,他们要单纯、青春得多,更像一个学生。大陆也不是没有迎新,但那个场面全然没有嘉年华的欢快,倒有一点公事公办的刻板。老生中也有热情洋溢的,但多心怀鬼胎,盼望交结老乡、觅得佳人。我在大学教书近二十年,眼见大陆的学生年龄越来越轻,暮气越来越重。说好了是少年老成,说坏了是老于世故。各种各样的社会压抑,反复灌输的功利观念,令大陆的学生早早失去了青春,常常令我感觉面对的是一群早熟的一代,但已经发育畸形。<br/><br/> 香港的学生也有各种压力,幸而他们没有经历那么多的复杂、那么多的龌龊,总算还能跳、能唱、能青春。五十年以后,马可以不跑,舞可以不跳,但愿香港的大学生依然这般清纯。<br/><br/>16、校园竞选<br/><br/> 说到香港的大学生,我还留意过几场校园的竞选。竞选的位子没什么了不得,大多是学生会领导一类。但竞选者都很认真,如同角逐特首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助选班子,在饭厅的每个桌上都布置有宣传品。还在广场上拉开演讲架式,安上高音喇叭。虽然底下稀稀拉拉没有几个听众,演讲者依然神情严肃,俨然在万众面前,宣布自己的竞选纲领。<br/><br/> 大学生活其实是社会生活的预演,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架构,最好在大学里面彩排一遍。尽管这样的竞选多具象征意味,却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必修课程。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往往由校园的生活所塑造。假如校园里面充斥着长官的意志,学生只会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又如何指望成人的社会会有真正的民主。<br/><br/> 如今香港学生所操练的,只不过是民主的ABC。但凡事都从ABC学起,最怕的是连学ABC都没有兴趣。以我个人的经验,入门一课是最难学的,待得入了门,要忘也难。<br/><br/>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其国家的民主化与他们的大学生活就有直接的关系。韩国的大学生充满儒家的入世精神,天下兴亡书生有责,那是高丽大儒李退溪先生留下的传统。香港是一个公认的自由社会,但也有自由而不民主的讥评。倘若香港要从自由跨越入民主,最好的捷径,不如学一学韩国,借用邓小平他老人家的话,叫做"从娃娃抓起"。<br/><br/>17、大学图书馆<br/><br/>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一定会很羡慕香港的同学。不仅因为能跳、能唱,而是享受的图书馆:自由地在书库中穿梭,自由地翻阅各种杂志,自由地使用公共电脑和公共网络—— <br/><br/>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想告诉我的香港同学:在我们那里,这些可能是连我们尊敬的师长,也不敢想像的奢望。只见他们常常为借一本平常的书到处寻觅,为找一本外文杂志费尽心机。既然老师都这般可怜,我们就不再追问,为什么做学生的就不能分享与老师同样的书藉,为什么宽敞的书库不让我们自由进出,为什么学校的电脑总是像大街上的网吧一样收费昂贵,为什么图书馆的座位永远是那样地紧张、稀缺。<br/><br/>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会奇怪在香港的图书馆,为什么总是那样读者寥寥,为什么众多好书躺在书架上昏睡不醒,为什么堂堂大学生更着迷漫画书,为什么大学的求知氛围如此稀薄。<br/><br/>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一定会为我的大陆同学自豪。他们是那样地条件匮乏,是那样地求知不易。然而这一切外在的束缚和限制,都无法阻挡他们追求知识的愿望和勇气。<br/><br/>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只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哪一天让我的学生不再继续我读书的艰辛,哪一天他们可以像香港学生那样,自由地出入知识的乐园。<br/><br/>18、洋名的好处<br/><br/> 在香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洋名,相互之间的称呼,也多用洋名。起初以为这是殖民文化的游戏,直到有一天,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刚来香港那会儿,也觉得香港怎么如此崇洋,连名字都要沾点洋气。时间呆久了,才慢慢体会到洋名的种种方便。<br/><br/> 比如吧,你有个同事,叫王蕊丽,英文名字叫MARY,虽然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也挂了个主任之类的头衔。且请教如何称呼她:王主任?太一本正经了;王蕊丽?有点不礼貌;蕊丽?别人会以为我们有什么暧昧关系;王小姐?孩子都有3个了,好像很有点调侃;王太太?她先生好像不姓王;王女士?那是书面语,写得说不得;王同志?"同志"就更不得了;王大姐?只有新华社里面才这么叫法。阿丽?只有身份低的才愿意领受——想来想去,只有叫英文名字最为恰当,一声MARY,既亲切,又不亲昵,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老少咸宜。<br/><br/> 中国人称呼,首先要确认你与他(她)是个什么关系,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叫法,这就是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强调的硬道理:"正名"。西方人没有这个"正名"这个概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声MARY,朋友叫得,上司叫得,儿子也叫得。名字就是名字,并无任何贵贱褒贬之意。<br/><br/> 看来,中国要实现自由平等,十四亿人民最好像香港这样,每个人都起一个洋名。<br/><br/>19、梦幻又一城<br/><br/> 又一城是香港的骄傲,据说代表了二十一世纪的购物广场。如果是坐地铁去那里,要走一段长长的人行通道,你仿佛在穿越魔术般的时间隧道。待到走入广场的入口,你的眼睛会顿时一亮:未来的梦幻之旅开始了。<br/><br/> 又一城的一切是那样的新潮,新得令人眩目。它好像不是交易的商场,而更像一个炫耀的展览:一家家店铺犹如缤纷的彩台,竞相用色彩、线条、块面和造型,展示自己的身价、风格和独特的经营理念。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只顾有距离的欣赏赞叹,差点忘了商家还想赚你口袋里的钱。<br/><br/> 在大厅的敞开式大玻璃幕墙面前,你可以饱览九龙塘的全景。当白云从眼前缓缓飘过时,你还以为真的已经走进未来。又一城让你暂时忘却失业的烦恼、楼市的萧条,不期然产生一个真实、可触摸的幻想:明天更美好。<br/><br/> 那里飘来了悠悠扬扬的铜管乐声。广场的中央正举行大型美食Party,一支乡村乐队在西洋凉亭里面欢乐地演奏,四周挤满了吃得更欢的食客。此景此情有点像美国的小镇狂欢。在都市这样一个匿名社会里,又一城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社区,仿佛二十一世纪的人际生活,将再次回到令人怀恋的传统社群。不过,有人在一旁轻轻地问:这是免费的么?你这才如梦初醒:梦幻又一城,永远是一个梦幻而已。<br/><br/>20、致李家乐<br/><br/> 最初发现你,是在湾仔的摄影展上。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贴在墙上的作文纸上,我读到了你的《从八岁衍生的十八岁》。我为香港而欣慰:在这个文字萧条的世界里,终于还有一颗闪烁的星星。<br/><br/> 以后,我们在《明报》"世纪"版上做了邻居,我经常聆听你的"少年心事",感觉那心事早已超越了18岁的年龄,有一份香港少年中不常见的敏锐和早熟。我更惊讶你对文字的独特感觉和老练的驾驭能力。我对朋友说,假如中文系真有慧眼,应该让这位文学少年直升研究生,看看那些学中文的硕士、博士,有多少连文字都未过关!<br/><br/> 然而,我终于获悉你报考了医科,不禁地有些扼腕。我知道在香港最好的学生不会去读人文,商科与医科公认是最明智的选择。我理解你立志于儿科医生的慈悲关怀,然而,不知你是否也意识到,在这个人文精神日趋稀薄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孩子,最令人忧虑的还不是身体的健康,而是灵魂的苍白与贫乏?<br/><br/> 鲁迅最初选择的也是医生,当他目睹国人一张张麻木的脸以后,终于发现救心比救命更重要。于是,他拿起了那支"金不换"的笔;于是,就有了让我们敬仰的世纪文豪。<br/><br/> 香港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鲁迅,也乏穿越时代的一代大家。假如二十一世纪真的成为图像族的世界,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这些文字族的责任?<br/><br/>21、科教兴港<br/><br/> 那天与陶杰先生聊天,最热的话题是那23000名"白卷英雄",它占了中五会考生的六分之一。这本身已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社会上下的麻木,仿佛其犹如旺角的肮脏一样,早已令人见怪不怪。股市爆跌是金融危机,生产白丁算不算教育危机?难怪香港有这么多的漫画Fans,难怪有人会认为香港文化就是声色犬马,难怪众人对建成数码港疑虑重重:一个教育失败的社会,所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教育。<br/><br/> 有人辩白说,香港施行的是精英教育,所以在教育普及方面难免疏忽。精英教育是否成功,这有待专家来置评,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那些"在港海派"朋友,他们的子女原来在沪学业平平,跟随父母移民来港之后,通通摇身一变,在学校成为拔尖的精英。上海的教育本身也经不起恭维,为什么这些孩子到了香港就可以猴子称王?其中一个孩子今年高考,兴趣是国际政治,先杀回老家报考复旦,竟然铩羽而归:离录取差100多分,回头再考香港的一所名牌,竟然易如翻掌。当然,与他比试的不是香港的一流精英,后者早已到飘洋过海,到哈佛、牛津渡金去了。但这些一流的精英在海外是否仍然精英?<br/><br/> 朱熔基上台伊始,号召要"科教兴国"。香港的教育如此不堪,若董特首真有治港的雄心,何不搞一番"科教兴港"的发展战略?<br/><br/>22、笑<br/><br/> 到一个新地方,我很留意人们会不会笑。我来自一个不会笑的国度,那里的人经常铁板着一张脸,进得商场,尚未开口问价,心里已经吓丝丝,唯恐得罪了活阎王。香港是一个会笑的城市,每个服务窗口的里面,都盛开着一朵笑的鲜花。以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银行为例,小姐们永远是那样的欢欢乐乐,充满了活力和亲切,令人恨不得每天存一笔钱去。<br/><br/> 空姐会不会笑最能反映民情。大陆的空姐论年青漂亮,大概在全球也名列前茅。但个个都是冷美人,千金难买一笑。一次我乘坐一架国字头航班,只见一位空姐不仅肥胖如猪,满脸横肉,而且始终哭丧着一张脸。在走道上无意间与乘客相撞,竟然虎眼一瞪,不知道歉。看得我生理厌恶,差点要投诉。相比之下,香港的空姐虽然年龄大一点,"美商"("智商"之套用也)低一点,但懂得微笑,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温馨。<br/><br/> 笑也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笑得不好,比哭还难看。如今大陆为了揽客,商场中的小姐也常常笑容满面。但那个笑太职业化,笑得做作,笑得蹩脚,令人怀疑她不是对你,而是对你怀里的钞票微笑。我很认真地研究过香港店员的微笑,那个笑虽然也职业,但职业得自然、单纯,不含杂质。我想,他们大部分人一定很敬业,懂得享受职业的快感,才会笑得那样天然。<br/><br/>23、手机族<br/><br/> 写完这个标题让我很犹豫,如今在香港手机的普及率是二人之中一部,除掉老人小孩,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普及到连街角无证小贩都不稀罕,这个族也算全民皆族了。是否正宗港人,除了看其是否会坐巴士,一个更有效的"辨夷夏"办法,就是查手机。巡警在街上发现偷渡疑犯,不必检查证件,只要让他出示手机就行了。从公用电话到手机,人类的通讯进步真真神速。记得十年以前,我在上海不要说手机,连住宅电话都不普及。打一个电话,要到弄堂口的公共电话间去排队。经常前面一个妙龄少女正与男友发嗲,从"侬猜猜我是啥人"开始,嗲了半天还未进入正题。等得实在心焦,恨不能一把卡住她的脖子。普及了手机是否就不必卡脖子了?好像未必。香港的手机族有个怪毛病,一上地铁或巴士,就忍不住掏出手机,声音抑扬顿挫,八成是闺房密语,让你不听白不听,享受合法窃听的乐趣/痛苦(取决于你有否窥私癖)。有几次我故病重犯,又有了卡脖子的冲动,最终还是忍气吞声,不敢。流风所及,也波及到香港的跟屁虫深圳。一个朋友在深圳的巴士上,旁边一位花枝招展的性感女郎,用那涂着紫红指甲油的两个纤纤手指,从小包中夹出迷你掌型手机,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酷哥吗?我老公今天过香港啦,赶快过来吧!<br/><br/>24、大学<br/><br/> 港大、中大和科大,这香港大学中的"三巨头",我对它们的了解只是皮毛,不妨谈谈皮毛也罢。大学像地窖里的酒,越陈越香。论资排辈,港大很可以摆摆老资格,当然只能关起门来在香港比。我最喜欢的是港大的建筑,充满殖民时代的风韵,庄严、神圣,让人真正感觉到什么叫知识的殿堂。大学本来应该令人有敬畏感,港大就有那么一点点,只要你不撕开了那皮毛去看。中大的传统是四大书院。古代那些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大多躲藏在云雾缠绕的高山俊岭。把中大安置在大山里面,不愧为中国国粹。据说当代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来访,也赞叹校园的美丽。可惜的是如今山里过于热闹,早已失去了寻道的神秘,更无隐居的雅趣。唯一让人留恋的,是沿着爬满青藤的小径,在荒野的山坡拾级而上,尚能品味几分古人入山求道的意境。最年轻的科大最咄咄逼人,好像要重新塑造一遍大学的理念。第一次去科大让我吓了一跳,以为那是一个国际跨国公司的香港总部,或者是数码港的样板建筑。它露骨地炫耀工业文明的伟大,所有的管道系统故意铺排在墙的外面。科大犹如一头硕大的机器怪物,每天批量生产市场需要的知识人才,而上上落落的电梯就是那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但科大的海景实在迷人,这个科学巨兽还知道找一个温柔的梦乡。<br/><br/>25、色情<br/><br/> 日前看无线的"星期三档案",众人声讨香港媒体的色情化。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天买回报纸,要一页一页翻检过。然而色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位母亲携宝贝儿子行街,走过报摊,那些全裸、半裸、似裸非裸的性感女郎扑面而来,母亲最怕童言无忌:妈咪,这个阿姨为什么不穿衣服?为什么光着身子?为什么—— <br/><br/> 愈是禁忌的愈是好奇,大人尚且如此,何况儿童乎!色情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你看海洋公园里的安安、佳佳,它们就没有色情问题。人们还担心它们少色缺情。文明说穿了就是一个禁忌,于是被禁忌的就成为了稀缺资源,有了市场价格。一个市场社会只要还讲文明,还有禁忌,就免不了色情的商业化和商业的色情化。<br/><br/> 何为色情,从来没有客观的标准,在乎多数人的性反应而已。然而性反应又取决于禁忌的范围和反复刺激的频率,它与前者呈正比,与后者呈反比。大陆文革期间,西洋裸女名画也成为禁忌,以至偷窥的青少年贪婪女体,因此而性犯罪。如今名画早已开禁,如果谁看了仍然性欲盎然,肯定不是名画色情,而是自己的男性荷尔蒙有问题。<br/><br/> 写到这里,忽起一歹念:假如施行以色攻色,凡见色心喜的,强令参加为期四周的解色学习班,严禁请假,天天八小时看四级色情片,反复刺激,乃至最后大倒胃口,不知是否医治良方?<br/><br/>26、黄子华<br/><br/> 承蒙陆离女士的错爱,坚邀我观赏黄子华的"十年栋笃笑"。我犹豫自己不谙粤语,怕在现场"拾下拾下"。但她专门为我笔录了台词脚本,还让我的"港事顾问"朋友保驾护航。于是我决定去领略"真正的香港文化",临行前心情之紧张,比赴托福考场有过于而无不及,加紧温习了台词脚本不止两遍。好在黄氏的"栋笃笑"实在逗乐,尚未见得真人,已经让我笑成一团。<br/><br/> 伊利沙伯体育馆2500个座位统统爆满,黄子华甫一亮相就赢得满场欢呼,那风头较之"四大天王"毫不逊色。难怪本周的《快周刊》有读者来信,不满封面人物被小燕子垄断,强烈要求黄子华接班。看来下一世纪的"栋笃笑",有望搬迁至红勘乃至政府大球场。<br/><br/> 黄子华果然名不虚传,单枪匹马就将气氛调度得高潮迭起,逗得观众人仰马翻。连我那位平时性格内向的"港事顾问",巴掌也拍得通红通红,而且还有本事将掌声拍得震天之响。我特别留意周围的fans,多与他相若,三十岁上下,受过大学教育,白领或公务员阶层。他们都是香港这艘大"铁达尼号"的搭客,命运随香港而浮沉。而黄子华针砭的港事港人,从股市楼市的"凶兆",到"三位一体"的李氏家族,每每与这个阶层的身家性命休戚相关。一场"栋笃笑"下来,等于浏览一幅回归后的"清明上河图",肯定比听董特首的施政大报告过瘾。<br/><br/>27、栋笃笑<br/><br/> 栋笃笑何许玩意?我的思想发生短路,总要将它同上海菜"腌笃鲜"混在一起。我的"港事顾问"告诉我,它是英文stand up comedy的译音,是一种一个人站在那里表演的戏。。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它就是"腌笃鲜"。吃过的食客一定知道,这道沪上名菜将腌肉与鲜肉一锅煮,再加上时令冬笋,最后那个味道鲜得你打耳光也不肯放。栋笃笑也是这样,将生活中好的、坏的、甜的、辣的通通搅在一起,再放上一些佐料,也笑得你上气不接下气。假如黄子华的戏演到一半,忽然接到电话,说是家里着火了,且看你舍不舍得回家救火?<br/><br/> 北方好象没有栋笃笑,传统的相声多是两人搭档,一个逗,一个喂,犹如《X档案》中的联邦调查局侦探。上海有一剧种,叫独脚戏,形式上与栋笃笑差不多,但娱乐性实在不敢恭维,如今濒临绝种矣。<br/><br/> 黄子华的栋笃笑应是西洋的移植,talking show的港化。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将人生漫画了给你看。真正的栋笃笑其实是最本土、最民俗的,它不像书面语文化可以翻译,可以成为全人类的享受。口语文化的意蕴最复杂、最不确定,理解它犹如剥笋,剥去一层还有一层,全凭你对背后的语境之理解。黄子华所调度的与其说是语言,倒不如说是港人的生活经验。真的要感谢陆离女士的热情,让我体会了一回人类学意义上的"香港文化"。<br/><br/>28、鬼片连台<br/><br/> 香港人喜欢鬼片。今天打开报纸,翻到电影版,吓了我一跳:《盗墓迷城》、《死国》、《夺命传说》、《十字恐魔》、《猛鬼女社工》——真是鬼片连台。<br/><br/> 人人都怕鬼,否则黄大仙那里不会每天香火萦绕。但为什么又那么喜欢鬼片?少男少女喜欢有他们的道理。情窦初开的小情人买两张票到影院,黑漆漆的环境,银幕上又是鬼影憧憧,这个时候爹娘姐妹远在天边,通通靠不住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身边那条温柔的臂膀。看到恐怖之处,女孩子"哇!"一声尖叫,男孩顺势将她揽入怀中——-这动作自然又贴切,很有英雄救美人的气概。鬼戏制造的虚拟险境,成就了多少有情男女。出得影院,无疑是定情求婚的最佳良机。<br/><br/> 不仅少男少女,都市人都爱看鬼戏。现代人生活过于平淡,从生到死,每一个节目像电视预告一样,都会准时上演。没有鬼的日子,就缺乏悬念,没有刺激。但真正的鬼来了,又人见人怕。于是,看鬼片等于一次模拟的人生探险。叶公好龙者,每每要大过其瘾。<br/><br/> 即使人生不如意的,楼市套住的、被炒了鱿鱼的、老婆红杏出墙的,鬼片也有镇痛的奇效。在阴森森的影院被折磨两个小时,完了推开太平门,走到大街,外面阳光灿烂,顿时有从地狱回到人间之感:啊,活着多么美好!<br/><br/>29、说港沪<br/><br/> 经常有人问我,你在香港习不习惯?我总是回答:没什么异乡感。上海与香港,犹如一对卵生姐妹,相象的地方不要太多。<br/><br/> 两个大都市,街道布局,模仿欧洲,空间上很紧凑,大街上永远熙熙攘攘,人气旺盛。不象皇城北京那样大而无当、杂乱无章。两地的街道,虽然弯弯曲曲,却编排有序,不用问路,数着门牌号码,顺藤摸瓜,定能找到。这办法,在北京就不灵。一次我去车公庄大街10号,下车一看,已是6号。二个门面的距离,却走了我足足半小时!难怪李欧梵教授要说北京只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br/><br/> 香港和上海都见多识广,见了稀罕事也不一惊一乍。十年前北京办人体艺术展览,去开眼界的人流,将美术馆附近的交通都阻塞。但移师到上海,观众竟然少得门可罗雀。若搬到香港,情形肯定更惨。上海与香港都是东方的大码头,吃遍了各国文化的顶尖菜肴,有一流的鉴赏眼光,却也落了个眼高手低的陋习,自己下厨去烧两个菜,八成端不上台面。<br/><br/> 因为见多识广,也比较公正,没有小家子气。上海的作家恨透了我们这帮评论家,因为上海人缺乏本土意识,不肯讲自家人的好话,每次评文学或电影大奖,都慷慨地赠与友邦。香港也是这样,这次亚洲周刊评世纪文学百强,排名最前的金庸,不过区区第29位,连我这个从不看武侠的外人,也感到不平。<br/><br/>30、赌马<br/><br/> 九七以后,舞照跳,马照跑,经济不景气,香港最大的舞厅打烊了,马倒是越跑越欢。临近周末,地铁火车上,人手一份"马经",为如何下注禅思竭虑。除了赌马,还可以博六合彩,香港人的博弈生活真是丰富。<br/><br/> 大陆过去批评博弈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我却发现那是资本主义僵而不死、长命百岁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一个靠摆摊为生的穷光旦,你可以剥夺他的财富,却万万剥夺不得他对明天的期望。赌马也好,六合彩也好,都是专为普罗大众准备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博弈业是最公正的,它不管你是李嘉诚,还是卖菜阿伯,幸运的轮盘转到谁就是谁。这似乎在暗示芸芸众生:机会永远对你敞开,一夜致富并非梦想。<br/><br/> 人是为希望生存的,可怕的不是贫困,而是失去了对明天的幻想。幻想是否兑现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有这样一个伴随你一生的诱惑和希望。<br/><br/> 难怪这里的穷人从来想不到造反,难怪香港总是那样社会稳定、安定团结,原来社会有太多的安全阀、缓冲器,原来每一个人心里都晃动着一个似有若无的腾达梦想。为大陆的社会稳定伤透脑筋的中央政府,何不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借鉴借鉴?管它姓社还是姓资,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稳住百姓的就是好猫。全社会都来做梦、造梦,红色江山岂非长治久安?<br/><br/>31、拜拜<br/><br/>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到了与"非常沙龙"说拜拜的一刻了。说到拜拜,有点奇怪,问了很多香港人,都说不出意思与拜拜类似的广东土话,大概岭南人是天下最好客之人,摆下的长宴,足以白头偕老?<br/><br/> 不过,香港的编辑和读者倒是天下最宽容之人,这一个月来,听凭我这个外来和尚独霸沙龙,大念歪经。所谓"只眼观港",或许是瞎子摸象,摸来摸去,尽是片面而已。或许是枪手射靶,闭起另一只眼,只是为三点成线,枪中靶心罢了。<br/><br/> 我自己的感受,倒是真正体验了一回香港人的生活节奏。白天温(wen)食,早九晚五;晚上为保教授乌纱帽,要写专业论文,此外再为专栏再日产五百,对我这个在上海浪荡惯了的自由文人,确实有疲于奔命之感。然而,据说这正是香港人的常态。我很欣慰,我终于可以与亲爱的香港同胞实现"三同"了(文革期间,小知识分子必须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以后,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看法,阶级感情才会变化,阶级立场才会转变。而用现代学术的话语,叫做从外在视角变为内在视角,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变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br/><br/> 变了没变,只有天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终于可以从坛上走下,在台下找一个前排的位置,悠悠闲闲地看别人演戏了。看戏的人生,真好。</div> 頗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p><font face="新細明體">呢篇文真係幾有意思喎。</font></p><p><font face="新細明體">香港擁有好多西方國家嘅優點,愛護寵物,動物為之一例。</font></p><p><font face="新細明體">內地真係要學吓香港。</font></p> <p>文化依家嘢,不一定係要有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係床頭先叫有文化嘅~~</p> 未看哂全部,只是(粗略地)跳來看,有機會要再看一次 ! <p>唔讚下作者都唔得!</p><p>分析得好暢快。</p>[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07-2-25 0:15:39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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