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在嶺南傳播的歷史與影響
嶺南作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港口最多省區，秦漢以來即與海外通商，文化交流隨而發生。在長期對外交往中，形成較為寬鬆政治環境和嶺南文化包容、開放等風格，外來異質文化也首先得以在這裏紮根生長，並被吸收、整合為嶺南文化一部分。在這個文化特質方面，嶺南文化是甲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近世西風東漸，嶺南首得這股風氣之先，繼而引起社會各個層面的異動，發生包括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變革中國社會、推動歷史進步的重大事件。近現代廣東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歸結于中西文化交流作用力。這點已為中外人士所共識。但對溝通中西文化的媒介，明末清初義大利教士利馬竇作為第一人，這是無可置疑的，然而還有英語在其中的作用，似乎未得到應有重視。當然，文化是以人為載體傳播的，但人必須首先克服語言障礙，才有可能彼此交流，所以語言傳播與其他文化要素傳播是同步發生的。英語自英國完成產業革命，成為世界最大殖民帝國以後，也作為一種強勢語言傳播到英國殖民主義勢力所到一切地區。嶺南即為英語在我國登陸的首途之區，它深刻地改變了嶺南語言文化景觀面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是不能離開英語這個西方文化載體和媒介的。它在嶺南傳播歷史，即展現了中西文化在嶺南交流、整合的某些片斷。? <br/><br/>英語作為一種異質文化，它與當地文化一開始是有衝突的，但經過長期磨合，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面積擴布，並被吸收為當地方言一部分。與嶺南區域文化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這種交流可劃分如下幾個階段。? <br/><br/>一、鴉片戰爭之前：初步接觸階段? <br/><br/>從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二年（1757年-1842年），在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條件下，廣州獨具一口對外通商地位，一些外國人仍可在廣州和其他口岸從事商業和文化活動。首先是葡語，繼是英語開始在廣東傳播，不過人數極少，範圍也極為有限。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人登上澳門，後澳門發展為中外貿易港市，葡語在澳門流行，隨而產生一批掌握早期中葡語言交流被稱為“通事”的人。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曰：“西洋語雖侏?，然居中國久，華人之習，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1］?有個叫昌武勞的葡人，“尤黠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二十年，土語、華語及漢文字皆諳曉”。??［2］?即在廣東已形成能用雙語的社會群體。同書又指出“挑夫”為“姑利”，即“coolie”音譯（今譯為“苦力”）顯見葡語已為部分普羅大眾使用。而粵與葡人結婚，也掌握葡語，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澳門一處，唐夷雜處。……其在澳門進教會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夷”。??［3］?大抵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在廣州口岸的中國人與西方人進行商業交往的語言稱“廣東葡語”（Pidgin-Portuguese），使用廣東話注音。《澳門紀略?澳譯》即列舉楊炳南口述、為清謝清高筆錄的“廣東葡語”，如國土稱“哩”（rei）、公主稱“必林梭使”（princesa）、王子稱“必林西彼”（princepe）、一等文官（首相）稱“善施哩”（chancelle）、上尉稱“呷必丹”（capitao）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國在廣州設立商館，英國商人在定期貿易季節可長住廣州，在非貿易季節則居住澳門，中英語言接觸機會漸漸增多。但相互交流仍需依靠懂中國話的葡萄牙人或懂葡萄牙話的中國人進行翻譯才能實現。直到?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在中西貿易中地位上升，幾占全部中西貿易額的80%以上。??［4］?英語地位壓倒葡語，於是產生以廣東土音注讀英語的所謂“廣東英語”（西洋人稱為Canton English），隨著時間的推移，“廣東英語”代替“廣東葡語”。按廣東英語也稱“Pidgin-English”,“pidgin”一詞為“business”（生意）一詞的訛傳，兩者合起來意為商業英語。這種“廣東英語”為漢語和外語混雜產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初期產物。例如當時流行chop（折）和cho（帖）都指文件、佈告、收據、帳單、商標、等級之類。一等品稱“一等chop”，好人稱“第一chop人”，壞人稱“壞chop人”等；又如?chow-chow，讀音為炒炒，但其時用於兩個極端，“第一號chow-chow”東西，意為“毫無價值”，但用於早餐或午餐，意又為“極好的”。??［5］?這說明兩種語言組合是歧義的，後來才有比較一致含義。? <br/><br/>因閉關時清政府是嚴禁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故懂英語的人甚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頒佈《防範外夷規條》，規定外國人學習中文為犯法。有個叫劉亞匾的人，因“教授夷人讀書”等罪名而被處死。??［6］?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晚上用燈光遮住房間，保護他的中文教師。“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於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7］?直到1825年，美國人W?C?亨特到廣州仍說，只有3個外國人懂中文，一個是馬禮遜，一個是他本人，還有一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駐廣州主任。??［8］??亨特說當時廣東人用廣東話注英語讀音，如“man”（男人）注音“曼”，“soup”（湯）注音“蘇披”，“today”（今日）注音“土地”。廣州市面上有一本稱《鬼話》小冊子，即這樣處理而流通，受到僕役、勞力和店主歡迎。1817年-1823年，馬禮遜在澳門出版第一部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收入漢字4萬多個，對英語在我國傳播作出重大作用，也標誌著中英語言交流進入學術層面。1827年英國商人在廣州創辦英文《廣州紀事報》，1832年美國人在廣州創辦英文《中國叢報》，1835年英國商人又在廣州創辦英文《廣州週報》，另還有英文《廣州雜誌》、《華人差報》與《廣州鈔報》等，1836年-1837年一位經澳門來廣州的西洋人出版一部《番鬼在中國》的書，講到他與中國人接觸時聽到各種人講“廣東英語”，其中還有一名蛋家婦女，??［9］?可見戰前英語在廣州已有一定群眾基礎，但這時“廣東英語”?主要是口語，主要用於對話，靠聲音而不是文字，靠聽講而不是閱讀在進行交流，故拼寫形式也不固定，一些詞源來自馬來語或印度語，如“chop(折)”即來源於馬來語chapa。??［10］?但不管怎樣，這已成為風氣，英語大行其道。這種英語戰後傳到上海，稱“洋涇濱”?英語。“洋涇濱”是英法在上海租界一條分界小河，故名，但其這種英語源頭在廣東。故廣東是英語在我國最早立足和傳播的基地，而廣東人用土音注英語讀音，化洋為中，這是個很大創造，是廣東人對傳播英語一個巨大貢獻。戰後有上百萬廣東人遷居上海，也加速了這種“廣東英語”入滬。後來每講早期英語，往往以“洋涇濱英語”為代表，卻不提或少提“廣東英語”，這實是本末倒置，應予正名，“廣東英語”才真正是英語在我國傳播最早方式。? <br/><br/>二、鴉片戰爭後到建國前夕：擴大和深入傳播時期? <br/><br/>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急於瞭解西方國家國情，一到廣州，即招募四個翻譯，組成我國第一個英語翻譯小組，後稱“近年雇有（指林則徐）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為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奴準備之方，多由此出”。??［11］?這包括《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英國人慕瑞（Hugh Marry）《世界地理大全》譯為《四洲志》、滑達爾《各國律例》（又曰《萬國公法》）。林則徐後委託魏源將《四洲志》擴充為《海國圖志》，這些譯作有些被寄往北京，可能成為正式到達皇帝手中由中國人翻譯的英語漢文圖書。林則徐由此被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而“《四洲志》實為新地志之嚆矢”，??［3］?《海國圖志》為“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4］?戰後，香港割讓給英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方人被允許到這些城市設領事館，後又進入內地，英譯之風繼從廣州發展到其他口岸。但廣州仍不失為英語傳播一個中心。如1841年-1869年在廣州英文報刊即有《廣東探報》、《中國新聞七日錄》等，特別是英占香港，英語成為官方語言，是主流語言之一，英文報刊即有《香港公報》、《中國之友》、《德臣報》、《香港之外友》、《狄克遜氏香港紀事報》、《遐邇貫珍》、《香港政府公報》、《香港航運報》、《孖棘報》、《香港晚郵報及船期報》、《中國雜誌》、《每日廣告報》等。不管辦報目的為何，對傳播英語而言是有積極作用的。此外，在香港出版各種中英和其他語種語言文化比較書籍，據有關統計，僅巴黎外方傳道會在香港主辦的拿撒勒印書館而言，單它一家書館平均每年出書29種，共6?2萬冊以上,另從1884年創建後50年中,以12種語言刊印28部字典，不同語種聖經38種版本。??［5］?另有中西人士編寫在香港出版漢語工具書多種，如衛三畏??《英華韻華府曆階》????（The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1844年，1846年）、馬禮遜等《英華合曆》（The Anglo-Chinese Calender ?,1832年，1841年-1848年，1849年-1856年）、鄺其照??《英華辭彙》（1868年，1875年，1899年）、譚達軒《英華字典彙集》（1875年）、《通商指南》（中英雙語，1876年）、陸敬科編《英文文法譯述》（1894年）、《英華文法捷徑》（1897年）??等。這樣，當廣東葡語作為廣東話和英語仲介使命完成以後，廣東英語即以借詞方式流行廣東，形成早期很多口語和書面用語辭彙，如摩登??（modern）??、摩托??（motor）??、玻??（球ball）??、嘜??（商標mark）??、哈帽??（cap）??、暢??（change兌換）??、凡士林??（faseline）??、朱古力??（chocolate巧克力）??、爵士樂??（jazz）??、呔??（車胎tyre; 領帶tie）??、士的??（手杖stick）??、士巴拿??（扳手spanner）??等，反映產業革命後西方科技成就和社會生活。到清末民初，學習英語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一首廣州竹枝詞反映英語擴及到普通女性社會。張溪生詞雲：“髻盤委墮鬢如雲，窄袖蠻靴襯布裙。妝束工趨時世樣，女兒還喜演英文。”??［16］??許多英語口語也融為廣東各方言一部分，以致很多人分辨不出它的來源，上述日常用語，即見於廣東話。在潮汕方言裏，即有目頭??（mark商標）??、一尖錢??（cent一分錢）??、基羅??（kilogram公斤）??、巴仙??（percent百分比）??等。在客家話中即有紅毛泥??（cement水泥）??、荷蘭蔥??（onion洋蔥）??。? <br/><br/>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在我國興起，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之下，更需英語引進西方科技文化，廣東再度成為我國英語中心之一。特別是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悉即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句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17］?這一規定，也加速英語推廣，尤其對於與洋人長期接觸的廣州更是如此。1864年繼北京、上海之後，廣州開辦“同文館”，館址在當時廣州北大門朝天街，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第一任英文教習為美國人譚訓（Thoes Sampson）.恰如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馮桂芬說：“惟是洋人總會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為最。種類較多，書脊較富，見聞校廣，凡語言文字之淺者，一教習已足，其深者多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非上海、廣州二口不可”。??［18］?其中英語為主要學習科目，學生只“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而未有專門”，??［19］??後來才擴大至法、德、俄語。廣州同文館至1905年結束，在存在42年中為我國培養不少外交、洋務人才。如首屆畢業生左秉隆曾隨曾紀澤出使英國，任英文三等翻譯，後又三屆連任清駐新加坡總領事，做了不少有益國家民族之事。另兩位學生楊樞、長秀合譯有《各國史略》（Outline of the World History），對開拓國人視野，增廣見聞，作用匪淺。另外70-80年代，外國教會也在廣州和省內其他地方開辦各級西式學校，廣州就有真光、培英、培道、培正中小學和格致書院，即嶺南大學前身。此前1839年在澳門設馬禮遜學堂，1843年，原設麻六甲英華書院遷至香港。這兩所洋學堂，英語為必修課。1862年香港成立第一所官立英文學校——中央書院，1907年創辦香港大學，皆以英語為口語、閱讀、寫作。此前後各類私立學校接踵而起，對普及、提高英語水準作用不小。戰後洋教大舉進入廣東內地，興辦不少學校、醫院幾其他慈善事業，如據《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一書披露，到1920年廣東全境5/6面積為基督教活動範圍，共設957座教堂、10735處佈道區、開辦中小學834所、大學1所，廣東成為基督教在我國傳播最廣省區。??［20］?據有關統計，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基督教《聖經》在我國方言譯本有近600種，在廣州出版有132種，占22%，居全國之首，??［21］?次為福州、上海。翻譯如此眾多版本的這部凝聚西方文化宗教巨著，反映廣州擁有為數不少英譯人才。因教會學校一般開設英語課程，故廣東也是英語傳播最廣泛省區。如1922年版《中華歸主》一書寫道：“近二十年來，廣州三角洲（今珠江三角洲）地帶及人口眾多、村落稠密之地區，宣教事業蒸蒸日上，幾乎每鎮都有教堂，並且以教堂為中心向附近鄉村派遣中國佈道者，積極宣傳福音，甚至在不少地區中基督教之勢力及思想影響幾乎達到無處不在之地步”。??［22］?間接反映戰後英語傳播盛況。直到建國前，英語仍是各級學校必修課之一，加上出國留學、科技、醫療、商務、外貿往來等交流，英語傳播勢頭始終未減。它迅速佔領各個地域和使用空間，形成洋洋大觀，除口語和書面語有充分表現外，至為觸目的是英語地名。在廣東歷史上，主要廣見於香港和南海諸島，在廣東內地則很個別。據國家測繪局地名研究所1996年對香港調查，在收錄1000多條地名中，英語或“中英並用”地名占很大比例，包括各種地理實體和區域，其中純以英語命名街道達95條。如奧卑利街（Old Baily Street）、般鹹道（Bonham Road）、打比道（Berdy Road）、德輔道（Des Veux Road）、幹諾道（Connaught Road）、赫德道（Hore Avenue）、劍橋道（Cambridge Road）、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維多利亞城（Queen's Town）、佐敦道（Jordan Street ）等。香港早期地名中，28位港督中有26位名字命名香港各個角落，充分反映香港被殖民統治色彩。??［23］?? <br/><br/>?南海諸島近代為外來勢力侵犯和霸佔，並以這些國家語言命名，其中以英語地名多種多樣。一是用英語譯我國漁民慣用地名，如磐石嶼英語稱Passu Keak、中業島稱Thi-Tu、渚碧礁稱Subi，Soubae、太平島稱Itu-Aba、景宏島稱Sin Cowe等。二是用外國人姓名作為島礁地名，如東沙島稱Pratas、鄭和群礁稱Tizart Bank、信義礁稱Ist Thomas Shoal、南鑰島稱South Island of Horsburgh、禮樂灘稱Reed Bank、樂斯暗沙稱Lys Shoal等，占我國已經公佈南海諸島部分地名252中21個，另有30個地名可能為外國人姓名作地名的，如樂西暗沙（Phillips Shoal）、布德暗沙（Bassett Shoal）、美溪暗沙（Smith Shoal）等。三是以船艦號為地名，如中沙群島稱Macclesfield Bank、宣德群島稱Amphitrite Islands、黃岩島稱Scarborough Reef等，這類地名有25個。僅這三者地名達76個，??［24］?占總數30?2%。另還有以動植物、世界地名、方位、地形特點命名英語地名，顯示我國領海無權時代，英語地名景觀在南海海疆何等普遍和觸目。這些地名現已隨著新中國成立標準化處理，大部分成為歷史。? <br/><br/>在廣州也有個別英語歷史地名，如長洲島上柯拜船塢（Couper Dock）為1845年英國人柯拜在島上所建中國第一座船塢得名，沿用至今。汕頭有英國人德謫（Deuzie）1862年創辦“德記洋行”，至今有“德記前”地名。臺山市上川島有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墓堂，為1552年病死島上葡萄牙教士沙勿略葬地等，都是一些小地名。? <br/><br/>三、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萎縮傳播階段? <br/><br/>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為外國敵對勢力封鎖和禁運，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中斷，英語傳播在我國受到很大限制而處於萎縮狀態。在“全盤蘇化”主宰下，俄語取代英語地位，英語在大多數學校成為小語種，在廣東也不例外。如中山大學經濟地理1962年級23名學生中，學英語僅有5人，占21?7%。??［25］?英語在社會使用機會大面積減少，多限於必要公事往來，甚至將學英語與叛國投敵相聯繫，許多人不得不退避三舍。新增辭彙甚少，只保持傳統英語景觀。一些用詞也廢棄不用。如米突（metre公尺）、柏紙簿（pad拍紙簿）、葛朗瑪（grammar語法）、德律風（telephone電話）、生風尼（symphony交響樂）等。但廣東畢竟又是我國對外交流視窗，港澳存在和華僑以及外貿往來，仍使英語保持一定空間，只在商貿、旅遊、僑務、外事群體和部分大中學校中仍占相當地位。例如，70年代前後，廣東在全國最先引進快巴（fiber化纖）、Decron（的確涼）等紡織品用語，並擴布全國。? <br/><br/>四、改革開放以來“英語熱”? <br/><br/>1978年以來，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區，與西方國家建立千絲萬縷經濟、文化、社會等聯繫，社會發展需要使英語以前所未有規模和速度在我國首先在廣東傳播。無論學校、傳媒、科技、旅遊等各行各業，還是從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到邊遠山區城鎮，英語作為一種新潮文化現象，不脛而走，佔領廣大文化空間。如據有關報導，廣州市政府規定到2002年底全市2?6萬部計程車都安上英語揚聲器。從2004年起，英語口試將正式成為中考內容。??［26］?說明英語有非常廣泛群眾基礎，進入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成為公共生活一部分，是僅次於漢語之外使用者最多一種語言，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興盛局面。而近年新潮口語更風靡在香港、廣州、深圳等城鎮乃至珠三角各地，並融合為日常用語一部分。如波士（boss）、阿Sir（員警）、愛滋病（Aids）、士多啤梨（strawberry草莓）、copy（複印）、part time（兼職）、柯（call打電話）、吧女（bargirl）、裸跑（streaking）、網際網路（internet）、派對（party）、酷（cool）、基佬（gay）、作秀（show）等。有些用語甚至傳到山區小鎮，如廣東揭陽古溪鎮1991年之前幾乎無人會講普通話，1992年以後湧進大量民工，不僅普通話，連一些英語口語也流行當地，如stick（的士）、mummy（媽咪）、MTV（音樂電視）、BB崽（baby嬰兒）、daddy（嗲的）、store（士多，商店）等。??［27］?至於在家庭使用，香港、廣州等情況不一。有研究顯示，1996年香港5歲以上居民慣用英語人數總共為184308人，占全港5歲以上總人口3?1%，僅次於使用廣東話人數（88?7%）。??［28］?廣州雖無相關資料，諒這個比例不可能超過香港。所以香港是嶺南英語最流行省區。至在教學、會議、旅遊、購物、廣播、影視作品、文藝演出、宗教活動以及車站、碼頭、機場等公共場所出現口語環境，經常使人感覺出來。廣東話中英語借詞是現代漢語公共用語和各方言交流中最多的，以日常生活用語為主，在口語中流行。借助於香港電視、廣東話流行歌曲和其他傳媒擴布至內地和仿效，如happy（快樂）、tip（小費）、party（聚會）、soft（軟）、sorry（抱歉）等，已風靡全國大小城鎮，尤為年青一代口頭禪。據廣州零點調查公司對全國10大城市4030個被訪者調查結果：近六成市民會英語單詞，而廣州則達八成人愛用英語單詞，常用有“OK”、“yes”、“bye-bye”、“thank you”、“no”、“sorry”等。??［29］?改革開放以後，書面語在廣東使用呈雨後春筍之勢。在報刊雜誌、圖書出版物、各種文件、報告、商品說明、郵件、網路、公用建築，乃至招牌廣告等都有所表現，也至為觸目。英語在某些場合或考核，成為一種必要條件，甚至超過漢語重要性。如職稱評定、技術考核、出國留學、入學考試等，都要通過英語考試，由此引發“英語熱”達到歷史顛峰。據有關統計，目前廣東話中英語借詞約有400多個，大部分是新詞。而1949年前舊借詞約有160多個，有些是近年隨香港文化傳入而復活的。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由英語、國語和廣東話整合形成“港式中文”，也傳入廣東，繼及內地一些城市。港式中文在構詞、語法、句式方面都有自己特點，與標準漢語較大差異，如常用“有”作動態動詞：“當局證實至少有找到六十二具屍體”。??［30］?廣東方言、報刊，尤其流行文化、商業文化中即深受其影響，在影視、歌曲、廣告詞中大量使用港式中文，又在漢語中夾帶英語單詞，如“今日睇真D”、“我唔like it”等。??［31］?這到處可見，由此造成對漢語純潔性衝擊，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另受外國地名影響，一些大型建築物或社區冒出一些英文地名，如廣州即有蒙地卡羅山莊（Monte Carlo Village）、萊茵花園（Rhine Garden）、奧林匹克花園（Olympic Garden）、澳洲山莊（Australia Village）等，這些地名因悖於國家有關管理規定，引起有關方面注意和批評，是當前廣東地名管理中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 <br/><br/>五、結語? <br/><br/>??以區位和歷史及社會經濟條件等優勢，嶺南是英語在我國擴布歷史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地區之一。在它不間斷的傳播進程中，在各方面產生重要景觀效應，並被融合為廣東方言一部分，使嶺南文化塗上更多的西方文化色彩，並以此甲于其他區域文化。在當前“英語熱”風行全國的態勢下，嶺南各省區在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歷史傳統的同時，應從英語文化景觀各個要素和層面上，充分重視它傳播的積極效應，預防它的某些負面影響，使之走上健康發展道路。??? <br/><br/>??注??釋：??? <br/><br/>［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 <br/><br/>［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 <br/><br/>［3］??轉見劉羨冰.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語言溝通.載中國語文，1994，(1)：56.??? <br/><br/>［4］??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85.??? <br/><br/>［5］??參見（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46-47.??? <br/><br/>［6］??參見（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44.??? <br/><br/>［7］??參見（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44.??? <br/><br/>［8］??（意）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10-11.??? <br/><br/>［9］??轉見周振鶴.中國洋涇濱英語最早的語詞集.載廣東社會科學.2003，(1):78.??? <br/><br/>［10］??轉見周振鶴.中國洋涇濱英語最早的語詞集.載廣東社會科學.2003，(1):78.??? <br/><br/>［11］??（意）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21.??? <br/><br/>［12］??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1.??? <br/><br/>［1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323.??? <br/><br/>［1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323-324.??? <br/><br/>［15］??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164-165、174.??? <br/><br/>［16］??盧詩鐘所編.續羊城竹枝詞.見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475.??? <br/><br/>［17］????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8-9.????? <br/><br/>［1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轉見嶺南文史.1985，(2)：116.??? <br/><br/>［19］??廣方言館全案.轉見蔡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553.??? <br/><br/>［20］??參見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1090-1100.??? <br/><br/>［21］??鄒嘉彥、遊汝傑.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96-197.??? <br/><br/>［22］??轉見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334.??? <br/><br/>［23］??樊桂英、牛汝辰等.香港地名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 <br/><br/>［24］??廣東省地名委員會編.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彙編.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7.313-316.??? <br/><br/>［25］司徒尚紀提供。? <br/><br/>［26］羊城晚報.2003-3-19.A版.? <br/><br/>［27］??陳恩泉主編.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1999.31-32.??? <br/><br/>［28］??鄒嘉彥、遊汝傑.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88-189.??? <br/><br/>［29］羊城晚報.2000-4-23.A8版.? <br/><br/>［30］星島日報.2000-9-28.A4版.? <br/><br/>［31］??黃淑娉.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4、161.????? <br/><br/>（原載《嶺南文史》，2003年第4期，合作許桂靈）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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