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文化形成發展和演變初探
嶺南文化作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由廣東文化、福佬文化和客家文化三個亞文化組成的。每個亞文化內部，仍有一定的地域差異。西江文化作為廣東文化一部分，產生於特定地理和社會環境，有深刻歷史淵源，相對獨立和穩定文化內涵，比較鮮明文化特色和風格，以及較為深遠的影響等，故能在嶺南文化結構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發揮自己的文化功能和歷史影響。 <br/><br/> 一、西江文化形成的背景和條件 <br/><br/> 西江文化作為一個地域文化，產生于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環境之內。西江流域在廣東境內包括封開、郁南、懷集、廣甯、德慶、羅定、雲浮、新興、高要、四會、肇慶等縣市，分屬西江及其支流賀江、新興江、羅定江、綏江等流經範圍。這些河網比較稠密，且多為河流中下游，與北方南下交通線聯繫非常方便。其北可溯桂（漓）江、賀江通荊楚、中原；南下北部灣出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西聯滇黔，與大西南溝通；東可直下番禺。以廣信（封開）為中心的這個水陸交通網絡，非常利於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先進文化，融合、吸收為西江文化的構件，故廣東春秋到戰國晚期墓葬發現的青銅器主要分佈在西江沿線附近，顯示受楚和中原文化影響所致。秦始皇進軍嶺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嶺間開鑿興安運河（靈渠），首先打通與嶺北交通。西漢初南越國與巴蜀的枸醬貿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東下番禺的。此外，還有“從漲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經南、北流江，從合浦徐聞港出發的海上交通線，《漢書·地理志》記載頗為詳備，這都成為歷史早期西江文化發展先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個優勢所在。 <br/><br/> 西江地區山丘河流交錯，不少盆地穿插其間，加上地勢高曠，氣候乾爽，不像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低地那樣卑濕，易於居住和開發，故不但土著南越人，而且後來的中原移民也樂於在此定居和繁衍。例如據《漢書·地理志》所列嶺南地區各郡戶口，蒼梧郡轄下西江流域凡10縣，戶24379，口146160，僅次於粵北桂陽郡。到東漢，蒼梧郡人口猛增到46?6萬人，雄據嶺南各郡之首。這不能不歸結于北方移民南下結果，另漢武帝平南越國後在今嶺南地區置9郡，其中蒼梧郡下轄10縣有6縣，即謝沐、馮乘、富川、臨賀、封陽、廣信分佈在賀江流域，自然也是南下移民路線經過地區，為此需要設置更多郡縣管理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其他事務。這也是地域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政治保障。 <br/><br/> 文化產生發展與民族或民系歷史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地域文化往往是由民族或民系文化演變而來的。嶺南地區在未有行政建制時，分佈著一些土邦小國，實為土著居民生存地域組織形式，而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國家。據《山海經》等古籍所載，嶺南地區有驩兜（頭）、縛婁、陽禺、儋耳、雕題、西嘔、駱越、蒼梧諸國。它們既是地名也是族名，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週邊，少數在廣東南路和海南島等地。其中部分或大部分分佈在西江流域的有西嘔國和蒼梧國。西嘔國有一部分在今德慶、郁南地區。秦軍頭一次進軍嶺南，與西嘔人發生激戰，雙方相持了三年，秦軍統帥屠睢被殺。西江流域主要為蒼梧國地盤。蒼梧（也稱倉吾）作為百越族一支、在先秦古籍《尚書》、《左傳》、《汲塚周書》、《路史》等屢有出現，在出土周代青銅器上，亦見“倉吾”銘文，說明它是一個很古老的民族。《漢書音義》釋“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近年有學者研究認為：“蒼梧之名落實之處，正是桂東北、粵中、粵北地區燦爛的先秦文化的中心地帶。當地獨具一格的戰國墓葬分佈區和當時嶺南人口最為密集處，即在漢蒼梧郡內”。這說明生活在當地南越人創造的民族文化較為先進。這都為它以後借鑒、吸收中原文化的養分，發展、整合為新的地域文化奠定深厚基礎。 <br/><br/> 二、西江文化發展和演變 <br/><br/> 嶺南區域歷史開發有自北向南、從西往東、從山區到沿海的空間推移過程，也形成了與此大致相應的地域文化分佈格局。西江地區作為嶺南開發自西往東空間推移的第一站，文化發生比許多地區要早，故封開、梧州一帶有“初開粵地”之說，後來又成為嶺南文化的一個中心。但文化作為時間的積澱或者歷史的投影，是一個不斷嬗替、更新過程，文化特質和風格每因時代而異，並最後構築起自己的文化結構體系。西江文化作為一種地域亞文化，除受制于嶺南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總體水準以外，還有自已的時代特色、文化內涵和空間轉變與分佈格局。 <br/><br/> 1.先秦：西江原始文化孕育和發展 <br/><br/> 考古發掘顯示，西江流域是嶺南文化最早的一個起源地。1961年秋在封開縣河兒口圩黃岩洞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址，是繼曲江馬壩、陽春獨石仔之後嶺南為數不多的舊石器文化遺址代表之一，距今約14萬年。出土的打擊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表明，當地的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結網捕魚，狩獵野獸，採集野果和縫製衣服等，從中可見西江原始文化朦朧的曙光。有關研究還表明，封開的舊石器文化，當是與我國其他地區的舊石器晚期文化處於同一發展階段，並且與北京山頂洞文化最為接近，是屬於舊石器晚期後一個階段的文化。正因為這一階段文化遺址在嶺南甚為罕見，黃岩洞遺址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br/><br/> 距今約1萬年到3500年，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400多處。70年代以前西江地區考古工作很不充分、發現的新石器遺址不多，但著名的封開黃岩洞既是舊石器、也是新石器文化代表，出土大量各種新石器和兩個晚期智人顱骨和肢體，時代距今8000年到1萬年。這樣的文化遺址或遺存1982年以來在封開、德慶、懷集、羅定、廣寧、高要等地不斷有所發現。其文化內涵反映當時原始人群從事漁獵和農耕、製作幾何印紋陶，採取“幹欄式”建築等，即與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北江石峽文化有密切關係，又與桂南大石鏟類型文化有關，說明地理區位和交通上特點，使西江文化一開始就受多方面影響，吸收了相鄰地區文化內涵，表現了多種文化風格。 <br/><br/> 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銅文化成分，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在廣東境內青銅文化遺址約三四百處，墓葬100多座，出土各類青銅器八九百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分佈在西江流域。如羅定、廣甯、肇慶、四會、懷集、德慶等地即有青銅器墓葬，有的墓葬規模很大，如羅定一號墓出土青銅器多達百件以上。這些銅器種類多樣，包括炊器、容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等。經有關方面科學鑒定，它們在鑄造工藝、成分配伍、鑄後加工及熱處理等方面，均達到很高水準，這些銅器除具有中原文化風格以外，有的還與江淮、楚地相近或相同。例如肇慶、羅定出土編鐘，與湖北隨縣出土的基本一致；肇慶松山戰國墓出土的銅罍、壺、足、盤、劍、戈、矛、鏃等兵器來自楚地或深受其影響，顯示西江文化與楚文化有密切關係。在德慶欄馬山戰國墓出土一把青銅劍上刻有6個漢字銘文，使西江地區成為漢字在嶺南流行最早地區，也為原始西江文化增添異彩。 <br/><br/> 2.秦漢到隋唐：西江文化興盛 <br/><br/> 秦漢以降，嶺南地區先後建立起封建制度，區域開發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西江大小支流，成為秦漢進軍嶺南主要通道，原西江文化得以大規模地與外來文化碰撞、整合，發展成為以南越文化為底本，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區域文化。西江文化發展的這個過程比嶺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這在其文化特質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 <br/><br/> 在物質文化方面，西江流域得到進一步開發，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地形圖”上，在今廣東境內只標出“桂陽”（連縣）和“封中”兩個地名，後者即今賀江流域，說明該地區最早為嶺北所熟知，區域開發自然在其他地區之上。如廣西梧州地區漢代考古發掘所獲各種冥器就有大量各式農業用具、糧倉等。特別是所鑄銅質糧倉非常精美，顯示漢代蒼梧即是個重要產糧區，稻作文化很發達。嶺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為起首地名，其意為越語水田，這類地名在西江地區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興有那康等，即為這種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稻作文化也帶動園藝文化發展，梧州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有柑橙類果核。漢蒼梧郡有個被譽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種菜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想見園藝業已很普遍，故到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特別指出：“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荔枝從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種至田園，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進步。以稻作為中心的農業進步也帶動家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漢燒窯遺址，旺步東漢墓出土銅碗，工藝精湛，碗底還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錢千二百”字樣。不但是手工業，也是商業與貨幣經濟興旺一種佐證。而這時嶺南大部分地區仍處在以物易物階段，由此亦見西江地區經濟發展在其他地區之上。 <br/><br/> 在教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區與粵北一樣，是嶺南興學最早地區。西漢以降，蒼梧郡治即成為一個教育文化中心。辦學的多為南下士人，是為私學。一些飽學之士，即在其中任教，講授儒家經典，從遊者數百甚至上千人。如漢末北海人劉熙，建安中期“薦辟不就，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漢末三國初名臣虞翻，《三國志·虞翻傳》記其罪放在“嶺南十餘年，……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他經常往來於南海、蒼梧等郡，興教辦學，為嶺南文化教育事業建功不小。事實上東漢初蒼梧廣信籍經學大師陳元也辦過私學，史載其在京都洛陽教授生徒，“傳春秋左學，已開蒼梧辦學先河。此外，由於蒼梧在政治和經濟上地位，也吸引嶺南籍士人前來辦學，南海郡人黃豪即為最著名一個。史稱他“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弱冠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最後，按蒼梧郡與粵北桂陽郡都處在同等地位上，桂陽設有官學，史有明文，那麼蒼梧郡也應設有官學，否則培養不出那麼多官吏和忠孝之士。在大部分地區仍很蠻荒的古代嶺南，蒼梧郡能出現一片琅琅書聲，應是中原文化在當地傳播、生根的結果。 <br/><br/> 在人才培養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區域文化面域。廣東人才在古代固然比較單薄，所以近人梁啟超說：“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為一國之輕重”。試比照漢代西江人物，此語似過於偏激。中山大學張榮芳教授等人，根據諸史記載，對漢代蒼梧郡人才作了分類闡述。他們可分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軍事人才和學術人才，凡五類。他們或以忠孝節義聞名，或以政績昭著見稱，或以武功定國定邦，或以學術立言傳世，都在各自領域裏有所建樹。這種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教育發展成果，但離不開當地穩定的政治局面和繁榮的經濟基礎。 <br/><br/> 在學術文化方面，由於蒼梧郡教育興盛，人才薈萃，自帶來學術繁榮。那些由於不同原因聚集蒼梧的各類人士，除了教授生徒，則或相互爭鳴，各不相讓，把問題引向深入；或著書立說，一時形成濃厚的學術爭鳴氣氛，對宣傳儒家禮制文化，移風易俗，改變當地“不知禮則”、“不閑典訓”局面功不可沒。據諸史統計，兩漢南下蒼梧及當地學者撰寫的學術論著不下21種。比較重要的有陳欽《陳氏春秋》、陳元《左氏同異》、士燮《春秋經》、虞翻《論語注》等。尤以陳欽、陳元父子影響最大，成為左氏春秋學在嶺南重要學派、在漢代全國學術論壇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榮。故本世紀我國學術界在總結漢代嶺南學術文化論著中，高度評價這些學者的學術成就。民族學家徐松石先生說：“嶺南經學，實以二陳（既陳欽、陳元）為始”。中山大學歷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則更明確地肯定：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為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中心。現在的廣東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的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當時的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的學術成就，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這是廣東學風的重要先河，有相當的引導作用。這也是西江文化在兩漢成熟、興盛的表現。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為一種時代先進地域文化，躋進全國文化先進地區之列。 <br/><br/> 六朝時期，嶺南社會相對安定，未受外來勢力較大衝擊，西江文化仍能保持過去先進地位。明天啟《封川縣誌》說，封川“地靈人傑，漢唐之間，明經高第獨步其先，是為名邑也”。在唐代，西江流域仍是嶺南州縣分佈最多地區，人口較稠密，水陸交通地位也未曾削弱或動搖，故西江文化仍有相當深厚社會經濟基礎。例如唐代封州仍出了兩位狀元，一個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狀元莫宣卿，另一個是唐昭宗時（889-907）桂州（桂林）趙觀文。故明代封川地方誌仍曰：“封居嶺表要荒，衣冠文物仿佛中原”這也是西江文化在唐代緩慢發展一種折射。 <br/><br/> 3.宋代以後：西江文化停滯 <br/><br/> 自唐張九齡奏開大庾嶺山道以後，五嶺南北交通重心轉到大庾嶺道，五嶺其他交通線，包括興安運河所在越城嶺道也相繼衰落，封開作為西江交通樞紐地位也日漸式微。宋代以降，廣東經濟重心已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區，西江文化賴以存在、發展的地區經濟基礎相對削弱，自此陷於停滯局面，僅能以一種古老的傳統文化地位和景觀，出現在廣東歷史文化地圖上。這已在文化的各個層面上表現出來。 <br/><br/> 稱盛一時的西江人才、宋代以後占廣東各朝代人才比重已呈下降趨勢，見下表： <br/><br/> <br/><br/> 人才必然掀起學風，一個地方學風盛衰還體現在地方文獻及其作者地籍分佈上。據諸史統計，秦漢以來有關廣東方志凡615部，記述廣東文獻的作者凡941人，其中關於西江地區的方志76部，文獻的作者25人，分別占全省的12?4%和2?7%，排名在粵北、粵中等地區之下，開發較遲的粵東和興梅—東江地區漸漸居上，超過西江地區。 <br/><br/> 西江地區漢代公私辦學甚為興盛，以後也不免歸於寥落。到清代道光初年，廣東包括府州縣學及私立書院、社學、義學等凡950所，其地區分佈如下： <br/><br/> <br/><br/> 從表上可見，西江地區教育水準降到與海南、粵西（高雷）地區差不多位置上，其文化地位亦當如是觀。 <br/><br/> 西江地區地形破碎，山河阻隔，除沿河地區以外，很多地區交通不便，與外界聯繫較少，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土著文化保留較多，明嘉靖年間，廣東全境有瑤族分佈的凡33個州縣，瑤族山寨900多處，其中以肇慶府最多，約540多處，占總數60%左右。直到清中葉西江洞落間還居住著不少瑤、壯族人，民風淳厚樸實，迷信，早婚盛行，風俗文化上有很多南越文化遺風。例如具有代表性新興一帶“民皆力耕，商賈罕通。……病不服藥，喪尚浮屠”。甚至曾為西江文化中心的封開，“俗雖荒陋而知義，婚姻不論門第，惟視貧富”。整個西江地區“地廣人稀，瑤獠相雜，居民多健悍，男子喜習巫，恥為工商，婦女蕉衫跣足”，還保留很多類似搶婚，不落夫家古風舊俗，歲時節令，樂俗在各地也不盡相同。語言也至為複雜，雖大類可歸粵語方言，但區域差異仍很大，有些地區鄉與鄉之間，距離很近，因方言有別，通話困難。例如懷集與封開交界忠讜山地區有65鄉14萬人口，至今仍在使用一種稱為“標話”方言，辭彙中有很多壯語成份，與當地操粵語方言居民難以通話。又西江地區地名文化中留存下來的壯語地名數量之多、分佈之廣，甲於廣東各地區。除上述表示水田意思的“那”字以外，表示山間谷地、山野、山沖之意壯語地名有“羅”（如羅定、羅鏡、羅孔、羅沙）、“六”（祿、淥、菉，如德慶有六沖、祿滾，雲浮有祿源，“六”絕不能作數字解）；表示村鎮聚落的有“古”（如高要有古徑、古旁、廣甯有古麗、古灶，德慶有古杏、古有，封開有古令，郁南有古蓮、古番）、“都”（如高要有都萬凹、德慶有都門，封開有都樓，懷集有都市）、“思”（如封開有思六、思科、郁南有思和，德慶有思陽，雲浮有思勞）和“雲”等（如德慶有雲陵、雲貞、封開有雲逕、雲塘、懷集有雲田）。這麼多複雜文化現象，說明在西江地區歷史發展長河中，有一部分土著文化未能被漢文化同化，或者同化程度很低，並作為底層文化積澱下來，在漢文化勢力薄弱地方時有出現。這恰是西江文化在歷史後期文化勢能已很虛弱，輻射範圍大受限制，即陷於停滯的一種表現。 <br/><br/> 三、西江文化中心轉移 <br/><br/> 一個文化區，不管等級高低，都有一個作為該區文化特質和風格的代表的核心，即文化中心。西江文化區的文化中心歷史早期在封開，後期轉移到肇慶了。 <br/><br/> 西江文化中心位置與西江流域行政建置首府所在地幾乎又是重合的。這與漢蒼梧郡治所又不可分割。過去流行兩種說法，一即漢蒼梧郡治今廣西梧州；二即在今封開江口鎮。前說如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葉春及（明代廣東學者）雲<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蒼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于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裏為廣信縣，雖非治所，因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近年問世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亦主張自漢至南朝，蒼梧郡治在今梧州。但據《漢書·南粵王傳》、《漢書·武帝紀》所記，漢蒼梧郡治不在桂江而應在賀江即古封水上。到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封川條下已明確指出“即漢蒼梧郡廣信縣也”。王象之《輿地紀勝》在封川條下也轉引許多資料，證明廣信即封川（封開）。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梧州府廣信城條說，“在府治東，漢置，自三國以來皆因而不改”。這都明顯地排除了廣信縣治在梧州的可能性。今人陳乃良經多方調查，論證了封開縣建置沿革，謂廣信縣範圍雖含今封開與梧州，但自漢至隋蒼梧郡治均在今封開縣江口鎮，直到唐代後期蒼梧郡治始移於今梧州。此外，封州還是五代南漢主劉隱家族興龍之地，劉隱立南漢國後，“以封州為湯沐地”亦保持和加強了封州文化中心地位。最新出版《廣東歷史地圖集》吸收以上成果，將漢蒼梧郡治定在今封開縣江口鎮。加上封開地區有不少古代文化遺址和歷史文物出土，其作為歷史早期西江地區乃至嶺南地區的一個文化中心是可以肯定的。 <br/><br/> 宋代以後，肇慶政治經濟地位日漸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這裏移植生根。作為西江文化象徵的端硯產于附近，唐代時上貢朝廷，聞名全國，肇慶宋為端王趙佶封地，趙佶即後來的宋徽宗。此後人文蔚起，學術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兩廣總督駐地從梧州遷至肇慶，此後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才從肇慶遷回廣州。肇慶作為兩廣總督駐地長達183年之久，政治地位僅次於廣州。明末西洋教士利瑪竇從澳門首途肇慶入粵，在這裏傳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跡斑斑，肇慶也就成為西方文化傳入內地的第一站，繼封開之後成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開自宋以後隨著區域開發東移，經濟文化陷於停滯，不復維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開縣城亦淪為一個普通的小城鎮而已。 <br/><br/> 四、餘論 <br/><br/> 西江文化稱盛一時，而封開作為其文化中心，在嶺南區域文化發展和分佈格局上曾佔有重要一席之地，這已無可置疑。因此，繼承和弘揚西江文化的優良傳統，為振興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事業服務，不但有其必要，而且也有了極大的可能。可是長期以來，西江文化湮沒無聞，未得到充分的發掘和整理，作為其歷史早期中心的封開古城也鮮為人知，更談不上對其古文化的保護和開發，這不能不是嶺南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缺陷。最近，經有關部門組織專家學者實地考察，西江文化的歷史地位進一步被肯定，封開作為嶺南一個歷史文化古都的面目也被揭開，這不但是嶺南文化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也是西江沿岸縣市的光榮。當前，除進一步深入系統地研究西江文化的眾多方面以外，更有必要對封開古城作專門發掘和保護，使之成為廣東一座歷史文化名城。 <br/><br/>[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06-12-19 16:14:00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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