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民主香港之文化大義
假設香港能真正民主自治，可完全自由地推行自己的文化政策，要如何做，才能令自己在文化上有足夠的自尊和自信，可以傲視四鄰？正確策略：
絕不可推行貶低華夏文化、取消漢字之類的政策，因為這些做法是文化自殺、自我空心化，會令自身淪為文化沙漠、失去靈魂（例如越南），並孤立於四鄰。
應當在文化上采取攻勢，大力宣揚自己的文化才是華夏正宗、漢室嫡裔。可參考韓國、日本的某些做法，例如韓國欲將中醫申報為自己的文化遺產，日本聲稱自己保留了儒家文化正宗等等。不理解的人不要笑，這些是高招！
具體措施：
一、 大力宣揚「崖山之後無中國」，指出明朝、清朝已嚴重韃虜化，宋滅之後，漢人實已淪為文化上的亡國奴，直至於今。
二、將宋帝樹為一種民間精神偶像，類似於關帝，但並非強制信仰或官方信仰，更非復闢帝制。陳雲去拜宋帝，乃正確之舉！祈求華夏億兆祖先之靈保佑，助我驅除胡虜，光復河山！
三、將粵語、英語定為官方語言、教學語言，政治制度全盤西化。既本土化又國際化。當初孫中山身為廣東人，革命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革命成功後竟將韃虜之語定為「國語」，此乃其最大錯誤之一，亦是一極大諷刺。由於此巨大錯誤，國民黨失去華夏祖先之靈保佑，被共匪竊國，敗走台灣。
以上文化措施之優勢：
一、與北方胡虜爭奪文化話語權，使香港自身不再處於弱勢、從屬、衛星國地位，令香港成為文化中心，輻射四鄰。
二、眾所周知，香港的食物、飲水等依賴大陸，若完全獨立，農業、工業都成問題，軍事上更受到廣州軍區之超近距離威脅。若香港能發揮文化中心引力，將廣東、廣西、澳門都拉過來，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則農業、工業、軍事、港口等皆完備，自然資源豐富，可自給自足，稍加發展，便可與日本、韓國比肩。若能進一步發揮文化輻射力、吸引力，讓越南、馬來西亞等也成為友邦，甚至建立聯邦，則可成就大粵文化圈。
外交及軍事取向：
堅決親英美，爭取加入北約，爭取各軍事強國保障自己主權獨立，參考瑞士、梵諦岡等。 [轉貼]宋亡之後文明的十二大逆轉
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
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遠因，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
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
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
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
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
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雇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
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泛濫
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慶，按勃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泛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迴迴，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
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衹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泛濫化，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
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衹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
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准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衹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
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鍾響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
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粗鄙的治理體系，使政府衹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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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這一條很重要，就是說對於上級不仁不義、違背道德的命令，下屬絕不盲從。這一特質，在後來奴性、專制的朝代裏，還剩下多少？
外國有描述公職人員為公義而反抗上司的影視作品，中國有這類作品嗎？ [轉貼]
文言文、唐詩宋詞等，不用古音來讀頌，會變得平仄不對、不壓韻，美感少了一大半。這不僅是藝術問題，也是文化血脈、文化傳承問題。
韓國語、日本語中都保留了漢字的的古音。這方面日語做得尤其好，日語中保留了中國各個朝代的漢字古音，也就是同一個漢字，在中國幾個不同朝代的讀音，都保留了，包括當今普通話（Mandarin）中已經不存在的入聲，在日語中都保留了下來。
例如日語 akuma，就是中文「惡魔」二字的音讀，aku 就是「惡」，ma 就是「魔」。
問題來了：當今普通話（Mandarin）中，「惡」的發音是 e，和 a 音差不多，但那個 ku 是怎麼來的呢？
答案就是，「惡」字的發音，原本是有入聲的，就是結尾處的 k。中國南方的粵語，據考證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發音，其中「惡」字的發音是 o-k，存在入聲 k。
由於日文假名多數是 consonant+vowel 的發音，另一些則是衹有 vowel 的發音，沒有單個 consonant 發音的假名，無法表記單獨的 k 音，於是就把 k 變成了 ku，所以「惡」字的發音就變成了 aku。
再舉韓語的例子：
韓語「人氣歌謠」的發音是 In-ki-ga-yo，這和當今普通話（Mandarin）的發音相差甚遠，卻和廣東的客家話發音比較接近。
還有，韓語「青林」的發音，日語「開門」的發音，與當今廣州話的發音，幾乎一模一樣。
再例如，日語「僕」字的發音是 Boku，幾乎與粵語「僕」字的發音一模一樣，差別只在於入聲 k 加了元音，變成了 ku。
史學界有種觀點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而崖山正在如今廣東新會。 陳雲：寫城邦論為取得CCP高層信任
http://m3.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5544479&type=CA&page=1
陳雲：我寫城邦論，做的政治啟蒙和文化復興工作，目的只有一個：取得CCP高層的信任和默許。三年前，我在城市大學與長毛同台論政，席間我們兩人細談（我和他都是托派的思想背景出身），他說我這個俾斯麥，要在香港建立大普魯士，欠缺的是威廉一世的信任。我笑而不語。香港城邦論是將英國的制度收歸華人所用，而且在華人手上發揚光大，在香港以華夏文化立國安邦，令中國可以模仿和試驗。香港大城邦的構思，是協助中國在廣東的幾個縣實現政治現代化，也令香港取得內陸的迴旋腹地，互惠互利。
我是處處為中國著想，中國才會信任城邦論。在佔領的時候，CCP開動謀略，刺激民眾勇武，將和理非非的泛民和左膠整死。另一方面，CCP默許香港政治走向本土化，美國也要趕着更換代理人，於是才有佔中三子被逼押上刑場，自己走去警局自首的荒誕劇。至於警局，我一早知道，是不會接受佔中三子的自首的。
各位啊。這些與老共打交道的事情，我做了。各位只需要擺出一副惡狠狠的樣子，適度地勇武就可以。你們一點事都不做的話，我布下的局也會生效，只是我沒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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