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探新論粵語[轉帖]
第一輯 溯源探新論粵語作者：羅康寧 文章來源：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粵語源流考
一、從“粵”字談起
粵語以“粵”命名，廣東也簡稱爲“粵”。這個“粵”字，究竟是什麽意思？
查《說文解字》：“粵”者，“虧也。”這與粵語，與廣東，毫無關係。此義項今已不用，連《辭海》也未收。
廣東之所以簡稱爲“粵”，是因爲古代曾系“百粵之地”。“百粵”是個音譯詞，又寫作“百越”。曾有人認爲：“粵”(越)指少數民族，“百”則意味著多。例如《通考•輿地考》：“越以百稱，明其族類多也。”其實，在古代，不管是廣東土著還是中原漢人，都不可能對民族作出科學的區分，當然不可能將廣東土著分爲若干個民族。筆者認爲，“百”跟“粵”一樣，都是個譯音，與“一百”中的“百”沒有關係。“百粵”乃是古代嶺南土著的自稱，跟今天的壯族自稱bouxdoj(布壯)有點兒相似。而漢族，則稱爲bouxgun(布官，即官族)。boux(布)是壯語對各民族稱呼中的第一個音節，意思相當于“族”或“人”。boux(布)與“百”讀音相近，古代譯爲“百”是有可能的。除壯語外，傣族、布依族語言也有類似的說法，如“布依”本身就是個民族自稱，其讀音與“百粵”接近。因此，“百粵”的意思是“粵族”或者“粵人”。
那麽，粵語是粵人的語言麽?或者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的麽？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爲在古代，那些古粵人的各部落是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的，在生産極端落後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部族，也不可能形成一種統一的“古百粵語”。有一些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相互通用的口語詞，如“ ”(壯語dieg，地方)“恁”(壯語naemj，思考)，“ ”(壯語sai，浪費)，認爲這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種推斷似乎難以成理，因爲這種相互通用的詞語數量幷不多，而且多半可以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例如“恁”“”，在《集韵》中便可找到。詳見白宛如《廣州話本字考》）。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連客家話裏也有，但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但是，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呢?當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象文化一樣，很少自給自足。”(《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中吸收一些因素，但這决不能作爲它來源的依據。粵語雖然以“粵”命名，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古粵地的土産，而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地區帶進來的。
二、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粵語到底怎樣形成的呢?從漢人大規模入粵最早的歷史來考察，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據考古發現，大約從西周時代開始，嶺南粵人與中原漢人就有來往。不過，由于有五嶺之隔，這種來往極爲有限。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曾派兵南征百粵，但究竟打到哪里，史無記載。有記載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西甌(西江一帶)粵人反秦，朝廷發五十萬大軍征討，兵分五路：“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見《淮南子•人間訓》)這裏所記的“鐔城之嶺”，指今廣西越城嶺；“九疑之塞”，指今湖南寧遠縣南；“渠”，即靈渠。這兩支軍隊開通靈渠再經灕江、賀江而進入嶺南，靈渠將湘江與灕江溝通，從而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歷史上第一條主要通道。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戰爭告一段落，秦又“謫徙民五十萬戍之”(雍正《廣東通志》)。這五十萬人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因爲直至東漢時統計，嶺南各郡的人口還很少超過十萬的，在秦始皇時代就更是地曠人稀。這一大批漢人“徙民”的到來，足以改變嶺南粵人的“一統天下”的局面，隨之漢語便由此而被帶入嶺南。這五十萬“徙民”當時究竟定居何處?衆說紛紜。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市)一帶，仍是粵人的天下。秦末，漢人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基本上是粵人，就連趙佗本人，也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慣及其語言，把自己异化成粵人以便于統治。如果不是粵人勢力十分强大，他就不會那麽做。但是，在西江的中部，那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經過秦兵的一番征討，那裏的粵人大都逃散，從而成爲漢人填補及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由此推之，這五十萬“徙民”多數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漢語也就首先傳播于西江中部。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同時又設立“交趾刺史部”，以便于統治這九郡，治所最初設在贏(今屬越南)，但不久又遷至西江中部蒼梧郡治廣信。此後三百年間，廣信一直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到了東漢，交趾刺史部改爲交州，其治所也在廣信。那麽，廣信在何處?羅香林先生指出：“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今天的封川只不過是封開縣的一個小鎮，而在漢朝，它却做過三百年的嶺南首府，這是了不起的，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歷史就是如此。君不見：千百年滄桑之變，有多少古代重鎮甚至易爲平地。一個嶺南首府變爲小鎮又何足爲奇呢?今天我們可以乘火車或汽車直抵中原，然而在唐代以前，中原漢人進入嶺南主要的還是靠靈渠這條通道。漢初，陸賈兩次出使南越國，走的都是這條水路；直至唐初，宋之問被貶到瀧州(今羅定)，走的也是這條水路；就連主持開鑿大庾嶺“橫浦之道”的張九齡返回曲江，也經灕江兜個大彎，《巡按自漓水南行》一詩便是佐證。廣信地處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達南寧，在嶺南不少地方仍在粵人控制之下的時代，確是戰略要地。由于漢族移民大批定居于西江中部，因此這一帶的開發、漢族文化及其語言的傳播也必然早于粵中、粵東、粵北各個區域。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蒼梧郡人口爲14萬多，南海郡只有9萬多人，南海郡包括今廣東省懷集以東大片地區，面積比蒼梧大，而人口却比蒼梧少三分之一，因此，以廣信爲嶺南首府，雖未必稱得上“最佳選擇”，却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秦至東漢這段漫長的歲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嶺南漢族移民的主要地帶。這些漢族移民將中原的文化、語言帶到這裏，生根，開花，結果，是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道路的。羅香林先生指出：“漢人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當時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學術表現，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例如，漢代著名學者、王莽的老師陳欽，被稱爲“嶺南儒宗”的陳元，我國最早的佛學者牟子，都是廣信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過《春秋經注》、《公羊傳注》、《穀粱傳注》的大學問家士燮。他祖籍在山東，王莽亂世時遷入嶺南，定居廣信，成爲當時當地的望族，至士燮是第六代。以上所有這些名人，他們在傳播漢族文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隨著漢族文化的傳播，漢語也就在這一帶流行開來。由于廣信一帶遠離中原，交通不便，這些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後，他們使用的漢語也就逐漸偏離了中原漢語的發展軌迹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了早期的粵語，即粵語的雛形。
三、粵語的發展及其中心的轉移
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東漢末年，封建勢力群雄割據，曹操、劉表、孫權三大政治勢力都企圖控制嶺南。先是劉表私自委任部將吳巨爲蒼梧郡太守，據此扼住交州的中樞；而曹操則以東漢朝廷的名義委任士燮“董督七郡”，藉以與吳巨抗衡。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守中原，孫權便趁機派遣步騭率軍從湘桂水道南進，擊敗了吳巨，奪取了廣信。士燮迫于形勢，宣布歸附東吳。步騭繼續沿江東進，攻下番禺(今廣州市)。爲了避開士燮的勢力，鞏固孫吳政權的後方，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從此廣信作爲嶺南首府的三百餘年歷史宣告結束。
但是，番禺地理位置偏東，難以控制交州西部的廣闊地區，爲了便于治理，東吳于永安七年(264年)將嶺南分爲交、廣二州。交州轄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州治龍編(今河內)；廣州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州治番禺。
番禺成爲州治之後，漢人的勢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擴展。但是，直至晋朝，“廣州南崖，周旋六千餘裏，不賓服者乃五萬餘戶，至于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晋書•陶橫傳》)此後于永嘉年間，中原晋王朝發生了“八王之亂”，繼而又“五胡亂華”，導致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使嶺南漢族移民數量激增，從東晋時起一直至唐代，朝廷一直推行“以俚治俚”的政策，大量敕封當地粵人爲公、侯，官至將軍、刺史、太守、縣令等等，客觀上有利于漢民和粵民的進一步融合。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漢族的文化及語言就從西江中游不斷地向東傳播。粵語便逐漸成爲西江流城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這裏有一點必須强調，中原地區從“五胡亂華”起，受北方游牧統治達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漢語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比之下，嶺南漢人所使用的粵語倒是較多地保留著魏晋年間中原漢語的面貌。唐代詩人張籍的《元嘉行》中就這樣寫道：“南人至今能晋語。”這樣看來，粵語與中原漢語的距離拉開，主要是中原漢語本身變化所致，當然，粵語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粵語的影響，但這畢竟是次要的。
正因爲粵語從其形成之時起便較多地保存著南北朝之前中原漢語的面貌，因此，當它擁有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這麽一片通行區域之後，便拒絕接受北方漢語的進一步同化。這種情况，突出地表現在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十分强大，幷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兩岸平原等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因而新從中原遷來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嶺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可是它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進一步同化已經形成自己特點的粵語了，相反地，有些客家話地區後來則受到粵語的滲透，成爲“雙方言區”，甚至變成粵語區。由此可見，到了唐宋時期，粵語已經發展成爲一支具有顯著特點的漢語方言，幷且形成了以番禺(廣州)爲中心，以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爲基礎的一種通行語言。
四、餘論
方言的分布，一般說來跟它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有弄清了粵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我們才能對它的分布作出一個科學的分析；而分析今天粵語的分布情况，亦可印證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由于粵語在西江中部形成，後又借西江流域而向東西擴展(沿江而下至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廣西的南寧)。因此西江一帶的粵語一直保持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而遠離西江的地區，語音就有較爲明顯的差异。例如地處西江中部的封川(即古廣信)及梧州與廣州距離較遠，但這一帶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异很小；相比之下，地處廣州不遠的臺山、開平等地的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別就很大；就連屬于廣州郊縣的增城，其語音與廣州話的差异也不小。這就說明，粵語各次方言的分布與西江有著明顯的關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將粵語分爲粵海、邕潯、高陽、四邑、勾漏、欽廉等幾個片，這一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如“勾漏片”，其中屬于西江中部的德慶、郁南、羅定、封開(除開建一帶)，語音比較一致，都接近廣州；而遠離西江的玉林、北流、容縣、蒙山等地，其聲韵調配合關係就各有不同，以精、清、從母爲例。玉林、北流、容縣念爲t、t‘，蒙山念爲θ，德慶、郁南與廣州念爲ts、ts‘。因此，將這些市縣的粵語劃爲一片是說不過去的。至于“高陽片”，據筆者調查，也是不能成立的。關于這一點，在筆者的《信宜粵語的文白异讀》(載《語言研究》1990年第二期)一文中已有詳述。這裏再補充一點，據熊正輝先生《廣東方言的分區》所述，劃分這一片的根據是“古心母字是否讀聲母”，然而，筆者作了個統計，在茂名、高州、信宜話中，由 聲母所組成的音節僅占全部音節的4％，其他音節絕大多數跟廣州話差別不大(這一帶還有個聲母，但這個聲母“廣府片”一些地區也有，不成其差异)，因而，對語言交際無多大影響；而陽江與廣州兩地，語言交際就有困難，就連陽江與高州兩地的人員來往，其語言交際也有困難。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無聲母，而在于它的聲韵調配合關係與廣州話、高州話有較大的差別，它的八個聲調的調值與廣州話、高州話無一個相同。從地理位置上看，信宜和高州距西江不遠，歷史上與西江中下游交往較多。如信宜一帶，漢代曾屬西江中部的端溪縣(今德慶縣)，直至唐初，仍歸瀧州(今羅定)管轄，因此語言便受到西江一帶的影響，與廣州話差別較小。而陽江則遠離西江，歷史上跟西江中下游極少交往，其語言就與廣州話拉開了距離，形成了有別于廣州話的較多特點，因此不應把高州、陽江兩地的粵語劃爲一片。
那麽，粵語內部各次方言究竟怎樣劃分較爲合理呢?
如果從歷史的資料來考察，或從它的形成及其發展的角度來考察，筆者認爲可以把它分爲以下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廣州話爲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兩岸的縣市話語爲基礎，這是粵語系統中最爲通行的主體方言。這個主體方言語音詞彙比較一致，其共同點較多，各地人員來往用方言交談，語言上暢通無阻。必須指出，這個地域的粵語最爲典型，且在唐宋時期已經形成，因而粵語系統必然以珠江或西江流域的方言作爲主體。第二層次是珠江或西江流域的外圍或邊遠地區，其中包括東莞、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新興、雲浮、羅定等，還包括粵西走廊如信宜、高州、化州、吳川一帶，也包括廣西東南部一些縣市如岑溪、容縣、玉林、南寧等地。這些縣市的方言與廣州話比較起來，雖然有著各種不同的特點，但語音、詞彙的共同點仍然比較多，可以說是“大同小异”。跟廣州人用方言交談，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話，是屬于粵方言系統中多種類型的次方言。第三個層次是非珠江或西江流域的粵語片，其中包括粵中的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還有陽江、陽春等縣市，另外還包括廣西南部合浦（廉州）和靈山部分鄉鎮等一小片。這一非西江流域的粵語，無論在語音方面或詞彙方面，都跟廣州話有較大的差別。雖然同屬于粵語這個系統，但廣州人却很難聽懂，甚至根本無法聽懂。另外，根據地理位置和方言上的差异，我們還可以把非西江流域的粵語大致上分成三小片，即：四邑片、兩陽(陽江、陽春)片，廉州片。這三個小片的方言各自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語音、詞彙各片差別很大，片與片之間根本無法通話，但是它們却是同屬于一個粵語系統。
以上三種情况，筆者只是根據歷史上有關資料及今天通話的程度作出初步的勾勒，幷沒有深入各地作詳細的調查，因此只能提供參考。不過，這裏必須說明，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由于經濟的發展，交通和資訊的發達，科學的進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員交往日益頻繁，各地粵方言相互之間的差异，肯定會漸漸縮小，吸收廣州話的因素必然會越來越多，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與葉國泉合作）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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