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檳城，台灣與東南亞：文化文學與社會變遷研討會
一、老舍筆下南洋小坡的種族困擾老舍有一本不太受注意的童話式小說《小坡的生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寫一個小孩的天真與幻想，最後漫遊猴子國，而他的小伙伴竟變成了猴皇。老舍自己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中曾說道：「我想寫南洋，寫中國人的偉大。即使只能寫成個羅曼司，南洋的顏色也正是艷麗無匹的。」可見他對這個寫作計畫其實非常重視。只不過，事與願違，小說中的中國人好像也沒怎麼太偉大。倒是中國人在南洋深受種族問題困擾的困境，他是寫出來了：「小坡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廣東人、是印度、是馬來人、是白種人，還是日本人」。《小坡的生日》中〈種族問題〉一章開頭問的這個問題，恐怕也是在南洋的中國人常有的困惑。在南洋的中國人往往生存在種種隔膜中，這種隔膜，包括了不同種族之間、甚至不同方言系統之間的隔膜。老舍〈種族問題〉描寫在新加坡小孩的心內，什麼人都是一樣，隔壁福建人林老闆所不同於廣東人的父親的，只是少了幾隻金牙、咀裏少了一根呂宋煙而已。但「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看見小坡和福建、馬來、印度的孩子兒們玩耍，便去報告父親，惹得父親說小坡沒出息」。而「父親的沒理由討厭一切『非廣東人』，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於是老舍故意加插兩章〈花園裏〉及〈還在花園裏〉，讓所有各種族、各方言系統的孩子在一起玩，來表達他種族和諧平等共處共融的思想。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中的華人，並沒有混血兒，可見華人其實自成一個社群，不過這個社群裏面，亦分作廣東、福建等幫派。小坡的父親最討厭附近洋貨莊的林老闆，因為林老闆是福建人。當然，小坡的父親同樣不喜歡馬來人與印度人，小坡若偷偷和這些孩子玩，也會「惹得父親說小坡沒出息」。但小孩是天真無邪的，在小坡的花園裏面，便經常有各種族的孩子來玩。只不過，所謂各種族，並不包括英國人在內。如此論種族問題，顯然不徹底。其次，老舍用新加坡華人聚居的小坡與大坡，作為小主角與配角的名字，是有意增加小說的地方色彩。但老舍對南洋的情況不甚清楚，談華人內部矛盾，「只能零碎地提及廣東人最憎憎恨福建人。但在戰前的新加坡，最嚴重的不同方言系統之間的分歧，是來自閩、潮二幫派」，而非廣泛的福建人廣東人。這個區分，北京人老舍大概很難搞得懂﹝註1﹞。還有，老舍提出上海人與廣東人之間的矛盾，亦是不明究裡。在的新加坡，上海人極少極少，一個上海會館也沒有，他們構不成一個方言系統。雖然如此，老舍這部小說仍然值得重視。南洋以外的人，看南洋華人遭遇的種族問題，都只注意華人與印度人、馬來人、緬甸人、傣人、越南人等等的隔閡或矛盾，很少注意華人內部地域、方言或姓氏族群間的糾葛，老舍這篇小說畢竟點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小說家敏感的地方。
二、南洋華人的商幫性質及相關特殊體制
（一）商幫
此處先由老舍談到的閩廣之分講起。
我說那不是「福建人」與「廣東人」之分，而應注意當時的「閩幫」「潮幫」。就是指南洋的族群關係長期存在著地域幫派化的型態。這個幫，是商幫，以貿易集團性質組合而成。我國商幫形成於明代，14世紀時，晉幫已頗具規模。晉商都拜關公，影響到後來做生意的和海外各行商都拜關公。這是「地域（山西）──商貿──宗教信仰（關帝）──倫理（義氣）」結合的模式，也成為後來各地商幫組合的模型。嗣後安徽的徽幫興起；再則是江西的江右幫，勢力主要在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的龍游幫、寧波幫（以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六縣為主）；山東的臨清幫。17世紀後，福建幫、廣東幫才聲勢愈盛。「福建幫」東向日本與琉球，正向菲律賓，南向安南（現在的越南）與暹邏（現在的泰國），西向阿拉伯與非洲東海岸擴展勢力。廣東省出身的商人集團則稱為「廣東幫」。但廣東幫根據不同的方言，還可分為廣州﹑肇慶兩府的「廣東幫」，潮州府的「潮州幫」、海南島的「瓊州幫」與梅縣的「客家幫」等四個商幫。其中，勢力與影響最大的，是以廣州港為根據地的廣東幫，與以潮州地區的潮州港為根據地的潮州幫。廣東幫是以廣州府的順德、番禺、南海、新會﹑肇慶府的高要為出生地、講廣東話的商人構成的商人集團。
晉幫、徽幫、江右幫、龍游幫、寧波幫、臨清幫、福建東、廣東幫、潮州幫，起合起來，可稱為我國十大商幫。其中除晉幫、徽幫較早發展為全國網絡之外，其餘大抵各有區域。臨清幫以東北、山東半島、朝鮮半島為主；江右幫以南方；龍游幫以浙江福建江西山地為主；寧波幫以天津北京上海武漢等口岸城市和日本朝鮮海外貿易為主。至於東南亞地區，那就是全福建幫、廣東幫、潮州幫的地盤了﹝註2﹞。前面說過，商幫是「地域、商貿、宗教、倫理」合一的組織，以福建幫、廣東幫、潮州幫的情況來看，還要加上一項：語言。幫與幫的畛域，常是語言的不同。說同一區域方言的同鄉，聚在一起，拜自己的神，一同去家鄉外面打拚賺錢謀生，就是商幫的基本性質，也是南洋華人社會的基本型態。我們看，直到現在，南洋華人社會仍是以商人為領導骨幹，而未形成大陸或台灣這樣的「士紳」階層，商團與宗鄉會館又都有極其緊密的關係，就知道要了解東南亞華人社會不能不先了解這個基本型態。陳劍虹〈檳城華人社會組織的歷史演變〉一文把華人社會結構和權力構成關係製成這樣一張表﹝註3﹞：
此表把傳統社會勢力和商業資本勢力分為兩系，一為地緣關係，一為業緣關係。其實不然。在東南亞，地緣、血緣和業緣，合是常態，分是特例。這兩系說到底只是一系，疊合的情況非常高。例如會館，看起來是地緣組織，但實際上是商團發展的標幟，例如潮州幫是從16世紀起，因海上貿易而在東南亞活躍起來的，但開始在東南亞定居的時間卻遲至19世紀以後。定居的標籤，就是東南亞地區潮州會館的設立。清道光10年（1830年），潮州商人余有進等12人創立互助組織「義安郡」。道光25年，又以義安郡為基礎設立了「新加坡潮州會館」。當時，林義順等在新加坡的中文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明設立潮州會館的原因是：新加坡是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東西商船往來的中繼地。潮人比英人弗拉西更早在該土地上進行經營，時至今日，商業成功的大商人到處存在。但是，公共的、正式的會所還未設立，因此，同鄉之間的友誼不能聯絡，個人的意見不能發表，各種公益事業也不能興辦。因此，應該立刻設立會館云云，即表達了此一願望。東南亞最初的潮州會館隨即於1863年在馬來西亞設立「沙勞越潮州會館」。其後，隨著潮州幫勢力在香港與東南亞地區的擴大，馬來西亞的「雪蘭莪潮州會館」（1891年）、柬埔寨的「柬埔寨潮州會館」（1895年）、香港的「香港潮州商會館」（1921年）、新加坡的「新加坡潮州會館」（1929年）、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會」（1935年）、暹邏的「暹邏潮州會館」（1938年）、以及菲律賓的「菲律賓潮州會館」（1941年）先後成立。同理，福建幫也一樣要建會館，而且比潮州幫更早。在東南亞，最古老的福建會館是17世紀後半期在菲律賓設立的「米林洛福建會館」（1687年）。然後，在18世紀後半期，福建幫的「七府公所」（1778年）在越南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成立。可見福建幫勢力在東南亞的定居，至少比潮州幫早一個世紀。其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福建會館」（1801年）、越南的「河內福建會館」（1815年）、檳城汀洲會（1819年）、菲律賓的「郎君社」（1820年）、新加坡的「福建會館」（1860年）、新加坡的「永春會館」（1867年）、緬甸的「觀音亭」（1885年，其後改成廣福宮）、馬來西亞的「雪蘭莪福建會館」（1881年）以及印尼的「福建公司」（1890年，1906年改稱福建公所）都是。而福建幫也可能不是最早的，在馬來西亞各幫邑人中，客幫最早成立會館，即1801年創立檳城嘉應會館，其前為為仁和公司，廣幫的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也在同年成立。
由以上會館成立之歷史看，我們就可以發現會館、商會二而一的現象（如香港潮州商會、印尼的福建公司），以及公會、商會、祭祀會三合一的狀況（如緬甸的觀音亭）。
（二）會黨
在陳劍虹先生的表中還列有「秘密社會組織」，許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除了早期有的會館用「公司」的名稱出現外，最初成立的一些會館如常與私會黨活動有關，一些會館領導人也是私會黨領袖。1889年英國殖民政府曾頒布《社團法令》，並在1890年正式執行，這項立法就是想控制私會黨的「非法」活動。一些私會黨在那時才開始記注冊成為合法的團體。因此有些現在看起來與一般公司或同鄉會無異的團體，早期很可能都有私密會黨歷史身分，這也是陳先生把秘密社會列為傳統社會勢力最底層，且由之生展出小同鄉組織、宗親會的緣故。而這一點，實際上也是東南亞華人社會之特色，非一般大陸人或台灣人士所能理解。此類秘密社會，其入會儀式、倫理規範、人際關係，均類似幫會，但數量眾多。在檳城即有義興公司（大約1799年）、和勝公司（1810年）、海山公司（1823年）、存心公司（1820年）、建德堂（大伯公會，1844年）、和合社（1860年代初）、全義社（1860年代初）與義福公司（約1875年）等。它們多以地緣和方言群為組織脈絡，展開活動。至1881年，義興、建德、和勝、存心、義福和海山六大秘密會社的黨員人數，約占當時華族總人口的69%，或男性口人的84.6%﹝註4﹞。人數如此之多，當然不能稱為「秘密社會」，而就是「社會」了。只因其入會儀式、行事做風，與幫派會黨相似，故一般仍以秘密社會或私會黨來稱呼。其實這些私會黨幾乎完全與地域方言團體疊合。華人私會黨源於何時，無資料可查。1799年，檳榔嶼的紐波爾德（t.j. new bold）在其所著《馬六甲海峽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和統計概況》（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ka, 2 volumes, 1839）一書中，已談到華人私會黨在海峽殖民地的活動。其次是德國傳教士米鄰（dr. w. milne）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報（transaction of thero yal asiatic society, 1827）中，敘述1818年馬六甲的一名私會黨首領涉嫌及一宗暗殺事件。在新加坡，萊佛士（reffles）的秘書門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阿都拉傳》（hikayat abdullah）一書中也敘述到1823年他在新加坡大東陵（tangling現改為tanglintuah）的森林里，目覩華人私會黨所舉行的入會儀式。會黨的活動，對當地統治者來說，其自成一格，不受管束，當然很令人頭痛，所以在1879年，檳榔嶼殖民地駐冊官沃罕（j.d. vvanghan）就提出要加強控制華人私會黨的建議。他在所著的《英屬海峽殖民華人的風俗習慣》（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一書中，建議海峽殖民地政府只應准許操同一種方言的華族移民入境，因他認為華人私會黨之所發生衝突的原因，主要即因操不同方言的緣故﹝註5﹞。這項建議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殖民政府想管理會黨，而在於它透露了南洋華人私會黨的性質，其實就是「鄉黨」。同鄉人結社結會，成立商幫，遂成為一官府勢力以外的「秘密」社會，各謀已利，相互競爭，才是這些所謂秘密社會的實相。過去，很少華人學者對南洋華人私會黨問題有興趣，很多研究只是新聞報導英文著作的改寫，例如如溫雄飛於1929年出版的《南洋華僑通史》和許雲樵於1951年所撰的《新馬私會黨與洪門天地會的淵源》，即屬於這一類。對南洋會黨的性質，也掌握得不夠準確。深入探討華人私會黨、方言群和行業之間的關係的，反而是於1985年由麥留芳以英文所著，張清江中譯的《新馬華人私會黨的研究》。書中除探討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外，也對其組織結構的適應性和活動模式所敘述。同時也涉及華人私會黨如何通過共生參與來減少衝突。另外，郭仁德於1992年出版《揭開私會黨的真面目》。他以收集的資料與剪報，並拜訪一些私會黨的前輩，論證私會黨以「反清復明」的口號做為掩護，而主要的目的是於結社組織，以在經濟上互濟互助，以保護與擴張本身的經濟利益。適與我的看法相符。南洋早期當然不少團體是明末遺民流亡海外的，建文皇帝出亡南洋的傳說也廣泛流傳，因此南洋某些會社確有反清復明之政治思想或行動，絕不能否認。但整個南洋華人離鄉背井，大規模赴南洋，從事的畢竟是商業活動，政治活動只占從屬或邊緣地位。只不過，這些背井離鄉的人，遠去父母之邦，在政治態度上當然同時具有不認同或不支持清朝政府的涵義。在海外自成世界，而又仍自居為中國人。則把他們稱為「反清」「復明」似乎也無不可。復明者，未必即是要「恢復」，但大抵可說是「仍復」。這是它們在涵義上的互通，卻不能泥看。因為閩粵商團原本就有反政府之性質，在明朝時也曾反明朝哩！中國在元朝初期、明朝初期以及清朝初期，中央朝廷為了維持體制及國防，禁止民間商人海外貿易，實施「海禁」政策。但是，福建幫與潮洲幫等海商集團，為了謀求海外貿易的高度利潤，仍冒著風險，突破海禁封鎖線，在中國東南沿海與南中國海頻繁地同外國商人進行海上貿易。當時海商要面對多重風險，一方面要付出商船與水手等的龐大費用，另一方要因違反朝廷的海禁法律而受罰，或者在海上碰到海賊而被劫去商品。所以海上商人就以合資經營的形式結成武裝海商集團。福建幫著名的鄭芝龍集團，即曾以廈門為中心，包括台灣與東南亞，構成仁、義、禮、智、信五個據點，擔負起海上物資交流的任務。到鄭成功時，更以台灣海峽為舞台，控制了東從琉球、南至暹邏的海域。潮州幫的林道乾海商集團，也曾為了謀求海上貿易的利益，抵抗了明朝政府的海禁，「橫行海上」三十年。他出身潮州惠來，率領100艘武商船與5000名「海賊」，在台灣、安南、暹邏與柬埔寨之間進行海上貿易。1573年，林道乾被明朝政府軍包圍，率領部下2000名，逃至暹邏的北大年定居並與北大年國王的公主結婚，努力開拓北大年。其後，北大年港還改名「道乾巷」。此即可見我們不能僅從反清復明的角度來看會黨，應注意其商團性質。這樣的商團，具有高度自主性，與政治勢之分合，要依自身之利益而定，因而它的政治認同也是浮動的。早期反明，後來反清，再則因反清復明而支持革命；再因支持革命成功而認同中華民國；再又分裂，左派支持共產黨、另一邊支持中華民國；繼而轉變認同，以所在國為新的政治認同對象，政治認同不斷調整。
（三）港主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海外商幫乃化外之民，完全自治。對所在地政府來說，其實也差不多，華人商團常有高度自治性，類如封建諸侯一般。這種特性尤其具體表現於「港主制度」中。南洋許多地方曾出現一種與甘蜜和胡椒種植關係密切的徙置、種植和土地擁有的體制，這個體制曾在新加坡實行過，在柔佛雪蘭莪南區及森美蘭海岸區的華人社會中也有。這個制度，是當時華人在原本人口稀少地區建立農業墾殖區時，占有土地使用權及合作耕殖的獨特方案。華人在河流沿岸建立稱為「港腳」的小村落或補給站，農耕地由港腳開始，面積大小不一。在獲授權的地段內，華族墾殖民不得干預原本由馬來人居住的產業、土地或村落，也不准跟他們進行任何交易。港腳的相關河岸地段由稱為港主的半封建華人頭領管治。港主持有馬來統治者發出的河契（surat sungai），故具有對土地的占有權。最早的一張河契是士古
來河的部份河段，1833年。十九世紀中葉，統治者又發給授權書（tauliah），授予港主某些特別權力，使港主獲得族人頭領和蘇丹權威代理的合法地位。
這個通常稱為「港主制度」的體系，非常適合十九世紀的柔佛等地。當時這些地方人口稀少，處女林遍布，州內缺少道路，行政困難。故馬來統治者都正式承認港主為港腳的華人村長或頭領，擁有所有管理當地居民和土地的權力。
港主付給整個地區的租金和稅務，從政府的手中接過港腳領地的管理權。港主須建築和護理港腳內通往各個種植園的通道，及負責「改善河流交通」。除了行政權外，港主在港腳內可經營鴉片館和賭館，並壟斷典當、酒類、殺猪及猪肉買賣的生意，這些都是馬來亞華族墾殖區或礦場內收入豐厚的生意。港主制度的結構，是按照華人社會的地緣及姓氏結構組成。對馬來統治者來說，這種制度的最好處，是地方行政掌握在與當地居民屬於同一種族，同時往往也是屬於同一方言群人士，港主也是地方發展和擴展的頭領。表面形式上是掛名的馬來行政機構在管轄該地，而實際上卻完全與既存的地方政府脫離。
整個十九世紀，港主制度一直存在馬來西亞新加坡。1873年，柔佛且通過「港主法律」詳細列明了在馬來統治者眼中港主的職務和責任。這個制度直到1917年的「港主權利（廢除）條例」通過後才廢除﹝註6﹞。港主制度之所以能夠幾乎長期維持，原因在於這個制度的適合性及封閉性，同時也因為它是華人所認同的建制。
當時華人移民本來就是鄉黨式的一團一團，同一墾殖區大抵都是同鄉一批人，這批人有個首領帶頭。港主，就是馬來政府對這個首領的制度性承認。由政府角度說，此為封建領主式之任命；，由華墾殖者角度看，墾殖區的事本來就由他們依領袖之意自治，與馬來政府不甚相干。
若不拘泥於制度之名，則東南亞地區許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例如砂勞越的詩巫，號稱小福州。即黃乃裳向當地政府談判，赴福州招募鄉人來開發的。黃乃裳的角色，是港主。
（四）方言地域商幫在商業活動上的畛域
以上，由老舍的小說《小坡的生日》中洋貨行的福建人林老闆與小坡父親的「種族」衝突，說到南洋華人社會的商幫性質、商幫的地域同鄉組合、這種組合與會黨、公司、港主制度的關係等等，無非想要說明不同家鄉不同方言族群間的畛域，為何會深刻體現在居住地、行業及意識觀念內，以致出現小坡爸爸那樣的人以及想法。
長久以來，血緣、地緣與方言的不同造成一般強大的力量，深入影響各階層華人的生活。這種影響直到現在還明顯地體現在傳統與家庭的營業方式以及對職業的選擇上，雖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人在這方面的態度逐漸有所改變，不再計較籍貫，只要姓氏相同，就願意聚集在一起。但以砂勞越為例，遲至50年代，除了古晉一些大商行肯雇用不與老闆同鄉的人之外，其他商家仍然只重視雇員是不是與老闆講同一方言這一項。鄉親與方言的關係，也決定職業的分類。譬如，早期古晉的金匠全是廣東人，黃金貿易與鐘錶業有很長一段時期操縱在廣東人手裡。古晉金美里打白鐵的則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同時也是裁縫、菜農、猪肉販與手藝人。衣橱與家具的製作則靠江蘇人。幾乎所有捕魚的砂勞越華人都是興化人，他們也擁有大部分的腳車店、巴士與計程車。餐館與咖啡店則由海南人經營。雷州人燒炭。詔安人工作於海港與碼頭。砂勞越各地都可以見到上述情形，只有第三省的詩巫與拉讓江畔的其他一兩個市鎮是例外。在那些地方，各行各業都操縱於福州人、福建人與少數廣東人手中。經營進出口的大企業、銀行與船務公司都由福建人開始做起，至今也仍在他們手中。另一方面，鄉區經濟則大多落入潮州人與客家人手中。潮州人經商與務農的人大致上可說各占一半。客家人則以務農為主。但這只是第一與第二省的情形，在第三省，自1901年以來，在戰前，福州人便已在第三省幾乎控制了所有的大企業與專業工作。在第四與第五省則較不同，因該地較晚才有華人定居。華人是受礦業與其他資源的吸引而來，也有一些是來參加開墾土地計劃。因無老移民，故在這兩省，華人的經濟力量才能較均衡的分散在講不同方語的人的手中﹝註7﹞。
砂勞越如此，擴大及整個東南亞，似乎也是如此。東南亞的華人在許多事業、行業領域往往有某一地緣或方言族群壟斷某些行業與職業之現象；或者說某個方言集團在某個經濟領域佔據統治的地位。根據十九世紀的資料，在新馬地區，福建人和漳州人大都是店主、商人和香料種植園主；潮州人控制著甘蜜和胡椒經濟；木匠、鐵匠、鞋匠等其他費力氣的工人大都是廣東人。到1950年代時，廣府人大都是餐廳老闆的廚師。而在今日，潮州人則控制了亞洲的食物貿易，如潮州人控制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寮國以及柬埔寨米的貿易；在新、馬，潮州人也控制了生鮮與海產的貿易，泰國與新加坡之間生鮮食品的貿易網﹝註8﹞。這是理解東南亞華人社會及其經濟活動時，首先應先弄清楚的。
三、華人社會的聚合與衝突
以地域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華人社會，內部當然如老舍所描遊的，充滿了說不同方言的族群衝突，以及彼此因競爭而出現的敵視關係。仍以砂勞越為例。該地客家人多數集中在砂勞越內陸地方，原本大多務農。日據時代到1960年代的動亂不安、經濟的破產，使得許多人不得不離開內陸。一位古晉的河婆客表示：早期那裡的客家人都是種植樹膠、胡椒與蔬菜的農人，後來發生了胡椒的瘟疫，使得種植胡椒的成本增加，收成又不好，所以他就選擇了到古晉發展。他記得父親還特別警告他說：「你怎麼可能競爭得過那些潮州福建商人，你準會餓死」。他們到了古晉以後，大部分人所經營的生意還是土產（胡椒、樹膠、椰子）、雜貨、農場或飼料、金店、製作豆腐等。當時古晉的頭盤商或進出口商大多為福建、潮州籍商人所把持，這些後起的客家商人遂只能成為二盤商甚或零售商﹝註9﹞。
換言之，不同語言地域族群間具競爭關係，力量較弱者，或後來者，就會受欺負，或形成華人的內部剝削關係。這種關係，我們試想想台灣早期的閩客之爭，以及閩人內的部漳泉之爭，也就可以推想彷彿了。
這樣的社會結構，自然也是充滿封閉性的。不但異地外人、說不同方言者不能參加，就是同鄉之間，也仍有一塊一塊的畛域區分，自我封閉，不向團體以外者開放。例如1831年創立於新加坡的第一個互助會：慶德會，其章程規定會員資格只能由三十六名創始人的男性後裔繼承。
當然也有組織原則較鬆的社團。不過，東南亞華人社團在其宗旨中約有80%的社團旨在「聯繫友情、互助互利」。亦即屬於「自己人」的團體，與現代開放性社團，歡迎認同其活動內容的人加入之情況，截然不同。
甚至於有些姓氏血緣團體也因此而必須分開來。同一姓，但各地人奉各地人的祠堂。檳城陳氏就是個鮮明的例子。
1857年檳城就成立了陳氏宗祠，稱為穎川堂陳公司。該宗祠的20名信理中，有18名是福建人，潮州和廣東人只是各占一名，結果引起一些不滿。粵籍同鄉乃成立純廣東人的庇能廣東陳氏宗祠。瓊州人則組織了檳城瓊崖陳氏宗祠，福建南安潮塘鄉人則組織陳氏潮塘社，惠州人成立宗盟社陳氏宗祠，福建十縣人組成陳氏聯宗社，還有不分籍貫的陳氏宗義社。此外檳城威省有陳氏穎川堂、大山腳陳氏穎川堂，合計檳城共有9個陳氏組織。該州的林氏宗祠更多達14個。
本來宗祠就是同姓宗人結合而成的血緣團體，但在東南亞，情況頗有不同。血緣和地緣常是混在一起的，宗祠多兼血緣和地緣成分，不只是同姓，更要是同鄉。它們以中國原居地的祖祠為楷模，供奉鄉土神作為凝結整合的標志。
因此，同姓不同鄉的人就較難共一宗祠，上述檳城各陳氏、林氏祖居地不同的人各拜各祖先，各奉各的宗祠，就是一個例子。相反的例子是福建漳州海澄三都堡人士所共建的謝氏石塘世德堂。在東南亞不少同鄉同姓人，共建一個宗祠。可是事實上他們依中國原有的宗族關係來看，根本構不成一個宗族，支系可能也極遠。甚或還有一些同鄉人幾個姓，共立一個虛擬祖先來成立宗祠，或乾脆拜鄉土神為祠廟的。例如砂勞越古晉吳氏公會就是以保生大帝做祖先神的；隴西公會則是在粵海亭墳場中找到一座清朝「祖考妣隴西彭李董公之墓」，遂以此為三姓同源之祖墓，而成立隴西公會。
不同姓的同鄉人，也可以合作，檳城謝氏、新江龍山堂邱公司（1835年）和霞陽植德堂楊公司（1824年）組織「三魁堂」，並和錦里林氏九龍堂（1863年）、漳州府人士穎州堂陳公司（1857年）於1918年組織福建公司協調彼此的活動，同時管理城隍廟、清龍宮、福興宮、受天宮和金和宮五座閩幫寺廟。同一時期創建的廣東台山端芬的梅氏家廟（1842年），以及海澄三都保鍾山社的水美宮蔡氏家廟（1862年前）亦屬同一性質的組織。是以地域商幫為基底的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體。
這樣的團體，當然不是開放性團體，其封閉性較強是不待說的。但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具有強大的內聚性格。宗鄉社團成立的宗旨，整體而言，主要是照願同鄉福利，聯絡鄉誼。協助同鄉適應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熱帶新環境。包括安頓同鄉新客、推薦就業、救濟鄉梓災民、排解糾紛、舉辦慈善事業、祭拜共同社祗、購置義山、安葬鄉親。此外也開辦私塾、義學，教育同鄉子弟。由於早期官方的行政職能尚不健全，對華人社會的內部事務也無法直接干預，或只通過委任華族領袖協助處該族群事務，因此整個東南亞華人社會都自成體系，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宗鄉社團在這種背景之下得以有效地扮演上述角色、發揮功能。
這些角色功能，跟台灣一般所理解的社團作用，其實大不相同。反而大有古風，即中國古代的村社型態。以村社發展出一個經濟互助，生相慶、死相弔的團體。這個團體可能稱為公司、公會、會館或什麼，但其性質仍是村社。包括其次級組織如銀行亦然。如華僑銀行、大華銀行、華聯銀行、萬興利銀行、廣利銀行是屬於福建系；而四海通銀行是潮州系；利華銀行則是廣東系。而且銀行的主管與客戶之間大都是同鄉里關係。因是同鄉，所以貸款也較方便容易，因為銀行的信用經理跟同鄉里客戶有一定的認識，不像國外銀行的貸款需要充分的抵押。這就是村社團體發展出來的經濟互助方式。
而這種方式並不限於銀行。戰前東南亞華人可以運用的金融制度，除了較正式的銀行外，還包括了一些庶民金融機構，例如錢莊、銀莊、當舖、批信局等等，而這些庶民金融機構也通常與地緣有相當的關係。例如，新加坡福建系所屬的銀莊便有36所，廣東系有17所，潮州系則有15所。至於依傳統村社中招分子來會、起會、標會者更是普遍。
早期華人在東南亞經商之成功，即有賴此一體制。因此，其對內的內聚性，固然會因對外形成封閉性，而出現發展之限制，且易與其他團體競爭，衝突。可是對整體華人經濟與生存關係，恐怕反而是有利的。
四、華人社會的變動
但是，這種村社，或者說是「地域商幫、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體」卻不可避免會發生變遷。
（一）宗鄉團體外部的因素
變遷的一大原因，是華人與所在國家政治關係開始改變，其自主自治性質大減，華人或被迫或自主地要對所在國表達政治認同，成為該國「公民」。公民的身分，自然不同於「村民」。整個華人社會，乃因此而出現巨大的變化。
關於東南亞華人因政治情境而產生的社會變遷，論者甚多，近來討論「認同政治」尤為熱門，此處不必贅述。因我不喜歡湊熱鬧，所以只另外補充三點：
一、政治勢介入，而對華人地域方言商幫權力結構產生影響，並不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例如19世紀中葉，石隆門金礦公司的影響力達到高峰時，古晉的華人商家為數不多，根本不成氣候。他們組織未夠完善，市場也較小。資本的形成與累積主要靠勢力龐大的公司集團。幾乎所有的鄉區商店都由「公司」所控制，顧客除了公司成員之外，只有那些獲得公司許可務農為生的人。
1857年叛變發生之後，華人經濟力量的基礎才由公司轉移到古晉商人手中，那些商人在叛變期間對詹姆斯‧布祿克敦忠，在他資金不足、政治前途渺茫的時候，這些人的效忠，使砂勞越財政度過難關。華人商家也需要他的統治以維持政治穩定。而且，他們也必須靠人口衆多、發展迅速的鄉區來擴大他們的貿易。彼此利害相關，也就互相倚賴﹝註10﹞。
可見，在華人內部存在著競爭關係時，引進或拉靠統治政權勢力，足以讓自己壯大。故早在戰前華人社會中就已經不是憑講某一種方言的人數多寡來決定誰是他們的領袖。譬如砂勞越第一省華人以客家人占多數，而在領導層中他們卻沒有代表，所有戰前的華人領袖都是由政府委任的。
戰後情況其實沒有什麼不同。華人雖然可能也組織了政黨，社團及政黨領袖也由民主方式選舉，但說英語或與主政者同一語言的華人自成一語言團體，與其他華語方言團體形成畛域，其政治地位及機會也明顯高於一般人。他們也許人數較少，可是在領導層中卻較具力量。
二、政治力量，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也很大。例如馬來西亞自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之後，政府為了改善馬來人的經濟地立，從1971年開始推行為期20年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各種管道大力扶助馬來族群，包括通過公共企業機構或國營公司向各經濟領域進軍，收購、控制了許多公共公司的股權，並在適當的時候轉售予馬來人，使他們在國內許多重要的行業，例如銀行、金融、種植、錫礦、運輸、保險等，有更大的參與和控制權。
以小資本經營生意為主的華人商家，感受到危機，乃大力鼓吹華人社會集合游資，組織控股公司進軍大企業。
一些會館及姓氏組織因它們本具商團性質，對此，反應尤為積極。瓊州會館聯合會率先在1978年4月19日成立美華合作社，並在第二年9月正式營業。惠聯合作社也在1978年成立。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也發起籌組「嘉應控股有限公司」，強調：「……將在可能的範圍內，協助同鄉在生意上發展，例如同鄉們在擴展生意卻遇到資金不足夠的問題時，嘉應控股可以聯營方式協助同鄉擴充生意……在資金雄厚的控股公司的支持下，它定會為同鄉帶來利益。」福聯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於1981年，在福聯青的推動下，第二年又成立福聯合作社。其他先後出現的，有河聯控股有限公司、埔聯控股有限公司、南聯控股有限公司、江夏企業、廣西控股、馬潮控股有限司等。一時之間，聲勢浩大。以瓊州會館聯會會所成立的美華合作社為例，其社員有2萬4千名，社員繳足資本為570萬，全馬有24家分行，存款額7千1百20萬。就社員人數和資產而論，它曾是全國20間最大的合作社之一；若以華人資本為準，則僅次於馬化合作社而排名第二。
但政府在1986年8月8日基於營運有問題及有舞弊的現象，宣布凍結23間以華人資本為主的合作社。這一場「合作社風暴」最終竟帶給華人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
長久在東南亞以獨立自主方式運作的華人經濟，在類似的情況下，越來越明白：它無力與國家資本相對抗，所謂華人資本，大體也須納入國家經濟中去運作、去求發展。
三、雖然如此，華人社會仍未被所在國政治力量吸納或改造，依然具有相對獨立性。除了完糧納稅，依循國家法律之外，許多華人的管、教、養、衛依舊主要仰賴宗鄉團體。
看起來時代變遷了、政治經濟環境改變了、宗鄉社團功能減低了，它就應該會越來越少，可是實際上，這些社團其實不滅反增。例如在馬來西亞，1950年的「馬來亞聯邦」時代，華人社團約有1333個，至1980年未完全統計約有4000個以上，現在大概有5000個；在菲律賓，1950年時約有397個，80年代未增至2000多個；泰國也約有2000多個。在印尼，所有的華人社團曾在1965年的族群衝突的「九‧三○事件」後被印尼政府下令關閉；數百個華人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社團均被沒收；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這些社團又逐漸恢復。
這麼多的社團，其組織及功能，都是在政府以外的。亦即華人在東南亞仍是「大社會小政府」的存在。對統治政府而言，華人社會有些時候也有點「化外之民」的味道。我手邊有一冊新加坡新聞與藝術部編輯出版的《新加坡年鑑1998》，裡面介絕新加坡，就完全沒談到華人的宗鄉社團，一個字也沒有。跟宗鄉總會的資料恰好相反。就這個意義說，在統治者眼中，華人宗鄉團體除了依法辦了登記，獲得政府許可成立外，殆仍與秘密社會無異。
（二）宗鄉團體的內部因素
討論華人社會變遷者，鮮少道及此一社會本身的變遷。什麼叫做社會內部因素造成的變遷或社會本身的變遷呢？舉例來說，周朝實施的封建制，至春秋時期出現「貴族凌夷」的現象，封建制逐漸崩潰。為什麼會如此？這個制度本身就會使它如此。因為封建就好比一個父親把家產分給五個兒子，分幾代以後，貴族就沒「采邑」及官爵可分了，那不就淪為平民，與庶人無異了嗎？此即稱為貴族凌夷。封建制度本身就存在著將來瓦解它的因素。
東南亞華人「地域商幫、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體」也一樣存在著變改它的內部結構因素。它內部組合著許多原本具異質性的東西，血緣、業緣、地緣，當然就可能由這個結構中分化出來。
我們看中國古代的社，早期是血緣組織，社謂宗社。社字象祖牡之形，與祖為同義字，社神就是祖神。但此時同祖之人本來也就同鄉土，故社又兼有社稷的土地含義。此即邑社村社里社。社神社祭就開始拜土地神。其後人民逐漸流動，同姓宗親不再能固守一地，一村里鄉邑中也不乏遷居來此的外姓人，於是血緣宗社和地緣村社產生了分化。有些社只是宗社、有些只是村社，不再是複合體了。漢代以後，新的制度宗教興起，人不再只拜祖神與土地神，故信佛信道的人另組供佛奉道的社與會，形成新的宗教結社。原本在鄉里中進行同鄉人或同姓人經濟互助的互助會，在南北朝期間也逐漸獨立起來。宗教結社、經濟結社遂又分化出來。唐代更出現行業職業公會，宋代則藝文、遊戲、興趣性結社亦漸興。這就是由早先原生式統包功能的社會，經結構功能分化而形成地緣、血緣、業緣、藝文遊戲興趣性社團的歷史。
明代開始在海上活動的商幫，可說是原生式統包功能的社會。在東南亞逐漸移民定居以後，結構功能也逐漸開始分化。血緣結社漸由原先與地緣混而不分的情況下分化出來。以姓氏為新的結合原則，另行構社，超越地緣和方言群。在一個姓氏組織裡，包含各種籍貫的成員。在馬來西亞，以單姓組成的宗祠即有林氏宗親會、謝氏聯宗會、戴氏家族會、馬氏宗親會、譚氏宗親會等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姓氏組成的宗祠則有滎陽堂鄭潘池聯宗會、辛柯蔡濟陽公會、至德堂（包含12個姓：吳、周、蔡、翁、曹、辛、柯、洪、江、方、龔、汪。）、劉關張趙古城會、徐余涂佘同宗會等等。
1860年代建立的古城會，容納了劉關張趙四姓，不計方言畛域，在同姓的基礎上求聯合，為辛柯蔡宗祠、洪江翁方龔汪六桂堂及雷方鄺溯源堂等開了先河。至於由胡泰興和胡淵衡所共建的帝君胡公司（1864年）亦是不同方言群，福建永定下洋胡姓客籍族人和福建同安鼎美胡姓閩南族人繩其祖武的家廟。
19世紀中葉以後至20世紀初，非畛域血緣組織，如江夏堂黃氏宗祠、三省堂曾公司、鄭氏滎陽堂、葉氏同陽社、顏氏魯國堂、周氏歧山堂、吴氏延陵堂、柯氏瑞鵲堂、梁氏梅鏡堂、尤氏卿田堂、廖氏慕維堂、楊氏四知堂、李氏會館與伍氏家廟等更是紛紛湧現，求取同姓宗親的團結。
在行業方面，本來同業者多是同鄉同方言的人，後來也出現以職業行會為新組會原則，另行結社的現象。在馬來西亞，業緣團體和工會組織先後成立，計有華人商務局（1903年）、樹膠貿易公所（1919年）、洗衣行（1923年）、警頑聯友社（1928年）、萬錦商會（1927年）、酒商公所（1928年）、中醫中藥聯合會（1928年）、雜貨行（1938年）、檳華商業聯合會（1938年）、厨業聯合會（1940年）、人力車工友聯合會（1937年）和洋務工友聯合會（1946年）。他們都以爭取同業和雇主的利益，或改善員工的待遇和福利為活動目標。此外，以提倡正當健康文娛活動的輔友社（1914年）、麗澤社（1921年）和明新社（1927年）三大青年組織先後成立。則顯示了遊藝興趣結社也分化出來了。
地緣、血緣、業緣、遊藝興趣間的分化關係，形成了華人社團的多樣性，及其內部複雜的競爭與合作關係。而其總體趨勢，是弱化了地域方言在社團組合原則中的地位。愈到後來，華人內部方言畛域狀況就愈不那麼嚴重。現在的情形，已比當年老舍寫《小坡的生日》時好多了。
方言地緣社團，本身也還有再分化的現象，大同鄉之下再分化小同鄉。如檳城有漳泉語系的惠安公會（1914年）、晉江會館（1919年）、同安金廈會館（1923年）、南安會館（1920年）、漳州會館（1928年）和永春會館（1928年）；閩西語系的興安會館（1921年）、福州會館（1927年）和龍岩會館（1929年）；廣東語系的大山腳廣惠肇會館（1924年）和北海同僑社（1937年）；潮州語系的惠來同鄉會（1948年），以及海南語系的萬寧同鄉會（1948年）等。但在同一期間，一些原有府縣級會館轄下的較小族群卻另起灶爐，創設自己的宗族或地域性團體。如閩南人的惠北同鄉會（1916年）和惠南聯鄉會（1946年），瓊州人的長林社（1923年）、瓊崖陳氏宗祠（1925年）、何家社（1930年）和符氏社（1947年），以及閩西人的沙堤趙氏公會（1962年）和六橋林氏公會（1963年）。這就是方言地域團體的裂解分化。
分之又分以後，另一個趨勢就是合。本來血緣地緣族群也有合的現象，如上文提到的許多姓的人合起來成成立一個宗親會或宗祠，或不同村、里的人合為較大的州府會館。在面對華人以外民族的競爭時，華人也逐漸脫離方言畛域、姓氏血緣、職業分類，嘗試發展成為一個整合性的華族概念，奉黃帝為民族共同祖先。例如砂勞越大蔡姓族譜就是如此。整套的族以黃帝軒轅為起點，認為：「中華民族之形成，以軒轅黃帝為宗祖。黃帝創建中華基業，制十二母姓，由十二母姓演變及至姬周分封，而鑄成今日之中華民族，百姓遂稱黃帝子孫」﹝註11﹞。
在馬來西亞1970年代華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論述中，類似這樣的族譜所在多有。通過這樣的族譜，一方面可以避免淪為忘祖的人，另一方面則可以透過「中華民族」的共祖─一黃帝──以達到建構「華人」為一體的想像性社群。
五、全球化的華人網絡
時至今日，「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有兩個重點可說。
一是在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南洋華人其實正發展一系與以美國經濟為主軸的全球化網絡不同的網絡。
奈思比特（john naisbitt）1995年初出版的《亞洲大趨勢》（megatrends asia）中已提到這個網絡。認為世界經濟的動力已不來自國家，而是發自種族網絡（dtnic network）。他舉例說，如果把世界華人的生產力跟世界大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比較，它排第三，只遜于美國和日本。後來weidenbaum & hughes則指出「海外華人」發展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筷子網絡」（bamboo network），非正式的商業關係互補組合，形成一個緊密編織的商業領域，促成經濟的成功。同樣地，sterling sea grave也認為「海外華人」的成就可以歸因於行會、慈善社團、地緣與血緣社團、會黨等組織提供了彼此間的個人關係及金融聯結的成就基礎。sea grave將「海外華人」編織成的經濟體系喻為隱型的集團帝國，這是一個沒有疆界、政府與國旗的帝國﹝註12﹞。
但其實這並不是新興現象。試想，縱橫海上的明清閩粵商幫，不就已經是個跨國經濟行為者了嗎？早期南洋開發史上許多著名的商業領袖，也都是跨國事的經營者。
例如檳城的張弼士（1841-1916），原籍廣東潮州府大埔縣黃堂鄉。1857年（咸豐7年）左右，孑身到南洋謀生，開設酒行。未久即獲准承包稅收（酒稅、鴉片菸稅、典當捐等）。在1866年左右，獲得荷蘭殖民政府的首肯與資助，在巴達維亞附近的郊區進行開墾工程，開始投資於種植業（稻米、椰子）。1870年代開始，其相關業務，先後擴展到荷屬的蘇門答臘地區、英屬馬來亞地區，種植樹膠、咖啡及中國茶等，甚至渡過馬六甲海峽，在檳榔嶼亦開始置產創業。創辦了日里銀行。在1886年（光緒12年），又獨資創設萬裕興公司於檳榔嶼，以建造和航行亞齊與檳榔嶼之間的輪船。此外，還在英屬文冬（今馬來西亞彭亨州內）英屬巴生（今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內）開辦東興公司，以開闢商場和經營錫礦業務。
他在中國各地亦有大量的投資產業，例如在煙台開設釀酒廠（張裕釀酒公司）。擁有紡織廠（廣州亞通織布廠）、金礦公司（廣東開建金礦公司）和磚瓦廠（廣州裕益砂磚公司）等，同時在汕頭、大埔、廣州等地亦廣置不動產。1897年，張氏還經李鴻章的舉薦，參與了中國第一家華資銀行，即中國通商銀行的籌辦﹝註13﹞。
這樣的人物及跨國經營狀況，可說迄今未變。例如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與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於1960年代起在印尼合資pt gunag madu生產糖與麵粉，目前在貨運與棕油上亦有合資關係。郭鶴年與邱繼炳則於1970年代起在馬聯工業與嘉里財務上有合作關係。林紹良與李文正間最合作，有印尼最大的私營商業銀行中央亞細亞銀行；郭鶴年與李文正之間亦有種植食油間的合作。而他們的祖籍都是福建的福清，是同鄉。
郭鶴年又與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在日本札幌合資興建公寓與購物中心；與香港太古集團在中國合作生產及銷售可口可樂。又，新加坡豐隆負責人郭芳楓與馬來西亞負責人郭令燦之間是叔侄關係，兩集團之間有密切的商業關係與人員交換並相互持股。其他的跨國合作，還有新加坡豐隆與印尼李文正力寶集團在雅加達興建海底世界，及在其的城市發展上的合作關係。馬來西亞豐隆與香港長江實業李嘉誠、利希慎合作在新加坡興建住宅大廈；與菲律賓華商李永年、吳宇宙合作成立popi公司等等。
1984年時香港以李嘉誠為首的華人資本更曾聯手對付英資怡和洋行，參與的包括鄭裕彤、李兆基、黃廷芳與郭炳湘之父郭得勝。
由這些事例可知華人利用其地緣血緣網絡發展跨國資本經營，在南洋可說是淵遠流長的事。有些合作是源自同鄉關係，如郭鶴年與林紹良，合作已有四十年之久。有的是跨國的親屬關係，如新、馬的豐隆集團；也有是因為同為「華人」而有的合作，如以華資聯合對抗英資。
而且，就像當年張弼士去大陸投資一樣，南洋的華人跨國資本，也一定要聯結到中國大陸。
以1994年的資料來看，中國引入的海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達33.8億美元，來自香港與澳門的投資佔其中的70%左右，台灣只占8%；而來自美國的投資是7%，日本只有4%。許多東南亞華人對中國的投資是透過香港進行投資的，如果以投資總額與所成立的公司的數量來看，中國最大的兩個外來華人投資者，是來自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家；而他們都是經由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對中國進行投資。其中一個是來自泰國謝國民家族的「卜蜂集團」，他們在中國共有70多項的投資；而另一個是印尼黃奕聰家族的「金光集團」，他們在中國的投資超過80家公司。其他經由香港對中國進行投資的東南亞華商尚有印尼的林紹良家族、李文正家族和新加坡吳家熊之大馬集團；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家族、郭令燦家族的豐隆集團；泰國華泰曼谷土地集團以及新加坡的遠東集團﹝註14﹞。
然而，這龐大的華人經濟跨國網絡，在90年代經學界提出後，並不受重視，迅速退燒。目前學界的全球化論述雖然熱門，但對華人跨國資本經營型態的歷史與現況卻都研究不足。但另一方面，許多人又對華人經濟圈、華人經濟網絡云云深具戒心。馬來西亞即曾於1996年時邀集16國，350位馬來族領袖舉行第一屆「世界馬來人大會」，建議成立金融中心以「面對來自中國和華人商家在亞洲地區的支配和挑戰」。力倡馬來人網絡以因應世界華人網絡。可見在南洋談華人「種族經濟」頗干時諱。
但是，不管談不談，華人的跨國網絡仍在不斷擴大中。1991年八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辦了第一屆「世界華商大會」（the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廣邀全球著名華人企業家共聚一堂，建立經濟關係和鞏固國際華商的聯繫」。參加的世界華商有800多人。其後兩年舉辦一次。第二屆是在香港舉行，參加者有1000多人。計這兩次參加的華商包括了香港華人首富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印尼華人首富沙林集團的林紹良、與涉及美國民主黨政治獻金案的印尼力寶集團李文正等人。第三屆大會則是在1995年泰國曼谷舉行，決定發展成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機構，「建立世界華商的網絡載體，加強各地華商溝通聯絡和通商渠道，促進各地經濟發展和世界經貿發展」。這可說是業緣性的世界網絡。
1990年以共同祖籍為紐帶的國際性華人組織「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也成了，雖然是以同鄉會之名義成立，但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發揮建立跨國網絡的經濟功能。第一屆大會便提出「為世界各國的同鄉建立通訊與文化以外的經濟聯繫……我們的祖先在中國與南洋地區的同鄉間建立的傳統，可以擴展到在全球的同鄉間建立經濟聯繫」。至1992年召開第二屆大會時，其屬下已有分布於新、馬、泰、菲、印尼、汶萊、香港、台灣、美、日、加、紐西蘭等十八個國家、地區的會員團體。而參加者亦多有世界著名之華商，如大馬糖王亦是馬來西亞華商首富的郭鶴年、印尼林紹良都是大會的執行委員，星洲日報的張曉卿則是馬來西亞分會的負責人。這則是地緣商幫型態的世界網絡版。
其他世界客屬、世界潮屬、世界舜裔大會……等血緣地緣世界網絡；國際佛光會、慈濟功德會、一貫道……等華人宗教社團國際網絡；世界精武體育聯誼會等遊藝興趣團體世界網絡等，可說不勝枚舉。
1980年代中期以後，宗鄉社團，尤其是血緣性組織，也開始與其他國家的同鄉建立更密切的聯係，國際性的聯誼會或懇親大會輪值在世界各地舉行。近年在馬來西亞舉行的就有世界賴羅傅宗親聯誼會第二屆代表大會（1984年）、第三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1985年）、世界林家宗親會第四屆理監事聯席會議（1991年）、世界謝氏宗親總會第二屆第二次代表大會（1991年）、馬新第四屆辛柯蔡濟陽宗親聯誼會暨世界辛柯蔡宗親懇親會（1992年）、世界福州十邑同鄉大會（1992年）、世界梁氏宗親懇親大會（1992年）、第二屆世界林氏懇親大會（1992年）、世界舜裔宗親聯誼會第九屆國際會議（1992年）、雪隆東安會館第一屆世界懇親大會（1992年）等等。
第二，這種不斷擴大的世界華人網絡，使得華人經濟不再能用「寄居經驗」或「中間人」來解釋。所謂華人的「寄居經驗」（sojourning experience），是以此說明華人在經濟上扮演「中間人少數」（middleman minorities）的角色，並論證海外華人的經濟成就性質。中間人少數，是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中間人，東南亞華人位在當地殖民統治者的進出口企業與原住民生產者之間；他們所選擇的職業或投資的企業集中在代理商（agent）、掮客、收租者、放高利貸者和包工頭等行業上，也有人稱他們為「買辦階級」。這些行業的特徵是流動性（liquidity），即少量的資本投入並極大化現金的流通。
此一論述認為早期的華人移居到東南亞並沒有長久移民的計劃，他們到南洋尋找經濟機會，目標是自工作薪資或事業利潤中掙足金錢，然後帶回家鄉。華人移民東南亞的這種候鳥式「寄居」經驗使他們傾向於選擇上述流動性高的工作，而不選擇綁在寄居地。這些寄居的華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回國，因而也不需和寄居國及當地人民發展長期的關係。
因要回國，使他們願意忍受長時間的工作，克苦節約，以致累積資本。同時，寄居經驗有利於族群內有效地分配資源，包括以合夥事業、低率貸款、互助會等方式來運用資源。一個典型「中間少數」的事業過程是：由家庭商店開始，員工主要是未支薪的家庭成員，當需要薪資勞工時會僱用親屬或是同鄉；這樣的中間少數人事業往往可以用長工時低成本來與他人競爭而較具利益。
當時東南亞許多國家，企業的最上層由歐洲人支配，中層的中介功能由華人扮演，而原住民主要在農業生產領域。
我認為這種理論只注意到晚期移民及小商店經營者，根本不理解南洋華人商幫的歷史及其性質，更無法解釋現今非寄居的南洋華人發展出來的世界網絡。
第三，以東南亞為中心地區的華人世界網絡，如上所述，曾引起東南亞諸國一些擔憂。可是華人世界網絡因不具政治意涵，故對南洋各國政治形勢其實並不造成威脅，反而是人與錢的互動，充分活絡了東南亞的活力，而且因華人跨國企業均聯結著大陸，在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穩定的大陸經濟成長，反而令東南亞經濟得以脫離困境。目前東南亞經濟也仍因與大陸聯結才能不斷成長。東協國家近年頻邀大陸與會並簽訂條約，即因此故。而在與大陸經濟聯結時，華人企業家及其跨國網絡，就在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未來這樣的華人世界網，當然值得期待。
六、全球公民社會中的華團發展問題
與上述議題相關的另一議題，是「全球全民社會」的非營利部門發展。
面對「國家危機」，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認為這是一種「全球結社革命」。但華人在東南亞遍若繁星的社團宗廟會所，過去卻從來沒有人把它們視為非營利組織，納入全球結社革命的視野中去觀察。馬來西亞社會變革管理學院（management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於1995年第四屆亞洲發展論壇上所提的報告書，聲稱馬來西亞共有大約3,000個非政府組織。該報告書中並沒有詳細的說明數字來源、包括有甚麼組織、選擇的標準等，當然更沒把華人宗鄉會館等5000個社團列入其中。這不是很荒謬的事嗎？
但是，將傳統華團放入這個視野去探討，恐怕是極具發展性的。
這裡，我要借葉瑞生一篇文章來談。葉先生在〈誰來打造公民社會：談我國非政府組織運動的發展〉一文中說：非政府組織分為三種，第一類是會員式的組織或者自助的團體，如原住民團體、社區組織、群衆組織、合作社、宗教團體、工會及專業公會等；第二類是非會員式的或協助他人的組織，如人道組織、私立的自願福利及發展組織、區域性的福利團體、服務俱樂部及非盈利公司；第三類則為虛假或不提供協助的組織，如為個人盈利而成立的非政府組織、政府成立的非政府組織、資助者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及商業機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其次，他認為馬來西亞的非政府組織有幾個特徵。一、許多非政府組織並沒有群眾的基礎，它們幾乎和草根社群沒有日常的接觸或來往。這可能是因高度工業化，使許多人從鄉村移居城市，導致非政府組織沒有太多的空間在鄉區組織群眾及發展社區的工作。二、也因這個原因，大部份非政府組織都是以城市作為它們的總部及活動基地。只有少數組織才和郊區的人民比較有日常的接觸。三、波登（borden）把亞洲非政府組織歸類成四種，即諮詢型非政府組織、福利型非政府組織、發展型非政府組織及言論型非政府組織。馬來西亞的情況是言論型非政府組織很多，但發展型非政府組織則相對的非常少。這個特徵和第一個特徵產生的原因相同。故非政府組織都集中在言論上的醒覺工作，而且社會運動還是相常精英式的，群眾自立及參與的運動並沒有紮實地建立起來。
因此，葉先生說：一些非政府組織已開思索它們的組織定位及工作方式。過去由外人來越俎代庖為某個社群爭取權益的模式，顯然已不恰當，取而代之的模式是著重培訓社區自己的領袖、從旁協助組織社區成員的工作以及提供他們須要的支援。
例如城市開拓者的運動，早期都由學者發動，但現在各個被迫遷的村子都已開始成立自己的居民委員會，組織村內的居民進行抗爭，同時也對其他被迫遷的村子給予幫助。原住民過去也都由一些非府組織替他們作爭取工作，例如原住民關懷中心。但現在他們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如馬來半島原住民學會，開始自力救濟的組織起原住民。
這些由人民成立以爭取社群利益的非政府組織，葉先生把它稱為人民組織（people organization）。
依此說，運作了幾個世紀的華團，不正符合葉先生之理想嗎？歷來華人內部不少認為華團充滿傳統封建性格，代表落後、保守，且地緣性和血緣性團體的存在，導致小群意識濃厚，對促成華人大團結的努力是一項障礙。因此，不時會聽到主張解散宗鄉社團或將它們合併的言論。大馬堂聯總會長林玉靜曾在1992年9月間提出華人社團大合併的主張，建議將華團減少到400至500個。大馬會寧總會會長張榮業也提出相近的看法。他建議衝破地緣及血緣性的藩籬，解散各州現有的宗鄉社團，合併起來組織一個馬來西亞華人宗親聯合會，並在各州設立分會，以團結與凝聚全體華裔的力量。殊不知草根的「人民組織」才是建立公民社會的基石。華團長期、大規模投入教育、慈善、社會服務、文娛活動，在政府部門之外，動員華人大量參與，其經驗與成就，正是現今談第三部門發展的人所應借鑑的。
附注：
註 1：見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出版社。頁22，無出版日期。
註 2：另詳蔡林海〈華商網絡的起源〉，《資料與研究》，34期；〈潮州幫及其在南洋地區的貿易網絡〉，《資料與研究》35期。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出版。
註 3：見《資料與研究》32期。
註 4：詳陳劍虹〈檳城華人社會組織的歷史演變〉，同註3。
註 5：詳木馬〈馬來西亞華人研究概略〉。
註 6：見杰克森《墾殖民與冒險家》，賴順言譯，第二章，《資料與研究》26期。
註 7：陳振聲撰，黃順柳譯《砂勞越人》第七章〈戰前的社會與經濟組織〉。《資炓與研究》11期。
註 8：詳龔宜君〈東南亞華人的經濟發展與族群關係：以馬來西亞華商為例〉，2003年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
註 9：林開忠〈華人文化論述裡的中國性：認同的爭奪戰〉，2003年華人與中華文化在多元社會的承傳與發展研討會論文。
註10：見﹝註7﹞所引書第三章〈公司統治的結束與客家人遷往砂勞越〉。
註11：見﹝註9﹞所引文。
註12：見﹝註8﹞所引文。
註13：見張曉威〈商而優則仕：南洋客籍富商張弼士生命歷程的初步考察〉，2003年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研討會論文。
註14：見﹝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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