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的形成、發展和總體形象
珠江文化之界定和形成的依據所謂珠江文化，是指珠江流域地區的文化，主要包括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以及其主幹流（西江、北江、東江、韓江等）發源地或流經地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區。在這樣廣大的地域裏的這些省市地區，由于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造成了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現在人們所共見的各不相同的社會生活狀態。但是，從大文化的視野，也即是從這地域的人們的觀念意識、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的總體共性來說，却又是有著許多相同或相類的特徵的。這些特徵，從橫向而言，有其在本地域的普遍性和與其他地域文化區別的獨特性；有各自的特徵性而又有內在的一致性。從縱向而言，有其源流的共同性，又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內容中有其發展或表現形式的一致性。所以，這些特徵所構成的總體，是有其相對的固定性、體系性、共同性的，是可以由這些總體特徵及其內涵，對珠江文化作出界定的。
作爲中國兩大河流的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已得到舉世公認，而作爲第三大河流的珠江文化，迄今仍欠缺全面系統的探究和論證，有許多認識的空白點和分歧點，對其是否存在，特徵如何，以至其是否形成或何時形成等，都有待深入研究。我認爲要探究或解决這些問題，首先得在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上取得共識，既不是將文字的誕生作爲文化的起點，也不應當只是以現代意識或文明的發端作爲文化形成的標志，而應當是以是否形成共性的觀念意識、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爲標志。以此觀點看來，我認爲珠江文化形成于西漢初年之說是可以成立的。因爲在此之前，珠江流域地區雖然早有人類生活的歷史(據考古學家稱：曲江馬壩原始人化石距今十萬年，封開黃岩洞發現的原始人牙化石距今十二萬八千年)，早已是多民族聚居之地，百越、西甌、壯、侗、瑤等土著林立，幷各自形成其種族或部落文化，雖然百越、西甌曾分別興盛一時，但爲時不長而只是局限于粵西一隅，始終未能構成體現整個嶺南之態勢。秦始皇統一嶺南，可說是漢族(或中原)文化與嶺南土著文化交融的開始，趙佗自立南越國近百年，始終在土著反抗中“與越雜處”，“和集百越”，初步做了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工作，未能形成完整格局，應該說是爲珠江文化的形成打下基礎或作出了鋪墊，是珠江文化的序幕或前奏曲。
明末著名嶺南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于漢，熾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蓋其當日月之所交會，……生其地者，其人類足智而多文，故日月之精華所吐噏而成者。”這些見解是頗精闢的。“始然于漢”，正是珠江文化發端或形成于漢的最早說法，是有依據有道理的。首先是在于從西漢開始有了統轄整個嶺南的州治，即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在廣信設交趾部糾劾嶺南各郡(包括秦始皇時將嶺南劃分爲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所轄的全部地域)，後又易名交州，設刺史進一步行使統轄職能，以行政管治的一統化促使了嶺南的經濟文化的一統化，從多民族的多地方而又是分裂的小型的分散型的經濟文化，過渡爲有相對較大地域性和自成格局的經濟文化。這是珠江文化在西漢時形成的重要條件和依據。
據歷史學家論證，從迄今在廣東、廣西出土的漢代100多件農具(鋤、鍤、鐮)文物，證實了當時農業發展水平，同中原地區一樣，已進入封建社會經濟，少數自耕農上升爲地主，完成了從奴隸主向封建地主的轉化，標志著嶺南地域的社會經濟有了質的飛躍。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文物中，有“廣信令印”一枚，在一幅地圖上有“封中”二字標于“封水”(即今賀江)流域，可見當時的“廣信”及其相鄰地區，是經濟特別發達的。據史料記載，當時廣信所在的蒼梧郡，西漢時有24377戶，146161人，東漢時即增加爲 111395戶166975人(而此時的南海郡僅有94258人，相差7萬多人)人口之多和增長速度之快，可見廣信作爲當時嶺南首府具有經濟中心的地位，而經濟中心的確立，也意味著文化中心的確立，意味著珠江文化有了凝聚和輻射的中心，這也是珠江文化在西漢時形成的重要依據和標志。
更爲重要而鮮明的依據和標志，是西漢時的嶺南首府所在地——廣信出現了影響全國的新經學學派，即以陳欽、陳元父子爲代表的“古文經”學派，同以范升爲代表的“今文經”學派進行了激烈的論爭，後終于在漢光武帝時設立《左傳》“博士”職位，使其從民間走向官府，使“古文經”學派可與“今文經”學派幷駕齊驅的結果。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二陳是“粵人文之大宗”，又說陳元之子堅卿“亦有文章名，能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爲儒林之英也哉”。此外，尚有東漢時的交趾太守士燮，也是著名的經學家，在任40餘年之久，“既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東漢北國名儒袁徽的評語)，其弟士?、士?、士?都是從政學者，時人稱爲“四士”，其父和子均任太守，有“一門六太守”之稱。尤爲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時的牟子，在廣信完成了《牟子理惑論》的著述，以重要的創新理論在中國佛教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南漢名將蘇章，以在封川用鐵鏈沉于水中大敗楚軍的杰出戰例，發展了《孫子》的軍事學，以及葛洪以《抱樸子內篇》發展了《老子》的道家玄學等。這些學派的出現、承襲和發展的現象，文化世家和世代的現象，自成一家之學幷對中國儒學、佛學、道學、軍事學有所發展的現象，是整個地域有較成熟的文化基礎、有較深的文化內蘊、有較强的文化實力、有較濃的文化氛圍和環境的體現。而這些居于當時時代前列的思想文化意識及其代表人物，正就是珠江文化形成的主要標志。
珠江文化發展的五個時期
廣信在西漢時成爲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能够産生出居于時代前列的思想文化意識及其代表人物，幷標志著珠江文化的形成，是與其歷史交通條件優越密切相關的。由于五嶺之隔，嶺南與中原地區的交往甚爲不便，秦始皇時在桂北開通靈渠，使長江水經過湘江、漓水，同珠江的封水(即賀江)相通，開闢了南北交通要道，使中原的經濟、文化由此而進入嶺南，由此而得風氣之先，取得先一步的經濟文化繁榮，幷以其中心地位和西江向嶺南各地的交通渠道轉移，使整個嶺南地域逐步發展繁榮起來。這說明交通條件對地域的經濟文化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漢代以後，穿越五嶺的南北通道增多了，陸路交通發展了，北江、東江、韓江和其他江河的交通也進一步發展了；尤其是瀕臨南海的地理形勢，隨著海上運輸的逐步興起和發展，使得嶺南不僅只靠南北通道引進中原經濟文化，而且以海上通道引進了南洋和外國的經濟文化，造成了嶺南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步由西向東轉移。三國時期，嶺南隸屬東吳，將統轄整個嶺南的交州，以廣信爲界，分出東部(主要是南海郡部分)沿“廣信”之名，稱爲廣州；宋時又以廣信爲界，之西謂之“廣南西路”，之東則稱“廣南東路”，元明之後的廣東、廣西之分，即沿此而來。這些行政府治的變革，既是嶺南地域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要求，同時也對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所以，可以說這些區域分治表明了經濟文化的發展促使作爲城市的中心增多，也意味著地域的封建經濟增强；同時，對總的大的趨勢而言，從西北向東南轉移的，也即是從廣信(封川一帶)向肇慶、曲江、潮州、佛山、廣州(古番禹)轉移。或者說，由于這些城市的興起，使嶺南地域的經濟形成了多元的格局和趨勢，由此使得形成不久的珠江文化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或更爲成熟的時期。
屈大均說廣東文明“始然于漢，熾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所言正是珠江文化在古代的三個發展階段或時期，即：開始形成的第一時期，在于漢，以廣信爲中心地帶；興盛于第二時期，在于唐宋，以肇慶、曲江、廣州爲中心地帶；也同樣在這些地帶發展爲第三時期，在于明代；清以後的近代，即是清末民初時期，可稱爲第四時期；第五時期則是80年代改革開放年代。
作爲在唐宋時代的第二時期的珠江文化的代表文化意識和人物，主要有：唐代著名詩人和宰相張九齡，以及南來詩人和政治家韓愈、劉禹錫、蘇軾、楊萬里、文天祥和書畫家米芾，唐代嶺南第一狀元莫宣卿，著名的宋代清官包拯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和文化意識，六祖惠能的革新佛學思想等等，都是這時期珠江文化興盛(“熾”)的主要標志。第三時期的時代，除了著名的嶺南學者陳白沙、屈大均等所代表的現代文化意識之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這時期從澳門進入肇慶，在中國首次傳入天主教，由此而影響全國；而在明末時候，隨著南明皇朝的南遷，以顧炎武、黃宗羲爲代表的啓蒙文化思想也傳入嶺南，幷與具有“海味”的珠江文化結合，使這時的珠江文化既有中原、本地、海外的綜合因素和結構，又有明顯的世界性和現代性的色彩(即“照于四方”)。第四時期是人們熟悉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康有爲、梁啓超的“戊戌變法”，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黃埔軍校、中山大學、粵劇、廣東音樂、嶺南畫派等等，都是珠江文化在這時的重要標志。這時期的主要中心地帶廣州的凝聚和輻射作用，是尤其突出的，這時期的珠江文化對全國的影響和領潮作用是巨大的，所以說這是珠江文化又一興盛時期。作爲珠江文化發展史上第五時期的80年代，主要得益于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以辦經濟特區和經濟的特殊政策，使經濟騰飛而促使文化發展，現代文化意識走在時代的前列，影響全國，舉世矚目。
珠江文化的總體形象
如果說，將中華民族視爲“龍的傳人”，中華文化稱爲“龍的文化”，與作爲漢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黃帝的“龍”爲圖騰有關，同時也與作爲漢民族文化發祥地的黃河的總體形象“龍”有關，而且，作爲中華民族在近代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帶的長江，其總體形象也像是鳳凰的話，那麽，珠江的總體形象，則像是多條小龍奔向宛若蜘蛛網的中心歡舞龍珠，又像是從龍母胎出後奔向四面八方的諸多小龍，形成爲既是多元凝聚又是輻射開放的形象。這正是江河自然條件的各异而造成自然地理形象的不同。由此看來，如果以龍的形象喻爲黃河、以鳳的形象喻爲長江文化的總體特徵的話，恐怕以多龍吐珠而又珠光四射的形象比喻珠江文化的總體特徵也是貼切的。因爲珠江文化的實質和形態的總體特徵正是如此。
從地理形勢來說，嶺南北部傍五嶺(越城嶺、萌諸嶺、都龐嶺、騎田嶺、大庾嶺)而地勢高，自北而向南傾斜，直瀕海濱，可謂“坐北向南”之好“風水”；地域內的珠江水系，諸多大小江河，宛若蜘蛛織網，星棋密布，不是“大江東去”的氣勢，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微波細流，有東向之流(如西江)，有西向之水(如東江)，更多是自北向南而入海之走向，這也是“坐北向南”之勢。另一方面，嶺南海岸綫長，同時又受南海自南而北的影響，海風海潮也經常直接地自南向北地影響著嶺南氣候和珠江的水位。如果將來自五嶺以北的中原經濟文化譬喻爲“北風”，將來自海外的南洋和外國經濟文化譬喻爲“海浪”的話，那麽，以嶺南地理形勢視之，則可謂正是“北風”與“海浪”會沖之地，是兩者夾擊而又是交匯的經濟文化。這也是珠江文化的一個總體形象，也是其實質和形態的總體特徵之一。
這些珠江文化的總體特徵和形象，决定著幷表現爲一些比較明顯的特點，主要是：多元性和兼容性，敏感性和爭先性，實效性和適應性，民俗性和大衆性等等。這些特徵，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的表現，可謂俯拾皆是，而其發端的淵源及其發展脉絡，則是知者不多的，是有待瞭解的事；尤其是這些特徵在文化學術上的體現，更是值得探究的課題，是對珠江文化進行深層次研究所必須探究的課題，有待我們進行深入的系統的研究。
作者：黃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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