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華南的社會風貌
王雙懷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訪問學人
明代是華南開發的重要階段，無論是廣東，廣西還是福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明代華南的開發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最近幾十年，有不少學者對華南地區的歷史地理進行過研究，但涉及明代華南開發的論著較少。我曾閱讀過一些有關明代華南開發的原始資料。周佳榮博士和李金強博士讓我給大家講一講明代華南的社會風貌。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很難講好。現在，我準備從四個方面勾劃明代華南的社會風貌。不妥之處，請大家多多指教。
一、人口結構複雜，民風比較淳樸
明代華南的載籍戶口最多時有837萬1，這個數字是保守的，實際人口可能比這個數字要多2。據文獻記載，明代華南的人口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不同職業的人構成的，情況相當複雜。
從民族結構來看，明代華南的人口分屬於不同的民族。雖然載籍戶口大部分都是漢族人口，但其他民族人口在當時華南人口中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廣西是華南地區民族最多的省份。計有漢、壯、瑤、苗、侗、黎、畬、仡佬等十幾個民族。少數民族比漢族多。壯族和瑤族人口眾多，分布廣泛，在廣西的民族中佔有重要地位。廣東也是民族成份比較複雜的地方，有漢、瑤、黎、壯、苗、回、畬等。漢族的分布很廣泛。其他民族在分布方面都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3。瑤族和黎族人口較多，瑤族主要生活在廣州、高州、韶州、肇慶、廉州五府和羅定州的山谷中，此外，潮、惠二府的山谷中也有零星分布。黎族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絕大部分聚居於瓊州府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大山深處，熟黎則主要生活在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帶，往往與漢族雜居相處。福建的少數民族較少，祇有畬族和回族。如果加上高山族，也祇有三個少數民族。畬族主要分布在福州府和福寧州所轄的侯官、連江、羅源、閩清、永福、古田、寧德、福安等縣。此外，潮州府的龍岩等縣也有少數畬人。回族在福建的人數比畬族更少，主要分布在泉州府的晉江、惠安二縣，福州府的閩縣、侯官和邵武府的邵武等縣也有分布。高山族人居住在汀州府的寧化縣，是從臺灣遷移而來的。顯然，明代華南民族眾多。各民族的發展程度雖然不同，但都是華南地區開發的重要力量4。
就性別結構而言，明代華南的人口存在著男多女少的問題，有些地方的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比如，福建福寧州嘉靖十一年（1532）有男11,245，女7,120，男女之比為1.58 : 1。嘉靖四十一年（1562）有男10,995，女7,717，男女之比為1.42 : 1。萬曆二十年有男11,163，女8,072，男女之比為1.38 : 1。男多女少的情況十分明顯5。廣東瓊州府正德七年（1512）有男179,524，女70,619，男女比例為2.54 : 1。其中，瓊山縣有男57,266，女21,572，比例2.65 : 1。澄邁縣男20,892，女6,240，比例3.35 : 1。臨高縣男28,977，女4,305，比例6.73 : 1。定安縣男8,757，女4,652，比例1.88 : 1。文昌縣男12,708，女6,589，比例1.93 : 1。會同男2,650，女1,260，比例2.1 : 1。樂會縣男8,022，女5,425，比例1.48 : 1。儋州男15,078，女5,043，比例2.99 : 1。萬州男9,011，女5,474，比例1.65 : 1。崖州男10,586，女7,350，比例1.44 : 1 6。男女之比較福寧州更為懸殊。廣西嘉靖元年（1522），男600,819，女453,933，比例為1.32 : 1。其中桂林府男171,413，女136,343，比例1.26 : 1。柳州府男91,125，女70,521，比例1.29 : 1。慶遠府男61,211，女42,486，比例1.44 : 1。平樂府男19,534，女12,843，比例1.52 : 1。梧州府男90,862，女82,464，比例1.1 : 1。潯州府男40,350，女35,122，比例1.15 : 1。南寧府男58,566，女37,495，比例1.56 : 1。太平府男21,600, 女18,340，比例1.18 : 1 7。上述情況表明，男多女少是明代華南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
明代華南人口的職業結構也比較複雜，有民戶、軍戶和匠戶等等，各地的情況頗不相同。福建福寧州在嘉靖十一年有戶6,138，其中民戶5,090，佔總戶數的82.9%；軍戶1,024，佔16.7%；匠戶12，所佔比例極小。廣東瓊州府正德七年有54,798戶。其中民戶43,174，佔總戶數的78.8%；軍戶3,336，佔6.1%；雜役戶7,747，佔14.1%。廣西桂林府嘉靖元年有戶59,789，其中民戶49,973，佔總戶數的83.6%；軍戶5,798，佔9.7%；匠戶3,502，佔5.9%；僧道戶445，所佔比重很小。南寧府有戶11,986，其中民戶9,638，佔80.4%；雜役戶2,328，佔19.4%。太平府有戶4,859，其中民戶4,719，佔97.1%；雜役戶125，佔2.5%。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明代華南各地人口的職業結構是不同的。在各種職業的人口中，民戶少者佔到當地總戶數的80%左右，多者佔到95%以上，平均在86%左右。也就是說，民戶在各類戶口中始終佔大多數。民戶的多寡與軍戶、雜役戶的多寡有關。凡是軍戶和雜役戶較多的地方，民戶所佔的比重就比較少，反之，則較多。軍戶、雜役戶和僧道戶很少從事農業生產，民戶則主要從事農業活動。因此，可以說，明代華南的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業人口。
由於明代華南的人口結構比較複雜，加之各地的發展程度不同，因而明代華南的風土民情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明人王世懋在《閩部疏》中說：「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為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為不資，以舶海為恒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酹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鬥，雄於東南。」雍正《廣東通志》在論述廣東風俗時說：「粵為炎服，地多燠而少寒。寒少則氣不藏，燠多則氣易泄。故南方君子好以節義文章著而或失之輕揚，其小人務本力田亦或未知學道。」可見，明代華南各地的風俗習慣是不盡相同的，但民風都比較淳樸。
福建布政司所轄諸府的風土民情，明人王應山《閩大記》、何喬遠《閩書》及《八閩通志》等書均有記載。福州府是福建布政司的所在地。士大夫行立名聲，冠婚喪祭，間用古禮；百姓安土樂業，畏法習事。屬邑長樂、福清科目鼎盛，永福、閩清以農業而著稱。興化府為「文物之邦，有齊魯遺風」8，教育相當發達。士大夫以名節相尚，人文之盛，為東南之冠。泉州府「山海環抱，地廣物饒」，「頻海者持魚鹽為命，依山者以桑麻為業」9。其民尚氣好勝，讀書的風氣也比較濃厚。漳州府沿海諸縣民多「梯山航海，泉貨充溢，珠香象犀文貝之屬、輿服伎巧珍錯之利，不脛而走海內」10。北部諸縣則以農、漁為業，很少從事商業活動。建寧府山多田少，其民尚氣節，「男女不混於途，少長各攻其業，民畏官府，土重清議，農力甚勤，不事商賈末技」11。「桑麻被隴，茶尹連山，土風差勝」12。延平府山陡水湍，「士以詩書相勸，民以耕桑為務」。邵武之人崇儉樸，尚高節，但信巫術，多建淫祠，「易動難安。」汀州府「士知讀書，民安稼穡，少營商賈」，其俗「剽輕負氣，願愨少文，士大夫雅好義，恬於進取。」
廣東布政司在明代統轄十府。廣州府是廣東布政司的治所，「民俗得華風之雜」，「人物富庶，商賈阜通」13。韶州府土曠人稀，「為農者擇沃土以耕，而於磽地多不用力。」農不力耕而販運鹽鈔。「商不富，賈不巨，工不良，技不巧，歲時不事晏游。」14南雄府地近荊楚，風俗與韶州相同，民性質樸，崇尚農業和手工業。惠州府居五嶺東南，其俗「婦人為市，男子坐家」，「鮮詐而多質」。潮州府在閩粵之間，文教興旺，被稱作「海邊鄒魯」。肇慶府漢瑤雜居，「瘴氣最惡」，「土荒民疲，耕織僅以自給」，俗尚簡樸。高州府「地瘠而多曠」，民以高欄為居。廉州府「風氣勁悍」，「民性樸而生計拙」，多以育珠捕魚為業。雷州府頗雜黎俗，「人多欄居以避時鬱」。瓊州府是黎族聚居的地方，多以「檳榔為命，以薯菜為糧」。「民生全古樸之風，物類有瑰奇之狀。」
廣西少數民族眾多，情況更為複雜。「粵之西，三江環抱，錯編戶於蠻獠，不當十四五，烽驚時聞」15。桂林當楚越之交，被山帶江，「俗尚質樸，不漁則樵」。靈川以北，陽朔以南多瑤、壯，「故獨桂城之民有寧宇全次之人，文亦盛於他州」16。柳州府雖連桂林，但「郭以外，繞地率瑤壯矣」，故「風氣與中州異」。男子耕田，婦人不事蠶作，以織麻織布為業。慶遠府在桂西北，「環繞土夷」，「民之家一而瑤壯之穴九」。其人「以岩穴為居止，常持兵以事戰爭」。平樂府也是瑤壯聚居之處，「自昔號瘴鄉」，「民居多茅茨竹戶」。梧州府與廣東接壤，眾水環繞，氣候多變，其民「力田務本，不誘未作。」潯州府「地廣山深，瑤狼錯雜」，瘴氣嚴重，民以「力耕為業」。南寧府「為粵西壯郡，雖叢錯三十六銅，……蓋視諸郡獨夷曠，屯可容數萬人」，「人性輕悍，俗惟種田」17 其他府州多為瑤、壯生活之處，少數民族風情更為突出。
二、土地得到開發，農業有所進步
在明代276年間，華南各地多次掀起開發土地的浪潮，許多土地被開發出來。與此同時，農作物的種類增加，播種面積擴大，生產技術也有了較大的提高。
從明代華南地方志記載的情況來看，華南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土地開發。其中廣東布政司土地開發的力度最大。雖然廣東的某些地方在某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也曾出現過耕地減少、田園荒蕪的現象，但大部分地方都有了較大的開發。廣東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耕地237,340.5頃，萬曆六年（1578）年增加到256,865.1頃。其中廣州府從76,086.05頃增加到103,601頃，潮州府從29,025.27頃增加到36,002.69頃，高州府從14,929.28頃增加到17,910.68頃，惠州府從23,074.11頃增加到46,309.96頃，瓊州府從19,856.01頃增加到36,753.56頃。增加的幅度都比較大。福建、廣西的一些地方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但兩省的田地總面積卻在不斷縮小。福建在洪武二十六年有耕地146,259.6頃，至萬曆六年降至134,225頃。廣西洪武二十四年有耕地102,403.9頃，弘治十四年增至157,847.9頃，萬曆六年降至94,020.74頃。這種情況的出現有自然的因素，但主要還是人為的影響。就耕地面積講，廣州、惠州、肇慶、柳州、瓊州、潮州、梧州等府耕地較多，均在30,000頃以上；而慶遠、雷州等府耕地很少，少至3,000頃以下。各縣的人均耕地相差懸殊：永淳、樂昌等縣達80餘畝；荔波、懷遠、永安等縣才1畝左右。各地的墾殖率也不相同：福建的墾殖率在7.4%-8.07%之間，廣東在7.82%-8.46%之間，廣西在2.88%-4.84%之間。墾殖率最高的府是福興化，達到22.71%；其次是廣東南雄，達15.34%；再次是廣東肇慶、潮州、雷州及福建州等府，都達到10%以上。墾率最小的府是廣西慶遠府，才0.95%。這種布局在客觀上反映了各地區的開發程度。
明代華南的耕地有「田」、「地」之分。「田」為水地，「地」為旱地。具體劃分，又有圍田、圃田、沙田、洋田、垌田、梯田、架田、櫃田、塗田等多種類型。土地類型的增加以及各類土地面積的增加，是明代華南各地土地開發的結果，標誌著明代華南的土地開發已經向縱深發展，並且達到了一定的程定。明代華南的土地開發，是明代華南農業的晴雨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在進行土地開發狀況，華南人十分注重水利建設，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18。因此，儘管明代華南的自然災害比較嚴重，農業生產仍然有了較大的發展19。這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方面都有充分的體現。
明代華南的糧食作物種類多，分布廣，各有特點。在這些作物中，稻類作物是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稻類作物在明代有了較大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一方面，稻作的優良品種不斷出現，產量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稻作的分布更加廣泛，不僅各府州縣的平原、盆地均有種植，就連一些山地也種上了水稻。稻作的主產區是珠江、韓江、閩江、九龍江、潯江、鬱江等江河流域的平原、盆地及河谷地帶。其中廣州、肇慶、潮州、福州、建寧、梧州等府所產稻谷較多，每年上交稅糧都在十萬石以上，廣州府在有些年份所交稅糧將近三十萬石。桂北、瓊西的某些縣份也盛產水稻。麥類作物的地位僅次於稻作。明代中期氣候轉寒以後，小麥的種植有增加的趨勢。雖然種植面積不是很大，但分布相當廣泛。麥作主要分佈在山區、丘陵等處的旱地，有時與稻作輪作復種。粟類作物、豆類作物和代糧作物的分布也較廣泛，祇是種植面積較小而已。外來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是明代中後期從海外引進的新型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一來到華南就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因而很快得到推廣，並且打破了傳統的作物組合格局，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對華南地區的農業地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在農業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可分為衣料、飲料、糖料、油料、果樹、蔬菜、木材及其他八類。棉花、蠶桑、諸麻、甘庶、茶葉、芝麻、油菜、油茶、油桐、烏柏、荔枝、龍眼、檳榔、杉樹、諸竹、諸菜、香料、染料和藥材的生產及其布局都比前代有了改觀。華南是我國最早種植棉花的地區之一，在我國棉花栽培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自然環境來講並不太適合棉花的生長。明代華南的棉花種植業急轉直下。到明朝中後期，華南的蠶桑業興起，特別是隨著「桑基魚塘」的推廣，蠶桑業得到較大發展，從而取代了棉花種植業的地位。甘蔗是明代華南最重要的糖料作物，在廣東、廣西、福建等地都有栽培，並且成為加工出口的重要原料。茶葉隨著炒青技術的推廣和飲用方式的改變有了較大發展，成為內銷和外銷的大宗商品。芝麻、油菜等作物的種植區也有了擴大。至於荔枝、龍眼、檳榔等果木的栽培更有特色。其他經濟作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發展。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20。
三、城市逐漸興起，商品經濟發展
有明一代，華南地區在城市、交通和商業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現象。明代中期以後，墟市大量增加，城鎮不斷擴大，出現了城市化的傾向。與此同時，水陸交通得到改善，商人階層空前活躍，商品經濟趨於發達，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以前，華南地區的城市相對較少，有些縣份甚至沒有城廓。到明代，由於行政建置增加，出現了一些新的州城、縣城。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墟市大量出現，一些位於交通要道的村落也發展起來，成為城鎮。這種情況在明代華南各府中都有反映。以廣東為例。廣東在明初墟市尚少，廣州府祇有30多個墟市21，其他諸府更少。嘉靖年間，廣東各府、州、縣墟市增至439個22。其中廣州府136個，韶州府9個，惠州府37個，潮州府41個，肇慶府69個，高州府57個，廉州府19個，雷州府7個，瓊州府66個。萬曆年間墟市有又增加。順德從11個增加到36個，東莞由12個增加到29個，南海從19個增加到25個，新會從16個增加到25個。這些墟市大多數是綜合性的商業區域，也有一些是經營一種商品的專業性墟市。如合浦的珠市，羅浮的藥市，東莞的香市等23。不僅如此，城市的規模也有了明顯的擴大。廣州、福州、桂林作為華南各布政司的所在地，都是遠近聞名的大都會。明代曾對廣州城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改造。經過三次改造，全城周長20餘里，面積大大超過了前代，成為華南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6世紀到過廣州的西方殖民者回憶說：廣州「四周有堅固的城墻，構築良好，也相當高。」「城墻很整齊，沒有裂口、窟窿或縫罅，也沒有絲毫使它毀壞的形跡。」「墻圍是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步，有八十三座城樓。」「城內街道筆直劃一……大街上有橫過路面的牌樓，高大又建築精美，街道因此顯得美觀，城池也變得氣派起來」24。福州城是洪武四年在舊城基礎上建成的新型城市，周長十里，有七座城門，四個水關，東南面有寬大的城濠。當時到過福州的外國人對福州也有所描述。伯來拉在《中國報導》中寫道：「福州城很大，有內外都用方石築成的高大城墻。從城墻的寬度看，中間是實以泥土，……城市建在水上，……河流上有各種木橋和石橋……。這些河流和船祇使該城變得十分高貴，好像它是另一個威尼斯。」25 桂林城在明代洪武年間也進行過擴建，全城有十二個城門，面積小於廣州而大於福州。此外，泉州、建寧、潮州、肇慶、梧州、南寧也是當時較大的城市。
城市的發展對交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明代中期以後，華南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改善。除了一些偏僻的山區和一些少數民族生活的深山以外，大部分府、州、縣的交通都比較發達。驛路、商路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道路縱橫交錯，已基本上形成了較為便利的交通網路。福建布政司的交通幹線主要有五條：即「福漳線」、「福延線」、「延建線」、「延邵線」和「延汀線」。福漳線從福州經興化府、泉州府到達漳州，是福建南部的十分重要的水陸大道。這條道路相對比平坦易行，沿途有三山、大田等13個驛站，再往西行，可到達潮州、惠州廣州等地。福延線從福州至延平府，全程約200公里，有7個驛站，是福建南北交通的主幹線。延建線從延平至建寧府，並向東北延伸，通往浙江布政使司。延邵線從延平至邵武府，西北出杉關與江西相通。延汀線即從延平到汀州府。西南行可以到達廣東。這三條道路都是在武夷山中穿梭，大部分是山路，不過都是驛路，比較寬暢26。
廣東布政司的交通比福建發達，交通幹線較多，主要有六條。北路一條：從廣州經韶州到達南雄。這條道路穿越廣東北部山區，是粵北地區的大動脈。南雄之北是著名的大庾嶺，設有「嶺南第一關」，過關可以到達北方各省。明代曾對這條道路進行過擴建和維修。東路二條：一條從廣州出發經惠州東南行到達潮州府；另一條從惠州沿東江而上，至梅州折而南下至於潮州。這二條路都可以與福建相通。西路二條：一條從廣州經肇慶沿西江逆行，到達廣西梧州等地；另一條從廣州西南行經羅定高州府到達廉州，即廣西欽州地區。南路一條：從高府南下經雷州府到達瓊州，即今海南省。各縣鄉鎮之間的道路水路兼備，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交通更為便利27。廣西布政司也有一些交通幹線。不過其交通幹線主要是水路，陸路相對較少。從桂林西北行經過全州可以到達湖廣，這是廣西與北方各省聯繫的最重要的陸上通道。自桂林沿桂江而下，可到達梧州、廣州。從桂林西南行，翻山越嶺，可到達柳州。柳州往西，有驛道通往慶達。自柳州沿柳江而下可到達潯州、梧州。從潯州沿鬱江而上可到達南寧府。從南寧府沿左、右江而上，則可分別到達太平、安南及田州、鎮達28。雖然水路較多，但多在山區穿行，不少地方交通並不方便。此外，華南有遼闊的海域，海上交通也比較發達。特別是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海上交通顯得尤為重要。廣州、福州、泉州都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從這些港口出海，可到達呂宋、安南及西洋各地。
城市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明代華南地區的商業呈現出迅猛發展的趨勢。福建商業發達的地區，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福州是福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規模大，人口多，相當繁華。「街道是鋪平的。有大批的商販，各人在他店門掛一塊大牌子，寫明他出售何種商品。手藝人也寫明他的行業。市場不小，售賣的物品極其豐富」29。所轄諸縣，往往出現「商賈多集」或「商賈輳集」的情況。與福州府毗連的興化府人多經商。莆田縣的江口市為「南北商舟所泊，人煙稠密」。黃石市「當市鬧處物貨充斥」。涵頭市「商賈魚鹽輻輳」。仙游縣的楓亭市「街長三里許，……商賈貿易頗盛」。沙溪市位於南北方往來大路，「客店洒肆稠密」。商業氣氛都很濃郁30。泉州本來就是著名的商埠，其商業的發展是可想而知的。廣東各地商業普遍較為繁榮。廣州是廣東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廣東的商業中心。城內商人極多。城西和城南的商業最為發達，極目望去，店鋪林立，貨物雲集，「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31。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科爾沙到達廣州後，對廣州的城市和商業稱讚不已。他說廣州是他所到過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堅固雄偉的城墻、寬闊的街道、珠江上來往如梭的無數帆船、繁華的商業市場以及經營瓷器、絲綢的商店目不暇接32。這種說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廣州商業的繁盛局面。由於廣州的商業繁盛，因而廣州的貨物達銷內陸及海外各地。此外，廣東沿海中小城市的商業也較為發達，大小墟市遍布全省各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廣西的商業比前代也有了發展。桂林、梧州、柳州和南寧都是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桂林是南北貨物的中轉站，兩廣商品多經此地運往北方各地；而北方的商品也多經此地運往兩廣。因此，桂林的商業在當地的經濟生活中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梧州府位於兩廣之間，水陸交通都是很方便，在明代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華南的外貿也有所發展。明代長期實行海禁政策。這種情況對外貿是不利的。但即是在海禁最嚴厲的年代，華南沿海居民的外貿活動也沒有完全中斷33。明代後期，外貿在華南經濟中已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福建福、興、泉、漳四府與外界都保持著商貿關係。天啟五年，福建巡撫南居益稱：「海上之民以海為田，大者為商賈販於東西洋，官為給引，軍國且半資之，法所不禁。」34由此可見福建外貿之一斑。廣東的外貿更為活躍。明代後期，澳門崛起，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從澳門出發的國際航線聯結了亞洲、歐洲和中南美洲，成為名副其實的歐亞海上貿易構紐，也是廣州向海外輻射的最大中繼站」35。
四、社會矛盾增加，內憂外患嚴重
明代華南的開發，曾受到人為因素的制約。大體說來，明代前期華南地區的社會環境較好；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矛盾增加，內憂外患相當嚴重。明代華南的內憂外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消極作用；一是內部戰亂的負面影響，一是倭寇的殺掠和西方殖民者的騷擾。
明代專制制度的消極作用，集中表現為統治階級的腐敗。明代中葉以後，皇帝長年不理朝政，宦官專權，統治集團惡性膨脹，財政支出大大增加，賦役名目越來越多，數量也不斷加大。如萬曆四十六年九月，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結果，福建派銀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二厘；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兩七錢八分七厘；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厘36。萬曆四十年十月，廣東等道御史等官疏言：「自礦稅繁興，海宇騰沸。一變而閭閻竭，破人家、掘人墓、剽掠人財……再變而縉紳憂……三變而京師空」37。在這種情況下，屯田制破壞了，官田基本上也被官僚地主據為己有。社會上出現了土地兼並的狂潮，大量土地落入皇室、官僚、貴族、地主、富商之手，賦役不均的現象日益嚴重。「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併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租稅額如故，未免縲紲追併之苦」38。在土地兼併和繁重賦稅的壓迫之下，許多農民不得不利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由於專制制度的負面影響，明代華南的社會矛盾逐漸加劇，戰亂隨之增加。明代華南的戰亂有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有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有流岷強盜的作亂，還有統治階級內訌引起的兵變與叛亂。有時，幾種成份暫時結合在一起，使局勢變得更加混亂。據史書記載，明巿華南地區曾多次發生農民起義。其中英宗正統年間發生在福建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和發生在廣東的黃蕭養起義歷時最久，影響最大。明王朝與華南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也頗為頻繁。有明一代，廣東瓊州府的黎族發動過五次大規模的起義，廣東西、北、中部的瑤、壯、畬族也多次進行武裝反抗。此外，廣西的少數民族首領岑猛等人還曾在田州、思恩等地發動反動規模較大的叛亂。明王朝不斷調兵遣將，經過多年的戰爭，才將起義和叛亂鎮壓下去。這些戰亂，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華南的動盪，造成了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
此外，明代華南的外患也很嚴重。當時的外患主要來自二個方面：一是倭寇在閩、粵沿海的搶劫進犯，一是西方殖民勢力的騷擾。明代實行海禁，中國的不法商人與海匪為圖私利，勾結日本沒落貴族、武士與浪人構成倭寇，進犯北起遼海、山東，南抵江、浙、閩、粵的漫長中國的海疆。倭寇野蠻、殘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無惡不做，甚至「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39福建、廣東地處沿海，常常遭受倭寇的侵犯。被載入《明實錄》的較大的侵援活動即有數十起之多。倭寇的侵犯，不僅使華南人民的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極大的損失，而且耗費了大量的兵力和財力。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西方殖民者的侵擾雖然不像倭寇那樣猖狂，但也曾給華南沿海造成破壞。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假入貢為名突至廣州，舉大銃如雷，徑抵南澳，郡城震駭。後謀據東莞南頭地，至掠買小兒食之，強奪民家婦女，其淫毒古所未有也。」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借澳門「晾曬」，後又蓋房、租地、築城、修炮臺，把澳門強佔成殖民地40。繼葡萄牙之後，西班牙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由呂宋派船到廣東，在虎跳門蓋房，盤踞，建立侵略據點，後被廣東當局用武力趕出國境。萬曆三十年（1602）荷蘭人也來到華南，炮艦直抵澳門，為葡萄牙人挫敗。荷蘭殖民者轉而掠奪福建，萬曆三十七年（1609），荷蘭侵佔澎湖，不久被福建軍民驅逐。天啟二年（1622），荷蘭殖民者又犯澎湖，強迫島上居民築城，企圖長期霸佔，又大肆騷擾金門、廈門、澄海，燒毀鼓浪嶼，殺男掠女，慘無人道，使漁商停頓。崇禎十五年（1642），荷蘭打敗西班牙人，獨佔了臺灣，對臺灣人民進行野蠻統治。英國來得稍晚，泰昌元年（1620），英國商船「獨角獸」號第一次到達澳門。崇禎十年（1637）又派船直達廣州。他們不顧守軍警告，炮擊虎門，想用武力逼中國通商。此事後以英國道歉，廣東官員允許買賣而告罷。但這些禍根，等到清末中國衰弱時，便釀成大禍害。
* 本文是作者1999年4月8日在浸會大學演講的底稿。演講期間承蒙周佳榮博士、李金強博士、林啟彥博士、鮑紹霖博士和葉國洪博士參加討論，在此謹表謝意。
1 《太祖實錄》卷140；《明會典》卷19；《圖書編》卷90。
2 詳參拙作：〈論明代華南的載籍戶口〉，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3 司徒尚紀主編：《廣東歷史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頁126。
4 詳參拙作：〈明代華南少數民族的地理分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5 萬曆《福寧州志》卷4〈戶口〉。
6 正德《瓊臺志》卷10〈戶口〉。
7 嘉靖《廣西通志》卷18〈戶口〉。
8 《大明一統志》卷77。
9 《大明一統志》卷75。
10 道光《福建通志》卷56引萬曆《漳州府志》。
11 道光《福建通志》卷57引弘治《建寧府志》。
12 《大明一統志》卷76。
13 《大明一統志》卷79。
14 《大明一統志》卷79。
15 （明）楊芳：《殿粵要纂》卷1〈廣西總圖說〉。
16《大明一統志》卷83；嘉靖《廣西通志》卷1〈圖經上〉。
17 《殿粵要纂》卷3；《大明一統志》卷78。
18 詳參拙作：〈明代華南的水利建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期。
19 詳參拙作：〈自然災害對明代華南農業的影響〉，《古今農業》1998年第1期。
20 詳參拙作：〈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3期。
21 《永樂大典》卷11907〈廣州府〉。
22 嘉靖《廣東通志》卷24至26。
23 《廣東歷史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頁147。
24 【葡】克路士：《中國志》第6章，見【英】c. r. 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頁65-67。
25 同前書，頁17-18。
26 （明）黃汴：《天下水陸路程》卷1、卷2。
27 《天下水陸路程》卷2、卷3、卷7；《天下路程圖引》卷1。
28 《天下水陸路程》卷2、卷3、卷7、卷8；嘉靖《廣西通志》卷1、卷2。
29 【葡】伯來拉：〈中國報導〉，見《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頁17。
30 弘治《興化府志》卷9。
31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7。
32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輕工業出版社，1984），頁35。
33 《英宗實錄》卷113、133；《憲宗實錄》卷97；《孝宗實錄》卷73。
34 《熹宗天啟實錄》卷53。
35 司徒尚紀：〈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的歷史變遷〉，《熱帶地理》1991年第2期。
36 《神宗萬曆實錄》卷574。
37 《神宗萬曆實錄》卷500。
38 《明經世文編》卷81，徐恪〈修政弭災疏〉。
39 《明史紀事本末》卷55。
40 萬曆《廣東通史》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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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史學》第2卷第2期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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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刊評介 v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清】陳鏸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243頁）
陳鏸勳著《香港雜記》，1894年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印行，第一部有關香港的專著，書中分為〈地理形勢〉、〈開港來歷〉、〈國家政治〉、〈稅餉度支〉、〈中西船務〉、〈中西商務〉、〈中西醫所〉、〈民籍練兵〉、〈街道樓房〉、〈水道暗渠〉、〈華英書塾〉、〈港則瑣言〉十二章，敘述十九世紀香港的概況，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莫世祥對此書作了標點、校勘，並對其中的生僻詞語、典故及當時以中文音譯的英語詞語加上註釋。另外整理了鴉片戰爭後清朝官府在九龍修建城寨、炮台等項工程的來往文牘，匯編而成《勘建九城寨城全案》六十五則；又輯錄了晚清時期出洋使臣及各界人士有關香港的見聞，而成《晚清載記中的香港紀遊》十六條。這些都有助於更充分地了解近代香港早期的歷史變遷，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關肇碩、容應萸著《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年。（123頁）
關元昌（1832-1912）是香港基督教五大家族之一，而五大家族的子孫不少均對中國有貢獻和影響。作者關肇碩醫生，是關元昌之孫；容應萸博士現任教於日本亞細亞大學，其父容啟東為容星橋與關月英（關元昌女兒）之子。本書除李志剛所撰序文外，共有四部分：（一）容應萸〈香港開埠與關家──基督教之傳播與關元昌一族〉；(二）關肇碩〈中華牙醫之父與國父孫中山〉；（三）關頌姺〈回憶一束〉；（四）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此書提供了不少相關的材料，亦有助於探索香港教徒的人際關係。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903頁）
本書是王賡武等二十三位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學者，用主題分類形式寫成的香港史論文集。上冊除王賡武的序言外，共有九章，依次為：(1) 區家發〈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2) 霍啟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3)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4) 鄭赤琰〈戰後香港政制發展〉；(5)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6) 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7) 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8) 周亮全〈香港金融體系〉；(9) 饒美蛟〈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下冊共十四章，計有：(10)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11) 程介明〈教育的回顧(下篇)〉；(12)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13) 黃維樑〈香港文學的發展〉；(14) 史文鴻〈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15) 史文鴻〈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16) 鍾景輝〈香港話劇的發展〉；(17) 梁沛錦〈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18) 劉靖之〈香港的音樂(1841-1993)〉；(19) 李志剛〈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20) 黃兆漢、吳麗珍〈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21) 葉嘉輝〈佛教和民間宗教〉；(22) 陳蒨〈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23) 王賡武〈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380頁)
本書是當今唯一較為詳細論述香港中文教育發展的專著，初版於1983年由香港波文書局出版，現經補充80年代以後的資料，內容及於90年代前半。
書中有專章敘述香港的前代教育，然後把香港的中文教育分為啟蒙時期(1841-1859年)、培植時期(1860-1900年)、開展時期(1901-1920年)、勃興時期(1921-1941年)。1941年以後的情況，則以〈回歸與前瞻〉及大事紀要的形式作出交代。作者王齊樂先生從事教育工作四十餘年，歷任香港教育司署督學、官立學校校長等職，致力於提倡中文教育，本書是他多年的心血結晶。
鍾文略攝影，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編撰《戰後香港軌跡 ──民生苦樂》及
《戰後香港軌跡 ──社會掠影》，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131頁 + 134頁)
《民生苦樂》選錄了著名攝影家鍾文略在50至70年代所拍的沙龍作品，輔以若干近期的照片作為對比，具體地反映了戰後香港發展和轉變的一些面貌，而著重呈現香港市民的生活面貌的喜樂哀愁。全書共分七個部分：〈匱乏年代〉及〈街頭巷尾〉記錄了香港戰後的時態及地貌，〈同甘共苦〉、〈童年歲月〉、〈營生糊口〉描繪了戰後香港家庭結構、童年生活及工作性質的轉變，〈偷閒稍歇〉表白了香港人在辛勤工作之餘休憩片刻的情景，〈物轉星移〉則展示了跨越漫漫長路、步入70年代的香港新姿。書中的文字說明和相關資料，有助讀者更清晰地了解這個時代香港的軌跡。
《社會掠影》是前者的姊妹篇，重點回顧戰後香港從50年代至70年代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香港步入繁榮前的關鍵時刻，社會上所呈現的轉變。全書分為六個部分：〈大事剪影〉捕捉了香港戰後一些較矚目的、別具意義的日子；〈五行八作〉記錄了戰後香港經濟在艱難中起步的若干片段；〈安居樂業〉和〈交通發展〉，分別反映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住屋和交通情況；〈都市尋蹤〉保留了一些在歲月中漸漸隱沒的舊建築或古蹟，從側面說明香港近年變化的迅速；〈繁榮璀璨〉則以60至90年代港島北岸的面貌為主題，展示香港繁榮的一面。
【日】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 ── 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xiii + 204頁)
本書作者透過對東南亞華僑移民、華僑匯款網絡、香港英資財團的作用、近代香港和日本的關係等具體的事項，描繪出香港如何成為亞洲的網絡中心，從而對香港在亞洲的角色及回歸中國後的位置，賦予新的意義。〈序言〉指出：「香港的重要作用，在於把廣闊的周邊地區互相複合地傳播、連接起來」，並且強調「香港的模式將會在亞洲的地緣性政治空間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全書共分八章，依次為〈我與香港研究──從南面探索中國發展的圖象〉、〈香港發展的八大腹地〉、〈移民、華僑與香港──匯款網絡的建構〉、〈香港英資財團發跡史──怡和個案〉、〈亞洲的金融中心──網絡城市的作用〉、〈香港和日本──互補性歷史模式〉、〈邁向新的香港模式──多層式經濟社會的運作〉和〈一國多制可行嗎？〉。濱下武志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等書。
胡從經編纂《歷史的跫音 ── 歷代詩人詠香港》，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361頁)
本書收錄唐代以來詩人一百三十餘家詠香港的詩六百餘首，分為八卷：卷一為唐代，卷二為宋代，卷三為明代，卷四、五、六為清代，卷七、八為現代。除作者簡介外，間加按語。編纂者胡從經在書首〈歷史的跫音〉一文中指出，「千百年來竟有如此眾多的騷人墨客乃至勇士武夫，對這塊地處南疆的彈丸島嶼傾注了如許的摯愛與激情，有的縱情謳歌，有的俯首低吟，有的扼腕悲鳴，有的戟指長嘯」，將歷代有關香港的詩篇貫串鉤連，以構築香港的「詩史」，「可以清晰諦聽到隆然震響的歷史的跫音。」這本詩集用了長達十年的時間搜集和編成，為研究香港歷史與文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和極大的方便。
吳倫霓霞、余炎光編著《中國名人在香港 ──30、40年代在港活動紀實》，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年。(247頁)
在日本侵佔香港前後，即1937-1941年間及1946-1949年間，有大批著名的政界及文藝界的活躍分子，先後從中國內地南來香港。本書介紹了五十名比較重要人士，分成五個界別：(一)政界，有宋慶齡、何香凝、廖承志、黃炎培等十一人；(二)文學界，有黃谷柳、茅盾、戴望舒、蕭乾、蕭紅、柳亞子、郭沫若、豐子愷等十五人；(三)新聞界，包括鄒韜奮、胡政之、薩空了、徐鑄成、范長江等九人；(四)教育界，有蔡元培、陶行知、翦伯贊、葉聖陶等七人；(五)演藝界，包括歐陽予倩、周璇、吳祖光、白楊、曹禺等八人。兩位編著者，吳倫霓霞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余炎光教授為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系主任，都是有關方面的專家。
李英明著《香港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本書共分五章，依次為〈民族主族與香港問題〉、〈基本法問題〉、〈文明衝突問題〉、〈九七後的台港關係問題〉、〈九七後香港對亞太營運中心的影響〉。作者嘗試從民族主義、文明衝突以及北京與香港間的「中央 / 地方」關係等角度論述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書中除了從宏觀角度分析台、港、大陸之間三角關係的可能演變外，亦從較技術的層面分析香港基本法從理論到實際的發展過程，與香港未來前途的關係。簡言之，本書有助於了解台灣地區學者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李英明博士現為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另著有《中國大陸學》等書。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年。(395頁)
本書除序章〈鴉片戰爭前的廣東與香港〉外，共有十章：一、〈英佔香港之初〉；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三、〈英租新界前後〉；四、〈辛亥革命時期〉；五、〈民國初年至20年代〉；六、〈「省港復交」的十年〉；七、〈抗戰歲月〉；八、〈國共內戰時期〉；九、〈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十、〈改革開放後的粵港關係〉。附錄〈粵港關係大事記〉、〈廣東省地方政府歷任最高官員〉及〈歷屆香港總督〉。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一(遠古─1959年)，香港：中華書局，1997年。 (450頁)
本書以編年體裁及用新聞報導的形式，記載香港自遠古至今所發生的大事及人物活動、軼事珍聞等。卷一分為五個單元，即：遠古至1840年，1841年至1898年，1899年至1941年12月，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1945年8月至1959年。每單元由大事記、專題、圖片三部分組成，各個歷史時期亦有概括的綱要；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法律、民生、文化等方面，資料主要採自香港、內地和英國的官方文獻、報刊及各種著作。香港史著名學者蕭國健在此書〈序言〉中，指出其最大的優點，是「記錄甚詳，可稱為香港歷史之百科全書。」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二(1960-1997年)，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493頁)
本書上接卷一、以編年體裁及用新聞報導的形成，記載六十年代以來至香港回歸為止，前後約四十年間香港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活動、軼事珍聞等。卷二分為四單元，即：1960年至1969年，1970年至1979年，1980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7年7月1日。每個單元都有概括的綱要，內容包括政治、軍事、法律、經濟、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並有大量圖片，是目前最為全面和詳盡的香港歷史年表。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21 + 895頁)
本書主要收集明清時期從1573年至1898年有關香港的中文資料，包括官方史料、地方文獻、時人筆記及詩詞等。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編是香港歷史沿革、名稱由來、明清時期海防等；第二編關於香港被英國割佔的經過及九龍問題；第三編以十九世紀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社會、政治情況為主；第四編包括香港地區的風俗物產、名勝古蹟、自然災害等。這是迄今為止收錄最豐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輯。
胡從經編纂《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1840-1950)》，香港：朝花出版社，1998年。(253頁)
此書將1840年至1950年間香港的文學出版物作了初步的鉤玄輯要，方便香港文學研究者的參考。全書分為八章，依次為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理論、譯文、合集、舊體詩文，書末有書名刊名及作者索引。編著者胡從經博士，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助理。
徐振邦、方禮年、翁文英合著《香港書店巡禮》，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253頁)
這是一本介紹香港書店的專集，重要的書店均有專文探討。〈書店大檢閱〉及〈走訪香港區的書店〉兩篇，分述九龍、港島兩地的書店概況；以下分為十部分，依次介紹綜合性、文史哲、宗教、藝術、外文、科技、商業書店，以及另類書店、綱上書店和值得懷念的書店，附錄香港書店地址一覽表等。
蕭國健著《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184頁)
本書是作者在報刊上所撰文章的結集，內容「記錄香港地區內各鄉村之發展，及境內各姓族之入遷，並所存之風俗之物。」(〈序言〉)〈香港──從漁村到都市〉一文以下，包括有關佛堂門、鯉魚門、大埔碗、大埔太坑鄉、大埔鄉、大埔壚太和市、大埔船灣布心排村、粉嶺龍躍頭鄉、錦田吉慶圍、荃灣、荃灣城門谷、青龍頭、大欖涌谷、上水鄉、上水河上鄉、新田鄉、屏山鄉、廈村鄉、流浮山、屯門、錦田、屯門紅樓、長州方便醫院、錦田、大埔新娘潭、九龍城寨的文章二十餘篇。作者蕭國健博士，現任香港珠海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志華、黃家樑著《簡明香港歷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174頁)
本書是報紙專欄文章的結集，分為「通史編」和「地方史編」兩部分。「通史編」包括：〈歷史悠久的摩崖石刻〉、〈香港的首批居民〉、〈商周時期的香港〉等四十五篇，介紹香港古代至近代(1945年)的大事，如五大氏族的入遷、清初遷界事件、近代中國政局與香港的關係等。「地方史編」計有〈香港與香姑〉、〈談「九龍」〉等三十九篇，介紹香港著名地區、街道的名字由來及歷史舊貌等。正如著者在〈後記〉中所說，本書是「以香港史的縱向發展為線索，再加上一些香港地方的專題介紹」結集而成的。書首有許振興、黃浩潮、梁炳華的序言各一，書末附參考書目，內容大抵上簡潔易讀，是一部認識香港歷史的入門書籍。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iii +376頁)
本書共有十章，依次為：一、〈古代香港〉；二、〈英國割佔港九與早期香港經濟〉；三、〈轉口港地位的確立與港英統治區域的擴展〉；四、〈十九世紀的政法制度〉；五、〈十九世紀的社會狀況〉；六、〈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港〉；七、〈抗日戰爭及戰後恢復時期的香港〉；八、〈工業化的進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九、〈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進步〉；十、〈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附錄〈香港大事記〉、〈香港總督任期年表〉及〈參考書目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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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史學》第2卷第2期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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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書刊評介v
周子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我國近代海軍教育之發韌，實可追溯至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其時閩浙總督左宗棠上書清廷建議在閩設局造船，並附設學堂，招募學童入堂學習造船與駕駛技術，清廷下旨允准照辦。後左氏調任陝甘總督，薦沈葆禎為總理船政大臣續成其事。同治五年（1867），福州船政學堂正式開始甄選學童學習船艦製造與駕駛，開我國西式海軍軍事教育之濫觴。福州船政學堂之課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並重，並選派部分優異學員出國深造，其畢業生除投身海軍服務外，亦有從事其他文教事業，如近代思想家嚴復即為該校之第一屆畢業生，著名工程師詹天祐亦曾於該校後學堂補習駕駛1。後清廷分別於天津（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廣東（水陸師學堂，1887年）、北京（昆明湖水師學堂，1887年）、南京（南京水師學堂，1890年）、威海衛（威海水師學堂，1891年）、煙台（煙台海軍學校，1908年）等地興辦各類海軍教育事業2，惟因受客觀條件限制及主事者求功心切，各項措施並無整體計劃，亦缺乏長遠目標。
民國肇建，政局日趨混亂，各地軍閥割據混戰，海軍軍事教育發展陷於停頓狀態，各地海軍學校互不相屬，組織與學制俱未能劃一；至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我國海軍教育始得到更大的發展。國民政府為統一海軍政令與訓練，對海軍訓練機關進行大規模改革，除整頓合併固有的海軍學校外，更設立電雷學校訓練海軍人才3；抗戰軍興，海軍建設事業大受破壞。至日軍投降，國民政府鑑於海防之重要性，重新開辦海軍學校培訓人才。1947年4月，國民政府下令在上海的中央海軍軍官學校與在青島的中央海軍訓練團合併，改稱海軍軍官學校，校址設於青島，由蔣介石自兼校長，海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魏濟民主管校政。該校在我國近代海軍史上有兩大特點：其一為直轄於中央；其二為該校學員兼習航海與輪機兩科，與過去海軍習慣航海、輪機分學不同4。後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49年2月海軍軍官學校南遷廈門，7月遷至台北左營，至今已成為台灣地區海軍訓練之重要場所。本文即旨在介紹兩本台灣海軍軍官學校史的著述，並對此兩種著述作扼要評述。
1） 海軍官校文藝編輯社編：《海官與我（五十週年校慶特刊）》（左營：海軍官校文藝編輯社，1997）。
本書是海軍軍官學校慶祝五十週年之紀念特刊。全書共收回憶文字67篇，內容大多數為海軍官校歷屆畢業生對其在海軍官校學習生活歷程之回憶文字，亦有旁及海軍官校學制演變與人事嬗遞之記述。其中最令近代中國海軍史學者感興趣的便是幾篇早期官校畢業生之回憶文字，對民國時期海軍訓練之研究頗有幫助，如校友甯明軒憶述海軍官校建立之初，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顧慮海軍學員的安全和避免沾染不良習氣，決定將海軍官校遷離上海，以青島為永久校址（頁31）；校友蕭楚喬則記述其抗戰期間投考海軍學校之過程，對抗戰後海軍學校之復原與合併經過亦有記述（頁46-53）。
2） 「海軍官校五十年」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官校五十年》（左營：海軍官校校刊社，1997）。
本書亦為海軍官校五十週年之紀念刊物，全書以圖片為主，輔以文字簡介，全書正文共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1946年之前」，介紹晚清至抗戰前之海軍訓練機關與歷史大事；第二部分「1946年啟航」，述及海軍軍官學校之創校及其演變；第三至六部分分別介紹海軍官校遷台後之校園生活與發展；第七部分「年鑑」則記載海軍官校的課程內容與相關資料。全書載有不少珍貴的圖片，對讀者從視像中瞭解近代中國海軍史亦頗有俾益。
近年來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漸次步入發展階段，海峽兩岸史學界相繼發表史料專集與研究成果。1998年6月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合辦「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中港台三地與西方學者分別發表有關海軍史之論文12篇5；台灣一群文史愛好者亦在互聯網上開設「中國軍艦博物館」網站（http：//www.lioncity.com.tw/cwn），對海軍史學術研究之普及化甚有幫助，惟就筆者所見，海峽兩岸官方海軍史料之出版尚處於起步階段，筆者期盼兩書之出版能進一步推動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藉此達到鑑古知今的作用，對我國海軍事業之現代化有所貢獻。
1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頁714；有關清季派遣海軍留學生出洋留學之始末，可參王家儉：〈清未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頁27-59。
2 有關清季海軍教育機關之建置，可參包遵彭：《清季教育海軍史》（台北：國防研究院，1969）。
3 陳書麟、陳貞壽：《中華民國海軍通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頁288-302。
4 同上，頁488-489。
5 其篇目包括david pong, “china’s modern navy and concepts of naval warfare”；楊志本：〈近代中國海軍興衰〉；王家儉：〈清代的綠營水師〉；葉芳騏：〈葉祖珪與北洋海軍〉；高曉星：〈抗爭與雪恥：中國海軍對日抗戰和受降述評〉；李志剛：〈赫德與晚清海軍建立之探討〉；馬幼垣：〈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謀速購外艦始末〉；李金強：〈晚清十年海軍重建之籌議1901-1911〉；曾金蘭：〈試論武漢會戰前的長江佈雷阻塞戰〉；張力：〈1940年代英美援華與中國海軍重建之再探〉；老冠祥：〈李世甲率中國海軍參與光復台灣的經過和意義〉；吳守成：〈中國海軍航空事業的發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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