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汪精衛的出族與退婚
要說汪精衛（兆銘）的出族與退婚，得先從汪精衛的同父異母大哥汪兆鏞說起。汪精衛的父親汪琡，元配盧氏，生有一子三女，子名兆鏞（字伯序， 1861-1939）；盧氏於一八七一年病歿，汪琡續娶廣東人吳氏，吳氏先育有三女，而後才生下兆鋐（字仲器， 1878-1903）、兆鈞（字叔和， 1879-1901）、兆銘（字季新， 1883-1944）三子。「伯、仲、叔、季」，汪精衛在四位兄弟中排行最末，而且是庶出的。汪兆鏞幼聰慧，十歲能詩，年十八侍從父穀庵先生讀書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詞。光緒六年補縣學生，十一年考用知縣。十五年舉於鄉，兩應禮部試不受，遂南歸，以刑名之學遊於州縣幕者有年。汪兆鏞長汪精衛二十二歲，汪精衛出生時，其父已六十二歲，但因食指浩繁，仍得奔走為幕。汪兆鏞為減輕父親的負擔，身為長子的他，對九位弟妹極為照顧，尤其是三位弟弟的課業更加注重，他扮演着「長兄如父」般地教之、養之。尤其是他在樂昌辦理鹽務時，特別將汪精衛帶在身邊，就近照顧。汪精衛在樂昌這幾年，「學業獲得不少進步，長兄如父，家教嚴得近乎苛刻，汪背後雖有微言，但成年後還是很感激他的大哥兆鏞對他的教育和關懷。」光緒二十七年（ 1901），汪兆鏞的二弟兆鈞不幸遘疾遽歿，終年二十三歲。又兩年，他的三弟兆鋐甫以縣試第一，補縣學生，但過沒幾天，卻染疫去世，年僅二十六歲。汪兆鏞至此雁行折翼，兄弟之間只剩汪精衛一人。
汪精衛於一九○四年在廣州考得留學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官費生，東渡日本求學。次年加入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的評議長，並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了多篇思想激進的政論文章，對朝政多所抨擊，引起清廷的不滿。當時汪兆鏞正在兩廣總督岑春煊處當幕友（師爺），據汪精衛後來發表的〈自述〉一文說：「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長兄將我交出來，不然就要對不住，我得此信息，便寫了一封最後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長兄得此信後，便將『驅逐逆弟，永離家門』具稟番禺縣存案。」汪精衛的信有兩段是這樣說的：「事已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女多矣，何靳此一人！」又「與劉氏女曾有婚約，但罪人既與家庭斷絕關係，亦當隨以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關於「驅逐逆弟，永離家門」，學者彭海鈴認為此舉是為了避禍，免得汪家因此遭受牽連，汪兆鏞如不如此作為，則難保一家十多口之生計。論者或謂兄弟兩人從此各為其主，老死不相往來。但據汪兆鏞的《年譜》說：「壬子五十二歲，辭樂桂醝埠席，閉門不出。精衛至廣州，回家相見，余誓不任事。」那是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汪精衛與陳璧君於上海成婚後，「偕返廣州，省視兄嫂」，可見兄弟仍有見面。只是汪精衛似曾邀其兄於新政府任職，但為汪兆鏞所拒，這是由於汪兆鏞素重氣節、忠心不二的前清遺民思想所致。又汪兆鏞於一九三○年繼其叔父汪士林及從兄汪兆銓之志，編成《山陰汪氏譜》，仍把汪精衛列為十九世孫，與他仍為同胞兄弟，可見「驅逐逆弟，永離家門」只是應付的成分居多，族譜的證明，汪精衛並未「永離家門」。這在在地證明兄弟之間，後來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採取避嫌的作法，非如外界所言兩人關係決裂。
至於「退婚」之事，是確定的。汪精衛的婚約是汪兆鏞在岑春煊處當幕友時，與同事劉子蕃異常相好，於是他便以大哥的身份代汪精衛與劉子蕃之妹劉文貞訂了婚約。因為此時汪精衛的父母已死，汪兆鏞見四弟已經成人，如果還不替其訂親，既無法盡自己的責任，也會惹起親友的議論。後來當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信後，立即將兩家聘物交還，退回婚書。起先劉子蕃對此突來之事是憤憤不平的，可是當汪兆鏞向他說明，汪精衛不但「退婚」而且「出族」的事實，揣知他是怕萬一出事連累家人，所以才有此番舉動，最後其苦心也就為劉子蕃所諒解了。只是劉文貞明白原委後，卻叫劉子蕃轉告汪兆鏞，不管汪精衛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她仍願等待他，決不改嫁。後來汪精衛在〈自述〉文中說：「後來聞得劉氏女反對他們這種做法，只至民國元年，我已娶了，回到廣州，重見家門，聞得她尚未嫁。我覺得正如古人所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未免耿耿於心，及至聞得她和一位陳先生結婚了，方才寧貼。」外界曾傳言劉文貞因為與汪精衛的婚事不遂，失意地遁入空門做了尼姑；也有人傳說她在香港入了天主教，做了修女。其實這都是無稽之談。劉文貞在被「退婚」後，為了生活獨立計，毅然決然學習醫科，後來和一位姓陳的結婚，這是在汪精衛已經娶了陳璧君之後。晚年劉文貞曾在越南西貢懸壺應診。對劉文貞來說，一生算是幸福的。雖然她未能與汪精衛結婚，但同時也免掉像陳璧君般地被唾罵為漢奸夫人的遭遇，果幸歟？亦不幸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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