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廣東音樂「文人化」
論廣東音樂「文人化」學生姓名：楊偉傑
學生編號：00783941
年級：1/3
此論文呈交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作為中國音樂史（三）（mus3712）
之期末作業
二零零一年五月
引言
廣東音樂是一種經歷了多個時期的樂種，也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在不同的年代裏，廣東音樂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表現形式的不同，也使廣東音樂有不同的定位。近年有學者認為廣東音樂現時的發展有「文人化」的傾向（田青1997），本文現就廣東音樂本身的特徵，討論廣東音樂「文人化」的現象。
廣東音樂釋義
一般人對廣東音樂的理解，就是「廣東地區的音樂」或者粵曲之類。然而，今日我們所稱的廣東音樂，其字義與實際所指其實是有所不同的（徐英輝1998：44-45；余其偉1998：4）。廣義而言，廣東音樂應包括廣東所有地區的音樂，如潮州音樂、客家漢樂等。但現在，廣東音樂只代表兩廣地區廣府民系聚居的地區的音樂，即是粵樂，並沒有包括其他廣東方言區音樂（jones 1995：344；witzleben 1983：9）。廣東音樂變成了粵樂的代名詞，然而「廣東音樂」這稱謂，卻是由外省人開始應用的。
早期的廣東音樂，是流傳於兩廣廣府地區一帶的器樂曲和戲曲過場音樂。約於二十世紀初，戲曲藝人把一些曲子填上歌詞演唱（徐英輝 1998：45）；而呂文成等粵曲「玩家」亦創作了很多樂曲，他們活躍於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當時在上海的音樂社中，多演奏廣東音樂（李民雄1997b：1）。除了在各樂社演奏外，他們亦灌錄了不少音樂唱片。後來，這些音樂透過錄音流傳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外省人便稱這些由廣東人的音樂為「廣東音樂」 。但這些音樂是來自兩廣廣府人聚居區的，故「廣東音樂」這稱謂並不包括廣東其他地區音樂。
商業音樂——廣東音樂的傳統？
廣東音樂流傳至今，其風格可謂獨樹一幟，有別於其他樂種。廣東音樂的風格與粵語語彙、音調有著密切關係（李凌1982：6-7）。一般而言，廣東音樂的樂曲多是短小、明快、活潑、「煙韌」 ，再配合具有粵語音調特徵的「加花」 ，形成了廣東音樂獨有的藝術特色。由於廣東地處南海之濱，對外接觸較多，商業繁榮，思想上較中原地區開放、自由，故廣東音樂亦比中原地區的音樂較為開放，對新的音樂材料兼容並蓄，也有較濃厚的區域色彩；而西方音樂的傳入，亦使廣東音樂的發展加入了新的元素。
廣東音樂就是在這種邊沿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從早期的小曲、譜子 到後來由呂文成、何柳堂、何大傻等人創作的大量廣東音樂樂曲，廣東音樂一直以「小家碧玉」的形象、「自得其樂」的態度自居。相對於中國其他傳統樂種如江南絲竹、河北吹歌等，這種音樂形式則顯得較為輕鬆活潑。
科技的發展，對音樂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的廣播和錄音技術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唱片業的發展（魯金1994：140-141）。呂文成、何大傻等人亦灌錄了大量音樂唱片，行銷全國各地。在三、四十年代，西洋樂器如色士風、夏威夷結他加入演奏廣東音樂；又因舞廳音樂盛行，廣東音樂當時也在舞廳演出，在加入西洋樂器後，廣東音樂變得爵士化，從而出現「精神音樂」和粵樂「四大天王」 。這些都可稱作商業性的流行音樂，但也是廣東音樂。縱使這類音樂商業性質濃厚，「精神音樂」甚至有些內容很俗氣。然而，使廣東音樂得以傳播，也是有賴於唱片、舞廳、電影及其他商業性的音樂。故有學者認為廣東音樂裏影響最大最廣的，就是這類商業性廣東音樂，而現在我們熟識的廣東音樂作品裏，有很多都是呂文成等人於四十年代為商業
需要而創作的。縱然中共在四九年後對各種民間音樂進行了「藝術加工」 ，並對商業性廣東音樂作出了十分負面的評價（秦鵬章1982：11-12；汪毓和1994：68-69），但商業音樂在廣東音樂發展史上的地位是明顯的。所以筆者稱這種商業性音樂為廣東音樂的大傳統；然而，廣東音樂是有多元性的，在有大傳統的同時，也有小傳統的存在。筆者所指的小傳統，是廣東音樂的文人性。
從歷史、人物、曲目看廣東音樂的文人性
由於商業音樂或「精神音樂」的流行，令廣東音樂的形象較為低俗，同時也反映了商業性廣東音樂對人們的影響，亦是廣東音樂接近民間生活的一種證明。但民間生活也有文人的一面，廣東音樂也有其文人一面。
首先，我們要先對「文人」二字作一闡釋。何謂文人？在廣東音樂裏的文人是指甚麼？而我們又如何解釋廣東音樂的文人化？田青認為，「文人化」是由「具有『宗教改革家』素質的知識分子用『文化』來『化』民間藝術中原本粗俗淺陋的東西，使其昇華、使其飛騰」（田青1997：563）。如此說來，「文人」當指那些「具有『宗教改革家』素質的知識分子」，而他所指的「文人化」則有以外在力量變化廣東音樂的意思。然而，何謂「粗俗淺陋的東西」？有何準則？在廣東音樂裏，那些所謂「粗俗淺陋的東西」真的要被化掉嗎？
據筆者理解，「粗俗淺陋的東西」應是指商業性的廣東音樂。但田青在指出這些「粗俗淺陋的東西」時，所持的是甚麼標準？他是以廣東人的文化標準去衡量，還是以中原地區、北方地區的文化標準，還是以西方的文化標準去評價？這是值得商榷的。南方的「文人」與北方的「文人」已有所不同。如果「文人」的定義不同，那麼所謂「粗俗淺陋的東西」，其「粗俗淺陋」與否，實在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南方人與北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硬要把北方人的文化價值觀加於廣東音樂身上，這是不正確的。而廣東音樂近年的發展也起了變化，多了一些以西洋協奏曲形式的大型創作，如《琴詩》、《粵魂》等，這些樂曲音樂內容上多了較深刻的描寫。這種變化可以說是廣東音樂受了八十年代以後中國音樂主流發展的影響。但這些變化是否就是「文人化」？還是「西化」？「文人化」的美學標準是甚麼？這是值得討論的。又如上文所述，商業音樂是廣東音樂的大傳統，那麼我們又豈能把大傳統化掉？再者，我們不能把所謂「粗俗淺陋的東西」「文人化」。「粗俗淺陋的東西」，無論其中指的是甚麼，正是廣東音樂的一大特色，故不能化掉，這是一點。另外一點，就是「文人化」並不適用於現時的廣東音樂，因廣東音樂是多變性的，所謂「粗俗淺陋」的音樂，只是廣東音樂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文人音樂本身已經是廣東音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並不存在「化」的問題。如果「化」的問題不存在，那麼文人要「具有『宗教改革家』素質」的條件便變得較為次要了。
從廣東音樂的發展過程中，有一段時間出現了不少民間音樂組織（劉天一1982：15）。約在二、三十年代，這些業餘音樂組織不斷湧現，計有「晨霞音樂社」、「慶雲音樂社」、「素社」、「小薔薇音樂社」等。這些樂社的成員裏有不少為知識分子，雖然只屬自娛性質（袁靜芳1987：306），但筆者認為這種「以樂會友」的音樂組織或多或少有「文人」的元素，與「雅集」有異曲同工之意，然而這只屬初步研究，詳細情形尚待考證。
在早期廣東音樂的名家裏，有不少是保留著儒家傳統思想的（余其偉1998：9）。如丘鶴儔，他說：「人心之服、風俗之移，其必由於音樂」（同前1998：9）。他認為音樂可以移風易俗，並可作教化之用。而何柳堂 亦認為：「士大夫交際往來，莫不以琴瑟見志」（同前1998：9）。他們的思想多會反映在其音樂之中，亦由此可見，文人思想在廣東音樂發展初期已植根在這些音樂家心裏。然而，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或許不是一致的，有文人思想也不一定要寫文人音樂，故此筆者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
樂曲格調的高與低，表達方式是一個重要因素。故此，同是一首《平湖秋月》，在不同的表達方式下，出現的效果可以截然不同 。廣東音樂便有這種特性。廣東音樂的早期作品裏，其標題與曲意多有關係（黃日進1998：119-123），樂曲的標題多是其曲意的反映。如《雙聲恨》、《昭君怨》、《平湖秋月》等，都是標題與曲意相稱的；而這些樂曲的內容並不俗套，問題在於其表達方式。然而，單從廣東音樂的樂曲標題而言，文人元素應是存在的。
結語
本文討論的廣東音樂文人化現象，筆者認為只是廣東音樂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也是順應時代需要。這種「文人化」在表達方式上繼承了中國音樂近數十年受到西方管弦樂團模式影響的大型化與交響化現象，在內容及思想上則與三、四十年代的商業性廣東音樂和精神音樂大有不同。而田青對於「文人化」的解釋的立足點究竟是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亦為筆者所懷疑之處。「文人化」是否就代表了「北方化」或「中原化」，抑或被其他文化同化，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又如筆者於上文所言，廣東音樂在早期的發展裏已顯示出其文人性，然而田青所指之「文人」與廣東音樂原有之「文人」是否一樣？
筆者認為，這所謂的「文人化」現象在某程度上也是早期廣東音樂文人性的一種延續。此外，商業性廣東音樂和「精神音樂」作為廣東音樂發展歷程裏出現的一個傳統，我們更不應因為它可能有「粗俗淺陋」的成分而要把它「文人化」掉。筆者認為商業音樂與文人音樂是可以共存的，並不存在誰化掉誰的問題，這亦正是廣東音樂風格多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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