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奴婢知道？孩子知道！
大學期間，一個專門影印大陸版國學叢書的河洛出版社在一九七五年刊行了沈曾植的《海日樓札叢》。當時我站在學校對門的「輔新書局」門口等客運車，隨手翻看之下，是這樣的一段議論，它登時吸引了我：山舟論書：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張君……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何如？」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結撰，墨光浮溢也。彼用筆如游絲，何嘗不透紙背耶？
寥寥數語，便推翻了我打從八、九歲時起，就一心嚮往的「力透紙背」之懸望。話說得清楚、懇切，是一種「事理原來如此簡單，從而深刻」的覺悟。但是，讓我捧讀下去的那個最初的問題仍未解決。老古人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真的不對嗎？
就在我反覆啃讀《海日樓札叢．卷八》裡的幾十則書畫論之後不久，也不免懷藏著現學現賣的一點得意，向當時的系主任王靜芝先生請教。靜芝先生在系裡教授國學導讀、經學通論和《詩經》選讀的課程，在本科課堂之外，還是劇作家、書畫家，為人莊嚴肅穆，不苟言笑。但是倘若學生有書法方面的問題請益，無不春風滿面地回應。我試以梁山舟之語問曰：「設若耕不當問奴，織不當問婢，那麼遇到了技術上的問題，究竟該問誰呢？」靜芝先生大笑而答曰：「不能問奴婢只好問老師了！梁山舟這話不能看死，他就是叫寫字的人不要當奴婢罷了，你一旦能問出技術上的問題，就已經不是奴婢了。」隨後。靜芝先生建議我讀讀另一位清代書法家錢泳的書論。「創作之人，不能不有其立論。這事，不得已。」靜芝先生如是說。
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一．書學》有這樣一段文字：
老友江艮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蝥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蝥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式），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
一部書法史，竟然可以用一種近乎退化論的尺度去衡量，無乃過激乎？但是這感慨卻又大開我的眼界。他的這兩段話根本上就是將漢字形體視為辨識和還原文字起源、運用、功能的媒介和架構；漢字形體一旦由於書寫工具之演進而改變、而歷經方筆之固化與行草之簡捷，就逐漸淪失了篆籀之文如何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如何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如何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如何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內涵——每一個篆籀以上的古字，都可以是一部文字學史的切片，一個文化的形成與嬗變歷程。而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書法藝術，卻恰恰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無視於保存這文化形成與嬗變歷程的結果。
錢泳特別指出那最早出現的中國文字正是每一個人最早學書經驗的投影。他提醒我們：看看四、五歲的孩子學寫字，則每落下一筆稚拙，都反映了造字時代先民的心理經驗，這種「天真」，本來就是堪稱完備的「古法」，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篆籀之書體，就在初學寫字的孩子手中，本來就未曾斷絕。「天真」因此而不是純潔、無知，而是人與符號、世界、意義的第一次聯繫，一個認識論的起點。
張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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