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完成八十年代改革未竟事業
Dang Siu-Ping和同時代的有識之士一起，主動承擔了那一代人的歷史責任。今天的一代人必須承擔起自己的歷史責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1980年8月18日，74歲的Dang Siu-Ping在CCP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痛陳領導制度存在的弊端。
鄧直言： 「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整整30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巨變，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篇被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檔」的講話，更具現實意義。學者們認為，如果說Dang Siu-Ping生前就看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那麼政治體制改革則成為他的未竟事業。
更讓有識之士感到憂慮的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更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仍然面臨重重困難，全面的社會轉型壓力越來越大。
當年，Dang Siu-Ping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性有清醒認識，他坦承：「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為有歷史責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堅信：「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無可置疑，Dang Siu-Ping和同時代的有識之士一起，主動承擔起了那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在《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 採訪了政界、商界和學界三位人士，暢議政治體制改革前景。他們是：國家新聞出版署前署長、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社 會局局長、現任國際標準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小魯，CCP中央黨校党建部主任王長江。
三位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都認為，30年過去了，今天的一代人必須承擔起屬於自己的歷史責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未竟事業。(記者：馬國川)
改革事業未竟
一個沒有良好政治體制的社會，不但會阻止民主政治發展，也會扼殺生產力
《財經》：應該如何評價Dang Siu-Ping當年有關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
杜導正：許多觀點都很深刻。比如Dang Siu-Ping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這揭示了建國後毛澤東犯錯誤的一個根本原因。
1957年後毛澤東追求其「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打擊持反對意見的人，就是因為沒有建立起制約領導人的很好的政治體制。
一個沒有良好政治體制的社會，不但會阻止民主政治發展，也會扼殺生產力。我們付出的血和淚實在太多。所以，Dang Siu-Ping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非常有見識的。
陳小魯：Dang Siu-Ping的講話，代表了粉碎「四人幫」後領導幹部對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反思。這個講話是經過政治局會議通過的，說明這種思想在當時是多數人能夠接受的。經過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大家認識到原有體制弊端，必須改革。
1976年「四五運動」後，社會思想活躍，改革成為共識，所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現了「會內會外結合」的說法。
王長江：Dang Siu-Ping是有魄力、有歷史責任感的政治家。他有大思路，基本問題都指出來了，方向也有了。他的講話確實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檔。當然，他沒有設計一個具體方案，綱領性的東西需要在探索中落實。
《財經》：Dang Siu-Ping生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和探索一直沒有停止，他在1986年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現在看來，這些見解極具前瞻性。
杜導正：1985年、1986年Dang Siu-Ping多次闡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並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願望。那幾年政治體制改革形勢也很好，1987年我從光明日報總編輯調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就積極推動《新聞法》的起草。但 《新聞法》無疾而終。
就像任仲夷曾概括的，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輝煌的18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
根本原因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Dang Siu-Ping說過，「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Dang Siu-Ping留下的最大未竟事業就是政治體制改革。
陳小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與當時的政治體制出現了矛盾，主要是黨政關係理不順。Dang Siu-Ping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黨政分開，劃分事權，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
鄧是有現代思維的，他看到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複雜，不可能都由党來管。正是在Dang Siu-Ping多次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求的背景下，1986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下稱政改辦），陸續抽調了20余名中青年學者參加政改辦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積極開展研究討論，思想比較活躍。政改辦成立半年，就召開了30多次座談會，把各方面力量綜合起來，出了一個成品，就是1987年10月十 三大報告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一章，它的指導思想就是鄧1980年的講話。CCP十三大後，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1989年風波以後，研究 室撤銷，那一階段的政治體制改革嘗試畫上了句號。
王長江：鄧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家，他對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看得比較清楚，對未來看得比較清楚。我們現在走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是他說過的。
他劃定的一些邊界，實際上留有空間。比如，他說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模式可以不照搬，但道理要不要？規律性的東西要不要？其實空間留得非常大。
中國又遇到坎
搞市場經濟就等於走上一條不歸路。不要民主，民主也會敲門
《財經》：30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展不大，原因何在？為什麼會出現「跛足」改革的現象？
杜導正：一些人看來，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的風險大，擔心引起混亂。另一個原因是現實利益問題。一邊是票子，一邊是過度集中的權力，一結合就產生了權錢交易，出現了權貴政治。權貴政治也成為改革的巨大現實阻力。
陳小魯：党和國家的這套領導制度龐大而嚴密，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現在主要是現實利益問題，利益主體越來越多元化。
共產黨最初靠槍桿子打天下，改革開放以來是靠績效，發展市場經濟，蛋糕做大，多數人生活改善。當然，這種成功也是有代價的，兩極分化，分配不均，腐敗蔓延，污染嚴重。
王長江：過去30年，我們主要依靠政績，憑經濟發展速度發展。但是，經濟不可能始終高速增長；而財富總量不斷增加，如何實現公平分配？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的獨立意識、參與意識和維護利益的意識被喚醒了。執政黨就要從「我來幫你們做」轉變為「你們看怎麼做」。這就是民主。
搞市場經濟就等於走上一條不歸路。不要民主，民主也會敲門。但問題是，中國是後發國家，前面有那麼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鑒，就應該有所設計，至少劃定一個框架，讓大家進行探索。
《財經》：是否可以說，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建立民眾參與的制度管道，對執政黨來說就是從績效合法性轉換為民主合法性？
杜導正：現在中國又遇到了一個坎。目前的問題可總結為四個方面：官員腐敗、貧富懸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焦點是權力過分集中，腐敗蔓延不止。
如果這個坎過去了，國家將進入一個更加繁榮、民主的時期；若過不去，矛盾就會爆發，會很危險。
中國穩步推進政治改革不會亂。因為絕大多數人擁護共產黨，擁護改革開放政策，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敗。有這個基礎就好辦。在民族獨立上，毛澤東立了大功；Dang Siu-Ping改革開放解決了13億人溫飽問題；現在誰解決了民權問題，誰就能在中國歷史上再立一大功。
陳小魯：中國既有封建傳統，也有革命戰爭傳統，再加上前蘇聯傳統，形成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基本格局。進了市場經濟是我們的創新和優點，但也使原有體制的痼疾得以強化。
從根本上講，所謂政治體制，其功能就是管理整合社會，而不是使社會分裂、衝突。當然，不同的社會管理整合模式也有優劣之分。以什麼區分？主要是老百姓的幸福感、滿足感，這與經濟發展和分配結果有關。
按現在的體制管理這樣一個大國，至少表明有能力控制局面。在現行體制下，經濟還能發展，生活水準提高，政治適度改善。儘管百姓意見紛紜，但多數還是可以容忍的。這和東歐崩潰之前是不同的，也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好的社會基礎。
王長江：社會上有一種憂心忡忡的感覺，如果不繼續改革，老百姓的認同會下降。
老百姓首先要選擇自己放心的人來掌握公共利益的分配，這是民主的第一個邏輯起點，即授權民主。民主大大滯後於實際的要求，根本是在授權的環節。現在有一種以民生取代民主的傾向。實際上，只要不解決民主問題，就沒法公平。即使做得好、做得公平，畢竟還是替民做主。
在社會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回答如何取信於民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已經越來越超越經濟方面的要求。比如，在工人停工、市民散步等社會事件出現後，是在制度上推進解決之道，還是採取保守或倒退的方式處理？
我們不奢望搞出一個宏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至少讓人覺得你走的方向是對的，大家能夠看到希望。考慮中國人口眾多等國情，我們把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作為「有序民主」的具體思路。
這個思路是不錯的，但問題是，黨內民主本身遲遲不能涉及到要害和關鍵，該民主的地方繞過去，不該民主的地方濫用民主，我看花拳繡腿的東西多了些。
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在某些時候反倒給我們一個藉口，似乎可以先讓社會民主停一停。結果對社會民主的限制很明顯，黨內民主卻進展不大。這樣下去，政治體制改革就停擺了！
政改現實路徑
通過進一步放開輿論，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財經》：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或者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路徑是什麼？
杜導正：第一步先要放開輿論，先在黨內，後是國家，營造一個更加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氛圍。通過進一步放開輿論，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有兩個方案：一是搞「試驗田」。可以在某一個地區或領域先搞試驗，取得經驗然後推廣。
二是借鑒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也是總結了許多成功與失敗的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逐步取得了成就。這是人類共同的文明。
陳小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大題目，需要時間、耐心和腳踏實地地努力。目前我們能做，而且必須做的是思想啟蒙。俄羅斯從托爾斯泰時期開始啟蒙，所以前蘇聯解體時沒有流血，後來轉型比較平穩。歐洲啟蒙時間更長，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深植於民眾中。
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寄希望于國民。中國國民中希望有「好皇帝」、有「清官」的思想還很濃厚，忍耐能力特別強，但是別忘了一句古話「蓄之既久，其發必速」。
思想啟蒙很重要，學校應該多講民主、講自由、講博愛、講天賦人權、講人道主義，講權利、講義務、講道德、講操守，講法律。這樣我們的國民有自由 的思想、有獨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會矛盾的激化，能夠在理性基礎上互相妥協，平穩地度過社會轉型期，至少會少付出些代價。
王長江：我們越有意無意地回避「政治體制改革」，其含義就變得越來越不清晰，過於意識形態化，使政治體制改革往往一被提及就會引起爭論、遭遇阻力。關鍵是執政黨要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推進政治體制變革，抓住核心東西。
例如，政黨本質上應該控制政權，但這是有邊界的，不可以打亂公權力運行的內在邏輯。我們在這方面之所以不順，就是把民眾對公權力的授權和選擇權變成了政黨對公權力的授權和選擇權。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用法律規定党的書記、人大主任、政府首長不能兼任，也免不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Dang Siu-Ping抓住了黨政關係這個根本問題，把它看做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很深刻的。
實際上，我們的改革按照Dang Siu-Ping的思路去落實就行了，現在很多時候恰恰是回避這些核心問題。但直到現在還常常有人把照搬蘇聯模式時留下來的一些習 慣性做法當做不可更改的原則。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都在推進，領導這個事業的執政黨不要改革？當然，這是改革攻堅戰中最難的領域。
《財經》：有一個說法，現在是改革和「革命」賽跑。如果改革延誤，不滿情緒會否表現為激烈的衝突？
杜導正：改革越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鄧的講話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之舉，30 年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成為強烈的時代呼聲，成為這一代政治家的歷史責任。政治家的思考是先講是非，後講利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決策的出發點，也是決 策的歸宿。改革發展到今天，最能體現「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Dang Siu-Ping「未竟的事業」。
陳小魯：現在工人、農民維權事件越來越多。雖然群體性事件不是全國性的，但要居安思危，要有改革壓力。歷史經驗表明，如果當權者不改，會形成民變。這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從現在來看，中國十年之間不會出現問題，社會相對穩定，執政黨對整個國家的管理和整合是有效的。但是不可能永遠這麼下去。一方面，現行體制固有 的頑疾在強化；另一方面，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人們可以接觸各種思想理論，思想碰撞必然引起思想震動。群眾的容忍度在下降，必將出現越來越多的群體性 事件。
王長江：不少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都對政治體制改革表示憂慮。需要指出，改革和不改革，改革的力度是快是慢，並不取決於執政者自己的判斷，而取決於民眾的認可度。
如果民眾認可度比較平穩，說明改革力度還可以；如果民眾認可度呈現下降趨勢，說明改革力度不夠；如果改革步伐不足以使群眾的不滿得到遏制，如果不滿情緒的增長快於改革的速度，那早晚要出事。只能是沖出體制外尋找路徑。
現在，即使是改革中的得利者，也對現狀牢騷滿腹。這說明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現在還不抓緊機會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弄不好會失去機遇，成為歷史罪人。我們要有緊迫感，要負起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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