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玑巷里寻机杼--原作:南粤孤客
珠玑巷里寻机杼--原作:南粤孤客珠玑巷，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地名，也是令广东人听来既亲切又古远，充满浓厚传奇色彩的神秘词汇，它与珠三角地区几千万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据史学家论证，现今居住在珠三角地区百分之六十以上居民的始祖都是从珠玑巷或经由珠玑巷南迁的。
为了偿还夙愿，今年暑期，遂邀上好友阿洪和苏小姐一同到这座心仪已久的粤北古镇踏访。
早起，我们搭乘市郊公共汽车上珠玑巷。不到半小时，就在一座牌坊前停下，司机说到珠玑了。下车后才看清附近有座牌楼，属庆典用临时搭建的棚屋，这恐怕是“重建珠玑巷”庆典的遗物了。顺路右侧北走，穿过这座平庸的庆典建筑后，即登上一座小曲孔桥，名驷马桥。小桥簇新精巧。此时清风轻抚，垂柳依依，似是有无限绵绵情意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倾诉。于是，逗引得好友阿洪昂立桥上，手捋柳枝，苏小姐借机猛摁快门。
跨过小桥，是一片开阔广场。空寂的广场中央立有一座似塔非塔的牌楼，楼架上立着三角形顶，上镌“珠现古巷”四字，笔力遒劲，为欧初先生的墨宝。该牌楼通身米红色，简朴里不失古雅。米红牌门前方两则各立有一组人物群像石雕，都是福建惠安人的石雕作品。石雕以珠玑南迁史实为题材。西边石雕基座外侧镌有这样的古籍铭文：
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欧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两组石雕反映一群先民，乘竹筏，漂浈水，顺流南下迁徙的情景。石雕人物形象逼真动人，让人既感亲切又倍感悲壮。用写实的手段反映历史事实，处理得这样好，不失为石雕艺术的当代精品。
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两广古百越地，始于秦始皇征服岭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民间自发的迁徙活动总起来说无非主要是两个：一是战乱，二是天灾。能形成迁徙的条件，也主要是因为岭南地区地广人稀，争战少，社会安定，生存条件相对良好。迁入的线路自东向西主要有四条：一是越城岭道，即走越城岭东麓的湘桂走廊，这是最早出现大规模南迁活动的通道，可上溯到秦始皇用兵统一岭南开凿灵渠的公元前217年，此为西路；二是萌渚岭道，即从湘南逆潇水，过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走廊，下贺江，走西江；三是连阳道，即跨湘南的骑田龄顺湟水而下，至北江，达珠江；四是梅关道，即越大庾岭，过珠玑巷，漂浈水，下北江这条大道。而迁徙的形式就更加多种多样了。有军队南征的，有商旅流动的，有结群逃难的，也出现有组织有领导经由政府机构准许的集体大动迁。在这些纷繁的迁徙活动中，有藉可考而又最具代表性也最为珠江三角洲人认可的是“罗贵事件”。
在中国古代迁徙史中，像以罗贵为首的这样集体大迁徙并不多见，它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并经政府批给“引文”的群体大动迁。前面抄录的铭文就记有三十三姓九十七人。这九十七人是指户主，实为九十七户。据专家论证，其中，就罗贵一户，连主仆及子女共十六口之多。连同亲友，这次有组织的集体迁徙，很可能上千人。这次迁徙活动的原始记录散见于珠江三角洲众多的“家谱”和“族谱”中。而其中记录最完整最详尽的是东莞英村的《罗氏族谱》。
以罗贵为首上千人的南迁事件涉及到一个富有文学性的动人故事。说的是南宋度宗皇宫里有一位美貌非凡的胡姓妃子（又苏妃），因被奸臣贾似道陷害，被皇帝打入冷宫，后寻机逃出，流落江湖。珠玑富商黄贮万到临安（杭州）经商，于钱塘江畔巧遇胡妃，万即“因载而归”，收留为妾。胡妃落居珠玑巷，乐业安居，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不久，事机终于泄露，朝廷随即追查而至，奉诏血洗珠玑，缉拿胡妃问罪。珠玑村人恐惧灭顶祸灾来临，即以罗贵为首集众南迁。胡妃本人也恐慌自己连累珠玑村人，就将自己美丽的躯体投进井里，给后人留下一段凄恻感人的故事……。
到了今天，仍然能见到后人纪念胡妃的遗迹。一是“贵妃塔”。是后人因怀念胡妃美德，在她自戕的井边，修建一座石塔以为纪念。该塔始建于宋末，后被乱兵摧毁，又于元代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重建。塔高3.36米，为八角形塔身，直径1.2米，共七层。通身形状近似佛塔，至今已近700年历史。今天，这座塔成了广东省唯一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元代石塔，是广东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一纪念物是近年雕塑的汉白玉“胡妃像”。该像基座高1米许，立身像高2.2米。百步之外，双龙桥旁，只见一位慈眉善目的天仙降临凡尘，那一身的洁白高雅，端庄飘逸，同传说中跳井自沉的烈女好像相距甚远。近看，她那眼角眉梢间隐隐流溢的却是无比的刚毅和坚决。塑像作者是南雄人，是当代雕塑大师尹积昌先生奉献给家乡人的精美作品。
虽说“罗贵事件”是因胡妃事故而引发，但这也只是导火索罢了。其本质的深层原因是南宋末年皇室昏聩，蒙古人又步步南逼，内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导致的。后代人在各种“家谱”或“族谱”中都记有以“避胡妃之祸”为直接动因，是可以理解的。因“家谱”或“族谱”的撰写人并非历史学家，由于信息的匮乏和观察视野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现象去揭示事件产生的深层动因。
今天，我自南而北，顺着珠玑古巷，逆古人自北向南逃难的路径漫步，心境一直难以轻松。眼前的珠玑古巷很普通很简朴。剔除那些以经济或文化旅游为目的而重建或新建的建筑物，它其实就是广布于祖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处普通乡村道路而已。几千年了，周围的房屋结构仍然是那极其传统的建筑手段和模式：板筑黄土为墙建房，或者以黄土坯砌墙造屋。就这条极普通的乡村古巷，却曾经那么极不普通地接纳过成千上万离乡背井逃难南来的中原儿女。
据史书记载，两晋之后才大量出现中原人南迁岭表。其中尤数宋王朝南渡之后，中原人迁徙岭南人数之多，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然而，在北宋初年，现广东境内的人口户数中新迁入户（客户）约占总户数的13%。到了北宋末年，原住户（主户）约占总数的61%，新迁入户（客户）已经达到31%左右。（见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仅仅一百多年的时间，广东客户增长如此迅速，不能否定都是岭北人南迁的结果。
据说，在珠玑发展鼎盛的时候，街巷纵横，商肆鳞次栉比近千家，人口上万。它成了中原难民南迁南粤大地的中转站，是移民迁进迁出的枢纽。于是，在南雄珠玑这片红沙土地上，到底演出过多少大悲大喜大苦大难的历史活剧啊！
相对中原来说，岭南是我国天灾人祸发生率最低而地理生存条件又较好的地区，历史上极少有战乱发生。尽管如此，在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南下请兵等各种兵匪也曾经在粤北这块土地上厮咬过，且清初南雄被屠城一次，不分男女老少就斩杀6000千多人，一座粤北重镇，只剩下两三成人。……
回头南望，成千上万的中原儿女顺浈江流徙，漂泊到珠江三角洲，一路顺畅吗？哪儿有现存的田地给他们养生活命吗？与原地居民交往，他们语言如何相通？他们到来，会不会迫使当地的居民迁徙他乡，流离失所呢？
单就罗贵领导的这次有地方政府支持的迁徙而言，应该是行程顺当，后顾无忧了。其实不然，翻开各种现居南粤大地姓氏的家谱，所记载迁徙的艰辛和苦难也是让人赫然惊魂的。例如《夏氏世系源流考》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时咸淳九年，岁次癸酉，因度宗胡妃至雄，上令行查迫切，祸及南雄珠玑巷，彷徨携眷逃走，乘桴顺流至东排江口，狂风大作，十存六七，辛脱斯难，得抵羊城。”南海九江大同的《傅氏族谱序》记载得更加详细：“时河道无船只，结桴而流其下，日夜随水漂流。至连江水口，约有万余人泊在河傍。仲冬十四日夜半，狂风大作，潮水涌涨，势不能当，滚散其桴，男女淹死无数，满江大哭。将至大路之峡，因风分溃，我祖旋泊众岗。其徙者，或徙之高明、罗定，新会，或就南海、番禺，散之四方。”……别的不说，就一句“满江大哭”已经够后人痛楚深思了。
历来，人类的迁徙都是迫不得已的，逃难更是弱势群体的无奈。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国度里，人们都是重土安居的，离乡背井可是万不得已的事。这样吃苦罹难地迁徙与遭受兵燹屠杀有什么两样？每一个民族的不幸和苦难都决不会是单一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灾难往往会波及其他民族或地区，这样的现象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不停地重演到今天。
人类迁徙的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恨，造成人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迁徙活动又将人融合了，也将爱与恨融合了。中原人不断地南迁，给南粤大地的原住居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有什么矛盾和冲突？等等，都是后人必须认真记录总结的，是历史家们责无旁贷的职责。遗憾的是，在历代的历史文献资料里，我们找不到岭南地区原住居民（土著）是如何受到南下大军的冲击和南迁移民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
中原人南迁，固然带来了更先进的农耕文明，促进了岭南地区进一步开化，也更进一步汉化，加强了汉越（粤）民族的融合，但是这一融合过程既有“双赢”的，也有两害的，尤其是对于弱小民族来说，其受损程度是巨大的，甚者是毁灭性的灾难。历史本身是公正的，但是记载历史的封建史家，却以身居中原傲视天下的目光来审视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来故意忽略什么，有意回避什么。在他们的史实筛选中，岭南原住居民的生存状态显然成了盲点，因中原人南下给他们造成的损害和苦难更加视而不见。
更可哀叹的是，迁居岭南地区与原住居民融合后的中原人后裔，生于兹长于兹，仍不改中原人的倨傲心态，绝少于各类“家谱”或“族谱”中记述原住居民的半点历史事实。至今，岭南人的血液里流淌的是粤汉两族融合的基因，这是完整崭新的人。然而，新人的记忆库（史料文献）里流动的却只是半个民族的生活，另一半被无比残忍地抛掉了。于是，南迁中原人是如何粤化的？岭南原住居民何处去了？汉越（粤）两族是如何融合的？……都成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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