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大清官场=「赌场」=「市场」
《国运1909》大清官场=「赌场」=「市场」停办了科举与捐纳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为掌管干部任免权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公卖」转为「私售」，「官价」称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
1909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三），两江总督端方向中央请示，DNF外挂鉴于两江从农工商部所借的款项，还有大量未能归还，请求中央批准将两江的「捐输」再延期一年。中央领导批转相关部门研究，最后决定同意端方的要求。这意味着，两江将继续获得「特殊政策」的扶持：公开出售官阶（「捐输」）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时，离光绪皇帝明令禁止「捐输」已经8年，作为首要改革对象的「卖官鬻爵」，却依然是大清国长盛不衰的经济增长点，以支柱产业的姿态，支持着包括改革本身在内的各种白色、灰色、黑色的财政开支。即使睿智、勤勉如端方者，也不能例外。
大清帝国官场如市，交投两旺。
职方贱如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皇帝老子的最大资源就是权力，当然要盘活它。而把权力资源变成资产，不外乎两个办法，一个是「豪夺」，以专政工具做后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你方就得方，要你圆就得圆，但这种方式技术含量不高，吃相难看，后遗症大；另一个就是「巧取」，将一小部分资源提供出来共享，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把官位当做商品来销售，根据《史记》，似乎是从嬴政大帝开始的。秦始皇四年（前243年），因蝗灾大疫，颁发了一个特殊政策，百姓如纳粟千石，则可拜爵一级。史料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促销活动的成果。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业名称的嬴政，不仅在「豪夺」方面成为后世的楷模，其在「巧取」上也展露了极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几千年来一直有八卦传言，说他可能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是这位著名商人的一项极有眼光的战略投资，虽然已经无法对此进行最为可靠的亲子鉴定，但嬴政的这一举动，却似乎很能代表某种基因的遗传。值得注意的是，嬴政并非「卖官」，而只是「鬻爵」，销售的只是一种荣誉头衔，买家并没有机会能真正握上印把子。后世的皇帝们，便没有嬴政这般能够把握分寸，纯粹用虚名去换现金。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因公殉职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史称「弘光」小朝廷，帝国的「权力资产」便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弘光」的「清仓大甩卖」：传统的科举制度被连根改革，不再根据考试成绩，而是根据捐银多寡，进行名次「拍卖」；县级以上三级正官，也一律公开「招挂拍」，于是，还剩下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官员泛滥，干部成堆，「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时人还填了阙《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荐，
人才怎比钱财？
吏兵两部挂招牌，
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
东奴西寇齐来。
虚传阁部过江淮，
天子烧刀醉坏。」
满清入关后，时时刻刻以明朝的政治缺失为镜鉴，www.feifeiwg.com但也继承了明代的卖官制度，第一动力当然是国家财政困难，需要多方敛财。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捐纳也并没有停止，而其中被主流史学者们容易忽视的是，除了敛财的动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考量：羁縻人才。天下承平日久， 「为士者十倍于前」,而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科举做官外，并无他途，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很低。出路影响思路、屁股指挥脑袋，大量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而捐纳就可成为一种有效的减压阀。康熙皇帝曾经高姿态地表示：「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 实政惠民, 不必格于成议而拘迂见。」 而雍正皇帝则毫不掩饰，认为正途人员容易徇私结党, 因此，保持捐纳渠道，就可以「藉以牵制科甲, 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 这自然绝非是为敛财的开脱之词，而是极为深刻透彻的帝王之术。
盛世卖官，还可算是生财有道及政治羁縻，到了乱世和衰世，就成了饮鸩止渴了。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来自捐纳的收入，成为大清财政的支柱之一。大清国的官场日渐成为「将本逐利」的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集资合股买官的雷人故事。根据徐珂《清稗类钞》的记录，浙江绍兴人蒋渊如，便与四友集资，去购买「知县」。成功后，按照约定，蒋为县令，其他人则分别担任不同职务，「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以二十余万」。三年后干部考核，蒋县令因贪腐而被双开，但五人已经「满载而归矣」。
据说，太平天国的杨秀清就利用清廷的捐纳机会，安排「潜伏」队伍：「挑取端正魁梧者百余人，令其诡捏姓名籍贯，赴京捐输，并指捐省分，至省候补，预伏内应。甚有捐至道府者，一时竟无从查察也。」
光复会的首领徐锡麟，也是利用捐纳制度，混进了大清国的干部队伍，而且身居四品，成功地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捐纳制度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记载，当时专门有一种被称为「赌子」的人为有潜力的捐纳者提供信贷服务，条件就是买官者上任后要聘用「赌子」担任账房师爷，对当官所得利润进行分成，有的是五五平分，也有的是三七开，甚至全部归师爷。这方面最有戏剧性也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胡雪岩投资王有龄，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当然，胡雪岩的故事更有人情味，不那么赤裸裸。
「萝卜」多，「坑」却不多，大量的官员便处于无坑可待的候补状态。根据记载，「宣统末年，在江宁的候补道有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五百员，其它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冠盖荟萃，备极一时之盛。顾此三数千候补人员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援引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一书的统计资料，在太平天国动乱过后，大清国有官衔的人群中，捐纳者的比例已经从战前的32%上升到了66%，几乎到了无官不捐的地步。如此广泛的捐纳，当然侵蚀到科举的正途，「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以为将来噉饭地，故又美其名曰『讨饭碗』。至若富商巨室拥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指婴儿），莫不红顶翠翎，捐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并花翎也。」（《清稗类钞》）
左右为难
更为致命的是，捐纳本身带来的官场退化，也反过来影响到了捐纳的敛财效率，捐纳所得被大量地揣入了那些有着组织人事任免权的官员兜里，公家所得甚少，而且，捐纳贬值厉害，朝廷不得不打折降价处理。
庚子事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要求全面改革，其中，革除捐纳制度成为重点：「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嬲乱吏治，阻阂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变法，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庶几人人向学。」最高决策层深以为然，批转全国执行。
吊诡的是，改革本身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却反过来逼迫高喊改革的第一线官员们，重新向中央要求网开一面，在局部地区开放捐纳。特例越开越多，捐纳越演越烈，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反反复复直到1906年，才最后下决心彻底停办「实官」捐输，而只发放荣誉头衔。在1909年开始的宣统朝，中央十分自律，严格控制捐纳冲动，即使到了1911年的暴风雨前夜，中央还坚决驳回了财政部（「度支部」）要求开放捐纳的报告。在宣统朝，捐纳收入被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这成为后世研究者攻击清廷腐败的一大武器。其实，预算内的捐纳只是「鬻爵」，而非「卖官」，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人亦有「与其卖官，无宁鬻爵」的办法，显然，多多「赐匾建坊」的确是兼顾面子和里子的两全之策。
大清国的干部队伍来源，一是科举，二是保荐，三是捐纳，其中，科举是最为公平的，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纳次之，基本能做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保荐，则是最容易产生黑箱操作、无规可循的。宣统新朝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越改越乱的症结就在于：停办了科举与捐纳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为掌管干部任免权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而且，「公卖」转为「私售」， 「官价」称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1909年，御史谢远涵就在奏折中剀切指出：「变法至今，长官但举故旧，士夫不讳钻营。请严定章程，以贪劣闻者，反坐荐主，加以惩处。」这份奏折，处理结果只是转发传阅而已（《清史稿》）。
在这场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组织人事制度日渐失范，严重削弱了其本就薄弱的执政能力：庞大的干部队伍，既丢失了传统科举制度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也遗弃了捐纳制度带来的商业荣誉感，官场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大清国也就只能走上「十赌九输」的宿命道路了……
【欢迎转载，请注明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雪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唔知清朝嘅馬甲厚唔厚實嘅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清朝！今朝！差无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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