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
唐孝祥朱岸林tang xiaoxiang zhu anlin
[摘要] 广府侨乡与潮汕侨乡、兴梅侨乡并称广东三大侨乡。广府侨乡建筑以其覆盖地域面积最广、建筑形制最丰富、保存数量最多而成为近代岭南侨乡建筑文化中的代表，它展现了中西建筑文化从接触碰撞到融会创新的历史过程，突出体现了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特征。
[关键词] 建筑美学广府侨乡近代建筑审美特征文化意义
guangfu, chaoshan and xingmei gathering areas for overseas chinese go by the name of three great gathering areas. the buildings of guangfu gathering area for overseas chines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cultur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lingnan districts because of the widest zones, the richest architectural shape and the largest amount. also the buildings open 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collision to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incarnate time spirit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openness, 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guangfu gathering area for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meaning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03sja72005）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510641)
收稿日期：2005-11-17
广府侨乡与潮汕侨乡、兴梅侨乡并称广东三大侨乡，广府侨乡是指广东境内广府民系（粤语系）的侨乡区域，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包括“广州（含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佛山、中山、南海、顺德、东莞、三水、肇庆、清远、信宜以及五邑地区等。”。近代广府侨乡建筑以其覆盖地域面积最广、建筑形制最丰富、保存数量最多而成为近代岭南侨乡建筑文化中的代表。作为近代岭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侨乡建筑展现了“中外建筑文化从接触到冲突到融汇创新的全过程”，显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风貌，记录了近代岭南建筑发展经由自我调适和理性选择到融会创新的艰辛和成就，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特征。
一、开放性特征
就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开放与当代中国的开放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被动的开放，是以战败为契机、以民族自救为指归，因而民众最初是怀着屈辱和无奈的心理被迫接受的；后者是主动的开放，其目标在于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众对此充满期待。然而，由于岭南文化是以“俗”文化（民间文化）为主体的，加之，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具有2000多年未曾中断的对外经贸交流的传统和优势，因此，开放性既是近代广府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广府侨乡建筑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性是相对主动、自觉的，是与近代岭南文化精神的开放兼容、择善而从的民众心理相一致的。
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性主要是由海外华侨（华侨文化主体）引起的，因为“华侨文化拥有内地文化欠缺的许多优势，包括反映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成果，信息灵活、更新更快，以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等”。华侨文化的积极作用，使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文化的开放局面具有“意识强、范围广、内容多、影响大”的特点。
一方面，近代广府侨乡建筑体现出积极主动和全局开放的意识。近代广府侨乡的建筑发展和近代中国租界（如上海、广州沙面）建筑的发展是不同的。租界建筑以直接输入式为主，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强行推进的西方文化，这种对西方建筑文化的被动吸收和民众的屈辱感受从“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的感言和“鬼楼”、“夷馆”的称呼中可以窥见。但是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有明显的主动性，是侨乡人民在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后而表现出希冀民族独立自强的全局意识和开放心态，体现出华侨文化恋祖爱乡、实业兴国、敢为人先的特质。
特别是五邑地区的碉楼建筑，它们的建筑外观多是“金山伯”们用自己留有的居住国建筑的印象碎片和从国外寄回来的“普市卡”（乡民叫做“公仔纸”）上印有世界各地风光与不同国家建筑的明信片为依据指导工匠建造的。
另一方面，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性主要体现为大胆使用国外先进材料、引进建筑技术，在结构形式和造型艺术上吸取国外建筑文化。首先在材料上，表现为自觉引进西方建筑材料——钢筋、水泥等。如开平蚬冈的瑞石楼（1925年）(图1)，在修建和装修时就大胆地运用了钢筋、铁板、水泥、柚木、坤甸等国外的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新材料的运用带动了对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使建筑艺术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所以在高度上，瑞石楼突破了广府地区传统建筑的高度，有9层25m高，而结构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坚固结实，从而在建筑外观上既浸透着西方建筑的浪漫和华贵之气，又给人坚实厚重之感，曾享有开平“第一楼”的美誉。广府侨乡地区大量可见的骑楼，既可以看到有砖石、钢筋、混凝土等先进材料的运用，又可以看到梁板以及拱券式结构的应用。建筑的外观造型琳琅满目、千姿百态，对外国建筑文化的开放、吸收、整合更为全面、主动、丰富，尤以五邑侨乡地区为最。由于受侨居地文化影响，五邑侨乡建筑风格各异，数量众多，蔚为壮观（图2）。碉楼和庐是五邑侨乡建筑的代表和特色所在。仅开平现存碉楼就有1 466座，建筑式样“有廊楼式、罗马式、英国古堡式、德国哥特式、西班牙式、伊斯兰式等”，“几乎囊括了全世界各式各样的风格流派，像是开世界历史风格回顾博览会一样，”。广府侨乡建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借鉴西方建筑艺术风格，在细部构件上也融入了许多西方建筑元素，如西式立柱、券廊、穹顶、彩色玻璃、百叶窗等等，表现出侨乡建筑对西方建筑文化从总体到局部、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方位开放，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侨村，如台山斗山的浮月村、开平塘口和赤坎、新会古井五福村、恩平圣堂的侨村等。
二、兼容性特征
从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兼容性的实质就是“折中中外，融合古今”。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发展，从宏观上看是处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解体、转型和重新建构的一个大的历史潮流下，它与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是同步的；但是在微观上，侨乡建筑转型和重新建构的引发点不同，它是由华侨文化的主动“开放性”所引发，并且整个过程都是在华侨文化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进行的。由于华侨接触学习西方文化而产生的审美心理上的差异，近代广府侨乡建筑在城镇布局和单体建筑上表现出突出的兼容性。
近代广府侨乡地区的城镇布局一方面表现为集家庙（祠堂）、私塾、民居为一体的大型建筑群，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方的城市理念，表现出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和城市体系的建构。如增城瓜岭村、开平县长沙区西降村都是著名的侨村，在村落布局上，都沿用传统粤中广府地区的梳式布局，并设立公共祠堂，其中增城瓜岭村在占地不到6.67hm²的范围内，就拥有8个祠堂，而开平县长沙区西降村更突出了宗祠在布局上的中心地位，这种在大型建筑群中设立祠堂的布局方式以及祠堂所处的位置，都反映了广府侨乡地区所遵循的传统儒家思维引导下的家族宗法制度；但是在组合排列上，侨民村落体现出有规划的西方城市布局方式，即在村落中设有专门的家畜喂养区域，以利人畜分离，另外在村落外围制高点、入口处等设置碉楼，以保证村民安全。这种有规划的城市功能划分在近代广州城市体现得更为明显，如西关商业、城内行政、东山住宅区等城市分区，另外还设有电灯、自来水、汽车等相关市政设施，体现出近代城镇建设新风貌。
从微观上看，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兼容性还表现在单体建筑上，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传统平面布局和西洋立面的结合；洋人建筑设计和国人建造施工的结合；装饰内容和题材上的中西结合。在侨乡的几种常见建筑中，三间两廊改良式的侨居、碉楼、庐以及骑楼都体现了传统平面布局和西洋立面的结合。在平面上，三间两廊改良式的侨居、碉楼、庐沿用的是广府传统布局方式，骑楼在平面上是传统竹筒屋，而外观上都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建筑文化，呈现出中西建筑文化兼容的风貌。洋人建筑设计和国人建造施工结合的代表作是开平三埠镇荻海咀墟的风采堂（1914年），它主体建筑之一 ——风采楼就是“以五百金，雇西人骛新绘式”①（图3），所以其各部分的尺度比值都比较符合西洋古典建筑盛行的“黄金分割比”，只是由于国人施工，在数据上总有一些出入，其中的西方建筑符号都有些简化，如其中的柱式虽然在柱头花饰处类似希腊、罗马柱，但柱身却没有凹槽；在装饰内容和题材上的中西结合典范是位于开平塘口镇北义乡的立园（1936年），以“泮文”和“泮立”两座（图4）最为富丽堂皇的别墅为例，其屋顶采用中国宫殿式的风格，绿色的琉璃瓦、飘逸的檐角、栩栩如生的吻兽；在房身部位采取希腊式圆柱和古罗马式的艺术雕刻支柱；在窗户设计上取材欧美式，将中西风格和谐地揉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西洋风味；室内装饰装修沿用此法，既有水磨彩色意大利石地板、欧美式壁炉、东洋式雕刻天花、吊挂西式煤油灯，还有以“刘备三顾草庐”为题材的岭南传统灰塑艺术和涂金木雕画“六国大封相”、红木雕刻桌椅等传统装饰手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建筑艺术之美。
兼容性是近代广府侨乡建筑艺术的发展原则，也是侨乡建筑文化不断开放的结果。它代表着侨乡建筑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对新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的积极探索，其最终指归就是侨乡建筑文化的发展创新。
三、创新性特征
按照陆元鼎先生在《岭南人文·性格·建筑》中对“创新”所做的阐释，“创新的过程是先抄袭，后模仿，再创造。抄袭是照抄，不动脑筋。模仿时就要有一些变化，就是创新的第一步，有一点创新的表现。再创造，就必须创新，而且要进一步思考，不但要实践，而且要从理论上去思考，灵活变通就是进行创造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侨乡建筑创新时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从三间两廊式传统民居到以传统风格为主的三间两廊改良式侨居，再到具有明显西方建筑特色的碉楼、庐；甚至碉楼的发展演变，即“由‘旧式碉楼’到碉楼再到裙式碉楼的演变”，都标志着创新性是广府侨乡建筑的发展目标和不懈追求。
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发展极具开拓创新意识，中国最早的混凝土、砖石混合结构的建筑——岭南大学马丁堂，中国当时室内空间最大的会堂建筑——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年），以及后来被誉为“南中国建筑高度之冠”的爱群大厦（1937年）都是在广府大地找到了根基。广府侨乡建筑无疑在吸收西方建筑先进文化、开拓创新上起到了先锋作用，它主要表现为在对西方建筑文化积极借鉴的基础上，对广府传统建筑的自我改良、对新形式和新功能的自觉探求，并逐渐开始注意到建筑以使用功能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想本质。
由于在材料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建材的优点，近代广府侨乡建筑在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民居建筑在类型上得到了丰富和扩大，产生出许多新的建筑形式，同时也对传统的建筑起到积极的改良作用。如竹筒屋的屋顶由传统的坡顶向平顶转变，从而有效地扩大了房屋的对外空间；随着新建材的使用，竹筒屋的结构也由单层独户住宅变为多层的分户式住宅，以适应城市人口发展需要。作为近代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产物——骑楼（图5），被认为是“竹筒屋模式诸多变体中最经济、实用、科学、合理的一种建筑类型”。而侨乡新型民居建筑——庐，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民居封闭内向的结构特点，增设了露台或阳台，并对外开窗，形成了开敞外向的空间，房间的分割也趋于灵活；另一方面，有些庐还吸收了西式古典大厅的处理手法，出现了楼井空间，使上下空间相互渗透，也成为传统天井空间的竖向发展。别墅式侨居的重要特点是私密性更强，一反建筑围合院落的传统布局，采用的是在房屋外围布置庭院，而且建筑内部空间更加灵活，完全突破了传统民居竹筒屋、明字屋和三间两廊的布局方式，以充分满足人的使用功能为目的，同时在外观形式上对西方建筑进行了直接的模仿，偏离了传统，极具主人的个性特征。
在侨乡公共建筑中，为满足社会功能的需求，传统布局思维进一步被瓦解。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固有形式”的建筑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其特点是采取新的平面布局，采用钢结构、钢筋混凝土和砖石承重的混合结构，尝试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大屋顶与建筑的使用功能相结合，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如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岭南大学马丁堂、石牌中山大学等代表性建筑，它们在结构、布局和功能上都接受了西方建筑文化，并与原来的民族传统建筑造型和功能状况都有所不同，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创新。到了近代后期，建筑文化发展到中西合璧风格时，建筑样式逐渐趋于成熟，这时的代表作品是建于1937年的广州爱群大厦，由建筑师李炳垣和陈荣枝设计修建，“他们既借鉴美国当时创摩天大厦新风格的纽约伍尔沃期大厦（woolworth building）的设计手法，又在哥特式复兴风格中渗入岭南建筑风格。为了创造竖线条，所有的窗都采用上下对齐的竖向长窗，并且在各个立面的窗两旁都布置了上下贯通的凸壁柱（或称“倚柱”），这样在阳光下既形成竖向阴影，又使窗口得到侧向遮阳。”同时参照当时广州传统民居的天井采光通风的设计手法，在中部留出140m²的楼面作开敞式天井，并在首层大厅里设置冷气设备，这些建筑设计和装饰手法大胆创新，促使广府建筑文化进一步成熟。
在广府侨乡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开放、融合、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府侨乡建筑完整的时代审美文化特征：开放是基础，融合是手段，创新是目标。它们共同促进广府侨乡建筑在近代蓬勃发展，也造就了侨乡建筑独特的人文魅力，同时也引领近代建筑的走向，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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