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遗存看海南早期文化 [轉帖]
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3492&bigclassname=%d2%d5%ce%c4%b9%dc%d7%b6&smallclassname=%d6%d0%b9%fa%c3%f1%bc%e4%c3%f1%d7%e5%ce%c4%bb%af%d1%d0%be%bf&specialid=0从文物遗存看海南早期文化
2006-3-1 18:36:24 徐文阅读98次
--------------------------------------------------------------------------------
摘 要
石拍、陶器为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因其所属民族与地域文化的不同，石拍、陶器呈现出的形状也不同，在形状不一的石拍、陶器里包涵了不同功能的文化。在海南岛发现的石拍与作为葬具的组合陶器，因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显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本篇文章主要从石拍、组合陶器（葬具）的造型、功能、年代与所属民族，探讨海南的早期文化。在海南发现的石拍一部分，重点论述了石拍与树皮布的关系以及石拍的年代问题。而在海南出土的瓮棺一部分则把重点放在了瓮棺葬的年代和所属民族问题上。通过对这两种形制文物的研究，揭示海南早期鲜为人知的文化，也从中了解到海南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 在海南岛发现的石拍
在菲律宾的cebu、苏拉威西的kamassi遗址、越南的冯原遗址、泰国的春蓬府和巴蜀府、墨西哥等地均发现有别于石斧、石铲的长方形有沟槽的石器。同样，在海南岛也有类似的石器出土。
（一） 石拍的类型
对于这样的一种石器，各国的专家学者根据它的形态与功能称其为“石拍”。然而大多数地方考古人员把石拍命名为“有肩石斧”、“石陶拍”、“石饼”或“印模”等，对此没有一致的认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陈列厅里把石拍标为“有肩石斧”，认为是原始社会时期的砍凿器。
泰国ram khamhaeng 博物馆的amara srisuchat把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石拍分为五类：
1、头部光滑呈长四棱形。头部较柄部要宽，头部锤打的一面很少有沟槽，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多数的较光滑，如在柬埔寨mlu prei发现的石拍。
2、长条形。头部有凿刻沟槽，被凿刻的沟槽或格子有的位于一面，有的位于多面，柄部比头部小、细长，如在老挝、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发现的石拍。
3、短形的，只见头部。一面刻有沟槽，需接上木柄使用，如在菲律宾的石拍。
4、长条形。沟槽只限头部槌打的一面，背面有一突出部分与柄部紧密连接。有的下部有小型突出物，以便于能紧握不使其摇摆，如在菲律宾发现的石拍。
5、短条形，只见头部。在沟槽的敲击面的背上有一突出物，需接上木柄使用。如在菲律宾发现的石拍。
但在海南岛发现的石拍多为有槽石拍，形状与东南亚各国的有槽石拍类似。现在，研究石拍的专家学者以东南亚为一个文化圈，各地出土的石拍具有相同的使用功能与文化意义。他们并没有认为石拍的使用功能与文化意义具有多元性，而确信，它们应该属于一个整体，越南出土的石拍的使用功能如此，菲律宾出土的石拍的使用功能也应如此，现在要做的只是寻出这具有文化整一性的石拍的使用功能是什么。这样一来，在海南岛出土的石拍的使用功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二） 石拍的功能
现今学术界推测出土石拍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具有与陶拍相同的功能。（陶拍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制陶的工具。早期人们使用陶拍目的是为了使坯体更加稳固、规整；后来审美意识出现以后，人们在陶拍上刻划各种纹饰拍印到陶器上，使陶器更加美观）另一种是制作树皮布。 越南xom ren遗址ii区树皮布石拍出土情況。
主张出土石拍用于修整陶坯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m.colani、日本的宫本延人，越南的黄春征、阮玉碧及中国云南的阚勇、广东的永驱、文本享。他们觉得这些出土的石拍适应用于拍打陶器的器壁，加固陶器。而且历年考古发现修整陶坯的陶拍、木拍都与此些石拍的形状相似，有柄、有沟槽。据今村启尔的研究，史前时期东南亚、大洋洲、南中国和印度东部，流行用木拍与顶垫配合拍打制作陶器。当今东南亚及南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遗存有这样的制陶方法。 的确，在我们看来这些石拍与制陶使用的木拍、陶拍极其相似，拍面上都有沟槽。原始陶器上的篮纹应该是沟槽艺术的结晶。但是，在东南亚及其中美地区发现的石拍真的是用于制陶吗？许多专家学者都产生质疑。香港的邓聪、越南的何文晋、泰国的amara srisuchat不相信石拍的功能如陶拍那般用于制陶。他们认为在东南亚、中美等地出土的石拍具体的功能应是制作树皮布。但早在1978年黄春征与阮玉碧就指出这些器物的重量很轻，不适合作打树皮之用；而且若是用于打树皮，便不需要磨出平行的沟槽面。
激烈的争论在他们之间展开。那么，这些石拍到底是作何用的呢？海南岛出土的石拍到底是用于制陶还是用于制作树皮布？ 杭州萧山下孙遗址出土的陶拍
在苏拉威西的toradja族，仍然使用石质的树皮布拍，这里部分树皮布石拍的类型与越南冯原遗址的石拍类似。它们均为石质呈立体长方形,两面镌刻平行的沟槽,两侧有凹槽,并以藤条缠绕凹槽上的装柄,显示出装柄方式的差异。 这一发现使我们把目光投到石拍与树皮布的联系上。事实上，如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哪个民族使用石拍修整陶器的报导（也许存在，只是我们还未发现这样的民族而已）。但在海南岛发现的石拍是否与toradja族人那般，用于制作树皮布，海南岛上的原始居民有无穿过树皮布？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
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琼州》条有这样的记载：“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服，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而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黎峒》与脱脱等修撰的《宋史·蛮夷传·黎峒》里也有类似的记载：“黎峒，唐故琼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旧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朱崖环海，豪富兼并，役属贫弱。妇人服缌绠，绩木皮为布。”清张庆长也有关于黎人制作树皮布的记载：“生黎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其树名加布皮，黎产也。”
上述文献表明，海南岛内的原始居民曾制作使用过树皮布。海南岛的原始居民居住区有着与中国内陆相异的社会发展历程，即从先秦至明清属于原始社会阶段，明清后始步入封建社会初级阶段，而且无奴隶社会。文献记载的时间，海南岛的原始居民居住区内皆属于原始社会阶段，岛内原始居民制作树皮布用于御寒保暖也是理所当然。
德国人类学家司徒博（h stabel）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有过海南树皮布的记录：古时候，海南岛的布至少是用来铺设的那种布，是用树皮经捣击后做成的，这件事特别有趣味。
而对海南岛的树皮布加工情况叙述得更加详细的要算李露露了。她在《热带雨林的开拓者—海南黎寨调查纪实》一书中将树皮布加工分为六个步骤：
第一步是扒树皮（有黄久、构及箭毒等树皮）。根据所制物体的形状大小，到森林中选取树木，取其光滑的一部分，用砍刀先在树干划两圈，上边一圈，下面再一圈，它们的距离为50米或100米。 然后再从上圈向下圈竖划一刀，最后从竖刀缝口处把树皮撬开，并不断扩大，把一块方形或长方形的树皮扒下。
第二步是修整。为使扒下的树皮保持新鲜，先将其卷好。回村后，把它拿出展开压平，由于树皮有疤节，须用刀修整；等阴干后，用榔头拍打，使其平直。这样，破坏了树皮的纤维结构，为去树胶创造条件。
第三步是浸泡、脱胶、拍打之后，把树皮浸泡水中，温度高为宜，令其发酵、出味。此项工作目的是使纤维上的胶质泡松，脱落水中，只剩下树皮纤维。
第四步为漂洗。树皮浸泡好后呈胶粘膨胀状，纤维与树胶相混一起。因此必须进行漂洗，即握住纤维一端，反复在水中冲洗，使树胶脱落，只留下干净的树皮纤维。
第五步是晒干。因洗好的树皮纤维内还含有杂质、水分，所以还要挂在山栏架或木杆上暴晒，晒干后就是一束束的树皮纤维。
第六步是拍打。晒干后的树皮纤维，将其铺在木板或石板上，用木槌反复拍打，如拍打仍有不平，则用手拉动纤维使纤维均匀。由于修补和拍打，树皮纤维的结构更加密实、成片状，这样树皮布也就形成了。
由此看来，从古至今海南岛上的黎人都有制作使用树皮布的习惯，毋庸置疑。那现在我们怎么去理解石拍与树皮布的关系呢？在李露露的调查报告中，海南岛的黎人制作树皮布的工具是木槌，并非石拍。不知海南岛上的树皮布制作工具是否有着从石拍到木拍的发展过程，这些仍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但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让我们更加的相信，石拍是用于制作树皮布而非制陶工具。早在20世纪40年代鹿野忠雄就指出，一些石拍的重量太重，不适用于拍印陶器的花纹。持有石拍制作树皮布说的学者们都一致认为，石质的拍相当重，如果以之猛力拍打陶坯会致使陶坯的变形，不利于陶器的烧造。况且，拍印纹饰也无需选用如此沉重的工具，也没有必要设计石拍的装柄设施。但是，现在我们不光发现重量重的石拍标本，也发现了重量轻的石拍标本。重量轻的石拍标本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持有制陶说观点的学者指出这些器物很轻，不适合用于拍打树皮布。
面对此情况，香港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的邓聪研究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在东南亚大陆岛屿、美洲及非洲民族学资料都显示，树皮布拍打的进行，配合了一套多重工具拍打组合的工序，先重后轻是他们使用树皮布拍的习惯。kingsley roth在斐济viti levu岛上所见navatusila居民使用不同轻重的棍棒型木拍拍制树皮布。其程序是先以较重型的木拍拍打，紧接改用较轻型的木拍拍打，随后再一次用重型的木拍拍打。 这种不同重量工具的组合用在树皮布的制作上更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重量差异的石拍。出土不同的石拍有着不同的功能，这也就反驳了有些学者认为重量轻的石拍不适用于拍打树皮布。
虽然，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石拍与树皮布的关系密切，但我个人觉得，也许石拍开始时也与陶器有过亲密的接触。处于原始社会早期的人们头脑还未发达，思维也比较简单，他们为求生存所采用的工具皆来自身边，俯拾皆得的自然物。当时，他们还没能掌握火与土的艺术，生活工具的加工仅仅是简单的加工，无繁琐复杂的工序。因为他们自身因素的制约，加上石质材料遍布他们生存的世界，所以出现了一个石器文化时期。按照这样看来，可能人类文化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个木器文化时期或者是木石器文化时期，因为木质材料的来源与石质材料一样简单，只不过木质材料不如石质材料那般易于保存，经过岁月冲刷早已腐朽、消失了。 居然原始社会人们的使用工具源于自然界容易寻找到的木质、石质材料，那么在人类开始懂得用火焙烧黏土时，为了能让陶器更加坚固，自然而然的便想到用木拍或石拍来修整器壁。石头与木头在自然界中实在是太普遍了。试想可知，当人们制作陶器时，器壁歪斜，为使器壁正直稳固，很容易让他们捡起眼睑底下的石器、木器用来修整陶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石器、木器来得更直接、更容易、更方便。在那个时候，人们的使用工具一般是人们眼光容易接触到的东西。例如，世界各民族使用金属的历史普遍都是铜器先于铁器；在地球上，铁的含量远比铜多，为什么是铜器文化比铁器文化早。那是因为在自然界中铜矿原料比铁矿原料更易于发现。自然界存在的天然铜有显目的色彩和光泽，而自然界却没有天然铁，即使有一些罕见、从外太空飞入地球的陨铁，但是它的外观像石头，而且质地坚硬，在那个时期很难通过锻打或熔铸它成型。因此，铁不如铜那样引人注目。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木器、石器、铜器容易被人认识而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随着人们思维的不断发展，制造的工具从质地至造型也在不断的变化。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逐渐的认识到木拍、陶拍较石拍更能用于制陶而放弃了石拍。
（三） 石拍的断代
现今尽管能够证实海南出土的石拍与树皮布的关系，但要对此些石拍具体的断代实属不易。
海南岛的石拍出土地点均是黎人生活区，而黎人的原始生活方式延续期特别长，即解放前后这段时间还有的地区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现在，黎人还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陶。所以，它有着与中原不同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使我们对出土于海南岛的原始社会石拍、陶器等器物的断代产生了困难。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让我们不能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器物就断定其有几千年的历史，否则便很容易得出失之过简因而事实上是错误的解释。
有的学者按邓聪研究员推测树皮布石拍的传播路线：南中国—中南半岛—菲律宾—台湾，做出海南出土的石拍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测，广西邕宁顶狮山人与海南新石器早期活动于今黎族聚居地的人，可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如果就石拍而论，云南树皮布石拍年代在距今3500—4000年之间。海南岛石拍的年代据此可以有着落。” 他认为，这一发现将证明黎人在海南岛的繁衍生息超过了5000年。
做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邓聪研究员推测的这条传播途径是否合乎事实。树皮布石拍首先源自中国，有些国外学者并不同意。这样的一条传播途径的出现是由于爱国心还是翔实的资料，但好像作者的语气也是未肯定的，他用了“推测”一词，由此看来作者还未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条传播路线是正确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树皮布石拍的滥觞问题。同一性质的东西在不同地区都曾出现，并不一定两地区之间相互就有联系，有可能两地区的人们同一时间发现同一质地的东西，并赋予相同的功能。人类都有思考的能力，在不断地实践中，不同地区、民族间对某一事物也许有同样的认识。邓聪研究员从他那个角度就树皮布石拍的原产地问题做出了纵向的解释，但这并不能排除横向的存在。
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罗森论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时说过：“简言之，是固有的成见阻碍了我们对业已显现的这种多样性的预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其历史和艺术也被看作单一而连贯的线性发展；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实讲述出一个相当不同的故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公元前三世纪末叶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这块大地上养育着许多不同的人群，他们是逐渐地（有点儿不情愿地）被带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单一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文化具有多样性，中国南方文化亦有多样性。它们之间并不总是能用一条线牵在一起，它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总是受到外部环境与因素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海南黎人的文化主要是受到广西、广东等地区越人文化的影响，而且海南黎人地区的文化是随着越人文化产生而产生的。他们列举了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纹身断发、干栏式建筑物、共同的图腾崇拜（蛇、蛙图腾崇拜）等。但不知他们是否发现，既然广西、广东等地区越人对黎人的文化产生这般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广西、广东地区越人使用的陶器身上有云雷纹、饕餮纹和一些复杂的组合纹饰，而在海南黎人居住区从未发现这样的纹饰，这又作何解释？他们能否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石器、陶器和青铜的制作技术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应用，说明了人类思维的共通性。如果只是仅仅按纵向去理解树皮布石拍文化，而不顾及树皮布石拍文化的横向性，有可能我们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海南岛内的原始居民使用树皮布的历史特别长，直到清代也有文献记载黎人“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虽然我们不知道黎人使用何质地的拍制作树皮布，但我们也不能割舍使用石拍的可能性。黎人居住区从先秦至明清属于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相当低下，他们制造的石器、陶器等生活用具较简单粗糙。他们的制造术与中原石器时代的一样落后，如果单单依据器型与中原或其他地区石器时代的器型相同或相似，便做出此器物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样我们就容易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
上述的那位学者就是用了此种方法，对海南岛出土的石拍做出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结论：“然而，就现在所能见到的几件器物，联系到环珠江口考古新发现的6000年前后丰富的石拍来看”可推测出黎族在海南岛生息繁衍超过5000年。
很明显，这位学者只是采用依据标准器的断代方法，对于两个不同文化区里出土的器物，仅用此方法断代，往往有误差，不够准确。
二 海南岛出土的瓮棺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坚信灵魂永不灭，死只是相对肉体而言，人的灵魂不会随着肉体的泯灭而消失。于是，归土后的世界被人们构思、设计出来，以便第二次的生活。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的权贵好像不愿意与他们生前的地位和财富告别，他们走进另一个世界时也要把象征权利与财富的贵重物品安置身边。如此，便区别他们与普通民众的不一性。殉葬品越昂贵，排列组合越复杂，说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等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同样享有生前的待遇。我们发现，墓葬中的陪葬品多是他们生前使用过的东西。根据墓里的物质遗存，我们可以推导出墓主人在尘世间和阴世间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设想的阴世生活与尘世生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有了这么一种灵魂不灭的思想，加上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差异，所以产生不尽相同的丧葬模式。这里，我主要通过在海南发现的瓮棺葬模式探讨其产生的年代、及其使用者的民族。
（一）葬具的类型
瓮棺墓在我国陕西宝鸡、西安半坡，河南洛阳湾、丹江沿岸、郑州大河村、江苏宜兴骆驼墩，安徽蒙城尉迟寺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战国的瓮棺墓在北京西郊一带也有出土。而汉代的瓮棺墓在东北辽阳市北郊、广东海康企水都有发现。
在海南岛发现的瓮棺墓葬有陵水军屯坡、三亚番岭坡等4处，葬具有陶瓮、陶甑、四耳陶罐3种，随葬品有琉璃、琥珀珠等。
瓮棺墓的结构（即葬具的组合）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是用两件陶器将口沿合并相套，但葬具的组合有所不同。有的用酱黄釉四耳硬陶罐与黄灰色夹砂粗陶釜相组合；有的用灰色四系硬陶罐与淡黄色四系软陶罐相组合；有的用灰色四系软陶罐与淡黄色夹砂粗陶釜相套；有的用灰色四系硬陶罐与黄灰色四系软陶罐相套合。
第二种是用三件陶器（中间的陶器底部被凿穿）相套而成。其中有用两件灰色夹砂粗陶釜与一件灰色四耳硬陶罐组合，夹在中间的为夹砂粗陶釜。有用一件黄色四系软陶罐、一件黄色夹砂粗陶釜、一件灰色四耳硬陶罐（中间的为黄色夹砂粗陶釜）相结合。有用两件灰色四系硬陶罐与一件淡黄色夹砂粗陶釜组合，夹在中间的系硬陶罐。有用三件淡黄色夹砂粗陶釜相套组合。
第三种是用三件灰色夹砂粗陶釜、一件灰色夹砂粗陶甑（其中釜、甑各一件凿穿底部）相组合。
最后一种的特点是用五件陶釜相套而成，其中三件底部凿穿。
（二） 瓮棺葬的功能
从瓮棺墓的长度来看，此些瓮棺多数是为小孩而设计的，在瓮棺墓内发现的小孩骨头、牙齿也证明了这一点。除埋葬小孩外，个别瓮棺也埋葬成年人。也许当时的人们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人的死只是灵魂与肉体的暂时分离，过段时间灵魂会重归肉体，死了的人这时又可以苏醒，再次投入原来的生活。因此，在灵魂出壳的这段时间里，特别要保护好躯体，不能让其受到点点伤害，以便灵魂再次回到肉体。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整个地区的人们的头脑。以瓮棺为葬具，不是尽人事,而是求永生与不朽。它的这种二元论观点跟西方的还有所区别，西方人认为人安息后，灵魂会飘离肉体进入天堂。但这种丧葬模式就小孩来说可能还有其特殊意义，在那个年龄段，小孩还不能离开母亲独自生活，为人母者不忍舍弃自己的骨肉，坚信孩儿过段时间便会复苏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把孩儿的肉体装进瓮棺里，以确保肉体不被他物损坏。受母子感情与来世生活观念的双重意义的支配，母亲不愿孩子离自己而去，期望仍能看到孩子苏醒后依偎在自己身旁，这一现象深刻体现了母爱精神。
在瓮棺葬墓里发现的葬具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不知道从尘世间的生活器皿转变为葬具有何特殊的宗教涵义，葬具的组合是否是某种族内规范所致还是随意性的？现在我们很难确切地弄清楚。即使对它进行诠释，也是个人主观的推测。所以说，想了解古代某一时期器物的生产工艺特点容易，但想清楚的知道制作或使用它们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很难了。
（三）瓮棺葬的断代
关于海南岛的瓮棺墓年代问题，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只能从葬具的造型、纹饰来断代。广东省博物馆的曾广亿研究员以广东出土的东汉陶器为标准器，与海南岛出土的葬具相比较，推论出海南岛瓮棺葬的葬具为东汉。
这一观点被行内人士广泛接受，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王静却做出不一样的解释，她认为海南瓮棺葬的年代应是战国至东汉。她在《海南岛的古墓葬》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这些陶釜、陶罐、陶甑等都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由此海南瓮棺葬的年代应为战国至东汉，并以东汉的居多。” 王静对她持有的这一观点在文中的论述太过于简单，她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海南岛瓮棺葬的葬具的年代是战国至东汉。运用古陶瓷鉴定知识来看，海南岛出土的瓮棺葬葬具也没有战国时期陶器的明显特点。其实，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关于海南岛的瓮棺葬年代问题早已有精辟的论述。他从葬具中的四耳罐上的纹饰特点，推断出其相应年代。他的理由是瓮棺墓中的四系罐，器身刻划的篦刻水波纹、弦纹、双线水波纹与斜方格纹等和广东地区常见的东汉陶器纹饰基本相同，瓮棺四系罐器表装饰旋压的两道至八道凹线弦纹，是广东东汉陶器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装饰；而且瓮棺内随葬的蓝色和红、蓝、白三彩琉璃珠是广东墓中常见的装饰品。
广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都属于同一个陶器文化圈，以广东雷州半岛地区的东汉陶器为标准器对海南岛的瓮棺葬葬具（即陶器）断代有较大的可信性，起码至今还没有找出比这更好的断代方法。
（四）瓮棺葬的所属民族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发现于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的瓮棺葬极可能是汉代的当地土著居民（骆越族或俚族）的一种葬俗。 但我们要证明这一观点关键是要找出此种葬俗的延续性，广东海康地区也出土宋代的彩绘瓮棺，只是瓮棺的造型、纹饰产生了变化，但我们仍可以看出宋代海康地区仍然存在瓮棺葬此种葬俗。但是，我们在雷州半岛似乎寻觅不着比汉代还要早的瓮棺葬遗址。在海南岛除这几处东汉的瓮棺葬葬具出土外，我们再也没发现各个时代与之类似的葬俗。这一事实让我们很难相信海南岛的瓮棺葬是本地土著黎族人的葬俗。宋代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有对黎族葬俗的描述：“其葬也，舁榇而行前一人以鸡子掷地，不破，即吉地也。” 后世文献多有相似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当时黎人并没有瓮棺葬的葬俗，至少我们现今在缺少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文献得出此结论，虽然文献也存在着谬误。大家都知道，在宋代，黎族地区还属于原始社会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仪式较前代来说应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且，黎族人对独木器有特别的感情，独木器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好伙伴，在他们死后葬具自然也就是独木棺了。这样，我们便对海南岛的瓮棺葬是汉代黎人的一种葬俗的观点产生质疑。
我们现在只要把目光放到瓮棺葬的出土地点，便会很快联想到它的出现与外来因素有关，他们出土的地点都是海南岛南部沿海一带。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测：瓮棺葬葬俗是随着外岛人迁徙海南岛而出现的，并非是当地土著的葬俗。中原地区早在几千年前便有瓮棺葬的葬俗，会不会是中原人的南下把此葬俗带到岭南地区，然后再传入海南岛。虽然当时的造船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横渡海峡，但因为指南针还未发明，加上不能驾御自然气候，很可能南下渡海途中被海风吹到海南岛南岸，在那里登岛安居。
秦汉以降，中原人南下把更多的中原文化带入岭南，“入土为安”的基本观念在岭南占了上风，土葬变成岭南葬法的主流。1974，广东海康企水公社中学附近出土成人瓮棺；1978年，海南的陵水、三亚交界的军屯坡、番岭坡也发现了瓮棺墓。这些都是属于土葬的形式，是当时土葬观念的具体表现。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始皇为了开拓疆土，发兵征伐南越，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方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并征发“罪人”“赘婿”以及商人共约五十万人防卫于五岭，“使与百越杂处”。这五十万人在南迁五岭时，有些人有可能继续南下到达海南岛。西汉武帝时，南越宰相吕嘉叛逆，杀害南越王赵兴及其母后，另立赵建德为南越王，不愿归顺汉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封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又封原降汉的越人归义侯郑严和田甲二人分别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又派越人驰义候何遗率领夜郎兵，分别从数路向叛贼吕嘉进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派去征讨吕嘉的士兵有的被派去驻守海南岛。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12年），汉光武帝封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对交趾乱贼进行征讨，在南征期间，也有随征者驻足于海南岛。明《正德琼台志》卷33记载：“（马援）抚定珠崖立城郭，置井邑，立珠崖县。”马援为了开发建设海南岛，把一部分随军南征的士兵留守海南岛是极有可能的。
在征伐南越或交趾的士兵和被征发于五岭的“罪人”当中可能不乏有使用瓮棺葬的少数民族的人，当他们南迁岭南，也把他们的葬俗带到了岭南。但在海南岛发现的瓮棺葬葬俗有可能是马援将军的部队征伐交趾后，在归途中一些小型战船因浓雾氤氲和海风侵袭，迫使他们来到海南岛的南岸，在这些士兵中不乏有骆越族的，久经沙场的士兵厌倦了戎马生活，一旦踏上海南岛，便立刻投入新的生活。从地理位置去分析，这种存在也是合乎情理的。
海南文化是多元性的，我们应从多个角度去审视。
三 总结
海南岛慈祥温顺的秉性，广纳异地文化，与自身文化相互融合，使异域之文化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非抵牾的共同发展。因海南海纳百川的性格，以致在海南显现出土生土长的文化并未明显。它已是各地区文化杂糅在一起的产物，正是由于它自身土著文化的不纯，导致了研究海南早期历史文化的难度系数增大，每一个研究成果都可以因考古新发现而被刷新。这就如同新疆天山地区的石人断代，随着不断考古的新发现，石人的年代从隋唐一直上推至战国，但这也只是现阶段的研究成果。用研究秘鲁纳斯卡线条的学者话说，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它真正的答案。
有人认为，海南的文化是移民的文化，此观点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有点以偏概全，它否认了海南有其自身文化存在的可能性。照他们的观点去理解，海南本是一片荒漠，文化之所以在海南岛上扎根、驻足是因为移民的到来，这种文化观不知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现在，考古的发现已证明早在1万多年前，海南就存在旧石器晚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亚荔枝沟落笔洞原始文化遗址。而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至今已发现254处，包括遗址和石器出土。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的相似，其文化内涵与广西、广东地区同时期遗址的文化内涵极其相似，考古学家们把它们划为“岭南石器文化系统”。
有的学者根据海南与越人地区文化的类似性，拟制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途径。海南的文化是因越人的南迁而生，这就好像我们发现某一原始图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时，总喜欢称之为所属民族的图腾。这已衍变成一个公式；至少，在他们眼中，这是解决问题简便的办法。
不可否认，海南的文化与百越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抹擦掉自身所应有文化内涵。它与各地区、民族一样，因生产、生活的需要，而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广纳百川，自身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后相融合，所以当今在海南岛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这般复杂的文化现象。目前，对海南固有文化的考察研究，由于历史原因，所进行的发掘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成果并不丰硕，有待于学者们今后的努力。
参考文献
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1982年．
（日）小叶田淳、张迅齐译．海南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
蔡希勤．中国墓葬文化．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
申家仁．岭南陶瓷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周嘉华．文物与化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英）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海南省博物馆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未出版）．
江畲经．历代小说笔记选．宋·第三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海南民族研究所编．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一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邓聪．从二重证据法论史前石拍的功能．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厦门出版社，2004年．
（越）何文 晋．关于冯原文化遗址中的一些所谓“石拍”．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厦门出版社，2004年．
周伟民．海南岛黎族聚居地树皮布石拍的文化价值．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厦门出版社，2004年．
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墓发掘考略．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二辑，广东省博物馆主编，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社，1989年．
王静．海南岛的古墓葬．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厦门出版社，2004年．
杨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记．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二辑，广东省博物馆主编，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社，1989年．
（泰）amara srisuchat．泰国的树皮布石拍．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厦门出版社，2004年．
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