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躍進人口損失巨大 事後如何過關
核心提示：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李井泉在完成國家徵購任務方面十分顧全大局，在中央天天為糧食心急如焚、無糧救急的日子裏，他對於中央派給四川的徵購任務，雖然也有不情願的時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關這一點頗受中央讚賞。也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表揚四川「是上調糧食表現得最積極的，這幾年把四川這樣一個出商品糧最多的省調虧了」。而四川非正常死亡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調糧食太多。來源：鳳凰網 本文摘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作者：張素華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這裡需要略加詳細記述的，是Dang Siu-Ping所在的四川組。
四川，按人口計算是中國最大的一個省，達7000多萬。出席七千人大會的同志達400多人，是福建的兩倍多，也是全國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個重災省：1960年和1961年全國人口連續兩年呈下降趨勢，而四川，則是1958年至1961年連續4年下降；全國兩年凈減少人口1350萬，四川4年則凈減人口622萬。多麼觸目驚心的數字！就絕對數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四川卻不在全國重災省的名單之內。這大概也是曾希聖不服的一個原因。其中情況，確實有些複雜。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江西臨川人，參加過長征。自抗日戰爭到全國解放，一直在晉綏一帶開展工作。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Dang Siu-Ping、賀龍等一起進軍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從1952年起，他就任CCP四川省委書記、第一書記。1955年合作化時，李井泉還比較冷靜一些，他表現得有點從容不迫，四川實現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毛澤東曾表揚他，這「不是也蠻好嘛！」但「大躍進」期間，李井泉則比較積極，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頗受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的賞識。1958年，李井泉晉陞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61年，又晉陞為CCP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然而，這次七千人大會上，就在劉少奇發表大會講話前後，中央卻收到一封來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中反映的情況引起了中央的重視，信中說：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個幹部，第一次到北京來參加會議，來的時候抱著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裏的話都說出來，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現在，會已開了十幾天，看起來，這個希望是不能實現了。
中央提倡說老實話，所以我想寫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況反映到中央。
這次開會，頭幾次叫我們體會文件精神，不聯繫實際。後來允許聯繫實際了，但又叫各人聯繫個人的，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這幾天有人給省委提了點意見，又說發言要端正，於是又像在四川開會一樣，大家坐在那裏磨時間。不許講話，不許講批評省委的話，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領導這次會議的方針，這不過是李井泉鬧分散主義的一個表現罷了。
這封信還說：在四川工作的幹部，上上下下不敢講話，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接著，他舉出一些具體事例，陳述了李井泉的錯誤。這些錯誤是：毛主席的六條指示，四川省委不準傳達，不準貫徹，叫下邊從積極方面理解；中央關於自留地、私人養豬的指示，四川省委頂住沒有執行；中央關於甄別幹部的指示不執行；中央關於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的文件，沒有發到縣，不許縣裏試點，現在中央做了決定，又規定一個公社保留一個大隊不變；最近中央指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擊投機倒把、貪污盜竊活動」等等。
從這封信所反映的資訊來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後，不但缺乏積極主動糾「左」的意識，而且在中央有了糾「左」的指示後，還大打折扣。恐怕這也是四川連續四年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來到北京開會，大家一起總結經驗教訓，李井泉還不放開讓大家講話，怎麼能不叫四川同志的氣越來越大呢？匿名信的出現，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可以認為，正是因為有了這封信，在開「出氣會」時，Dang Siu-Ping才來到四川組了解情況。至於為什麼派Dang Siu-Ping來，可能因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對四川的情況比較熟悉。
1月29日，當毛澤東宣佈延長會期，號召發揚民主，開「出氣會」，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時，四川的同志很高興。第二天下午，當毛澤東在大會上警告一些省委書記，不讓人講話，難免自己會垮臺，會「霸王別姬」，什麼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時，李井泉的反映比較敏銳，立刻感到巨大的壓力。會後他找到四川省長李大章說：主席這次講話，主要是對我們四川講的。由此可見李井泉是很緊張的！四川的問題那麼多，他又怎麼能夠不緊張呢？
李井泉明白這幾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聲載道，不少同志對他很有意見，作為省委第一書記，他責任重大。在毛澤東沒有講話之前，他可以捂著蓋子不讓人講，在毛澤東講話之後，繼續捂著顯然是不行了。這一關看來是比較難過。
李井泉採取的辦法是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努力在全省幹部面前檢討，爭取過關。凡檢舉信中談到的問題，他在檢討時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脫不掉責任，如中央的糾「左」指示沒有貫徹，或者貫徹得不積極，壓制群眾意見等等，但有些事情也並不全是他的問題，如調糧太多，卻又不能推給中央，因此他的檢討也就顯得很不深刻，致使與會大多數同志更加不滿，紛紛提出批評。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檢討，說到動情處，還流了眼淚。當時的氣氛是一片聲討聲，人們不肯放過他。
在這樣的時刻，Dang Siu-Ping做了什麼，講了什麼，至今尚沒有看到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內容。據東夫在《川西「大躍進」紀實》一書講述，是Dang Siu-Ping出來幫助李井泉解了圍。Dang Siu-Ping說：「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檢討了，省委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賬不能都算到某一級頭上。」具體Dang Siu-Ping是怎麼講的，無法確證，但從李井泉沒有被免職，也沒有受到處分這樣的結果來看，Dang Siu-Ping可能講了上述一些話。所以會議的後期由集中批評李井泉，轉為大家紛紛做自我批評。說到自己的責任，想到那些死去的鄉親，有的同志也是泣不成聲。
人們不禁要問，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損失，李井泉為什麼沒有被追究責任呢？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李井泉在完成國家徵購任務方面十分顧全大局，在中央天天為糧食心急如焚、無糧救急的日子裏，他對於中央派給四川的徵購任務，雖然也有不情願的時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關這一點頗受中央讚賞。也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表揚四川「是上調糧食表現得最積極的，這幾年把四川這樣一個出商品糧最多的省調虧了」。而四川非正常死亡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調糧食太多。
不過李井泉因為交了過頭糧留下的慘痛教訓，也使毛澤東很難忘懷。1962年當毛澤東得知四川可能增產糧食50億斤時，他告誡李井泉：「你們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樣多！」1965年，在李井泉彙報四川糧食產量並談到向中央調撥糧食時，毛澤東又說李井泉：「只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公有私。」言外之意在照顧好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支援國家建設方面，他沒有兼顧好，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關係。不過，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這種批評是十分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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