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權利。」開除劉少奇党籍時 唯一沒舉手的人是誰
http://www.stnn.cc:82/gate/big5/history.stnn.cc/reveal/201005/W020100531534395216505.jpg提起陳少敏，知道的人並不多，但要是提起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劉少奇與陳少敏有什麼牽連呢？
一、陳少敏是唯一一位沒有舉手同意 開除劉少奇党籍的人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各省市負責人、軍隊的代表及紅衛兵領袖計132人。會議有一個議程，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會上最後表決「永遠開除」劉少奇党籍的決議。當時的表決方式是舉手，有131人都舉手錶示贊成這個提案，只有一個人沒有舉手，這個人就是陳少敏。
有人說時事造英雄，戰爭年代，槍林彈雨，多少英雄前赴後繼，英雄輩出，陳少敏就是戰爭年代英雄中的一員。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沙場上，她是一員傑出的女將，中原解放區的開拓者之一。毛澤東曾稱讚她是「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儘管「洪流」滾滾，卻沒有將當年錚錚鐵骨的陳少敏造就成英雄。晚年的陳少敏儘管年老體弱，但還是保持一身錚錚鐵骨，一身正氣，令中國的男人們汗顏。當人們說起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激動地說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說她當時不投這一票是「相當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氣」，胡耀邦提到的陳大姐，就是陳少敏。
事後有人記載，在党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當代表們齊刷刷的手臂舉起來表示通過時，只有陳少敏趴在桌上，用莊嚴的右手捂住左胸，用這種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鮮明的態度。第二天當套紅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首都大報都刊登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全國的宣傳機器宣傳「一致通過」的時候，就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裏，有一位像農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戰士，用手中的拐杖敲著地，對來探望她的老同志說:「一致個屁，我就沒有舉手！」她就是陳少敏。
當時，陳少敏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還是周總理點的將。在那個寒冷的北風襲擊著京城，陳少敏是帶著病拄著柺棍參加党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她患有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關節炎、腎臟嚴重下垂，腿腳已經很不利落。按照醫生的「判決」，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那年她才66歲。
當時的環境、當時的氣氛，是不容許人們有不同意見的。也許，此時的陳少敏已經做好了最後的準備：人生七十古來稀，快70的人了，他們還會把自己怎麼樣？也許，是她「心底無私天地寬」，把一生交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來去無牽掛，所以才敢有如此舉動。事後人們說：也只有她，才敢不舉手。
當年大紅大紫的康生陰沉著臉找到陳少敏問：「你為什麼不舉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會期間，他們也曾有交鋒。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回答說:「這是我的權利。」聲音雖然不高，卻足以令人震撼了。陳少敏，一個瘦弱女子，面對淫威，在真理、良知與個人權力、利益發生衝突時，她不顧個人安危毅然選擇了真理與良知。
康生一夥人說陳少敏：「你這個人，連鄉下老太婆的覺悟都沒有哩！農村老太婆的覺悟都比你高！」
而熟悉陳少敏的人都說：「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會上敢投反對票，是由她的政治責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獨特的個性所決定的。」
有人認為：陳少敏敢講真話，是因為她資格老，沒有人敢惹她。
有人則認為：她沒有家庭、沒有兒女，一切都無所謂……
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夠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說，她之所以那麼做，是由於她的責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獨特的個性決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歷史，就會覺得她那麼做是很自然的。
搞黨史的人都知道，陳少敏是我們黨內長期負責一個地區全面工作的女領導幹部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屬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僅有3位女委員，她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鄧穎超和蔡暢。
二、陳少敏沒有丈夫沒有兒女 卻有母愛柔情
陳少敏沒有丈夫、沒有兒女，但她卻有母愛柔情，有一腔正義的熱血。
陳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東壽光縣孫家集鎮范于村。她原名孫肇修，參加革命後才改名叫陳少敏。
陳少敏父親曾于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後一邊租田耕種，一邊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後，陳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于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20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
陳少敏不是終生未嫁，也不是人們傳說的花木蘭式的人物。陳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國楨。任國楨是我黨早期的革命領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於遼寧丹東，原名任鴻錫，曾用名任國藩。1918年入北京大學俄文係預科。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任CCP奉天支部書記、哈爾濱《東北早報》編輯。1928年9月，任CCP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1929年任CCP滿洲省委委員、候補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進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1930年2月，CCP山東省委因出現叛徒連遭破壞，幾位主要領導人均被捕，省委機關也由濟南轉移到青島，故CCP中央派任國楨到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著手恢復党的組織。3月中旬，任國楨到達青島後，首先要租間房子，作為省委秘密辦公機關。但當時招貼租房啟事都寫著「沒眷屬不租」的字樣，當時尚未結婚的任國楨，自然沒有眷屬，房子也就租不成了。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為了掩護新來的省委書記，組織上便派陳少敏到任國楨身邊，假扮夫妻，協助工作。陳少敏當時在打蛋廠當工人，白天在廠裏上班，晚上陪著任國楨外出從事秘密活動。後來這一對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侶。任國楨和妻子陳少敏的家在青島陵陽路，他們的家就是山東省委的辦公地址。CCP山東省委成立的時候，正逢青島人力車行的工人因車行把租車費一提再提，工人無法生活，1000多工人罷工到市政府去請願。為了深入車行了解情況，正確領導車行工人的罷工運動，省委書記任國楨化裝成人力車工人，租了一輛人力車，到車站、碼頭去接觸人力車夫。任國楨因攬客不在行，頭一天拉著空車跑了一天，沒拉到一個客人。
任國楨怕總拉不著客引起特務的懷疑，晚上便與陳少敏商量：「不拉客就無法接觸人力車夫，光拉空車又會引起特務的懷疑，明天你坐車我拉車，結婚時你連轎都沒坐上，這回給你補上。」說著，兩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書記真的拉著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車中東跑西跑，借機向人力車工人了解情況。任國楨因身體不好，沒跑多長時間，便累得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陳少敏坐在車上心疼，幾次要下車拉任國楨，剛要下車，任國楨便嚴肅地說：「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車的，老老實實坐在上頭。」陳少敏只好坐在車上不動，心裏卻急得很，怕累壞了丈夫。
很快，山東党的組織就得到了恢復。任國楨到山東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陳少敏和任國楨一同調往北平。這時，陳少敏已懷有身孕，因沒有固定收入，生活極度困難，靠在街頭巷尾給人洗補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國楨被CCP北方局任命為CCP北平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委員。一個北平市委書記的夫人卻過著這樣艱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國楨被調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CCP唐山市委書記。10月9日，他以CCP河北省委特派員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於叛徒出賣，于山西特委秘書處（太原市典膳所8號）被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和叛徒的無恥指證下，他大義凜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閻錫山殺害，年僅33歲。
任國楨犧牲時因陳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對她保密，女兒生下來以後才告訴她，她當時很悲痛，她帶著孩子怎麼工作，於是她帶著8個月的女兒回老家，交給她母親，她又回到天津一帶，繼續幹工作。結果，過了七八個月家裏來信說，她女兒一歲半時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間，陳少敏忍受了喪夫失女的悲痛，堅持跟著党走，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陳少敏有始至終沒有忘記任國楨，直到晚年，陳少敏還把任國楨的照片挂在臥室內，讓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從心底裏想念他。
任國楨犧牲後，1932年陳少敏任CCP天津市委秘書長，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獲釋。3月調任CCP唐山市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1月在天津負責主辦CCP河北省委的刊物《實話報》。9月以河北省委婦女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到冀魯豫和冀南特委幫助開展婦女工作。1935年5月任CCP冀魯豫特委組織部部長，後任特委副書記。
三、陳少敏履歷
1937年，陳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學習時，同班的原湘鄂贛省委書記涂正坤的妻子在長征途中遇敵人包圍生死不明，二人在經歷相似的情況下有了感情，結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妻突然來信，說自己從敵人大屠殺的死人堆裏爬了出來。涂正坤接到消息後感到很為難，已經跟陳少敏結婚了，陳大姐人這麼好，大家都知道，現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涂正坤處在兩難的地步，不知怎麼處理。這時的陳少敏雖然愛著涂正坤，但她是党的高級幹部，歷來處理問題顧全大局，就跟涂正坤講：「老涂，咱倆趕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邊去。我們倆夫妻做不成，還是革命同志嘛。」涂正坤還有點拿不定主意，她就說他：「你不要搞錯呀，我不是在情人懷抱長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懷抱長大的，我能承擔這個壓力，沒關係的，不能因為我破壞了你們原先的夫妻。」說話辦事雷厲風行的陳少敏三言兩語就將涂正坤的顧慮打消了。當帶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回到集體宿舍後，看到涂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陳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淚才奪眶而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時許,駐平江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所部策劃反共事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涂正坤在這次慘案中壯烈犧牲，時年42歲。
經過兩次婚姻經歷，儘管陳少敏身居要職，身邊不乏有上級、下級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沒找到稱心的伴侶，直至病世。
從陳少敏簡單的簡歷中，我們也能看到她成長的足跡：
1937年11月，陳少敏離開延安到南昌，任CCP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和團結廣大婦女奮起抗日，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調任CCP河南省洛陽特委書記，7月任CCP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9年同李先念率領小部隊，先後到達鄂中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任CCP鄂中區委書記兼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政治委員。
1940年1月改任CCP豫鄂邊區党委書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她任副政治委員。
1943年1月任CCP豫鄂邊區党委副書記，為建立豫鄂邊區敵後党的組織、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中原敵後遊擊鬥爭，做出了很大成績。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主持一個地區全面工作和直接領導武裝鬥爭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0月後任CCP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
1946年擔任CCP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中原局常委）時，國民党反動派調集30萬軍隊，將中原部隊6萬人包圍在鄂東宣化店地區。中原局根據中央決定分三路突圍。當時隊伍裏有2000多名地方幹部，她提出「沿途化裝，疏散不直接參加作戰的幹部，以減輕部隊的壓力」這一關鍵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 1949年6月調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57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党組副書記。1965年1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77年12月14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延伸閱讀——
毛澤東最後召見劉少奇：平平腿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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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劉少奇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罷免我是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來源：文匯讀書週報 摘自：《我的父親劉少奇》）
作為一個由全國人大選舉出的共和國主席，卻連自己的申辯權也被剝奪。《我的父親劉少奇》(修訂版)由劉少奇女兒劉愛琴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從後代親屬的獨特視角，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劉少奇工作和生活情況。沒有人能比站在偉人身邊的他們更近距離、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劉少奇」的活動已蔓延全國，批判、鬥爭我父親的趨勢愈演愈烈，輿論已經形成，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策劃也步步加緊。
1月13日，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接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談話。
一見面，毛澤東就問我父親:「平平的腿好了嗎？」這顯然是指1月6日設圈套抓光美媽媽開頭的那個情節。從此也可以得知，毛澤東對這件事或真或假也是知道的。
我父親如實回答道:「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個騙局。」
然後就轉入了正題。我父親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已不適宜再擔任領導職務。提出: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党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党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對我父親提出的兩點意見，沉思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建議我父親讀幾本書，他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就在毛澤東同我父親談話後的幾天，家裏就被強行拆下電話，斷絕了我父親與外界的一切聯繫。
事態發展很快急劇惡化，到3月毛澤東的態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澤東、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把運動中揭發劉少奇歷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並指定由康生負責這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給林彪、「四人幫」篡党奪權，殘害我父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父親從弟弟妹妹買回的小報中看到張春橋等人說我父親曾經吹捧電影《清宮秘史》，還自稱「紅色買辦」。
我父親感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信號，背後藏有殺機。3月28日當天就給毛主席寫信，駁斥張春橋等人在電影《清宮秘史》評價問題上的造謠誣衊，以澄清事實真相:「我看過《清宮秘史》這個影片，記得是在毛主席處開會回來，在春耦齋看的，看時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後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總理周恩來同志，似乎還有胡喬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們都沒有講什麼。」「我根本沒有《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種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講這個話。」我父親要求中央進行調查。
可是，這封信不僅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報紙一齊拋出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文章繼續散佈我父親讚揚《清宮秘史》的謊言，同時用所謂「八個為什麼」來肆意誣陷、攻擊我父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我父親讀到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一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党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父親越說越生氣，「我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 然而誰又聽他和理會他的要求呢？相反地，所謂「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先後很快在全國各地掀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所有的人都不能為他說一句公正話，誰要敢於表示不同意見，其後果就是「反革命」。
4月14日，我父親針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麼」交出一份答辯材料，有力地批駁了戚本禹所謂「八個為什麼」。工作人員將其抄成大字報在中南海貼出，但幾小時後就被撕成碎片。他的申辯權也被剝奪了。
鬥爭愈演愈烈，到處揪鬥「走資派」、「反動權威」、「大小赫魯曉夫」、各種「反革命」以及「保皇派」……對我父親的批判、鬥爭也就更加頻繁，各種造謠誣陷的污水傾盆潑來。有些地方已經發生武鬥，生產被破壞，法制遭踐踏。 我父親非常氣憤，他說:「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
他說:「在我主持中央工作幾十年裏，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有，但沒反過。工作錯誤有，但都是嚴格遵守党的原則的，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鬥群眾的情況還要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這麼多幹部被打倒了，將來的工作誰去搞？生產誰來抓？」
我父親神情嚴肅地望著家人，語氣堅定地說:「有人要逼我當反革命，可我問心無愧地說，不論過去和現在，就是將來也永遠不反毛主席，永遠不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個革命者，生為革命，死也永遠為共產主義事業，一心不變。」
我父親對我們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裏，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洲，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父親已經清楚了，林彪、「四人幫」一定要把他置於死地而後快不可，也作了最壞的準備。但重大的打擊，比父親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殘酷。 江青、陳伯達、康生在毛澤東離京後，加緊組織群眾批鬥我父親和Dang Siu-Ping，並決定同時抄家，批鬥後對我父親和光美媽媽分別「監護」。我父親已有預感，對光美媽媽發出內心深處的堅定信念:「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父親儘管也知道他的抗爭在當時是無用的，但他仍要維護法律的尊嚴。他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抗議說: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罷免我是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規定了每一個公民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都要受到保障，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 8月8日，我父親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進一步表明瞭自己的政治態度:「當我看到說我的目的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陰謀篡党篡國』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我想的都是同這些相反。」「我沒有在党內組織任何派別，沒有在党內進行任何非法的組織活動。」
信中正式提出:「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免除我黨內黨外的一切職務。」並明確寫道，「我已失去自由。」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媽媽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趕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學校接受批判審查，家裏只剩下父親這位積勞成疾、病魔纏身而又被打傷難以行動的孤獨老人。
沒過多長時間，幾個看守又搜查了我父親的房間，命令我父親把皮帶解下來。父親感到這是對他極大的污辱，提出嚴厲的抗議，可幾隻粗壯的手硬把我父親捺倒在地，強行抽走他的皮帶。父親趴在床上，氣得渾身顫抖，半天爬不起來。
父親被他們折磨得時常徹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親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傷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戰爭中留下傷殘，此時一遭扭打舊傷復發，頻頻顫抖，每天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吃飯時飯也送不進嘴裏，弄得滿臉滿身的湯菜飯粒。
每天他拖著傷腿被押往食堂吃飯時，短短三十幾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鐘，卻沒有一個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親吃的飯菜是很差的，經常是剩飯、餿飯，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復發且加重。
父親只有七顆牙了，但主食經常是硬窩頭，他很難嚼動。
1968年夏天，我父親發高燒，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並發癥，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
上面得知後，通知醫生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掉，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要留個活靶子。」這才對我父親進行搶救，醫生提出監護、住院治療，被拒絕了；請求摘掉室內挂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減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絕了。只是給他留一口氣「接受審判」，這是多麼殘忍呀！
1968年10月31日CCP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可是在一段時間內不通知我父親，單單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親70歲生日的那一天，才讓我父親知道。可見「四人幫」的用心何其毒也。
當我父親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心頭的悲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多種疾病，一起爆發了——血壓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驟然高達40℃。
林彪戰備第一號命令下達後，將我父親用軍用飛機押送到河南開封，被關押在過去國民黨政權「金城銀行」的金庫。
我父親在開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淩晨6時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遺體就地火化。
開封的執行者立即將我父親的遺體抬上一輛嘎司六九軍用吉普車，車身容不下我父親那高大的身軀，小腿和腳都露在外面，就這樣被迅速地送到開封城東南的火化場。我父親離開這個世界時沒有通知一個親人為他送行。這就是一個共和國主席的遭遇。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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