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楊銀祿回憶：江青生活作風嚴肅守規矩(圖)

外外星人 發表於 2010-5-14 17:01:19

消息來源: 文史精華 20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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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 alt="" src="http://www.24inf.com/infooo/201005/14/2619079_885046990.jpeg"> 
　　《文史精華》 2009年第11期（本文作者楊銀祿，曾長期擔任江青秘書） 
　　文章摘自《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作者：楊銀祿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10年,曾經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先后有30余人次,大家都認為江青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她的生活作風是嚴肅和守規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現她有任何不軌行為。 
　　一日生活如此過 
　　江青由于植物神經衰弱和多年養成的習慣,晚上難以正常入睡,她喜歡熬夜,用各種方法打發時光。她和常人的生活習慣正好翻了個個兒。 
　　就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開始說起吧。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后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柜上,然后慢慢地將厚絨布窗簾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后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后,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后,閱讀、閱批文件、看資料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里體味著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仿佛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興奮中常常夾帶著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后,她打鈴3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里,吃完藥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后,她再吃一次鎮靜藥,由護士攙扶到臥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后,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后,約上住在釣魚臺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后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有時還約上電影界的導演、攝影師、燈光、美術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教他們學習文化藝術。有時看外國原聲電影,就請去外語翻譯。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對電影尤為著迷,有時一連看兩三部電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復看。我們說:「江青看《紅菱艷》,百看不厭。」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號樓看上一部電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寬大的銀幕前才能使過去的時光重現。她看完電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樓睡覺。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后,洗澡、漱口、沖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藥。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柜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凌晨4時左右,江青帶著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江青實在難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員都要向江青問候、「請安」。起床時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傷了心臟,要護士輕輕地把她托起。從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貼身短褲,都要由護士給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給她報風向、風力、天氣溫度,我們能從每天的天氣預報中讀到江青臉上的陰晴圓缺。 
　　給江青穿鞋襪時,她連腳也懶得抬動一下,護士只好跪在地上給她穿。穿快了,她說護士動作粗野,搞得她緊張出汗,說對她沒有溫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說護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著急出汗,說是用軟刀子殺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覺之前,護士幫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襪脫掉,給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衛生間,駕著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給她洗澡。護士拿著洗澡用的噴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勻噴灑。水溫不涼不熱,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閉著眼睛盡情沉浸在溫水滋潤肌膚所帶來的快樂中,彷佛這輕輕的流水能沖刷她一天的煩擾與憂愁。 
　　洗完澡,她不在衛生間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邊特制的馬桶椅子上。她怕馬桶椅子東倒西歪,叫人把4條腿固定在地板上;還怕馬桶椅子的座墊、靠背、扶手硬,坐著不舒服,就叫葉群和邱會作帶上裁縫師傅用塑料泡膜包起來。 
　　江青喜歡吃既清淡又有營養的飯菜。炒菜、燒湯不喜歡用骨肉湯,也不喜歡放味精。她說,骨頭湯里膽固醇高,味精是化學制品,有有害物質。但是,她喜歡菜里湯里有骨頭湯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雞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她說蛋黃里有膽固醇。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只吃中間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說母螃蟹膽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剝去皮,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飯菜的溫度要求適度,既不能燙嘴,又不能不熱。她不但喜歡吃中餐,還喜歡吃西餐,喜歡吃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式的點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涼,也不能燙。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溫稍微高一點,就說護士故意燙她,用力把水杯摔個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溫度,把蘋果切成長條,泡在溫水里,浸泡得溫度適度時,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樣式各異,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長的、短的、中的、單的、夾的、棉的、便衣和軍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沒有高級的。她的內衣更多,因為她好出虛汗,只要身上覺得稍有汗漬就要求立即更換,每天要換幾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換內衣時,也是夠難的,護士幫她脫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時用力輕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條,都要舊的、很松軟的。江青無論走到哪里,護士總是背著一個大挎包,里面裝的全是準備更換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她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別,就非常羨慕。有一次,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江青特意叫服裝研究部門仿照「唐三彩」為她趕制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云頭鞋;還叫有關單位給她特制了3種樣式的假發,但她沒有戴過。 
　　江青的住房寬敞,設施齊全,有大臥室、大辦公室、大衛生間、大客廳、大餐廳,還有大放映室、大娛樂室。不論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內,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室內凡是她能活動的地方,都鋪上地毯,連衛生間都鋪滿地毯。她說:「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會摔壞。」 
　　江青住室、辦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層的,窗簾是3層的(紗簾、綢簾和厚絨簾)。室內的墻壁、屋頂、窗簾、燈光、地毯以及各種家具顏色,都有一種柔和的感覺。住所內經常用紫外線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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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確有病,是個極敏感的人,感情纖細而脆弱,這樣的人禁忌似乎特別多。但對她一生來說,有4樣東西她特別敏感,人們發現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風 
　　「風」對于江青來說太可怕了。她經常對工作人員講:「室內的風可厲害了,針大的孔,斗大的風,風對我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軟刀子還是一把硬刀子,你們是知道的。你們如果不能給我解決風的問題,就是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就是對我沒有階級感情。」 
　　江青居住在釣魚臺國賓館,房子堅固、寬敞、嚴密;窗子原本安裝雙層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樓安裝了兩層玻璃;通往她的臥室、辦公室有兩道密封門。她在臥室、辦公室或餐廳、會客廳時,把門窗都關嚴,3層窗簾全拉上,可有時她還說有「賊風」。她每次喊有「賊風」的時候,就坐臥不寧,臉上露出焦灼和沮喪的神情,她命令我們立即找風源,堵「賊孔」。如果找不到風源「賊孔」,她說我們對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時她別出心裁地叫我們點著一支香煙,睜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細觀察煙往哪個方向飄動,如果往北飄動,她就說風源在南邊;如果往東飄動,她就說風源在西邊,叫我們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煙筆直地往上飄動,可以證明沒有風,這個時候如果還感覺有風,她便睜開眼睛緊張地四處張望,突然冒出一句:「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覷,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護士周淑英查風源,周淑英用盡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找到風源,只好對她說:「你交給我們查風源的辦法都用了,也沒有找到風源。你今天身體是不是不舒服,本來沒有風,你感覺有風?」 
　　江青聽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對小周一陣痛罵,接著又隨手抄起一把銳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過去,幸虧小周躲閃得快,沒有被剪刀戳傷。還有一次,她叫護士趙柳恩找風源,沒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趙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無論是嚴寒的冬天,還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覺不適時,身上都穿得嚴嚴實實,頭上戴著帽子,脖子上圍上圍巾。甚至出樓門時,面朝里,背朝外,警衛員在她的身后,雙手扶著她的肩膀,引導她往后退著走。出樓門以后,再用毛巾捂著口鼻,緩緩轉過身去,低著頭,慢慢走,一輛小轎車緊跟在后,只要她一說有風,汽車趕快開過去,她立即鉆進汽車。 
　　人的感覺有時受精神的支配。要說江青怕風,怕得真夠水平的。但她不怕風的時候,可以站在風頭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島休養。18日,她來了游山玩水的興趣,要求乘坐魚雷快艇到西瑁島去玩兒。快艇從某軍港到西瑁島的途中,海風颼颼。江青為了拍攝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處。當時,快艇時速幾十海里,她還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點兒!再跑快點兒!」 
　　我們被海風吹得都站不穩了,受不了了,卻見江青迎風屹立在艇頂,一點兒事兒也沒有,既不打噴嚏,也不感冒,無比從容和坦然。上島后她還參觀了女民兵的火炮陣地。這個海島的女民兵連早在50年代,就因葉劍英元帥的題詞而聞名:「持槍南島最南方,苦練勤練固國防。不讓敵機敵艦逞,目標發現即消亡。」女民兵們應江青的要求,還打了一陣火炮。 
　　二是怕聲 
　　噪聲難耐,誰也討厭。但江青怕聲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過釣魚臺國賓館的10號樓和11號樓,這兩座樓坐落在國賓館的中心區,東北距離大馬路甚遠,況且有15號樓和16號樓遮擋,幾乎聽不到汽車的聲音。西邊是玉淵潭公園。自從江青住進釣魚臺以后,這個公園就封園了,四周用鐵絲網圍了起來,并有警衛部隊把守。南邊既沒有居民居住,又沒有馬路。北邊的9號樓由張春橋、姚文元辦公和居住,他們都知道江青怕聲音,從沒有從樓內發出過聲響。這樣一個安靜優雅的環境,在北京城內是很難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邊已經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門都很嚴密,門縫、窗縫都用密封條貼得嚴嚴實實。即使是這樣好的環境和住所,她還總是覺得樓房內外有聲音。我總覺得她的耳朵對于聲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樣敏感,對隱隱約約、淅淅瀝瀝的細雨聲,風吹草動聲,樹枝竹葉的搖動聲,鳥鳴聲,她都聽得見,并且覺得「聲音太大啦,讓人恐懼!」有時她捂著兩只耳朵,閉著雙眼,緊皺眉頭,搖晃著腦袋,讓工作人員專門為她轟鳥、趕蟬、打樹葉、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鉆到屋里鳴叫,江青不干。因為室內到處是家具和地毯,房間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談何容易!我們只好硬著頭皮請求江青暫時挪個房間。江青依從了,工作人員便在有蟋蟀的房間噴灑極濃的敵敵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間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讓人恐懼的異味。通風通了很長時間異味才消散。 
　　江青怕聲音怕得最厲害的時候,對工作人員走路時鞋子在地毯上落地聲,衣服的摩擦聲,都極敏感。聲音讓她感到頭腦發漲,耳根發麻。于是我們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時兩條腿叉開,兩只胳膊抬起來,以免發出摩擦聲。我們在她旁邊,很少大聲呼吸,嗓子癢了,也強力地控制著不咳嗽,拿放東西時更是輕手輕腳。 
　　慢慢地,我們掌握了與江青說話時聲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語氣的輕重。 
　　奇怪的是,害怕聲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興的時候,多么大的聲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會見成千上萬「革命小將」的時候,紅衛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江青不但不怕從喇叭里發出來的震耳欲聾的聲音,而且高興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 
　　她幾次外出乘坐的專機是蘇聯制造的伊爾18型飛機,4個螺旋槳一齊轟鳴,她照樣打撲克和睡覺。坐火車時,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她一點兒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島到某高射炮陣地去視察,她拿著攝影機,命令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火,炮聲劃過寧靜的海島,震耳欲聾,她哈哈大笑地說:「真過癮,今天我可搶拍到了不少好鏡頭。」 
　　江青平時經常喊叫自己身體不好,這里疼那里癢,說什么植物神經紊亂啦,手腳發麻啦,出虛汗啦,腿軟啦。但是,她高興了,爬長城爬的速度很快,陪同人員都氣喘吁吁,可是她像沒有事似的。 
　　有一位同志去攙扶她,被她一把推開,對他說:「你干什么?去去去!我還沒有到七老八十的,你看我老了嗎?你一扶我,好像我到了人老珠黃的年齡了。我還沒有老。我今天到這里來,一是想放松一下,二是想鍛煉鍛煉身體,沒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體魄,怎么能和階級敵人斗?」 
　　那位出于好意的同志被江青不友好的言行弄得很尷尬,不好意思地走開了。 
　　江青爬到半高處,找了一塊平緩的地方,支起了她那高級進口照相機,選好景物,對好焦距,咔嚓咔嚓地拍個不停。在她擺弄相機的時候,我發現長城下邊的兩側三步一崗,兩步一哨,那是北京市委委托延慶縣委為保衛江青的安全專門布置的。 
　　江青游覽了長城以后,玩樂的興致仍未減弱,騎上馬來到公路上,準備前往十三陵繼續參觀游覽。 
　　北京市陪同江青游覽的領導同志對江青說:「從長城到十三陵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你是否坐汽車去?騎馬的話太累了。」 
　　江青看了看我們工作人員,意思是問那位領導講得對不對?我們幾位離她近的同志點了點頭,她才不情愿地下了馬,鉆進了汽車。 
　　前面有帶路警備車,后面有隨衛車,還有北京市領導陪同的車,最后有4位騎兵,又組成了浩浩蕩蕩的一隊人馬向昌平的定陵進發了。 
　　到了定陵,打前站的同志引導江青走進事先為她準備休息的房間。在那里擺好了沙發,鋪好了床,固定好了馬桶。她稍稍休息以后,服務人員給她端來了熱飯熱茶,供她享用。 
　　江青疑心很大,到外邊一般情況下不吃不認識的人做的飯菜,這一天是她的廚師程汝明親自到定陵為她做的她喜歡吃的午餐。她可能是玩兒得累了,肚子也餓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然后呼呼地睡了一個多小時。 
　　江青睡了一覺醒來,在護士的幫助下洗了一把臉,又來到院子里散了一會兒步,接著走進出土文物陳列室參觀。她對一般的陳列品不屑一顧,當走到從定陵出土的鳳冠跟前時停下了腳步,右手摘下近視眼鏡,左手扶著保護鳳冠的玻璃鏡框,彎下腰來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陣。她對一位女講解員說:「小同志,我的眼睛不太好,隔著一層玻璃看不清這個東西,你能不能拿出來給我看看?」 
　　把這種珍貴文物隨便拿出櫥窗是違反規定的,講解員看了看定陵的負責人,那位負責人心領神會,立即點頭示意趕快拿給江青看。 
　　講解員馬上找來鑰匙打開櫥窗,小心翼翼地把鳳冠取出來,雙手輕輕地遞給江青。 
　　江青雙手接過鳳冠,捧著端詳半天,贊不絕口:「這個東西還是真不錯的,你們來看看這花紋多么美呀,我們的祖先真了不起,真是能工巧匠。我能不能戴一戴呀?」 
　　對于她的話,誰還敢說一個「不」字? 
　　她說著就戴在了自己頭上,洋洋自得地問周圍的陪同人員:「你們看,我戴上鳳冠好不好看?」 
　　大家說:「好看,江青同志戴上它挺好。」 
　　眾人一吹捧,她更來勁兒了,拿著架勢又走了幾步,「哈哈哈」大笑起來。 
　　有一位同志在我身旁小聲說:「她這幾步還真像演員在演戲。」 
　　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不讓他說了,如果叫江青聽見就不得了了。江青停下腳步,得意地搖晃了幾下腦袋,把鳳冠摘下又戴上,她的這種動作反復地做了好幾次,最后還是遺憾地摘了下來,戀戀不舍地遞還給講解員,然后搖了搖頭說:「這東西太沉了,戴一天還不壓死人?看來皇后也是不好當的呀!不好當是不好當,但是誰不想當皇后呢?當了皇后,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威風八面呀,受皇帝的寵愛和保護,如果皇帝早逝的話,皇后的權力可大哩!皇后在宮里是極受人尊敬、使人羨慕的人物。」 
　　參觀了出土文物陳列室,江青進入地下宮殿。這里是明神宗萬歷(朱翊鈞)的墓穴。在幽深、陰暗、神秘的棺槨旁邊,江青凝視了好長時間,然后對周圍的陪同人員說:「古代的皇帝活著的時候,住在高大寬敞、華麗莊嚴的宮殿里,那里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皇帝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以后還躺在這樣堅固宏偉的地下宮殿。這里是埋葬皇家死人的地方,按照迷信的說法,我今天不應該來到這個皇陵的。當然啰,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活著的時候,與天斗與地斗其樂無窮。死了以后,火化成灰,赤裸裸地來到世上,又赤裸裸地離開這個世界嘛。」 
　　江青從地下宮殿出來,揉了揉由于光線反差太大而有些不適的雙眼,環視了一遍周圍的美好景色,問那位北京市的領導:「主席來過這里嗎?這里可是個風水寶地呀!」 
　　那位領導非常了解情況,回答說:「毛主席沒有來過這里。1958年4月,毛主席參加十三陵水庫的勞動后,曾經想到這里參觀地下宮殿,毛主席、周總理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參觀了長陵大殿以后,高興地說:『十三陵是個好地方,那個朱梁是真有眼力哪,可惜讓他做了陵園了』。他們出了陵園大門后,突然改變了參觀地下宮殿的計劃,乘車回去了。以后,毛主席再也沒有來過定陵。」 
　　江青可能是過度興奮以后感覺勞累了,她閉目坐在院中一張長條椅子上養神,并不斷地打著哈欠,或許她根本沒有聽見這位領導同志的回答。 
　　她無精打采地說:「我今天玩兒的還是高興的,達到了休閑、放松、鍛煉身體的目的,現在覺得有點累倦了,該打道回府了。」 
　　說完她鉆進汽車就走了。 
　　晚上11點多鐘,江青回到釣魚臺17號樓,到禮堂看了一部電影后回10號樓休息。 
　　江青的這次活動,路途雖然不算遠,但是驚動了方方面面。驚動了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驚動了鐵道部、北京市委、中央警衛局、北京公安局、交通局、旅游局以及八達嶺、十三陵的負責同志,動用了火車、汽車、馬匹等交通工具,真可謂「江青出朝,地動山搖」。 
　　文革時期江青的生活作風 
　　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從藝時的私生活據說有不少緋聞。由于那些緋聞不是我所見所聞,不知真偽,所以,我不敢妄加評論。 
　　自從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與毛澤東結婚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沒有緋聞出現了。可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關于對江青的生活作風又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傳說。說江青有「三假」,什么頭發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說什么×××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甚至還有一位相當一級的領導干部,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老同志還偷偷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褲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著姚文元,右臂纏著張春橋,在游泳池旁嬉戲,丑態百出。」 
　　關于傳說江青有「三假」的問題,我作為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近6年時間的工作人員,可以負責任地說,江青沒有「三假」,而都是真的。她的頭發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護士看到「三假」的傳說后,都說:「這樣胡編濫造,無聊,真無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裝飾品,而且沒有用過任何化妝品,沒有戴過任何首飾。」 
　　關于傳說×××「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的問題,就更子虛烏有了。我跟×××很熟悉,他今年以來身體不太好,我知道后打電話向他表示問候時,順便問了他說過這樣的話沒有。他的身體雖然很虛弱,還是氣憤地大聲說:「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歷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會說這樣的話呢?江青住在釣魚臺幾號樓我都不知道。」 
　　他說的的確是實話。為了證實,我特作4點說明: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了子宮頸癌,到蘇聯做了痛苦的放射治療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嚴重地破壞了她的正常的內分泌,也就是說從那時起,她就不能做那種事了。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權力是怎么來的;如果她干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是個很聰明的人,絕不會做那種因小失大的事。三是,誰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訓,江青的身份、地位、權力在文革中是極為特殊的,她又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種事,有一天她不高興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臉,事情一旦敗露,誰也逃脫不了滅頂之災。這就說明,誰也不敢做那種事。四是,文革期間,江青身邊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員,她的一舉一動都在工作人員的視線之內,她沒有獨自一人活動的空間,沒有做不軌事情的機會和場所。 
　　以上4點表明:她不會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沒有機會做那種下流的事。 
　　關于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身著游泳衣照相的問題,可能是誤認、誤傳。我不相信會有這么一張照片;即使是有的話,也有可能是偽造的假照片。因為江青游泳的時候需要安靜,不準無關人員在同一個游泳池內游泳。跟隨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護、服務任務的警衛員和一名值班的護士,別無他人。我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近6年時間,從來沒有見過她游泳。我認為,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離他們越遠越好,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張春橋、姚文元了解江青比我們工作人員了解得更多、更透,他們應該說機警得很,怎么會、怎么敢和江青一起游泳呢?他們怎么會、怎么敢身穿游泳衣與江青拍出「嬉戲」、「丑態百出」的合影呢? 
　　因為我沒有親自到過江青游泳的現場,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分析,還不能作為論據。為了證實我的分析,我曾經問過擔任江青警衛員的周金銘,詳細地了解過江青游泳的情況。周說:「文革期間,在六七年的時間里,江青游泳時都是由我陪同,并負責她的安全;另外還有一名護士,負責對她進行護理,幫她洗澡和更衣,沒有見過別人和她一起游過泳。無論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從來沒有陪同過江青游泳,怎么會有那么一張照片呢?」對此他也認為很奇怪,很不好理解。 
　　「文化大革命」10年,曾經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先后有30余人次,大家都認為江青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她的生活作風是嚴肅和守規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現她有任何不軌行為。 
　　歷史是一門科學,最講真實性,無論事大事小,都來不得半點虛假,更不應該根據自己的好惡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即使是對林彪、江青這樣反革命集團的魁首,也要客觀、公正、如實地記載,不能任意潑臟水,以取悅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訛傳訛。這是一種不好的文風和社會風氣,有百害而無一利,應該引起理論宣傳部門和歷史研究部門的重視。（注：鳳凰網歷史基于傳遞新聞價值之必要，特補發《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標題為《江青秘事秘書楊銀祿回憶》一文，以饗讀者。） 
　　三是怕冷怕熱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內溫度:冬天控制在21.5攝氏度;夏天控制在26攝氏度。 
　　可是有時溫度也是隨著她的感覺走的,同樣的溫度,煩躁時感到悶熱,孤單時感覺寒冷。盡管工作人員按照她的要求調節好了室內溫度,但未必就一定讓她適應。我不止一次聽江青說:「溫度表不能說明問題,我的感覺才能說明問題。」 
　　江青的感覺就是來自她的心情。她是個反復無常的人,心情瞬息萬變;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掌握什么時候她有什么樣的心情,掌握的溫度總是無法跟著她的感覺走。 
　　當她感覺溫度不合適的時候,她會親自去看看溫度表。 
　　她是怎樣看溫度表的呢?她感覺熱時,就彎下腰去,從溫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覺冷時,就踮著腳跟,從溫度表的上面往下看。從下面往上看,或從上面往下看,視覺相差兩三度,以此來證明她的感覺是對的,溫度表是「假的」。在室溫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們和江青本人都很尷尬。 
　　有好幾次,她看完溫度表以后,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們說:「這表是假的!」我記得有一次,她把溫度表摔個粉碎,拂袖而去。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就重新換一只溫度表,慢慢地,江青氣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嚴冬季節,寒氣襲人,她卻能到戶外拍攝雪景、深夜拍攝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騰就是三四個小時,也沒有事。我想,大概是創作的興奮使她忘記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島。14日那天她高興了,要到海里摸海貝。在水里一待就是4個多小時,也沒有事兒。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釣魚臺17號樓給林彪照相時,七八個大聚光燈一齊打開,室內溫度很快上升到30多攝氏度。我們在場的人都熱得大汗淋漓了,她卻全神貫注,興致盎然,自始至終也沒聽她說熱。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時間,江青在室內打撲克時間久了,嫌空氣不新鮮,就讓工作人員在室外給她搭了一個凈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帳,她晚上鉆進去打撲克,白天也鉆進去打,一打就是兩三個小時,也不說里邊熱。 
　　到過廣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氣候,既潮濕又悶熱,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室外一玩兒就是三四個小時,逛月秀,看蘭圃,去石灣,活動量大得驚人,跟隨她的工作人員都熱得難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熱。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內看文件,有時叫工作人員把3層窗簾全部拉得嚴嚴實實的,一絲光也不準進去。打開光線柔和的落地燈,燈罩上不是蓋著一塊黑布,就是蓋一塊厚厚的深綠色的布。 
　　江青在全國各地居住的房間室內的光線都很暗。特別是在上海的房間,室內的各種色調更加適合江青的要求。諸如燈光、屋頂、墻壁、門窗、地毯、窗簾以及各種家具都是綠色的。打開燈以后,好像進了威虎山的威虎廳。如果我們一個人在她的室內工作,還真有點兒害怕。可這非常適合江青,她覺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場所會見外賓、接見紅衛兵時,攝影記者給她拍攝,聚光燈驟亮、強光照射、閃光燈不停地閃爍時,她一點兒也不怕,還興高采烈地鼓掌、講話。 
　　江青對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緒支配的;況且,江青這個人神閑氣定的時候又極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CCP中央高層領導人中大多數都知道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從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蘇聯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體炎,高燒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里她靜養了7個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區疼痛,發高燒,用青霉素消炎治療,大約治療和休養了11個月才回國。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里。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西紅柿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并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面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 
　　文革期間,江青曾跟我們工作人員講過,「我經過那次放射治療以后,把我的內分泌全部破壞了,造成了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很痛苦。」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以后,我們經常談論,江青為何有「四怕」?大多數同志認為,江青一是心態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時故意刁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 
　　隨心所欲獨往來 
　　林彪說他自己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其實江青也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據季節氣候的變化,像候鳥一樣自由地飛來飛去,享盡快樂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島、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廣州、海南島、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鄭州、廣州、海南島、杭州、青島、北戴河、長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場大雪,天氣比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個夢,夢見她在海南島,天氣暖融融,到處鮮花盛開,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無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塊又一塊。她一覺醒來,向護士講述所做的夢,又叫我立即打電話請示毛主席,并報告周總理給她安排專機,要求當天下午就到海南島。因為她外出時帶的東西太多,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不及,飛機也要檢查,勸她多給一點兒準備的時間,明天再出發。可她執意下午必須到達海南島。我們沒有辦法,只好打擾周總理,請總理說服她明天再去。 
　　總理對她說:「我中午通知空軍準備飛機,你下午就要走,連檢查飛機的時間都沒有,在飛機安全上沒有把握。為了保證你的安全,還是明天動身的好。」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以后,怕飛機出事故,有生命危險,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專機終于降臨在和風徐徐、郁郁蔥蔥、鳥語花香的海南島。 
　　江青一走下飛機,就直挺挺躺在停機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閉著雙眼,四肢張開,高興地說:「北京的天氣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場大雪,在戶外活不方便,這里多好啊,我又復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覺時做夢在海南島,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島,所以我說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聽康生、葉群說:北京紅衛兵的抄家物資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處,中央領導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選,象征性地收點錢。江青聽了以后,多次約上康生到文物管理處,將大量的貴重物品據為己有。其中有明清時代的文房四寶,還有各種書籍。 
　　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隨她一同到廣州的吳法憲用空軍的一架專機從北京運到廣州。 
　　她住在廣州市的珠島賓館時,聽到珠江航道上機械運輸船航行時的馬達聲,就立即把吳法憲叫到她的住地,叫吳通知廣東省委,凡是機械船舶全部停航。她聽到遠處一家造船廠的敲打聲,又喚吳法憲到她的住處,令其通知廣東省委,造船廠立即停止生產。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非要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吳法憲叫空軍派了一架大型運輸機,從北京起飛到青島把那個臥榻運了回來。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電話給吳德,她說:「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轉移轉移精力,讓吳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吳德了解情況以后,給我回電話說:「我聽說景山公園的牡丹有特色,據說還有稀有的墨牡丹,請江青同志到那個公園活動活動。」我說:「可以,我報告江青同志以后,請她決定去與不去。」吳德問:「如果江青同志決定去的話,請誰去陪她呢?」我說:「請你定。」他說:「那就請萬里同志去吧,他對北京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又是山東人。」我說:「可以,由你決定。不過,請你提醒萬里同志一下,請他只跟著江青同志游覽,盡量少說話,她不問什么話就不說話,言多必失。因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還是謹慎一點好。」吳德說:「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謝謝楊秘書。」 
　　我把吳德的想法報告江青時,她說:「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園去拍照。吳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現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覺得那個公園不錯,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兒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園一看,果然不錯,那里樹木多,花草多,牡丹園面積大,花型大,鮮艷奪目,品種繁多,有四五十個品種。我為了使江青聽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這些品種從每棵牡丹旁邊豎著的品名標簽上抄下來,拿回來給她看。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打座機都不方便,同時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釣魚臺向江青報告了。江青說:「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兒去,那時,牡丹花上、葉片上有露水,照出來好看,晶瑩透明,你告訴吳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興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園,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張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說:「我要爬爬山,活動活動筋骨。」她是從東邊的臺階上爬的,爬了十幾個臺階,一抬頭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禎上吊自殺時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樹,旁邊還立著一塊介紹崇禎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沖著陪同她的萬里發了大火。她說:「這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這個歪脖子樹都死了,你們還留著它,像老祖宗一樣供奉它,你們是不是想紀念崇禎啊?你們是要封資修的,還是要社會主義的?給我馬上刨掉。」萬里看她發那么大火氣,沒有說話。 
　　江青從景山上下來,上了汽車還在嘮叨:「這個萬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師范學校畢業的。」 
　　那棵歪脖子樹本來是歷史的見證,已經保留了幾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隨便一說,說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權重,說一不二,吳德、萬里他們擰不過她。那個時候的文物保護意識也比較差,更沒有文物保護法,誰的官大,誰說了算。現在看來,刨掉那棵樹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園游覽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園去游覽,那天的天氣很好,江青的情緒和天氣一樣晴朗,她的這種情緒是少有的。她進了東門以后,沒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當她走到一個水池旁邊停了下來,抬頭一看,看到水池南邊涼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明月林中照」,下聯是「清泉石上流」,橫批是「秋來」。她說:「這副對聯很有詩意,小楊,你給我抄下來,回去交給我。」我說:「好,我抄下來。」說完,她繼續朝東走,經過松林園,眼鏡湖,奔向碧云寺。她到了碧云寺以后,臉色就由晴轉陰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4個問題,惹得她不愉快,發了大脾氣。 
　　一是江青看到羅漢堂的大門兩側貼有兩條毛主席語錄,她發脾氣說:「怎么把毛主席語錄掛在封建主義的建筑物上?與封建主義的展品放在一起,這很不協調嘛,立即給我摘下來。」她對北京市陪同她的萬里說:「你怎么搞的嘛!」萬里對公園的領導人說:「立即摘下來。」 
　　二是江青一進休息室看到墻上掛著一張毛主席像,火氣就更大了。她發脾氣說:「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在這個地方為什么掛毛主席的像?告訴萬里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來!」 
　　三是江青看到孫中山的水晶棺和孫中山用過的東西以及展覽物品,她命令萬里,把這些東西統統搬走。萬里為難地說:「搬到哪兒去呢?」江青說:「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對萬里又發了一通脾氣。回去后,接著,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吳德列席了會議。江青質問吳德說:「你們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為什么碧云寺還展覽孫中山的東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沒有辦法,會后吳德與萬里商量,先把這些東西搬走,找個地方存起來。為了避免不良影響,對統戰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為了保護碧云寺,以內部裝修為名,暫停開放。 
　　四是江青轉到一個小賣部,那兒有一位男售貨員,年齡只有十七八歲。她進去看了一看,那個小男孩沒有見過中央領導人,被嚇愣了。江青指著一把小扇子說:「拿給我看看。」小售貨員被嚇得不但不給她拿,還往后退了幾步。江青大聲說:「你拿給我看看!」對方又退了一步。這時江青火兒了:「我來看東西你還這樣,要是工農兵你還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呢!你還在這兒搞服務,給我滾蛋!」小孩兒嚇得哆嗦起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見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還在喊:「萬里,這種人不能留,叫他滾!這里能吃的東西我都包了,我請你們吃。」說完,拂袖而去。 
　　當時,我小聲對萬里說:「這位小同志沒有見過江青這樣的大人物,嚇壞了,他沒有任何錯誤,你千萬不要處理他。」我回到釣魚臺以后還是不放心,又給吳德同志打電話,把當時情況講了講。我說:「你們千萬別處理那個小孩兒,他什么毛病都沒有,就是害怕,沒有見過這個場面。」吳德問:「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辦?」我說:「我會通知你的,叫那個小孩兒暫時躲避一下就行了,請不要搞得太緊張,傷害一個無辜的小同志。」吳德說:「好,聽楊秘書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來潮,要在釣魚臺試種茶樹。她說種植茶樹,一是采茶為了消遣,修身養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會堂、釣魚臺和京西賓館,她說:「中央領導人經常活動的這4個地方,喝茶的問題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軍派了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了品種上好的茶樹,還從浙江調來4名茶農精心管理,冬天為茶樹搭上席棚,以防凍死。由于北方的氣溫低,濕度小,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名貴的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茶樹運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說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氣鍋爐加溫。因為不知道她什么時間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溫。有時連續加溫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溫連續加溫一個多月了,她也不說去玩兒,我就壯了膽子問她:「你不是說要到中南海游泳嗎?你什么時間去?他們已經準備一個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們停止加溫。」 
　　她聽了以后很不高興地說:「我去不去,由我自己決定,關你什么事?你一個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我聽后很是生氣,但也不敢再解釋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島,她嫌從元帥府到鹿回頭的路途遠,能不能另修一條較近的路?當地駐軍便為她修了一條過山公路。因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時不準有任何響聲,開山時不能用炸藥。干部、戰士就采用火燒、用水激的辦法將石頭激裂,費盡心機。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帶很多工作人員供她使喚外,還帶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專用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條,電影片十來部,書籍八九箱,汽車若干輛,等等。就是到北京的遠郊十三陵、八達嶺,也要坐專列,帶上馬匹、轎車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島玩兒,叫我和中央警衛處的副處長鄔吉成去打前站。我們已經買好了火車票準備出發,她非叫我們把火車票退掉,派了一列專列火車,先叫我們給她蹚蹚路,看坐火車有什么危險。專列從北京出發,一路暢行無阻。中途經過山東濟南時,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親自到車站迎接,并向我們交代注意事項和對江青接待服務的計劃,可謂興師動眾。鐵路沿線的保衛部門和沿途部隊不知道專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個車站和路口都有部隊和便衣公安人員把守。她去青島心切,把空專列放回北京,又叫空軍派了一架專機把我們二人從青島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兒了20多天,感到膩煩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兒,下令從北京調去專列。專列開到上海以后,她又改變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將空車放回。 
　　自掀面紗露崢嶸 
　　江青是一個非常愛出風頭的人。1970年5月的一天,江青提出要到頤和園欣賞牡丹。我們工作人員出于對她的安全的考慮,向她耐心地解釋說:「現在正是桃紅柳綠、百花盛開的季節,你要求到戶外活動活動是好事,但是,我們事先沒有通知頤和園的領導,在這個時候游園的人很多,你去那里活動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是不是改個日子再去。」 
　　我們沒有想到特別怕見生人的江青卻說:「沒有關系,我這正是接近群眾的好時候,叫群眾認識認識我也好嘛。我馬上就走,快點兒給我調車。」 
　　汽車行至北京大學南門時,工作人員又提醒她:「現在頤和園正門進去的人很多,我們是不是進東南角的旁門,這樣比較安全。」 
　　江青聽了以后生氣地說:「我就是要進正門,人多怕什么?人不多我還不來呢!你們這些人太不理解我了。」 
　　我們聽江青這樣一說,才恍然大悟,茅塞頓開,她到如此熱鬧之地的目的,不只是專門為了賞花(因為釣魚臺10號樓樓前就有一片品種相當好的牡丹),而是為了顯示自己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 
　　5月的北京春風拂面,頤和園的湖面碧波蕩漾,岸邊鳥語花香,景色宜人,來此游覽的客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熱鬧。 
　　江青進入頤和園,隨行人員前呼后擁,威風浩蕩。 
　　游人們漫步的漫步,說笑的說笑,留影的留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江青的到來。 
　　在這樣的情景下,對于做警衛工作的人來說,是好事,不用疏導群眾,不擔心發生問題,江青本人也可以自由專心地觀賞風景。 
　　但是,這時江青沉不住氣了,故作姿態擺出一副與眾不同的樣子,抬起頭,挺著胸,時而走得很快,時而走得很慢,以引起有人對她的注意。工作人員緊跟不舍。 
　　盡管如此,還是沒有被人注意。這時我看到了江青臉上的失落感。 
　　這個時候,江青想出了一招——群眾不是沒有發現我嗎?我來了自我暴露。 
　　當她走入雕梁畫棟的長廊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的母親正在嬉逗一個四五歲的可愛的小男孩。 
　　江青突然停下腳步,俯下身子笑嘻嘻地對小孩說:「小朋友,你幾歲啦?叫什么名字?你認識我嗎?我是江青。」 
　　說著說著,就伸手撫摸小孩細嫩的小臉。 
　　江青自己也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認識她呢?她是故意給孩子的母親及游人看的、聽的。 
　　孩子對江青一連串的問話,一句話也沒有說,嚇得直往母親懷里鉆。 
　　年輕的母親也被弄糊涂了,沒有仔細看江青一眼,還以為遇上了一個瘋子,抱起寶寶就要走。 
　　江青覺得十分尷尬,就對著孩子的母親大聲地說:「我是江青,你們沒有聽說過江青的名字嗎?」 
　　她生怕人們還認不出她來,又補充說:「你們看,我就是江青。」 
　　這時,年輕的母親認出來了,周圍的群眾也認出來了,「對對對,是江青同志。」有人在低聲議論著,很多人圍攏上來。 
　　這時,江青的情緒發生了變化,臉由長變圓了,笑著,拉著長長的顫抖的聲音對周圍的群眾說:「同志們好!我今天是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同游同樂來了,祝你們精神愉快!」 
　　人群中有一個人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 
　　大家也附和著高喊。 
　　江青順著長廊由東往西走,作出一副平易近人模樣,一邊走一邊對兩側的游人打著招呼:「同志們好,同志們好……」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 
　　這樣出風頭的事還有一件,那是1971年的盛夏,江青到青島避暑,開始幾天,她的心情特別好,活動頻繁。白天逛公園,去棧橋,下海游泳,做沙浴;晚上看電影、打撲克。 
　　有一天下午,她為了顯示她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風采,在沒有任何準備警衛部署的情況下,游覽了青島市的中心公園,后又來到海邊。 
　　海灘上人山人海,棧橋上人流如潮,江青走進入海中間,向周圍的群眾高喊:「同志們好!我是江青,我今天是特意看望大家來啦!」 
　　大家聽到「我是江青」的自我介紹,四處張望尋找哪位是江青。當大家認出江青以后,幾百人向她圍攏過來,把棧橋擠得水泄不通,這時可忙壞了警衛人員。警衛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開了一條通道,開進幾輛汽車,江青很不情愿地離開顯示她風采的熱烈場面,勉強地鉆進一輛汽車,我們工作人員也隨即進了另外幾輛汽車。因為人太多,我們擠了一身汗水,想搖下汽車窗子的玻璃通通風。 
　　有的群眾貼近車窗,想往車內看坐的都是什么人。突然有一個中年男子從人群后面沖過來,憋足了勁兒,往一輛汽車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濃痰,正好吐到一位工作人員的臉上。由于人太多,警衛人員只顧疏導車隊,沒有發現吐痰這一特殊情況。我們回到住地以后,那位挨吐的同志哭笑不得。 
　　他一邊洗臉,一邊罵道:「他媽的,那個家伙本來是對她不滿,是想吐她的,偏偏吐到我的臉上,真是倒霉透了。」又自我開玩笑地說,「那個人真正軍人的不是,打槍的不準。」 
　　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員勸道:「你別再聲張了,吃點啞巴虧吧,如果此事叫她(指江青)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這位挨了一口痰的同志說:「我曉得,『傷』了我一個,救了許多人,吃啞巴虧,值得。」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氣火熱。江青在釣魚臺10號樓辦公,打鈴叫我。 
　　當時,我正在整理登記剛剛由中央辦公廳秘書送來的文件,聽到鈴聲,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進入她的辦公室。 
　　我看到江青坐靠在沙發上,右手拿著一份文件正在閉目養神。 
　　她聽見我進去,睜開眼睛,微微一笑,對我說:「小楊,現在城里天氣很熱,有的同志對我說,八達嶺和十三陵比城里涼快些,你馬上派人給我打個前站,看看路線,準備一個吃住的地方,我想到那里看看,消遣一下,并在那里住上幾天。」 
　　我聽了以后,耐心地對她說:「你想活動活動,精神放松一下是件好事,據說到那里參觀游覽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和外國人,你到那里消遣,行動可能不大方便。」 
　　我的意思是勸她最好不要去那里。根據以往的做法,她要去的話,參觀景點就不對游客開放了,這樣社會影響不好,也影響景點的收入。 
　　江青聽我這樣說,立刻收起微笑,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楊,你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揮你,還是你指揮我?我到那里去會影響他們什么?我去了只會對他們產生好的影響,不會產生壞的影響。你是不是認為我去了,他們就不對群眾開放了?會影響他們的收入?我告訴你,我的精神和身體比他們的經濟收入更重要,黨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狀態和健康的身體,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受到損害,就是黨的利益受到了損失。你在我這里工作這么久了,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得?況且,我去了以后,我江某去的消息一傳開,會給他們帶去更大的利益,這叫做無形資產,你懂嗎?我去時,對人民群眾可以照常開放,我還想見見群眾呢!怕什么?當然啰,為了我在那里活動時的方便、安全與安靜,可以叫他們豎一個牌子,寫上『內部修繕,暫停游覽』幾個字不就得了。今后你記住,你們對我說的話是不允許打折扣的!你快去辦,越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兒在八達嶺上看日出、照相。」 
　　我想,對江青的意見不能作過多的解釋,點到為止。因為對于她提出的行動計劃,很多時候周總理都不好阻攔,何況我呢? 
　　我只好說:「好,我立刻叫大家去做準備工作。」 
　　我剛走幾步,又回過頭來:「江青同志,從這里到八達嶺有六七十公里,路比較遠,又不好走,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 
　　這時,她又有些高興了,說:「那好辦,調一列專列,在火車上載上我的汽車,把我騎的馬和我用的被褥、馬桶等物也都帶上。我坐火車去,下了火車可以坐汽車,也可以騎馬嘛。這叫做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江青興趣廣泛,愛好頗多。其中就喜歡騎馬。她在延安時學會了騎馬,經常策馬飛奔,揚起串串塵埃。以后她對在延安騎馬時的威風念念不忘,經常拿出那張騎在一匹棗紅大馬上威風十足的照片給我們看,并夸耀自己的騎術如何了不起。70年代,她又想騎馬消遣,多次提出騎馬的要求。于是,警衛部隊從馬隊中給她挑選了4匹馬供她使用。 
　　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立即召集10號樓的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商量給江青帶些什么東西,應該注意些什么問題,并作了詳細分工。我又分別給周總理和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同志打了電話,請示調專列及安全保衛。 
　　到晚上10時左右,江青到八達嶺、十三陵去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 
　　凌晨兩點多鐘,江青動身到西直門火車站坐火車奔向八達嶺。因為是夜間行車,又是上坡路,火車司機出于安全考慮,車開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達八達嶺已是早晨5點鐘了。火車停穩以后,我們把江青的汽車開下火車,馬匹也從火車上趕下來。 
　　車停了10分鐘左右,江青從車廂來到站臺上,準備上長城。 
　　雖然當時是7月炎熱的季節,但是關外的早晨還是比較涼爽的。 
　　江青由兩位警衛戰士扶著騎上了一匹高頭大馬,一位警衛戰士牽著韁繩,另有3位騎士在其周圍保駕,江青顯得神氣十足。幾輛轎車緊跟其后,一隊人馬浩浩蕩蕩,前呼后擁地來到長城腳下。 
　　江青很麻利地從馬背上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高興地說:「還是這里空氣清新,氣候涼爽。」 
　　她停頓了一下,拉著長長的聲音說道:「不到長城非好漢!我今天來到這里,應該是不到長城非好女呀!」 
　　江青說完就興致勃勃地開始登長城了。 
　　她在北京市領導同志、長城管理處的領導同志及其他陪同人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個又一個臺階。 
　　她一邊攀登一邊說:「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人物,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統一了中國,統一了文字,統一了度量衡,還修了如此雄偉的萬里長城,抵御了外敵的侵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位民族英雄。長城,給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有的歷史學家說秦始皇是一個暴君,這種說法不對嘛,『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嘛!你們曉得嗎?搞政治的優柔寡斷、心慈手軟,是辦不成大事的,成不了大器的,從不了政的。我就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之一。」 
　　我覺得江青的這番話,無非想說明她自己也是政治上的強人罷了。 </DIV>

gztony 發表於 2010-5-21 13:00:31

对政治人物是需要多面梯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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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楊銀祿回憶：江青生活作風嚴肅守規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