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十种 粤语首屈一指[轉帖]-highyun移-
转自新华网作者: 陈维诚
作为中国十大方言中的一员，粤语，尤其是粤语词语，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当代粤语对中国文化的辐射面及渗透力。粤语又叫：岭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白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在经济、科技、生活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而且在思想、文化、观念上也同时出现了巨大变革。那场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引发了意识形态和语言生活从量到质的跳跃性变化。 语言是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和微观步伐的。作为人类社会所有信息的表达和传承者，语言四大要素中一直处于动态状况的词汇和语义最能折射出一个社会及其文明程度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滴成果。从这一点说，研究语言状况，尤其是它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变化，就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它的历史进程；而探求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必须考察其语言生活。毫无疑问，我们从词语和语义的的“代沟”中可以找寻到的时代发展的印记以及文化变迁的轨迹。 粤语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大特点。作为中国十大方言（一说是七大方言）中的一员，粤语，尤其是粤语词语，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随着粤语“北上”⑴ 的强劲势头，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氛围也悄悄地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氛围。本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 (1) —— 外延和规模在汉语和汉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北方方言和华夏文化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打从有文字（甲骨）记载的殷商开始，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语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整个发展路向，无论是从语言的“雅言”（商周）—— “凡语”、“通语”（两汉）——“官话”（明清）——“国语”（民国）到“普通话” ，还是从文学的《诗经》（周春秋）——《史记》（西汉）——“诗”、“变文”（唐）——“词”、“话本”（宋）——“杂剧”（金元）——到“小说”、“戏曲” ，（明清），亦或是从儒学道统的“孔子”、“孟子”及其诸子百家（先秦）到程朱理学（宋），都是以建都北方的各主要朝代的京畿语言、道德伦理和社会风俗为代表的。北方话一直是汉语的基础方言；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滥觞和圭臬；儒家哲学一直是国人的思想典范和行为准则。即使到了宋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渐超过了黄河流域，但传承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局面和以北方文化为主线的格局，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江浙财团的崛起、外国租界的出现和海派文化的兴盛，曾经使得南方吴楚文化或者说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引领风骚于一时。二三十年代相当发达的的沪上电影、广播、报刊、小说以及吴越戏曲、市民说唱等都显示出当时的国语具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和方言语句的特点，另外，国语中还吸收了一些上海话的词语 也给那个时代民族共同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但相比较而言，那个时代吴语、江淮官话和吴越文化对整个民族的所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在深度、广度上还是在外延和内涵上都不无法与当代粤语对整个汉语、汉文化的辐射面和渗透力相比拟。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由于当时的四个试验场——“经济特区”都建在广东和福建，而广州、深圳又为其翘首。天时、地利使得得风气之先而又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子由昔日相对比较落后的南方边陲摇身一变而为思想最开放，行动最迅速，经济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开放前沿。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南而北扑面而来。先富起来的百粤大地使得“南风窗”吹来的炽热之风卷起了全国性的改革浪潮。而随之而来的是：粤语竟然一时间扶摇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语言。自八十年代初一出反映特区风貌的现代剧带出了“炒鱿鱼”一语，一出《霍元甲》电视剧唱红了一支粤语主题歌。自此一大批粤港词语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中华大地。一夜之间“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师傅” ；“巴士”、“的士”也取代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 ；“结账”一词不知何时已经让位给“埋单” ；“大哥大” 、“拷机” 日益成为身份的象征；“按揭” 、“物业”等词不断出现在报刊和广告的标题；“扮靓”、“搞掂”也逐渐为人们所乐用；“劲歌”、“金曲”则天天萦绕耳边，挥之不去；“吃生猛海鲜” 、“唱卡拉ok” 俨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总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粤语（主要是以港澳词语为代表的粤语词语，以下称之为粤港词语）从来没有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四大天王”和他们的情歌，港产电视剧也前所未有地成为成千上万“追星族”、“追戏族”所至爱；粤风、粤俗更是史无前例地走俏于大江南北。然而从深层一点去考察说，粤语、粤文化的“北上”却还反映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生活观念和社会文化正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和传播。在过往二十年里，到底有多少粤港词语在汉语普通话中流传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教授说，有六七百个⑵之多（包括一小部分台湾词语）。而另一位社会语言学家陈建民教授的统计的结果是：进入汉语普通话的香港词语有600个（其中香港汉语词547个，香港粤语词53个）⑶。光从这两位知名学者的统计的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天粤语（粤港词语）给普通话造成的影响，就其数量和规模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其情况完全空前的。根据对七十年代末以来普通话吸收港台词语（其中主要是香港粤语词语，下同）分层次、分类性、分阶段的统计研究，如果就其在国内报刊书籍使用层面，即书面引用所使用的层次看，国内社会书面语已经使用过或者使用着的港台词语的数量已达到687个。而再就其内部性质和类型，可分为下列四类：1、“新用词语”（汉语原来并没有的词语）：比如：大哥大、电子表、豪宅、洁具、薯条、麦香鸡、投保、竞饮、会所、连锁店、包二奶等。2、“同义词语”（与普通话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比如：“置业 — 购房” 、“写字楼 — 办公楼” 、“随身听 — 袖珍放音机” 、“电脑 — 电子计算机” 、“警署 — 派出所” 、“品牌 — 牌子” 、“楼花 — 期房” 、 “品质 — 质量” 等。3、“旧词语”（重新恢复使用的词语）:比如：公务员、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股市、股东、股票、证券、交易所、买办、经理、老板等。 4、“变义词语”（增义、增变性或变色词语）：比如：推出：（新义）开始提供、供应；品质：（新义）物品的质量；强暴：（新词性）动词；写真（新词性）名词等。以上两个层面的记录和统计说明：在过往的二十年里，粤港词语可以说是“大举进入”汉语普通话。其数量和规模都是以前的任何时期，任何方言所不能比拟的。词语及其语义是人们把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判断和推力，形成概念，再凝聚在语言上的主观性载体。一般来说，新词语、新词义代表新概念，新词语、新词义的产生说明新事物诞生；而旧词语、旧词义反映旧事物；旧词语复活或者旧词义翻新可以看作旧事物延续或发展；如果新旧词语混用，则至少说明新旧观念、新旧事物正在交锋、交融和交织。如果是从义类及其类型分去考察粤港词语，我们又就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汉语如何透过引用粤港词语去反映过往二十年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自七十年代开始，国家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因而由经济改革而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十分巨大和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以下金融、经济方面方面粤港词语的使用清晰地看到这些变化的情况。在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家需要开发新的资本市场，因此消失了近四十多年的证券市场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重新出现。自此一大批有关股市的粤港词语籍此进入汉语。比如：上市、大市、大盘、牛市、熊市、高企、低企、企稳、坚挺、疲软、高水、低水、扯高、见顶、追高、杀跌、洗筹、抢盘、减仓、斩仓、增磅、减磅、放盘、洗盘等；房地产的重新活跃曾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一大热点。由于新形势下的房地产业引进了新的操作机制，由此也带来的一些粤港词语，如：买楼、供楼、物业、豪宅、楼市、楼宇、楼盘、楼花、楼龄、置业、按揭、业主、房主、屋主、首期、投标、招标、中标、竞投、竞标、拍卖、写字楼、商住楼、缩水楼、烂尾楼、地产商、发展商等；发展经济首要的关键点之一是要大力拓展交通。有关交通运输的粤港词语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比如：巴士、的士、大巴、小巴、冷巴、房车、跑车、货柜、咪表、车位、拒载、供车、私家车、货柜车、泥头车、直通车、双层巴、专线巴、手动波、自动波、左车太 车、飞翔船、穿梭巴士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收入的增加，使得国内人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下面有关电器和多方面粤港的生活用语用词中看出每一步细微的进步。现在已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用电器和新式家具的名词反映出来新时期生活现代化的家居生活。比如：洁具、厨具、电脑、大哥大、电子表、电子琴、微波炉、油烟机、吸尘器、抽湿机、传真机、洗衣机、call机、cd、cd机、vcd、vcd机、dvd、hi – fi、冷柜、酒柜、组合柜、免提电话、录音电话、卫星电视、私家泳池等；还有一大批词语描绘出当今人们的全新生活内容的，这些以前想象不出的物品名称真切地反映出八十年代后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大大提高了。比如：护肤品、防晒油、防皱霜、洁面乳、面霜、早霜、晚霜、黑头、面膜、t恤、三围、牛仔裤、套装、迷你裙、沙滩装、雪碧、芬达、可乐、七喜、奶昔、薯条、烧烤、快餐、美年达、好立克、生力啤、克力架、曲奇饼、麦香鸡、比萨饼、巨无霸、快餐店、自助餐、bbq等；追求休闲式的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人们在辛苦工作之余，开始懂得享受人生。我们可以透过下列词语亲身感觉到那种变化。比如：宠物、跑马、跑狗、选美、入围三甲、司仪、投保、竞饮、竞猜、保龄球、桑那浴、度假村、碰碰车、过山车、的士高（迪士科）、卡拉ok、四大天王、贺岁片、嘉年华会等。从以上的数例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词语的变化，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演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二十年的生活，它的内容、方式、质量和氛围和前三十年相比，那简直是强烈的对比！ 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千百年来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在汉语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北方话影响南方诸方言。四十年代末以来所有的北方方言词语，只要是普通话使用的，都能同步进入各地方言。从来没有哪一个方言够资格和普通话平起平坐，一论高低。在广东，虽然粤方言（普遍被称之为“白话” ，即“广东普通话” ，通行于经济最发达的省港澳地区）一贯占有“龙头大哥”的地位（对潮语、客语及其他土语而言），但对于普通话来说，它充其量是粤地“方言”，甚至连写成书面语见诸于报刊的资格也没有。粤语词典也仅仅是方言土语词典，绝大多数词语不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而今天粤语能一时“崛起”，给普通话注入了大量词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强势南方方言对民族共同语产生明显“逆向” 作用的新趋势。它似乎向世人宣示：汉语一贯“大一统”和“一向化”的语言发展走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二，粤语词语大举“北上”进入普通话，所带去的是经济、生活、文化类词语，这又跟以往“南下”的词语多是各个时期的政治词语有着相当大的范畴方面的不同。它一方面说明，这二十来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正发生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社会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型；另一方面这些词语的急剧增加，又充分显示一个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成熟性。过去偏重于政治词语的片面性得到了历史性的调整。 语言和社会是密切相关，彼此共生、共存、共荣、共变的。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能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汉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存在或者起源于华南的某些社会变革，它所营造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引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格局正在逐步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单纯的粤语对汉语的影响来的更为深远和深刻。这二十年以来汉语透过引进大量经济、金融、管理、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粤语词语既提高了自己的表现力，也同时拉平了“两岸三地”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前语言方面“共同话语”不多，既显示出彼此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各方面的不同，也表明了各自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的差别。今天上述一些词语能通行在汉语文化圈内，大家的“共同话题”已经大为增加，沟通也变得更为方便。这可以说明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正渐渐地走向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同化。其次，从汉文化的发展角度去看，一个多元、多中心、多向化的南北交流，东西交锋的时代正在来临。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古文化的诞生从来都是多元的，我们从北京人头骨到马霸人陶瓷、从殷商甲骨到马王堆文物，从河姆渡遗址到仰韶墓葬，远古至今各地各处的文化终于汇成了今天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所以现在这种各地语言、文化的兴旺发达，多向交流和相互交融对整个民族的兴旺，或者说是振兴，是一个大好预兆。再次，这二十年来进入汉语普通话的大量粤语词语还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原来主体文化（或者叫做传统文化）的或许可以叫做“次文化”的“经济文化” 、“休闲文化”和“民生文化” 。这些文化的兴起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以前的严谨、保守、怀旧、执著变得轻松了、活跃了，前卫了和宽容了，从而也越来越发显得开朗、乐观、豁达和丰富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词语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这些词语能否在汉语中最终地被吸收，能吸收多少，能使用多久，都还有待于观察。它完全取决于汉语文化和中国社会对其中每一个词语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语言筛选和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事物一样，它们都将经受整个社会和长期实践的检。 十大方言：指在传统划分的北方、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外再加上晋语、徽语和平话。 本文的粤语词语主要指通行于穗港澳三地的词语。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通行于香港地区。下文称之为“粤港词语”。 如：名堂、把戏、瘪三、垃圾、蹩脚、尴尬、货色、龌龊、识相、搭界、晓得、亭子间、触霉头等。 极少量为台湾词语，绝大多数是香港词语。 比如：炒鱿鱼、打工、牛仔裤、肉感、货柜、警讯、投诉、代沟、评估、热点、休闲、性感等。 比如：巴士 — 公共汽车，芳龄 — 年龄、国立 — 国营、抢手 — 射击手、嘉宾 — 贵客等。 比如：业主、炮制、公立、国父、饭局、金奖等。 比如：变态：（新义）指人的心理、心理的不正常状态（跟“常态”相对）；监制：监制摄影（影片、电视片）等。 旧版《现代汉语词典》只收有“乜”、“靓”等几个粤语词，并注明是<方>，即方言。 汉语引进港台词语的整个走势是一个破浪形的图形。从1981年到1993年的13年间，前后共有四次波峰。它们分别是1984年，1986年，1988年 – 89年和1992年。最高峰年度是1988年至1989年的两年；第二高峰是1992年。自1984年起，每两年前起一个高峰。而88 – 89年是持续的高峰。具体材料引自 “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详见参考篇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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