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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言九林:一个「革命实行家』』的迷惘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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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0-10-20 02:44:1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一个「革命实行家』』的迷惘与痛苦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20-10-10



今天是10月10日,发一篇谈孙先生的稿子,约8200字。




日本东京,是孙中山的福地,也是伤心地。



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在东京宣布合组「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孙氏自此成为一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革命领袖。多年后忆及此刻,孙氏仍感慨万千: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至1914年7月,也是在东京,孙氏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却遭到了旧日同志的强烈抵制,与会者不足流亡东京之革命党人的半数,不但李烈钧、程潜、谭人凤等老同盟会员拒绝加入,连黄兴这样的老战友,竟也选择与他分道扬镳。

在这段历史进程里,孙中山与老战友们愈走愈远;在后世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孙中山的个人形象与专制愈走愈近。其实,在这两重变化之外,也还有一种「革命实行家」(胡适语)的迷惘与痛苦,值得后人体察并引为经验与教训。




一、组织涣散之痛


同盟会曾被简单定性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资产阶级」之说不确切,已有许多研究,不必赘述。但同盟会究竟能不能算作一个「政党」,则仍有廓清的必要。若能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其实不难发现,同盟会不过是一个「革命大拼盘」,只是诸多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虽然它有「纲领」、有「口号」、有「总理」、有「会员」,像极了一个标准的政党,但其领导体制,从该会成立之日起,即已陷入瘫痪。



据该会章程,其领导体制,采行的是总理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本部暂设东京,以总理是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总理之下,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承担行政职能,由总理直接领导;评议部承担立法职能;司法部乃是执法机构。三部独立行使职权,立法、执法分割,总理的权限受到高度制约。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



若同盟会乃是执政团体,上述领导体制,无疑是极好的。但它是一个以「造反」为本职的革命团体,而且是一个由众多秘密小革命团体,组成的秘密大革命团体,总部还悬居海外。采用这么一种权力高度分散、决策速度迟缓的领导体制,同盟会运转不灵,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据执行部书记田桐披露,「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为迁就现实需要,自成立之日起,评议、司法二部就「未曾独立行使职权」。9个月之后,1906年5月,新修订的同盟会「总章」,干脆取消了司法部;同时还削弱了了评议部的职能,将其改成「议事部」,弹劾总部的权力被取消,只余下「制定本会规则之权」。相应的,总理的权力略有提升,除对外代表本会、执行会内事务、节制执行部各员外,还可以「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即便如此,同盟会的运转也还是无法摆脱瘫痪。核心原因有二。1、总理及其所直接领导的执行部,没有约束会员的权力;2、盟内会员,亦缺乏服从组织的自觉。



比如,1907年1月4日,宋教仁接替黄兴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2月28日,同盟会总部开会,孙中山与黄兴因未来国旗样式问题发生争吵,孙定欲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坚持认为该旗设计不美观,且与日本旭日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二人均以退出同盟会为辞要挟对方——孙放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则「发誓脱同盟会籍」。宋教仁自黄兴处闻知此事,认为孙「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遂于3月1日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径自前往辽东运动「马贼」。稍后,黄兴虽回心转意同意孙的主张,但至辛亥年,共进会在武汉所用乃是十八星旗,陈炯民在惠州所用乃是井字旗;陈其美在上海所用乃是五色旗。可见孙中山名义上虽为同盟会总理,事实上并无办法(无论是符合程序的办法,还是不符合程序的办法)使盟内会员接受自己的意见;盟内会员也只是抱着一种「以义相合」的理念而来,并无服从组织的觉悟,宋教仁的轻于去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身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其实相当痛苦。在他看来,自己名义上虽是党魁,实际上却不过是个傀儡:



「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简言之就是:会员填过盟书,举行入会仪式后,并无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组织监督。总部无力约束会员及下级组织,会员及下级组织也不必向总部履行义务。总理亦只能靠革命理想、传统道义、个人威望来指导各人的行动。


类似「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这样的感受,并非孙中山个人所独有。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黄兴总结教训,也曾这般感慨:  「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补救其偏,在多设参谋。凡事先重计划,由参谋作成之计划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


武装暴动之时,尚且如此这般儿戏,组织涣散的程度可见一斑。


认为孙中山「作事近于专制跋扈」而不愿与之共事的宋教仁,对同盟会病症的诊断,其实与孙中山完全一致。1911年,宋教仁等人另起炉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宣言如此形容同盟会总部: 「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

所谓「有共同之宗旨」,正是孙中山说的「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所谓「 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正是孙中山说的「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无团结之精神」、「党员则有类散沙」。


对病症的诊断虽然相同,但孙身为「总理」,宋身为「革命大拼盘」之一员(华兴会领袖),位置不同,立场不同,对病因的理解,于是也就各异。宋很自然地把同盟会总部瘫痪、组织运转不灵的责任归咎于孙——「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说:「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所谓「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显然是在指责孙中山。孙则很自然地抱怨「革命大拼盘」的成员们没有团结精神,也不懂得服从组织,让他这个党魁形同傀儡。



今人已无必要去纠缠孙、宋二人对病因的理解孰对孰错。在宋的立场,他希望同盟会能够健康运转;孙也同样。但无论孙、宋,实际上都无力将一个「革命大拼盘」,改造成一个「切实之组织」。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将「革命大拼盘」拼合起来的权力架构,本身就难以相容。

故此,尽管在病因上互相指责,孙、宋二人所选择的「治病之路」却又是相同的,即脱离「革命大拼盘」另造新组织。


1910年,宋教仁筹划纠合同志另组中部同盟会。孙中山自1907年3月离开日本,即渐有抛开东京同盟会总部,另设严密组织的计划。1908年,孙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新订立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与东京总部的章程已大有不同。其第十三款特别规定:

「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  具体办法是八人一排,三排一列,四列一队,四队一营。孙还在该条款后着重批示: 「此条请即施之实事。」「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


至1910年,孙中山甚至干脆将美国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更名为「中华革命党」。同年,在给邓泽如的信函中,又再次强调,在接纳、训练会员时: 「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将新旧人员编为排列,则团体可以团结矣,否则仍如散沙也。」


简言之,孙希望通过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来造成一个真正有组织力的革命团体。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在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里,是无法实现的。

当然,「同盟会总理」这个头衔仍有其价值,尤其是在海外筹款方面,其号召力能带来不少便利。这也是孙中山虽然有意另造组织,但却不愿意抛弃「同盟会总理」这一头衔,新组织的名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仍挂靠同盟会(如「同盟会南洋支部」)的缘故。

这种做法,自不免与「革命大拼盘」中的其他派系发生矛盾。如陶成章、章太炎等作为光复会首脑,虽加入同盟会,但在其指导之下,江浙沪的革命活动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进行。用陶成章自己的说法,则是「是时浙江内地多不知有同盟会事,仍其名为光复会」。如此,孙中山1907年3月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前,仅将所获赠的一万七千元款项中的两千元拨给章太炎,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经费,其余则欲全部用于自己所谋划的南方边境起事。此举引起章的极大不满。章希望获得其中的一万元,未果后,不但要求报社将孙的画像取下,且提议革除孙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此乃同盟会内部第一次反孙风潮。


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要求孙中山为《民报》拨发三千元印刷费,为「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以光复会名义而非同盟会名义组织)筹集五万元活动经费。孙未满足陶的要求,陶自行在南洋筹款也收效甚微,且怀疑孙在「暗中设法播弄」,终于又在1909年掀起第二次反孙风潮,要求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组同盟会。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设总部,实际上也脱离了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二、思想分歧之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困扰孙中山的,并不仅仅只是同盟会的组织涣散。会内成员间的思想分歧,同样也很严重;甚至可以说,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各「拼盘」之间的思想分歧太大——虽然在推翻满清这一点上众人立场一致,但具体该用何种手段推翻,推翻后该成立何种政府,实施何种政策,却没有统一的意见。


比如,1907年倒孙风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张继(写公开信要求孙辞去总理职务),乃是无政府主义信徒,1903年即翻译有《无政府主义》一书,主张在推翻满清之后,在中国「行无政府」之道。第二次倒孙风潮的核心人物陶成章、章太炎,也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按陶成章的理想,革命成功之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用市民政体,或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到那时候,土地没(公)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要把田地改为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

按章太炎的看法,孙中山孜孜于发动武装起义,乃是误入歧途,真正的推翻满清的办法,是发动劳动者,「一市之内,闭门七日」,如此,不但官府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军队也将「虽有利器,且缩不前」。


光复会重组之后,陶成章所制定的革命方案,是「专主个人运动」,也就是谋划暗杀行动。他曾批评孙中山把所筹巨款「转用地方起兵」,乃是「东放一把火,西撒一把沙」的「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之举。陶甚至设想过一种「中央革命」之妙法,欲一举颠覆清廷:「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其实,和宋教仁一样,陶成章也很清楚同盟会的病症所在。1910年6月,他曾致函南洋光复会同仁,如此解释光复会既已重建,为何又「专主个人运动」,不愿大量扩张会员:


「今者革命之党遍于国中,人人有一方针,人人有一目的,各欲向其目的之地,以谋进取,于是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运动款项,其将奈之何?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以绐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又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针且先乱矣。」


陶所描述的,乃是光复会大量吸纳会员走扩张之路,所必然面临的困境。这也正是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党魁,曾面临过的困境。只不过,身在同盟会时,陶并不能体谅孙;至光复会重建,陶做了「党魁」,又不得不如孙中山一般要求同仁体谅于他。


比如,陶曾一再指责孙中山逃避改良同盟会的组织沉疴,也曾一再要求孙为自己的革命方针承担筹款之责;但至此时,陶也不得不承认:若光复会收纳那些「人人有一方针,人人有一目的」的革命党人,自己也并不比孙中山高明,既不能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也不愿意在筹款问题上对他们雨露均沾,因为那样一来,「未见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针且先乱矣」,不但同仁的目标难以实现,自己的方针也得打水漂。


再如,虽然「平均地权」四字被列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之中,不过会内真正赞同此说者,却并不多。据冯自由记载,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

无言,并不等于接受了孙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同盟会的地方组织采取了「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的办法。如欧洲同盟会骨干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人,另立名目「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十二字;共进会领袖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则把「平均地权」四字,更改为「平均人权」。组织之纲领,尚且可以轻易删改,成员思想分歧之大,组织涣散程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了。


当然,孙的「平均地权」理念,脱胎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既非没收富人土地,简单粗暴地重演史上农民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剧;也非任由土地在市场自由流动(地价因社会文明发展而上涨将征收土地增值税);更非如陶成章那般要搞「土地公有」「土地国有」。这套理论,无论对错,均非一般同盟会成员所能理解与消化。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在上海重建国民党的领导中枢,与袁世凯对垒。此时,「大拼盘」的弊端开始显现。国民党北京本部议员走「稳健派路线」,拒绝奉孙、黄的决策南下;国民党籍都督阎锡山、张锡銮等,则联名通电,指责黄兴等人「不爱国家」「牵诬政府」;谭延闿、陈炯明等亦对武力讨袁态度消极,不愿参与;……邹鲁后来感慨说:「(同盟会)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各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举义讨袁,不匝月而先后败亡,非无故矣……总理忧愤交集。」


在这「忧愤交集」之中,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三次成立「中华革命党」。虽然前两次也是为了强化组织(一次是在1903年,系针对松散的兴中会的改造;一次是在1910年,系针对松散的海外同盟会组织的改造),但这一次孙中山走得格外之远。以至于多年的挚友黄兴不但拒绝加入,而且在给张继的信函中,如此激烈抨击:


「今日之中华革命党有包办公司之性质,非该公司之人俱当视为仇敌,……该党中之手段其阴险处,较赵秉钧尤甚,其专制处较袁世凯尤甚,……是诚不知其用心,只可谓之发狂,想以后更狂而乱噬,直至自杀而后已。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诚可痛也。……袁贼卖国,党人乱动,国亡无日。」


但在孙中山看来,以上种种,正是自己痛定思痛后的深刻反省:


「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



居正也听到孙说: 「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事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服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


按孙的设计,中华革命党员,按入党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类。「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笔者注:即军政、训政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



孙也把造成上述形态的中华革命党的希望,部分寄托在了袁世凯之上。在给黄兴的书信中,孙曾恳切要求黄不要暗杀袁,理由是: 「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


从这个角度来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突然病故,对中华革命党亦可谓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转达孙中山指示:「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本文删节版原刊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1期)


 樓主| 發表於 2020-10-20 03:11:19 | 顯示全部樓層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胜利就必需大开杀戒。  


林肯自己是美国南方人,做到北军最高统领,剿灭南军毫不手软。南北战争统一美国,死了几十万白人青年。

白人在北美的西进运动,杀了几百万印第安红番。—— 留着这些红番原始人的命、任其抢掠白人居民点,美国能建成世界顶级的经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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