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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976年CCP高層四個群體的較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面對的是一個相當嚴峻而又撲朔迷離的局面。毛的逝世，使得中國出現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十年「文革」導致經濟和社會生活崩壞，已成強弩之末；國人心理五味雜陳：厭倦、憤懣、憂慮、焦灼、茫然、希望，關切毛後的中國走向。在中央高層，則醞釀著尖銳的政治較量。
CCP高層的四個群體 三種力量
1975年，隨著Dang Siu-Ping全面整頓的展開，中國高層大致分化為四個群體、三種力量。
第一個群體以Dang Siu-Ping為代表，大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資派」，「九一三」事件後重新出山，對「文革」極「左」政策和「四人幫」十分抵觸。胡耀邦、張愛萍、萬里、李昌、周榮鑫都是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成了Dang Siu-Ping整頓工作中的骨幹。
第二個群體是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韋國清、蘇振華，他們在「文革」中受到一定衝擊，但未被打倒；「批鄧」後雖官居原職，但同「四人幫」有很深的矛盾，對「文革」政策也有抵觸，政治傾向上與第一個群體相當一致。
第三個群體以華國鋒為代表，包括吳德、紀登奎、陳錫聯、陳永貴，「文革」初未受衝擊或者受輕微衝擊，官居原職甚至官升高職，參與了Dang Siu-Ping領導的整頓，但對「文革」極「左」政策並不抵觸；同「四人幫」有矛盾，但也沒有多少鋒芒。
第四個群體是以江青為代表的「四人幫」幫派力量。
四個群體歸為三種力量：第一個群體和第二個群體是一種，其他兩個群體各是一種；只有汪東興例外，他既同「四人幫」有較深矛盾，又極力維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
「批鄧」以後，第一個群體再次受到打壓，被逐出政壇；第二個群體也被冷落，至少在表面上處於高層權力的邊緣。剩下的兩個群體，關係逐漸緊張。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後，毛澤東重新考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選，結果選定華國鋒作國務院代總理，這令張春橋等人非常不滿。時隔兩月，毛提議華國鋒任CCP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執掌黨政大權的華自然成為「四人幫」盯住的目標。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步步緊逼，爭權挑釁，形勢更加緊張。解決「四人幫」問題刻不容緩。
非常時期 非常行動
解決「四人幫」問題，還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党內已有醞釀。最早是元老之間的個別議論。「批鄧」以後，葉劍英雖然被迫「養病」賦閒，但仍居CCP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要職，成為醞釀的中樞。此外，汪東興和李鑫（康生秘書、時任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之一）也有過私下意見交換。
這些醞釀，為解決「四人幫」問題提供了條件。但是，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的，還是華國鋒。很長時間裏，這個關鍵的歷史細節未被重視。
據李先念、吳德回憶，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回憶是10日），華去李先念家簡短交談，說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華請李代表他去見葉劍英，徵求葉劍英的意見，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同一天，華國鋒還找汪東興談此事，汪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支援華的意見。
9月14日（華國鋒、吳德回憶是13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軍委辦公地，看望葉劍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請他考慮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方式。隨即，華、葉多次單獨商談。16日，華國鋒在國務院會議室開會，同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一說還有陳永貴）商議此事。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後來告訴他，華還同蘇振華溝通過此事；吳德本人則同倪志福打了招呼。只有吳桂賢被認為同「四人幫」有牽連，事先未曾與聞。
這個過程表明，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第一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還有汪東興，迅速達成了一致。這時，華下定了解決「四人幫」的決心。
9月21日，葉劍英到華國鋒住處，商量解決「四人幫」的方式，討論了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26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在國務院小禮堂談話，商量解決「四人幫」的辦法。起初，吳德傾向於用開會投票的辦法解決。然而，在分析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後，三人感覺在政治局投票解決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沒有把握，因為1973年召開的CCP十大上，「四人幫」把不少「造反派」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召開中央全會會有風險。
當時的政治局成員尚有20人，李德生在瀋陽，許世友、韋國清在廣州，賽福鼎在新疆；在京成員，除劉伯承病重，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解決「四人幫」問題，佔了在京成員的近三分之二，成為絕對多數。中央委員會的構成則比較複雜，真要通過全會解決，結果殊難預料。這次談話，最後敲定採取隔離審查即逮捕的辦法。
9月29日，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慶節活動問題。江青大鬧會議，要求將毛澤東的聯絡員、其侄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否定了江青的意見，堅持讓毛遠新回遼寧。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多數政治局成員支援華。江青等人繼續鬧會，氣氛劍拔弩張，以至會議延遲到次日淩晨才結束。江青意圖未能得逞，但華感到，對方已經迫不及待，他隨即加緊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步伐。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方案，是華國鋒同汪東興和吳德商定的。據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一個負責逮捕「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10月2日、3日、4日，華、汪、吳之間多次就實施細節商議。10月4日下午，最後確定：6日晚上，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選》第五卷編輯出版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會，然後對其隔離審查；同時對江青、毛遠新以及「四人幫」親信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實施隔離審查；控制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紅旗雜誌社。
10月6日晚8點，在華國鋒、葉劍英主持下，汪東興具體指揮，中央警衛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逮捕，宣佈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逮捕了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華責成中聯部部長耿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紅旗雜誌社等新聞單位。整個過程迅速果斷，乾淨漂亮。
當晚10點多鐘，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短短幾個小時，華國鋒就掌控了高層的政治局面。
結束「文革」 開啟轉折
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葉劍英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和當時的合法身份（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與華國鋒一起運籌帷幄，堪稱中流砥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等也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就具體組織和實施而言，華國鋒起了最為關鍵的作用。華不僅具有當時最高的合法身份（CCP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而且從正式提出動議到分別同政治局成員溝通，從商議方案到具體實施，是所有環節的主導者。
毛澤東逝世後，性格溫厚、謹慎的華國鋒採取如此果斷的措施，逮捕毛的遺孀和毛在「文革」中倚重的幾個人物，其勇氣、魄力和智慧迄今令人驚異。華國鋒因堅持「兩個凡是」而被批評，但僅就粉碎「四人幫」而言，華國鋒恰恰沒有「凡是」。
1975年，毛澤東曾批評「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還說「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說的「解決」，當然絕不是後來華國鋒等人採取的強力措施。相反，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不要小題大做。」
華國鋒此舉，突破了毛的告誡，是對毛的「不是」。正是這個突破，成功化解了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面臨的政治危機，平穩地填補了毛逝世後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巨大社會震蕩。
事後看來，粉碎「四人幫」具有廣泛的党內基礎和社會基礎。「九一三」事件以後，被打倒或受衝擊的党內元老們已經有較多的反思，許多人也對「文革」產生了懷疑和不滿，許多普通黨員、官員和廣大國民對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心生厭倦。1975年的Dang Siu-Ping整頓一度給人們帶來希望，但不久以後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得人們希望破滅，對「四人幫」更加痛恨。
這些懷疑、不滿、厭倦、痛恨的情緒，終於釀成1976年4月的「癲安門事件」。這場悼念周恩來、擁護Dang Siu-Ping、抗議「四人幫」的運動，是「文革」結束前黨內外不滿情緒的總爆發。雖然它遭到強行鎮壓，但是表明「文革」的極「左」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也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民意基礎。
粉碎「四人幫」，國內局勢柳暗花明，國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從大悲轉向大喜，因而得到黨內外的廣泛擁護和讚譽。一個最好的例證是，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文件還在內部傳達之時，消息早已不脛而走，第一個自發舉行民眾集會和遊行的城市，竟是「四人幫」控制經營多年、甚至掌握了一定武裝力量的上海。
各地民眾歡慶「勝利的十月」，歡呼「第二次解放」。空前盛況連華國鋒和高層也有些始料不及，華當時感慨道：有些我們預料到的，有些比我們預料到的還要好；還說，上海的情況比我們預料的好得多。它說明，一個真正反映和順應民意的決策和行動，將會產生多麼巨大的社會能量。
粉碎「四人幫」，終結了綿延十年、禍及億眾的「文化大革命」。那場政治專制、經濟崩潰、文化凋敝、社會動蕩、國民精神壓抑和心理恐懼的浩劫，因此成為歷史。無論當時的人們如何認識，「文革」終結的最大意義，就是昭示極「左」意識形態和集權政治制度的徹底失敗。
可以設想，如果極「左」政治勢力「四人幫」及其追隨者仍盤踞政治舞臺，「文革」的結束是無法想像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更將變得遙遙無期。僅此一筆，華國鋒對當代中國的貢獻即可無可爭議地載入史冊。
（作者：韓鋼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 
發表於 2009-8-8 21:2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