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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人生] 台灣妓女的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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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7-4 19:12:4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http://bbs.cantonese.asia/post.php?action=edit&fid=111&tid=17061&pid=145841&page=1&extra=page%3D1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1997年9月,爲抗議陳水扁廢娼,台北市數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爭取工作權,要求除罪罰,使台灣社會首次認真面對性産業複雜且牽連甚廣的公共政策問題。

  她們的抗爭,持續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灣決議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置紅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紛爭,「紅燈區」很快再次被叫停。

 

6月12日,日日春協會成員在抗議,呼籲除罪化,要工作權。
 
  在台北萬華區龍山寺附近小巷內,幾家「茶室」裏,坐著不分年齡,濃妝豔抹的小姐,細肩帶、小短裙、卷發,在紅豔豔的燈光下,顯出幾分妖豔姿色,明裏她們是坐台小姐,暗裏全套服務。至于附近廣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隨意拉客,她們與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劃,談妥價錢之後就走。

  自從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廢娼之後,她們就這樣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壹般人異樣的眼光,更躲避喬裝尋芳客的警察或線民。與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數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時,便挺身而出,要求回複性工作者工作權。

  6月15日,台灣「行政院」門口,由14個民間社團組成的「反性剝削聯盟」,正公開反對台灣「內政部」規劃性交易專區的政策提案。

  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兩名女子,突然「撲通」壹聲,向正在抗議的台灣女人聯線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爲爭取性工作權。蔡宛芬趕忙捏緊手提包,當場拂袖而去。

  此時,台灣媒體的「黑炮筒」架滿周邊。兩名女子,隨即相擁痛哭,並高喊:「這叫什麽婦女團體?」「爭取了12年回到了原點。」

  花布蒙面,抗議女子,在台灣早已是壹個符號。這代表著她們曾是台灣公娼,來自台灣的性工作者權益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大同區公娼自治會。

  2009年6月12日,台灣「內政部」在委托台灣學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後,在「行政院」人權小組會前會,決議未來將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置性交易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區內娼、嫖與經營者都不罰,但區外皆罰。

  「除罪化」、「設置紅燈區」,政策風向的轉換間,讓這些抗爭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們要工作權。
 
公娼的抗爭

  台灣性産業始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直到陳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選擇了以「強力掃黃」爲訴求,浩浩蕩蕩掃蕩所謂的色情産業,迫使數百家台北市酒店暫時關門。接著,依照挑軟柿子原則,陳水扁想廢除日薄西山、沒人關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國民黨政府頒布「台灣省娼妓管理辦法」,實施公娼檢驗制度,同時並取締私娼,在劃定的特定區域內,對性交易「業主」及「娼妓」發放限量執照,及以劃定「落日條款」,規定營業牌照不得繼承、轉移,所有人死亡後,營業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時,興盛時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陳水扁的「廢娼」政策,讓這個原本屬于禁忌的議題,原本屬于社會底層從來沒有過發言權的壹群人,瞬間打破沈默,壹下子從被動、挨打的局面,反過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告訴大衆,她們是台北市政府核准發牌的「公娼」,應有工作的權力。

  當時,主張反色情救雛妓,以及政治立場傾陳水扁的新興婦女團體支持廢公娼政策。但同時,有勞工權益意識的人士則以「性工作權」爲立場,力挺公娼抗爭,爭取到台北市議會再給予公娼兩年的「緩沖」時間,不必馬上面臨失業危機。

  時任工傷協會秘書長的顧玉玲說,站出來支持性工作者之前,也曾猶豫甚至害怕過,因爲過去大家大抵認同身體是不能販賣的,也認同救援被迫的雛妓及婦女。但大部分的人從未想過有人自願從娼,至于性工作者的人格尊嚴,更是受到漠視。

  因爲政黨鬥爭,陳水扁杠上由國民黨主導的台北市議會,拒絕給予公娼緩沖兩年。

  此種政客行爲,引發了公娼展開了1年7個月的慘烈抗爭。

  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副會長麗君,與公娼姊妹發動200多場抗議,壹路「娼影隨行」追著阿扁,最後甚至成爲陳水扁連任市長失利的原因之壹。馬英九繼任台北市長後,依法行政複娼緩沖兩年。

  廢娼抗爭,開啓了台灣妓權運動。支持公娼運動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間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持續推動「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汙名」運動。她們發動了近500場以上街頭抗議活動,每逢大選、台北市長選舉前,壹定會以遊行向各黨候選人施壓,要求先廢除「社維法」罰娼條款。

  原來在角落不被看見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開始在各種公共空間,包括在對政客的抗議行動中出現。她們召開五次娼妓國際會議,把全球最經典的性産業政策模式帶到台灣討論,將性工作者演唱歌曲錄制成CD、拍攝性工作者紀錄片、將公娼館「文萌樓」成功轉化爲文化古迹??
當性工作者現身于主流媒體,通過上千條新聞,和數萬名社會各界人士面對面溝通後,越來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實樣貌,並把層次複雜的問題厘清。
 
禁娼背後的數百億性産業

  根據台灣警政署統計,目前全台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協會粗估至少有10萬名地下性工作者,年産值數百億元,可見其需求度。在台灣「內政部」宣布各縣市得以設立性交易專區之後,全台25縣市首長,卻只有雲林縣、屏東縣、宜蘭縣這三個窮縣的縣長贊成。

  反觀壹般民衆,樂見其成者居多數,經過各方媒體的問卷調查,大抵半數以上都贊成此議,畢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專區,總比台北市廢娼之後,弱勢的流莺亂竄、警察亂抓,但有錢有勢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應召站等色情業者隨意高挂豔幟,甚至流入住宅區來得好,民衆唯壹在乎的是:「紅燈區千萬不要設在我家後院。」

  「紅燈區」再次放行消息,讓過去台北市華西街及歸綏街紅燈區周邊的店家,在經濟寒冬裏感到點溫暖。廢娼後,他們生意瞬間清淡,如果未來成立專區,他們樂見性産業回到這些沒落的紅燈區。反正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飾店的老板已經習慣與性工作者、老鸨、尋芳客相處,彼此相互捧場,各做各的生意。就像壹位在歸綏街擺小吃攤的業者說:「性交易,不過就是討生活嘛,以前這裏的妓女被客人欺負,老鸨都叫警察來趕人,附近的兄弟有時候也會過來幫忙壹下,我們大家都相處很好啦。」

  雖說台灣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實際上,廣義的性産業在台灣早已行之有年,到現在已經形成相當多元且分工細致的非正式産業。依照「特種營業」法規,在台灣經營酒家、酒店、KTV、三溫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這些場所內沒有被抓到直接從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極有可能隱藏其中。不管是在商業區的飯店、賓館、還是巷弄間的住宅,台灣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應召站、經紀公司、娼館、按摩店、護膚店等型態,早已低調地存在著。

  依台灣法令,即使是成年人雙方協議自願進行性交易,還是會依法判有罪或可以被行政處罰的。其中,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獲,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處罰新台幣3萬元(約人民幣6000元)以下,或拘留三天以下。但是台灣的法律不處罰性消費者,這俗稱「罰娼不罰嫖」。而性交易的其他關系人,如業者、中介等,若被抓到處罰更重,依「刑法」可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並罰金新台幣10萬元(約人民幣2萬元)以下。

  在表面上,不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台灣各級政府都壹貫地宣示禁娼。但是實際上,政府不敢也不想全力打黃,而只挑軟柿子吃:自199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實施以來,共有7、8萬人次的性工作者被抓受罰,而被處罰的平均每年約4000名的「小姐」,大多數是性産業中最底層的,如站街流莺,沒後台的小娼館。

  就這樣,性産業和禁娼政策荒謬地共存了半個多世紀。
 
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罰娼條款的規範下,弱勢的性工作者常面對警方的取締與壓迫,甚至爆發過警員向私娼索賄、白嫖的醜聞,讓她們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難。多年來壹直站在妓權運動第壹線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議廢娼政策或廢娼之後生計無著而自殺的公娼,更是無法壹壹道盡。

  凡此種種,讓妓權運動者與性工作者更加強力主張「性工作除罪罰化」,同時也引發台灣社運團體的對立。

  壹派是以日日春協會、性別人權協會爲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認爲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及周邊從業人員都不應處罰,但可在營業形態、勞動體制、地點場所進行務實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壹派由早年推動反色情、救雛妓的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組成,認爲性交易不能是壹種職業,更反對性産業(目前已經結合其它團體組成「反性剝削聯盟」)。這些團體原本主張廢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說話後,她們改變說法,同意可以不罰娼,但法律應改爲罰嫖,及繼續將業主、媒介等罪罰化。

  但是,「反性剝削聯盟」現階段訴求的後果仍舊讓性工作者活在汙名歧視中。日日春協會負責人說,罰嫖等于罰娼,性消費者不敢上門,就是要讓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並不好挂的紅燈

  6月15日上午,「反性剝削聯盟」在台灣「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反對設立「性專區」。他們指控性交易的實質內涵是壹種性剝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將導致性剝削更爲嚴重。他們甚至將「成人性交易」與人口販運相聯系,卻始終拒絕與「性工作者」對談,讓兩者之間形成強大的壁壘。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就認爲,政府設立專區無濟于解決性交易的問題,只會讓人口販子更加猖獗,還有性病傳播、幫派、毒品等社會問題亦將無限延伸。

  與之看法兩極,以「日日春協會」爲主導的「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則對「反性剝削聯盟」的發言頗不以爲然,他們在6月12日率衆到「內政部」抗議,批評台灣「內政部」非但沒有執行此計劃的時程以及相關配套,對專區外娼嫖都罰的政策規劃也爲德不卒。

  聯盟發言人、日日春協會秘書長王芳萍說:「要不是有權有勢有背景,怎麽可能進得了紅燈區,這個專區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結,那些弱勢的性工作根本不可能在專區中卡位,終究要流于非法,對于現況毫無改善的可能,專區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會更嚴重,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兩方嘴戰,也引來了專家的加入。

  由于紀惠容多次提及瑞典在1999年後轉向「罰嫖不罰娼」,不但減少性交易市場規模,更減少人口販運犯罪。對此,台灣著名性學專家、中央大學何春蕤教授提出反駁,她說,瑞典此舉不但讓性工作者更加「地下化」,也使不法賣淫集團得以兩邊榨取娼嫖,使出國買春、人口販賣因禁嫖而有更高的「需求」,而這正是「性剝削」和「人口販運」的溫床。

  陳水扁和馬英九在任內,分別進行了各新台幣300萬元的性産業政策研究,結果都顯示:性交易除罪化並合法管理是相對地下化更好的方式。但是執政者壹直以沒有所謂的「社會共識「爲由,拒絕修改目前原則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

  今年,台灣「內政部」又再度召開專家會議,與會各團體都認同「性工作除罪化」刻不容緩,但官方仍然持續拖延戰術。壹直到此時此刻,台灣大舉觀光牌之際,才提出此議,不禁讓人有題外聯想:「性交易專區難道是爲迎接大陸客做准備?」

  兩方民間團體對立的強大壓力,再加上各縣市政府也以反對意見居多,6月24日,台灣「內政部」急踩煞車,決定先打造壹部「成人性交易處理法」後再行研議配套。

  「紅燈區」再次遊離、擺蕩。

  在昔日熱鬧的風化壹條街——歸綏街上,如今的文萌樓已經不再是公娼館,而是「身心靈幸/性福雜貨店」,是日日春協會的大本營。

  這家「雜貨店」不賣雜貨,賣的是「幸/性福」。這座見證了台灣半個世紀娼妓曆史的小樓,與它昔日的主人壹樣,面臨著轉型,要替這些過去的性工作者尋找第二春……
 

台灣妓運第壹人

  她確實是壹代名妓,不但是因爲她在性工作專業化方面的表現和發展,更因爲她在推動妓權運動上的重大貢獻。

 

拉下了貼身黑長褲,露出遭到警方毆打後的瘀青豐臀與大腿。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壹個普遍且道地的台灣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台灣北部宜蘭縣礦工家庭的她,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成爲壹名公娼鬥士,甚至台灣第壹名妓。

  疾病與貧困捆綁著她的前半生。14歲時,父親病逝;23歲時,母親罹患重病。爲替媽媽支付醫藥費,官秀琴選擇了出嫁,這樣她可以「賺取」18000元台幣的聘金。婚後3年,卻因枕邊人有外遇而離婚。爲了養活子女,她29歲下海,在台北市萬華區賣淫,成了壹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錢來換取壹家溫飽。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個年頭,前台北市長陳水扁斷然宣布廢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類天性的「合理性」活動,讓官秀琴走下了「紅燈戶」的「小姐床」,毫不掩飾地走上了街頭,展開了曆時9年、500多場大小活動的台灣妓運抗爭史。
 
  「壹二」、「壹二」。

  1997年9月11日,數十名戴著帽子、口罩、墨鏡的台北市公娼姊妹們,彼此手牽著手,拉成壹排,齊聲喊著口號向前邁進。她們「蛋洗」著台北市政府大門,要求政府撤回「廢除公娼」的決定,並爭取兩年的廢娼緩沖期。此時,43歲的官秀琴壹個人走到了電視鏡頭前,「刷」地壹聲,拉下了貼身黑長褲露出鑲著蕾絲邊的白色內褲,以及遭到警方毆打後的瘀青豐臀與大腿。

  「我不怕『見笑』(台語:丟臉),我站出來讓大家圍過來看,我今天有這個勇氣走出去,就是覺得我的工作並不是見不得人。」身兼單親媽媽、公娼、妓運鬥士多重身份于壹身的官秀琴說,以前她也想過,自己做這壹行,不知道別人會怎麽看她,但是自從政府宣布廢娼之後,她就沒有顧忌了,決定站出來組成公娼自救會,爲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壹堆受過高等教育、身兼律師的婦運領袖旁,高聲疾呼著:「阮(台語:我)不是愛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總是頂著壹頭烏黑的大波浪卷發,化著紅唇豔妝,參加娼妓國際會議,拍攝紀錄片寫真集,她爭取將台北市歸綏街139號的公娼館——「文萌樓」列爲文化古迹。在此同時,她還因不滿台北市議員杯葛市府的緩廢娼案,與公娼姊妹們吞藥自殺,幸而獲救。

  官秀琴不止壹次說過:「壹旦(娼妓)變成非法,什麽人都可以騎在阮頭上,阮(台語:我)只有低頭,求人手勢拿高,放阮壹馬。」

  2001年,台北市政府正式執行廢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曆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轉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台北萬華區,與四個小姐合作經營私娼館。實時年過半百,她依舊要下海當「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場享受片刻溫存,下了床之後,她又重新走上街頭,爲性工作「除罪化」疾聲呼籲。

  2000多個爭取妓權運動的日子裏,官秀琴壹肩承擔各種交際應酬,地方勢力、黑白兩道、警察取締、鄰裏關系,都需要靠錢打點,支出愈來愈龐大,沒想到店裏壹位姐妹卻積欠地下錢莊龐大債務而「落跑」,而官秀琴剛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網的借貸連動系統,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東牆、補西牆,被迫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每天要支付9000元台幣。終日忙著接客、標會還債、應付警方的查緝,讓她疲于應付。

  2006年7月30日,壹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說:「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強取締色情項目,妳們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開店。」聞言之後,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壹旦無法開門做生意,又該如何填補眼前龐大的債務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電話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戰這麽多年了,卻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國民黨上台,照現在這樣取締,合法化遙遙無期。」

  2006年8月1日淩晨,官秀琴找來了與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著告訴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後壹餐。」她隨即失蹤了兩天,直到8月3日,浮現在台灣北部基隆水湳洞的海浪中。在岸邊礁石上,警方發現她的皮包,裏面有壹張紙條。墜海前,她寫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鬥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2006年8月17日,被稱爲「官姐」的她,只在台灣媒體版面上「複活」了壹天。報道這樣寫道:1997年,台灣第壹位公開現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權」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後生活艱困債務纏身,在基隆跳海自殺身亡。

  自殺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際,壹位公娼阿玲因房貸繳不出來,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間因就業困難的前公娼,有兩名割腕,兩名吞服安眠藥。

  時至今日,台灣性工作者爭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


歸綏街的最好時光

  這是壹條曆史悠久的風化街,早在清末大稻埕開港時,便帶動當地熱絡的商賈貿易活動,而逐漸形成風化區聚集了各種類型的性産業。


 

文蔭樓是目前唯壹保留原貌、供人參觀的老娼館。

 

 

文蔭樓裏官秀琴曾住過的房間。

 

 

歸綏街上昔日林立的公娼館現都已關門。
 
  走在歸綏街上,Miko遇上以前的老鄰居。老伯趨身問候:「妳是以前住在這裏的小姐吧?」

  他們聊起了近況,以前的舊事,如同多年未見的鄰裏。過去多次聽說歸綏街公娼館的老鸨、娼妓與周邊鄰居尚稱和平相處,現在總算有點領會到了。

  日據時代,重慶北路到甯夏路口那壹段歸綏街稱爲藝旦街,各種類型的性産業齊聚壹處,超過百家,有稱爲酒番的酒家,裏頭的小姐賣藝不賣身,廚子還會端出上好的酒家菜來招待尋芳客,可謂上流社會風雅高尚的性娛樂,其中,江山樓便是最爲名聞遐迩的壹家。當然,有更多純粹滿足男人性需求的「查某間」(台語:女人間)。此外,銀樓、藥房、服裝店、美發院均因産業需要而擠身其中。

娼館裏的講究

  那時候,歸綏街入夜後總是熱鬧非凡,持續到清晨。幾乎每家的公娼館都是門庭若市,小姐整天接客不停。

  王姨在歸綏街待了40多年,輾轉在幾家不同的娼館做管理。她的工作包括管理牌子(收錢)、打掃整理,還要照顧小姐們的三餐。

  那時的公娼館分爲甲級、乙級、丙級,王阿姨工作的甲級娼館1節要40元,乙級、丙級較便宜。王姨說,以當時的物價來比較的話,那時陽春面壹碗才1.5元!後來大概是以壹年10元左右的幅度在漲價,到高點,所有甲級公娼館都是1節15分鍾1000元。

  不過甲級的小姐比較講究,大家會找裁縫師傅來,定做樣式壹致的旗袍。大家就會講好,今天要穿什麽樣子的衣服、配什麽皮鞋(那時高跟皮鞋可是時髦的高級品),壹字排開,整齊又美觀!小姐也都年輕漂亮。而乙級的則較爲隨便,還會穿著拖鞋。

  在歸綏街,大部分的小姐是本省人,從宜蘭東部和南部上來的都有。而會去甲級消費的客人,外省人較多,大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還有由三七仔帶來的日本人和香港人觀光客。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歲那年,父親生意失敗而依《票據法》被法院收押,亟需壹筆錢把他保出來,她便以長女的身份扛起家計而下海,經朋友介紹來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幣賣給娼妓經紀人,壹賣就是四年。

  兩年後,珊姨剛滿18歲,就被經紀人安排到歸綏街公娼館接客。當時規定年滿18歲,通過健康檢查,並由父母親自來警察分局蓋章,才可以領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養女都不得領取。
 
  過壹晚就有8400元入賬,但卻全入了經紀人口袋。當時剛好正逢北投廢娼的緩沖期,警察抓得很緊。

  由于是合法營業,這個風化區並沒有黑道保護、警察勒索的問題,但的確不乏像珊姨這樣因家計而「自願」賣到娼館的女孩。她們與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經紀人或保镖盯得很緊,無法檢選恩客。珊姨回憶說,她做到後來「技術」純熟,壹小時便解決14個客人。根據歸綏街文萌館的前老板所說,自由妓女通常壹天只接8、9個,不願意接的都得由被賣的妓女照單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須帶保險套,遇到無理客人還可以報警處理,而且定時接受健康檢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時,都在胸部貼ok繃,不讓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親吻她,她便壹拳揮過去,維護僅存壹點身體自主權。

  在公娼館時,珊姨遇到不錯的老鸨,第壹天接客壹次50元,3天後整個風化區便調漲到70元,原本和經紀人說好接壹個客人她可以抽5毛錢,調漲後老鸨便爲她爭取到壹個抽1元,雖然當時經紀人十分凶惡,偶爾還會打她,但因爲老鸨的袒護,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她還是咬著牙壹個客人接著壹個客人地幹過來,4年之後她就自由了,但當時父親出獄後身體多病無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計全落在她壹人手上,只能毫無退路地繼續從娼。
 
禁娼後

  本來珊姨的日子還過得去,與娼館三七分賬下來,也存了壹些錢,幫助弟妹完成學業、成家立業之後,正想過幾年繳完房貸後退休,沒想到陳水扁來個廢娼。隨著1997年的廢娼,歸綏街公娼館的紅燈籠壹個個熄燈取下,大多數店家均已搬遷,如今這不算寬的小街道壹片蕭條。

  這讓珊姨頓時手足無措,警察也從原本的保護者變成天天站崗監視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訂的規則來嫖妓,拒帶保險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檢查、每兩個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費體檢也全部取消,讓這些原本持有合法營業牌照,得以安心執業的公娼,壹夕之間喪失了所有的保護。

  在國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灣,便來到歸綏街,原本以爲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應該過得比較安心,沒想到遇上廢娼風暴。
Miko與珊姨最終決定,與官姐及工運組織工作者壹起走上街頭,爭取性工作權。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門口,Miko向台灣「女人聯機」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爲爭取性工作權。

  27年前,Miko年僅20歲剛剛離婚,帶著9個月的女兒回到娘家,壹切有了交代之後,便准備赴日賣春,在此之前,她曆經艱困的求職過程。當她三個月回國之後,拿出第壹個100萬放在桌上,久病的父親淚如雨下。

  壹趟三個月,她去了兩趟,小有積蓄之後,便從良在屏東家鄉開個自助餐店,沒想到初入此行,什麽都不懂,壹氣之下結束營業,又去了趟日本。結果那壹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來山口組綁架,好不容易聯絡上媽媽桑,把壹條命給救了回來。

  第四趟回來之後,她再度創業,在恒春種木瓜,真心希望從此徹底轉行,結果壹場台風讓她虧損300多萬台幣。爲還債務,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經曆了合法的壹樓壹鳳,其後于43歲,去了澳大利亞這個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國家。在那裏,她遇到壹位六十幾歲來自廣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幾歲就來到澳洲從娼,生活條件相當優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過去做的那些轉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爲性工作被汙名化,她會好好連續做壹段時間,讓自己及家人、小孩過得更好,而且還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還沒准備好就轉業,反讓更大的經濟壓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幾年,她體認到壹個性交易合法化的國家,不但性交易公開透明,收費標准化,銀貨兩訖,也不會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種黑白通吃的問題産生,更不可能遇到無理取鬧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爲壹個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嚴來。

  在2001廢娼之後,珊姨便離開娼館,靠打工及卡債度日,最近實在有點過不下去了,打算將房子賣掉來清償貸款。她經曆過歸綏街的最好時光,正體驗著歸綏街的蕭條。

[ 本帖最後由 紮那魯剛多 於 2009-7-4 19:14 編輯 ]
發表於 2009-7-6 00:54:35 | 顯示全部樓層
叫鷄合法化,甘男人就可以正大光明去嫖,無疑係返返舊時代,話人人平等,甘女人叫男妓也得合法化!同性嫖都合法化!由此產生出來嘅矛盾邊個負責?倒不如繼續由佢處於灰色地帶…不消滅、不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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