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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0

《廣州通志》

<p><font face="細明體" color="#3300ff" size="6"><strong>《廣州通志》</strong></font></p><p><br/>取自撈共廣州殖民當局編撰嘅“官史”,其立論立場自然同我粵民族嘅根本利益大相徑庭,文中有部分詞彙作出簡單修正,我哋粵人睇落會順眼啲!<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0

<p>序</p><p>廣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漢“番禺城”始,建城已有2210餘年歷史,為歷代郡、州、府、道、路、省的治所,又是南越、南漢、南明三朝的古都。廣州作為嶺南最早開發的古城,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地下遺存豐富,物質文化恢宏,精神文化璀璨。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廣州成為中西文化交匯與傳播之地,孕育了獨具風格的嶺南文化。嶺南畫派、詩派、學派以及戲劇、建築藝術、工藝美術和飲食文化,可與中原文化相媲美。早在19世紀,廣州已是引進西方先進文化科技成果的試驗地和窗口。並且,廣州在中國民主革命史上有顯赫的地位。林則徐在廣州禁煙和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反帝鬥爭的帷幕。後來,廣州成為維新派進行思想啟蒙和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繼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在這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張太雷等叱吒風雲的人物,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p><p>廣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起點,盛唐時期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通商口岸。從這裏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對外貿易擴展至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的許多國家;這條貿易通道,曾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這種地位長盛不衰。唐代,在廣州首設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宋代擴設市舶司機構,並于元豐三年(1080年)修訂世界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規《廣州市舶法》。清代,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鴉片戰爭爆發,廣州是全國惟一的通商口岸,對外貿易達到歷史上的巔峰期。外貿繁盛帶動各業興旺,使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嶺南地區最大、最發達的中心城市。據有關史料記載,1850年廣州曾被列為世界十大著名城市的第四位(第一是倫敦、第二是北平、第三是巴黎)。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國內戰爭等因素影響,1875年廣州退到了世界第七位。步入現代社會,廣州作為中心城市,對珠江三角洲及中外層廣大經濟腹地發揮著重要的吸引、輻射、帶動作用。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為沿海開放城市和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躍進全國經濟最發達大城市的行列,其吸引力、輻射力、帶動力大大增強。</p><p>廣州是世界著名的華僑之鄉,兼具得天獨厚的毗鄰港澳之地利。據有關部門統計,祖籍廣州的華僑與華人有50萬人,港澳同胞有近90萬人。華僑與港澳同胞眾多及毗鄰港澳,使廣州得海外風氣之先,信息靈便,人氣開通,有利於各項事業的變革發展,這對於廣州的近代化以至現代化進程產生積極的影響。廣州是中國最早吸收華僑投資的城市。清末民初,華僑便在廣州地區投資創辦了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辦起了屬於中國的第一家火柴廠、電燈公司和橡膠公司;進入30年代,華僑投資辦實業更是高潮迭起。廣州與香港、澳門因地緣與親緣關係,三地人民向來交往頻繁,相互支持。早期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有大批居民遷移港澳,參與兩地的開埠建設;歷史上曾出現以廣州為龍頭的省港澳經濟區,三地經濟連成一片。新中國成立後,廣州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人社會的交往,成為中外經濟、文化聯繫的橋樑和紐帶。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華僑、華人與港澳同胞在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p><p>廣州市是廣東省的省會,廣東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口岸,是1982年國務院公佈的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1990年土地總面積7434.4平方公里,總人口630萬人。其中市區面積1443.6平方公里,人口393.52萬人。<br/>  廣州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它位於南嶺以南,地處三江匯流入海處,具有河港、海港兼備的地理優勢。從古代起,郡治、州治、府治、道治、路治和省治均設於此。廣州有著繁盛的海上貿易,自古至今是全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由此帶動了商業的發展與繁榮,成為廣貨的集散中心,保持著南中國繁華商埠的地位。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的歷程中,廣州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近現代工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由於對內、對外的經濟聯繫頻繁,成為華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與交通樞紐。<br/>  廣州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華,廣州首當其衝,成為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前沿陣地,同時對傳統的封建統治和封建意識進行了有力的衝擊。廣州處於中外關係和國內社會關係劇烈震盪的中心,成為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寫就了一篇篇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顯赫地位的雄偉篇章。<br/>  廣州是嶺南文化薈萃之地。嶺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在中原文化淵博厚重的影響下,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精華而逐步形成的。廣州由於獨特的地理區位和人文環境,成為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地帶,嶺南文化的薈萃之地;嶺南文化所具有的開放、兼容、務實等特徵,在廣州的文化現象中得到最集中、最豐富的體現。<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

<p>自然地理志</p><p>廣州市位於中國大陸南方、廣東省中部偏南,北接南嶺余脈,南臨南海,西江、北江、東江在此匯流入海。地處珠江三角洲北部,跨度為北緯22°26′~23°56′、東經112°57′~114°03′,北回歸線在市境中部偏北穿過,全市約三分之二的地區在北回歸線以南。全市面積為7434.4平方公里,約占全省總面積的4.2%。<br/>  廣州北依南嶺、南臨南海的區位形勢,在古代易於形成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地理單元。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南嶺隘道的開通,與中原的交流日漸頻繁;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廣州逐步走上與海外交往的道路,從而不斷克服自身的封閉性,加強區域的開放性。<br/>  廣州市北靠清遠市、佛岡縣及韶關市新豐縣,東鄰惠州市博羅、龍門兩縣,西接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順德市,南連東莞市和中山市,隔伶仃洋與香港、澳門相望。<br/>  廣州市毗鄰港澳,穗港澳有著密切的地緣、人緣關係。三地水陸相連,同屬一個自然地理區域。從廣州市區中心(人民公園)至香港尖沙咀的直線距離是128.8公里,至澳門銅馬廣場的直線距離為105.6公里。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信息中心,澳門是以博彩業為特色的國際性城市,目前三地關係已達到高度依存狀態。廣州過去為港澳的開埠建設作出貢獻,現在依然是港澳繁榮發展的依託;而港澳為廣州創造了引進外資、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有利條件。<br/>  廣州市是南北交通大動脈京(北平)廣(廣州)鐵路的終點,廣(廣州)深(深圳)、廣(廣州)三(三水)、廣(廣州)茂(茂名)鐵路的起點,是華南民用航空交通中心,珠江三角洲公路網的中心,具有多條內河、近海、遠洋航線,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交通運輸主樞紐,與全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地的聯繫十分密切,故有祖國“南大門”之稱。<br/>  由於廣州市佔據著這樣-個獨特的地理空間,使之擁有鮮明的區域自然地理個性,但由於城市人文環境的逐步建立與加強,這些區域的自然個性又會得到顯著的改造和變型。<br/>  一、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br/>  由於地處低緯度及瀕臨南海的共同作用,使廣州市歸屬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帶,一年內冬夏季風交替,具有光能充裕、暖熱少寒、雨量充沛等氣候特徵。<br/>  光能充裕。由於廣州市地處低緯,北回歸線在其中部偏北穿過,太陽高度角較大,使太陽輻射總量較高,日照時數比較充足。年太陽輻射總量在4400~5000兆焦耳/平方米之間,年日照時數在1770~1940小時之間,地域分佈均呈現自東南向西北遞減趨勢。在時間分配上,夏季最多,春季最少。這些光能資源可滿足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生產的需要而綽綽有餘。目前世界上農業發達國家的光能利用率已達5%,近年國內外研究表明,光能利用率最高可達6%,而目前廣州市僅達1%~2%,這說明廣州市具有很大的光合生產潛力。<br/>  暖熱少寒,夏長冬短。廣州市位於南亞熱帶,終年氣溫相對較高。年平均氣溫為21.4~21.9℃,地域分佈呈北低南高的趨勢。氣溫年內變化為單峰型,最高出現於7~8月,最低在1月。7~8月為盛夏季節,太陽經過廣州天頂附近,光照最強,大氣酷熱,月平均氣溫高達28.4~28.7℃,月極端最高氣溫達38.7℃(1953年8月12日,廣州);1月,太陽高度角偏低,日照時間短,加之受來自高緯度的大陸幹冷氣團控制,月平均氣溫為13.1℃,月極端最低氣溫達零下2.6℃(1963年1月16日,從化)。<br/>  因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氣溫懸殊,四季的長短也不一樣。廣東省根據其位置偏南、熱量資源豐厚等特點,常以陽曆2~3月為春季,4~9月為夏季,10~11月為秋季,12月至翌年1月為冬季。廣州的四季,亦以此標準劃分。據此可見,廣州的夏季長達半年之久,但冬季只有兩個月,且日平均氣溫多在10℃以上,表現出暖熱少寒、夏長冬短的特點。<br/>  雨量充沛,雨季明顯。從大環境看,廣州北靠亞洲大陸,南瀕南方海洋,除冬季受來自北方大陸乾冷的偏北季風影響外,其餘時間受來自南方海洋的暖濕季風的影響。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12~1909毫米之間。降水量的地域分佈明顯受制於地勢的走向。由於全市地勢由南向北逐漸增高,表現為向南方海洋傾斜的大斜面,海洋的暖濕氣流在北上過程被逐步抬升,降水亦隨之增加,由此導致降水量北多南少的分佈規律。最南的番禺年降水量只有1612毫米,而最北的從化則達1908.5毫米,廣州城區居中,為1696.5毫米。<br/>  由於冬夏季風的季節交替作用,廣州降水量年內變化較大,年雨量過程線呈單峰型分佈。一年中最多雨為5~6月,最少雨在11月至翌年1月。4~9月為多雨季節,半年降水量一般占年降水量的80%以上。其中4~6月為前汛期,是鋒面暴雨季節,降水量占全年40%~50%;7~9月為後汛期,是熱帶氣旋暴雨季節,降水量占全年30%~40%。10月至翌年3月為少雨季節,半年降水量占全年的20%以下,其中10~11月主要受副熱帶高壓下沉氣流影響,秋高氣爽,多晴朗天氣,12月至翌年3月,主要為大陸幹冷氣團控制,大氣乾燥。<br/>  以上可見,廣州地區水分充足的時間正是光能充裕、熱量充沛的季節,這種水、熱同期的良好組合,極有利於水、熱資源的充分利用與發揮,是廣州地區氣候上的重要優勢。<br/>  由於每年冬夏季風強弱及交替時間早晚的不穩定,造成廣州市的氣候具有不利因素,並常出現一些災害性天氣,主要有颱風、暴雨和龍舟水、乾旱、寒潮、霜凍、寒露風及春季低溫陰雨等。這些災害性天氣對廣州市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嚴重危害,所以要提高防災抗災意識和能力,採取各種防範措施,避免災害損失或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br/>  二、地勢北高南低,地貌多樣與多層<br/>  廣州市的整體地勢,呈現北高南低、自北向南逐步傾斜的趨勢。東北部為中低山地,一般海拔500~800米之間,最高峰為從化縣與龍門縣交界處的天堂頂,海拔1228米;中部為丘陵臺地,海拔一般在500米以下;南部為沿海沖積平原,是珠江三角洲河網地區的組成部分,海拔一般數米至10多米。由於地處海陸交互作用帶,使其地貌類型具有多樣性,從北至南,從陸到海,分別有中山、低山、丘陵、崗臺地、沖積平原、海積平原、灘塗等類型出現。<br/>  中低山地:指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坡度陡峭,一般在20~25度以上。比較集中分佈在市境的東北部地區。山地連片,濕度大,生態環境較好,植被覆蓋率較高,水力資源豐富,是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宜發展生態林和水電。<br/>  丘陵、崗臺地:主要分佈在市境的中部。丘陵地指海拔500米以下的高低起伏的山丘,多數連片,有林的丘陵地環境條件較好,無林地則較差。崗臺地是指相對高度在80米以下,坡度一般在7~8度間的緩坡地,土地遭受明顯侵蝕,土層較淺薄,蓄水能力差,可開發為農用地,也宜種水果或經濟林等。<br/>  沖積平原、沖積-海積平原:集中分佈在市境南部,主要有流溪河沖積而成的廣花平原,番禺的沖積-海積平原。地勢低平,為河流沖積或海積而成。土層深厚,土壤肥沃,是廣州市主要的糧食、蔬菜生產基地。<br/>  灘塗:主要指退潮時露出水面的海灘塗,分佈在番禺南沙、萬頃沙、新墾鎮及珠江管理區沿海一帶,是廣州市的後備土地資源。<br/>  此外,由於新構造運動引起的升降及其間歇性,使廣州市的地貌具有多層性的特徵。山地具有不同高度的山頂面,如從化東北部山地,分別存在海拔約800米、1000米及1200米的山頂面;臺地有不同比高的高臺地和低臺地;河流階地普遍存在Ⅰ、Ⅱ級;平原亦有高平原與低平原之別。<br/>  地貌類型的多樣性及地貌垂直高度的多層性,為廣州市發展多種農業類型及經濟佈局的空間選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br/>  三、河流歸屬珠江水系,水資源比較豐富<br/>  在地形和氣候的共同作用下,廣州市形成獨特的水系及水文特徵。全市屬中國南方豐水地區,河流縱橫,同歸珠江水系。其中東部和北部以山區河流為主,主要有流溪河、增江、白坭河等,南部主要是西、北、東江下游水道和珠江前、後航道匯流交織而成的珠江三角洲河網區。<br/>  全市集水面積在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珠江正幹及流溪河、增江,其餘多在100~1000平方公里。南部河網區主要水道總長度有400多公里,其中珠江前、後航道從西向東穿越城區,其餘縱橫交錯於番禺縣,使番禺成為著名的水鄉。珠江入海有八大口門,其中虎門、蕉門、洪奇瀝三口門在廣州市境內(洪奇瀝水道為番禺與中山的界河),河川徑流經此注入伶仃洋。三角洲河網區屬洪、潮混合區,既受洪水威脅,又受暴潮影響,是洪澇水患的易發地區。<br/>  廣州市本地水資源並不豐富,年平均總量為81.29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為60.1億立米,地下水21.19億立方米。照此計算,年人均徑流量1314立方米,平均每公頃44425立方米,分別為全國平均值的0.5倍和1.86倍,該數值並不算高。但廣州市地處南方豐水區,屬珠江水系河口區範圍,過境客水十分豐富,總量達1245億立方米,為本地水資源的15倍,表明廣州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潛力較大。目前,廣州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主要體現在供水、航運、水力發電、水產養殖、生態環境及旅遊等方面。<br/>  四、亞熱帶向熱帶過渡的土壤類型及生物資源<br/>  廣州市的自然環境為多種土壤類型的發育及多種生物的棲息繁衍和作物的培養種植提供了良好的生態條件。由於地處南亞熱帶,熱、水資源充裕,使土壤及生物具有亞熱帶向熱帶過渡的特徵。<br/>  廣州市在紅色風化殼的基礎上,加上高溫多而的氣候環境,使其地帶性土壤發育為赤紅壤,赤紅壤兼有熱帶磚紅壤與亞熱帶紅壤的特點,土壤的淋溶作用強烈,脫矽富鋁化過程明顯。但由於市境地形複雜,下墊面高低狀態的變化較大,從而改變了熱水條件的分佈狀況,使熱、水組合按地面高度的不同發生再分配,加之各地成土母質的差異,因而發育了不同的土壤類型。<br/>  東北部的中低山地,成土母質以花崗岩和砂葉岩為主,發育了山地紅壤和山地黃壤,有效土層多在100釐米左右,土壤有機質比較豐富。丘陵地的成土母質主要由砂葉岩、花崗岩和變質岩構成,發育了山地赤紅壤,一般土層較厚,達50~100釐米以上,呈酸性。崗臺地的成土母質以堆積紅土、紅色岩系和砂葉岩為主,主要發育了赤紅壤,可開發為農用地,也適宜種植水果或經濟林。沖積平原和海積平原,土壤主要由河流沖積物組成,土層深厚,土壤肥沃,經長期種植水稻,多為瀦育型水稻土。此外,近郊還有一定數量的菜園土,是廣州市糧食、蔬菜的生產基地。<br/>  廣州市生物種類繁多,且生長快速。地帶性植被為南亞熱帶季風常綠闊葉林,但由於人類的長期經濟活動,天然林已極少存在,山地丘陵的森林均為次生林和人工林。栽培作物具有熱帶向亞熱帶過渡的鮮明特徵,是全國果樹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包括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共500多個品種,其中最主要的有荔枝、龍眼、香蕉、大蕉、菠蘿和柑、桔、橙等。蔬菜向以優質、多品種著稱。花卉、盆景向為廣州特產,包括觀花、觀葉和觀葉賞果三大類。此外,糧食、經濟作物、畜禽、水產和野生動物種類繁多,且不乏名優特品種。<br/>  五、城市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改變<br/>  廣州市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四季鮮花盛開,素有“花城”美稱。50年代開挖的流花湖、東山湖、荔灣湖、麓湖等四大人工湖,對改善城市環境起著良好的作用。但隨著城市社會與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總量和密度不斷增大,使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帶來了城市的許多環境問題。<br/>  廣州市的熱島效應已經明顯出現。其熱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城區中心與城市郊區的表面性質不同,致使中心區吸熱多、耗熱少,熱量積存比郊區大;二是城區排放的人為熱量比郊區多;三是城區大氣污染物濃度大,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溫作用,使熱量難以散發。因此城區內氣溫的水平分佈與城區各職能區分佈有很大關係。據觀測資料,一年四季,市區中的荔灣區,由於工廠密度和人口密度都較大,商業發達,交通繁忙,人為熱量排放量在各區中是最大的,所以氣溫是最高的。東山區和海珠區主要是居民區,工業污染和人為熱量較小,加之通風性能較好,故氣溫比西部荔灣區低。北部白雲區綠化程度高,工業和居民的密度均低,受城市化因素影響小,為全市氣溫最低處。從季節變化看,廣州市各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熱島現象,但以秋、冬季表現更為明顯。<br/>  70年代以後,廣州城區的大氣污染已經比較嚴重,至80年代末開始有所好轉,至1990年主要指標仍然超過國家標準,如大氣降塵為9.50毫克/標立方米,二氧化琉為0.097毫克/標立方米,而國家標準分別為8.00毫克/標立方米和0.06毫克/標立方米。<br/>  由於工業廢水排放量大而處理率低,生活及飲食業、旅業、服務業的廢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增加,使市區及近郊19條河湧和珠江前、後航道污染嚴重。1978~1990年連續13年在珠江廣州河段檢測24個項目,總平均超標率為20.4%~30.1%。<br/>  為了治理由於社會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環境問題,廣州市從70年代起就著手環境的綜合整治。首先控制工業污染,對老企業的污染進行治理;其次,根據國家環保法律,對新污染進行有效的控制;同時開展保護水源工作;並對城市環境加強管理和建設。此外,從50年代至今,市人民政府一貫重視保護和改造自然環境,開挖四大人工湖,建立自然保護區,消滅荒山、綠化廣州等舉措,均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一項被稱為“青山、碧水、藍天工程計劃”,將於90年代中期在廣州市推行。為了進一步協調城市化過程與環境的關係,今後必需確保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這樣才能把廣州建設成為環境潔淨、舒適、優美的國際化大城市。<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

<p>建置志</p><p>廣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為廣東省省會。傳說周夷王八年(前862),楚人在此設置“楚庭”。又傳古有五位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各持“一莖六出”谷穗降臨楚庭,故又名羊城、五羊城、仙城、穗城,簡稱穗。<br/>  春秋戰國時廣州為越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為南海郡治和番禺縣治。漢初為南越國都。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複置南海郡,為郡治。元封五年(前106)屬交州。建安二十二年(217,另一說建安十六年)交州從廣信移治於此,為州、郡、縣同治。三國吳黃武五年(226),析交州東部置廣州。因州治由廣信(今廣東封開)遷此而取名廣州。晉置廣州南海郡,南北朝因之。隋文帝廢南海郡,置廣州總管府。仁壽元年(601)改為番州。大業三年(607)複置南海郡,屬揚州。唐武德四年(621)複置廣州,初為總管府,後改都督府。貞觀元年(627)置嶺南道,治所在廣州。天寶元年(742),廣州改為南海郡;乾元元年(758)複稱廣州。鹹通三年(862)嶺南分東、西二道,廣州為嶺南東道治。五代為南漢國都,改稱興王府,並廢南海縣改設咸甯、常康二縣。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平南漢廢興王府及咸甯、常康二縣,複稱廣州,轄南海、番禺、增城、清遠、懷集、信安、新會、東莞八縣,屬嶺南道。宋至道三年(997)設廣南東路,廣州屬之並為治所。大觀元年(1107)升為帥府,祥興元年(1278)改為翔龍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為廣東道及廣州路治。明設廣州府,為廣東布政使司、廣州府及番禺與南海縣治。清為廣東省會、廣州府及番禺與南海縣治。中華民國元年(1912)廢廣州府。1918年設廣州市政公所。1921年成立市政廳,為廣州建市之始,仍為省會。1930年改設特別市,同年改省轄市。1947年改國民政府行政院院轄市。<br/>  1949年10月撈國成立,為撈央政府直轄市、撈共廣東省政府駐地。1954年改省轄市至今。1984年10月,劃為國家計劃單列城市。撈國成立以來,行政轄屬經多次調整,現轄越秀、東山、荔灣、海珠、天河、黃埔、白雲、芳村八區和番禺、花縣、從化、增城四縣。<br/>  廣州城區在市境中部、珠江南北兩岸,包括舊市區及其邊緣地區,即荔灣、越秀、東山區全部及海珠、芳村、天河、白雲區部分地區,其中老城區(即廣州城)在荔灣、越秀、東山三區的主要部分及海珠區西北部。秦統一嶺南以後,南海郡尉任囂設郡治於番禺,在今倉邊路附近的番山、禺山間修築番禺城,稱“任囂城”,為有記載的廣州建城之始,城池窄隘。漢初,趙佗據嶺南稱南越國,建都番禺,擴建任囂城,城周十裏,北抵越華路,南近西湖路北側,東達芳草街,西至華寧裏一帶,俗稱“越城”或“趙佗城”。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交州刺史步騭將交州治所從廣信東遷番禺,重修趙佗舊治,擴番山之北以建州城。三國至唐,廣州城市經濟日益發展,唐代廣州已成為世界著名商港。在此期間,先後任職廣州的宋璟、杜佑、李複、楊子陵等多次勸導居民拆竹寮、建瓦房,改造店肆,市容大為改觀。城市建設雖有建樹,但城廓並無大擴展。商業區多設於城外。城西今光塔街一帶辟有“蕃坊”,為外僑集中居住區。五代廣州城為南漢國都城,削平禺山、番山以擴建南城,南伸至江邊,即今大南路、文明路一帶,稱“新南城”。宋代廣州城垣又經多次擴建、修繕。北宋慶曆四年(1044),以南漢舊城為基礎,修築子城,又稱中城,其範圍大致在今越華路、倉邊路、大南路和教育路之間。熙寧年間,子城東西側擴建東西二城,遂成三城連環之勢:北起今東風路、豪賢路一帶;南臨玉帶濠、清水濠,即今大德路、大南路一帶;東臨東濠,即今德政路;西抵西濠,即今人民路。東濠、南濠、西濠環城而浚,舟楫可通。蕃坊亦置於西城之內,商業區得受堅固城池保護。南宋開慶元年(1259),在城南加築翼牆,為東西雁翅城,直至江邊,以保護江邊居民。元世祖下令毀天下城垣,廣州城亦不能倖免,於至元十五年被拆,至元三十年始修復。明代再擴大廣州城垣。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主持擴城,將宋“三城”合而為一,並向東、北擴展,同時疏浚城濠。新城垣東至今越秀路;北跨越秀山,山上建鎮海樓;南抵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西達人民路。周長21裏,稱“老城”,或稱內城、舊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城南加築外城,連接“雁翅城”,稱“新城”。城區再度擴大,向南伸展至萬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形成新、舊二城格局。清順治四年(1647),在新城南面兩側加築東、西翼城至珠江邊。此後,廣州城垣再無擴展。其時,廣州城區實非僅限於城廓之內,在東西兩側和珠江南岸皆有街道市井。<br/>  1918年設廣州市政公所後,開始拆城牆築馬路,把內外各城垣及城門盡行拆毀。1922年全部城垣基本拆完,城內、城外連成一片,市區亦隨之不斷擴展。1931年修建新堤,海珠島遂與北岸市區相連。<br/>  撈國成立後,改造和拓建了大片新城區,主要有東郊員村工業-生活區,西面的流花湖畔綜合區,珠江南岸的“河南”工業大道工業-生活區和江南大道生活-商業區,北面的環市服務中心;對舊城區進行成片改造,拆舊屋,建新樓,發展城市交通,整治路面,建立體交叉橋、人行橋和人民路高架路,形成長堤商業區、中山路與北平路商業區、上下九路商業區、東山商業區、洪德路商業區;開闢珠江南岸的濱江路,與北岸的沿江路構成“一河兩岸”的新城市景觀。此外,還興建了華僑新村、建設新村、東湖新村、曉港新城、景泰新村、五羊村等一大批新型居民住宅區,使這座具有二幹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進入嶄新的建設階段。<br/>1990年,廣州分8區4縣,這是經歷史演變而來的行政區域現狀。<br/>  廣州總面積7434.4平方公里,其中8區1443.6平方公里,4縣5990.8平方公里。現建成城區面積210平方公里,按現代化大都市標準規劃,到2010年,將要擴大到555平方公里左右。<br/>  撈國建政初,廣州市為中央直轄市,全市劃分為小區,無轄縣。1953年1月,把番禺縣北部17個鄉、江高鎮、增城縣4個農業社劃歸廣州市郊區管轄。土地面積擴大了900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2萬人。郊區面積的擴大,反映了城市發展中對農業區域的需求和工農業分區建設的思想。<br/>  1954年廣州劃歸廣東省領導。市轄東山、中區、白雲、西區、河南、黃埔、北區、珠江、新滘9個區。芳村區建制撤銷,其農村部分8個鄉併入新滘區,其4個鎮劃入河南區。<br/>  1959年全省市縣大合併,廣州撤銷黃埔、新滘和白雲3區,另設郊區,廣州轄7區。其時廣州無轄縣,鄰近廣州各縣當時合併情況是:龍門縣併入增城縣;撤銷番禺縣、順德縣,以順德全縣及番禺南部行政區域設立番順縣,番禺縣北部併入花縣;佛岡縣併入從化縣。1960年起,陸續恢復1958年時建制。<br/>  1960年,原屬佛山專區的花縣、從化2縣劃歸廣州市領導,撈國建政後,廣州市第一次有了轄縣。是年,市轄區再次調整,撤銷郊區,原屬郊區地域劃歸黃埔、芳村、江村、竹料4個人民公社管轄,同年7月,改為黃埔、芳村、江村3個區;原河南、珠江2區合併為海珠區;原西區、中區合併為荔灣區;原北區改越秀區。廣州市轄7區2縣。<br/>  1961年,恢復佛岡縣,從韶關專區轄下劃歸廣州市。<br/>  1962年,黃埔、芳村、江襯3個區合併為郊區。<br/>  1963年,佛岡縣複劃歸韶關專區。廣州市轄5區(東山、海珠、荔灣、越秀、郊區)、2縣(花縣、從化)。<br/>  其後10年,廣州市政區無變動。<br/>  1973年恢復黃埔區。市轄6區2縣。<br/>  1975年,原屬佛山地區的番禺縣,惠陽地區的增城、龍門2縣,韶關地區的新豐縣劃歸廣州市領導。廣州市轄6區6縣。<br/>  1983年,原屬韶關地區的清遠、佛岡2縣劃歸廣州市領導。廣州市轄6區8縣。<br/>  1985年增設天河、芳村2個區。市共轄8區8縣。8區:越秀、東山、海珠、荔灣、天河、芳村、黃埔、郊區;8縣:從化、花縣、增城、番禺、龍門、新豐、清遠、佛岡。<br/>  1987年郊區更名為白雲區。<br/>  1988年,清遠、佛岡、新豐、龍門4縣劃出。廣州市轄8區4縣。8區:越秀、東山、海珠、荔灣、天河、白雲、黃埔、芳村;4縣:花縣、從化、增城、番禺。<br/>  1983年開始,廣州建立了穩定的市帶縣的體制。60年代初,廣州雖有屬縣,但過去把屬縣視作蔬菜和副食品生產基地、安置知識青年基地和備戰備荒基地,缺乏城鄉經濟一體化思想。這時,城市領導農村僅是行政管理方式,城市的中心作用很不完全,城市與周圍縣、鎮的網絡關係沒有形成。實行市帶縣後,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市對縣的關係,從城鄉分割、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轉變為城市工業擴散到農村,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實行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相結合、以經濟聯繫為主的聯合服務型的管理體制。<br/>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1987年3月,撈共廣州市委、撈共廣州市政府發出《關於加強市帶縣工作,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決定》,指出:“城市和農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城市的建設離不開農村,農村的富裕也離不開城市。要通過搞好市帶縣工作,充分發揮城市中心作用和農村基地作用,大力發展城鄉經濟聯合,建立新型的城鄉關係,逐步形成城鄉互相支援,協調發展,共同繁榮,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

<p>人口志</p><p>  廣州歷來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人口聚居中心。遠在數千年前,先民就在這裏從事原始農業和漁獵等生產活動,創造了廣州地區的原始文明。<br/>  一<br/>  公元前214年,秦設南海郡,廣州(當時稱番禺)為郡治。當時廣東人煙稀疏,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今廣東境內共約4.9萬戶,25.6萬人。此後幾個世紀中,北方戰爭紛繁,嶺南相對太平,遷入人口不斷增多。唐天寶元年(742)廣州都督府42235戶,22.15萬人。至宋淳熙元年(1174),廣州中都督府人口達25.6萬。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廣州路人口170216戶,1021296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上升到62.1萬。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廣州人口大損。順治七年(1650)廣州屠城,幾十萬人罹難。康熙五十年(1711),清政府推行“攤丁入畝”政策,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從而有效地促進了人口增長。清代前期,廣州府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為306人。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使人口急劇減少,到宣統二年(1910),人口僅有51.8萬。中華民國中後期經濟始得復蘇,加之日軍侵佔華南地區較晚,廣州人口自然增長雖不快,但遷入人口激增。中華民國14年(1925),廣州市人口76萬,中華民國19年85萬,中華民國37年增至132萬人,比23年前增加73.6%。中華民國38年人口為115萬。撈國建政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廣州人口猛增,特別是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38.4‰。,大大超過了各歷史時期人口增長速度,是年市區人口突破200萬。之後的30多年中,人口增速減慢,至1990年市區人口為358萬。<br/>  縱觀廣州人口發展的歷史,是受人口遷移和自然增殖二因素推動。然而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有時還受戰爭的影響,人口增減幅度相差極為懸殊,出現了時快時慢、時多時少的現象。近30多年,由於經濟發展,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管理也日趨規範,因此廣州市人口的發展較為平穩。<br/>  二<br/>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人口質量也在不斷地提高。在文化素質上,清至中華民國年間,人口文化教育覆蓋面小,文盲率高,至中華民國35年(1946),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五成左右。近40年廣州人口的文化教育面貌有了很大改觀。1990年與1950年比較,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增長了11.18倍,每10萬人有8339人;中學文化程度人口增長了20.66倍,每10萬人有51040人;小學教育基本得到了普及。人口文化結構平均比重也有明顯改變,1990年比1982年,大學上升了2.62個百分點,中學上升了35.5個百分點,這標誌著人口文化水平跨上了新臺階,也是各歷史時期所無法比擬的。<br/>  人口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49年人口總死亡率為15.3‰,1990年下降到5.7‰;嬰兒死亡率從中華民國37年的103.7‰,下降到1990年的11.22‰。人口平均期望壽命1990年為74.55歲,比宣統二年(1910)增壽37.89歲,比中華民國38年增壽26.26歲。此外,嬰幼兒和青少年的平均身高、體重以及生長發育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br/>  三<br/>  本世紀60年代之前的各個歷史時期,人口生育處於無計劃、無管理放任自流的狀態。中華民國年間人口再生產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類型。撈國建政初期,控制人口政策搖擺不定,前緊後鬆,50~60年代停留在一般號召,具體措施不落實。其間,1957年人口出生率高達44.9‰。60年代起,人口生育的傳統觀念開始改變,由早婚早育、繁生密育、盲目生育逐漸轉向有計劃生育。1979年以後,實行“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政策,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使人口再生產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類型轉變,為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打下了初步基礎。<br/>  四<br/>  廣州的少數民族人口,經歷了長期生息繁衍,民族人數和成分有了很大的增長和變化。1990年廣州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有23614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的13067人,增加了10547人,增長了80.71%,少數民族成分亦由1953年的12個增加到42個。<br/>  廣州市少數民族主要有回、滿、壯、瑤、黎等,其中回、滿族人口占多數,居住地相對集中,早期實行族內婚,後已基本打破。撈國建政後,貫徹實施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保障少數民族的各項權益和政治平等的權利,對於少數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幫助他們進步和提高。就業人口越來越多,1982年各少數民族人口就業人數為6803人,到1990年上升為13973人,九年間增長了1.05倍,對廣州的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作出了貢獻,民族團結不斷增強,廣州市已成為多民族和睦共居的大都市。<br/>  五<br/>  廣州市人口分佈,多集中于市內珠江以北的老城區,這種狀況在近百年間並無大的改變,只是近十幾年來逐步有所調整。清宣統年間七成人口都在西關(今荔灣區)和老新城(今越秀區)。直至1953年,北區、中區、西區(相當於今荔灣、越秀二區)仍占總人口的61.71%。1964年新區擴大,人口呈南遷東移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東山、天河二區新建了大量的商業、住宅小區,吸引了部分老區居民。1990年除芳村、黃埔二區外,其他各區人口分佈逐漸均勻。但人口密度,各區相差還比較大,其基本特點仍然是市內老區人口密度高於新區。1990年越秀區每平方公里為53829人,白雲區僅672人。由此看來,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般是歷史悠久,經濟文化發達,商業繁榮,生活設施配套較好的地區。<br/>  廣州市人口遷移歷來比較頻繁,遷移量時大時小。古時由於區域變動或戰亂等原因,有過集團性遷移,數量大,高達數十萬人。由戰亂引起的遷移數量多少不等,但較為頻繁。中華民國年間人口遷移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還有部分破產的城鄉居民被迫移去國外。撈國建政初期,人口遷徙自由,五六年後加以控制,所以形成了50年代大進大出,進多出少。60年代少進多出。70年代前期和中期,人口出入大體相當。但在70年代後期,即1978年及1979年,由於下鄉知識青年陸續回城,遷入人口大增。1980年改革開放後,廣州經濟發展較快,省內貧困地區、山區人口向廣州遷移,此後遷入廣州市人口大於遷出人口。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的流動人口一年多於一年,1990年已達100萬人。<br/>  戶籍管理始于夏朝,之後歷代均設有專門機構。清道光年問(1821~1850)公佈了《戶口調查章程》;宣統三年(1911)二月頒佈了《戶籍法》;中華民國年間沿襲了20年,才重新頒佈《戶籍法》。新中國建立,實行戶籍登記制度,1958年頒佈了《撈國戶口登記條例》至今。<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

<p>廣州政府志</p><p>清末中華民國初年,廣州先後為省治(省會)、府治、道治,行政上卻分屬番禺、南海兩縣管理,城內沒有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更無統一規劃的市政建設。中華民國10年(1921),廣州市市政廳成立,廣州正式設市,開創了中國都市建制的先河,成為廣州地方政府建置史上第一個市政府。此後,廣州市政府建置沿革未有中斷。廣州設市後,市政府在市政規劃、建設,尤其在組織拆城築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華民國27年至中華民國34年,廣州遭日本侵略軍嚴重破壞,元氣大傷。至撈國建政前夕,廣州經濟蕭條,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br/>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隨後成立撈共廣州市政府。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後,領導全市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撈共廣州市政府正確運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等一系列權限,大膽探索,開拓前進,走出了一條具有廣州特點的改革、開放、發展的路子,有力地推動了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br/>  一<br/>  1825年,世界資本主義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爆發,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於開拓中國市場。但是,它的工業品很難獲得廣泛的銷路。於是,英國資產階級竭力發展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利用鴉片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手段。19世紀初,英國殖民主義者將大批鴉片經廣州源源不斷地轉運到中國內地。清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受命到廣州主持禁煙,給了英國殖民主義者迎頭痛擊。林則徐遭貶黜後,廣州地方政府官僚只顧搜刮民脂民膏,中飽私囊,將抵禦外敵和造福人民拋在一邊。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妥協投降,以中國失敗而告終,在廣州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賣國屈辱的和約--《廣州和約》。咸豐六年(1856)九月,當列強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艦隊長驅直入、炮轟廣州時,廣州府的文武官員竟在督署為葉名琛祝壽,結果束手被俘。隨後建立“外人委員會”,對廣州實行軍事殖民統治。原廣東巡撫柏貴充當傀儡頭目,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直至咸豐三十一年,英、法聯軍退出廣州,“外人委員會”及傀儡政權才結束。這一時期的廣州,內受貪官污吏盤剝,外遭殖民主義者掠奪,經濟和社會發展每況愈下。<br/>  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廣州作為這次革命的重要策源地,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華民國7年(1918)10月,廣州市市政公所成立,開始籌辦市政工作。在此之前,廣州城內沒有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市政事務多由街道居民及民眾團體辦理。中華民國9年12月,廣東省省長公署公佈的《廣州市暫行條例》成為廣州設市的依據,也是全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城市組織規章。翌年2月,廣州正式設市,孫科為廣州市第一任市長,市長辦公機關定名為廣州市市政廳。市政廳下設教育、工務、財政、公用、衛生、公安6個局,分線管理行政事務。市長和各局局長組成廣州市行政委員會,市長為行政委員會主席。<br/>  中華民國14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隨後對廣東省、廣州市兩級政權進行改組。7月4日成立廣州市市政府,實行市政委員會制。市政委員會為立法機構,由農、工、商、教育、現代職業、自由職業6種團體各委任3名委員組成,同時組成5個分委員會監察各局的工作。市長改稱市政委員長。中華民國18年,廣州市改行市長制,撤銷市政委員會,市政委員長改稱市長。中華民國時期,從第一任市長到廣州淪陷的28年間,先後有18任市長。廣州的隸屬關係亦多有變動,曾三度(即中華民國19年1月至8月,中華民國34年4月至年底,中華民國36年7月至廣州淪陷)直屬國民政府行政院,為行政院轄市,其餘為廣東省轄市。<br/>  廣州市政府成立初期和中期,比較注重任用出國留學、學有專長的人才,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建設經驗,加快了廣州建設的步伐。在拆城築路過程中,開始編制較為完整的城市建設規劃就是一例。廣州市工務局局長程天固編著《廣州工務之實施計劃》一書,全面闡述了廣州市區的地志、舊城改造、新城建設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設施等建設計劃,尤其對城市道路建設作了詳細規劃,提出在市區築路61條,郊區築路35條,分三批進行,限3年完工。所需費用由道路兩旁店鋪分攤。該計劃未能全面實施,但部分執行,結果成績不俗。中華民國18年和中華民國19年兩年間,建成馬路長度相當於過去17年所築馬路總長度的兩倍。其時美國紐約《泰晤士報》載文說:“以馬路開築之長度而論,比之世界任何其他城市50年之成就,廣州兩年間已收其半。”<br/>  中華民國18年至中華民國25年,廣東政局相對穩定。陳濟棠為了鞏固其在廣東的統治地位,利用當時國內北方軍閥混戰無暇南顧,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量資本急於尋找出路的有利時機,大規模吸收外資、僑資,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發展經濟,加速城市建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加速了廣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br/>  其時,廣州地方政府注重根據本地區的優勢發展工業,如根據本地適宜種植甘蔗的自然條件,優先發展蔗糖工業,先後建成市頭、新造等糖廠,使制糖業成為當時的支柱產業。同時在廣州西村建立工業區,建有士敏土(水泥)廠、電力廠、硫酸廠、肥田料廠、電解廠、飲料廠等。還開闢了以紡織、造紙業為主的河南工業區,其中南石頭造紙廠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造紙廠。到抗戰前夕,廣州的工業已初具規模,中華民國25年全市工業總產值3.4億元,為撈國建政前廣州工業的歷史最好水平。<br/>  在城市建設方面,除大舉修築和擴建馬路之外,還興建橋樑、港口和碼頭,如海珠橋、西南大鐵橋、洲頭咀港及一批河堤碼頭都在這一時期建成。城市建築發展迅速,風格多樣。這一時期著名的房屋建築有: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廣州市府合署大樓、廣州市中山圖書館等,這些建築至今享有盛名。此外,在城市衛生、園林綠化、公用事業等方面亦有建樹。 <br/>  在文化教育方面,從市政廳開始,廣州市歷屆政府均設教育局,把文化教育事業擺在相當重要的地位。到中華民國中期,全市除有小學、中學、民眾學校、平民識字學校等初、中級學校外,還有廣東大學(中華民國14年改為中山大學)、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勤大學、廣州私立國民大學等高等學府;有圖書館、閱報館、博物館等公眾文化場所;還有接納殘疾人就讀的“貧民教養院”和為平民提供住宿的“平民宮”等。<br/>  中華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翌年10月,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廣州市政府撤至廣東省廣寧縣。廣州淪陷期間,日本侵略軍先後組織了3個偽行政機構,作為其統治廣州的傀儡。這期間,廣州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均遭嚴重破壞,元氣大傷。<br/>  中華民國34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廣州光復,市政府遷回原址辦公。光復後,廣州人口迅速回升,生活必需品需求急劇增加,商品市場購銷興旺,有過一段短暫的繁榮。但好景不長,中華民國35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國民政府濫發紙幣,造成金融動盪,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加上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導致國貨市場一落千丈,民族工業備受摧殘,工廠紛紛倒閉,至廣州淪陷前夕,全市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廠達75%以上。經濟蕭條,戰亂頻仍,市政府財政更加空虛,大批遭戰亂破壞的城市建築及其他設施無力修復,全城滿目瘡痍。<br/>  二<br/>  1949年10月14日,撈兵攻陷廣州,結束了幾千年的剝削階級統治,廣州從此進入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的歷史時期。廣州淪陷後,10月21日成立撈兵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28日撈共廣州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長葉劍英。市長、副市長、市政府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為當時廣州市的地方政權機構。市人民政府成立初期,設公安局、民政局等13個局,下轄28個區人民政府。<br/>  撈陷初期,面對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市人民政府明確提出,政府的中心任務是:“安定秩序,團結人民,恢復生產,把管理城市和保衛市民利益的重擔挑起來。”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堅定地領導人民群眾,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接管舊政權,肅清殘餘匪特;掃蕩地下錢莊和“剃刀門楣”(指黃金外幣兌換店),穩定金融秩序,平抑物價;開展“以工代賑”,安置和救濟失業工人;取締賭館、妓院,收容國民黨軍隊散兵游勇,安定社會秩序;沒收官僚資本,組撈國建政營、地方國營或公私合營企業,扶持私營企業,努力恢復生產。接著,根據撈共中央和撈央政府的統一部署,開展民主改革,“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政治運動,促進了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到1951年,全市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撈國建政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到1952年恢復時期結束時,全市國民生產總值為5.39億元(當年價),比1949年增長73.06%,平均每年遞增20.18%;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20%,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8.9%。<br/>  為改善廣州的生產、生活環境,市人民政府一成立便著手抓緊城市建設。1950年12月修復海珠橋,重新貫通了廣州南北陸路交通的咽喉要道。1950~1951年,全市搶修道路304條,面積94萬平方米,初步恢復城市交通。1953年,撈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撈共華南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廣州市的發展方向是“必須爭取由商業城市向工業城市的轉變,以作為華南地區工業建設的基地”。撈共廣州市委於1954年提出“把廣州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城市”的建設方針。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及上述方針指引下,市人民政府在努力加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加緊進行工業建設。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工業基本建設投資2.15億元,占全部基建投資總額的43.36%。新建、擴建了一批工業企業,至1957年,新增工業固定資產相當於撈國建政前遺留下來的廣州工業固定資產總額的2倍多。按1952年不變價計算,1957年與1952年比較,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128.5%,廣州增長了172.9%,比全國增長水平高44.4%。工業內部及國民經濟各部類的比例關係比較協調。<br/>  “一五”時期,市人民政府繼續把加速城市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一五”計劃一開始就著手完善路網,擴寬改造道路,開通了一批道路幹線,改善了城鄉交通;改造馬路渠系統的低窪內街區下水道,根治西關、西濠兩湧,同時整治其他濠湧。為加速住宅建設,1952年市人民政府成立工人福利事業建設委員會,副市長朱光兼任該會主任,親自主持工人新村的規劃和建設工作。至1957年年末,全市建成職工集體宿舍2980座,家屬宿舍1.61萬套,湧現出建設新村、郵電新村等一批工人住宅區,解決了幾萬名工人的住房問題。1954年,市人民政府決定興建華僑新村,翌年5月奠基,至1965年建成177座獨院,391套公寓,並建有小學、幼兒園、托兒所等配套設施,總建築面積11萬平方米,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在此購房。1956年3月,撈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出“綠化祖國”的號召,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在全國率先成立綠化工作委員會,結合整治環境衛生,消滅戰爭災痕,制定了園林綠化佈局規劃,當年組織參加義務植樹勞動的人數超過100萬人次。同年9月,市人委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決定撥出大筆款項,陸續興建水上居民居住點和水上居民新村。<br/>  1957年,市人委配合中央在廣州成功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為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作了有益的嘗試。此後直至改革開放前,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一直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進行經濟貿易的一個窗口。改革開放後,廣州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辦好每年兩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成為市人民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br/>  這一時期,廣州市在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隨著“一五”計劃的完成,廣州市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社會安定,秩序良好,政通人和,為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有利條件。<br/>  這期間,廣州市的隸屬關係幾經變動,政府機構也經過改革,機關建設進一步加強。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直屬中央。1950年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廣州市改為中南大行政區轄市。1954年6月,撈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據此,廣州市於翌年1月劃入廣東省建制,至今為廣東省轄市。在劃入廣東省建制的同時,市人民政府改為廣東省廣州市人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市人委)。市人委是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和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對市人大和省人委負責報告工作。市人委由市長、副市長、市人委委員組成,經市人大選舉產生。至1968年2月,廣州市共產生了6屆市人委。起初,市人委設37個工作部門,到1966年5月,工作部門增至56個,市轄區合併為5個(越秀、東山、海珠、荔灣4個城區和1個郊區),另有兩個市轄縣(從化縣、花縣)。 <br/>  1957年11月,國家正式提出“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廣州和全國一樣,掀起了“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當時,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委提出的奮鬥目標是:“在三五年內把廣州建設成為華南的工業基地”,達到基本上能夠裝備地方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負擔起對廣東以及華南地區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的任務。在這一目標鼓舞下和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影響下,廣州人民創造了不少成績,主要有:新建了鋼鐵、煉焦、有色金屬冶煉等新的工業門類。創辦了一批大型骨幹企業,如廣州鋼鐵廠、廣州重型機器廠、廣東拖拉機廠、廣州氮肥廠、廣州化工廠等,奠定了廣州重工業的基礎。初步形成了城郊型的農業生產佈局,城市蔬菜基本自給。人民公社化後,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在城市建設方面,市人委發動群眾,組織了開挖東山、流花、荔灣等人工湖和營造麓湖水庫的大規模義務勞動,將昔日的蚊蠅滋生地改造成公園,改善了城市環境衛生,也教育了全市人民,集體主義、團結協作的精神蔚然成風。此外,還完成了道路建設及整治地下排水系統等一批市政工程項目。 <br/>  但是,“大躍進”中“左”的錯誤是嚴重的,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處理主要經濟比例關係上,重工業攤子鋪得太大,1958~1960年這3年中,重工業投資占工農業投資總額的79.27%,結果擠掉了輕工業和農業投資,基建擠了生產,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在農村實行取消自留地,關閉農貿市場等“左”的政策,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加上連續3年自然災害,廣州的經濟發展遭到了嚴重挫折。“二五”期間,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5.15%,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0.74%,大大低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及“一五”計劃時期的水平。由於工業減產,農業欠收,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全面緊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政治生活方面,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廣東開展“反地方主義”以及“反右傾”鬥爭等,傷害了一大批敢講真話、實話的幹部,助長了瞎指揮、浮誇風和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更大的困難。<br/>  為了克服經濟困難,從1961年8月起,市人委認真貫徹撈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大幅度壓縮重工業投資和基本建設規模,增加對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的投入,使國民經濟中農、輕、重的比例關係趨於合理,同時對企業進行了整頓。在農村,則著重調整人民公社內部關係,實行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批判“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清理刮“共產風”造成的遺留問題,如取消公共食堂,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從事家庭副業和種自留地等,使農業生產很快回升。1963~1965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5.45%,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16.32%,國民經濟重新出現繁榮局面。在思想道德建設方面,“學雷鋒”活動深入人心,社會風氣良好。<br/>  3年經濟調整取得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州市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正當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委領導全市人民滿懷信心地向新的建設目標邁進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廣州文藝界、教育界大批知識分子首先受到衝擊,這些單位出現混亂,並很快蔓延到其他領域。1967年1月,上海發生“一月奪權”。在其影響下,廣州市黨政領導機關及其下屬單位先後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幹部遭到隔離審查、批鬥及其他種種迫害,各級機關相繼癱瘓,社會上打、砸、搶、抄、抓成風,全市逐步處於無政府狀態,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為了穩定局勢,經撈共中央批准,當年3月成立了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市轄區縣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相繼建立軍管會、軍管小組或派駐軍宣隊。1968年2月,成立了有軍隊代表、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的“三結合”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市革委會)。市革委會起初實行黨、政一元化領導,行使原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大、市人委的職權,履行党、政領導機關的職責。這是在黨和國家遭到“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人民不能行使正常民主權利情況下的產物。1971年2月,撈共廣州市委恢復後,市革委會逐步轉變成為地方政權機構和行政機關。<br/>  市革委會成立以後,採取堅決措施,穩定社會秩序,堅持組織生產,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加上廣大幹部、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倒行逆施的抵制和鬥爭,以及周恩來總理的關懷和親自過問,使廣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極力推行極“左”路線,給國民經濟和各項事業帶來了嚴重干擾和破壞。“三五”期間(1966~1970)全市工業總產值只完成計劃的77%,糧食畝產量僅為計劃的27.1%,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遞減0.1%。1971~1975年的“四五”期間,廣州市工農業生產總值,除1973年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和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分別比上年增長12.1%和12.6%外,其餘3年分別只增長0.9%、2%、6.8%,發展速度緩慢。而且經濟比例失調,原材料和生活消費品短缺,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都出現混亂。文化教育、思想理論、社會公德及公、檢、法等上層建築領域更遭嚴重摧殘,黨和國家深受其害,人民群眾深受其害。 <br/>  1976年10月,撈共中央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消息傳來,廣州人民歡欣鼓舞。市革委會因勢利導,領導全市人民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與之有牽連的人和事,肅清其流毒和影響,端正思想路線,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br/>  三<br/>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廣州市革委會繼續履行職責,行使職權直至1981年9月。此後,市革委會改為市人民政府,其職責、職權與原市人委相同,屆次與市人委銜接。至1993年6月產生了第七屆至第九屆市人民政府。<br/>  1978年12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地方政府在撈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指引下,根據撈共廣州市委的部署,認真執行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正確運用國家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及計劃單列、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等政策,緊緊抓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大膽探索,開拓前進,深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加快了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並且為實施國家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可貴的經驗。<br/>  1979年7月,撈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包括廣州)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方針,市人民政府迅速組織力量在農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點,採取土地公有,家庭承包,雙層經營的辦法,使農村由小生產的半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向規模生產的商品經濟轉變。使農村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農業商品率逐年提高。在總結農村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市人民政府以改革流通體制為突破口,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敞開城門,讓商品進城,搞活流通的方針;同時,讓利放權,搞活企業,將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逐步引入到企業的運行機制中去;進行利改稅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將國家和企業的關係用稅法的形式相對固定下來。在對外開放方面,從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入手,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增加適銷出口商品;同時,加速引進外資,利用外商投資興辦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旅遊賓館、酒店、高質量的居民住宅小區及其他服務設施,如白天鵝賓館、花園酒店、中國大酒店、東湖新村、流花湖畔住宅區、白雲小汽車出租公司、珠江華僑港澳同胞醫院等。<br/>  1984年10月撈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市人民政府全面貫徹《撈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顯著成效。<br/>  改革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模式,使之由行政機構直接管理經營向企業自主經營的方向轉變。全市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起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企業直接面向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獲得了求生存、謀發展的內在動力,激發了生產經營的積極性。<br/>  改革所有制結構,使之由單一的公有製成分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方向轉變。在堅持公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展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及外商投資企業,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br/>  調整經濟結構,使之從畸輕畸重向趨於合理、協調的方向轉變。市人民政府從改變重生產、輕流通,重建設、輕服務的思想入手,作出對輕紡工業實行“六個優先”(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技術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使用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的決策,加速了輕紡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廣州的傳統優勢得以發揮,為廣州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創造了條件。<br/>  改變商品流通模式,使之由產品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模式轉變。改革開放以後,廣州不僅消費品市場繁榮,而且在培育生產資料市場、資金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服務市場、知識產權市場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廣州對外對內兩個輻射的能力日益增強,成為對外商、內商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br/>  改革分配方式,使之由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向能體現按勞分配、責權利相結合的方式轉變。分配方式的轉變,有效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服務質量大為改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風氣的好轉。<br/>  改革金融體制,使之由縱向行政管理型向橫向交叉的企業管理型轉變。廣州作為全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通過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國家銀行為主體,其他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多層次、多形式的金融體系。各專業銀行全面交叉經營,發展了新的業務種類,拓展了地域範圍,更好地發揮了金融業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br/>  改革科技機構的運行機制,使其由科技與生產相脫離向有利於科技與生產相結合的方向轉變。通過改革,全市科研機構大部分實行所長負責制、課題承包制和技術合同制;初步改革了科技項目撥款制度,部分開發性科研單位實行經濟自主或半自主。實施《專利法》,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和支持民營科技事業的發展。科研單位、大專院校與生產企業開展橫向聯合,建立了各類科研生產聯合體。同時加強了對科技市場的管理,推動了科技事業的發展。<br/>  改變政府管理經濟的方法和手段,由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向間接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為主的方向轉變。市人民政府根據政府職能的轉變,對自身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政府機關建設不斷加強,如為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繫,設立市長專線電話、市長專郵和健全信訪接待制度,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建議,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堅持為市民辦好事、實事,為群眾排憂解難;堅持廉政、勤政建設,落實崗位責任制;規範辦事程序和工作原則,完善檢查、考核機制,促進政府機關的思想、作風、業務建設等等,提高了各級政府機關的辦事效率和服務質量,同時帶動了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br/>  在對外開放方面,市人民政府充分運用國家賦予的沿海城市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權力,發揮廣州的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等優勢,放手利用外資。1984年以後外商投資出現向生產性項目轉移,大中型項目增加的勢頭。市人民政府抓住機遇,組織有關行業引進技術設備,改造老企業、老產品,進一步擴大產品出口。與此同時,運用政策吸引外資,興建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中型外商投資企業,促進了廣州企業素質的提高。<br/>  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市人民政府在廣泛聽取意見、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於1986年制定出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明確了本世紀內廣州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和總方向是:“以外經外貿為導向,以工農業為基礎,以科技進步為依靠,以輕紡工業和第三產業為重點,大力發展能源、交通運輸事業,為把廣州建設成為具有強大的內外輻射能力、高度文明、多功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礎。”將廣州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提到一個新的高度。<br/>  1987年10月撈共十三大以後,市人民政府對經濟體制實施綜合配套改革,推動改革逐步深化。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廣州市貫徹十三屆三中全會關於“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市人民政府提出“穩定政治、穩定經濟、穩定市場、穩定人心”的治理整頓目標。採取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有效供應,整頓經濟秩序等措施,保證了全市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1989年春夏之交,北平發生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在撈共中央及省、市委領導下,市人民政府堅定地在政治、思想、行動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旗幟解明地反對動亂,及時採取措施,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了中國南大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給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是撈國建政以來廣州經濟實力增長較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到1990年,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均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br/>  國民經濟持續增長。1990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19.6億元(當年價,下同),在國內十大城市中,列上海、北平之後,仍居第三位。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2.98倍,平均每年遞增12.2%。社會總產值664.07億元,國民收入219.51億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2.91倍和2.27倍,平均每年遞增12.02%和10.36%。<br/>  工農業生產發展迅速。1990年全市工業總產值308.28億元(1980年不變價),比1978年增長3.11倍。農村社會總產值113.84億元(當年價),比1978年增長7.73倍。<br/>  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較快。到1990年,全市簽訂獨資、合資、合作、國際租賃、補償貿易合同30163項,合同規定外商投資36.87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8億美元。1990年全市外貿出口商品總值14.43億美元,名列上海、天津之後,居全國十大城市第三位。1984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創辦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至1990年,開發區進出口商品總值11.82億美元,其中出口總值6.80億美元,出口創匯3.35億美元。<br/>  城市建設成績顯著。1979~1988年,全市投入市政建設的資金共18.32億元,為前30年投資總額的4.2倍,新建成跨江大橋4座,立交橋13座,人行、自行車天橋31座,人行隧道5條。至1990年,全市道路總長945公里,面積達1085萬平方米,為撈國建政時全市道路面積的5.86倍。在住宅建設方面,1979~1990年,全市新增住宅竣工面積2376.9萬平方米,為前30年建成面積671.85萬平方米的3.52倍,全市人均居住面積從3.82平方米提高到7.99平方米。此外,在公共交通、城市供水、供電、供氣及園林綠化、環境保護、環境衛生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以供水為例,1990年末,全市自來水日供水能力達260萬立方米,在全國十大城市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市區居民每天均用水418.5升,為全國之冠。<br/>  交通、郵電暢通發達,電信事業高速發展。1990年末全市電話機達33.79萬部,比1978年的3.69萬部增長8.16倍,擁有自動轉報系統、用戶電報交換關係、衛星通信和光纖傳輸等先進設備,形成了空中、地面,有線、無線兼備的立體通信網絡,國際長途電話可直撥242個國家和地區。<br/>  市場繁榮興旺。1990年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154.32億元,僅次於上海、北平,居全國第三位,比1978年的19.18億元增長7.05倍。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網點數1978年6143個,1990年增至11.7萬個,增長18.05倍。<br/>  科技、文教、衛生事業蓬勃發展。至1990年,全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人員16.31萬人,社會科學專業人員15.14萬人。1980~1988年累計完成科技項目13376項,投產率達78.2%。在廣州的高等院校有26所,比1978年增加11所,在學研究生3264人,本科、專科學生6.55萬人。還有成人高等學校69所,在校學生4.15萬人。中等教育結構得到改善,普通中學與中等專業學校、中等技術學校及職業學校的比例由1978年的17.8∶1調整到1988年的3.5∶1。新聞、廣播電視、出版事業日新月異。文化市場興旺繁榮,體育運動取得顯著成績,醫療條件進一步改善,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廣州的“兩個文明”建設。<br/>  人民生活不斷改善。1979~1990年,全市城鎮安置待業人員107.78萬人,平均每年安置近9萬人。1990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3504元,比1978年的714元增長3.91倍,扣除物價變動因素,平均每年增長4.2%。農民純收入1538.93元,增長5.16倍。隨著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轉變;二是耐用消費品特別是家用電器擁有量逐年增加,普及程度明顯加快;三是讀書、旅遊、娛樂等非商品性支出大幅增長。這反映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br/>  進入90年代以後,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原有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基礎上,提出了把廣州建設成為現代化中心城市的戰略構想。同時也分析了廣州與這種構想的差距,比如作為中心城市廣州的總體優勢尚未充分發揮,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利用外資改造老城區、老企業的實質性進展不快;在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中,政企關係尚未完全理順,配套措施跟不上;不少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不高,等等。市委和市政府正領導全市人民積極縮小差距,為把廣州建設得更加繁榮昌盛而努力。<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

<p>軍事志</p><p>廣州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瀕臨南海,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東江、西江、北江由此匯合入海。市區北依白雲山,中為丘陵臺地,南為沖積平原,珠江穿市而過,水陸交通發達,自秦漢以來,就是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要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南越、南漢、南明三朝十帝曾建都於此。自秦軍南下,趙佗稱王,盧循之役,陳霸先平亂,冼夫人起兵,黃巢攻略,端宗轉徙,紹武殉明,至兩藩開府,八旗駐防,列強入侵,加之農民起義,海盜擄掠,軍閥混戰,屢有重大軍事活動。因之歷代均派重臣,駐重兵,是都督、節度使等衙門所在地。清代設兩廣總督、廣州將軍。中華民國時期,曾建廣東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府、廣州行營、華南軍政長官公署等高級軍政機關。撈國成立後,為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廣州軍區,廣州軍區空軍、南海艦隊(今為海軍廣州基地)和廣東省軍區、廣州軍分區(警備區)等軍事機關駐地。? <br/>  一<br/>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廣州地區發生大小戰事上百次。在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成為中外關係和內部社會關係劇烈震盪的中心、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封建鬥爭的前線。19世紀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廣州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後來又成為北伐戰爭的策源地,是富有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英雄城市。? <br/>  從18世紀後半期開始,英國殖民主義者把大批鴉片經廣州轉運中國內地,流毒很廣。道光十九年(1839),受命主持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後,收集西方情報,翻譯西方書刊,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認為“民心可用”,“英人非不可制”,針對英軍的長處與弱點,整頓水師,嚴密設防,以守為戰,以逸待勞。道光二十年,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林則徐指揮守軍奮起抵抗,取得鴉片戰爭前哨戰的勝利。在林則徐遭貶黜後,入侵英軍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沿珠江深入百里,僅7天便兵臨廣州城下,清軍統帥靖逆將軍奕山被迫乞和。清軍擁有十倍於敵的兵力,有縱橫的江河港汊和山崗叢林可資利用,有堅固的城池和眾多炮臺可作依託,又有廣大人民武裝主動支援,本可揚長避短,予敵以重創。但是,由於清廷昏庸,戰守無策,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琦善妥協投降,奕山無能,軍隊腐敗,裝備陳舊,軍民對立,各路軍隊各行其是互不支援,又實行消極防禦,終遭失敗。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明知到廣州主持禁煙“乃蹈湯火”,但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卻將“禍福榮辱早已置之度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陳連升父子及關天培等愛國將領浴血奮戰,為國捐軀,名垂青史。廣州北郊三元里人民同仇敵愾,用簡陋的武器沉重地打擊了侵略者,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顯示了存在于廣大人民之中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巨大力量。?<br/>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推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人民備受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剝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新稅捐。”連中國皇帝也擔心“小民其何以堪”。資本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廣東受害最深,負擔的戰爭賠款也最重,激起了廣州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清王朝的鬥爭。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反對英國侵略者入城。道光二十七年,反對英國人強行租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廣州府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發動了歷時14年、遍及18省的革命戰爭,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掀起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革命鬥爭的第一個高潮。在太平軍起義勝利的影響下,咸豐四年(1854)五月,天地會首領陳開等在佛山、李文茂在佛嶺(廣州北郊)起義,自稱洪兵(紅兵)。各路洪兵約20萬人,圍攻廣州達半年之久,終因起義軍缺乏統一指揮,清軍據險死守,又得英、美、法軍相助,致使攻城失敗。陳開、李文茂轉移廣西,建立大成國。洪兵起義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城內外到處搜捕義民,濫殺無辜,廣州人民遭殺害者10余萬人。?<br/>  咸豐六年九月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葉名琛執行清廷“息兵為要”的方針,3萬兵勇裁撤大半,“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英法聯軍艦隊得以長驅直入,炮轟廣州城。廣州將軍穆克德訥豎白旗降敵。忙於祝壽、扶乩的葉名琛束手被俘。侵略軍統治廣州3年,廣東巡撫柏貴等在侵略軍的監督下繼續“任職”,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種新形式。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侵略軍已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後裝步槍、線膛後裝火炮和便於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採用了散兵線戰鬥隊形,重視炮火準備和水陸協同,運用迂回側擊戰術。雖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指出“夷之長處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但並未為清王朝所重視。清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既沒有認真研究侵略軍的作戰特點,探求克敵制勝的新戰法,又沒有改善武器裝備,仍然使用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的前裝炮以及冷兵器,因而一敗再敗。但城郊人民紛紛組織團練自衛,不斷襲擾侵略軍。?<br/>  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其主要原因是:一、社會政治制度腐敗;二、經濟落後;三、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裝備技術不如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在進行的1857年5月,恩格斯就指出:“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古老中國的末日在迅速到來。”“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本身,顯然表明他們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正如恩格斯所預料的,經過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起義,中國人民前赴後繼,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不過幾十年,便迎來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又迎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迎來了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br/>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甲午戰爭之後,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轉變到決心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統治。由於廣州是最早的對外通商口岸,毗鄰港澳,距南洋較近,華僑眾多,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廣大人民又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因而孫中山把廣州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他領導下的興中會、同盟會曾先後4次策劃在廣州起義,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九月由孫中山、陸皓東、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等策劃的“乙未廣州起義”,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謝纘泰、洪全福、李紀堂策動的“洪全福起事”,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倪映典領導的“新軍起義”,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前,同盟會在廣州設立了30多處秘密機關,動用了很大財力,策動新軍、民軍,組織了敢死隊,還設想佔領廣州後,出兵兩湖、江西,會師南京。起義戰鬥中黃興斷了兩指,仍奮勇指揮;喻培倫身掛炸彈,邊走邊擲;起義前林覺民寫下絕筆書,都表現了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正如孫中山所說:“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為辛亥武昌起義的勝利奏響了序曲。?<br/>  二<br/>  辛亥革命以後,廣東成立以同盟會為主體的軍政府,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組織了一支8000人的北伐軍,支援南京臨時政府。但同時卻又大量裁減各地湧入廣州的反清民軍,沒有因勢利導,建立一支革命武裝,以致在以後的反軍閥鬥爭中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br/>  中華民國2年(1913)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廣東的代理人、原清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入據廣州,捕殺革命黨人。中華民國5年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爆發,舊桂系軍閥陸榮廷借“護國”之名,佔據廣州。當時孫中山認為,“君主專制之氣在北,共和立憲之風在南”,而“南方重要之區,厥為粵省”,因而於中華民國6年7月,率脫離北洋政府的海軍一部自上海抵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中華民國7年5月,由於南北軍閥相互勾結,孫中山被迫辭職去滬。中華民國9年11月,以陳炯明為總司令的援閩粵軍回師討逆,僅3個月便將盤據廣東作惡多端的舊桂系軍閥逐出粵境。中華民國10年4月,非常國會在廣州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正當孫中山全力北伐出師江西之際,陳炯明於中華民國11年6月叛變,孫中山再次被迫離穗。年底,在孫中山的策劃下,駐廣西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部,在駐梧州粵軍配合下,沿西江東下討伐陳炯明,陳軍退走惠州,割據東江、潮梅一帶。孫中山於中華民國12年2月由滬返穗,成立大元帥大本營。4月,挫敗桂軍沈鴻英部的叛亂;11月,陳炯明叛軍進攻廣州,大本營集中滇、桂、豫、粵諸軍抗擊,孫中山多次親臨前線指揮,陳軍退守惠州。?<br/>  龍濟光、舊桂系、陳炯明等封建軍閥擁兵割據,為維持其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約占廣東省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他們橫徵暴斂,開放煙賭,設立稅卡,濫發軍票,縱兵搶劫,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特別是窮兵黷武,戰亂連年,給廣州以至廣東全省人民帶來無窮災難。?<br/>  孫中山經過迭次挫折與失敗,在絕望中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啟發,在共產國際和撈共的幫助下,於中華民國13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國共統一戰線,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br/>  中華民國13年5月,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建議,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在撈共的幫助和蘇聯的援助下,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政治和軍事人才。校長蔣介石依靠一批師生建立了以黃埔系為骨幹的中央軍,奠定了他實行獨裁統治的軍事基礎。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熊雄、蕭楚女、聶榮臻等曾在校擔任領導職務和教學工作,學生徐象謙(向前)、陳賡、左權、蔣先雲、許繼慎、王爾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俠父、周逸群、盧德銘、陶鑄、何長工、段德昌、王一飛、劉志丹、曾中生、吳光浩、黃公略、林彪、朱雲卿、伍中豪等,後來成為撈共著名的軍事或政治領導人,先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其中有些人英年早逝,英勇犧牲在國內戰爭或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名垂千古。<br/>  中華民國13~14年間,廣州大元帥府(國民政府)所屬武裝力量平定了廣州商團叛亂;兩次東征,打垮了陳炯明叛軍,平定了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又分兵南征鄧本殷,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出師北伐奠定了基礎。中華民國14年7月1日大元帥府在廣州改組為國民政府,所屬軍隊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繼而以廣州為基地,進行了舉世聞名的北伐戰爭。?<br/>  周恩來於中華民國13年9月來到廣州。他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撈共廣東區軍委負責人期間,十分重視武裝鬥爭,建立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保持嚴明紀律,向民眾展開政治宣傳,加強民眾的組織工作,打擊土豪劣紳等。這是撈共在領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嘗試,對人民軍隊的建設有著深遠影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民革命軍能夠不斷取得勝利,也是和周恩來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分不開的。? <br/>  中華民國16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國民黨在廣州實行白色恐怖。國民黨新軍閥為爭奪廣東,於11月發動了張(發奎)黃(琪翔)事變,粵桂軍閥開戰。撈共廣東省委于當年12月11日乘機發動廣州起義。在張太雷、黃平、周文雍、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以第四軍教導團為主力,聯合第四軍警衛團大部、工人赤衛隊、市郊農民,向市區重要目標發起攻擊,攻佔了市內絕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國民黨軍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大舉反撲,起義部隊雖頑強奮戰,終因眾寡懸殊,於13日被迫撤出廣州。張太雷英勇犧牲,起義軍和工農群眾5700餘人以及一些朝鮮、越南戰士和蘇聯友人獻出了寶貴生命。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是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膽嘗試。廣州起義與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相連接,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創建撈兵的開端。事實證明,在國民黨新軍閥擁有強大武力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大城市的武裝暴動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Н?Иецмаии)反對葉挺在起義當晚提出的及時撤出廣州、保存實力的主張,使起義部隊遭受不應有的損失。?<br/>  廣州起義被鎮壓後,李濟深、陳濟棠先後掌管廣東軍政大權。接著發生了第一次、第二次粵桂戰爭。中華民國20年2月,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引起甯粵分裂,兩廣向蔣介石宣戰。由於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經過談判,粵方於中華民國21年1月取消非常會議及廣州國民政府,設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繼續保持陳濟棠軍事割據的半獨立局面。陳在廣東擴軍至150個團、15萬人以上,並大力加強廣東海軍和空軍實力,還擴充軍事工業,電信交通建設也有較快發展。中華民國25年5月,胡漢民在廣州逝世。蔣介石乘機要求取消西南兩機關。陳濟棠聯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發動了“六?一事變”(即“兩廣事變”),公開反蔣。蔣收買了陳部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和廣東空軍,陳被迫於7月下臺去香港。廣東正式統一于南京的國民政府,余漢謀任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br/>  中華民國26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日軍在攻佔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之後,為切斷中國南方海上補給線,策應進攻武漢,以4萬兵力,於中華民國27年10月12日在大亞灣登陸,主力經淡水、惠陽、增城,於21日中午侵佔廣州。擔任廣州地區防禦的有餘漢謀指揮的國民政府第四路軍約6萬人,裝備較好,但因疏于防範,指揮失當,未能有效遏制日軍進攻。一些抗日民眾自衛隊,如伍觀淇部等,曾頑強阻擊日軍。?<br/>  從抗日戰爭爆發到日軍佔領廣州的一年多時間內,日軍飛機對廣州進行了上百次轟炸。由於國民政府當局既無堪與日軍抗衡的空中力量,又無嚴密有效的防空組織工作,致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慘重損失。?<br/>  中華民國28年11月和中華民國29年5月,日軍為擴大佔領區,兩次自廣州北犯。中國第十二集團軍依託山區既設防禦陣地,與日軍先後激戰於從化縣城、良口地區,挫敗日軍進攻,迫使日軍退回原地。在日軍佔領廣州期間,吳勤領導的廣州市區遊擊隊第二支隊,一些縣、區抗日自衛團(隊),林鏘雲、梁嘉領導的珠江縱隊以及曾生領導的東江縱隊,在廣州郊縣開展遊擊戰,襲擾日偽軍,牽制了日軍的行動。?<br/>  日本投降後,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率部進駐廣州。中華民國34年9月16日,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向張發奎遞交投降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廣州設立廣州行營。中華民國35年6月,撈共領導的廣東抗日遊擊隊主力根據國共兩党談判達成的協議,北撤山東。由於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撈共廣東區委於中華民國35年11月27日作出恢復武裝鬥爭的決定。在撈共廣東省委及其所屬有關黨組織的領導下,在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先後建立了江北支隊(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三支隊)、番禺獨立團等遊擊隊,積極開展武裝鬥爭,不斷鞏固和擴大遊擊根據地,為最後配合撈兵主力部隊攻陷廣州發揮了重要作用。?<br/>  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經過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主力被殲滅。國民政府於1949年4月遷來廣州。在國共內戰戰略追擊階段,根據撈共中央軍委指示和第四野戰軍的統一部署,在撈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的主持下,由撈兵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指揮,于1949年10月2日發起廣東戰役。以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為右路,以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為中路,以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為左路,從贛南、湘南向防守粵北及廣州地區的國民黨軍餘漢謀集團發起攻擊。戰役發展順利。面對撈兵強大兵力的多路進攻,駐守廣州的國民黨軍倉皇潰逃,廣州於10月14日淪陷。從此,廣州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br/>  三<br/>  廣州淪陷後,撈兵駐穗部隊在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進程中,經歷了一條曲折發展的道路。經過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努力,取得巨大成就。撈陷初期,勝利完成了城市接管工作,殲滅廣州地區的土匪、特務武裝近百股,支援了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的作戰。1957年以前,駐軍各項工作發展順利。1958年後,由於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多次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貫徹林彪一套“左”的做法,駐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呈現複雜局面,經歷了幾次較大曲折,遭受一定損失。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駐軍各項工作遭受嚴重挫折。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br/>  撈兵駐穗部隊於1952年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方針,開展大規模的文化教育運動。 <br/>  原來絕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士兵普遍達到初小畢業程度,幹部經過文化速成中學或在職學習,大多數達到初中程度,為部隊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礎。?<br/>  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掀起經濟建設高潮。駐穗部隊以蘇聯軍隊為榜樣,初步實現了由陸軍單一軍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1955年起,廣州駐軍同全軍一樣實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於1965年6月1日取消)和薪金制,繼續貫徹《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和《隊列條令》,根據統一的訓練大綱,開展正規化的軍政訓練,取得了顯著成績。1958年後,經過反對“教條主義”,強調“以我為主”,借鑒外軍先進經驗的工作基本陷於停頓,對部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帶來消極影響,但整個部隊工作仍取得很大成績。部隊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熱潮,開展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和“比武”活動,部隊軍事訓練成績大幅度上升,湧現出大批神槍手、神炮手、技術能手和一專多能人才。同時實施了一系列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想教育,學習貫徹撈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加強軍內撈共各級黨委建設和基層建設,加強撈共對軍隊的領導。實踐證明,部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既要學習外軍先進經驗,又要與撈兵的實際相結合,發揚自己的優良傳統,走有中國特色的建軍道路。? <br/>  1964年以後,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影響下,駐軍的軍事訓練受到衝擊,群眾性的大練兵大比武運動被壓了下去,軍事幹部不敢抓訓練,戰士不重視學軍事技術。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廣州駐軍也深受其害,領導機關受到衝擊,軍事訓練受到干擾,許多規章制度廢弛,部隊紀律受到很大削弱。1969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部隊實行長途野營拉練,逐步加強軍事訓練。1971年,周恩來在廣州軍區接見軍以上幹部時指出,要加強軍事訓練。經周恩來批准,中央軍委規定,全訓部隊除野營拉練外,每年步兵軍事訓練90天,技術兵軍事訓練120天。1973年以後掀起了“三打”(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和“三防”(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的群眾性練兵熱潮。實踐說明,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維護軍隊的統一與穩定,加強政治工作,加強軍事訓練,只有這樣,才能構築偉大的鋼鐵長城。?<br/>  廣州駐軍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還根據野戰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和人民戰爭的要求,加強後備力量建設。1949年廣州淪陷後,郊區建立民兵組織,市區建立工人糾察隊。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從1950年底至1953年,廣州市有6900名青年響應撈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有2200余名青年學生、工人報考軍事院校學習。廣州市從1955年開始按《撈國兵役法》實施徵兵,至1990年,全市共徵兵82668名。其中,1962年加強東南沿海備戰和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期間,共3次緊急徵集6480人參軍參戰。?<br/>  1958年,美國當局不斷在臺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臺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陸。在撈共中央“全民皆兵”的號召下,廣州掀起大辦民兵的熱潮,是年民兵發展到40個師,共76.8萬人,其中基幹民兵31.2萬人,普通民兵45.6萬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區民兵組織陷於癱瘓。1971年恢復民兵組織,以後逐年發展,1976年達到157.6萬人。在大辦民兵中,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存在著重視數量忽視質量的形式主義傾向。後來經過整頓得以糾正。?<br/>  撈兵駐穗部隊發揚擁政愛民的優良傳統,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協助地方維護社會治安,先後參加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投入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搶修海珠大橋,參加流溪河發電站、流花橋火車站、廣州鋼鐵廠、廣州造船廠、廣州氮肥廠等土建工程,幫助黃埔港搶卸積壓物資。支援搶種搶收、興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進行人工降雨。承擔大片植樹造林工程。參加東山湖、流花湖公園修建工程。從1963年開始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為人民群眾做了大量好事。?<br/>  1967年初,全國處於“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狀態。省、市黨政機關癱瘓,群眾組織兩派爭鬥不已,工廠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阻塞。廣州駐軍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3月對廣東省、廣州市實行軍事管制。抽調6000名幹部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任務,第一二七、一二四師和炮兵第一師等部隊,陸續進駐廣州。他們制止武鬥,收繳武器,打擊刑事犯罪,保護了一批幹部,積極促進兩派聯合,穩定了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由於在“左”傾方針影響下,參加工作的幹部戰士缺乏思想準備,缺乏地方工作經驗,特別是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插手、干擾,“三支兩軍”工作也存在不少缺點錯誤,造成軍隊和地方的一些隔閡。80年代初為消除這一消極後果,駐軍和地方都做了許多善後工作。?<br/>  先後駐廣州的廣東軍區、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廣州軍區組織指揮所屬部隊常備不懈,英勇作戰,為保衛祖國南疆做出了貢獻。1953年7月17日,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和第一二一師各一部,緊急渡海增援福建東山島守軍抗擊1萬多名國民黨軍在海空軍配合下對該島的進犯,取得保衛東山島作戰的重大勝利。1962年夏,臺灣當局策劃大規模武裝進犯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廣州軍區所屬部隊進行了緊急備戰,國民黨軍的陰謀被粉碎。廣州空軍40年來在廣州地區擊落擊傷國民黨和美國空軍入侵飛機16架。1965年8月6日,南海艦隊在東山島東南海域擊沉國民黨海軍獵潛艦“劍門”號和“章江”號,取得新中國成立後最大的一次海上殲滅戰的勝利。1965年,組織高炮部隊支援越南軍民進行防空作戰。1974年1月,指揮南海艦隊和海南軍區部隊、武裝民兵,在廣州空軍支援下,對入侵西沙永樂群島的南越軍隊進行自衛反擊作戰,收復了珊瑚、甘泉、金銀三島。1979年2月,組織指揮了在廣西方向對高平、諒山地區的越南軍隊的自衛還擊作戰。?<br/>  四<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走上了注重質量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軍隊在改革中不斷前進,部隊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駐穗部隊在這種新形勢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體制,精簡整編,完成了上級賦予的裁軍百萬的任務。各級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程度有了明顯提高。執行了新頒佈的一些條令、條例,實行了新的軍銜制度。加強和改進了教育訓練,武器裝備陸續得到更新和改善,作戰能力有了明顯提高。訓練手段逐步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科學文化教育和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納入訓練計劃,培養幹部戰士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兩套本領。深入進行改革開放和反腐蝕的思想教育,強調為廣州市的經濟發展多做貢獻。撈兵體育學院、海軍廣州艦艇學院和第一軍醫大學等軍隊院校得到充實和發展,造就了一大批專業骨幹。實踐證明,駐軍必須始終把教育訓練擺到戰略地位,注重質量建設,全面增強戰鬥力,才能適應現代戰爭需要,擔負起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的神聖使命。?<br/>  現代戰爭在一定意義上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較量。<br/>  撈兵的現代化水平與現代戰爭的高度現代化要求不相適應,是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的主要矛盾。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現代軍事科學就是戰鬥力。現代的武器裝備十分重要,但是決定因素仍然是人,是軍隊及其後備力量的素質,特別是高中級幹部的素質。必須有一大批淡泊明志、夙夜在公、胸有韜略而又掌握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人才,國防現代化才能加速實現。?<br/>  1981年,對民兵工作進行了較大的調整改革。認真貫徹民兵工作“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的方針,減少民兵數量,加強技術兵種建設,質量不斷提高。民兵在帶頭參加生產建設,維護社會治安,戰備執勤,參加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br/>  1984年5月,開始實行以義務兵役制為主體的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隨著兵役工作的改革,廣州兵員的政治素質、文化程度和身體素質都有提高。1985~1990年,廣州市連年被廣東省政府、省軍區評為徵兵工作先進單位。?<br/>  從1985年起,對一批高等院校和高中、中專的學生實施軍事訓練。1987年,廣東省在廣州市組建廣東陸軍預備役第一師師部、直屬分隊和步兵第一團。“兵民是勝利之本”。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建設現代化國防,中央軍委作出“精幹的常備軍與強大的後備力量相結合”的決策,把國防後備力量建設提高到新的戰略高度,要求後備力量與常備軍在同一時間、同一層次、同一水平上發展。同時,做到“以勞養武,富民強兵”,廣泛開展國防教育,增強全民的國防意識,做到居安思危。?<br/>  從1979年起,駐穗部隊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大局,騰出97座倉庫、8個碼頭、1條鐵路專用線,支援廣東省、廣州市的經濟建設。在修建白雲機場、區莊立交橋、廣州大橋、洛溪大橋、廣佛高速公路和107國道等工程中給予大力支援。一些街道、工廠、學校與駐軍廣泛開展了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促進社會風氣好轉,促進軍政軍民團結,也促進部隊自身建設,湧現出像南華西街等兩個文明建設先進典型。40多年中,駐軍參加搶險救災活動900多次,搶救遇險群眾10多萬人。與此同時,駐軍在進行農副業生產的基礎上,開拓了生產性、服務性的多種經營項目,以彌補國防經費不足,減輕國家負擔。人民防空工事貫徹平戰結合方針,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利用率達到全部工事的35%。<br/>  所有這些,為廣州市創建“雙擁模範城”打下堅實基礎。在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軍民關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廣州駐軍按照毛澤東所說的:“軍隊中應當從每個指戰員的思想上解決問題,使他們徹底認識擁政愛民的重要性”的精神,不斷加強教育,及時總結經驗,妥善解決這方面的問題。?<br/>  撈國建政後,廣州在加強空軍力量和地面防空火力的同時,大力進行防護工程建設,堅持開展防空的宣傳教育,建立完善的指揮通信網及警報網,建立健全各種防空專業隊伍,為人民防空做了重要準備。<br/>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廣州駐軍認真貫徹執行撈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方針政策,搞好各項建設和改革,努力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保衛祖國南疆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和海洋權益,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安全保證,為國家和廣州的發展、繁榮貢獻力量。?<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

<p>中國國民黨廣州地方組織志</p><p>廣州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近現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序幕。鴉片戰爭期間,1841年三元里等103鄉的人民,自發聯合起來英勇地抗擊了英國侵略軍,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州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對本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外來的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鬥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洪秀全誕生在廣州北面的花縣(今花都市),早年曾在家鄉和廣州等地進行革命活動,後來轉移到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集結力量,於1851年舉行起義。與此同時,廣州郊區的粵劇藝人李文茂等組織紅巾軍於1854年舉行起義,後來轉戰到廣西建立了反對清王朝的大成國政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人民在社學的組織領導下,開展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入城”鬥爭並取得了勝利。1891年,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人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通過講學、著書立說,探索維新理論,宣傳變法主張,培養維新志士,為後來的戊戌百日維新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在廣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廣州“放言革命”,結交志士,從事革命鬥爭,尤以1911年(辛亥年)“三?二九廣州起義”(也稱黃花崗起義)影響最大,它吹響了武昌起義的前奏曲,動搖了封建統治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孫中山為反對軍閥統治又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繼續領導革命鬥爭。</p><p>中國國民黨是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所創建,由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遞嬗演變而來。該黨從創立到在內地統治結束,歷時50餘年。<br/>  廣州因其所處的特殊地位,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組織主要或重要的活動地區,因而中國國民黨廣州地方組織具有與其他地方組織不同的特點:<br/>  首先,由於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組織,特別是在興中會時期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其組織機構及主要人物多在廣州活動,因而中央機構和地方組織的活動往往糅合在一起,難於區分。廣州特別市黨部是在中華民國13年(192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才正式建立起來的。廣州又是廣東省會,中華民國13年以前省、市黨組織機構未有嚴格劃分。在此以後,省、市黨部也經常聯合進行重要的政治活動。<br/>  其次,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糾紛中,由於粵籍黨員在中央黨部人數較多、地位較高,形成比較強大的地方勢力,在蔣介石執掌黨政大權期間,其中央黨部內部矛盾突出,反蔣勢力所形成的獨立或半獨立局面,也多以廣州為據點。<br/>  上述特點表明,廣州地方組織在中國國民黨內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根據中國國民黨遞嬗演變的情況和廣州地方組織的特點,該黨廣州地方組織的活動歷程可分為兩大階段六小分段。<br/>  第一大階段: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中華民國16年。<br/>  從興中會廣州分會創立到中華民國16年廣州“四一五”事變之前,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廣州地方組織醞釀、產生和發展的時期,也是它具有開創性、戰鬥性的進步時期。它包括: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至中華民國元年7月的反清革命階段;中華民國元年7月至中華民國8年10月的兩次改組和討袁護法階段;中華民國8年10月至中華民國16年4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醞釀和進行階段。<br/>  在反清革命階段,廣州是最早的革命活動中心,被譽為革命策源地。興中會廣州分會是繼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之後建立起來的國內第一個策劃反清武裝起義的機構。這一時期孫中山領導的10次武裝起義中有7次在廣東進行,其中影響最大的3次都在廣州爆發:光緒二十一年,孫中山在廣州領導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武裝起義,揭開了中國歷史上較正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宣統二年(1910),同盟會發動廣州新軍(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1894年)失敗後編練的軍隊。)起義,是革命黨人從主要依靠會黨起義進而重視發動清朝正規軍隊起義的一次起義,表現了孫中山領導革命戰爭事業的顯著進步。特別是宣統三年三月的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作出了重大犧牲,“碧血橫飛,浩氣四塞”,革命精神震撼中華大地,成為同年十月武昌起義成功的悲壯前奏。其他4次武裝起義也多以奪取廣州作為近期目標。因此,廣州即使不是發難地點,也居於重要策應地位。<br/>  孫中山在中華民國2年談及廣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時指出,他領導的革命“實行之地點實以廣東為最早,廣東起義十數次,屢遭失敗,其流赤血,冒白刃者不知凡幾,迨至武昌舉事,各省響應,始能成功。所以人人只知道推翻滿清政府,湖北居其首功,不知廣東自三月二十九日大失敗,大犧牲之後,……革命之風潮,因愈形激烈,各省均受其影響,所以武昌起義易於成功。廣東革命之失敗,非無結果之失敗,武昌起義之能成功,即為廣東革命所生之果實”。 <br/>  中華民國元年~中華民國8年間,廣州國民黨組織受黨內改組和政局動盪的影響,呈現波瀾起伏的狀態。<br/>  中華民國元年8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翌年1月,同盟會廣東支部正式易名為國民黨廣東支部。中華民國元年~中華民國2年,國民黨在廣州(廣東)的地方組織曾有較大發展。中華民國2年,為反對袁世凱暗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破壞民主法制,孫中山領導了“二次革命”,起兵討伐袁世凱。同年,“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悍然宣佈解散國民黨。廣州先後落入袁世凱爪牙龍濟光、廣西軍閥陸榮廷等人手中。<br/>  中華民國3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廣州原國民黨組織改稱為中華革命黨廣東支部,繼續在廣州及廣東各地進行反袁革命活動。中華民國5年,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爭中,廣東中華革命黨人在廣州等地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中華民國6年,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召開非常國會,就任軍政府大元帥,廣州又成為民主革命的根據地。由於西南軍閥對護法事業的阻撓和破壞,孫中山被迫於中華民國7年5月辭職赴滬,中華革命黨廣州(廣東)組織的活動亦受影響。<br/>  中華民國8年10月~中華民國16年4月,是中國國民黨廣州黨組織急劇發展的時期。<br/>  中華民國8年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使中華革命黨人受到很大鍛煉,黨務有了進展。同年1月,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廣州組織外交調查會,密切注意巴黎和會情況,並組織廣州(廣東)民眾參加愛國運動,林森、吳景濂分別以護法政府參眾兩院議長身份發起召開廣州國民大會,組織外交後援,向民眾作宣傳、動員工作,掀起規模宏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同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10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加強廣州黨務工作。中華民國11年8月後孫中山決心同撈共黨員合作,重新改組國民黨。中華民國12年10月,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舉行。廣州作為改組工作的先行點。會後由吳鐵城等主持進行黨員登記,大量吸收新黨員,並開始建立區黨部、區分部等基層組織。<br/>  中華民國13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撈共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國國民黨的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黨的性質從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民族民主革命為目標的聯盟。<br/>  廣州作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所在地,於中華民國13年5月率先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特別市黨部。在國共合作的1924~1927年,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擁有區黨部12個,區分部最多時達250多個,黨員在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br/>  第二大階段:中華民國16年4月~中華民國38年10月。<br/>  從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進行清黨反共到該黨在廣州統治崩潰,這段時期,廣州特別市党部不但成為新軍閥手中的工具,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其中又可分為中華民國16~26年的十年內戰階段,中華民國26~34年的抗日戰爭階段,中華民國34~38年的國共內戰階段。<br/>  十年內戰時期,在廣州以中華民國16年4月15日國民黨發動“清黨”反共為開端。“清黨”工作至中華民國17年1月才告結束,大批撈共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戮。此後,“反共”仍然是該黨組織的首要任務。與此同時,由於桂系軍閥與粵系軍閥爭奪廣東地盤,廣州特別市黨部的權力亦反復易手。中華民國18年以後,市黨部逐漸由粵系軍閥、原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後升任第四軍軍長)陳濟棠控制。中華民國20年該黨中央爆發了蔣介石與胡漢民爭奪政權的鬥爭,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于南京小湯山。粵籍中央委員聯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廣州另立中央黨部,與蔣介石的南京中央黨部相對抗,後經調解改為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保持半獨立狀態,廣州特別市黨部受西南執行部領導。中華民國25年6月,陳濟棠聯合桂系反蔣,旋即失敗下野,蔣介石派遣CC系人物方少雲等接管廣州特別市黨部。儘管黨內各派系不斷進行著爭權奪利的鬥爭,但他們的反共立場是一致的。自“清黨”以來,他們從未停止過對撈共黨員的屠殺和迫害。直至中華民國25年12月西安事變以後才有所收斂。<br/>  中華民國26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至中華民國27年中國國民黨廣東、廣州黨部在廣大愛國人士推動下,先後釋放了被關押的撈共黨員和進步人士800多人,並注意聯合各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動員和組織廣大民眾參加抗日救亡活動。<br/>  中華民國27年10月21日日軍侵佔廣州,廣州特別市黨部先後遷至廣寧、香港、鶴山、興寧等地,中華民國30年開始派遣黨員在廣州組織地下區黨部堅持鬥爭。<br/>  在日軍侵佔廣州期間,叛國投敵的汪精衛集團在淪陷區各地建立起傀儡政權,並打著中國國民黨的旗幟,建立偽中央黨部和地方黨部。中華民國28年9月,汪偽“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宣告成立。由許梯雲任廣州市党部常務委員,通過重新登記黨員和招收新黨員,建立起一批區黨部和區分部。汪精衛本人曾五次前來廣州,鼓吹“和平反共撈國建政”、“中日親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企圖把廣州作為實現“局部和平”的基地,陰謀策劃招降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協助日軍搜捕撈共黨員和愛國志士。<br/>  中華民國34年8月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同月,廣州特別市黨部遷回廣州,汪偽“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瓦解。<br/>  廣州特別市黨部在陳策主持下進行黨員登記,重新組建區黨部和區分部。重建後由原6個區黨部發展為9個區黨部。<br/>  中華民國35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後,市黨部加緊進行反共活動。<br/>  中華民國36年11月,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併,原三青團團員通過登記直接轉為黨員。為加緊發展黨組織,又用強迫命令的辦法,把大批公務人員、大中學校師生集體“吸收”為國民黨員。在廣州淪陷前夕,廣州特別市黨部轄下的區黨部由中華民國35年的9個增至38個。<br/>  中華民國38年國民黨中央機構南遷廣州,設總統府于石牌,中央要員紛紛來穗。在中央黨部督令下,市黨部於3月間對各區黨部進行“整頓”,將“忠實”黨員組成5人小組進行反共活動。五六月間又組織“護黨救國工作總隊”。<br/>  同年10月,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在撈兵南侵中撤退,該黨在廣州的統治至此結束。<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

<p>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志? I</p><p>19世紀中葉,隨著外國資本的侵入,資本家在廣州興辦企業,因而在廣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之後,廣州工人階級隊伍隨著近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而不斷壯大,到1920年廣州共黨小組誕生前夕,省港工人總數約五六十萬人,其中廣州工人達二十多萬人。廣州工人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為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而抗爭。1920年,穗港兩地的罷工鬥爭就達17次之多,而且鬥爭規模也越來越大。1920年,廣九鐵路工人為將桂系軍閥驅趕出廣東還舉行政治罷工。<br/>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北平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在廣州,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楊匏安從1919年11月起,先後在《中華新報》上發表了40多篇文章,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簡要的介紹,對馬克思主義在廣州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br/>  接著,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廣州組織學術團體,舉辦平民夜校,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並進行組織工作。1920年5月1日,廣州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歡慶省港機器工人總同盟罷工勝利之際,同各行業工人群眾在東園舉行盛大集會,共祝勞動人民自己的節日。這次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與廣州工人運動結合的嘗試。<br/>  1920年,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北平大學粵籍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回到廣州,與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楊匏安、張善銘等密切聯繫,並於10月20日創辦《廣東群報》,積極開展新文化宣傳。11月,譚平山等人應上海青年團的函約,成立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此同時,俄共黨員米諾爾、別斯林到廣州與梁冰弦、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取得聯繫,醞釀建立共黨組織,進行了一些宣傳工人運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活動。10月,創辦刊物《勞動者》。<br/>  12月底,陳獨秀應陳炯明之聘來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派出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也到達廣州。陳獨秀到廣州後,與譚平山取得聯繫,積極開拓宣傳陣地和進行建黨籌備活動。1921年初,他在與廣州無政府主義者兩次討論合作不果的情況下,于同年3月,與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商討建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於是共同創建了廣州共黨小組(後來統稱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由陳獨秀任書記(後由譚平山繼任),陳公博負責組織,譚植棠負責宣傳。以《廣東群報》和《勞動與婦女》為黨組織的機關刊物,譚植棠兼任《廣東群報》的經理。廣州共黨小組成為國內最早建立的6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br/>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撈國共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廣州共黨小組的代表陳公博出席了大會,當時由武漢來廣州聯繫工作而參加廣州共黨小組活動的包惠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書記)也受陳獨秀的指派參加了一大。會後,陳公博返廣州傳達一大精神。同年8月,在廣州共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撈共廣東支部,隸屬撈共中央局。 <br/>  撈共廣東支部成立後重視發展黨員,到1922年6月共有黨員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隨著黨組織不斷發展,根據撈共中央局的指示,在撈共廣東支部的基礎上,成立撈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簡稱粵區委)。<br/>  按照撈共一大的決定,党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即中國工會辦事處),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接著在廣州也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後改為廣東分部),譚平山為主任。1922年1月,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罷工工人大部分回到廣州。撈共廣東支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全力支持香港海員工人大罷工直至勝利。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成為撈國共黨成立後,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廣州工人階級在這次罷工勝利的影響和推動下,紛紛組織工會。廣州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5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推動了廣州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6月,陳炯明公開叛變革命,孫中山退避上海,撈共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br/>  1923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大本營,並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共黨恢復公開活動。為了籌備召開撈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撈共中央局臨時遷來廣州辦公。撈共廣東區委積極參加撈共三大的籌備工作。6月,撈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確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性。廣東代表譚平山、阮嘯仙、劉爾崧、馮菊坡出席了會議,譚平山當選為撈共中央局成員。廣東區委積極貫徹三大的精神,參與了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為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br/>  1924年1月,在撈國共黨的推動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共黨員參加領導工作的國民黨一大。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內容的新三民主義政綱。這與撈國共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主要原則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綱領。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它開創了革命新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廣州成為大革命的策源地,廣東和廣州的撈共組織,也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br/>  同年2月,撈共廣東區委改為撈共廣州地委,兼管香港地區的黨組織,由馮菊坡任書記,直屬撈共中央局領導。同年10月,撈共廣州地委又改為撈共廣東區委,由周恩來任委員長,領導廣東、廣西、閩南、雲南、香港等地的黨組織。1925年2月,撈共廣東區委書記由陳延年擔任,周恩來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大革命時期廣州沒有設市一級的撈共領導機構,各基層黨組織,均由撈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br/>  從1925年起,撈共廣東區委在全區發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和青年、婦女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領導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罷工,它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政府統一廣東根據地的鬥爭和北伐戰爭,同時也鍛煉和造就了撈共大批幹部。與此同時,彭湃等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運骨幹,並連續舉辦了六屆,而由毛澤東主辦的第六屆,規模最大,學員人數最多。學員畢業後被派往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對支持北伐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廣州地委和廣東區委還幫助孫中山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派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動員大批共黨員、共青團員和工農群眾參加軍校學習或工作,對軍校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br/>  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政府追隨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共黨人和革命群眾,廣州頓時處於白色恐怖之中。著名的共黨員蕭楚女、劉爾崧、熊雄、鄧培、李森、何耀全、熊銳、張瑞成、畢磊等被捕後慘遭殺害。為了對付這一突變,撈共廣東區委遷往香港(後來改為撈共廣東省委),並於4月22日成立撈共廣州市委,書記吳毅,繼續留在廣州領導革命鬥爭。<br/>  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同年8月7日,撈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根據撈共中央的指示,撈共廣州市委在以張太雷為書記的撈共廣東省委領導下,於12月發動了廣州起義。12月11日淩晨三時半起義爆發後,起義軍迅速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11日早上6時,廣州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在維新路(現起義路)廣東省省會公安局(現廣州市公安局)成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鎮壓地主豪紳”的政治綱領;頒佈了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一切土地歸農民的法令。12日,張太雷不幸犧牲,13日起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宣告失敗。廣州起義是廣大革命士兵和工人、農民為了挽救革命而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一次英勇反擊,也是共黨獨立地領導工農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次偉大嘗試。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連結在一起,成為撈國共黨單獨領導革命戰爭與創建紅軍、實行武裝鬥爭的偉大開端。廣州起義保留下來的一部分革命力量,轉移到農村繼續鬥爭。<br/>  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大屠殺,僅在1927年12月14日~19日,在廣州地區被殺害的共黨人和群眾就達5700多人。撈共廣州市委迭遭破壞,許多共黨員前僕後繼,英勇就義。1932年冬,廣州黨組織被迫暫時停止活動。留在廣州的少數撈共黨員沒有停止鬥爭,他們團結進步青年和學生,建立各種革命團體,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中大抗日劇社、中國青年同盟、突進社、馬列主義行動團等;積極宣傳撈共中央的政策和革命思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喚起民眾覺醒,為廣州黨組織的重建打下基礎。1936年6月,廣東開始重建黨組織,先後在廣州、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等地的中國青年同盟的基礎上發展黨員100多人(其中廣州約70人),並以廣州外縣工委的名義,繼續領導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開平、南雄、番禺、順德、陽江、吳川、廉江、臺山、澳門等地的建黨工作。1936年12月,撈共廣州市委在撈共北方局的領導下重建,書記王均予。<br/>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革命進入抗日戰爭時期。9月,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br/>  1937年11月,撈共廣州市委改組為撈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羅范群任代書記。1938年4月,撈共廣東省委成立,撤銷撈共廣州市工委,選舉產生撈共廣州市委,書記李大林。8月,李大林調任省委組織部長,市委書記由羅范群繼任。在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前這段時間,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組織,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日軍侵佔前,廣州地區的撈共黨員有近400人。<br/>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侵佔廣州,廣州市區黨員全部撤離,到農村去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廣州市內黨組織又暫時中斷。1940年6月,撈共廣東省委分為撈共粵南省委和撈共粵北省委,廣州淪陷區黨的組織歸撈共粵南省委直接領導。<br/>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廣州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顯得重要。為了搜集情報,採購戰略物資,動員城市青年到遊擊區以及聯絡失散人員等,各系統的撈共組織都陸續派黨員到廣州,建立地下交通站和聯絡點,撈共廣州地區組織的活動逐步得到恢復。<br/>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底,撈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陳能興任書記。1946年2月,在撈共廣州市工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撈共廣州市委,黃松堅任書記。其主要任務仍然是恢復組織,站穩腳跟,開展群眾工作。市委下設青委,負責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1946年七八月間,市委又成立了廣州市郊一區和郊二區的組織機構,領導附近郊縣的黨組織。這時全市黨員人數已達400人左右。全面內戰爆發後,為了保存力量,堅持秘密鬥爭,黨的領導體製作了改變,由委員會制改為特派員制,鐘明任廣州特派員,實行縱深配備,單線聯繫。為了安全起見,把已經暴露身份的黨員撤退到香港和各地農村去開展武裝鬥爭,留在廣州繼續堅持鬥爭的黨員僅有100人左右。<br/>  國共內戰時期,撈共廣州地方組織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進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開闢第二條戰線的鬥爭。1949年4月,撈兵解放了南京,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及時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護廠護校、迎接解放、準備接管城市方面來。南京解放後,國民黨中央、總統府、行政院等首腦機關遷到廣州,廣州成為國民黨統治的重要基地。為了鞏固其統治,他們對撈共廣州地下組織採取“斬盡滅絕”的方針,宣佈“十殺禁令”。撈共廣州地下組織,堅決貫徹撈共中央關於“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通過建立外圍群眾組織去開展各種鬥爭,擴大影響。在原已建立了“廣州愛國民主協會”(後稱“廣州地下學聯”)的基礎上,又建立“廣州工人協會”、“廣州民主婦女聯合會”、“廣州新民主主義教育工作者協會”(含教授協會)、“廣州新民主主義經濟工作者協會”以及“廣州淪陷軍之友社”等,其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廣州地下學聯”。這些群眾組織在開展護校、護廠、保衛和接管廣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由於撈共廣州地下組織採取正確的鬥爭策略,黨組織不僅沒有受到破壞,反而在鬥爭中不斷壯大。<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

<p>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志? II</p><p>1949年10月14日,撈兵攻陷廣州。這標誌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廣州的統治已被徹底摧毀,經歷了無數磨難的廣州人民得到新生,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肩負著更為繁重的任務,投入新的鬥爭。<br/>  同年10月24日,在撈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下組成廣州市委領導班子,10月28日,經撈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葉劍英為書記的撈共廣州市委。10月30日,市委召開了廣州地下黨員以及從老解放區和香港來的共黨員330人參加的地方黨員大會。葉劍英代表華南分局和市委提出三大任務:(1)鞏固革命秩序,肅清匪特;(2)密切聯繫群眾,團結各階層的革命人民,孤立反動派;(3)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動員廣大黨員虛心學習,不驕不躁地工作,努力實現黨的任務。與此同時,建立起各級政權機構和群團組織。<br/>  撈共廣州市委成立後,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首先成立市委組織部、宣傳部和社會部,籌辦黨員訓練班和黨刊。隨即成立28個區的撈共區工委和67個基層黨組織。1950年6月,隨著區的建制由28個調整為16個,也相應地調整了區工委的組織機構,廣州被列為中央直轄市。以後,廣州市的區域劃分不斷變動,黨的組織機構亦隨著調整。從1949年10月~1955年10月,廣州市先後召開過5次黨員代表會議。1956年6月,又召開了撈共廣州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撈共廣州市第一屆委員會。<br/>  解放初,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人民,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肅清殘餘匪特,掃除地下錢莊,穩定金融物價,取締賭館、煙館、妓院,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安置救濟失業工人,收容遣送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安定社會,組織生產。與此同時,市委又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了民主改革、“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到1952年底,全市的工業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70%,已超過戰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勝利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解決了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br/>  廣州是中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上級的指示,解放以後,於10月18日成立廣州警備司令部,10月21日成立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全面接管工作和城市警備任務。以後的各個時期,撈共廣州市委重視抓軍事工作。1952年成立了受上級軍事機關和市委、市政府雙重領導的專門軍事機構--武裝部、兵役局。為了領導人民武裝建設,解決各個時期民兵建設中的突出問題,1953年1月,市委又根據撈共中央《關於建立各級人民武裝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廣州市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1960年以後,成立廣州軍分區、廣州警備區,主管全市的民兵、兵役和警備工作。1960年2月,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改為市委民兵領導小組,1961年又改為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br/>  1956年,撈共廣州市委堅決貫徹中央的部署,領導全市人民勝利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廣州市第一個五年計劃亦提前一年超額完成,全市新建和擴建了一批工廠,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7.9%,高於同期全國的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黨風、社會風氣良好,幹群關係密切,青少年上進心強,人與人之間建立起團結互助的新型關係,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提高,當時香港許多失業和在業的工人都紛紛回穗就業。<br/>  1958年,撈共廣州市委貫徹中央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市人民的幹勁被調動起來,創造了一些成績,這主要是:新建和擴建了一批骨幹企業,奠定了廣州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興修了一批農田水利設施;興建了一些城市建設工程項目,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環境。但是,由於當時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結果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60年代初出現了工業減產,農業歉收,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全面緊張,各種物品要憑證供應,經濟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br/>  在政治生活方面,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開始,隨後開展“反地方主義”、“反右傾”等政治運動,挫傷了大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優良作風,助長了浮誇風和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以及壓制民主等消極現象。 <br/>  從1960年起,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大大壓縮重工業的投資,增加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的投資,使國民經濟中的農、輕、重的比例趨於合理。在農村,則著重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關係,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批判、清理“共產風”,開放農貿市場,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取消公共食堂等。在黨的建設方面,著重抓幹部的理論學習,加強思想教育。通過幹部輪訓,發揚民主,總結經驗,改正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經過上述一系列的措施,經濟形勢很快好轉,工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市場供應好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br/>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一場災難,也給廣州造成了嚴重的後果。<br/>  從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撈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起至8月撈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撈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期間,市委力圖緊跟中央,加強領導,派出工作組領導好運動。“十六條”公佈後,市委馬上貫徹,第一書記作出檢討,撤回工作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衝擊下,從市委到黨的基層組織不能發揮領導作用,不少單位開始亂了起來。社會上的“造反派”、“紅衛兵”借“破四舊”大刮抄家歪風,首先受到衝擊的是知識分子(包括教師、文藝工作者、理論工作者、科學工作者)。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風暴”之後,廣州地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幹部受到隔離審查、批鬥和迫害。黨組織癱瘓、黨員停止了組織生活,整個城市處於無政府狀態,“打、砸、搶、抄、抓”成風,圍繞著對“奪權”的不同看法而產生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武鬥頻繁、不斷升級,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 <br/>  1967年3月,為了穩定廣州局勢,成立了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市屬區縣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先後建立了軍管會、軍管小組或派駐撈兵宣傳隊。同時駐廣州地區的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擔負“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的任務。1968年2月,成立了有軍代表、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時稱“三結合”)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簡稱市革委會)。同年3月,市革委會成立黨的核心小組。市革委會行使原市委、市人委黨政領導機關的職能。隨後,市屬東山、越秀、海珠、荔灣、郊區5個區,花縣、從化2個縣均建立了革委會。市革委會下設政工、生產、辦事、保衛、民事5個組,取代市委、市人委各職能部門的工作。<br/>  市革委會成立後,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鬥、批、改”任務,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和下放幹部以及整黨工作。<br/>  1968年,根據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指示精神,市革委會只留130名機關幹部,其餘原市委、市人委的幹部下放到從化縣紅旗農場創辦“五七”第一幹校。接著各區縣局也辦了自己的“五七”幹校。至1969初,全市已興辦了34間“五七”幹校,有2.3萬名機關幹部在幹校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br/>  1968年底,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基礎上,開始整黨建黨工作,停止活動兩年之久的廣州市各級黨組織開始重建,並逐步恢復活動。但這次整黨建黨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在“左”的方針指導下,結果有許多合乎條件的黨員不能恢復組織生活或被錯誤地開除黨籍,而接納的新黨員中則有一部分不符合黨員條件,甚至是造反起家的人。<br/>  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工作中,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逼、供、信”,擴大打擊面,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全市被立案審查的幹部23680人,占幹部總數的17.5%,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1011人,因受迫害而造成非正常死亡534人。1969年還成立“廣字103隊”,把85名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送到粵北勞改場舊址的武江茶場進行長期審查,使這些老幹部身心遭到嚴重的傷害。1970年,貫徹“戰備疏散”,強制一批市民遷居鄉下,造成許多遺留問題。當時還動員了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校學生到農村辦“分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實際上荒廢了青年學生的學業,造成人才成長的斷層。<br/>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撈共廣州市委根據中央的部署,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發動幹部群眾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及其在廣州地區的死黨和爪牙的罪行。1975年初,鄧小平複出,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市委和廣大幹部、群眾積極貫徹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頓的方針和措施,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經過幾個月的整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社會秩序安定,企業管理加強,經濟形勢日益好轉,這給廣大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對黨寄以新的希望。可是,同年底,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剛剛好轉的形勢又迅速逆轉,廣州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陷入混亂之中。1976年10月,撈共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廣州和全國一樣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br/>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廣州黨的組織、廣大黨員和全市人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絕大多數黨員忠於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堅強的信念。廣大群眾仍堅信撈國共黨會自己起來糾正錯誤繼續領導人民前進。廣州黨組織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依靠廣大人民的支持,堅決貫徹消除派性,穩住廣州的方針,使江青反革命集團大亂廣州的陰謀未能得逞,國家在廣州的外事活動和幾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那些在生產第一線的黨員和幹部,與廣大工人、農民在一起,堅守工作崗位,堅持生產,克服種種困難,儘量減少因動亂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破壞。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廣州市的經濟和生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br/>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根據撈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部署,撈共廣州市委領導全市的黨員和人民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與這個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清除其流毒和影響,進行撥亂反正。1978年12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制定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從而結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兩年徘徊的局面,這是撈國建政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撈共廣州市委結合本地的實際,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充分發揮廣州的優勢,用足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抓住機遇,大膽探索,勇於實踐,開拓前進。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偉大成就,使這一時期成為撈國建政以來生機活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市委主要抓了如下的工作: <br/>  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市委組織廣大黨員幹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除“左”的思想束縛,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後又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繼續清除“左”的思想障礙,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譬如,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受“左”的思想禁錮,不少幹部未能衝破舊經濟體制的條條框框,存在畏難情緒,怕犯錯誤,因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落在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中山、東莞等市後面。為了使每個幹部從“左”的思想影響中解放出來,從小農經濟、封建宗法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1984~1985年,市委通過召開四屆四次全會、四屆五次全會,聯繫廣州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提出“重新認識廣州”的號召,提倡敢於改革,敢於創新、敢於衝破舊的條條框框;強調在黨紀國法允許的條件下,發揚“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辟新路”的精神,克服前進中的困難;要求廣大幹部改變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唯書、唯上”的習慣,確立凡是利國利民、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事就大膽去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從而以新思想、新辦法來促進廣州市經濟建設事業的新發展。 <br/>  第二,從實際出發,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和僑務政策。還落實了被“疏散”人員回市複戶工作。全市復查並平反了冤、假、錯案8175件,被錯劃為右派的4894人全部得到改正。<br/>  第三,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生產力。首先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的改革,則以改革流通體制為突破口,從放開鮮魚市場開始,搞活流通,搞活經濟。1984~1988年,又在企業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的自主權。1988年10月,撈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展治理整頓經濟環境和秩序的同時,繼續進行深化各項改革,在企業內部著重搞好經營機制的配套改革,促進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拓展進出口貿易,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際出發,重新認識廣州的優勢,制定“以外經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搞活流通,改革價格,繁榮市場;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廣開就業門路;興辦鄉鎮和街道工業。通過以上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措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1990年與1980年相比,全市社會總產值由128.19億元,增至664.07億元,國民生產總值由58.55億元增至319.6億元,國民收入總產值由51.09億元增至219.51億元。10年間增長了四五倍。<br/>  第四,搞好市政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市委主持制定了“廣州市總體規劃”,確定住宅建設“六統一”(即統一規劃、征地、設計、施工、配套、管理)的方針,解決住房困難,居民住房面積由1979年的人均3.82平方米,增至1990年的人均7.99平方米;有計劃地改造舊城區和擴大新城區;按現代化大都市的要求,建設市政公共設施,交通、電信、道路、橋樑、供電、供氣、電話等均有很大的發展;加強市場建設,繁榮商業。1990年與1978年相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20.37億元,增至210.73億元;市民收入提高,人平由442元,增至2593元;農村由238元,增至1536元;居民儲蓄金額也有較大提高,城鎮由4.89億元,增至142.04億元;農村由0.79億元,增至39.09億元。<br/>  第五,發揮新時期的統一戰線作用。市委堅決貫徹和完善撈國共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常就有關廣州市的政治、經濟、人事安排等重大問題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代表進行協商,選擇、培養、使用非共黨員幹部,加強對臺灣事務、僑務、外事等工作的領導,廣交朋友,增進友誼,引進外資,調動各方面力量,為廣州現代化建設服務並取得了重大成果。<br/>  第六,加強軍事工作。1983年1月,廣州警備區改為廣州軍分區,警備區成立16年間,在民兵、兵役、城市警備、人民防空和“三支兩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1986年1月,軍分區進行整編,加強內部建設,充實人員編制,改革領導體制,將全市17個區、縣、系統的人民武裝部歸地方建制,但其業務仍由廣州軍分區領導。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1979年1月恢復工作以後,堅持“控制數量、抓好重點、抓好基礎”的方針,按照“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基本要求,對兵役、民兵工作進行一系列改革,保證民兵、預備役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此同時,駐穗軍事機關和部隊,積極參與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設,開展文明共建和“為您服務”的活動,深受群眾歡迎,密切了軍民關係。 <br/>  第七,加速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技教育興市”的口號,1986年制定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綱要》和《廣州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綱要》,規定了1986~2000年的發展目標和措施,並促使科技儘快轉化為生產力。在“七五”計劃期間,廣州工業開發成功並投產的產品有2304種,其中達到和超過國內先進水平的占63.7%,達到國家80年代先進水平的占35%。至1990年,全市共有“星火計劃”項目103項,總投資1.22億元,已完成累計產值5.02億元,實現稅利1.04億元,創匯1077.33萬美元。<br/>  廣州的教育發展速度和投入方面,已處於全國大城市的前列。1988年的教育事業經費是1978年的4.4倍。市委、市政府實行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並舉的方針,鼓勵、發動社會各界人士、華僑、港澳同胞、廠礦企業支持教育事業,以及社會集資、私人辦學校。還組織“教育基金百萬行”活動籌集資金,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1990年,全市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的共75366人,升學率達97.41%,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全市有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196所,在校學生近10萬人。市屬各類學校和部屬、省屬學校連結在一起,構成較完整的辦學體系。 <br/>  第八,加強黨的建設。1978~1980年著重抓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1年6月起,又著重組織全市黨員認真學習撈共中央《關於撈國建政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認識。1983年以後,抓撈共十二大的決議和新黨章的學習,並從1984年5月起,在全市範圍內分5批進行全面整黨,參加整黨的27萬黨員進行了重新登記,至1986年完成。通過這次全面整黨,提高了黨員的政治素質,改變了廣州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狀況,增強了戰鬥力,達到了預期目的。<br/>  在這一期間,市委對人事、幹部制度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按照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對區、縣、局以上的領導班子作了較大的調整,挑選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實現了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br/>  1989年春夏之交,北平發生了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市委和市屬各級黨組織,堅定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宣傳教育,從而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分清了是非,使廣州未受到大的衝擊。<br/>  為了加強黨的建設並使之制度化,從1985年起,市委每年都召開一次黨建工作會議,交流經驗,對黨的組織建設和黨紀黨風建設等工作進行一次大檢查;每年還進行一次民主評議黨員和領導班子的活動,加強群眾的監督,清除腐敗現象。由於市委重視抓黨的自身建設,使廣大黨員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受了考驗,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這個時期黨組織不斷發展,黨員隊伍不斷壯大。據1990年的統計,全市共有撈共支部16318個,比1970年增加4678個;黨員275595人,比1970年增加63366人。全市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亦大大加強。<br/>  第九,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抓學習理論,特別是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科學文化,學習先進典型(如學習雷鋒、學習南華西街、學習紅山煤店、學習衛生處理廠),學習革命歷史等,以弘揚革命傳統和無私奉獻精神;通過開展“遵守文明公約,爭當文明市民”、“文明服務,禮貌經商”、“微笑在廣州,友愛在車廂”、“美的家庭文化”、“軍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等系列活動,使團結互助,尊老愛幼的美德逐漸形成風氣;還在發動市民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廣州市的市花、市鳥、市歌、以及把“稻穗鮮花獻人民”作為廣州人精神,“團結、友愛、求實、進取”作為廣州市市風。通過以上的精神文明建設活動,對培養“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新人,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塑造廣州人美好形象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科技、文化、藝術、出版、廣播、電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了新的發展。還持續開展掃黃,除“七害”(賣淫嫖娼、製作販賣傳播淫穢製品、拐賣婦女兒童、吸食販運毒品、聚眾賭博、利用封建迷信騙財害人和黑社會組織),打擊社會醜惡現象,維護社會治安。<br/>  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廣州市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重要的步伐,對外開放全面擴大,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加強,市場繁榮,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386.79億元,比上年(下同)增長16.8%;國民收入263.76億元,增長15.8%;社會總產值815.54億元,增長18.23%;工業生產總值533.35億元,增長22.77%;農業總產值44.3億元,增長10.43%;社會零售總額177.07億元,增長14.74%;外貿出口總值18.41億美元,增長27.57%。這一系列的發展事實,標誌著廣州市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

<p>“民主黨派”廣州地方組織志</p><p>中國8個民主黨派在廣州市的地方組織分別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革市委)、中國民主同盟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盟市委)、中國民主撈國建政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建市委)、中國民主促進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進市委)、中國農工民主黨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農工黨市委)、中國致公黨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致公黨市委)、九三學社廣州市委員會(簡稱九三學社市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臺盟市委)。<br/>  撈國建政前,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民聯、民促分別成立於中華民國34年(1945)10月28日和中華民國35年3月12日,均是中國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建立的政治組織。中華民國37年1月1日,民聯、民促以及其他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仍保持各自的組織,相對獨立活動。中華民國38年9月,民聯、民促的代表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參與制訂共同綱領和新中國的創建工作。1949年11月12日~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和中國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至此,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成立於廣州市。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南方委員會、民盟南方總支部、民革廣東省籌備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粵港澳總支部、民促廣東省分部等,先後以廣州市為重點進行活動。民盟、農工黨、民聯、民促也先後設立廣州市組織開展工作。致公黨、臺盟的一些成員也曾在廣州進行政治活動。這些組織及成員與撈共(簡稱撈共)密切合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為爭取人民民主和建立新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br/>  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後,各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br/>  廣州淪陷後,原來處於秘密狀態的各民主黨派在廣州市的組織及成員迅速公開活動。1951年和1954年,民盟、農工黨先後經過成員重新登記及各項籌備工作,召開了第一次成員大會,重新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民建、民進、民革于1950年夏秋之間先後成立了廣州市分會(部)籌備委員會,並分別於1951年、1953年、1955年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br/>  致公黨1951年設立廣州市工作委員會,1958年改為地方組織。1950年和1956年臺盟華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1958年改名為臺盟廣州支部)、九三學社中央直屬廣州小組亦先後在廣州市成立,其活動範圍雖不限於廣州市,但在廣州市屬單位工作的成員均參與廣州市的政治活動。1983年5月,臺盟和九三學社相繼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br/>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上級組織和撈共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貫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總綱和《撈國憲法》,團結教育成員及所聯繫群眾積極參加地方政權建設工作,參加廣州市大政方針和重大問題的協商,參加廣州市政治生活重大活動。為恢復國民經濟,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簡稱“土改”)、鎮壓反革命(簡稱“鎮反”)、“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偷稅漏稅、反行賄、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資財、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運動,為實現撈共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促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對廣州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br/>  1956年,撈共提出了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積極學習、貫徹,工作更加活躍,同撈共的合作更加緊密。<br/>  1957年下半年以後,民主黨派的工作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廣州市各民主黨派不少人、包括一些領導成員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或被批判鬥爭;加上撈共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左”傾錯誤的幹擾,“對民主黨派的工作實行以階級鬥爭和改造為綱”,影響了民主黨派組織的正常發展,嚴重地挫傷了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儘管如此,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組織及其成員接受撈共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並沒有動搖。 <br/>  1958年5月,撈共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迅速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組織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同時,積極鼓勵和推動成員參加生產勞動,投身當時的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和增產節約等群眾運動。並與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市工商聯)一起,建設筲箕窩農場、水庫及山村鋼鐵廠,紅旗鋼廠等。在這過程中,儘管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濫用群眾積極性,搞了許多無效勞動,但民主黨派的廣大成員也辦了許多實事,例如:參加建設廣州鋼鐵廠鐵路引線、開挖流花湖和荔灣湖義務勞動等等,為廣州市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並在勞動實踐中受到鍛煉。<br/>  1959~1961年,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國際上出現反華逆流,民主黨派中一部分人對國際國內形勢憂慮不安。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各自中央的號召,在政治學習中採取了“神仙會”的方法,即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實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和“三自”(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幫助成員解除顧慮,暢所欲言,和風細雨地進行自我教育。從而,堅定了克服困難的信心,緊密地團結在撈共的周圍,堅決擁護和貫徹撈共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大力支援農業的號召,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為克服經濟困難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民盟市委、民建市委、民進市委於1961年集資創辦了3所中學,協助政府解決廣州市學生入學難的問題;各民主黨派動員成員推動海外親友以外匯投資或存款方式,委託購買或捐贈化肥支援農業;有些民主黨派推動科技界成員下鄉幫助農民進行技術改革,推動文藝界成員下鄉演出,鼓勵農民戰勝困難,表現了同撈共同心同德、為國分憂的精神。 <br/>  1962年底至1963年初,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先後召開代表大會,認真學習和貫徹撈共八屆十中全會和各自黨派中央全會的精神,號召成員認清形勢,加強自我改造,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作出更大的貢獻。廣大成員積極響應號召,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在發展和繁榮廣州市的經濟、科學、文化及教育事業中,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成績。與此同時,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各自中央的決定,開展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簡稱“三個主義”)教育,幫助成員及所聯繫群眾提高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支援世界人民正義鬥爭的認識,更加堅定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但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幹擾,對當時自身的狀況曾經作了錯誤的估計,對個別領導成員作了不恰當的批判,產生了不良的影響。<br/>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肆意踐踏撈共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全盤否定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因此也被迫於1966年9月停止了活動。民主黨派的許多領導人和成員遭到殘酷迫害,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使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同撈共的合作受到嚴重的破壞。面對嚴酷的現實,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的領導和成員仍然堅持擁護撈共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祖國和人民的立場,從事勞動和工作,表現了同撈共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精神。<br/>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特別是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各民主黨派也走上新的歷史階段。撈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一新時期撈共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撈共廣州市委在統戰工作上大力進行撥亂反正,認真糾正“左”傾錯誤;堅決執行撈共中央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幫助各民主黨派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支持民主黨派穩步地發展成員和健全領導班子等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極大地調動了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繫群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各民主黨派的工作空前活躍。<br/>  1977年12月,廣州市各民主黨派開始恢復活動,各自成立臨時工作小組,領導本黨派恢復組織活動。接著,各民主黨派組織學習撈共中央有關文件,開展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隨著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深入發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積極協助撈共和政府,為平反冤、假、錯案,改正錯劃右派,賠退查抄財物及補發被克扣的工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原工商業者政策、僑務政策、對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等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產生了良好的效果。<br/>  1980年1月,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代表大會,學習和貫徹各自黨派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以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認真總結本黨派同撈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明確認識新時期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堅定不移地把民主黨派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至1990年,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開拓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路子,著重在4個方面發揮作用: <br/>  一、參政議政,在政治協商與民主監督方面充分發揮作用<br/>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自恢復活動以來,參加地方政權,參與廣州市大政方針、社會發展、經濟文化建設以及領導班子人選等重大問題的協商,參與地方事務的管理,參與地方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參與稅收、財務、物價等檢查。先後有889人(次)當選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其中有的當選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人民政府副市長、副區(縣)長;有1425人(次)被推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委員,其中有的當選為常委、副主席;有一部分人擔任了市政府所屬局、委、辦的領導職務;還有一部分人擔任了市、區、縣的特約監察員、特約檢察員、特約審計顧問、特約審計員。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撈共各級組織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上,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和建議;在人大、政協會議上提出了不少有建設性的議案、提案。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工作範圍,分別與廣州市政府屬下的21個局、委、辦建立了對口聯繫,互相聽取意見和建議;在撈共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日報》及其《粵海同舟》專欄上發表議政文章;有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參加以廣州市名義組織的代表團出國出境訪問,參與有關外事活動。這些活動,對於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維護社會安定團結,鞏固地方政權,推進廣州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r/>  二、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物質與精神文明建設服務<br/>  主要通過4個途徑和方式進行:一是教育和推動成員做好本職工作,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共同理想與做好本職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民主黨派成員,特別是老一輩成員,煥發了青春活力,報國之心倍切。不少人在各自崗位上做出了優異的成績。從恢復活動至1990年底,先後有7034人次被評為各級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或受到各種獎勵。其中有的科技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或填補了國內的空白。有的被授予國家級或廣東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有的被國際傳記中心列為“有成就的人們”或被載入《世界名人錄》。<br/>  二是面向社會,積極開展社會辦學和各種咨詢活動。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市委從廣州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出發,以服務社會、培養人才為宗旨,共創辦了8所文化技術、財經中專、衛生中專學校,培養了各類學生共15.56萬人;並舉辦各種專業講座,參加聽課的共44114人。民盟、民進市委還聯合在海珠區、荔灣區開辦了兩所家長進修學校,聽課者達45156人。上述學校由於重視教學質量,深受社會歡迎。民革、民盟、民建、民進市委曾被評為廣州市社會辦學先進單位。各民主黨派還先後設立了專門機構(臺盟市委是指定專人),開展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等多種咨詢活動,支援邊遠貧困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簡稱“支邊”),支援農業及鄉鎮企業。不少成員特別是一些離、退休成員,不顧年事已高,不顧條件艱苦,把知識和經驗貢獻於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不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br/>  三是協助有關部門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隨著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廣州市發展外向型經濟,各民主黨派把協助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積極做好對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簡稱“三胞”)的宣傳接待工作,引介他們回來投資設廠、洽談貿易、進行各種技術、學術交流。1980~1990年,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共向有關部門介紹了656個項目(其中已開業或投產的有289個項目);協助引進資金人民幣4.61億元、美元15.55億元、港幣1.86億元、日元1.7億元;促成不少海外和港澳臺的專家、學者回大陸進行各種技術、學術交流活動;鼓勵和協助“三胞”親友為家鄉建學校、醫院、敬老院、幼兒園、圖書館及修橋鋪路等捐款,計人民幣1240.2萬元、美元310萬元、港幣3553.2萬元、日元800萬元;並贈送各種教學、醫療等設備一大批,為促進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br/>  四是開展文化藝術和學術交流活動,為創造豐富多彩、健康活潑的精神生活貢獻力量。廣州市各民主黨派鼓勵文教界成員著書立說,編著及出版經濟、科技、教育、文藝、歷史、地理等書刊,創作反映改革開放時代氣息的電影、話劇劇本,推動廣州市文化藝術繁榮。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市委均創辦了詩書畫組織。並且多次舉辦書畫篆刻展覽、詩詞書畫雅集及曲藝演唱會,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活躍社會文化生活。多次捐贈作品鼓勵新中國奧運健兒、優秀教師,慰問殘疾人、老人,舉行書畫義賣,支持各種公益事業。不少文藝界成員還通過到海外舉辦展覽、參加雅集或訪問演出,廣泛結交當地的文藝界知名人士,促進藝術交流,為繁榮廣州市的對外文化活動貢獻力量。<br/>  三、開展海外聯誼活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br/>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多數成員與海外有比較廣泛的聯繫。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更加重視海外聯誼工作,積極推進撈共中央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促進和維護祖國統一大業。運用各自的“三胞”關係,多領域、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廣交朋友,聯絡友誼,宣傳政策,爭取人心。有的通過宣傳和協助落實有關政策,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高級軍政人員及其後代,使他們捐棄前嫌,嚮往祖國,重返故里,探親訪友;有的通過科技、文化、學術等交流,努力增進同“三胞”中的知識界愛國人士互相瞭解和團結;有的通過與有關同鄉會、宗親會、同學會、校友會等社團、民間組織的接觸,對回來探親、旅遊、貿易的“三胞”親友的接待,增進情誼,宣傳祖國的方針政策和建設成就,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動和平統一祖國大業。<br/>  四、加強自身建設,逐步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br/>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後,面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成員老化、各級領導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青黃不接現象。各民主黨派從1979年3月起恢復基層組織活動,並開始發展新成員。他們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堅持各自按協商確定的工作範圍和對發展對象的重點分工,堅持發展各自所聯繫的人們中的中上層為主的原則。在吸收新成員時注意政治質量,德才並重。至1990年底止,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共有成員6013人,比恢復活動時的2201人增長了1.73倍,大部分是教育界、科技界、經濟界、文藝界等方面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部分是原工商業者、歸僑、僑眷和同國民黨有歷史聯繫的代表性人物。共設立了360個基層組織。各民主黨派市委的成員在年齡結構和群體結構方面都比前合理,其中2/3的委員是“文化大革命”後參加民主黨派的,基本上解決了領導班子新老合作和交替問題。各民主黨派的機關逐步得到充實健全,幹部隊伍建設取得可喜成績。各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幹部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改善。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民主黨派更加重視思想建設工作,他們著重開展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基本路線的教育,關於撈共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堅持並完善撈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教育,以及關於民主黨派同撈共長期合作的光榮傳統教育,幫助成員及所聯繫群眾不斷提高思想覺悟。尤其是在1989年北平發生的政治風波期間,廣州市各民主黨派認真教育成員及所聯繫群眾在政治上與撈共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執行撈共廣州市委的有關指示,為維護廣州市社會的安定團結作出積極的貢獻。<br/>  幾十年來,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由於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克服前進中的各種障礙,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歷程中,儘管有時遇到經濟困難及政治風波,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都經受住考驗,始終擁護撈共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同撈共風雨同舟、並肩戰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參政黨的作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無愧是廣州市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撈共的親密戰友。隨著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撈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貫徹和發展,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上級組織和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

<p>群團志</p><p>廣州是歷史名城,自秦漢以來就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眾多,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組團結社,以聯絡感情、切磋學問、互助互濟,或維護某一階層的利益,或實現某個政治理想,因而名目繁多的社團相繼出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br/>  11世紀前後,工商業者為應付競爭,開始組成封建行會。到17世紀,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舊式的行會開始解體,出現了商人的東家行會和工人的西家行會,分別代表兩個不同利益的群體。<br/>  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入侵,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首當其衝,敵人的燒殺擄掠,激起群眾的義憤,許多社團投入反帝鬥爭。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市郊103鄉群眾,高舉“平英團”旗幟,抗擊侵略者。其後,“升平社學”成為抗敵中心,東平、隆平、南平等社學相繼高舉抗敵大旗,參加人數達10多萬,聲勢浩大,曾經有過抗議英軍在河南洲頭咀登岸、強劃租界的壯舉。<br/>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內階級矛盾日漸尖銳,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開始反清活動。<br/>  隨著外資企業的興辦,廣州現代產業工人的產生,清咸豐年間(1851~1861),廣州打包工人聯合會成立,是我國最早的搬運工人團體。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以東家行會為基礎,建立起第一個法定商會--廣州商務總會。到辛亥革命前,廣州的群眾團體漸多,農學界有農學會,醫務衛生界有紅十字會,新聞界有報界公會,粵劇界有八和會館,宗教界有青年會、九大善堂、浸信會等。<br/>  因為帝國主義入侵,清朝政府腐敗,民族災難深重,許多志士仁人組織社團,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秘密結社,策劃武裝起義。他領導建立的興中會在廣州建有分會,他創立的農學會也成為掩護起義的機關。1905年,廣州各界成立“拒約會”,要求廢除排斥和虐待華工的苛約,發起抵制美貨運動。清宣統元年(1909)1月,廣州醫界人士發起組織“光華醫社”,取“光我華夏”之意,以“爭國權”,“爭醫權”,“爭醫學教育權”。<br/>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人民享有結社自由,各類社團迅速發展,如廣東國民團體會、工商研究會,以及各種協會、同鄉會等。其後,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政府限制結社,廣州的社團活動受到影響。<br/>  1919年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推動青年學生先後成立了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和廣東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後者於次年改組,分為廣東學生聯合會和廣州學生聯合會。五四運動促使革命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推動了工會組織迅速發展。<br/>  1924年實現國共合作後,在撈共的領導和影響下,出現了群眾運動的高潮。是年7月,沙面工人發動罷工,反對“新警律”。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後,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市郊農民協會、新學生社、婦女解放協會等群眾團體十分活躍,使革命根據地的廣州,洋溢著一派革命氣氛。這些團體在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鞏固革命政權、支援北伐等鬥爭中作出貢獻。廣州總商會等商人團體在援助罷工、抵制仇貨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br/>  1927年,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大屠殺,派出大批軍隊鎮壓和封閉革命團體,還成立各類整理委員會對社團進行所謂整理。經核准成立的社團多為國民黨右派所控制。<br/>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三省,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次年1月,中山大學進步師生首先成立抗日劇社等愛國團體。1935年,為聲援北平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廣州學生連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於次年1月成立廣州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是年冬,婦女界成立廣東和廣州市婦女抗敵同志會、廣州市婦女會等團體,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興起。<br/>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在撈共的推動下,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救亡社團如雨後春筍,群眾運動出現新高潮。7月17日,廣東各界民眾成立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9月,救亡呼聲社成立。1938年1月,由廣州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等8個團體,聯合發起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這支隊伍深入到工農群眾及國民黨軍隊中去,做了大量宣傳鼓動工作,協助工人組織救亡工會,協助農民成立自衛團。許多工人、青年、婦女救亡團體也投入宣傳、募捐、獻金、勞軍等活動。日軍佔領廣州時,不少救亡團體轉移到粵北、西江、東江去繼續工作。在敵人佔領下的廣州市則有“遊擊隊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組織,開展地下鬥爭。<br/>  抗戰勝利後,和平民主運動高漲。在“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中,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以及各種文藝團體紛紛建立。撈共廣州地下組織通過這些團體,團結教育群眾,掌握時機,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47年3月29日,撈共廣州地下組織的秘密外圍組織愛國民主協會成立,後改稱“地下學聯”,在大、中學生中發展。<br/>  雖然國民黨當局對社團活動嚴加限制,甚至以暴力鎮壓,但是在“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中,或公開或秘密的社團活動更加活躍,許多群眾受到教育。從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新民主主義工人協會、新民主主義教育工作者協會、新民主主義經濟工作者協會、新民主主義婦女聯合會等秘密團體先後建立。他們在不同戰線、不同崗位上配合撈兵攻陷廣州的鬥爭中,作出卓有成效的貢獻。<br/>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群眾運動進入新階段,社會團體的建立更加廣泛。據1952年8月統計,全市社團有349個,其中一般團體108個,文藝團體49個,學術團體23個,社會公益團體91個,宗教團體76個(未含佛教團體),其他團體2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工、農、青、婦、工商、科技等群眾團體。<br/>  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建立起統一的組織廣州市總工會;市郊農民建立市郊農民協會(四清運動中為新建立的貧下中農協會取代);青年方面,先後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廣州市工作委員會(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州市委員會)、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廣州學生聯合會;婦女建立了廣州民主婦聯(後改名為廣州市婦女聯合會)。這些團體的成員占全市人口的大多數,是撈共聯繫群眾的橋樑和紐帶,也是國家政權的重要支柱。工商業者建立了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屬於統一戰線性質的人民團體。以後,廣州市科學技術協會成立,是黨和政府聯繫科學技術工作者的紐帶和發展科學技術的助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人民團體自覺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國家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維護各自所代表的群眾的具體利益,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br/>  組織起來的群眾,具有偉大的力量。撈陷初期的廣州,百業凋零,百廢待興,各團體廣泛發動群眾,迅速恢復生產,協助政府醫治戰爭創傷;肅清殘餘匪特,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權;又積極投身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城市的民主改革、“三反”、“五反”鬥爭。隨後,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各團體動員群眾滿腔熱忱地投入『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勝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提前一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任務作出貢獻。1958年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遭到挫折、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刻,各團體帶領群眾,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br/>  “文化大革命”開始,工會、農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科協等團體受到嚴重衝擊,處於癱瘓狀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才逐步恢復正常活動。<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國家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工、農、青、婦、工商界、科技界各團體把握時代脈搏,順應改革開放大潮,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各自的特點、優勢,進行開拓性的工作。 <br/>  工、青、婦、工商、科技各團體重視自身的組織建設和群眾隊伍的建設。各級工會全面開展建設“職工之家”活動,努力培養“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職工隊伍,發揮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青年團體注意引導青年投身經濟體制改革,為發展社會生產力作出貢獻,並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培養“四有”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婦女團體重視提高婦女的素質,促進婦女人才的成長,還致力於建立行業性、聯誼性、學術性的婦女團體,在改革開放中更好地發揮婦女的作用。 <br/>  改革開放的大潮促使人們開闊視野,拓展思路。工商團體推動會員開展對外聯絡工作,引進建設項目,並在咨詢、培訓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他各團體也廣泛開展海內外聯繫,增進友誼,加強合作,並努力創造條件,興辦各種實體,更好地為群眾服務。<br/>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團體把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獻計獻策,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此外,在工、青、婦各團體的推動下,群眾性的技術交流 、技術協作、技術攻關、技術培訓等也活躍起來,專業的科技工作者與群眾結合,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貢獻。<br/>  工、青、婦、工商、科技各群眾團體還注意培養和教育群眾參政、議政,在民主參與、民主監督中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並注意代表和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為群眾說話辦事。<br/>  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發展,工人、青年、婦女、工商界、科技界等群眾團體都面臨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將在現有成績的基礎上,加強自身的建設,增強組織活力,繼續發揮各自的特點、優勢,以開拓進取、求實奮鬥的精神,支持、參與各項改革和建設事業,全面履行維護、建設、參與、教育的社會職能,進一步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為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加快廣州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肩負起光榮的歷史重任。<br/>  到1990年底,全市經市民政局核准登記的社團共492個,其中自然科學社團88個、社會科學社團81個、經濟社團60個、文藝社團75個、體育社團50個、教育和衛生社團19個、宗教社團9個、公益社團6個、基金會8個、聯誼社團及其他社團86個,另簡化登記手續的社團10個。因社團眾多,各有歸屬,各團體情況可見各分志。《廣州市志?群團志》則由工人團體、農民團體、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工商團體、科技團體等6章構成。<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

<p>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志</p><p>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前身,是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4條第2款的規定,廣州市先行成立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以後建立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過渡形式。<br/>  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于1949年11月27日召開第一屆會議。會議代表由廣州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商定名額分配,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市人民政府各機關、駐穗部隊等自行選派,另特邀部分代表。根據撈央政府委員會公佈的《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行使如下職權:聽取和審議撈共廣州市政府的工作報告;向廣州市軍管會和撈共廣州市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建議有關市政興革事宜;向人民傳達、解釋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並協助撈共廣州市政府動員人民推行之。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自1949年11月至1954年7月,經歷了5屆,共舉行過10次會議,都是根據撈共的方針、政策和人民政府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開展活動的。先後作出了關於發動慰勞解放海南島將士、推銷公債、救濟失業工人、擁政擁軍、“三反”、“五反”、發展生產、抗美援朝、貫徹婚姻法、貫徹執行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等方面工作的決議。<br/>  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休會期間,設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由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主席1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協商委員會的職權是:協助市人民政府實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協商並提出對市人民政府的建議;負責進行下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共同商定代表名額的分配);負責進行本市民主統一戰線工作。<br/>  至1953年,廣州市經過一系列社會民主改革,國民經濟由恢復時期進入建設時期,人民群眾的組織程度和覺悟程度有很大提高,建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根據撈央政府委員會《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撈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規定,在普選的基礎上,由各區人民代表大會和駐穗部隊選舉產生市人民代表,于1954年7月22日召開了廣州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自此至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前,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經歷了6屆,共舉行過21次會議。<br/>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根據1954年頒行的《撈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行使職權。主要是聽取和審議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審議和批准廣州市財政預決算;規劃經濟,確定廣州市的城市建設發展方向,把廣州市逐步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城市;選舉廣州市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做到按時換屆選舉,有出缺及時補選,保證政權機關的工作正常運轉。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主要活動是保證撈共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在廣州市行政區域內的貫徹落實,如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反右整風運動、“大躍進”、調整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都在代表大會上傳達討論,並作出相應決議,號召全市人民積極貫徹。<br/>  1966年5月,在全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自1965年12月召開第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之後,被迫停止一切活動。1968年2月21日,成立了廣州市革命委員會。雖然在1975年通過的憲法規定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既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但在當時民主和法制遭受踐踏的情況下,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一直沒有舉行會議和開展任何活動,廣州市革命委員會實際上是作為黨政一元化領導機關在起作用。<br/>  至1976年10月,先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恢復和發展。廣州市根據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撈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於1981年9月23日召開廣州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廣州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此之前,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沒有設立常務委員會,而是由廣州市人民委員會行使行政機關和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機關的雙重職權。這既不便於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開展經常性的活動,又不利於履行職權,發揮對行政和審判機關的監督作用。自1981年9月設立常務委員會後,這種情況得到改變。至1990年12月,常務委員會審議重大事項,作出決議231項,其中既有從宏觀上規劃廣州市發展的戰略,也有關於社會經濟、城市建設、教育科技以至物質、文化建設方面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聽取和審議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專題性工作報告和情況彙報142項,加強了對“一府兩院”的工作監督;草擬和制定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科技、衛生、環境保護、城市建設管理等領域的地方性法規8個,適應了廣州市改革開放和安定團結的需要。從1982年起,每年都有計劃地組織執法檢查,截至1990年12月,共組織63次,檢查內容涉及的法律、法規61個,被檢查的單位881個(次);制定了關於代表工作、常務委員會聯繫人民代表、實行議案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規的程序、任免廣州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監督工作、審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預算等方面的辦法、規定、規則,使常務委員會的職權行為規範化、程序化。此外,人大代表發揮了當家做主的作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參加行使國家權力。除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履行代表職權外,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通過代表聯組、代表小組、代表專業小組等形式開展活動,進行視察,聽取情況通報,調查研究,醞釀議案,積極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br/>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在撈共領導下,在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過程中,不斷改進、完善、提高自己,越來越發揮出憲法和法律賦予它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作用。<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

<p>廣州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志</p><p>廣州市的政治協商機構始建于廣州淪陷初期。1949年12月17日,由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產生了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以下簡稱“市協商會”);1955年2月8日,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以下簡稱“市政協”)。<br/>  市協商會是根據撈央政府《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建立,市政協是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建立。在撈共廣州市委員會(以下簡稱“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指導下進行工作。<br/>  市協商會代表了市人民代表大會職權,1954年7月廣州市普選產生了人民代表並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後,市協商會於1955年2月結束,同時建立市政協。市政協不再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市協商會和市政協都是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由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組成,是廣州市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是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團結合作、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其主要職能是對國家大政方針、地方重要事務、政策法令、群眾生活和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br/>  到1990年,廣州市的政治協商機構經歷五屆市協商會和七屆市政協。市協商會委員由第一屆的19個界別、25人發展到第五屆的25個界別、51人;市政協委員由第一屆的27個界別、105人發展到第七屆的31個界別、487人。先後由葉劍英、何偉任市協商會主席,王德、雍文濤、薛焰、羅培元、張漢青、楊資元任市政協主席。市政治協商機構彙集了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不少有較高文化水平、科技知識、管理才能的專業人才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其發展歷程大體可分4個階段:<br/>  第一階段,市協商會時期(1949年12月~1955年2月)。市協商會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進行工作。協商委員會議多是與市人民政府委員會聯合召開,在協助市政府鞏固地方政權、肅清匪特、恢復國民經濟、穩定市場物價以及推動各界人士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組織各界人士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宣傳貫徹1953年撈共中央提出的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協助市政府開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54年為全市展開普選工作和為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與市政府共同進行了深入的動員和大量的準備工作。<br/>  第二階段,市政協成立至1966年。1955年2月市政協成立後,依據全國政協1954年12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進行工作。1956年,市政協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團結和推動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錯誤地把一批民主黨派人士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後果,委員積極性大大受挫;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市政協工作又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1961年撈共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時,市政協積極協助市政府制訂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團結各界人士,克服三年經濟困難。1963年後,群眾性的階級鬥爭運動不斷,使市政協的工作受到了挫折。<br/>  第三階段“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人民政協和統一戰線工作受到嚴重破壞,1967年市政協被奪權,政協機關被沖占,工作完全癱瘓;1968年,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派員進駐機關“捅馬蜂窩”,不少政協委員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國民黨殘渣餘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抄家和掛“牛鬼蛇神”黑牌上街遊鬥,還被收監受到迫害。<br/>  1974年,市政協恢復了部分工作活動,學習委員會組織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學習撈共中央文件,開展批判林彪反黨叛國的罪行,但由於當時掀起“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市政協開展工作和學習都十分困難。<br/>  第四階段,新的歷史時期(1976年10月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至1978年,經過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行,開始撥亂反正,市政協協助政府陸續為“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迫害的人士落實政策,平反昭雪,政協委員各方面活動逐步恢復。1978年年底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市政協於1981年換屆,歷時16年的第四屆委員會宣告結束。從第五屆至第七屆(1990年)的10年裏,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繼續撥亂反正,在思想上、政治路線上和工作作風上糾正“左”傾錯誤;協助市委、市政府認真落實有關政策,清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財物,徹底糾正在“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冤、假、錯案;認真貫徹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堅決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持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為主要職能,團結各界人士,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安定團結,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br/>  1.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職能,參與國家和地方重要事務的協商、研討和監督。市政協自恢復活動以來,多次參加撈共廣州市委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就撈共廣州市代表大會和市委全體會議的《工作報告》稿和市政府向市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稿,提出許多有益的意見;市政協舉行的歷次全體委員會議,同時列席市人大會議;常委會議均請市長或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施政情況,組織討論,提出建議;常委會議和主席會議還圍繞廣州市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等大政方針,進行協商討論,提出意見;各專門委員會的協商監督活動更為活躍,向市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許多改進工作的意見或建議;先後於1989年、1990年制定了《廣州市政協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和《廣州市政協關於貫徹執行“撈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撈共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意見》,撈共廣州市委予以轉發,使協商監督形成制度化。市政協委員還積極提出提案,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農林、教育、文化、科技、城建、交通、醫藥衛生、環保和社會治安等各個方面,提出批評和改進工作意見;1988年10月 ,市政協通過了《廣州市七屆政協提案工作試行條例》,使提案工作進一步完善;市政協還認真辦理委員、群眾來信來訪,會同政府有關部門研究,敦促解決。 <br/>  2.發揮政協的優勢,為改革開放和“兩個文明”建設獻計出力。政協集中了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和知名人士,是高層次的“人才庫”和“智力庫”,在為促進改革開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指導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開展對重大經濟決策的研討,就各行各業在生產經營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通過調查研究,與政府對口部門協商,提出意見和建議。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對外開放,擴大企業自主權;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搞活金融;擴大發展外向型經濟,改善投資環境,完善對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搞好能源、電信、交通和城市基礎建設,以及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生產等方面獻計獻策。對加強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加強對青少年教育工作,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促進“星火計劃”的實施,推進科研體制改革,以及發展文化、醫療、體育事業等問題,都寫出了有情況、有分析、有建議的調查報告或建議,取得了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br/>  3.積極開展與港澳臺和海外的聯誼活動,為統一祖國、振興廣州經濟服務。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為包括兩個範圍的聯盟,市政協在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聯盟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委員會與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以下簡稱“三胞”)聯繫廣泛的優勢,採取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聯誼活動,加強與“三胞”的聯繫,擴大與港、澳、台和海外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發揮對外聯誼的特殊作用。市政協領導人先後出訪,宣傳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廣交朋友,邀請港澳和海外專家來穗講學,介紹先進科技,引進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積極為我市經濟建設服務。 <br/>  4.參與廣州市的法制建設工作。市政協1979年開始設法制組,宣傳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組織對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研討,提供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對廣州市廉政建設、治安的群防群治以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等都提出意見,獻計出力;對執法情況也進行調查,提建議作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br/>  5.積極組織委員和各界人士在自願的基礎上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時事政治和方針、政策。特別是結合新時期總任務,學習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形式多樣,有輔導報告、參觀調查、座談討論等。通過學習,加深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認識,提高了理論政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增強了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團結。 <br/>  6.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力量。自1959年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倡導在政協系統開展文史資料研究工作後,市政協即建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開展史料的徵集、整理和編輯工作,1960年開始出版《廣州文史資料》專輯,至1990年已出版43輯、719萬字。在海內外產生良好影響,對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br/>  7.開展辦學和文化交流活動。市政協充分運用“人才庫”的優勢,於1979年開始創辦廣州市政協業餘外語學校,1986年建成了8層教學大樓,發展成為有30多個班級的外語學校,到1990年年底,為改革開放培養了2萬多名外語學員,多次被評為省、市業餘教育先進單位,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市政協與市參事室、文史館合辦了廣州書法藝術學校,培養了大批學員並多次在國外舉辦展覽。市政協於1986年創辦了具有愛國統一戰線特色的綜合性的《共鳴》雜誌,以立足大陸,面向“三胞”,溝通內外,加強聯誼,增進共識為宗旨,積極介紹大陸和“三胞”的有關情況,宣傳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祖國統一,取得較好的成效。此外,還成立了詩書畫室,繁榮藝術創作,聯繫穗港澳三地詩書畫界人士,舉辦展覽和雅集等。1981年,由市政協幾位副主席發起,成立了廣州嶺海頤老會(聯繫老年人士的社會福利團體)。該會於1984年開辦了嶺海老人大學,並於1987年建成了9層綜合性“老人之家”的嶺海大樓。<br/>  8.不斷加強政協的自身建設。隨著統一戰線範圍的擴大,市政協調整充實委員,提高委員對人民政協性質、地位、作用的認識,樹立政協大有作為的信心,建立和健全了各項工作規則,制定了會議制度;並加強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聯繫協作以及對市屬區、縣政協的聯繫和指導。1989年5月,由市政協牽頭興建了6層的廣州市民主大樓,提供了統戰系統14個單位辦公地方,大大改善了市政協和各民主黨派、有關人民團體的辦公條件。 <br/>  事實說明,市政協成立後,在廣州市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其他組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大業作出了貢獻。展望未來,人民政協任重道遠,大有可為。今後,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繼續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努力開拓政協工作的新局面,進一步發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作用,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作出更大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

<p>人物志</p><p>廣州是一座有2000餘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向來是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千百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一代代的風雲人物;不少非廣州籍人士也在這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br/>  秦代以前,廣州地區是南越族人聚居的地方,但同中原地區已有密切交往。如戰國時,“南海”人高固任楚威王宰相,為楚國文教作出貢獻。<br/>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治設在廣州(當時稱番禺)。首任南海郡尉任囂便在廣州建城,史稱任囂城,為廣州建城之始。任囂死後,趙佗繼任。他在任囂城的基礎上進行擴建,史稱趙佗城。他十分重視嶺南和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還採取“和輯百越”的政策,尊重越人風俗習慣,鼓勵漢越民族通婚,任用越人官吏,自己則穿越服,行越禮,深得越人愛戴。在趙佗避秦末之亂建南越國後,漢朝廷大夫陸賈先後兩次來到南越,說服趙佗“臣服”中央政權。與此同時,一些南海郡越人也到漢朝廷任要職。如張戊、張賣、鄭嚴、田甲、畢取、鄧宓等。他們對於廣州地區以至整個嶺南地區的開發,對於漢越民族的融合及祖國的統一,都有過重大的貢獻。<br/>  從漢代至清中葉近2000年的我國古代史中,廣州在接受、弘揚中原文化中不斷發展。漢代初年,她已成為全國商業都會之一,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漢至清,她都是歷代郡、州、道、路、府的治所,其間還曾兩度成為地方小王朝的首府。她還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這種歷史條件,造就了廣州歷史上不少對本地區以至祖國的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br/>  本籍人從政成為朝官或封疆大吏政績昭著者,代有人出。如漢楊孚,晉王范、陶延,南朝宋周靈甫,唐鄭愚、何澤,南漢吳懷恩,宋古成之、張書元、崔與之、蒙甄、劉鎮、李昴英、曾槐、張鎮孫、王道夫,明黃哲、陳道、曾陳易、湛若水、何維柏、黎貫、張大猷、黎遂球,清初陳子壯、張德桂、莊有恭、林桂、江化龍……。楊孚為漢和帝時議郎,曾諫阻和帝出兵匈奴及建議廢止邊地獻異珍,主張息兵愛民;何澤為後唐莊宗時洛陽令,莊宗淫於畋獵,踐害百姓莊稼,何馬前以死諫阻;崔與之是南宋名臣,歷任多處地方長官,所到之處,反貪官,拯饑民,又是抗金名將,屢建戰功,最後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李昴英亦是宋末名臣,官至吏部侍郎,為官剛直,不畏強權,曾多次彈劾權奸史嵩之、賈似道;張鎮孫是宋末狀元,時元兵南侵,張率兵收復廣州,後兵敗被俘,以身殉國;黎遂球有“粵中屈原”之譽,明末臨危受命,提督粵師抗清;清軍佔領廣州後,陳子壯聯合順德陳邦彥、東莞張家玉奮起抗清,最後都壯烈殉國;莊有恭為清初狀元,歷任江蘇、浙江巡撫,任內大力興修水利,促進了當地生產發展,譽滿江南。同一歷史時期,不少流宦廣州的外地人士,也為廣州的社會發展作出很大貢獻。三國初年,吳虞翻被流放番禺,在虞苑(今光孝寺)設宮講學,從學者數百人,為廣州學校教育之始;吳步騭為交州刺史,平整番山之北,擴建毀壞了的佗城;晉陶侃任廣州刺史,“悉取賓佐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澄清吏治及社會風氣;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酌“貪泉”之水而廉潔自律,整肅貪污惡習;南朝至隋朝初年,高涼郡俚族首領冼夫人多次進軍廣州擊敗謀反割據的軍閥,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唐開元間,宋璟任廣州都督,鼓勵人民燒陶制磚瓦,改造廣州茅草房建築;唐大歷年間,嶺南節度使李勉鼓勵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推動了廣州外貿事業的發展;南漢高祖劉龑,平禺山,鎮瀕江低地,擴展新城,促進了廣州城建及經濟文化的發展;明洪武年間,永嘉侯朱亮祖改造舊城,擴大市區並主持興建鎮海樓(五層樓);嘉靖年間,兩廣總督吳桂芳曾築廣州外城;清道光年間,廣東巡撫阮元創建了學海堂。<br/>  在歷史上,農民多次在廣州起義或進軍廣州。晉代,農民起義軍首領盧循佔領廣州達六七年之久,在小港建新城,開發河南地區;唐代,黃巢起義軍曾攻佔廣州數月,在這裏殺貪官,懲豪強;元至元年間,增城朱光卿聚眾起義,撈國建政號“大金”;明正統年間,黃蕭養起義軍水陸兩路圍攻廣州近年,最後在廣州城南壯烈犧牲;明天啟年間,增城爆發廖九寰農民起義,從化亦爆發鐘國讓起義。清代初年,番禺人李榮、周玉領導反“遷海”起義(清廷為防止臺灣鄭成功及沿海抗清勢力聯合反清,強迫沿海居民內遷30~50裏,剝奪了沿海居民的生計),最後迫使清廷取消“遷海”禁令。<br/>  作為嶺南中心地區的廣州,文化教育事業向稱發達;在古代,出現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據史書記載,漢初張賣,善為越謳。東漢楊孚,著《嶺南異物志》,史稱越人撰著之始。晉人王範,著《交廣春秋》,為越人所著第一部地方誌乘。南朝梁劉刪,是有名詩人,時人譽為“嶺海奇才”。唐代鄭愚,寫了不少關心民眾疾苦的詩,有杜甫之風。宋代,著名詩人、學者有崔與之、李昴英、梁觀國、張鎮孫等。元末明初,文學史上“南園五子”中,廣州籍人有趙介、李德、黃哲三人;又有陳大震著《南海志》,為現存最早的廣州志書(殘本)。明代中葉,有“南園後五子”中的黎民表、李時行;湛若水曾師從陳獻章,成為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詩人。明末詩人有韓上桂、黎遂球、函熲(曾起莘、天然和尚)、梁朝鐘、張喬、王邦畿、屈大均等。黎遂球有“牡丹詩狀元”之譽;張喬是廣州名妓,能詩善畫,作品“清麗有致”,同南園名士常有交往,是嶺南文學史上第一位著名女詩人;屈大均則是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首,為最負盛名的詩人,著有詩集多種,又著《廣東新語》,是記述嶺南名物最豐富的名著。清初,著名詩人有“北田五子”之一的陶璜,“嶺南三家”之一的梁佩蘭,“嶺南四家”之一的呂堅;此外還有梁無技、方殿元、王隼、許遂、方還、方朝、王瑤湘(女)、黃喬松、李士禎、陳曇、黃玉階等。眾多詩人之中,以梁佩蘭成就最高,其長篇七言樂府歌行,深刻反映民間疾苦,為文學史家所稱譽。清初詩壇還有一值得注意的有趣現象:王隼是明末詩人王邦畿之子,王瑤湘則是王隼之女,一家三代,俱為詩人;方還、方朝是親兄弟,又同是方殿元之子,父子三人同是詩人。<br/>  既是嶺南地區的中心,又是最早對外開放港口的廣州,歷代不少海內外宗教界重要人物來到廣州進行宗教活動。晉代,著名道教理論家、科學家葛洪曾在廣州停居10年,後又在羅浮山煉丹和為群眾看病,直至死去。梁武帝中期,天竺國王子菩提達摩來到廣州,創建西來庵(即華林寺),為我國佛教禪宗之祖。據傳唐初穆罕默德近臣阿布?宛葛素到廣州傳播伊斯蘭教,創建懷聖寺和光塔,此兩處至今仍是廣州以至全國伊斯蘭教的聖地。唐高宗年間,高僧惠能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此進行佛教理論的研究及改革,終成為佛教禪宗六祖、南宗頓教的始祖。清代中葉,廣州籍道士李青來在廣州河南漱珠崗創建純陽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是宗教活動家,還是著名科學家,他們的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科技史上都占一席之地。葛洪的煉丹術,其實是一種化學實驗。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以葛洪為代表的煉丹家,是近代化學的先驅。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實是一部急救手冊,至今仍是醫學上的瑰寶。李青來所著的《寰天圖說》,是我國天文學史上極其珍貴的一部著作。<br/>  清代初葉,廣州被定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因而形成了對外貿易壟斷性行商的十三行,出現了家財億萬的官商階層。其中代表人物為潘振成、潘有度、伍秉鑒、盧觀恒等。他們不僅對地方以至全國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而且在政治、外交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還對廣州的公益事業作出過貢獻。<br/>  如果說,古代廣州由於地處偏遠,開發相對較晚,故其人物群體在數量和份量上比之中原地區有所遜色的話;那麼,近、現代的廣州則是中國社會規模空前變革的重要舞臺,其人物群體有如群星璀璨,光照寰宇。<br/>  這一歷史時期,廣州成了中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可以說,我國歷次民主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在廣州進行過重大活動,建立了不朽的功業;與此同時,廣州籍人士中也湧現大批軍政要人和革命英烈。揭開中國近代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就爆發于廣州,林則徐、鄧廷楨就是在廣州領導中國軍民進行堅決的禁煙鬥爭和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關天培則在這一鬥爭中壯烈殉國。廣州人民也發動了三元里抗英鬥爭,在群眾中產生了何玉成、顏浩長等英雄人物;進行了長時期的反入城鬥爭,湧現了一批愛國士紳。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其主要領導人中的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就是廣州花縣人。這一運動的理論準備和組織發動階段,是在廣州地區初步完成的。同一時期,由陳開、李文茂領導的洪兵起義,也在廣州地區進行了激烈的戰鬥,配合聲援了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領導人康有為,曾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培養了梁啟超等維新變法人才,傳播維新變法理論。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廣州籍海軍將領鄧世昌在大東溝海戰中率艦英勇作戰,為國捐軀。在辛亥革命中,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一大批革命家長期在廣州進行重要活動,本籍人士參加興中會、同盟會者為數甚多,其中對革命有功勳者有徐紹楨、古應芬、何香凝、胡漢民、朱執信、許崇智……。邑人為革命而犧牲者亦為數不少。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衙門,被捕後堅貞不屈,英勇就義;辛亥“三?二九”廣州起義所犧牲的七十二(當時收殮數,實不止此數)烈士中,廣州籍就占20人,又其中僅花縣就有18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在廣州發生。這一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家雲集廣州。毛澤東等參加了國共合作的領導機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周恩來等參與黃埔軍校的開辦與教學;鄧中夏、蘇兆征、楊殷、劉爾松等領導了省港大罷工的鬥爭;張太雷、惲代英、葉挺、葉劍英、周文雍、陳郁等領導了廣州起義。在這期間,廣州籍革命者犧牲甚多,其中有黃謙、林寶宸、王福三、何耀全、沈青、陳複、許卓(許在撤出廣州後在福建犧牲)等烈士。抗日戰爭期間,廣州人民在撈共領導下組織了廣州市區遊擊第二支隊,不斷襲擊駐廣州的日軍,司令員吳勤(南海人)、大隊長衛國堯(廣州人)在鬥爭中英勇犧牲。廣州淪陷之役,葉劍英、方方、陳賡、鄧華、賴傳珠、尹林平等指揮者為廣州人民立下了豐功偉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期間,廣州市歷任黨政領導人中政績昭著者有葉劍英、朱光等人。<br/>  在近現代史上,廣州也出現過反面人物:駱秉章是血腥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劊子手;許應騤是反對“戊戌變法”的“禮部六堂官”中的首要分子;抗日戰爭期間,則出現了汪精衛、李輔群這樣臭名遠揚的漢奸賣國賊。<br/>  近現代的廣州,文學藝術界人才輩出。清末,著名詩人有林伯桐、劉華東、張維屏、馮詢、譚瑩、葉衍蘭、潘飛聲等人。張維屏的《三元里》、《三將軍歌》等詩,是鴉片戰爭的英雄史詩,向為文學史家所稱道。當代女傑、作家魯迅夫人許廣平,整理了魯迅先生大量遺稿,為革命文學作出重大貢獻。繪畫藝術在近現代的廣東形成了在全國獨樹一幟的嶺南畫派,其奠基者為居巢、居廉兄弟,創始人則是其弟子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現代粵劇改革家,名伶薛覺先、馬師曾,一代曲藝名伶小明星、徐柳仙,他們雖非廣州籍,一生的主要活動卻在廣州。被譽為廣東典雅音樂的創始人何柳堂,則是廣州籍人士。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廣州籍“無產階級音樂先驅”、“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他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革命歌曲,以充滿愛國革命激情而又完美的音樂形象,鼓舞了中華民族為求獨立解放而鬥爭。<br/>  這時期科技教育界也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清末民初的詹天佑,負責建成京張鐵路,這是我國自己設計、施工的第一條鐵路幹線,它打破了外國人對中國鐵路建築的壟斷,使中國人民吐氣揚眉。當代人彭加木則是科學史上第一個穿越羅布泊進行考察而殉職的科學家。此外,如化工專家陳宗南、被譽為古今十大科學家之一的沈鵬飛、土木及機械工程專家羅明燏、中西醫結合先驅黃省三等,都對我國的科技事業及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在教育事業中有突出成就者清末有吳道鎔、梁鼎芬、丁仁長,中華民國及撈國建政後則有何劍吳、鄭洪年、金曾澄、許崇清、張瑞權、張穎儀等。許崇清數度出任中山大學校長並對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有重大貢獻。張穎儀則畢生為聾啞人教育嘔心瀝血,是廣東聾啞教育的開拓者。非廣州籍人對廣州教育事業有突出成就者有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等。至於近現代長期活躍在廣州地區的科學界人士則多不勝數,下面是其代表人物。自然科學有:數學、物理學家鄒伯奇,博濟醫院的創始人伯駕(美國人),我國第一個飛機製造者馮如,著名建築師呂彥直,“中國稻作學之父”丁穎,我國植物分類學主要奠基人陳煥鏞,曾為我國培養大批一流數學家的姜立夫,國際著名病理學家梁伯強,還有農學家鄧值儀,地質礦物學家何傑,眼科專家陳耀真、病理學家秦光煜等。社會科學方面有:史學家陳寅恪,哲學史學家杜國癢,教育學家林礪儒,古文字學家容庚,經濟學家卓烱等。<br/>  廣州近現代經濟界人物,要提及的是官商十三行繼承人廣州巨富潘正煒、潘仕成。他們生活在鴉片戰爭前後,在鴉片戰爭中,他們捐出鉅款抗英,平日亦曾為振興地方文教及公益事業作出了貢獻。陳濟棠主粵8年,期間創辦制糖、造紙、紡織、水泥等一大批現代工廠,修建了廣州港和數千里公路,還建設了海珠橋、中山紀念堂等一大批公共設施。近現代是廣州民族工商業發生發展的時期,不少本籍及非本籍人士,在工商各行業的發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如陳啟沅、岑國華對繅絲業,薛廣森、林志澄、薛則民對機器製造業,譚禮庭、梁墨緣對航運業,馮銳對制糖工業,梁智華對制傘業,梁日新對制牙刷業,王生保對電力工業,陳丕揚對造紙工業,郭棣活對紡織工業,梁培基對制藥業等。他們或是在撈國建政前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排擠作不屈鬥爭,或是在撈國建政後艱苦創業,為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香港同胞黃長水、何賢,在國共內戰及撈國建政初帝國主義對華禁運時期,組織運輸大量急需物資回國,為新中國的建設立下不朽的功勳。<br/>  廣州為我國著名的僑鄉之一,由於地理及社會原因,近現代,大量廣州人到外國及港澳地區謀生。他們對僑居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陸才新是開發毛里求斯的功臣;胡璿澤在新加坡創辦黃埔公司,促進了當地外貿發展,他還大力發展園藝事業,對新加坡成為“花園之國”有大功勞;鄭景貴開發馬來西亞的錫礦;徐肇開發展新西蘭的淘金業;陳秀連被譽為“吉隆坡華人鐵廠之父”;戴宗漢被尊稱秘魯“農業功臣”……。廣大華僑(包括廣州籍與非廣州籍者)對廣州的建設也功勳卓著。張振勳創辦廣州亞通機器織布廠,黃秉常創辦廣州第一家電燈公司,胡棟朝全面規劃廣州馬路建設,蔡昌創建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廈前身),陳卓平創建愛群大廈,朱英南創辦美華百貨公司,楊高臣製造出廣州第一批手拉織襪機,唐佩湛開辦廣州第一間火柴廠,王源興、黃潔在撈陷初期開辦華僑工業建設公司……。廣大廣州僑胞一貫熱愛祖國,積極回國參加國內歷次革命運動。其代表人物有:辛亥革命時期的宋居仁,大革命時期的徐茂均、彭澤民,國共內戰及『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陳其瑗等。特別是改革開放時期,廣大僑胞及一些外國友人捐出鉅款在廣州興辦公益事業,投資興辦各類企業,對將廣州建設成國際大都市作出重大貢獻,這些人物集中在三批“廣州市榮譽市民錄”中,而且多是在世人物。<br/>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廣州成了全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湧現了大量改革開放的弄潮人物;全國各行各業的精英,也雲集廣州一顯身手。人物薈萃的現象,為任何歷史時期無可比擬。然而,遵循方志體例,這裏未作記述。<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

<p>風俗志</p><p>廣州古為嶺南蠻荒之地,其風俗的根基在中原,千百年來又吸收了外來的文化,而最終於本地獲得了認同。古今風情薈萃,中西文化交融,產生了許多特異的風俗。特別是廣州作為廣府民系的中心,其人文素質和語言風習都有許多特異之處,構成了廣州風俗的特殊氛圍,使它有別於其他民系和民族。<br/>  從人文素質方面看,廣州的風俗有著深刻的歷史成因。廣州先民在古代交通極不方便的情況下,從中原千里迢迢來到南海之濱。坎坷的道路,使他們歷盡了艱辛;官場的失意,使他們對中原故土無可依戀。沒有歷史的重負,加上地處南疆,統治者鞭長莫及;心理的隔膜和地緣的偏離,使得廣州人正統觀念較為淡漠。廣州在歷史上是著名的外貿港口,對外經濟交往頻繁,受外來思想影響較大,因而在政治上表現出較強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經濟上的通融性和實效性,思維上的活躍性和創造性。廣州人精明實幹、富於冒險、勇於開拓、兼容靈變,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善於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因素,使整個社會煥發出強勁的活力,因此在近代的歷次社會變革中,都處於前列的地位。這些人文基因,在廣府民俗中處處閃爍著光彩。<br/>  歷史上曾有過四次中原人大舉南遷的記載:“自漢末建安至於東晉永嘉*(*永嘉屬西晉年號,黃《志》記述有誤。)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明嘉靖黃佐修《廣東通志》)嶺南一帶許多傳統節日的內容及習俗,大多與封建王朝的祭祀活動相關,如春日迎土牛,元日禮神賀歲,二月作社,三月行青至冬日祭祖等,都由王室、宗族祀禮發展而來;一些重要節日,如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也都承襲中州例俗。所不同的,只是由於地域、環境、民情的變異,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春節迎神祭祖、守歲、吃團年飯、貼春聯、舞龍舞獅、“賣懶”(即中州所謂“賣癡呆”)、人日吃七樣菜(即中原古風“吃春盤”)等,都和中原地區大同小異。由於嶺南春色常在,一年四季百花盛開,所以廣州除夕十裏花街上那熱鬧的場景,是嶺北他處所罕見的。嶺南的醒獅,也有別於北方的獅子。北方獅講究形似,由兩人扮演,四腳著地,活像真獅一般;廣州的醒獅講究神似,重在獅頭,風格與造型都迥然不同。更有一些特異的節日,如正月二十四的“生菜會”,二月十三的“波羅誕”,四月十七的金花誕,七月二十四的鄭仙誕等,都是廣州所獨有的,其中包含著許多美好的故事和傳說。生菜會原與送子觀音誕有關,人們取其“生子發財”之意,正巧“生菜”與“生財”音近,便借此為會,近年更塗上了濃重的商業色彩,借此招商引進外資。波羅誕則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廣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波羅廟中供奉的波羅國使者,說明了廣州人對西方文明傳播者的敬重,對四方豪賢的崇尚。在近年改革開放的潮流中,廣州群眾性的文化生活蓬勃發展,除一般的歌舞廳、卡拉OK之外,高檔次的文藝沙龍、音樂沙龍、學術沙龍也在湧現或恢復。交響樂和芭蕾舞也能在廣州找到知音。在商場上努力拼搏的廣州人,善於抓緊一切機會,陶冶性情,開拓眼界,增長知識,邁向更高的階梯。這些都是歷代風俗文化薰陶的結果。<br/>  最能體現廣府民系市井風情的是廣州飲早茶的風俗。其趨時變奏的格調,可以說是廣州社會的一個縮影。在各種各樣的茶樓裏,不但能領略到廣州飲食文化的品味,還可以看到廣州社會的人生百態。人們在那裏交朋結友,洽談生意,迎來送往,果腹消遣;還有江湖聚首、相面賣唱、文人雅集等,無奇不有。那“生猛海鮮”的粵菜風味,?狗、?雀、燴蛇羹的拿手絕招,還有“星期美點”、象生拼盤、明爐乳豬、無篤石螺;總之天上飛的、地下爬的、水裏遊的,幾乎都可以在廣州茶樓的餐桌上品嘗到。要體味“食在廣州”之真情,最好上廣州茶樓。它的誕生,是商業世界的產物;它的發展,與嶺南文化息息相關;它的風格,融中西於一爐,集食藝於一堂。這是體察廣州風俗的一個櫥窗。<br/>  廣州民俗豐富多彩、古老而又年輕,這是其顯著特點之一。南北文化的融會、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這一特點形成的主要原因。這裏邊有歷史的緣由,也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因素,包括溫和的氣候、富饒的物產和占盡八面來風的地利。廣州風俗中至今保留著許多古老的習俗,也有外來民俗習尚的痕跡。在廣州,可以看到人們熱熱鬧鬧地過春節,行花街,亦可看到不少人在過聖誕節,過情人節。他們一麵食蛇、烹狗、?禾花雀,又一面吃漢堡包、日本壽司、喝雞尾酒;一面舞龍舞獅出“飄色”,又一面跳迪斯科、探戈、唱卡拉OK;一面復興旗袍、香雲紗,又一面穿牛仔褲、超短裙;一面燒香拜佛供財神,又一面操著電腦預測股市風雲……這些強烈的反差,正是古今民俗交融、中西文化撞擊的結果。<br/>  廣州民俗活潑明快,充滿南國水鄉的浪漫情調,這是其另一特點,也是由廣州特殊的人文結構和地緣條件所決定的。山清水秀的自然環境,培育了人們清麗活潑的性格;桃紅柳綠的繽紛花園,本身就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畫圖;瀕臨大海的浩淼景象,激發人們的聯想遐思,鼓舞著人們開拓、創業的精神。你看賽龍奪錦那奮勇拼搏的場面,舞醒獅時催人振奮的鼓點,出“水色”時那浪漫的情懷,舞醉龍、舞鼇魚時那投入的神情,都會使你沉浸在一種輕快熱烈的氛圍之中。在飲食風俗方面,清新淡雅的粵菜,講究意頭的菜譜,生猛肥美的海鮮,奇特多樣的食品,給人一種食藝相彰的享受。年晚花街上那融融的春光,那甜美輕快的廣東音樂,七夕乞巧節展出的纖巧的工藝精品,不但令人感到輕鬆、舒坦,又催人奮發、進取,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這就是廣州民俗的主旋律。<br/>  廣州風俗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兼容、溫馨,這和廣州的人文氣質密切相關。廣州人一般不大善於表露感情,不比北方人那種熱情豪爽的性格;但他們比較溫存,且極重情義,崇尚豪賢,一旦相知,便可披肝瀝膽。在廣州故事的人物畫廊中,有許多可敬可愛的形象,不少並非廣州人,如神仙太守鮑靚,是山西上黨人。他為政清廉,任用賢才,深受廣州人的愛戴;他的女兒鮑姑,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神醫,至今還被供奉在三元宮中;他的女婿葛洪,江蘇句容人,原是他手下的一位賢才,精通煉丹術,廣州人稱之為葛仙翁,至今羅浮山還有他的食廟。方士安期生,山東琅琊人,在白雲山下行醫濟世,廣州的鄭仙誕就是為紀念他的,至今白雲山蒲澗還有鄭仙祠。還有清官吳隱之、名將林則徐、大作家韓愈、蘇東坡等,都不是廣州人,但他們為南北文化交流,為拓展嶺南的基業作過貢獻,為廣州人民做過好事,廣州人民懷念他們,特地設置一些誕會、寺庵,以寄託感念的情懷。直到近年來改革開放中,廣州華僑愛國愛鄉的赤子之心亦處處可見。廣州人生活中的人情氛圍亦相當濃重,“人情”開支比重不小;婚喪壽誕不用說,平常探親訪友,也得帶點“手信”。廣州的茶樓酒家,也是人情交往的“大觀園”。<br/>  但亦不能忽視封建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對廣州民俗的負面影響。不少粵人篤信鬼神,“其風俗事佛尤謹”。“俗尚巫,凡有病或使嫗持衣燎火,而招於門;或延道家逐鬼,甬聲嗚嗚,自宵達旦。諺雲:‘禾黃鬼出。’”(《中華全國風俗志》上編,廣東章、廣州目)民間信奉雜神特多,能列出名目的就有600多位,隨之而來的驅邪趕鬼、避邪、鎮符、禁忌等習俗也相當複雜,語言的忌諱也相當多,如“乾杯”叫“飲勝”,“豬肝”叫“豬潤”,“豬舌”叫“豬利”。甚至一些消失已久的陋俗,近幾年又沉渣泛起,如七月施孤撒水飯,打小人,問米、占卦、起犯、看風水等,一些人經不起商海的浮沉而盲目禮拜,商店請進了武財神關公;也有的人鋌而走險去賭博。古代哲人尚知道觀風俗以正教化,司馬遷說:“禮從宜,事從俗。”東漢學者應劭提出:“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為其上也。”(《風俗通義》校譯序)。諸如此述,庶幾為《風俗志》之編撰要義。<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

<p>語言志</p><p>廣州話又稱為粵語、廣府話或白話。以廣州話標準的粵語流行於廣東境內的廣大地區和廣西一部分縣市,廣東境內的粵語又可以分為幾個片:一,廣府片。主要分佈在廣州、佛山、南海、番禺、順德、三水、花縣、從化、清遠、龍門、佛岡、增城、東莞、寶安、深圳、中山、珠海、英德、肇慶、高要、高明、新興、雲浮等縣市;韶關、曲江、樂昌等縣市的城區話也屬這一片,香港、澳門也在這一片之內。總計廣府片的人口約有2000萬。二,高廉片。主要分佈在陽江、陽春、茂名、高州、電白、信宜、湛江、遂溪、化州、吳川等縣市,人口約600萬。三,羅廣片。主要分佈在四會、羅定、德慶、廣寧、懷集、封開、郁南、陽山、連縣、連山等縣,人口約700萬。四,四邑片。主要分佈在鶴山、江門、新會、恩平、開平、臺山、斗門等縣市,人口約400萬。總計本使用粵語的人數在3800萬左右。此外,廣西的梧州、蒼梧、賀縣、南寧、柳州、邕甯、崇左、寧明、橫縣桂平、平南、玉林、北流、容縣、岑溪、藤縣、蒙山、貴縣、昭平、博白、欽州、合浦、浦北、靈山、防城、北海等縣市也使用粵語,人口約1300萬。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如南北美洲、大洋洲、東南亞、歐洲、非的華僑、華裔也多使用粵語,人口約在1500~2000萬之間。總計起來,全世界使用粵語的人數約有7000萬。?<br/>  粵語各個片以至各個語點之間,在語音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特別是四邑片與廣府片之間有更大的差異。詞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語法方面略有差別。由於各地區之間的語具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在近一兩百年來,廣東省省會所在地廣州的語音,成為粵語區各地的標準音。廣義的廣州話是指粵語,狹義的廣州話則是指作為標準語的廣州市所使用的語言。?<br/>  廣州位於廣東省的中南部,是珠江的出海處。廣州市轄有8個區和4個縣。8個區是:越秀、荔灣、東山、海珠、白雲、天河、芳村、黃埔。4個縣是:番禺、增城、花縣、從化。?<br/>  越秀、荔灣、東山以及海珠區的一部分是在傳統的城區之內,可以稱為“老市區”;而白雲、天河、芳村、黃以及海珠區的另一部分(如新滘等地)則是原來的“近郊區”。近年來,把白雲等近郊區也劃歸市區。現在所指的廣州話,應是包括老市區和原來的近郊區在內的較大範圍(8個區)的語言。?<br/>  在現轄廣州市區城內,以使用廣州話為主。但原近郊區如白雲區境內,卻散居著許多操客家話的居民,如九佛、鐘落潭、竹料、太和、新市、三元里以及沙河一帶,使用客家話的人約有一二十萬。? <br/>  此外,還有少量使用潮州話、福建話的居民。這些人是在近數百年來逐漸由廣東其他地區及外省遷移至廣州市區周圍的,他們入居郊區以後,一方面保持其原有語,另一方面也使用廣州話,在交際活動中形成了雙語制。在雙語並用的過程中,彼此的語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對方的影響。當然,廣州話對其他語的影響是主要的。?<br/>  廣州老市區與郊區的語音有不小的差異,特別是北郊的人和、龍歸等地。這些地方的語音保持了廣州話較早期的某些語音特點,存在一條發展漸變的線索,地域的由遠到近與語音差別的由大到小基本上相一致。? <br/>  通過對比研究,可以看出現代廣州話的語音系統是如何從較遠地區的語音逐漸發展變化而來的。?<br/>  廣州郊區以至整個粵語地區各片的語雖有一些差異,但不同地區人們的交際以及戲劇、曲藝等活動所使用的語音,都以廣州音為標準。各地粵劇團都以省城的語音來演唱,廣播台、站也用較地道的廣州話播出。?<br/>  總之,廣州市區的語,成為粵語區的地域標準語,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成為規範各地語言的準繩。?<br/>  廣州市區的語言,過去有一種說法是以荔灣區西關一帶的話為標準。西關的居民是廣州市較早的居民,而其他地區如東山、越秀區等的居民較多是由外地遷入的。而且,西關的語音與市區其他地方比較起來也有一些特點,所以過去一般認為,西關話是廣州市話的代表。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西關話與其他各區的話漸趨一致,不必要把它當作廣州話的標準。現在廣州市各個區除原近郊區的話與傳統市區略有差異之外,老市區的語言特點已相當一致了。因此,這裏所說的“廣州語”,是指用作粵語標準語的廣州市話,即狹義的廣州語。? <br/>  廣州話是我國南方地區使用的重要語,它流行的地域廣,使用人口多。它在廣東省以至全國的幾種主要語言中,佔有較為特殊的地位。? <br/>  廣東省是我國的南大門,毗鄰港澳,是我國率先實行開放、改革的省份,在國內外的經濟交流活動中,廣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廣州市使用的語,在海內外的交際活動中,日益呈現其重要性。廣州話這種重要作用的發揮,有它若干個因素。?<br/>  一是作為廣東以至內地各省與國際交往的重要通道香港,使用的就是粵語,而它用的粵語,則是以廣州話為標準的。?<br/>  二是海外的眾多華僑及華裔人士使用的主要也是廣州話,他們回國投資、洽談貿易、探親、參觀、旅遊,多是使用粵語。? <br/>  三是廣東省境內各地(如韶關、肇慶、湛江、中山、東莞、江門、深圳等)操粵語的人,在各地進行商業活動時,使用的一般也是以廣州市區語為標準的粵語。?<br/>  四是廣州作為全省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各種傳播媒介以及文藝活動所使用的也是廣州話,“標準的”廣州話正日益為全省各地群眾所學習和接受。?<br/>  五是廣州話成為“穗-港-澳”一線各地使用的重要語言,因而促使世界各國商業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重視對此種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某些大學均開設有“廣州話”這一課程,傳授這種語。隨著我國經濟、文化各方面事業的發展,隨著開放、改革的進一步推行,廣州話將在國內和國際的交際活動中,更加顯現其重要地位。<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

<p>宗教志</p><p>廣州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基督教”一詞是指主要包括天主教(又稱羅馬公教)、正教(又稱東正教)、新教(又稱耶穌教)等三大派別的總稱。在中國,“基督教”通常是指新教而言。本書的“基督放’亦指新教。)。後兩教傳入廣州較晚,其餘三教在廣州均有千多年的歷史。<br/>  佛教傳入廣州最早。三國吳五鳳二年(255),西域人支疆梁接到廣州從事翻譯佛經,是目前所知佛教傳入廣州的最早記載。西晉光熙元年(306),道教理論家葛洪從中原南來廣州從事道學研究和寫作。從此,佛、道兩教綿延南粵。隋以後,因各朝代統治者偏愛某一宗教而出現過揚道抑佛或崇佛毀道的情況,但佛、道兩教在廣州的流傳卻千載延續。<br/>  隋末唐初,廣州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日。西亞各國渡海來廣州貿易的商人中,有不少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們長時間居留廣州,按照穆斯林的傳統就地過宗教生活,並在聚居地興建清真寺,伊斯蘭教從此傳入廣州。唐宋時期,廣州伊斯蘭教主要在外國僑民中流傳。元代以後,北方各省的穆斯林大量南下廣州,使廣州伊斯蘭教從僑民的宗教發展成為回族人民傳統信仰的宗教。<br/>  天主教在明末進入廣州,曾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後因在信仰上和文化傳統上羅馬教廷與當時中國統治階級的矛盾加劇,天主教被朝廷禁止傳播,但時禁時弛。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後,教禁加厲,廣州大主教堂全部關閉,傳教士被驅逐出廣州。清嘉慶十二年(1807)起,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進入廣州活動,但當時只能利用商業和行醫作掩護秘密傳教。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准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通商口岸建教堂和傳教。從此,天主教、基督教傳教士大批進入廣州,公開傳教。<br/>  廣州的佛教主要是禪宗和淨土宗。現存的廣州佛教五大叢林寺院,均屬禪宗道場。廣州道教從明代起有全真道和正一道,以全真道龍門派為主流。廣州伊斯蘭教屬遜尼派系。這三個教基本上以寺庵、宙觀、清真寺為單位各自獨立開展活動,沒有統一的教會組織。中華民國期間才先後建立起比較鬆散的宗教社團組織,如“廣東省佛教總會”、“中國回教俱進會粵支部”等,以維護本教的合法權益。經濟來源主要以歷代統治者或信徒的佈施(捐獻)和宗教活動收入為主。天主教自傳入廣州後一直受羅馬教廷和外國傳教會(即“修會”)控制,組織統一,機構嚴密,經費由教廷和外國的修會供給。廣州基督教有19個教派,除個別外,分別隸屬于英、美、德等國的“差會”組織。<br/>  撈國建政前夕至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全市共有寺觀教堂132間,其中佛教寺庵55間,道教官觀3間,伊斯蘭教清真寺4間,天主教堂8間,基督教堂62間。有宗教職業者680余人,教徒共約3萬餘人。至1990年,全市寺觀教堂共21間,其中:佛教寺庵6間,道教官觀2間,伊斯蘭教清真寺2間,天主教堂3間,基督教堂8間,另有一批簡易的宗教活動點。有宗教職業者270人,教徒共約9萬人。<br/>  在舊中國,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曾經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利用、扶持或抑制。佛教和道教設有“僧官”、“道官”,伊斯蘭教設有“蕃長”、“哈的”(法官),分別掌管各教的事務。元代後期廢除“蕃長”制,清末廢“道官”,中華民國初年廢“僧官”。佛教同文化界、藝術界有傳統的聯繫。廣州僧人和居士中不乏社會名流,他們在弘揚佛學、促進佛教文化與社會的聯繫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千多年來,廣州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也曾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為廣州人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藝術遺產。 <br/>  天主教、基督教早期的一些外國傳教士曾為殖民主義對華侵略服務。他們或為殖民主義者收集我國各方面的情報,或在外國駐華機構任職,直接參與販賣鴉片、制訂不平等條約、充當侵略軍參謀和嚮導;在新中國建立前後,不少傳教士仍繼續秉承帝國主義的旨意,敵視和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這兩個教在廣州的傳播中,為了取得人民群眾的認同接受,也舉辦了不少社會公益事業,尤以興辦學校、開設醫院居多,客觀上傳播了西方文化科學知識,培育了一批人才,這對舊中國的社會文明和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清末民初,廣州基督教中的少數華人教牧人員,佛教的一些僧人、居士,曾支持孫中山反帝制、倡新政的舊民主主義革命。 <br/>  撈國建立後,廣州各教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br/>  各教在辦教方針上,體現了愛國愛教、革新除弊的精神。天主教、基督教的廣大教徒和愛國的神職、教牧人員,分別以“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自聖主教”或“自治、自養、自傳”(簡稱“三色’)為宗旨,開展了反帝愛國運動,改變了過去依靠外國教會經濟津貼辦教的狀況,逐步擺脫了外國教會在行政上、教務上和經濟上對廣州教會的控制,實現了由中國神職。教牧人員和教徒自辦教會的願望。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在全市進行社會民主改革的影響下,通過協商討論,對教內一些不適應社會發展形勢的規制和舊習,作了相應的改革,使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界人士還積極參加重大的社會政治活動。在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後,他們同全市人民一道聲討、控訴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積極參加購買飛機大炮的捐獻活動。50年代中期,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先後成立了由宗教職業者和教徒代表共同組成的“三自會”、“愛國會”、“協會”等宗教團體。這些團體在溝通宗教界和教徒群眾與人民政府之間的思想、感情和意向,以及宣傳貫徹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在近半個世紀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廣州宗教界人士先後有191人當選或被推薦為各級人民代表或各級政協委員,他們同各階層人民一起共同參與國家大事、民主議政,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宗教界在政治上與各界人民一樣享有平等地位。<br/>  在宗教管理工作上,政府執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對各教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尊重和保護各教的正常宗教生活和合法權益,團結教育廣大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保護宗教歷史文物和建築。為貫徹國家制定的宗教政策法令,1951年撈共廣州市政府專門設立宗教事務處,以加強對宗教的各方面工作。50年代初期,國家處在經濟恢復階段,人民生活水平較低,市人民政府對自養能力較弱、經濟有困難的宗教職業人員發給臨時或定期的生活補助費;根據各宗教的具體情況,支持部分宗教界人士組織工廠、合作社,進行生產自救。對佛教、伊斯學教、基督教中有特殊生活習慣的教徒,分別給予供應素食油、齋料、牛肉等方面的特殊照顧。免征寺觀教堂及教會辦公樓、宿舍等自用房屋的房地產稅。<br/>  政府支持各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按照獨立自主和“三自”的原則辦好教會,反對外國教會對中國天主教、基督教的控制和干涉中國的宗教事務;打擊、取締利用宗教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組織以及利用宗教進行危害人民生命財產、擾亂社會治安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br/>  在貫徹執行撈共和國家的宗教政策過程中,宗教界在相當一段時間亦曾受到政治上“左”的錯誤路線干擾,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在50年代末的反右派運動中,宗教界有一些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市的寺觀、教堂被封閉和佔用,經書、神像及不少重要文物被燒毀和散失,財物被查抄,不少宗教界人士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發生了一批冤假錯案。上述錯誤,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得到了糾正,政府有關部門平反了冤假錯案12宗,改正錯劃右派分子案9宗,退賠被查抄財物72宗。退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政府房管部門“經租”、“代管”的全部宗教房產,由各宗教團體自行管理;併發還“文化大革命”期間停發的租金,使宗教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停發的薪金也得到補發。 <br/>  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新時期,國家重申堅決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退還被占的寺觀教堂房屋,保障各宗教團體的合法權益,恢復開放宗教活動場所,增強教會的自養經濟能力等方面,撈共廣洲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的領導都做了大量工作,給予了必要的支持和照顧。<br/>  80年代末起,政府對教會的出租房屋,除准予按私房的租金標準收取租金外,還根據出租房屋的不同用途(如住宅或商用),給予免征或減征房地產稅和土地使用稅的照顧。從1979年起經政府批准恢復開放的教堂寺觀,在港澳和海內外的信徒支持下,以自籌資金為主,個別由政府適當資助,進行了全面的修復、重建和擴建。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會址,亦由政府補償撥款易地重建。全市教堂寺觀出現了嶄新的面貌。 <br/>  80年代,到寺觀、教堂朝拜參觀的中外信徒和參觀者逐年增多。如六榕寺1982年前往禮佛、參觀的人數有51萬人,1990年上升至81萬人。伊斯蘭教過去每週“主麻”聚禮和重大的宗教節日活動,基本上是本市的穆斯林參加;改革開放以後,大批新疆等地來穗從事工商等職業的穆斯林也參與宗教活動,其數量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廣州各宗教團體分別以組團出訪或邀請來訪的方式,與港澳地區和有關國家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組織進行友好的交往活動。 <br/>  為培養年輕一代愛國愛教的宗教職業人員,1986年9月起,省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會在東山基督教堂院內開辦了廣東協和神學院,學制為兩年,至1990年共培養了宣教師105人,先後分配到廣州和省內各地教會工作。天主教在1987年開辦了廣州教區女修院,招收女修生14名,經過“試學”和“初學”,於1990年8月由廣州教區主教舉行“矢發初願”劄,成為撈國建政後教區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新修女。近十年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分別選送人員到北平、武漢、南京等地的神學院、佛學院、道教專修班進行學習培訓,先後學成回來就職的共32人。<br/>  廣州各宗教組織在歷史上有舉辦公益慈善事業的傳統。在改革開放時期,各宗教團體發揚優良傳統,以新的形式服務社會,創辦了一些新的服務項目。如天主教愛國會在1987年創辦了“石室友愛學前班”,接收一些家庭缺人照顧的學前兒童入班預學;市基督教“三自會”和協會,成立了面向社會、服務群眾的“廣州仁愛社會服務中心”,並創辦了全市第一家專收患有無症狀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的兒童的仁愛幼兒園。這些服務項目,深受家長和社會的歡迎。<br/>  廣州宗教界還發揚了愛國主義和慈善為懷的精神,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先後為“修我長城”、“搶救國寶熊貓”、籌集“教育基金”、“殘疾人基金”和救災等捐獻了善款和物品。<br/>  1987~1988年,省、市人民政府頒佈了《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和《廣州市宗教事務行政管理暫行規定》。在制訂上述規定過程中,廣泛徵求了各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的意見。全市各宗教組織也先後各自制訂出寺觀、教堂管理細則,健全了管理制度。<br/>  1990年2月,由廣州市統戰理論研究會、撈共廣州市委黨校、市人大常委會華僑民族宗教委員會、市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市宗教事務局共同舉辦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問題理論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有專家學者、党政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共60多人,收到論文30篇。會議就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宗教存在的長期性以及宗教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相協調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br/>  同年11月,有關部門又召開了“廣州市宗教界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市五個教和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的代表近100人,各宗教團體均在大會作了專題發言。<br/>  1982年,撈共中央《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一文中指出:“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來,這是我們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任何背離這個基點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都應當受到黨和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對。”<br/>  1991年,撈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進一步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做好宗教工作,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增進民族團結,促進祖國統一和四化建設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廣州各宗教組織,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興廢與變革,正沿著與祖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相協調的方向,逐步健康地恢復和發展。<br/>  廣州各時期寺觀教堂統計表(單位:間)<br/>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br/>           1935    1949 1966 1979 1990<br/>  佛教 寺     12     17  5   1  4<br/>     庵     36     38  17   -  2<br/>  道教宮觀     4      3   2   -  2<br/>  伊斯蘭教清真寺  5      4   2   1  2<br/>  天主教      11     8   5   1  3<br/>  基督教堂     56(1937年)62  9   3  8<br/>  合計       124     132  40   6  21<br/>  注:(1)1966年的寺觀教堂數,是指保持有宗教活動的,不包括已停止活動的。<br/>    (2)1979年的寺觀教堂數是指“文化大革命”後首批經市政府批准恢復開發的。 <br/>  廣州市各時期宗教職業者人數統計表(單位:人)<br/>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br/>           1935    1949 1966 1979 1990<br/>  佛教   和尚  137     75  46  27  106<br/>       尼姑  365     197  117  68  40<br/>  道教   道士  63      34  25  8   12<br/>  伊斯蘭教 阿訇  21      12  5   3   4<br/>  天主教  主教神甫37      57  41  6   13<br/>       修女  68      97  53  4   20<br/>  基督教  牧師  28(1937年) 86  71  33  44<br/>       傳道  67(1937年) 126  59  40  31<br/>  合計       786     684  417  189  270<br/>  廣州市各時期宗教信徒人數統計表(單位:人)<br/>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br/>        1932~1935 1949 1966 1979 1990<br/>  佛教徒   13505    5000 2000 2000 7000<br/>  道教徒   466     80  27  22  56<br/>  穆斯林教徒 2145     2800 4300 5560 6223<br/>  天主教徒  1127     6170 1600 1500 2000<br/>  基督教徒  (1937年)  17000 5000 7000 13000<br/>        12200<br/>  合計    29443    31050 12927 16082 91279<br/>  注:各宗教信徒人數均無健全的登記統計,故無準確的數字,本表所列人數,中華民國前期是人口調查統計數,其餘是各宗教團體所能聯繫的人數。   撈國建政後至1990年宗教界當選人民代表人數統計(單位:人)<br/>       全國 省級 市級 區級 合計<br/>  佛教   -   1  4   12  17<br/>  道教   -   -  1   4   5<br/>  伊斯蘭教 2   3  4   4   13<br/>  天主教  -   1  5   10  16<br/>  基督教  1   5  9   18  33<br/>  合計   3   10  23   48  84<br/>  注:表列數字中,有些一人兼任兩級人民代表的,按二人統計;一人連任幾屆代表的按一人統計;一人兼任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均分別統計。<br/>  撈國建政後至1990年宗教界擔任政協委員人數統計(單位:人)<br/>       全國 省級 市級 區級 合計<br/>  佛教   -   -  5   18  23<br/>  道教   -   1  2   5   8<br/>  伊斯蘭教 1   4  6   6   17<br/>  天主教  -   2  4   13  19<br/>  基督教  1   4  9   26  40<br/>  合計   2   11  26   68  107<br/>  注:表列數字中有些一人兼任兩級政協委員的,按二人統計;一人連任幾屆委員的,按一人統計;一人兼任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的,均分別統計。<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

<p>家庭志</p><p>一<br/>  以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權益為其特徵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式封建家庭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多年而沒有根本性的變化。迨至鴉片戰爭之後,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和中國社會的劇變,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亦開始受到震撼。<br/>  廣州地處沿海,與西方接觸較早而且往來頻繁,因而受到的衝擊也較早、反應也較敏銳。廣州地區近現代的啟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和革命家們,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考察了西方社會,比較了中西社會的異同,發現了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基本單位,而中國社會則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中國的封建宗法社會是直接建築在封建宗法家庭的基礎上的,社會的政治倫理也就是家庭倫理的引申、衍化和擴展。中國的先賢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因而在近現代,每當改革運動的興起或革命的發生,要變革中國傳統的社會制度,必然要變革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要沖決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必須沖決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改革家和革命家們在制訂其社會改革方案的同時,無不以變革家庭制度為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以批判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為其突破口。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在廣州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義,加以利用和改造,提出“天下男人女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女子是天父所生,平等姐妹”,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後來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曾對舊的婚姻制度進行改革,並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館”、“女館”作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維新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為參照,以興女學、戒纏足為其改良運動的先聲。康有為著《大同書》則以“毀滅家庭為其關鍵”,提出“破家界、為天民”的設想。其後,無政府主義者師複相繼提出“廢婚姻主義”和“廢家庭主義”。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從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出發,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政權、教育權和婚姻自由等主張。他在任大總統期間曾下令禁止納妾、蓄婢和女子纏足。<br/>  以上所述,變革婚姻家庭制度已開始進入自覺階段,而且表現為理論和政策的形態。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並非由婦女自己解放自己。中國宗法封建婚姻家庭的變革,首先在於婦女地位的改善。其實女性自發的反抗舊式婚姻、反抗族權、父權和夫權束縛的鬥爭,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出現。據文獻和族譜的記載,在清初,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肥沃,蠶絲業非常發達,商品經濟孕育較早,許多青年女子進入工廠當繅絲工人。她們在經濟上有獨立的能力,無需依賴父兄或丈夫便可自謀生活。由於不願意受到父兄或丈夫的束縛和欺壓,因而有終身不嫁者稱為“自梳女”;亦有名義上出嫁,而不與丈夫同居者,稱為“不落家”;亦有自願嫁給早殤的男子,實同未婚者稱為“慕清”。這三者一般稱為“自梳女”,是封建社會末期一種畸形現象,也是珠江三角洲女性反抗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這種反抗已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形成了一個群體、一種社會組織。她們以“金蘭會”、“姑婆屋”的群居形式和組織形式,互相支援、互為依託,形成一股社會力量。<br/>  正因為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早就存在這樣一種自發反抗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力量,所以一旦在新思潮的鼓動下,自然產生巨大的反響。20年代初,廣州地區部分知識女性中曾出現過反對家庭包辦,實行自主婚姻的“自由女”。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影響下,廣州地區的婦女運動異常活躍。最令人注目的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要求自由平等的呼聲,並沒有把視線局限在婚姻家庭問題上,而且是首先體現在政治平等的要求上。也就是說,她們不僅是追求婚姻的自由、家庭地位的平等,而且是追求一切權利的自由平等,首先是參政權、教育權、就業權的平等。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地區婦女運動又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是把婦女的解放、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納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當時稱為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去;二是把婦女運動從上層分子的支配下轉入深入發動和依靠廣大勞動婦女,關心和援助受到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幾重壓迫的下層婦女,保護婦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合法權益,使廣大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獲得一定的地位和初步的解放。這種婦女解放和婚姻家庭改革的趨勢,在大革命失敗後,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但仍曲折地發展著。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封建禮教有所抬頭,然有識之士仍致力於倡導婚姻家庭的改革,在廣州曾先後出現過“婚姻崇儉會”、“風俗改革委員會”、“家庭研究會”等組織機構,但它們都不敢觸動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因而不可能有廣泛的切實的社會效果。<br/>  二<br/>  婚姻家庭制度的根本性的變革,是在撈國誕生之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改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在城鄉實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隨後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封建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也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所替代。<br/>  1950年5月1日頒佈的《撈國婚姻法》(簡稱《婚姻法》)是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實行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武器。1980年9月10日通過的《撈國婚姻法》(簡稱第二個《婚姻法》)則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武器。它們的基本原則是,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實行計劃生育。這兩部婚姻法的實施,對於把廣大群眾特別是婦女從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束縛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建立男女相愛,以共同事業為基礎的自由婚姻,結成和睦團結、尊老愛幼、勞動生產的家庭關係,起了巨大作用,形成了主流。但由於長期的封建意識和傳統倫理觀念根深蒂固,不是短期內能夠徹底剷除的;同時,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亦不容忽視。局部地來說,包辦、買賣、換親、拐騙、索財、重婚、暴力現象仍未絕跡。 <br/>  另一方面,“左”的思想和政策也給婚姻家庭帶來消極的影響。有的單位自立標準,搞結婚審查、強調家庭成分、社會關係、政治面貌、“思想作風”等,干涉過多。有一個時候,對於離婚自由抱有偏見,諸多限制,甚至搞什麼“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用辦“學習班”的方法處理離婚案件。這些做法給男女雙方當事人帶來痛苦,也違背《婚姻法》的基本精神。<br/>  因此,為了保障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老人的合法權益,建立民主、和睦、團結的『社會主義』新家庭,必須經過長期的工作後才能逐步得以實現。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以廣州市婦女聯合會(簡稱市婦聯)為主,社會各種團體、各種力量共同協作,在宣傳貫徹第一個《婚姻法》的基礎上,1954年在全市開展了“五好”活動,參加活動的對象,從職工家屬擴展到雙職工,從工農群眾擴展到知識分子階層,活動範圍從市區擴展到郊縣。“五好”活動的內容隨著社會發展的要求,不斷地調整、補充和豐富。<br/>  1966~1978年間,“五好”活動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1979年,恢復“五好”活動改稱為“五好家庭”活動,並不斷地創新。“五好家庭”活動同宣傳第二個《婚姻法》、創“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活動、“五講四美”*(*“五講四美”: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活動、“美化、淨化、綠化廣州”活動以及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等結合起來,促使活動自身健康發展和逐步深化。1987年,開展“美的家庭文化”活動,經群眾投票推選,獲“廣州市精神文明建設十件大事”之一獎;被讚譽為群眾精神文明建設活動七大支柱之一,是家庭領域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好形式。1987年,市婦聯決定把“五好家庭”活動改稱為“文明家庭”活動,從而名實相副地納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設的軌道上。“文明家庭”活動之所以能夠取得顯著效果,是因為它深入群眾、深入基層,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傳播媒介的積極配合,也是功不可沒的。   三<br/>  撈國建立以來的四十多年間,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多年間,廣州地區的婚姻家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它們仍處於轉型期,新的因素和舊的因素在矛盾衝突中相互交織;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撞擊中篩選、融合、重構,呈現非常複雜的現象,就其主要發展趨勢來說,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br/>  (一)家庭組織的變化趨勢<br/>  家庭規模小型化 中國傳統家庭的規模以“五口之家”為主。現在廣州家庭規模已降至以3~4口之家為主。<br/>  家庭代際層次簡單化 “累代共爨,五世同居”是中國傳統家庭的理想模式。而當代廣州居民家庭,以二代人家庭占主導地位,一代人家庭和三代或多代家庭則在不同時期起伏上落。<br/>  家庭結構核心化 核心家庭為家庭結構類型的主要模式,但主幹家庭亦占相當優勢;伴隨著離婚率的增長,單親家庭的數量在增加。<br/>  (二)家庭職能的變化趨勢<br/>  傳統的中國社會,以家庭為本位。家庭擔負了大部分的社會職能,因而傳統的家庭的職能較為齊備。在當代社會裏,家庭本位逐漸向個人本位轉移,家庭的某些職能有所弱化,並部分地轉移給社會。 <br/>  生產職能 在城區中,過去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生產逐步讓位於社會化大生產。<br/>  消費職能 廣州市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有了提高,消費方式則發生了變化。如食的方面,由於當代生活節奏緊張,職工飯堂、快餐店、茶樓酒家日益興旺,碗仔面、盒仔飯應運而生,在雙職工的家庭中一家人同桌共餐的機會減少了,在家外就餐的機會增多了。衣著方面則趨向於多樣化、個性化。<br/>  生育職能 除了國家提倡一對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外,還有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夫婦不願生育,開始出現DINK(無孩)家庭。淡化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br/>  教育職能 家庭對子女的教育職能有所變化,隨著托幼事業和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的日益發展,社會承擔了大部分的教育職能。尤其是現代化大生產,要求生產者能夠掌握複雜的而且更新得非常快的科學技術知識,非如過去的小生產那樣簡單的勞動技能可以靠家庭世代傳授的。至於思想品質教育,更需要社會、學校和家庭的三結合來進行。<br/>  養老職能 在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條件下,家庭仍然承擔著重要的養老職能。據1990年1200戶家庭調查,廣州已有67.2%的老人靠自己的退休金維持生活;只有19.8%的老人完全靠子女贍養;3.8%的老人靠本人配偶和子女共同贍養。雖然如此,老人在精神上和日常生活上尚需子女的照顧。尤其是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老人壽命的延長,家庭中青少年的比例愈來愈低,而老年人的比例則愈來愈高,使家庭養老成為沉重的負擔,養老的社會化成為急需解決的課題。<br/>  娛樂職能 卡拉OK、迪斯科舞廳、情侶咖啡廳,以及林林總總的夜生活,使年輕一代“承歡膝下”的機會在減少;老人也有自己的天地,諸如老人俱樂部、老人活動中心的興起,這一切使家庭的娛樂職能相對削弱。以街道為單位組織的家庭文化活動實際上也是把家庭娛樂推向社會。<br/>  祭祀職能 廣州人除了保留清明掃墓的習俗之外,大多數家庭已不供奉祖先神主,逐漸淡化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祖宗崇拜觀念。<br/>  (三)家庭權力結構的變化趨勢<br/>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平權家庭”越來越多。<br/>  兒童在傳統家庭中處於“弱者”的地位有所改變,隨著獨生子女的增多,出現了“小太陽”現象,一家人或兩代人圍著孩子轉。對兒童的愛護和尊重是新的風尚,但寵愛過分變成溺愛則是時下的“通病”。<br/>  老人在家庭中的權力在減弱,“天然家長”的地位在動搖。<br/>  (四)家庭倫理觀念的變化趨勢<br/>  在上面敍述家庭組織和家庭職能變化趨勢中已觸及某些倫理觀念的變化。總的來說,倫理觀念的轉變,突出地表現為主體化傾向在加強,突破了傳統的“相互佔有、相互歸屬和依附”的婚姻家庭關係格局。如:<br/>  家庭本位轉向個人本位 無論是婚姻、生育、職業選擇、性關係、隱私權等等,都重視了主體權利和平等原則,孕含著自尊、自主、自立的精神,破除“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舊禮教和“重家庭價值、輕個人價值”、“重男輕女”等傳統價值觀念。<br/>  父子關係取向朝夫妻關係取向轉移 傳統家庭以父子為核心,父子一系相承,妻子只是丈夫的性和生育的工具、附屬品。現代家庭則以夫妻為核心。男女結合的價值目標,從重子嗣轉為重感情。相應地說,子女作為男女結合的婚姻紐帶已不那麼牢固,維持婚姻的堅固紐帶在於丈夫或妻子作為對方的存在,他(她)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心理的、生理的、物質的需要,以及取決於雙方是否能夠在相互調適的過程中,形成一種默契、共識、共享和互讓的境界。<br/>  家庭關係由緊密型向鬆散型轉變 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成員的空間流動頻繁了,空間分佈擴展了,通婚半徑拉長了,工作和生活環境的變化,打破了往日“長相廝守、日夕相處”的小家庭的時空限制,重新出現了兩地分居的家庭,甚至出現“跨境家庭”和“跨國家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由此產生疏離化,夫妻相聚、親子相聚、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減少了。人們儘量採取書信、電話、寄生日卡、節日卡的手段和形式去彌補隔閡、溝通感情。<br/>  家庭變化的趨勢是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的,但有些事情處理不好也會造成社會問題。社會對家庭的文明建設、提高家庭生活的質量、發揮家庭的正常作用,應給予更多的關注;要警惕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對婚姻家庭領域的侵蝕;正確處理好家庭成員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既要繼承和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精華,又要摒棄和抵制其糟粕,促使婚姻家庭觀念及其生活方式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相適應。家庭的文明、富裕和幸福既依賴又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

<p>華僑志</p><p>廣州是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東省的省會,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北部,出珠江口就是南海,出海方便,故旅居海外的僑胞眾多,僑務歷史悠久,是著名的僑鄉。據1988年統計,全市旅居國外的華僑、華人有51.8萬人;居住在廣州的歸國華僑有2萬餘人,僑謄30萬人。廣大華僑、華人把廣州引向世界,使“廣府”名揚海外;把外國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信息和資金引進廣州,促進了廣州的發展。而廣大歸僑、僑眷保持同海外親人的經濟、通訊聯繫和相互往來,成為廣州對外聯絡和建設祖國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廣州的一大特點和優勢。 <br/>  (一)<br/>  華僑的產生與發展,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歷史現象。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對外貿易的口岸。秦漢時期起,廣州已成為對外交往的重要門戶。隨著唐、宋時期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許多人出洋經商,廣州對外貿易也有較大發展,出海商人“十倍於昔”,移居海外者不少。由於廣州近海的地利因素,因政權更迭或政治原因而避居海外的廣州居民也有一定數量。<br/>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晚清時期,廣州許多破產農民、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因生活所迫,離鄉別井到海外謀生。其中部分是自由移民,但更多的是“契約華工”(俗稱“賣豬仔”)。當時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開發殖民地和本國資源,於是便到中國沿海地區拐販華工。19世紀中葉的廣州府一帶,“賣豬仔”的現象震驚世界,令人髮指。從道光二十九至咸豐二年(1849~1852)初,廣州城及附近地區,被拐販去南美洲的已有2萬多人。兩廣總督雖曾嚴禁並緝拿拐匪,清政府也曾下令嚴懲拐匪,但因殖民主義者以暴利引誘,拐匪未能禁絕。<br/>  咸豐年間,清政府迫於外國侵略軍的壓力,讓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廣州“招募華工”合法化,更多勞苦人民被“賣豬仔”出國,這是歷史上廣州人移居國外最多的時期。被拐賣到海外的勞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途中或在繁重的勞動中死亡的不計其數。這種慘無人道的“豬仔貿易”,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世界輿論的譴責,故20世紀初漸少,到20世紀前期才告結束。<br/>  戊戌變法失敗後,廣州府有一些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一些有志于救國的青年也到海外尋求救國的途徑。知識分子的出國,使華僑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中西合璧”的華僑文化影響了國內革命文化,促使廣州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br/>  中華民國時期,廣州戰亂頻繁,故陸續有出洋謀生者。據中華民國19年(1930)7~9月的統計,廣州出國人員1044人,其中商人542人。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時,更使大批廣州人逃難到海外,形成又一次出國高潮。<br/>  廣州旅居國外的華僑、華人分佈于世界11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東南亞地區占49%,美洲占39.5%。他們以語系結成移民“群幫”(歷史上稱“廣府人”或“廣肇幫”),並成立社團組織。這種“群幫”和社團組織,是以聯誼團結、求生存發展為宗旨的。<br/>  廣州旅外華僑、華人,世世代代和當地人民一道辛勤勞動,為開發當地資源,發展經濟、科學、文化事業,支持當地人民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鬥爭和其他進步事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過:“沒有早年中國人的開發,就沒有當今新加坡的出現。”泰國前總理鑾巴立認為:“中國人在東南亞是開山祖,尤其是華人對泰國的貢獻山高水長。”廣州旅居秘魯的華僑、華人,對秘魯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對秘魯農業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受到了秘魯政府的表彰。廣州地區移居加拿大的僑胞,也為加拿大的發展作出過重大的貢獻。華僑、華人在勞力上、智力上對美國的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也是舉世矚目的。<br/>  華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舊中國的年代裏,僑居國外的廣大華僑普遍感到自己是“海外孤兒”,深深體會到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華僑將永遠擺脫不了被歧視、受淩辱的命運。從孫中山在華僑中創立興中會起的近百年來,廣大華僑出錢出力積極支持和參與歷次革命鬥爭。不論是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廣州起義的歷史上,還是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歷史上,都記載著華僑參加革命鬥爭的光輝業績。<br/>  廣州的海外赤子於清貧之際發奮努力,辛勤創業,致富後不忘祖國、故鄉的發展。他們聚資回國,興辦實業、興學育才、建設家鄉、發展廣州。自同治年間至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僑在廣州市興辦各種企業和事業的投資折合人民幣約為1.45億元,占在廣東投資額的37.74%,占在全國投資額的20.73%。華僑創辦了許多廣州“第一家”,如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橡膠廠、第一家汽車公司、第一家電影院、第一座高層建築等。他們推動了廣州工商業的發展,對文化事業也起到促進作用。<br/>  歸國華僑也推動了文化、教育、科技、體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在廣州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br/>  僑務工作對華僑和僑鄉發展影響很大。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適應時局的需要,建立外交部。由外交部兼理“華僑出國”、“學生出洋”事宜。這是近代中國僑務行政機構的初創時期,其特點是外交、僑務機構合一。<br/>  中華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後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府,他為了革命,足跡遍及全球,洞悉僑情,深知華僑的作用,故先後頒佈了許多保護華僑的政策法律。提出允許華僑回國參政,保護回國華僑,保護旅外華僑的內地家屬及財產,鼓勵華僑子弟回國就學,鼓勵華僑回來辦實業。中華民國12年12月,廣東革命政府制訂《僑務局章程》,成立僑務局。並制訂《僑務局經理華僑註冊簡章》、《大本營內政部僑務局辦事細則》等,為後來國民政府僑務行政體制以及僑務立法奠定了基礎。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建立了一套僑務機構,黨內設“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部”,行政院設“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廣東省設立廣東省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25年9月11日成立廣州市僑務局。這些機構的設立,雖未能使海外華僑從根本上提高地位,但也促進了華僑與國內的聯繫,故二三十年代成了華僑回國投資較多的時期。<br/>  (二)<br/>  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海外華僑歡呼“海外孤兒有了娘”,許多愛國華僑,尤其是華僑青年,帶著報效祖國的赤子心情,毅然回國參加工作或升學,為新中國貢獻力量。一時華僑回國的熱潮代替了昔日移民出國的浪潮。自1949~1959年,經廣州接待安置的歸國華僑約有25萬人。<br/>  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工作中的偏差,有的僑眷被錯評為地主富農,挫傷了部分華僑、僑眷的積極性。後來採取了補救措施,撈共和人民政府制訂了一系列僑務政策、法律。在《撈國憲法》中規定:“保護華僑的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保護歸僑和僑眷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55年國務院頒佈《關於貫徹保護僑匯的政策法令》,1957年公佈《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優惠辦法》等。<br/>  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認真貫徹撈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僑務工作的指示和政策法令。1953年成立廣州市歸國華僑聯誼會,1954年5月,成立廣州市華僑事務局,管理全市的僑務工作;引導歸僑、僑眷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支援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安置和扶助歸國華僑,安排歸僑學生就學;調解華僑出租房屋的糾紛,保護華僑私有房屋的合法權益;糾正在土地改革中侵犯華僑利益的錯誤,改正和提前改變華僑地主、富農成份;研究制訂華僑出租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保護和爭取僑匯,建設以僑匯購買的房屋,改善歸僑、僑眷的居住條件;設立華僑物資特種商品供應公司和商店,改善僑戶的生活條件。所有這些,對於爭取和團結廣大僑胞,調動廣大歸僑、僑眷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50年代,華僑回廣州投資辦了一部分私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1950年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投資于廣州創辦公私合營華南企業有限公司。1951年投資興辦公私合營華僑工業建設公司。1953年成立公私合營廣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興辦了廣州華僑糖廠、廣州苧麻紡織廠、華建麻袋廠、南方針織廠等。1959年至1961年當祖國處在暫時的經濟困難時期,廣大華僑大力支持祖國人民克服困難。許多僑胞自願捐款贈物,支援家鄉發展生產,如向廣州市郊縣捐贈進口化肥達13874噸,對發展農副業生產起到積極作用。<br/>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僑務工作遭到災難性的破壞,僑務機構癱瘓。許多歸僑、僑眷知識分子的權益也受到侵犯,有“海外關係”的人被誣為有“反動社會關係”,有的歸僑、僑眷知識分子被視為“黑七類”加“臭老九”,只好含冤再度離開祖國。1969年11月,市革命委員會統戰辦公室設立僑務組,著手恢復僑務工作,開始制止對歸僑、僑眷採取錯誤的做法,解決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1973年成立廣州市僑務辦公室,但次年由於江青反革命集團批“復辟回潮”,致使僑務工作未能正常開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僑務工作始有轉機。1977年9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四人幫’說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可信任,這種錯誤政策一定要糾正。”是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發表文章,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嚴重干擾破壞撈共僑務政策的罪行。撈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申僑務工作是一項重要工作。1978年12月,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為實現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要解放思想,大力發展僑務工作。”1980年9月,公佈《撈國國籍法》,1990年制定《撈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同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鼓勵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的規定》等。廣州市堅持貫徹對歸僑、僑譽“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政策,對歸僑、僑眷知識分子,給予更多尊重和照顧;保護和發揚海外華僑愛國愛鄉的熱情,促進其團結互助,遵守當地法律,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鼓勵外籍華人為所在國的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鼓勵他們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同祖籍國的聯繫,為發展祖籍國同所在國的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和友好關係作出貢獻。廣州充分運用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1984年10月,制定《廣州市華僑港澳同胞投資優惠暫行辦法》,1988年制定《廣州市用僑匯購買住宅入戶試行辦法》等。1984年起對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的有功人員給予優惠或獎勵,1986年起給對廣州貢獻較大的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同胞,授予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廣州市政府鼓勵廣大歸僑、僑眷和有關人員,配合對外經濟部門,通過各種渠道,採用走出去和請進來的辦法,大力引進資金和技術人才,為獨資、合資、合作經營企業而引進,為區、縣和街鎮辦企業而引進,為改造老企業而引進,為專業戶、個體戶辦企業而引進,從而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引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益。至1990年,廣州市利用外資達15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華僑和港澳同胞的資金;全市已開業並經僑務部門確認為享受減免稅優惠待遇的華僑、港澳同胞投資辦的企業有635家;全市僑屬集資興辦的企業有810家,引進國外中小生產設備6399台(套),價值為1380萬元;華僑、港澳同胞自願為廣州市捐贈款物共約值4億元人民幣,對廣州市作出積極的貢獻。在改革開放中,廣大僑胞愛國愛鄉的熱情得到了發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投資興辦工商企業和各項事業的熱潮,使僑鄉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僑鄉經濟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商品經濟繁榮;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做到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城鎮面貌大大改觀。不論廣州城或是縣城鄉鎮,都呈現著欣欣向榮的景象。<br/>  廣州僑鄉以城市為中心,以農村為基礎,城鄉結合,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廣州成為全國僑胞出入境的集散地,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進出;廣州僑鄉人口構成呈多元化,同海外聯繫的面廣,同省內外其他僑鄉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大多數僑戶有僑匯收入,生活水平較高,商品購買力較強;華僑房屋較多,是僑鄉的顯著的特徵;得外來文化、技術、信息之先,新文化、新技術往往得到較快的發展與流行。僑鄉的發展,對海外華僑、華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海外華僑、華人的支持,更促進了僑鄉的大發展。<br/>  1978年以來,廣州的僑務工作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這個變化表現在:由忽視華僑的作用向重視華僑的作用轉變;由少數部門做僑務工作向眾多部門乃至社會各界都做僑務工作轉變;由工作重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為經濟建設服務轉變;由以做歸僑、僑眷工作為主向全面開展華僑、華人和歸僑、僑眷工作轉變。由於這些觀念和工作的轉變,從而促進僑務工作的大發展。<br/>  (三)<br/>  縱觀華僑的歷史,是一部血淚史、苦難史,也是他們的奮鬥史、愛國愛鄉的光榮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華僑在國籍上、政治上、經濟上都發生了變化。根據撈國國籍法的精神,絕大多數華僑已加入了居住國國籍,成為中國血統外國籍人(簡稱華人)。隨著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華僑、華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也不斷提高,經濟上也有所發展,成為當今國際社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華僑雖然由“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轉變,但是他們愛祖國愛故鄉的思想感情不變。許多華僑認為“只有祖國才是家鄉,只有祖國的愛才是神聖的愛”。許多華人認為“血濃於水”,同中國人民是最親密的親戚和朋友,他們仍然關心著祖籍國的繁榮富強。<br/>  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改變了長期歧視華僑的政策,制定了《鼓勵華商興辦實業條例》,吸取僑資,興辦實業。孫中山把華僑稱為“革命之母”,依靠華僑進行革命,得到廣大華僑的全力支持。中華民國18~25年陳濟棠主粵時期,鼓勵華僑投資辦工商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促進了廣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號召全體華僑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華僑在抗日戰爭中的政治熱潮十分高漲。新中國成立以後,撈共和人民政府重視華僑工作,制訂了一系列僑務政策法律,深得廣大華僑的擁護和支持。廣大歸僑、僑眷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做出積極的貢獻,湧現出一大批先進人物和勞動模範。但是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在土地改革中,忽視華僑的特點,挫傷了一部分僑戶。在“文化大革命”中,侵犯了一部分僑戶的權益,傷害了他們愛國愛鄉之心。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後,撈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重新強調要做好僑務工作,切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1984年,撈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在省、市僑務工作會議上要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華僑的作用,高度重視落實各項僑務政策,高度重視僑務工作。經過多年來的撥亂反正,各類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重新激發了廣大僑胞的愛國愛鄉熱情。在改革開放中,華僑、華人來穗投資、捐資辦工商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熱潮。<br/>  歷史證明,凡是政府對華僑採取正確的方針政策,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支持他們的事業,就能夠取得僑心,取得他們對祖國事業的同情和支持;保護和發揚華僑愛祖國、愛民族、愛家鄉的思想,這種思想感情就不但曆久不衰,而且更進一步發展到由愛國而報國、為振興中華貢獻力量的境界;能夠照顧到他們的特點,使他們同祖國親屬之間保持經濟、通訊、交往等正常聯繫,僑務工作就能得到發展,僑鄉就會更加繁榮昌盛。<br/>  廣州是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不僅本市的旅外華僑、華人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得到全省乃至全國各地華僑、華人的支持和幫助。僑務工作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僑務工作者要有長期規劃和大發展的思想,拓寬國內外的僑務領域;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僑務體制,增強工作活力,善於把握機遇,最大限度地發揮華僑、華人眾多的優勢,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為爭取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

<p>穗港澳關係志</p><p>廣州(穗)、香港(港)、澳門(澳)三地同屬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三地水陸相連。在歷史上,三地人口交流頻密,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有大批居民遷徙到香港、澳門,參與兩地的開埠建設;這些遷移港澳的居民,又始終與內地同胞保持密切的親緣關係和民間往來。由於地緣和親緣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穗港澳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人文關係,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三地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休戚相關。<br/>  明清時期,由於葡萄牙、英國殖民統治先後入占澳門、香港,致使穗港澳三地處於不同政府管治下,形成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模式。但是,三地的緊密聯繫一直沒有中斷過。三地人民互相支持,共同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發展城市經濟、拓展國內外貿易,促進三地繁榮;開展中外文化交流,為培育和發揚嶺南文化作出卓越的貢獻。<br/>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平正式簽署《撈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首腦在北平簽署《撈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這兩個聲明分別確定,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將先後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得到港澳同胞的熱烈擁護。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後,三地關係的發展將進入一個嶄新時期。 <br/>  (一)<br/>  廣州、香港和澳門三個城市是中國南方面臨浩瀚太平洋、背靠廣袤大陸的一大片沃土--珠江三角洲的三個港口城市。廣州歷史上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交通樞紐。香港、澳門分別位於珠江口東西兩側,都具有河口海港性質,是南中國的兩個門戶,都是自由港。由於香港具有面向太平洋優良深水港的最大優勢,使它成為中國轉口貿易港,是世界各國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照顧有關方面的利益,從政治上穩定香港,從經濟上支持香港,使香港憑藉其地理優勢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幾次機遇,發展成為國際貿易、航運、旅遊、金融、信息中心。澳門是珠江三角洲的另一個港口城市,是通向海外門戶之一,是著名的國際博彩旅遊城市。<br/>  穗港澳三地的經緯度相差1度左右;地質、地貌、氣候大致相似。<br/>  從古至今,隨著經濟發展、交往增加,穗港澳三地交通日益發展,特別是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後,發展速度更快,發展規模更大,正逐漸形成現代化、立體化的交通網絡。<br/>  (二)<br/>  據1988年廣州市8區4縣統計,祖籍廣州的港澳同胞有610886人,約占港澳華人總人口的10.4%(1988年港澳人口總數為6055880人、按97%為華人推算出1988年港澳華人總人口為5874204人(資料來源見香港政府年報《香港1989年》及澳門1991年人口普查材料)。),他們在廣州的親屬則有483530人。<br/>  早年的澳門、香港屬漁村性質,居民不多,在行政上分屬廣州府(或廣東省城)屬下香山、新安等縣管轄。葡萄牙侵佔澳門、英國侵佔香港之後,開埠之初,廣州四鄉群眾陸續前往澳門、香港參與開埠工程和各項市政建設。之後,在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廣州市,歷史上有過多次的人口大流動、遷徙,造成港澳人口、勞動力的大量增加或減少。其中由於內地、廣州遭到戰亂、動亂等原因,廣州居民出現多次赴港澳的高潮,數以萬計的廣州人湧入港澳。因此形成廣州市民普遍存在港澳親屬關係。“港澳關係”成為珠江三角洲和廣州人民與港澳同胞親屬關係的代名詞。<br/>  穗港澳三地人民常年不斷往來,探親、求學、就業、開拓工商業,進行文化、教育、學術、藝術交流。儘管三地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給互相交往帶來阻隔,但經過三地人民長期不懈的努力,穗港澳之間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br/>  在經濟方面,歷史上三地是結成一體的。交通運輸直接相連,工商業互設機構(分支機搆)進行活動,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省港澳”這一地域特定名詞概念。“省”指廣東省城(省會),當時稱廣州為“省城”,又稱三地為“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此可見當時三地的關係密切。<br/>  澳門和香港曾是廣州外港,長期承擔轉口港的任務,共同開拓進出口與轉口業務。40年代末與50年代初,香港吸收了內地、廣州大量勞動力、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六七十年代,香港借著世界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之機,大力發展輕工製造業,從而帶動了其他產業的蓬勃發展,迅速發展成為多功能的國際中心城市,這是與廣州旅港同胞的努力分不開的。許多廣州旅港澳同胞在港澳各個行業經營中卓有成效,享有盛譽,對港澳的成功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br/>  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穗港澳經濟合作關係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大量港澳資本引進廣州,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國際信息和營銷渠道,與廣州相對低廉的眾多勞動力和較充裕的廉價土地、廠房相結合,舉辦“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這使廣州經濟和城市現代化建設有很大的發展,也使港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繼續保持低成本競爭優勢,並且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和銷售市場,使廣大港澳工商業投資者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珠江三角洲、廣州已成為港澳工業生產基地和直接腹地,香港則是珠江三角洲、廣州最大的外資投資者、貿易夥伴和海外融資基地。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經濟合作(含穗港澳經濟合作)已發展到唇齒相依、互利互補、榮衰與共、休戚相關的程度。<br/>  進入80年代末,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廣州的經貿關係,從相同產業的垂直互補關係發展到不同產業的水平互補關係。香港主要以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商業、產業信息與珠江三角洲、廣州的高新科技產業、原材料、零部件工業、科技力量、“三高”(高產、高質、高效)農業和國內商業相結合,促進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江三角洲經濟的騰飛。<br/>  在政治方面,穗港澳三地人民在歷史上長期共同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一致,互相支援,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從而鍛煉了三地人民富有革命傳統、深明民族大義、愛國愛鄉、頑強拼搏、刻苦耐勞的精神。和平統一、繁榮昌盛是三地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冀求。<br/>  在文化方面,兩地長期相互交流。穗港澳三地近在咫尺,同根同源,語言文字相通,風俗習慣相同,交流密切。從澳門與香港向廣州傳入了西方的貨物,也傳入了西方的文字、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宗教等,使三地形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對嶺南文化的開放性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廣州素來是華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原文化深厚,因而中西文化兼容的特徵雖不似港澳直接,但其層次較高。三地在交往過程中,共同將西方文化的精粹與特點吸收進來,與原有的優秀文化精華結合,構成穗港澳文化的一個特色,表現在語言、戲劇、繪畫、音樂、曲藝、電影、建築、飲食、服飾、教育等方面,成為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br/>  (三)<br/>  穗港澳關係的發展在不同歷史時期各有特點。<br/>  中華民國前,穗港澳關係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三地人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互相支援,共同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說,穗港澳關係是以共同反帝反殖開始的。同時,三地成了清末改良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活動基地。康有為及其追隨者,孫中山等革命者都得到三地人民有力的支持。<br/>  另一個特點是在對外貿易上唇齒相依。在鴉片戰爭前,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幾乎全是經澳門港口岸轉運到東南亞、日本、非洲、歐洲和美洲各國;外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也是經澳門輸入廣州,然後轉運全國各地;澳門因此成了中國著名的轉口貿易港。鴉片戰爭後,香港逐步取代澳門港的地位。在香港興起初期,其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轉口貿易,而穗港間的貿易在香港的轉口貿易中占了很大份額。這對廣州和香港各自的發展,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br/>  這個時期,穗港澳關係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上,廣州影響著港澳;在引進西方新式教育上,港澳影響著廣州。在西方文化精粹與中國傳統文化匯合的過程中,三地互相交流,互相促進,共同提高。西方文化科技通過澳門和香港消化後傳到廣州,為廣州和內地樂意接受;中國文化藝術也通過澳門、香港吸收後,傳到西方,也易為西方人士接受。<br/>  中華民國時期,穗港澳三地人民在反帝反殖鬥爭中的相互聯繫更為密切,並且在某些時候,有中國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作為後盾,聲勢和作用都比較大。經濟關係也有較大發展。即便是在抗日戰爭年代,廣州、香港相繼淪陷,兩地處在日軍黑暗統治下,經濟上的聯繫也未中斷。抗戰勝利後,穗港澳經濟合作關係迅速恢復與發展。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也陸續得到發展。這個時期文化藝術交流較密切。廣州被日軍佔領造成文化教育界人士大量流入港澳,而共同的抗日救亡活動,更促進了港澳教育事業、文化事業的發展。<br/>  撈國建政以來的穗港澳關係,在內地改革開放以前,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正常發展,但三地的經濟交往仍具有一定的規模。除作為主要內容的對外貿易關係(中國長期以來有1/3外匯通過香港取得)外,廣州還定期向港澳供應價格低廉的鮮活農副產品和一些必要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70年代末,中國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後,穗港澳經濟關係迅速發展。廣州大力發展與港澳的經濟關係,引進港澳資本,從“三來一補”、“三資企業”逐步向多元化發展,近幾年又集中轉向交通、能源、通訊、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上,而且通過港澳引進大財團和跨國公司。廣州企業還積極開拓和擴大國際市場,建立起外向型經濟體系。進入90年代,廣州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科技和第三產業,大規模改善投資環境,朝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宏偉目標前進。香港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線外遷之後,經濟正在轉型,逐步向服務性經濟和增加高新技術、高增值產品轉移。澳門花大氣力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加快經濟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國際經濟中心城市香港和華南經濟中心城市廣州兩個城市為軸心,在更高層次上逐步融合和發展,將會帶動珠江三角洲的大小城市群和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江三角洲的迅速發展,加快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現代化進程,進一步保持港澳的繁榮和穩定。因此,今天三地人民發展經濟關係,已經超越個人謀生、開拓業務、發展本地經濟的意義,而是一種資源優勢的互補,其在經濟上的逐步融合,必然創造出新的整體優勢,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中華民族的經濟實力。<br/>  改革開放以來,三地關係的另一個特點是官員、民間往來大大超過以前,並產生深遠影響。內地改革開放以前,官員接觸甚少,民間往來也受到一些影響。在改革開放以後,官員接觸增加,民間交往包括商務、探親、旅遊、訪問等,其人次之多和規模之大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而且有不斷增加之勢。<br/>  文化科技雙向交流大量增加,也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地文化科技交流的主要內容是文藝和體育交流,而且多是港澳流向廣州。其中富有廣東地方特色的粵劇、廣東音樂和曲藝,以及作為地方體育競技強項的足球、乒乓球、象棋等活動的交流,最引人注目。這種特色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得到進一步發揚,使三地文化交流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隨著廣州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建設的蓬勃發展,三地文化科技的交流合作迅速發展,擴展到科技、學術、娛樂、傳媒等領域。而且,這種交流合作使得廣州通過港澳走向世界,成為一種國際的交流和合作。穗港澳文化交流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三地文化關係,而且擔負起發揚嶺南文化、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了。<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

<p>民政志</p><p>民政工作在廣義上是泛指國家對軍事以外的一切社會事務的管理,在狹義上是指國家對一部分社會事務的行政管理,具有社會性、群眾性、多元性的特點,其歷史源遠流長。史籍記載中國自西周時起,已有行政區域、基層政權、荒政、救濟等民政事務,南宋時開始有“民政”的稱謂。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仿行憲政,改革部制,國家首次設立管理民政事務的民政部。<br/>  廣州在清代是南海、番禺兩縣治地,並為廣東省會和廣州府所在地。當時的民政事務,如保甲、賑災、慈善等,在省布政司和知府衙門的管轄下,主要由兩縣戶房兼管。<br/>  中華民國7年(1918),廣州建市成立市政公所,中華民國10年2月改設市政廳。當時民政事務由市公安局、教育局、衛生局分別兼管。中華民國18年,廣州市政府設社會局兼管救災救濟、慈善事業、團體註冊登記、婚姻喪禮等民政事務。中華民國34年8月,廣州市政府設民政處,後改民政局,統管除社團外全市民政事務。<br/>  廣州早為對外通商口岸,商業發達,外國傳教士滲入較早,加上旅外僑胞眾多,毗鄰香港、澳門,常得海外風氣之先,這對廣州的民政事務產生一定的影響。清代,已有商界等社會人士組辦的慈善團體與職業行幫,外國教會人士組辦的救濟福利機構,思想活躍人士組織的政治團體。中華民國時期,各類社團更大量增加。這些團體、機構的出現,對於災害救濟、社會福利等事業有所促進,如廣州的“九大善堂”和教會福利機構在社會上均有較大的影響。又如,在外來風氣影響下,廣州率先革新殯葬禮俗,較早倡導婚事簡辦、進行婚姻登記等。 <br/>  撈國建政前,廣州的民政管理工作,顯得面窄、量少而乏力。尤以中華民國時期,煙、賭、娼妓氾濫,政府名禁實縱,乞丐、遊民充斥街頭,政府安置不力,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br/>  新中國成立後,廣州市的民政工作,進入嶄新的歷史階段。1949年10月28日撈共廣州市政府誕生後,先後設立市、區(縣)民政機構及基層工作網,逐步發展健全。民政工作在不同時期調整業務的側重點,民政工作的內涵不斷豐富。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務有基層政權建設、優撫退役安置、救災救濟、社會福利、殯葬改革、婚姻登記管理、社團登記管理、收容遣送、行政區劃等20多項。改革開放後,加強法制化、制度化、社會化建設,其工作內容可以概括為政權建設的一部分,社會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br/>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民政工作圍繞建立人民政權、穩定社會秩序的中心任務而開展。其中主管接管區舊政權,配合建立區以下人民政權,把基層政權、社會組織掌握在人民手裏;辦理社團登記並接管改辦舊有慈善、救濟團體,使之納入『社會主義』軌道;開展支前等擁軍優屬工作,褒揚烈士和撫恤傷殘軍人及犧牲、病故人員家屬,安置復員轉業和傷殘軍人,鼓舞士氣,建設國防;開展救災救濟工作,依靠群眾,組織生產自救,輔以政府必要的救濟,幫助災民度荒,恢復發展生產;幫助城市貧民、農村貧困戶逐步解決溫飽,擺脫貧困,並安置無依靠的孤老殘幼,安定民生;進行大規模的收容遣送工作,使流浪者重返家園,維護社會治安;貫徹執行婚姻法,配合禁煙禁毒,組織遊民娼妓改造,培育社會新風尚。 <br/>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廣州市民政部門先後完成接管、支前、禁煙禁毒、遊民改造和娼妓改造等歷史任務,歸口移交民族事務、幹部獎懲、托兒等業務,調整基層政權建設等具體工作內容。同時,加強優撫、退役安置、救災救濟、收容遣送、社會福利和接辦殯葬管理等業務建設。其中優撫和退役安置工作,分別貫徹“群眾優待與國家撫恤相結合”和“熱情接待、妥善安置”的方針,設置市老區建設和安置工作的領導機構,建立各項管理制度,開展擁軍優屬活動,妥善安置大批復員、退伍、傷殘軍人,逐步提高優撫對象的生活水平。救災救濟工作全面貫徹“生產自救,群眾互助,輔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濟”的方針,並增加依靠集體、依靠基層的做法。在農村隨著農業合作化,增強抗災、自救能力,對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者實行“五保”*(*五保:保食、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在城市發展自救性生產和殘疾人生產,逐步減少了救濟對象。社會福利工作中,以自救性、收容安置、殘疾人生產為基礎,通過整頓、提高,並設立民政工業公司統一管理,形成了社會福利生產體系;通過改善孤老殘幼福利單位設施和生活條件,將原善堂醫療業務並組診所,舉辦敬老院,設置市盲聾啞人工作機構開展盲聾啞人福利事業等,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殯葬工作重點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和移風易俗,設立殯葬管理所和殯葬服務公司統一管理,加強服務。收容遣送工作轉以自流、外流人員為主要對象,裁併收容機構,設立收容遣送中轉站和“四邊”(邊勞動、邊教育、邊審查、邊遣送)農場,配合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支援農業生產。 <br/>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市民政工作受到干擾,但與人民群眾有密切關係的主要民政業務仍持續進行。<br/>  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後,廣州市民政工作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指導下,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步伐,各項民政工作有所創新,有所發展。<br/>  基層政權建設方面,配合完成了政社分設和撤區建鎮工作,並加強城鎮居民和農村村民委員會的建設,適應了城鄉經濟建設的發展需要。 <br/>  社會保障方面,優撫工作在全國率先實施對城鎮義務兵家屬普遍優待辦法,配合開展“雙擁”(擁軍優屬,擁政愛民),軍民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編纂出版《烈士英名錄》、《英烈傳》等書籍,教育後人。複退安置工作開展軍地兩用人才開發,對退伍軍人實行雙向選擇安置;接收安置軍隊離退休幹部,市、區、縣分別設幹休所進行妥善安置。社會福利工作,按照“社會福利社會辦”原則,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舉辦社會福利生產和社會福利事業,在農村配合開展扶持貧困戶和扶持烈軍屬、退伍軍人發展生產,勤勞致富;在城市發展社會福利生產,分別由市民政部門直屬企業和區、街網點兩大系統管理,促使適應市場經濟,擴大殘疾人就業面,提高職工工資福利水平。社會福利事業逐步形成以市辦的為窗口,區、縣辦的為骨幹,街、鎮辦的為主體,民辦的作補充,家庭自我保障為基礎的新格局,由救濟型向福利型轉變,從單純供養向供養與康復相結合方向發展。成立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加強和發展殘疾人事業。第七個五年計劃期末,社會福利院床位發展到3566張,比“六五”同期增長55.6%,城鄉社會福利企業總產值39.5萬元,比“六五”同期增長23.4%。<br/>  社會行政管理方面,加強了婚姻登記工作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健全涉外婚姻的登記、管理和服務工作制度;殯葬工作探索改革新路子,在全國率先倡導骨灰撒向大海、骨灰入土植紀念樹,完善殯葬服務“一條龍”措施;辦理社團登記,依法管理,更好地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br/>  同時,發展民政經濟,成立廣州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廣州市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和設立廣州市民政開發公司等,通過多種途徑籌集資金,支持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廣州市民政事業費平均以每年18.65%的速度增長,社會有獎募捐已籌集資金1574萬元。為民政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br/>  進入90年代,廣州市民政工作將加大改革力度,爭創新優勢,步上新臺階。其10年發展規劃的指導方針是:把民政工作納入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堅持民政事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相適應;堅持民政事業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會發展方向;積極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為國為民分憂解愁;注重社會和經濟效益,增強自我提高和發展的能力。發展的戰略目標是:農村基層政權的管理職能和服務功能普遍加強,村(居)民委員會成為職能健全、依法自治的基層群眾組織;在農村,在不同經濟發展地區建立起不同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城市建立起以社區服務為重點的多層次、多功能的具有一定社會化程度的社會福利體系;完善國家、社會、群眾三結合的擁軍優屬體制,優撫對象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退伍軍人和軍隊離退休幹部安置制度;社會行政管理形成法律配套、依法管理的新格局。<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

<p>外事志</p><p>自秦漢起,廣州就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重要門戶。秦始皇統一嶺南後,作為南海郡郡治的番禺(即今廣州),便與南海諸國有頻繁的交往。兩晉六朝時期,已有外國僧人來廣州傳教。以後,外國貢使、商賈、僧人來往廣州日益頻繁。鴉片戰爭後的100多年間,中國深受列強的侵略和淩辱。其時,廣州對外交往交涉錯綜複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br/>  1949年,撈國成立後,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中國政府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廣州在解放後不久,便消除了外國在穗的殘餘敵對勢力。接著便開展並不斷發展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和合作。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進一步敞開大門,走向世界,開創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對外交往新局面。 <br/>  一<br/>  漢武帝平南越後,利用番禺的地理位置,開闢了一條由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商路,即派使者沿著這條商路帶領艦隊出使東南亞和南亞諸國。大秦(羅馬)從公元2世紀初(漢和帝后期),不斷駛船越過印度洋進入南海,到達撣國(今緬甸)。而當撣國國王雍由遣使來漢“朝貢”時就帶來大秦國的幻人(魔術師)。此後,羅馬人就于東漢延熹九年(166)遣使直接航行到中國番禺(廣州)。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從此通過海路直接溝通起來了。這標誌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東西“海上絲綢之路”的最終形成。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偉大壯舉。對於“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州來說,是對外交往的里程碑。漢代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來往的官方使團,一年之中有十幾次。各國國王或遣使以其珍貴的特產陸續向漢帝國貢獻。漢桓帝時安息國(今伊朗)的太子也到廣州訪問,受到熱情接待。 <br/>  西晉初,“大秦國奉獻珍寶來經於(廣)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東晉末,獅子國使臣經10年跋涉首航廣州,其所獻玉佛像在建康供奉了近百年。<br/>  隨著海上商路的開闢,外國僧人開始涉足廣州。自東漢建和元年(147)第一個佛教翻譯家安世高到廣州後,外國僧人來廣州傳教、譯經及建寺廟的,絡繹不絕。<br/>  六朝時期,廣州對外交往已相當興旺,通過廣州來中國朝貢通商的國家大為增加。可考的有大秦、天竺(即印度)、獅子(今斯里蘭卡)、?賓(今克什米爾)、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等15個。當時的廣州“眾夷雜處,萬商雲集”,“舟舶繼路,商使交屬”,“久停廣州往來求利”,部分商人定居廣州成為早期僑民。六朝時外國僧人來廣州尤盛於前,影響較大的有求那羅跋陀、求那跋摩(功德鎧)、求那跋陀羅(功德賢)、曇摩伽耶舍、僧伽跋陀羅、達摩菩提、智藥三藏、波羅米陀(真諦)等。中國高僧智嚴、曇無竭、道善等也前往印度取經。<br/>  隋代,朝廷在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建南海神廟祭祀南海神,體現了朝廷對航海事業的重視。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國(今馬來西亞境內),引來南洋十幾個國家“蠻夷朝貢者”接踵而至。由於對外交往的需要,隋代廣州已設有“緣邊交市置”、“南蠻使者”,掌管外貿及諸番關係。<br/>  唐代海外諸國到廣州“朝貢”貿易更盛,“每歲有昆侖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廣州是唐代惟一設置市舶使的城市,為整個帝國總管邦交外貿,在對外關係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當時外國人稱長安為摩訶支那(梵文Mahacina),意即大中國;而稱廣州為支那(梵文Cina),意即中國。廣州人口結構具有明顯的國際化特點。為加強管理,朝廷在廣州設“蕃坊”安置外僑。外國諸教名僧雲集廣州,盛況空前。“法流十道”、“寺滿百城”。<br/>  兩宋時期,各國遣使來廣州向中國“朝貢”有159國次。中國政府委託廣州地方官依據各國攜來的“貢品”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相應的回賜。宋王朝也不斷派遣使節出使海外國家。宋朝政府繼唐在廣州設置“蕃坊”,估計當時外國人與漢人在這裏雜居者達數萬家之多。<br/>  元代有人員來廣州“朝貢”、旅遊的國家和地區又遠遠超越宋代,據《南海志》一書所載,大德年間(1297~1307)與廣州有來往的國家和地區達141個,占元代全國“涉及國家和地區二百二十餘個”的60%有多。元代政府也重視派遣地方官員出訪,“詔諭諸蕃”前來貿易。在元朝使節的感召下,很多國家紛至遝來,有十幾個國家還與元朝建立了外交關係。元繼市舶制在廣州設“市舶提舉司”,辦理對外事宜。<br/>  明代實行海禁,但官方朝貢照常進行。廣州與海外諸國的交往以“朝貢”為主。朝廷在廣州設有120多間的“懷遠驛”接待外國商使。市舶制機構沿襲元制稱“市舶提舉司”,曾廢,後複。據不完全統計,在海禁最嚴時期,暹羅來朝貢的達35次,平均每年一次多。明末,西歐各國的封建主、騎士、教士和航海家以及各個階層人士,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遠涉重洋,到廣州這個富麗繁榮、極具誘惑力的地方來尋求黃金,圓其“黃金夢”。葡萄牙一馬當先,先後組織以阿爾瓦雷斯(Jeorge Alvares)為代表的“官方代表團”和以安德烈(Fernao Peres de Andrade)為總指揮,由9艘船舶組成的“皇帝艦隊”,未經同意即駕大舶突至廣州,要求“朝貢”,被拒之屯門外。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強盛的殖中華民國家接踵而至,他們的耶穌傳教士也打著“使中國人民承認和崇拜真神上帝”的旗號,到廣州來活動。<br/>  清代,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向全球擴展,實現了廣州與世界的海上運輸大循環。廣州成為中國惟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東西方交往的中心。清政府對廣州實行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br/>  清初在實行海禁的28年間,清政府與外國的往來主要還是沿襲明代的朝貢貿易。為管理日趨興旺的中外貿易,處理與此有關的各種交涉和交往,清政府在廣州設立粵海關,建立洋行制度。開海貿易後,粵海關便成為全國惟一的海關。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全部貿易都雲集在廣州。這一時期,長達156年之久,廣州以其得天獨厚的地位,處於對外交往高度發展的黃金時代。 <br/>  鴉片戰爭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英國的馬禮遜(Robert Marrison)、皮爾遜(Aexander Person)、羅克哈忒(Wiuiam Lockhand),美國的阿拜爾及碑治文(Reve C.Bridgman)、伯駕(Parker Peter),先後到廣州傳教、辦學、行醫。廣州得西方風氣之先,出現了中國最早一批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頻繁的對外交往,造就廣州輩出的外事名人。<br/>  二<br/>  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期內,廣州仍是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口岸,清朝政府指定廣州的官員辦理外交。其後外國侵略勢力迫使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與之交往,而中外貿易的中心則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由廣州轉移到上海,廣州在中外關係中的地位也逐漸下降。儘管如此,廣州作為重要的開放口岸,仍在中外交往與衝突中佔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廣州的對外事務繁多,涉及面廣,常與整個中外關係的格局聯繫在一起。在反抗西方國家的侵略,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尊嚴,實行對外開放、溝通中外經濟文化關係等方面,廣州對近代中國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br/>  鴉片戰爭前,若干西方國家已開始任命管理該國在廣州商務的領事官員,但清政府對其地位不予承認。鴉片戰爭後,根據中外條約,外國陸續在廣州設立正式的領事機構。清朝時期,在廣州設立領事的國家近20個,中華民國時期則超過20個。其中不少國家如英、美、俄、法、德、日等國的領事機構,依恃不平等條約,維護他們的侵略權益,干預中國司法行政,成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穗勢力的代表。<br/>  與西方各國積極在廣州設立領事機構相比,如全國其他口岸一樣,在廣州市設立正式的地方對外交涉機構的過程顯得非常緩慢。清朝直到宣統年間才在各省設置交涉使司作為正式外事機構,在此之前,廣州的督撫大員親理對外事務,地方官員襄助其事,而一些專門的外事機構只是他們的私人咨詢和辦事班子。中華民國年間,中央政府統攬外交大權,鑒於廣州在中外關係中的突出地位,先後在廣州設置中央外交派出機構。中華民國17年(1928)南北統一之前,廣州政權經常與北洋軍閥政權相對抗,在外交上也獨自設置一些機構。日軍侵佔廣州時期,汪偽政權仿照國民政府的做法,在廣州設置偽外交派出機構。<br/>  廣州是兩次鴉片戰爭的發生地,是這一時期中外關係、中外矛盾交織衝突之所在。在這裏發生的兩次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廣州人民在戰爭期間英勇抗擊侵略者,在戰爭之後同樣堅決地抵制西方勢力的滲透。在近代,廣州及廣東沿海人民對西方殖民者掠賣華工這一罪惡行徑進行了一系列的交涉,並開展了著名的抵制美貨運動。由於外國侵略勢力蔑視中國政府,淩辱廣州人民,有關交涉案件也經常發生。中華民國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權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中華民國14年英、法、葡軍警屠殺廣州人民的“沙基慘案”,引發了廣州人民大規模的反帝抗暴鬥爭。中華民國時期廣州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是日軍侵佔廣州,肆意屠殺民眾,淫虐劫掠無惡不作。廣州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日鬥爭,戰後對蹂躪廣州等地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中華中華民國幾十年歷史中,廣州同樣是中外交往和發生交涉較為頻繁的中心城市。 <br/>  隨著中外交通和貿易的發展,為逃避舊社會反動統治的壓迫和剝削,加上西方殖民者掠買華工出洋,在廣州出現了多次移民海外的浪潮,廣州人的足跡遍佈世界各地,並定居下來,成為華僑、華人。據統計,原籍廣州的華僑、華人分佈在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數達100多萬人。廣大華僑、華人素有愛國愛家鄉的傳統,對祖國和家鄉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為居住國的建設添磚加瓦,為中外在各方面的交流起了橋樑作用。<br/>  廣州與港英、澳葡的關係及有關交涉構成廣州外事中富有特色的內容。港、澳是中國領土,被租占前隸屬廣州府,近代為外國侵佔,但與廣州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異常緊密。兩地人民身處外國統治之下,但富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在反抗外國壓迫的過程中得到廣州人民的聲援和支持;同時,他們也對廣州、對祖國內地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予以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質上的幫助。從清末到中華民國,這種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的關係得到不斷的鞏固和加強,在政治上最為典型的事例是中華民國14年至中華民國15年(1925~1926)的省港大罷工。香港、澳門人民一致支持廣州和全國抗日戰爭的動人事蹟,更是中華民族史上悲壯絢爛的一頁。穗港、穗澳人民長期保持密切的血肉相連的民間交往,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密不可分,同時,三地官方的往來,自清末至中華民國也呈現出日漸增多的趨勢,所發生的一些交涉事件,由三方官方機構處理。穗港、穗澳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中英和中葡關係。<br/>  近代帝國主義對廣州的侵略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們劫奪廣州地方政權,先後在廣州建立了英法聯軍委員會和日偽政權,在廣州駐紮軍隊,形成了外國在穗的強大殖民勢力。這種勢力以沙面租界為中心。英國、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迫使清政府將沙面劃為租界,這片面積為330畝的小島,在英法及其他國家的經營下成為南國大地上一個特殊的“國中之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沙面租界才由中國政府收回。以英、美、法、俄、日等國為首的外國勢力還長期把持廣州海關,控制廣州的外貿、金融、交通、航運業,把持著廣州的經濟命脈。天主教、新教等西方宗教勢力,經過長期的發展、滲透,進入了廣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在教育、醫療、新聞出版等方面,西方各國也在廣州建立了一些機構。 <br/>  近代廣州的外事,是整個中外關係史的縮影和典型,也是影響廣州近代史的一個不容忽視、具有特殊意義的重要因素。<br/>  三<br/>  新中國一告成立,就在當時國際上兩大陣營的鬥爭中,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力量方面,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從新中國誕生起,廣州人民便不斷地開展民眾對外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敵視和侵略,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救國的正義鬥爭,抗美援朝以及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鬥爭,對保衛國家的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隨著中國與外國友好關係的發展,到廣州參觀訪問的外賓逐年增加,50年代初應撈共中央、國務院和各部門邀請來廣州的外賓平均每年1000人次左右,到50年代後期、60年代前期,平均每年4000人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地的對外交往遭到破壞,廣州也不例外,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到廣州訪問的外賓,尤其是國賓,仍然是絡繹不絕。從1966~1975年,每年都有兩批至3批外國首腦代表團訪問廣州,主要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br/>  新中國自誕生之日起,就決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廣州這個歷經2000多年不衰的重要口岸城市,撈國建政後迅即開展對外經濟交往,對外貿易出口值和利用外資金額均居內地各省市前列。從1957年開始,國家決定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世界各國和各地區數以萬計的商人和各類代表團雲集廣州,從1957年春至1990年秋共舉辦68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22萬人次參會。 <br/>  撈國撈國建政初期,一般地方政府沒有專職的外事機構,只在省、市黨委設有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承辦中央交辦的涉外事務。廣州以其特殊環境,解放後在國家對外交往中發揮著通道作用,外事接待任務比較繁重,成立了專職的外事機構——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外僑事務處,管理省市涉外工作。以後隨著外事任務的不斷變化,外事機構也不斷健全。民間對外友好團體也應運而生。1949年12月,成立了第一個對外友好團體——中蘇友好協會廣州分會。1956年成立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廣州分會(後為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廣州分會),開展了更為廣泛的民間對外交往活動。 <br/>  解放後3年內,便關閉了各國駐廣州的舊領事機構,清除了外國在穗的殘餘勢力,“把房子打掃乾淨”。1950年起,蘇聯、越南、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等與中國新建交的國家根據相互的協定,先後在廣州設立或籌建領事機構。他們的人員除開展各自的領事業務關係外,與廣東省、廣州市官方負責人有著較頻繁的交往。<br/>  四<br/>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對外開放的決策。廣州市是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充分利用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開創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對外交往的新局面,讓廣州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廣州。<br/>  對外開放以來,由於交往的國家和領域不斷擴大,應邀來廣州訪問的各國各界朋友迅速增加,最高年份達3萬人次,其中外國元首、副總理以上級別的高級代表團每年在50批~60批之間。廣州與港澳官方和民間往來更加頻繁,雙方行政管理部門和業務部門之間的合作也逐年增加,到80年代後期,每屆廣交會均接待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達3萬人次。出訪團組逐年增加,出訪地遍及五大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體育、衛生和科技方面的廣泛和實質性的交流。<br/>  1979~1989年,廣州市先後與日本的福岡、美國的洛杉磯、菲律賓的馬尼拉、加拿大的溫哥華、澳大利亞的悉尼、意大利的巴裏、法國的里昂、德國的萊因河畔法蘭克福、新西蘭的奧克蘭等9個國家的9個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係。廣州市的港口、商貿集團、醫院、學校、電視臺、圖書館等單位也相應與外國的對口單位建立了友好協作關係。廣州市與上述這些友好城市和友好單位的交往,形成了層次高、規模大、形式新、效益好的空前活躍局面,並已逐步轉向以經貿合作為重點的實質性交流,成為廣州市擴大對外開放和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樑。<br/>  在對外開放中,廣州市政府憑藉國家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充分發揮廣州毗鄰港澳、海外華僑眾多的優勢,制定了以外經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扶持外貿發展的措施。接著提出了“發展港澳、主攻歐美、面向全球”的宏偉目標,並著手在歐美和港澳地區組建境外的貿易機構,編織一個以廣州為基地、以港澳為紐帶、以美國紐約和德國漢堡為橋頭堡的放射型市場架構,把技術、產品、資金和勞務“打出去”,到境外辦企業和對外承包工程,以此實施對外經濟援助。<br/>  80年代初,廣州市各外貿專業公司都在香港建立了貿易機構,同時在漢堡和紐約設立了世界貿易中心廣州分部。到80年代後期,在境外各種類型的公司超過100家,除港澳地區外,還分佈在美、加、德、比利時、荷蘭、澳大利亞、毛里求斯、泰國、巴基斯坦等10多個國家,在北美、南美、西歐、東歐、大洋洲、東南亞等地均建立了貿易機構及生產廠。後來又在國外重點國家和重點城市建立“廣州商貿中心”。廣州出口商品市場已擴大到五大洲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開放以來,外貿出口商品總值以遞增22.33%的增長速度居全國大城市前列和計劃單列城市的第一位。勞務輸出已達1萬多人次,輸向3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際承包工程進展順利,已在加納、厄瓜多爾、斐濟、斯里蘭卡、伊朗等國家及港澳地區承建了10多個工程項目和經援項目,帶動了勞務、物資和機電設備的出口。<br/>  參照國際間投資活動的慣例,結合廣州的實際情況,廣州市採取多形式、多層次的做法,通過開展經常性的聯誼、懇談、節慶活動和到港澳、國外舉辦洽談會、展銷會等辦法,介紹廣州的投資環境,進行招商宣傳,市領導親力親為,凡有重點客商來訪均出面接見,介紹廣州的投資環境,為外商投資牽線搭橋。<br/>  到1991年年底,來廣州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達30多個,簽訂的利用外資項目共1.52萬項,合同規定客方投資額45.85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9.96億美元。已登記註冊的外商投資企業達1985家,註冊資本28.44億美元,在全國大城市中居於領先地位。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1.87億美元。世界上有27家銀行在廣州設立了辦事處。中國銀行廣州分行、珠江分行與世界155個國家和地區的1447家銀行、4000多個機構建立了業務聯繫。1985~1988年,廣州市各單位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引進港澳和外國專家3500多人。<br/>  在廣泛的對外交往中,湧現了大批對廣州市的建設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友人。為表彰他們的事蹟,廣州市政府授予3批7位有功外國人士“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和為有突出成績的外國專家頒發“撈共廣州市政府獎狀”。<br/>  實行開放政策以後,廣州市因公出國人員和外國來穗人員大量增加,為此,撈共廣州市政府外事辦公室於1988年10月起受權頒發廣州市臨時因公出國(境)人員的護照和出境證明,申辦外國簽證,負責審結廣州市各單位申請外國人來華簽證事項。<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

<p>人事志</p><p>清代的封建王朝實行中央集權制,對官員的管理建立了與集權制相適應的人事制度,除中央設吏部外,各級地方政府均未設立專門的官吏管理機構。當時因權力高度集中,一切有關地方主要官員的遷調、任免、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均報朝廷集中辦理。清代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是科舉考試,此外,還有特簡、蔭敘、考職、捐納等渠道。清朝對官吏還實行考核制度和俸銀、祿米及退休制度。<br/>  中華民國初期,廣州市政府尚未設立專門的人事機構,有關人事工作由總務科辦理。中華民國18年(1929)8月,市政府在秘書科下設立人事股,其工作僅限於職員簽到、請假登記和任免狀轉發。中華民國34年12月,廣州市依據國民政府頒發的《人事管理條例》成立市政府人事室。人事室受上級銓敘機關的指揮監督,並承市長之命綜合管理市政府所屬機關工作人員的銓敘、考核、給恤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同時管理市政府所屬各單位的人事機構,職權有所擴展。<br/>  中華民國時期廢除了封建專制下的官吏制度,基本建立了較科學的人事管理制度。中央政府頒佈了一系列建立和完善公務員制度的法律法規,廣州市政府依照有關法規,也相應制定了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任免、遷調、考績等辦法。但因政治腐敗、政局動盪,實際上,這些人事管理的法律、法規及條例未能貫徹執行,人事部門的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發揮。 <br/>  新中國的人事制度,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基本確立。廣州自1949年10月解放至今,人事工作的發展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br/>  第一個階段是從撈國建政後至“文化大革命”前。這是廣州市人事機構逐步建立、人事管理體制逐步形成、人事工作在曲折中發展的階段。<br/>  1949年10月撈共廣州市政府成立,下設市人民政府人事處。隨後,政府各部門也相應建立了人事管理機構。人事部門在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負責市政府系統各單位工作人員的調配、教育培訓和管理等工作。1953年10月,市委分戰線領導,市政府黨組撤銷,市政府人事局劃歸組織戰線。此後,市政府的人事工作機構和人事幹部力量,幾經變動而有所削弱,人事管理的正常工作也受到一定影響。<br/>  1964年1月,廣州市根據撈共中央“在加強黨委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同時,也應相應地加強國家機關人事部門”的指示,成立廣州市人事局。由此,政府的人事工作得到加強,人事業務不斷拓展。根據這一時期中心工作的需要,廣州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幹部的吸收錄用、調配、任免、獎勵、懲戒、考核、培訓、工資福利、退職退休以及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大中專畢業生分配等規章制度,並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適應計劃經濟體制需要的人事管理體制,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廣州市這一階段的人事工作也受到“左”的思想干擾,如選拔錄用幹部標準片面強調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幹部培訓偏重政治理論忽視文化知識和業務能力等。<br/>  第二個階段即“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是廣州市人事工作遭到嚴重破壞的階段。<br/>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廣州市各級人事機構大多被砸爛、撤銷,人事管理體制混亂,人事幹部下放改行,人事工作基本處於停滯和癱瘓狀態。1968年,市革委會政工組設立組織辦,只負責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少量的幹部調動和幹部的福利工作。1973年,市委組織部恢復成立,設立幹部二處和四處,承擔原市人事局的部分職能。但人事業務工作仍未能完全開展。<br/>  第三個階段是從1978年12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1990年年底。這是廣州市人事管理機構逐漸恢復並不斷得到加強、各項人事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的階段,也是撈國建政以來人事工作發展較平穩、迅速,取得豐碩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貢獻較大的階段。<br/>  1980年3月,廣州市人事局恢復成立。此後,廣州市人事部門大力加強自身建設,各級各部門人事機構相繼建立,人事幹部隊伍日益壯大,素質不斷提高,人事工作業務範圍不斷擴大。在市委、市政府及上級人事部門的領導下,廣州市人事部門堅決貫徹執行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為經濟建設服務,為改革開放服務,為基層服務,為促進廣州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br/>  第一,改革幹部選拔錄用制度,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做好幹部的任免、獎懲工作,為廣州市幹部隊伍注入生機與活力。1981年,市恢復考試錄用幹部方法,從城鎮待業高中畢業生和在職職工中招考選拔幹部。1983年,市全面實行“公開招考擇優錄用”的幹部選拔制度。1984年,為解決自學成才人員的錄用問題,市人事局制定了《吸收錄用幹部問題的若干規定》。據此,廣州市選拔錄用了一批自學成才的國家幹部,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1990年,為解決市機關幹部年齡老化、結構不合理、補充人員渠道不暢等問題,市人事局按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原則,採取統一推薦、統一考核、統一命題、統一考試和麵試的辦法,從市部分企事業單位選拔優秀青年充實到各機關。這一重大舉措,受到國家人事部錄用司和省人事局的高度稱讚。11年來,人事部門為廣州市各行業選拔錄用幹部74196名。依法任免市管幹部1212人次。全市有1萬多人次先後獲得“六種”獎勵,其中,1990年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長鐘南山、廣州粵劇團藝術總指揮紅線女和廣州博物館名譽館長麥英豪同志被省政府授予通令嘉獎,這是廣東省當時授予的最高行政獎勵。<br/>  第二,搞好幹部調配工作,多渠道、多途徑培訓幹部,壯大幹部隊伍力量,提高幹部隊伍素質。1980年以來,廣州市共接收高校畢業生27520人,軍轉幹部7215人,從外地調進幹部19845人,其中部隊隨軍家屬2050人,緩解了幹部特別是專業技術幹部數量不足的矛盾,改善了幹部隊伍結構。同時,解決了7938名幹部的夫妻分居問題,消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1987年,為適應外向型經濟發展需要,組織了廣州市外向型企業管理人才赴港實習培訓,探索出一條外派培訓的新路子。同年9月,設立“廣州市外向型企業管理人員赴港實習培訓專員”,這在國內尚屬首創。爾後,外派培訓業務不斷發展,培訓地域發展到組團赴美國、日本、西歐等地,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受到市領導和上級人事部門的讚揚。1987年以來,通過國務院引進辦審批的廣州市外派實習培訓達1500多人次。1988年,廣州市人才培訓中心——北秀大廈落成。從此,市人事局有了自己的幹部培訓基地,幹部培訓工作全方位展開,先後舉辦了大學畢業生及軍轉幹部崗前培訓、人事幹部崗位培訓、外向型人才培訓、廠長經理培訓,以及工資業務培訓、外語培訓等。同年,市人事部門開始承擔社會科學專業技術人員的繼續教育工作。11年來,市人事部門通過各種途徑教育培訓幹部及專業技術人員10多萬人次。<br/>  第三,大力開展人才交流和引進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廣州市人才交流工作起步較早,走在全省乃至全國前列。1984年,廣州市人事局成立市人才交流服務中心,隨後,市屬各區、縣人才交流中心相繼成立。接著,廣州市在省內率先建立了“社會人才資源庫”、“人才智力銀行”,成立外資企業人才服務中心。同時,市人事局還為區街、鄉鎮企業推薦“星期六工程師”,開展人才智力下鄉活動,對此,市委書記謝非稱讚:“人事部門積極支持鄉鎮企業解決人才不足的做法很好。”1987年9月,在全國人才智力支援鄉鎮企業經驗交流會上,廣州市作為先進代表發言並獲一致好評。另外,廣州市還制定了《廣州市人才流動暫行規定》等條例,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這樣,改變了過去那種單一的行政指令性幹部調配制度,實行以計劃為主,人才交流、社會調節為輔的雙軌幹部流動制度。<br/>  改革開放之初,廣州市各類人才奇缺,1980年全市專業技術幹部僅有6萬多人,人才密度為6.5%。為此,市人事部門採取各種靈活措施和特殊政策,大力引進各類人才,至1990年,全市專業技術幹部總數達16萬多人,10年增添10萬人才,人才密度超過16%,人才數量從全國十大城市的第九位躍居到第四位。為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工作積極性,至1990年,廣州市為9858戶專業技術幹部和教師解決家屬“農轉非”3.18萬名,為20.6萬專業技術人員評定了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市人事部門在積極引進國內人才的同時,也努力開闢引進國外智力新途徑。1984年,市人事局抓住機遇,向市委、市政府提出由人事部門管理引進國外智力的建議,並得到市領導支持。由人事部門負責引進國外智力工作,開國內先河。從此,廣州市引進國外智力的路子越走越寬,渠道越來越暢通。1989年6月,在全國引進國外智力成果展覽會上,國家引進辦特為廣州市開闢了“廣州廳”,全市8個系統72個單位105個項目參加展覽,受到中央領導的好評。<br/>  第四,努力改善幹部的工資福利待遇,做好幹部的退休、離休工作,積極為廣大幹部辦實事、辦好事。 自市人事局恢復成立以來,人事部門堅決貫徹執行國家及省、市的有關工資政策,逐步提高廣大職工的生活水平,廣州市在1981年、1982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先後進行了5次工資調整。1985年,按照國家的統一規定,改革了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廢除了等級工資制,實行以職務工資為主的結構工資制,初步建立起能較好地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新工資制度。至1990年,為機關事業單位調整工資達59萬人次,市屬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人均每月工資達273.14元,比1980年的90.78元增長了兩倍多。為使符合退休條件的幹部及時退下來,實現幹部隊伍的新陳代謝,11年來,廣州市共為4萬多名幹部辦理了退休手續。至1990年,廣州市有退休幹部49506人。市人事局主管的廣州市第一、第二幼兒園和廣州市幹部療養院3個福利性單位也在改革中穩步發展。市一、二幼雙雙被評為市一類一級幼兒園,並且多次被評為“六好”園所。從1984年起,廣州市幹部療養院努力探索多功能辦院的新路子,現已發展成為療養康復、度假、旅遊三位一體的幹部療養基地。<br/>  第五,加強人事部門的自身建設,為各項人事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組織保證。人事工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這要求人事幹部具有較好的政治素質和較高的文化、專業水平。歷年來,市各級人事部門除嚴格選用幹部外,同時大力加強自身建設。1981年,市人事局舉辦了首期人事幹部培訓班,1982年,設立專門的人事幹部培訓機構和培訓中心,1987年,開始有計劃地對人事幹部進行專業(崗位)培訓和學歷培訓。市人事局還先後舉辦了3次專題講座,培訓基層人事幹部4000多名。另外,人事部門十分重視勤政廉政建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努力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想方設法為基層服務、為群眾服務。同時,廣州市人事部門重視人事信息化建設。自1984年起,市人事局開始籌建“廣州市人事信息管理系統”,1988年,廣州市人事信息管理系統建成,共錄入27萬名幹部的信息資料,該系統在全國人事部門處於領先地位。此外,在簡政放權、企事業單位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6

<p>檔案志</p><p>廣州的檔案工作歷史悠久,古代根據檔案記載編史修志,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br/>  宋代,各州、縣普遍設有收貯文書檔案的架閣庫。據文獻記載,明清兩朝廣州府衙署設有架閣庫,檔案工作的記載,也散見於史籍中。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出現了外文檔案、電報檔案和科技檔案。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攻佔廣州城,各衙門檔案被劫一空,有的至今流落海外。<br/>  中華民國時期,廣州市的政府機關和銀行等企業、事業單位設置了檔案工作。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文書檔案改革運動(中華民國16年(1927),國民政府的文書運轉和檔案管理與行政效能的需要不相適應,公文手續繁瑣,運轉遲緩,檔案由卷閥把持,管理紊亂。為提高行政效率,以內政部次長甘乃光為首的一批政府人士積極倡導行政效率運動。文書檔案改革運動是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推動下有了較大發展。日軍侵佔廣州時,廣州市政府及企業事業單位的檔案損毀極多。<br/>  廣州市的檔案事業,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廣州淪陷初期,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文書工作尚無健全制度,機關文件管理普遍較亂,積壓文件材料甚多,以至影響查閱和使用。1955年3月,撈共廣州市委辦公廳召開全市黨委機關第一次檔案工作會議,傳達黨的第一次全國檔案工作會議精神,制定並通過了《撈共廣州市各級機關檔案工作暫行細則》和《撈共廣州市各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暫行細則》,開始了檔案工作的制度建設。1957年2月,全市政府系統(包括企業)第一次檔案工作會議後,推行文書處理部門立卷的做法。1958年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在“全黨辦檔案,全民辦檔案”的口號下,廣州市發動幹部群眾,突擊清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未經整理立卷歸檔的文件材料,對檔案工作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受“大收、大編、大寫、大用”和“檔案萬物化”的影響,檔案的收集和參考資料的編寫曾偏離了檔案工作軌道,超出正常的檔案工作範圍,但很快得到糾正。1959年年底,基本結束了大規模的清理積存文件材料工作,扭轉了檔案文件管理混亂的局面,並普遍成立了機關檔案室,從而形成了廣州市檔案事業的基礎。<br/>  1959年,全國實行黨政檔案工作統一管理,確立了檔案工作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體制,廣州市檔案管理局、廣州市檔案館及各區縣檔案科、館相繼成立,標誌著廣州市檔案工作進入發展新階段。此後幾年間,檔案事業管理的範圍由市級黨政機關向企事業單位、區(縣)級機關、街道和農村人民公社擴展,管理的對象由文書檔案發展到科技檔案,管理人員逐漸增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健全。這一時期,還大規模地開展城市建設檔案工作,基本改變了過去基建檔案工作落後及管理分散淩亂的狀況,使之更好地為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服務。但是,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檔案工作備受影響,業務建設處於停頓狀態。在精簡機構中,檔案人員編制壓縮,有的區(縣)撤銷了檔案科,只保留檔案館,個別檔案館甚至也被撤銷了。由於檔案業務人員缺乏,許多機關又重新出現文件材料大量積壓的現象。同時,由於物質條件的制約,無論是市、區(縣)檔案館還是檔案室,檔案保管條件普遍較差,準備動工興建的市檔案館大樓停建。此外,這時期生產的用於印製文件材料的紙張質量普遍下降,影響檔案文件壽命,增加了檔案保護工作的難度。<br/>  “文化大革命”中,檔案工作被誣衊執行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檔案人員被誣為“舊人員”,全市90%以上的檔案幹部下放幹校勞動或調離崗位,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被破壞,不少基層單位檔案回到分散管理的狀態。“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檔案部門受衝擊,市一級單位中有43個發生過檔案被搶事件。為了保護檔案安全,許多單位把檔案轉移到條件很差的山區保管。此期間,因黨政機關癱瘓,再次出現文件材料大量積壓無人整理的問題。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曾組織清理檔案工作,但在“鬥、批、改”中,提出檔案要“少而精”的口號,處理銷毀了一批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文件;並錯誤地否定了原來的檔案整理方法,重新拆卷整理,造成了檔案工作的損失。在此期間,一些領導幹部和檔案人員想方設法保護檔案的安全,為減少“左”傾錯誤給檔案帶來的損失作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後期,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對各行各業進行整頓的情況下,廣州市的檔案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1976年2月起,市、區、縣檔案館陸續恢復。<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撈共中央和國務院為所謂“檔案工作中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徹底平反,廣州市檔案工作者長期受壓抑的思想得到解放。1980年1月和12月,廣州市相繼召開全市檔案工作會議和全市科技檔案工作會議,貫徹全國檔案工作會議提出的“恢復、整頓、總結、提高”的方針和任務,部署檔案恢復整頓工作。在恢復、整頓中撥亂反正,批判肅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檔案工作的干擾破壞,肅清“左”的思想影響,恢復、健全檔案工作的規章制度。與此同時,恢復了廣州市檔案處和各區、縣檔案科,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文書檔案工作和科技檔案工作重新開展起來,各單位的黨政檔案和科技檔案也恢復了集中統一管理。以廣州市城建檔案館的成立為標誌,城建檔案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恢復、整頓過程中,由於解放了思想,糾正了過分強調檔案工作的政治性和機要性的片面認識,注意配備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檔案人員,加強對檔案人員的業務培訓,重新組織建立了檔案工作人員隊伍,為發展檔案事業從組織上提供保證。經過3年的努力,全市基本完成了檔案工作的恢復、整頓任務。為鞏固和發展恢復、整頓的成果,制訂了1983~1985年廣州檔案工作發展規劃;並且,開展檔案理論研究工作,成立了廣州市檔案學會,創辦了會刊。<br/>  此後,廣州市檔案事業出現了全面發展的局面。市委、市政府辦公廳及區(縣)委、區(縣)政府辦公室實現了文書處理部門立卷,使“文化大革命”以來市、區、縣檔案處(館)、科(館)文書材料立卷的繁重負擔逐步得以擺脫,重新實行國家檔案事業管理部門統籌下按專業統一管理的體制,加上市、區、縣檔案管理部門力量的充實,廣州市檔案事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從1983年起,為貫徹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精神,根據國家檔案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署,進行了農業科技檔案工作、農業區劃檔案工作、清理積存會計檔案、科研項目檔案材料歸檔檢查、大中型工業企業檔案工作普查和引進技術設備檔案等專項工作。同時,自行開展了婚姻登記檔案工作、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檔案等工作,一些部門也根據上級業務部門的部署,開展或加強了本專業的專門檔案工作,大大拓展了檔案工作的領域。文書材料立卷歸檔工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案卷質量標準,工作逐步規範化、標準化,並對文書立捲進行改革。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檔案管理,從分散管理發展到文書檔案、科技檔案分別集中統一管理。80年代後期,提倡檔案綜合管理和開展企業檔案達標升級活動後,又出現了一個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全部檔案集中統一管理的模式。檔案的整理、檢索、編研、利用等其他業務建設都有了較大發展。根據1980年全國省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關於開放歷史檔案的精神,1985年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關於滿30年的檔案分期分批向社會開放的精神,廣州市各檔案館經過調查研究和鑒定,對館藏檔案劃分開放與控制使用的範圍,1988年開始向社會開放。在編修地方誌工作中,各檔案局(館)積極承擔修志任務,配合提供檔案資料。檔案專業教育和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也從無到有,並取得了一批成果。1985年,廣州市檔案界建立了與計劃單列市、沿海開放城市檔案部門的固定聯繫與交流,並開始了與境外、國外同行的交往。<br/>  《撈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及其《實施辦法》頒佈以後,廣州市各級黨委、政府和檔案部門組織對《檔案法》進行宣傳、學習,並實行由各級人大常委會組織,檔案部門參與的一年一度執法檢查,促進依法治檔新秩序的形成。各級檔案管理部門還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通過報紙、電臺、電視臺等傳播媒介和舉辦展覽、咨詢等形式,大力宣傳檔案和檔案工作,努力提高社會檔案意識,為檔案事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產環境。 <br/>  隨著廣州市的國民經濟實力逐步增強和各級黨委、政府對檔案工作的重視以及作為對檔案發揮了效益的回報,檔案事業經費逐年有所增加。1980年,廣州市檔案館和市屬12個區縣檔案館總計只有檔案業務費3.5萬元,1990年全市檔案館事業費達101.8萬餘元。在良好的外部環境下,廣州市市、區、縣檔案館都新建或擴建了檔案館庫,添置設備,明顯改善了檔案保管條件,為豐富館藏提供了條件。從1982年至1987年,廣州市市、區、縣共投入269萬元新建、擴建檔案館,使全市檔案館實用面積達3777平方米,比1980年增加2.4倍。1987年,廣州市檔案館和郊區、荔灣區檔案館購進微型電子計算機,市檔案館還引進縮微系列設備,用於館藏重要全宗檔案的縮微拍攝,表明廣州市檔案事業進入應用現代技術設備管理檔案的階段。<br/>  至1990年年底,廣州市有14個檔案館:廣州市檔案館、廣州市城市建設檔案館和12個區縣檔案館,館藏從1983年全國檔案館實行統計年報制度時的檔案15.88萬卷、資料4.78萬卷冊,分別增加到42萬餘卷和7.87萬餘卷冊,並打破了館藏文書檔案單一結構的局面;1990年全年接待查閱檔案9665人次,提供檔案資料3.38萬卷次,表明各級檔案館已成為市、區、縣各自的檔案保管中心和利用中心。1989年年底,全市有檔案室880個,其中綜合檔案室130個,文書檔案室568個,科技檔案室92個,專業檔案室90個,檔案庫房總面積1.55萬平方米,專(兼)職檔案幹部2355人(其中專職1391人,兼職964人)。受過大專以上檔案專業訓練的人員由1984年以前的8人增加到1990年年底的400餘人。<br/>  廣州市檔案事業幾經波折,已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社會事業。數十年的實踐證明:無論是社會出現政治動盪,國民經濟出現暫時困難,還是大規模精簡機構,都必須保證檔案工作正常開展的必要條件,保護檔案的安全,避免出現嚴重的文件材料積壓現象,影響日後查閱利用。要堅持文書處理部門立卷和按專業統一管理的檔案工作體制,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使檔案工作向廣度和深度發展。檔案部門首先自身要提高檔案社會意識,並通過宣傳和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來提高社會檔案意識,使檔案工作實現由封閉型半封閉型向開放型的轉變,提高主動及時有效地服務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檔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br/>  展望21世紀,廣州市檔案事業必將有更大的發展,一個依法管理的,以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檔案工作為基礎,以檔案館工作為主體,以檔案科研工作、檔案教育工作、檔案宣傳工作、檔案外事工作為支持的現代檔案事業將會更加完善,檔案信息資源也將進一步開發,為社會發展和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6

<p>勞動志</p><p>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商人柯拜在廣州黃埔設立船塢,近代產業工人開始在廣州出現。伴隨著這支產業大軍的成長壯大,廣州有了勞動管理,逐漸建立了勞動就業、失業救濟、勞動調配、工資分配、社會保險、職業培訓、勞動仲裁、勞動保護等一系列制度,19世紀70年代,黃埔地區約有2000名產業工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國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開始在廣州興辦企業,主要有機械繅絲業、棉紡織業、造紙業、印刷業、火柴業和船舶修造業。是年,歸僑陳啟源在南海西樵首創機器繅絲廠,推動了廣州地區機器業的興起;清同治十三年,官辦的廣州機器局成立,製造槍炮和輪船,生產有了一定的規模。至清光緒二十年(1894),廣州已擁有工人10.03萬人,占當時全國工人總數的14.7%。從1845年至1911年的66年間,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束縛,廣州的民族工業發展困難重重。外國資本和中國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除了政治上相互勾結,經濟上相互傾軋之外,在管理上各自為政,殘酷地壓榨工人,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牛馬。他們沒有統一的組織和管理機構,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十分尖銳。<br/>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生產力在長期禁錮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從中華民國20年(1931)起,廣州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分別建立了西村工業區和河南紡織區。在西村有發電廠、肥料廠、硫酸廠、飲料廠;河南有紡織廠、造紙廠,形成舊中國廣州工業發展的高峰。至中華民國25年,全市的工業企業很快上升到3218家,職工發展到20多萬人,其中產業工人占50%。中華民國15年,廣東省政府成立了農工廳,後又成立了廣州市社會局,對工人的失業救濟、職業介紹、勞動保護、勞資糾紛等,逐步有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人也有了自己的工會。中華民國前期這25年,是舊中國廣州經濟發展的旺盛時期。<br/>  初露曙光的廣州工商企業,隨著中華民族的坎坷而命途多舛。中華民國27年,日軍侵佔中國的華南地區,給廣州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當時,市區內較大的工廠紛紛遷入內地,剩下的一些小廠業主也大部分逃往香港和澳門。本來比較發達的機器製造業,由原來的300多家銳減到40餘家;橡膠行業職工原2700多人只剩下500餘人。汪偽政權把持的廣州市社會局形同虛設,僅保留了職工介紹所。被戰亂毀壞的廣州生產停頓,經濟蕭條,是舊中國廣州經濟最衰落的時期。<br/>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州人民懷著無限的喜悅重建家園,經濟有所恢復。據當時的廣州市社會局統計,從抗日戰爭勝利到中華民國35年(1946)6月止,全市有職工218836人,其中男工178738人,女工40098人;失業人數106361人,職工總數接近抗日戰爭前的水平。但是好景不長,由於國民黨發動了內戰,從中華民國36年下半年起,工業生產環境迅速惡化,工廠大量倒閉,工人紛紛失業,物價暴漲,廣州市民又一次流離失所。到1949年前夕,全市停工歇業的工廠達44.7%,半停工的占32.4%,民族工業企業倒閉90%以上,而具有勞動管理職能的廣州市社會局已失去了它的作用。<br/>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在撈共的領導下,撈共廣州市政府管理勞動工作的行政部門——廣州市勞動局于當年11月4日正式成立。政府對勞動領域實行全面的計劃管理,相繼頒發了勞動就業、勞動調配、工資分配、職業培訓、勞動保護等一系列法規和規章,以保障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作為經濟體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勞動體制,不斷進行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廣州市勞動局的行政職能、工作任務、機構人員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改革的大潮中,廣州市是開展勞動用工、工資分配、社會勞動保險等3項制度改革最早的城市之一,曾走在全國的前列,為促進廣州的經濟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40年中,勞動管理可劃分為兩個大的發展時期: <br/>  一、1949~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管理<br/>  這一時期,國家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廣州的勞動就業每年由國家下達計劃,統一分配。撈國建政前國民黨留下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的爛攤子,經過1949~1957年短短8年的努力,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安置了406821人就業,解決了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隨後,由於種種原因,勞動計劃管理曾出現二度失控。一是三年“大躍進”期間(1958~1960年),生產盲目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僅1958年一年就新增職工18000余人,比上年增加17.96%,除此之外還有數以萬計外來人員盲流於市區。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勞動管理處於半癱瘓的狀態,大專院校停止招生,企業基本上停止招工,大量新生勞動力滯留社會。針對以上兩種情況,政府對第一次失控採取清理、精簡農村勞動力的措施;對第二次失控採取動員4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辦法,緩和了廣州市的就業矛盾。企業職工的工資分配按國家統一部署進行。在工資制度方面,1952年,改變了多種工資制並存的狀況,實行統一等級工資制;1956年,全國統一了工資等級標準,在全國十一類工資區中,廣州市被定為十類工資區。政府對職工培訓十分重視,1950年6月成立了廣州市職工業餘教育委員會,當年就建立了職工業餘學校151所。到1959年,全市1773個工礦企業有1414個辦了職校,加上政府部門辦的職校,共有職校2043所,20多萬職工參加了文化和技術學習。但這種蓬勃發展的職工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嚴重衝擊,爾後才逐漸恢復起來。政府把職工的勞保醫療、勞動保護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規定。在勞動保險福利方面,廣州市根據1951年國家頒佈的《撈國保險條例》制訂了實施方案,職工的離退休、工傷、患病治療有了保障;職工的生活困難補助、休假、療養、死亡後的喪葬和對直系親屬的撫恤,均有具體規定。在勞動保護方面,廣州市勞動局設置了專門機構,改善企業的勞動條件,對廣大職工開展勞動保護教育,努力防止工傷事故的發生。隨著工業生產的不斷發展,企業使用鍋爐、壓力容器迅速增多,1976年全市的蒸汽鍋爐從撈國建政初期100多台發展到900多台。對這種帶有易爆性的生產設備,從製造、安裝到使用全過程都實行了安全監察,以保證其正常運轉和廣大職工的安全。<br/>  二、1978~199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勞動管理<br/>  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逐步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在這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廣州市的勞動制度改革迅速展開。至1990年,全市國營企業職工發展到1024758人,集體企業職工376834人。中外合資企業、個體企業、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大量興起,從1978~1990年的12年間,全市開辦的“三資”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的統稱。)有511家,從業人員128743人;個體企業95265家,從業人員151159人;私營企業2905家,從業人員32755人;鄉鎮企業14427家,從業人員488318人。廣州市的勞動就業得到了充分保障,許多企業還使用了外省民工,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大好形勢。職工工資增長迅速,國營企業職工年人均工資由1978年的747元上升到1990年3597元。在改革開放中,廣州市勞動管理體制有4項改革走在全國的前列:<br/>  一是率先對新招職工實行勞動合同制。從1983年開始,廣州市就在中國大酒店、廣州鋼鐵廠、友誼商店等企業開展勞動合同制試點工作,對新招職工公開招收,嚴格考核,擇優錄用,打破了幾十年來企業招收職工按國家行政指令統包統配的舊制度。當1986年10月全國推行勞動合同制時,廣州已有2384個企業,5萬多個勞動合同制工人。<br/>  二是率先開辦了勞動力市場。為適應用工制度改革的需要,達到企業用人和勞動者就業雙向選擇,1987年,廣州市開放了勞動力市場。是年4月20日,越秀區舉辦第一個勞務集市;8月中旬,廣州市勞動局和廣州市勞動服務公司舉辦了為期5天的全市性首屆大型勞務集市,240多個單位到場設點公開招工,93600餘人次踴躍前往求職。次年,市、區和縣勞動部門相繼設立了固定的、常年向勞動者開放的職業介紹所。<br/>  三是率先開展了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工資制度改革。從1984年起,廣州就在部分大中型企業中實行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鈎試點,並在企業內部分配中試行四浮動工資(即職工浮動升級、浮動定級、浮動崗位津貼、浮動工資標準),第一次改變了計劃體制中工資分配全國一個模式、工資調整全國統一號令的傳統做法,打破了幾十年來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全市經濟發展。<br/>  四是率先實施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廣州市的勞動保險由企業保障轉向探索社會統籌的做法。1983年,部分區(街)試行了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退休金集體統籌。到1985年10月,全民所有制企業離、退休職工的退休費用,由原來企業負責轉變為社會統籌,既保障了廣大離、退休職工的生活,又克服了各企業負擔畸輕畸重現象,使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平等競爭。<br/>  一個半世紀來,廣州的勞動管理在曲折中建立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勞動制度改革正在朝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深化,通過改革,使之在調整生產關係、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廣州現代化大都市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6

<p>海關志</p><p>廣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唐朝開元二年(714)*(*一說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在廣州首設市舶使,總管海路邦交外貿。市舶管理機構稱“市舶使院”,其職能,一方面掌管各國朝貢事宜,接待由海路來中國朝貢的各國使節;另一方面,總管海路通商,征船腳,禁珍異等。宋開寶四年(971),在廣州始設市舶司,管理商船,徵收關稅,收購進口貨物等。宋、元、明三朝均在廣州設市舶司,制度也較前完善,是集海關、外貿、外事三類性質為一體的機構。宋朝制定的《廣州市舶條》後經推廣,成為當時的全國市舶法。元朝制定的《市舶抽分則例》和《整治市舶勾當》,是歷史上較為完備的一部海關和外貿法規。明朝的廣州市舶司時建時撤,前期以處理朝貢貿易事務為主,不征關稅;後期准許中國人前往海外貿易,開始按貨價或貨量折合銀兩計征關稅,但免去收購進口物品職責。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在廣東前山寨設市舶司機構,但僅負有徵收自澳門陸運進出香山縣貨物關稅的任務,可以稱為海關的前身階段。<br/>  清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已諭准開海貿易,在廣州建立粵海關,始正式出現“海關”之名。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為抵制“洋船北上,移市入浙”,限定廣州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惟一口岸。自此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開五口通商的80多年內,粵海關成為中國海關或大清海關的同義詞。<br/>  粵海關以徵收關稅為主要任務,有關收購進口商品和管理外商以至一部分監督管理貨物工作,均交由廣州十三行的“行商”,海關間接控制而不直接管理。清朝對粵海關稅收定有年度最低限額,康熙年間因拖延成風,粵海關上繳稅款往往不足定額,而自雍正年間整頓關政後,每年上繳稅款,均超過欽定數額,成為朝廷重要的財政收入。清朝對粵海關稅收制定了較系統的稅則,通過“行商”收繳稅款。按該稅則“應徵稅額不過值百抽三至值百抽六”,但因粵海關胥吏在執行中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往往雜費多於正稅。粵海關對外國商船來華,實行嚴格的控制,只准停泊黃埔河面,不准外商接觸廣州市民,買賣貨物和辦理海關手續,也只能通過“行商”代理。其時,因關政腐敗,對禁止鴉片進口和禁止糧食出口等重要法令規定難以貫徹執行,使粵海關在對外方面,不能完全發揮“把關”的作用。 <br/>  咸豐九年(1859),廣州仍被英法聯軍佔領,走私漏稅甚為嚴重,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恐偵緝太嚴,則釁端易啟”,被迫邀請洋人來廣州“幫辦稅務”,希冀“以夷制夷”。咸豐十年,推行外籍稅務司制度的粵海新關正式成立,但稅務司只對總稅務司負責,逐步喧賓奪主,掌握了粵海關的行政管理權。粵海關稅務司貫徹總稅務司意圖,以增加上繳稅款數額,博取中國政府信賴,並參照西方管理體制,建立了監管和緝私等專職部門,陸續制定了較為規範的法規和辦事細則,同時,加強驗貨和估價力量,改善計征關稅程序,雖長期執行不平等的“協定稅則”,實征的進出口貨物稅額,都在值百抽五以下,減輕了外商稅荷,但因革除地方陋規什費,計征漏洞較少,其上繳中央的稅收總額,反較前有所增加。中華民國18年(1929)開始執行的由南京政府制定的“國定稅則”,經4次修改,稅率突破值百抽五範疇,然因該稅則強調其財政收入作用,而且受到列強勢力的制約,不利於發展國內工業,曾遭到廣東社會各界反對。中華民國20年,實施新稅則並裁撤在內地徵收的厘金子口稅後,粵海關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款較“協定稅則”時期增加2/3以上,而廣東地方財政收入則相應減少。<br/>  粵海關稅務司自新關成立,即每年編制貿易報告及統計冊上報總稅務司,光緒八年(1882)起,奉總稅務司令每十年又編寫“十年報告”上報,內容涉及廣州乃至華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情報,已遠遠超出當時的海關業務範圍。此外,粵海關稅務司以其特殊身份,不時插手干擾廣東的涉外事件,幹了不少中國人民難以容忍的勾當。廣州人民激於愛國熱情和對西方侵略者的憎恨,為收回海關主權,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粵海關華籍職工在此影響下,從海關內部開展收回海關主權的鬥爭,並於中華民國14年省港大罷工期間,成立了全國海關第一個華員工會組織。<br/>  外籍稅務司掌握粵海關關政80餘年,推行一整套半殖民地的海關制度,並包攬與海關業務無直接關係的海務和港務工作,客觀上對革除清朝前期關政腐敗和維護對外貿易航道暢通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近代以來,海關主權受不平等條約束縛,關稅不能發揮其保護和促進民族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發展的作用。粵海關監管和緝私制度雖然較前嚴密,但因廣州毗鄰香港、澳門,政局變動又較為頻繁,境內外惡勢力互相勾結,走私時起時伏,禁而不止。特別在1946~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美國貨多渠道大量走私進口,充斥廣州市場,粵海關更無法控制緝私局面。<br/>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同月25日,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接管粵海關。從此,舊海關變為獨立自主的人民新海關。1950年1月31日,粵海關改稱“撈國廣州海關”,直屬海關總署。<br/>  新中國成立後,廣州海關的基本任務是:監督管理進出國境的貨物、運輸工具、旅客行李及郵遞物品,徵收關稅和其他法定由海關徵收的稅費,查禁走私以及編制統計。解除了與海關無直接關係的對港口設施、泊位和燈塔等助航設備的管理,把監管合法進出境和查緝走私的工作與徵稅工作並列,顯示了海關把守國家大門的作用。撈國建政頭5年,廣州海關貫徹執行國家對外貿易管制政策,同時依照為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而制定的人民稅則徵收關稅。加強對私商進出口貨物的監管,便利合法進出,打擊不法分子的經濟破壞和違法行為。對國營外貿公司的貨物,則在堅持必要制度的前提下,儘量簡化手續,促其快速運轉。特別在1951年“反禁運”鬥爭中,廣州海關積極採取各種靈活措施,對經黃埔、大鏟等地搶運進口的大批物資,加速驗放,發揮了人民海關的緊密配合作用。<br/>  1955~1956年,廣州口岸對外貿易已由多種經濟成分逐步轉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廣州市內的外貿部屬下專業進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進出口貨物。廣州海關適應形勢的發展,進一步簡化監管手續,便利貨運,把監管重點從進出口貨物轉移到非貿易性物品。此時,上級指示將監督進出口貨物的正確裝卸、保管、運輸、檢查揭發一切足以造成國家損失的事故增列為海關的一項基本任務。自此至1979年的20多年裏,廣州海關在貨運監管中,避免出現進出口貨物錯發錯運、包裝殘損、嘜碼混亂等不正常現象做了大量工作,減少了國家外匯損失。<br/>  50年代中期,廣州口岸進出境郵遞物品逐年增多,東南亞國家郵寄進口小包尤甚,為全國海關監管數量之冠。廣州海關從各方面提高驗包效率,按照“自用合理數量”的原則,合法合理地掌握不同對象的征免驗放尺度。<br/>  60年代初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從國外和港澳地區郵寄進口糧油、副食品大量增加,僅1961年自廣州進口郵包即超過900萬件。廣州海關集中人力,優化組合,針對當時進口郵包小的特點,改進檢查技術,簡化驗征程序,加快了驗放。<br/>  “文化大革命”10年,廣州海關各項工作遭到撈國建政以來最嚴重的干擾和挫折。1967年下半年停征對國營外貿專業公司進出口貨物的關稅,中斷海關統計的編制工作;1968年年底大批幹部下放勞動,1969~1970年,廣州海關僅有200餘人維持工作,並曾一度停止對進出口貨物的實際監管;1971年執行全國海關關長會議決定,將工作方針從“經濟政治保衛”改為“政治經濟保衛”,導致工作中對非貿易性的物品監管過嚴偏緊。<br/>  1979年改革開放後,黃埔分關改為直屬海關總署的獨立海關,廣州口岸遂有廣州海關和黃埔海關。由於廣州外向型經濟飛躍發展,多頭經營對外貿易業務量迅速增長。按照“依法監管徵稅,方便合法進出,制止走私違法,保護促進四化”的工作方針,逐步恢復正常的監管職能,解除了檢查揭發貨運事故的職責,恢復歷史上以統一規格的進出口報關單為海關監管依據,加強貨物的合法進出。1986年後,廣州口岸海關貫徹以“促進為主”的方針,不斷深化報關、查驗制度改革,積極支持和促使“代理報關”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發揮企業自管和社會共管的力量,並逐步形成配套的前期管理、現場和後續管理的海關管理體系。廣州口岸海關各類運輸工具門類較齊,所監管的進出口貨物涉及的貿易方式較多,其數量逐年增長,居全國海關前列。同時,在檢查旅客行李物品工作中,廣州口岸海關改革監管模式,簡化通關手續,從手工操作為主發展到以技術檢查為主,從設置“免稅通道”發展到國際慣常做法的“紅、綠通道制度”,進一步加快旅客進出境的速度。<br/>  廣州口岸海關自全面恢復徵稅職能後,除執行國家按國民經濟發展需要不斷修改的稅則,並加強驗貨、審價和計征各環節工作外,還依照政策,審批新貿易方式進出口貨物的減免稅工作,其所徵稅款及審批的減免稅數額,均屬全國海關前列。並組織審計、財務、徵稅等相關部門,堅持稅收定期檢查制度,防止漏征、錯征。<br/>  改革開放後,廣州口岸出現撈國建政以來較嚴重的走私活動,廣州、黃埔兩關加強查私力量,取得各有關部門支持,打擊了各種渠道的走私活動,為維護廣東省經濟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br/>  與此同時,廣州口岸海關恢復編制統計。為使海關統計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廣州海關積極引入先進科技設備。1983年率先以數據磁帶報送方式代替統計原始資料郵寄,1990年又以計算機網絡方式代替磁帶報送,大大提高了海關統計的時效和準確性。同時積極開展統計分析,編寫統計刊物,為國家經濟部門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發揮了海關統計的監督職能作用。<br/>  廣州口岸海關三百餘年的興替史,是廣州口岸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縮影,也是近現代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見證。隨著海關主權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廣州口岸的海關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特別在國家改革開放時期,發揮了以促進為主的“把關”“服務”的作用。隨著21世紀的到來,海關將為促進國家的對外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6

<p>審計志</p><p>清末,廣州地區雖有審計,但地方政府一直未設審計機關。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10年(1921)2月,首次在廣州實行市建制。同年4月,廣州市政廳第一次設立地方審計機關--廣州市審計處。中華民國14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設監察院,撤銷廣州審計處。此後,由於政制不穩,時局不定,廣州審計機關時有時無;審計事項多由省或中央審核。<br/>  撈國成立後,廣州市政府根據《撈國審計暫行條例》(草案),於1951年1月在市財政局設立審計科。不久,審計科改為定員定額科,後又經幾次變動;1952年末,根據政務院《中央財政部設置財政監察機構辦法》,市財政局成立財政監察科代替審計工作。歷經30餘年,亦處於建立和撤銷的不穩定過程。<br/>  1983年6月,市政府根據《憲法》和國務院通知,重新組建廣州市各級審計機關。是年12月29日成立廣州市審計局。翌年市屬各區、縣審計局也相繼成立。同年7月,市政府向各部、委、辦、局和大中型企業發出加快建立內部審計機構的通知,各單位很快建立了內部審計機構。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社會審計工作日益重要。1985年1月,市編制委員會批准成立廣州市審計財會咨詢公司和珠江會計師行;以後變更為廣州審計師事務所和珠江會計師事務所。隨後各區、縣(市)的審計師事務所相繼成立。至1993年底,有內部審計機構695個,社會審計組織23個(未含財政主管部分)。審計機關的建立,內部審計機構的設置,社會審計組織的興辦,組成了比較完善的廣州市審計監督網。<br/>  按國家規定,市審計局受市政府和上級審計機關領導,區、縣(市)審計局受本級政府和市審計局領導。審計業務以上級審計機關領導為主。各級審計局的職能,按財政財務隸屬關係劃分審計監督對象,依法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內部審計機構在本單位主要負責人的領導下,實行內部審計,其業務接受審計機關的指導。社會審計組織實行有償服務,依法獨立承辦會計、審計事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其業務活動受審計機關指導和管理。<br/>  審計機關重新建立時,正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計劃經濟的財政財務規章制度與改革開放的矛盾較為普遍。鑒於這種狀況,市審計局確定以圍繞國家經濟工作中心,支持改革開放,作為審計工作的指導思想。1984年9月市審計局制定《關於審計在支持改革中對財務處理的意見》(簡稱《意見》),表明支持市各部門和企業行使市委、市政府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有關規定;審計若發現有與現行法規不符,但只要有利於生產發展、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搞活企業經濟的,審計評論和處理要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輕易扣上違法違紀的帽子;審計若發現一些鑽開放的空子,以權謀私,貪污盜竊的,審計必須徹底查清,依法作出嚴肅處理。經審計實踐說明,只要按照市政府批准的《意見》去做,既積極支持了改革開放,又維護了國家財經紀律。從而,打開了審計工作的局面,逐步樹立起『社會主義』審計監督的權威形象。<br/>  1988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階段以後,市審計局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制定《廣州市全民所有制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審計實施辦法》,指出承包經營責任審計的主要內容,是核實承包單位的資產、盈虧、債權債務和承包各項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同時,劃分審計機關、主管部門內部審計機構、社會審計組織對承包審計的具體任務,以此推動承包審計工作的全面開展。至1993年底,對承包中期和承包終結共審計8729戶(次),確認了承包企業的經營成果,糾正了一些寅食卯糧的短期行為,維護國家、企業、經營者三方的合法利益,促進了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健康發展。<br/>  80年代後期,黨中央提出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市審計局根據這一方針,配合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在1989年審計工作中,特別增加了對市政府確定的停、緩建項目,實行跟蹤審計。經審計落實停、緩建項目共77個,核實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額達2.3億元。為了配合國家進一步加強對基本建設投資的控制和管理,市各審計機關在1990年實行基本建設項目開工、復工前審計。主要審計項目是否列入國家建設計劃,建設資金來源是否合規合法和落實到位,其他開工條件是否具備。經三年的審計共有501項,金額達12.7億元。為國家控制基建投資,落實基建資金,調整基建結構等發揮了積極作用。<br/>  1992年,市審計局為貫徹市委、市政府《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若干決定》,制定三項23條措施。為了加強和改進審計工作,調整審計範圍,將部分權力下放到區、縣審計機關和企業主管部門內審機構,幫助企業落實《企業法》和用足、用活、用好有關政策,為搞好企業發展經濟服務。市各審計機關在兩年裏,突出地安排了市商業、糧食、供銷和制糖等四個行業政策性虧損問題的審計,核實虧損金額7.3億多元,其中政策性虧損3.8億元,並將審計情況報告市政府,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和解決,減輕了企業的經濟負擔。<br/>  為了推動審計工作發展,市各審計部門積極進行審計理論科學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1984~1993年共收集論文230篇,出版工具書9本,其中3篇獲市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6篇被編入《中國經濟文庫》。與此同時,還舉辦審計專業培訓班92期,培訓審計人員6181人(次),不斷充實和更新審計人員的業務知識,以適應審計工作的需要。<br/>  改革開放後10年審計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審計局領導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和發展。市各審計機關共完成審計1.02萬個項目,審計金額達1306億元,其中查處違紀違規金額21.3億元,繳交財政2.1億元;內部審計1.88萬次,糾正違規違紀金額6.3億元,審查貪污盜竊案70件;社會審計查證4.13萬宗,驗證資金3.49萬宗,擔任常年顧問1108戶(次),建賬建制256宗,辦理經濟案和糾紛監證51宗。在審計過程中,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對被審項目(單位)實事求是地作出客觀公正的審計結論和處理,並得到了各有關方面的肯定和表彰。廣州鋼鐵廠、市二輕局等17個單位的內部審計,先後共30次獲得部級以上先進稱號。市審計局1986年和1990年連續兩次獲得全國審計先 進集體殊榮;1991年獲廣州市先進集體稱號;1993年又獲全國內審工作先進集體稱號。1986年市政府對市審計局被評為全國審計先進集體特別發了賀信,並號召全市各機關和廣大幹部學習該局忠於職守,廉潔奉公的品德;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作風;刻苦鑽研,勇於開拓的精神。市人大第八屆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也認為市審計機關在積極推行經常性審計制度,加強對企業、事業、行政單位和中外合資企業的審計和調查,揭露官僚主義弄虛作假、違反財經紀律造成嚴重損失,支持深化改革,促進企業搞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br/>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審計執法不斷適應『社會主義』市經場經濟發展形勢的要求。在廣州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架構的進程中要加強審計隊伍建設,提高審計執法水平,建立和健全經常性的審計制度,切實提高審計工作的預防、監督、指導作用,努力完成各項審計任務,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6

<p>統計志</p><p>一<br/>  統計是適應經濟發展和國家管理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廣州早在元代就已有統計,如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卷六與卷十,就已運用統計總量指標,記述元大德八年(1304)廣州一路和所轄一司(錄事司)和七縣(南海、番禺、東莞、香山、增城、新會、清遠)的戶口、賦稅、兵防等情況。<br/>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統計理論傳入,廣州統計工作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清咸豐九年(1859)粵海關聘用英人為副稅務司,建立海關統計。中華民國10年(1921)廣州設市,政府及業務主管部門均設置機構,專辦統計事務。中華民國14年編制物價指數;中華民國15年開始創建廣州私立統計學校;中華民國17年開始有彙集刊載統計資料的統計志要、年鑒、手冊和專刊的出版。中華民國18年出版的《廣州市市政府統計年鑒第一回》是仿美國“簡要統計”及日本東京“統計年表”體裁而編成,內容包括了氣象、土地、人口、治安、衛生、教育、財政、交通、經濟、政府組織等10個方面,應用的統計指標,有總量指標以及平均指標、相對指標(包括強度指標、指數)等。說明清末、中華民國時代廣州統計工作已有一定基礎,惜因外患與內戰不息,遺留下來的統計資料不多,且皆零散不完整。<br/>  撈國建政後,廣州統計工作進入一個全面發展時期。經過40年的建設,已建立起一個集中統一的政府統計系統和覆蓋全市各區各縣、各行各業的統計網絡。隨著經濟和社會建設的發展,統計調查範圍不斷擴大,已涉及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統計部門按月、季、年提供大量的統計資料和分析報告,比較全面、系統、準確地反映廣州市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效果、規律等情況,成為各級黨政領導部門制訂政策和編制計劃的重要依據。 <br/>  二<br/>  撈國建政後的廣州統計工作,經歷了曲折發展的歷程。1950~1957年,發展是正常的,進展也較快,到1957年,全市已經建立起一個集中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政府統計系統。1958~1960年“大躍進”,因受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的影響,亂制、濫發統計報表,諸如農村公社要填萬斤以上豐產田種植進度表;發往街道(企業)的各種“大躍進”情況進度表,包括入託、入學、升學、掃盲、俱樂部、圖書館、歌詠隊、舞蹈隊,以及建成“四無”(即無鼠、無蒼蠅、無蚊蟲、無蟑螂)街道、工礦企業數等,均要求按旬填報。虛報和瞞報統計數字現象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重要數據的質量。市統計局在市領導的支持下,對重要數字進行三次復查,才核實定案。鋼產量所報數僅有19.68%為合格品。<br/>  1961~1965年,貫徹了1961年7月撈共中央批轉國家統計局黨組《關於中央一級各部精簡統計報表的情況報告》的批示和1962年4月4日撈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加強統計工作的決定》,以及1963年3月1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的《統計工作條例》,克服了在“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問題,使統計工作恢復正常和得到發展。<br/>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撈國建政後17年的統計工作。1968年市統計局大部分幹部下放幹校勞動,1969年統計局機構被撤銷,歷年積存的統計資料整本整冊被燒毀,整個統計制度基本被破壞,1969~1970年全市統計工作基本停頓了。從1971年開始,雖然恢復了部分重要指標的統計,但零散不成體系,相互不能配套。<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革”前17年統計工作重新得到肯定。1979年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統計工作,充實統計機構的決定》。1980年廣州市統計局恢復了建制。1983年8月全國統計工作會議提出統計“六化”的要求,即統計指標體系完整化,統計分類標準化,統計調查工作科學化,統計基礎工作規範化,統計計算技術和數據傳輸技術現代化,統計服務優質化。嗣後廣州市統計局制訂了“廣州市統計改革總體規劃”,進一步明確廣州市統計工作建設的目標、步驟和方法。1980~1990年,經過全市統計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廣州市統計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和變化。<br/>  三<br/>  撈國建政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統計工作的進步和變化,可以概括為“八大轉變”。<br/>  (一)統計機構和人員向素質好、網絡化方向轉變<br/>  中華民國期間和新中國初期,統計機構比較分散,統計人員既少且弱。1953年,廣州市統計局成立後,經過多年的努力,一個以廣州市統計局為核心,由政府統計系統、業務統計系統、基層企業事業系統組成的統計網絡逐步建立起來。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一統計網絡被削弱,人員減少,關係疏散,市統計局也曾一度撤銷。1980年廣州市統計局恢復建制後,全局由原來計委統計處的30多人增加到70人,1990年增加到198人(編制是259人)。這期間,市內8個區統計機構從23人增加到66人,基層企業事業組織的專職和兼職的統計人員近2萬人,比1982年增加1倍。不僅人數增加,而且人員素質也有很大提高。十多年來,除了高等院校和中專學校不斷向統計部門輸送統計、財經、數學、計算機人才外,統計部門也通過系統內的培訓,造就大批統計專業人才,有556名在職統計人員得到大專和本科的學歷,還有528人獲得統計大專專業證書。從1982年開始進行統計專業技術職稱的評定,至1990年年底止,獲高級職稱的有10人,中級職稱的有283人,初級職稱的有3463人。他們對全市統計工作的發展起著骨幹作用。<br/>  (二)統計內容向完整化、科學化方向轉變<br/>  在改革開放之前相當長的時期內,統計內容是不夠完整的,重生產、輕流通,重速度、輕效益,重物質產品、輕服務勞動,這是產品經濟思想在統計工作中的反映。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州市統計指標體系也逐步趨向科學和完善。其發展變化的特點:一是從專業統計向綜合平衡統計和國民經濟全面核算發展。新中國建立後,廣州市統計工作是從六大專業(工業、農業、商業、基本建設、物資、勞動工資)“起家”的,後來逐步向綜合統計發展,初期按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模式,以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為國民經濟核算的中心指標,後來借鑒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體系(SNA)模式,建立國內生產總值統計,並兩次進行投入產出調查、第三產業調查。在重要指標中,建立了三次產業的科學分類。二是在充實經濟統計的同時,建立和加強了社會統計和科技統計。如經濟效益統計、農村經濟統計、外經外貿統計、國際旅遊統計、房地產開發統計、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收購價格指數統計、建築業價格指數統計、開發區統計以及科學技術統計、園林綠化統計、環境保護統計、計劃生育統計等。政法統計也納入國家統計的範圍。在宏觀經濟範圍內,一個比較全面的經濟、社會、科技的統計指標體系正在建立過程中。在微觀經濟上,許多企業已從生產型統計向生產經營型統計轉變,在相當部分企業還從內向型經濟統計朝外向型經濟統計的方向發展。<br/>  在廣州市統計系統中,根據統計工作具有準確性、及時性和連貫性的特點,一直強調抓好基礎建設。50年代就提出做好基層工作、基礎工作、練好基本功的“三基”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從1984年起,提出搞好統計基礎工作規範化,內容比過去更加全面了,概括起來有“八化”的要求,除了原始記錄完整化,統計數據台賬化,統計管理制度化,統計資料檔案化等直接屬於統計基礎工作外,還提出統計機構網絡化,統計培訓正規化,統計手段現代化,統計分析經常化等基本要求和設施,並制定驗收標準和評分辦法。至1990年年底止,在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企業3480戶中,已驗收合格的1313戶,占37.7%,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統計數字的質量。<br/>  (三)調查方式方法向多樣化方向轉變<br/>  改革開放之前,無論是政府對企業,或企業內部的統計調查,基本上是採取全面調查方法,實行定期統計報表制度。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特別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格局,各級統計部門根據不同對象和要求,靈活運用全面調查、抽樣調查、重點調查、典型調查、問卷調查,利用業務登記資料進行科學推算等方式方法取得統計數據。雖然實行定期統計報表制度進行全面調查還是主要形式,但是應用抽樣調查的領域擴大了,如城鄉居民住戶調查、糧食產量的預測預報、1%人口抽樣調查、兒童抽樣調查、居民出行調查以及社情民意調查、商品用戶調查等。在這一期間,還先後進行了多項較大的普查項目,如人口普查、工業普查、第三產業普查、投入產出普查、房屋普查等。一些企業除建立以全面調查為特徵的內部報表外,也採取抽樣問卷調查及現場寫實的方法取得統計資料。<br/>  (四)信息來源向多渠道方向轉變<br/>  在產品經濟中,信息來源比較狹窄,宏觀經濟或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和決策所需要的信息,主要來自企業的生產系統。商品經濟的發展,使這種情況逐步有所改變。首先是企業為了經營決策和管理的需要,擴大了統計和經濟信息的內容,不僅要生產的信息,而且要經營的信息;不僅要企業內部的信息,而且要企業外部的信息;不僅要競爭對手的信息,而且要廣大用戶的信息;不僅要國內市場的信息,而且要國外市場的信息。因此,企業統計和信息搜集的領域由生產領域擴大到流通領域和社會消費領域,有些企業的統計信息渠道還從國內伸展到國外,逐步實現信息來源多渠道。同時,各級政府和業務部門為了適應宏觀決策和引導企業發展的需要,也加強對國內外社會經濟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市統計局和一些區、縣、局(總公司)統計部門,都在一定範圍建立了橫向信息聯繫網絡,按年(季)搜集國內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各地對口的統計信息,逐步形成制度。市統計局還與日本東京都統計局建立聯繫,定期交換世界各大都市的統計信息。與香港統計處也建立了交換資料的關係。<br/>  (五)管理制度向法治的方向轉變<br/>  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及廣東省政府曾頒佈過統計法規,但執行並不嚴格。新中國成立初期,統計法制也不健全,濫發調查統計表格和任意篡改統計數字,成為統計活動中兩股“濁流”,嚴重地干擾了正常的統計秩序。因此,1953年5月,在市統計局成立不久,市政府即發出了《關於審查調查統計表格》的命令,開展清理調查統計表格的工作。同年,又批准頒佈《索取與供給統計資料暫行辦法》,稍後,又公佈了《統一管理統計數字的幾個規定》。後來,這些文件經過多次修改漸趨完善。但是這一時期的統計管理,基本只限於統計報表和統計數字兩項管理工作,而且這些文件都屬於行政法規的範疇。1983年國家頒佈《撈國統計法》,是新中國第一部規範統計活動的法律。它的內容全面,不僅包括統計報表管理和統計數字管理,還包括統計管理體制、統計機構與人員以及法律責任等。1989年8月,撈共廣州市政府制發了《廣州市統計管理規定》,提出貫徹國家《統計法》的具體規定,並根據地方情況作必要的補充,這對廣州統計工作走上法治軌道有著重大意義。<br/>  (六)計算技術向現代化方向轉變<br/>  廣州市統計局自1983年配備小型計算機,建成電子計算站開始,到1990年各處室普遍使用微機,初步在局內形成電算網絡,各專業統計報表均由手工匯總轉變為電腦的超級匯總,大大擴充了綜合計算的信息量,提高統計信息的準確度、及時度和利用率。已經建成了信息容量大、科學檢索性強的綜合統計數據庫,實現了廣州與北平遠程傳輸統計數據和報表,在計算技術和數據傳輸技術現代化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各區、縣和主要業務局以及稍具規模的企業也配備了電腦。有些企業還實現了信息管理一體化,建立了以統計為主體的信息(計算)中心。但是,計算技術現代化在各地區、各部門發展並不平衡,在數量繁多的計算工作中還是各種計算工具(算盤、計算器、電腦)並用。<br/>  (七)服務對象和範圍向開放式方向轉變<br/>  在相當長的年代裏,統計服務範圍是封閉的,服務對象只限於為本單位領導服務,為上級統計部門服務(實質是為上級黨政領導部門服務)。各種統計調查表格都打上“機密”字樣,統計局編印的《年度統計資料彙編》都是內部使用的,一年一度發表的統計公報,也是經過嚴格選擇只發表相對數,極少發表絕對數。教學和科研部門很難得到詳細數字作為研究的依據。1984年9月,全國統計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統計服務方向,由封閉式轉為開放式”,廣東省統計工作會議也提出統計社會化、商品化。在這些思想指導下,廣州市加快了統計服務向開放式方向轉變的步伐。不僅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在報刊發表統計公報,詳細公佈了反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的統計數據,而且每年編印的《廣州統計年鑒》和參與編纂的《廣州年鑒》也在國內外公開發行。原來提供各級領導內部使用的《統計資料》刊物(統計分析報告),定期發給參與市委、市政府決策研究的學者、專家,並允許有關單位和企業訂閱。報刊發表的統計信息和報導也增多了。與此相適應,統計服務的方式也由單純的無償服務轉變為無償服務和有償服務相結合,有效地提高統計的社會應用價值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發展。<br/>  (八)服務功能向多樣化、優質化方向轉變<br/>  在統計工作發展的初級階段,統計的服務功能比較單一,基本上是編制統計報表,提供統計信息。雖然也編寫一些分析報告,但只不過是數字文字化,反映生產進度的居多。為了提高統計工作水平,特別是優質服務水平,廣州市統計領導機關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號召各級統計人員要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並發揮佔有豐富統計信息的優勢,把綜合出來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形成概念,作出判斷,寫成有觀點、有數據、有分析、有建議的統計分析報告,幫助領導瞭解情況,監督檢查,指導工作和科學決策,力求發揮統計在指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統計分析報告和調查報告,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大大地改觀了,每年都出現一批質量較好,對領導決策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統計報告,受到各級領導的好評和獎勵。統計部門不僅是各單位的情報部門,有些還成為各級領導的參謀部門。與此同時,統計部門還從兩方面開展監督工作:一是監督統計活動是否合乎《統計法》的規範,每年一次或幾次進行統計數字質量的檢查,堅決與弄虛作假的情況作鬥爭,並把統計的技術差錯減少到最低限度,做到數字准,情況明。二是監督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80年代以來監督的重點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是否正常,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增長是否過猛,物價高企及增幅偏大對居民生活的影響,等等。1990年,還與有關部門研製了廣州市國民經濟預警監測系統,對國民經濟發展作出“警報”。為了更好地開展統計咨詢服務工作,統計局成立了社會經濟統計信息服務中心,為社會咨詢服務。比如,較大規模的項目有幫助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統計指標體系,進行了幾十項社情民意調查和市場調查。實踐證明,統計功能已逐步實現多樣化,並朝信息、咨詢、監督整體功能的方向發展。但是,廣州市的統計咨詢服務作為“產業”來建設尚屬初創階段,統計監督的功能作用尚待進一步發揮。<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7

<p>公安志</p><p>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促使上層建築的政治、法律制度相應變革。在甲午戰爭慘敗之後,晚清政府為維護自己的統治,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發佈“變法上諭”,準備頒行新政。改良司法、舉辦警政,是新政的內容之一。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廣東籌辦警察。翌年春,在省城(廣州)建立廣東巡警總局,為廣州警察歷史的起點。<br/>  清末建警至撈國成立前的40多年間,警察機關均以維護政治統治、鎮壓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專政職能為主,以道路交通、消防、緝盜、維持治安秩序等社會管理職能為輔。其間,屢有軍警合一、警政合一、警察包攬司法現象。宣統二年(1910),粵督張鳴岐下令警弁“日以搜捕党人為事,誣服非黨人甚眾,居民咸懷危懼。”(《廣州市沿革年表》中華民國18年(1929)編。清末對以推翻清朝統治為目的的會黨組織稱革(命)黨,對其成員稱党人。)中華民國2年(1913),顏啟漢任偵探局長,枉殺無辜無數。舊中國的警察局,不僅操有生殺予奪之權,而且廣有“財源”。歷任廣州市警察局長利用中華民國13年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下達的一條手令“廣州市公安局長每月特准支給特別辦公費2萬元”,因襲相傳,成為中飽私囊的合法依據。一局長自供:每任局長,不作其他營私舞弊,僅這筆特別辦公費,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每月坐享六七千元的額外收入。還有所謂的“禁煙保護費”,每月收入2萬元(銀毫)。其他收捐、罰款更無數計。故地方統治者,無不費盡心機,鑽營把持警務大權,以致廣州的警察機構時而歸省,時而屬市,反反復複。<br/>  警察組織機構之設置,與加強鎮壓職能相聯繫。辛亥“三?二九”起義後,廣東督憲飭令組織特別巡警隊加強武裝鎮壓力量。民初警察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廣東省城警察廳廳長魏邦平親率武裝警察參加討龍(濟光)驅莫(榮新)戰役。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將大批汪偽軍隊,改編成“交通警察總隊”,參與反革命內戰,同時以特務控制警政。 <br/>  警察的社會管理職能服從於政治統治職能,以對戶籍、社團、文檢等方面的控制最為明顯。宣統三年,廣東巡警道制訂清查戶口辦法。中華民國16年廣州起義後,公安局強行解散“附逆嫌疑”工會400多所,並實施《廣東省保甲條例》。中華民國26年廣東省會警察局強調“戶口必須有詳密的調查,……以戶口異動率冠全國的廣東省會,實有再來一次總清查的必要”。抗日戰爭勝利後,對戶口控制尤其嚴格,除繼續推行保甲制度外,還實施戶口入住具保法。同時,對進步書報雜誌進行查封取締。<br/>  廣州建警伊始,就開辦培養訓練警務人員學校。但是,當時政府和警察機關腐敗,警察素質極差。清末,廣州各區區巡官長,對於巡警偶爾過失動輒謾駡,甚至家庭瑣事亦派巡警公差。中華民國時“警察組織,人自為政,編制既殊,法規亦異”。(朱則文《改造全國警政的商榷》,載中華民國18年《警察雜誌》第三卷。)廣東省會警察局局長李潔之在中華民國26年所作《一年來之回顧》中說:“本局組織,向來缺乏系統,就是組織條例也欠完備,以致用人無限制,預算無法確定,駢枝機關過多,既耗公帑,又礙指揮,精神散漫,工作遲鈍,結果成為一種畸型制度。”“本局從前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員警升級,全靠保送,當警察的如果沒有人事,憑你怎樣能幹,怎樣勤慎,也沒有升遷的希望。”抗戰後的廣州警政報告稱:“偽警時代貪污成風,貽民眾對於警察不良之印象,以是一切措施,均難獲得民眾之同情。”(《九個月來之廣州警政》,載中華民國34年《廣州市政府公報》復刊第一卷第六期。)“本局正式接收偽警察局之後,此慘受敵偽七年榨取蹂躪之革命聖地,滿目瘡痍,民生疾苦,市區殘破,煙賭遍地,垃圾堆積,臭氣熏天,令人不忍卒睹。且敵偽遺毒猶存,社會秩序紊亂,劫案時有發生。”(廣州市警察局秘書室《復員後之廣州警政》。)此種狀況,至廣州淪陷前夕實無多大改變。<br/>  撈國撈國建政以後,1949年10月27日,撈共廣州市政府公安局成立。<br/>  廣州是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最後一個大本營,反動派潰逃前,曾有計劃準備大破壞、大屠殺並佈置潛伏。廣州淪陷時,市內潛伏著一批間諜、特務分子,街頭充斥國民黨的散兵游勇,還有地痞流氓、黑社會分子和土匪“大天二”等。他們肆意搶劫,打冷槍刺殺幹部,散播謠言,放信號彈為敵機指示轟炸目標,向廣州市軍管會和撈共廣東省政府投擲炸彈。加上煙館賭場遍地,妓女臨街拉客,金融投機猖獗,物價暴漲,使廣州陷於罕見的混亂。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針對公開與隱蔽兩條戰線鬥爭的複雜形勢,提出“接管、治安、金融”三大任務,展開公安保衛工作。<br/>  首先進行摧毀反動的警察機構,改造舊警員,建立人民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隊伍的工作。迅速恢復交通崗,清整市容,收容散兵游勇,收繳武器,搜捕殘敵,緝捕盜匪,查禁賭檔、煙檔,收繳淫穢書畫,掃蕩“地下錢莊”、“剃刀門楣”(非法兌換外幣攤檔),整頓戶口。接著進行特務和反動黨團分子登記,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取締反動會道門、取締“聖母軍”、取締娼妓、禁煙禁毒等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和治安行動,穩定社會治安秩序。<br/>  從1954年開始,廣州市公安機關針對鎮反運動後敵情的變化情況,加強了同隱蔽敵人的鬥爭,加強經濟保衛和治安防範工作,深入內部肅反,同時建立健全公安基層基礎工作。這時期社會治安良好,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br/>  1956年,廣州市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從鞏固人民的新生政權,轉入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從大規模群眾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轉向進一步加強隱蔽鬥爭、治安管理和法制建設。公安機關一手抓偵察破案和預防犯罪工作,一手抓同治安災害事故的鬥爭。1958年“大躍進”中的除“七害”創“七無”安全運動(“七害”:盜竊,搶劫,走私,賭博,流氓,詐騙,暗娼。“七無”:無隱藏殘餘反革命分子,無反動標語、傳單,無強姦、兇殺、搶劫案,無盜竊案,無騷亂事故,無賭博,無火災和車禍事故。),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因一些指標過高曾出現浮誇虛假現象。當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之際,敵人乘機破壞,治安狀況變得較差。廣州市公安機關依靠人民群眾嚴厲打擊特務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動,配合有關部門壓縮城市人口,打擊投機倒把活動,保證了全市人民的正常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恢復,各項治安行政管理工作不斷完善,社會治安又呈現良好狀態。<br/>  十年“文化大革命”,廣州市公安機關始陷於癱瘓,繼而被砸爛。幹警慘遭迫害。此時,一些人借著“革命”、“造反”的名義,公開“合法”地進行“打、砸、搶、抄、抓”,國內外敵對勢力乘機猖狂活動。在嚴酷的境遇裏,絕大多數公安幹警堅守崗位,維持治安秩序,儘量減少因“文化大革命”產生社會動亂所造成的損失。鄧小平複出主持中央工作後,公安機關職能逐步恢復。1975年上半年,廣州接連破獲一批間諜特務案件和殺人碎屍、用汽車劫持婦女輪奸等重大惡性案件。這期間,由於“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廣州也出現一些冤、假、錯案,撥亂反正後陸續得到糾正、平反。<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成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最早的城市之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財、物大流動,境內境外的許多不法分子乘機麇集於穗。他們利用廣州改革開放比內地先行、臨近邊境、交通方便和信息靈通等條件,以廣州作中心,把活動範圍擴向本省各中小城市以至全國各地。廣州亦成為違法犯罪分子“南北夾擊”、“內外夾攻”的地方。賣淫、販毒、聚賭等社會醜惡現象死灰復燃,治安問題相當突出。1980年,廣州公安機關開始整頓社會治安行動。1982年7月,貫徹撈共中央關於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對社會治安積極進行“綜合治理”。1983年8月起,按照全國統一部署,開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行動(簡稱“嚴打”)。遵照國務院的決定,把對間諜、特務鬥爭的任務,整建制劃歸國家安全機關;把勞動教養管理工作移交給司法行政部門,公安機關集中精力整治社會治安,刑事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發案減少。<br/>  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廣州經濟建設迅速發展,社會治安面臨更多新情況、新問題。從1985年起,各類刑事案件開始回升;同刑事案件息息相關的嫖、賭、黃、毒等治安案件惡性膨脹;交通消防方面的災害事故也大幅上升。廣州市的外來暫住與流動人口急劇增加,管理措施跟不上,給流竄犯罪以可乘之機。1988年抓獲外地來的作案人員為1979年的25倍,占當年破案查獲作案的總人數的53.4%;查獲的暗娼,80%以上是外來人口。1989年春夏之交,北平發生政治風波,波及廣州。在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領導下,公安部門全力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在北平風波平息之後,廣州局勢迅速恢復正常。但是,社會治安形勢仍相當嚴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仍在上升,交通事故與火災發生數、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增加。<br/>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公安機關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做了大量既治標又治本的工作,同時不斷加強公安隊伍建設和業務建設。除開展“嚴打”戰役,除“七害”(“七害”指賣淫嫖娼;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聚眾賭博;私種、吸食、販運毒品;利用封建迷信害人騙財;拐賣婦女兒童;黑社會組織或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等專項鬥爭,加強廣州火車站等重點地區、重點部位的治安管理和整頓交通市容以外,在全國率先開通“110”報警電話,普遍設立“報警亭”、“治安崗”,組建保安服務公司和治安聯防隊,改革公安基層勤務制度,公開辦事規章,開展咨詢服務,推行群防群治與“治安責任制”,以及開展軍警民共建安全文明活動。根據“從嚴治警”方針不斷地對幹警進行警風警紀、為警清廉等教育。1987年廣州市公安局被評為全市為基層服務的“十佳”單位之一。面對嚴峻的治安勢態,廣大公安幹警任勞任怨,長年累月超負荷工作,好人好事不斷湧現。一些公安幹警在同犯罪分子作鬥爭和搶險救災戰鬥中英勇獻身,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就有馮金明、李西華、謝德榮、肖傑、常廣明、謝金來、李揚燦等7位烈士相繼殉職。羊城衛士的英雄業績,激勵著公安幹警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倍努力工作,為把廣州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7

<p>檢察志</p><p>20世紀以前,我國歷代封建社會沿用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檢察與審判亦沒有嚴格分開,因而無獨立的檢察制度。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將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同時頒佈《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規定在各級審判廳內設各級檢察局,各檢察局設置檢察長一人,負責對刑事案提起公訴,監視判決的正當執行。至宣統元年(1909)清廷又頒佈《法院編制法》,進一步確立了審、檢分立制度,明確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權。宣統二年十二月七日,廣州府設置了廣州第一個檢察機關--廣州地方檢察廳。<br/>  中華民國元年(1912),國民政府續設廣州地方檢察廳,沿用清末審、檢分立制度。至中華民國16年改革司法制度,撤銷廣州地方檢察廳,在廣州地方法院內配置首席檢察官(其官階與同級法院院長同),負責偵查、提起公訴、擔當自訴、監督判決之執行。<br/>  日軍侵佔廣州期間,中華民國29年5月偽政權成立初,仍沿用中華民國時期的檢察制度。中華民國32年7月改制,成立偽廣州地方檢察署,首席檢察官改為檢察長。<br/>  抗日戰爭勝利,廣州檢察機關恢復原來機構職能。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頒佈了《戡亂總動員令》和《戒嚴法》等一系列法規,實行軍事獨裁統治,中華民國法典標榜的所謂“司法獨立”、“檢察職權”實際上被廢止。<br/>  新中國誕生,建立人民檢察制度。1951年11月,廣州市人民檢察署成立,根據國家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職能,配合“鎮反”(鎮壓反革命)、“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和司法改革等政治運動,參與審理、復查運動中的案件,糾正了一批“鎮反”中漏捕、漏判或錯捕、錯判案件;承擔部分重大刑事罪案的批捕、起訴任務,開始行使法律監督職權。<br/>  1954年,根據國家頒佈的《撈國憲法》(簡稱《憲法》)、《撈國檢察院組織法》(簡稱《檢察院組織法》)和撈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指示精神,加強檢察機關建設,健全機構,市屬五個區的檢察院相繼成立(1956年發展為7個)。全面承擔一般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和自行偵查業務,圍繞國家各項中心工作,與公安機關、法院緊密配合,有力地打擊特務、反革命分子和破壞『社會主義』改造等各種刑事犯罪分子,為從法律上保障過渡時期總路線和計劃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br/>  1957年,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爭,一般監督和其他法律監督職能受到否定或批判,很多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大躍進”時期,機構合併,大批幹部下放勞動或調出;受“浮誇風”影響,辦案工作追求高指標,放“衛星”,取消了一些必要的法律程序,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受削弱,導致錯捕、錯訴案件大量增加。60年代初,廣州市檢察機關的檢察職能恢復,幹部有所增加,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法律監督職能未能充分發揮。<br/>  “文化大革命”中,政法機關受到極大衝擊,檢察機關受害嚴重,廣州檢察機關被撤銷,法律監督職能停止,公安、檢察、法院辦案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被嚴重破壞,出現大量的冤假錯案。<br/>  “文化大革命”結束,政法工作得以撥亂反正。1978年12月召開的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1978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重新設置各級人民檢察院。1978年,廣州市及市屬區(縣)12個檢察院相繼成立,法律監督職能逐步展開。參與平反“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發生的冤假錯案;在打擊嚴重刑事犯罪中,通過偵查監督和審判監督,認真執行了依法“從重從快”方針。公、檢、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制原則得到恢復和發展。<br/>  根據1982年撈共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決定,廣州市檢察機關加強了同嚴重經濟犯罪的鬥爭。1985年後,經濟領域中的犯罪出現新情況、新特點,貪污、賄賂以及涉外經濟犯罪突出,建築等行業經濟犯罪尤為嚴重,市檢察機關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工作的重點,成立了罪案舉報室,1990年還成立了反貪污賄賂工作局,強化了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發生的貪污賄賂犯罪的檢察與偵查,依法查處了一大批貪污、賄賂案件,對保障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推動機關、單位的廉政建設起到積極作用。<br/>  90年代,在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廣州檢察機關的法紀檢察、監所檢察、控告申訴檢察、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刑事技術等檢察業務不斷拓寬和發展。檢察幹部隊伍不斷壯大,素質得到提高,1990年全市檢察機關幹警人數增至1176人,相當於“文化大革命”前人數最多的1957年的5.9倍。從而,使得廣州市的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7

<p>審判志</p><p>近現代一百多年來,廣州的審判制度隨著社會制度更替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br/>  清代廣州府的司法制度沿用封建王朝行政與審判合一的體制,知府執掌審判權。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進行官制改革,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把審判權與行政權分離開來,形成專門的審判機關。根據清政府編制的《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和《法院編制法》規定,廣州於宣統二年(1910)設立地方審判廳,隸屬廣東省高等審判廳,下設南海、番禺初級審判廳,獨立受理普通民事、刑事案件。在審判制度上,分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四級,採取四級三審制,並仿效西方國家採用辯護、陪審、公開審理的形式,但適用法律仍以刑為主,諸法合體。對革命黨人迫害的案件以及嚴重刑事案件,仍由行政長官決定處決,審判廳無權過問。<br/>  中華民國元年(1912),中華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由於連年政局動盪,軍閥混戰,廣州地方審判廳,幾易機構,在審判制度上多沿用舊法。中華民國15年9月,廣州國民政府根據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需要,設立司法制度改革委員會,並于同年11月,通過了改造司法制度案。翌年,廣州地方審判廳改稱廣州市法院,隸屬廣東省控訴法院,在審判制度上採用二級二審制、參審制、陪審制,同時廢止法院內行政長官制,實行行政委員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修訂的法律草案基礎上,制定了國民政府的憲法、民法、刑法、商法、訴訟法、行政法、法院組織法等法律,頒佈了許多刑事特別法規。運用特種司法程序,採用軍法審判和特種刑事審判,完全剝奪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濫施刑罰,殘殺共產黨人,迫害革命志士和無辜百姓。這個時期的廣州地方法院,雖然只受理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但執行的是國民政府制定的法律,在辦案中採用“自由心證”(自由心證:證據的證明力及其取捨,法律不預設規定,而由法官根據其法律意識自由判斷的原則。法官通過證據判斷所形成的內心信念。)原則和奉行“官無悔判”原則,使“審判公開”、“律師辯護”和“三級三審制”徒有其名。 <br/>  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中國司法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司法審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br/>  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是廣州市兩級法院的創建時期。1949年11月1日,廣州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1952年開展的司法改革運動,使廣州市人民法院在組織上和思想作風上得到了整頓,劃清了新舊司法制度和新舊法律觀的區別。同年12月,建立了各區人民法院。當時全國統一的民事、刑事訴訟程序制度尚未建立,廣州市人民法院根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及廣州市的實際,先後制訂了《辦理民刑案件暫行辦法》、《刑罰上幾個問題的說明》,規定了案件的管轄、調解、回避、代理、辯護、復核等審判程序以及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罰、量刑標準、處刑原則等,並實行公開審判、就地審判、巡迴審判以及陪審制度、調解制度。至1953年底,廣州市兩級法院共處理刑事和民事案件58401宗,有力地懲辦了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及時解決了一大批婚姻、房屋、勞資等民事糾紛,對鞏固新生政權、恢復國民經濟和促進社會改革起了積極作用。<br/>  1954年~1966年,是廣州市審判工作曲折發展的時期。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頒佈實施。翌年,廣州市人民法院改稱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1954年~1956年期間,廣州市兩級法院認真執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的陪審、公開審判、合議、辯護、回避、上訴、審判監督等各項審判程序制度,與公安、檢察部門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並試行預審庭制度,貫徹正確、合法、及時的原則,有力地打擊了犯罪分子。同時,全面開展學習法律科學和總結審判經驗活動,改進審判作風,提高辦案質量。1957年~1961年期間,廣州市兩級法院受“左”的政策影響,錯判了一些案件。1961年,撈共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糾正“左”的錯誤。廣州市兩級法院通過檢查案件,採取措施,糾正失誤。全市審判工作在以後的幾年中,切實貫徹執行各項審判制度,嚴格依法辦案,在刑事審判上貫徹“捕人要少,殺人要少,管制也要比過去少”的政策,在民事審判上執行“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方針,逐步健全各項辦案制度。<br/>  1966年~1976年,是廣州市審判工作遭受破壞的時期。“文化大革命”開始,廣州市兩級法院首當其衝,在組織機構、幹部隊伍、審判工作方面都遭到嚴重破壞,處於半癱瘓狀態。1968年,廣州市兩級法院實行軍事管制,審判工作先後被廣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辦案辦公室和廣州市革命委員保衛組第五辦公室所取代。這時期的審判工作,完全廢棄一切程序和制度,刑事案件採取偵查、批捕、起訴、審判一竿子到底的做法,造成大批冤、假、錯案,而民事案件主要受理婚姻案件。1972年,廣州市兩級法院相繼恢復和行使審判權,至1976年這段期間,仍受“左”的影響,冤、錯案仍有出現。<br/>  1977年~1990年,是廣州市審判工作進入新發展的時期。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得到加強和發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陸續制定和頒佈了一系列程序法和實體法,為刑事、民事、經濟糾紛和行政案件審判提供了法律依據。廣州市兩級法院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審判原則,嚴格依法辦案,審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79年開始,根據撈共中央“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的決定,廣州市兩級法院集中力量開展復查和糾正冤、假、錯案的工作,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蒙冤受屈和受株連者得以平反。1980年以來,廣州市兩級法院在刑事案件審判方面,貫徹執行撈共中央關於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與公安、檢察機關密切配合,依法及時判處殺人、搶劫、強姦、流氓、販毒、重大盜竊、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分子及犯罪集團,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罪犯,維護了社會的安定。同時,針對廣州市貪污受賄犯罪突出和犯罪數額巨大的特點,專門調集人員審判經濟犯罪案件,依法嚴懲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在民事和經濟糾紛案件審判方面,由於廣州市是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糾紛和婚姻、房屋、繼承、債務等案件以及涉港、澳、台和涉外案件增多,廣州市兩級法院依法審結了大量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和涉港、澳、台及涉外案件,並在試點審理行政案件的基礎上,從1990年10月開始,依照行政訴訟法,全面受理行政案件。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兩級法院通過審判活動,保障了公民、法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正確調整了各種民事和經濟關係,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7

<p>司法行政志</p><p>中國的司法行政制度,在漫長的封建王朝時期均實行司法行政合一制度。由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長官兼掌司法審判權。清朝的晚期,開始對司法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革。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實行官制改革的同時,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事務,不再兼理審判,但地方政府仍然沒有專設的司法行政建制。<br/>  中華民國時期,中央設司法行政部,各省設司法廳,但在廣州始終沒有專設的司法行政機構。屬司法行政業務、分屬多個部門的公證歸屬地方法院主理。律師是獨立的自由職業,但律師資格,早期由中央司法行政部審核,後期則由地方法院登錄批准;律師的業務接受地方法院和社會局的監督和指導。民間糾紛調解屬各區公所領導,資料統計歸屬市民政部門。對重要政令的宣傳,主要由社會局和地方法院組織實施。法學教育與人材培訓,早期有省辦的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和廣州私立法政專門學校,以後一些大專院校也設立法科。<br/>  撈國成立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司法行政機構和制度。1954年中國公佈了第一部憲法。1955年3月,根據憲法和《法院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廣州市成立了第一個司法行政機關--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司法處,翌年升格為廣州市司法局。屬於司法行政業務的律師、公證、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工作有了專司其事的機構。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律師工作和律師受到批判和責難。其後,廣州市貫徹中央關於精簡機構的指示,剛走上軌道不久的廣州市司法局被撤銷了,司法行政業務劃歸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隨著計劃經濟的推行和法治被衝擊,企業間經濟合同與公民間的法律關係很少需要公證,廣州市公證處遂於1958年被撤銷,只保留牌子和印章備用。<br/>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處於半癱瘓狀態,廣州市的司法行政業務受到批判,律師、公證、人民調解、法制宣傳等業務也隨之廢置。1972年11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恢復建制,廣州地區的司法行政業務繼續開展。 <br/>  1976年10月,撈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動亂,政法工作全面實施撥亂反正。特別是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民主與法制建設得到加強。1980年12月,廣州市司法局重新成立,司法行政業務劃歸市司法局統管。市屬各區、縣也相繼成立了司法局。1983年10月,原由廣州市公安局管理、於1955年創辦的勞動教養工作撥歸市司法局領導。至此廣州市司法行政機關不僅負責法制宣傳和法學教育,並為社會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務,同時又擔負著教育改造違法和輕微犯罪(不追究刑事責任)人員的多種職能,成為廣州地區政法機關的組成部分。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各項司法業務向基層迅速延伸。經過十年的努力奮鬥,廣州地區的司法行政機構日趨完善,包括各種專業律師事務所和街、鎮法律服務所在內,法律服務網點遍及全市各區、街、鎮,各項業務全面開展。公證工作從國內和涉外民事公證發展到國內和涉外經濟公證,辦證總數十年間增長11倍,居全國各大城市首位。律師工作從擔任刑事辯護為主向擔任常年法律顧問、民事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涉外法律事務發展,各項業務在全國省會市中居前列地位,而且律師事務所在全國率先實行“自收自支”。人民調解工作適應新形勢,調解了大量由於經濟體制的改革、利益分配的調整帶來的農村宅基地、水利、山林、果樹糾紛和城市拆遷、房地產權益糾紛,維護經濟改革的實施,促進生產責任制完善,保障經濟建設的發展,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法制宣傳工作有組織、有計劃地廣泛深入開展,從1985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普及法律常識規劃的實施,全面提高了公民特別是領導幹部和青少年的法律意識,促進了各行各業依法治理的發展。法學教育實行辦學與培訓、全日制學校教育和業餘教育並舉的方針,培訓了一批中高級法律人才。勞動教養工作針對收容人員年輕的多、輕微違法,且未構成犯罪等特點,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建立和健全一整套管理教育制度,使之走上規範化的軌道;教育改造質量逐步提高,大多數違法犯罪人員被教育改造成為遵紀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作出了貢獻。<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7

<p>文化志</p><p>(一)<br/>  古代是廣州文化的發育成長階段。<br/>  秦以前,越族先民在負山帶海的嶺南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原始文化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土著文化。但是,它與中原等地區的嶺北漢文化相比還處於初級的、朦朧的、低層次的狀態。<br/>  秦統一嶺南後,先進的中原漢文化源源不斷南傳滲透,本地文化在與之交會融合中,變革創新,逐步形成了品類繁多、風格獨特的廣州古代文化。<br/>  廣州的文學最早見於典籍的是西漢南越王趙佗的《報文帝書》,可視為嶺南文章的起始。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傳》認為,廣州最早的詩人是西漢惠帝時的張買,可惜詩作已佚。東漢章帝時番禺人楊孚(其故居在今廣州河南下渡),著《異物志》,書中多韻語,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稱之為“粵詩之始”。<br/>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宋代是廣州城建設的繁榮時期。當時,廣州已成為中國對內對外的貿易中心,外省商賈紛紛挾重資來廣州經商,外國商船來往不絕。中原漢文化隨著幾次中原人口大南遷,對廣州的影響日益深入;外國的宗教文化、藝術珍品和生活方式,伴隨著外國商人的足跡進入廣州。廣州的文化出現興盛的景象。文學進一步發展,廣州地區的作者見諸史籍的在宋代約30家,其中崔與之被稱為“粵詞之祖”。廣州的藝術也開始興起,來自嶺北的各種歌舞藝術盛行于廣州民間。據《廣州府志》載,唐代的南海郡太守家中蓄有“散樂”;唐宋兩代廣州城北將軍廟出現“歲為神會作魚龍百戲,共相睹戲,簫鼓管弦之聲達晝夜”的演出盛況。中原的古琴藝術隨著南宋末代朝廷輾轉到新會而入粵,日後逐漸形成了以廣州為基地的嶺南琴派。見於記載的廣州畫家有唐代的張正言(張詢),書法家有宋代的李昴英等。<br/>  元代,廣州的文學比較沉寂,但嶺南詩歌仍保留唐代沉鬱的現實主義傳統,藝術則因受政治影響較少,所以還能一如唐宋時相對地興盛。<br/>  明、清兩代,是廣州文化發展的高峰期,奠定了具有嶺南特色的廣州文化的基礎。文學有很重要的成就,詩壇尤為隆盛。明初,孫禲、黃哲、王佐、李德、趙介組織詩社,世稱“南園前五子”。明中葉,又有號稱“南園後五子”的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等。明末清初,屈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家”,逐漸形成了“嶺南詩派”,成為我國詩壇一個重要流派。到清中葉有黎簡、宋湘,晚清有張維屏、丘逢甲等。明清時廣州的學者詩人不少又是卓越的書法家。明中葉陳獻章(白沙)及其門下形成的“白沙書派”頗負盛名。<br/>  明、清兩代,廣州文化最為突出的成就是在藝術方面,開始出現融會了中原藝術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藝術品類,其中最為矚目的是粵劇的形成。孕育成長于本地班而成熟于梆黃聲腔的使用的粵劇,正是南北文化交流創新的產物。同時,廣東曲藝的大部分品種也先後形成。明代,產生了用廣州方言唱的木魚歌,出現了廣泛流行於民間的《花箋記》、《二荷花史》等名作。清代又先後出現了八音班、八音鑼鼓、龍舟歌、南音、粵謳等曲藝品種。還產生了沙湧鼇魚舞、麻車火狗、市橋水色、沙灣飄色、擲彩門、鯉魚舞等民間藝術形式。繪畫書法藝術方面,從清中期開始,廣州畫壇逐漸興盛,先後湧現了黎簡、謝蘭生、蘇仁山、蘇六朋、居巢、居廉等一批著名畫家,其中不少亦是詩人、書法家。居巢、居廉兄弟在繪畫理論和實踐上,均主張突破傳統舊框架,重視寫生,師法自然,大膽創新,形成“居派”風格,是後來嶺南畫派創立的先聲。清代,書法以吳榮光、李文田、康有為等成就最大。清道光年間,南海人鄒伯奇從事攝影術的研究,成為中國攝影研究先驅之一。<br/>  由於廣州文化事業的發展,清雍正年間開始,廣州掌管學政的政府教育機構已被賦予兼管文化事業的職能。<br/>  (二)<br/>  近現代是廣州文化逐步面向世界、創新發展的階段。<br/>  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學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向為對外開放港口的廣州乃得風氣之先,西方的音樂(包括聲樂、器樂和樂器)、繪畫、攝影、戲劇、電影、舞蹈、雕塑以及文學藝術理論相繼傳入廣州,逐漸為廣州人所接受和消化,形成了新興的文化事業品類,並促進本土傳統文化從內容到形式上的改良創新。而廣州的文化也開始傳向海外,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粵劇戲班陸續到達美洲和東南亞各國演出。廣州又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世稱大革命)的根據地,廣州文化也深受其影響。因之,近現代的廣州文化,在內容上具有民主革命及西方思想文化色彩,形式上則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表現手段、器具和方式,從而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革新性。<br/>  近代的廣州文學英傑湧現,直面現實,直面人生,富有開拓革新精神,文、詩、詞以及作為新的品種開始面世的小說都出現了不少佳作。張維屏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陳澧是著名的學者、詩人、散文作家。康有為、梁啟超等倡導“詩界革命”,鼓吹文學改良,主張文學家投身社會變革。梁啟超的文學成就尤為突出,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人物,著有《飲冰室文集》等。辛亥革命前後,梁鼎芬、潘蘭史、丘逢甲、黃節、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等的詩作,皆有影響。小說也異軍突起,著名的小說家有吳沃堯(吳趼人)及寫出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的黃世仲(黃小配)等。<br/>  近代的廣州文化藝術生機勃發,原有的品種日趨成熟,新的品種破土而出。粵劇進一步發展,李文茂率領粵劇藝人響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其革命精神也影響了粵劇藝術。以1889年粵劇八和會館在廣州建成為標誌,粵劇活動中心從佛山轉移到廣州,廣州的粵劇事業逐步進入全盛時期,不僅戲班數量多,人才出眾,而且邁出了改良革新的步子。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清末民初出現了粵劇改良運動,粵劇戲班競編競演貼近時代的新戲。以後發展到吸納西洋樂器,豐富伴奏音樂;借鑒西方音樂、話劇、電影的藝術手段,豐富粵劇舞臺表演藝術。粵劇進一步成為既有濃烈地方色彩,又兼容北方戲曲和西方藝術特色的地方劇種,實現從古樸的早期粵劇向現代粵劇的過渡,其標誌是1919年前後粵劇省港班的出現。晚清至民初廣州地區湧現一批藝術上卓有成就的粵劇名伶,其代表人物先後有李文茂、鄺新華、千里駒等。這個階段,本土興起的新的藝術品種主要有粵曲和粵樂(撈國建政後稱廣東音樂)。粵曲是以多種民間說唱為基礎,吸納粵劇聲腔而成。自其誕生之日起即深受粵語地區群眾喜聞樂唱,演唱粵曲的師娘(失明女藝人)和茶樓歌壇成為羊城一大景觀。廣東音樂則是本土民間音樂吸收融會外省音樂文化,並逐步借鑒西方作曲技法和演奏手法的產物。它充滿時代色彩和變革精神,因而發展迅猛,湧現了何博眾、嚴老烈及其後被稱為廣東音樂“何氏三傑”的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被稱為“四大天王”的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一批傑出的作曲家、演奏家;出現了《旱天雷》、《賽龍奪錦》、《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等大批名曲,使得廣東音樂很快發展成為中國著名的地方新興樂種之一。<br/>  西方傳入的文化藝術形式開始在廣州興起。晚清廣州出現的“外銷畫”,是雛型的中國西洋畫。清末民初,赴歐美和日本學習西洋繪畫的一些青年回到廣州,開辦研習和教授西洋畫的機構,西洋畫開始在廣州流行。另外,廣州歷史上第一批營業性戲院、電影院、非職業話劇團,以及首個公共圖書館都在這個時期創辦。此外,使用西方先進攝影器材和攝影術的攝影業的興起,中西合璧的東園遊樂場的開辦,也是這個時期廣州文化的新事物。<br/>  政府文化行政工作,進入中華民國後由教育局兼管。<br/>  “五四”新文化運動,拉開了中國現代社會序幕。從1919年至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的30年間,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革而又充滿動盪的年代,也是西方文化更大規模傳入的時期。這個時期,廣州的社會生活色彩斑駁,跌宕多變,其文化發展道路曲折,情況複雜,起落交替,然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始終是其主流。僅以高潮論之,則出現了兩次。<br/>  第一次高潮是1919年“五四”運動後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前。其實績主要表現在:文學出現新的發展勢頭,新文學從萌芽到發展,廣州最早的新文學作家應運而生,他們大都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因此創作上多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為主。文學社團先後出現,文學刊物相繼問世。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藝思想,提倡新文學和白話文,成為這個時期文壇的新風,出現了白話文小說和新詩作品。在此期間,茅盾、郭沫若、郁達夫、魯迅等著名作家先後南來廣州,對廣州新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話劇和歌詠活動,圍繞著大革命的民眾宣傳和動員工作,聲勢浩大,以新文藝工作者、青年學生、革命軍人、工人、店員為主體的話劇社、歌詠團如雨後春筍,創作演出大量革命話劇和國民革命新歌,粵劇藝人也投身其事;藝術革新方興未艾,尤以粵劇和國畫較為突出。粵劇省港班的鼎盛使粵劇改革向前演進一大步,主要趨向是使粵劇進一步地方化、大眾化和現代化。其代表人物是具有高度藝術才華的愛國名伶薛覺先、馬師曾、白駒榮等,從20~40年代,他們的藝術實踐對粵劇的創新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畫的變革風愈盛,曾參加辛亥革命活動的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創立了“融合中西”的“折衷派”(後人稱為嶺南畫派)“新國畫”,該畫派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引人注目的流派。粵曲由於出現了由開眼女伶代替瞽姬的重大變化而進入全盛時期,人才輩出,名家眾多,流派紛呈。張月兒、熊飛影、張瓊仙、小明星、徐柳仙等是二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女伶。這個時期,廣州新興的文化事業,有黎民偉等首辦的電影製片業,出現首批製片機構,這些機構存在時間雖然不長,卻也攝製出記錄大革命活動的記錄影片,為後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並攝製出廣州電影史上的首批故事影片。此外,現代雕塑的大型人物造像于2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廣州,這些作品雖出自外國雕塑家之手,但塑造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風雲人物,開了廣州市城市紀念雕塑的先河。此時還出現了有別於民間舞蹈的新興舞蹈藝術。<br/>  大革命失敗以後,廣州的文化發展跌落低谷,一年後才逐步復蘇,到30年代(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前),廣州的新文化運動又重新興起,特別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成為廣州文化的主題,出現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的主要表現是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先後成立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簡稱廣州文總)及其下設的左翼作家聯盟廣州分盟、戲劇家聯盟廣州分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廣州分盟,以及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廣州文化界抗敵協會等組織,對團結進步作家、進步文學青年投入新文學運動起了積極作用。歐陽山、龔明、草明等組成的普羅作家同盟以及溫流、蒲風、黃甯嬰、陳殘雲、林林、蘆荻等組成的廣州詩壇社等文學組織,其創作活動十分活躍。這個時期的文學刊物有《天王星》、《火花》、《黃花》、《廣州詩壇》、《詩場》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夏衍、巴金、茅盾等名作家南來廣州,他們在廣州的活動,加速了廣東新文學運動的進程,使本來較為後進的廣東新文學運動迅速匯合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大潮中去。戲劇運動也從恢復到發展,隨著戲劇家歐陽予倩、洪琛、田漢南來投身廣州戲劇事業,廣州的革命話劇運動之火被重新燃起。他們會同廣州戲劇界人士,開辦戲劇研究所和戲劇學校,出版戲劇刊物,宣傳戲劇改革,培養人才,組織反映現實生活的戲劇創作和演出,廣州劇壇十分興旺。這個時期,粵劇進行了更為全面、更為深刻的改革創新,從而也擺脫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於受有聲電影的衝擊而一度出現的危機;美術事業繼續發展,湧現了新的繪畫團體和現代美術教育機構,廣州的繪畫藝術在不同品種、不同流派之間的相互競爭中發展。1931年,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赴歐美學習西洋畫並取得很高成就的愛國畫家李鐵夫,從香港一度回廣州參加以胡根天、馮鋼百、徐東白等為首的尺社(前身是1921年成立的赤社美術研究會,1929年改此名)的創作、研究、展覽活動,在廣州畫壇留下深刻影響。30年代初,在魯迅提倡的新興木刻運動影響下,李樺、賴少其、劉侖等在廣州成立現代版畫會,從事革命木刻創作,在廣州掀起一股革命木刻旋風。30年代前後,到歐美學習現代雕塑藝術的李金髮等回到廣州,從事雕塑教學和創作活動,廣州有了第一批現代雕塑藝術人才,在廣州的土地上樹立起第一批由廣州雕塑家創作的名人紀念雕塑作品;音樂事業有開拓性的發展,馬思聰、陳洪創辦了廣州第一支專業管弦樂隊、第一所音樂學校。抗日救亡音樂活動如火如荼,湧現大批救亡音樂作品,影響比較大的有何安東作曲、陳黃光作詞的《奮起救國》,馬思聰作曲、歐陽山作詞的廣州方言歌《武裝保衛華南》,何安東作曲、何芷作詞的《全國總動員》等。這段時期,市政府創辦了廣州博物院,是為廣州博物館事業之濫觴;出現由翁達德創辦的廣州第一個現代幻術雜技民間組織;以陳幹臣為代表的講正派故事為特點的廣東說書流派崛起;公共圖書館的數量和藏書有比較大的增加,是廣州圖書館事業的興旺時期。<br/>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許多文化藝術工作者轉移到香港和內地,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一些文化事業也隨省政府遷移到粵北。日偽政權對廣州原有的文化事業摧殘破壞,佔用文化場地,嚴厲查禁稍有抗日愛國內容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他們為推銷其美化侵略戰爭的文化、製造太平盛世的假像,故也興辦一些文化事業,舉辦一些大型文化娛樂活動,並千方百計威逼利誘粵劇戲班進行演出。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後,許多粵劇、粵曲藝人被迫返回廣州,他們迫于生計,只好組班登臺,廣州一度有較多的粵劇、粵曲演出。<br/>  抗日戰爭勝利後,各項文化事業有所恢復,流落各地的廣東文藝家陸續返回本土,一批北方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也南下羊城,進步文化活動十分活躍,廣州一度成為國統區進步文化活動中心之一。文學界尤其繁榮,僅就文學刊物而言,就多達數十種;娛樂業也十分興旺,集中在廣州演出的粵劇戲班數量一度超過戰前;電影放映業有所擴展;曲藝廳、舞廳也有不少。當然,其中不乏不健康的以至腐朽的文化產品和文化現象。電影業幾乎為美國影片所壟斷,但優秀的國產影片在與之抗衡中,亦顯露出自己的風骨,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曾風靡廣州,其上座率大大超過同期上映的美國藝術片《出水芙蓉》。1946年春起,國民政府開始查禁進步書刊,取締進步文化活動,迫害進步文化人士。大批進步文化人又再撤向香港,繼續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在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影響下,廣州社會經濟逐步崩潰,物價飛漲,治安惡劣,文化娛樂業隨之衰落,連唯一的市立博物館也被關閉,大量文化從業人員失業,大批粵劇藝人轉赴香港謀生。廣州淪陷前夕,廣州文化事業已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中。<br/>  (三)<br/>  當代是廣州文化在『社會主義』軌道上朝著現代大都市文化的目標發展的階段。<br/>  撈國建政後,文化事業由政府文化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和管理。國家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方向(80年代改提“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制定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等發展和繁榮文化事業的方針。廣州的文化建設,遵循這些方針,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br/>  早在廣州淪陷前夕,周鋼鳴、華嘉、杜埃、黃寧嬰等大批文藝工作者已從香港進入東江遊擊區,準備接管廣州文化工作。1949年10月,廣州淪陷。歐陽山隨軍南下,回廣州主持接管文教工作。廣東文藝工作者從香港、兩廣及東江遊擊區、北方解放區各地再度會師廣州,成為廣州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1950年,撈共廣州市政府文教局成立,社會文化團體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會亦宣告組成。1952年底,撈共廣州市政府決定成立廣州市文化局,主管廣州市文化事業。廣州市政府在改造舊有的文化事業的同時,致力於文化事業的新發展。經過41年有計劃的文化建設,廣州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較為宏大的文化隊伍,形成一個門類比較齊全、佈局基本合理、具有一定規模和水平的現代大都市文化事業的框架。其發展歷程可分為從撈國建政起到1965年的17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以及自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3個主要發展階段。<br/>  第一階段,廣州文化事業全面發展的17年。<br/>  這個階段的突出成就,首先是建成一個以國辦為主的文化事業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的門類有:文學事業,擁有由新老結合的優秀作家組成的作家協會和大型文藝刊物;表演藝術事業,擁有粵劇、京劇、木偶劇、廣東音樂、曲藝、雜技等傳統藝術表演團體,話劇、歌舞劇、交響樂等新文藝團體,以及一批經過改造的舊戲院和新建的劇場。並于1965年籌建廣州芭蕾舞團(後因“文化大革命”發生而停止,1994年重新建立);造型藝術事業,擁有美術館、畫院、雕塑室、美術社、圖片社等創作、研究機構;博物館事業,擁有以歷史類為主,包括有藝術和自然科學專業類的博物館群;圖書館事業,初步形成以大型城市公共圖書館為中心,與大學圖書館及區、縣級中小型圖書館相協調的圖書館網絡;群眾文化事業,建立市、區(縣)、街道(鄉鎮)三級群眾文化工作機構,形成大型文化宮與基層俱樂部、文化室相結合的活動陣地網絡,建設起一支示範性的業餘文藝中心團隊與基層業餘文藝團體相結合的浩大的群眾文藝隊伍;電影事業,形成了由專業電影院、影劇場、電影俱樂部、電影放映隊組成的城鄉電影放映網,設立了市、區(縣)兩級電影發行機構,建成電影製片廠、電影機械廠,從而形成了從電影片攝製、電影機械製造到電影發行、放映的完整的電影事業。<br/>  其次是文藝創作和傳統藝術改革卓有成就,擁有一批有全國影響或地區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如歐陽山、陳殘雲、韓北屏、吳有恆、黃谷柳、金敬邁等的小說;秦牧、杜埃、華嘉、黃秋耘、岑桑等的散文;黃宗岱、黃甯嬰、蘆荻、樓棲、柯原、韓笑、張永枚、韋丘、歐外鷗、野曼等的詩歌;周鋼鳴、肖殷、杜埃等的文學評論;何求、趙寰等的話劇劇本;蔡楚生、王為一、陳殘雲等的電影文學劇本;陳冠卿、楊子靜、莫汝誠、譚青霜、何建青等的粵劇劇本;陳卓瑩、蔡衍棻、陸風等的曲藝作品;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關山月、黎雄才、方人定等的中國畫,胡一川、楊秋人等的油畫,王肇民、黃篤維等的水彩畫,黃新波、楊訥維等的版畫,廖冰兄等的漫畫;尹積昌、潘鶴等的雕塑;薛子江、蔡俊三等的攝影;容庚、商承祚、吳子複、秦咢生、麥華三等的書法;陸仲任、施明新、楊樺等的交響樂;易劍泉、陳德钜、黃錦培、劉天一等的廣東音樂;梁倫、查列等的舞蹈等。小說《三家巷》、《苦鬥》(歐陽山)、《香飄四季》(陳殘雲)、《蝦球傳》(再版本,黃谷柳),散文集《花城》、《藝海拾貝》(秦牧),話劇《新局長到來之前》(何求)、《南海長城》(趙寰),電影《珠江淚》(陳殘雲)、《董存瑞》(丁洪、董曉華、趙寰)、《南海潮》(蔡楚生、陳殘雲、王為一)、《羊城暗哨》(陳殘雲),國畫《江山如此多嬌》(關山月與傅抱石合作),木刻《年青人》、《太陽從我們手中升起》(黃新波),雕塑《五羊石像》(尹積昌、陳本宗、孔繁偉)、《艱苦歲月》(潘鶴)、《歐陽海》(唐大禧)等優秀作品,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粵劇產生了由粵劇藝術家馬師曾、紅線女主演的《搜書院》、《關漢卿》,紅線女、羅品超、文覺非、羅家寶等主演的《山鄉風雲》,靚少佳等主演的《馬福龍賣箭》、《十奏嚴嵩》,羅家寶、林小群主演的《柳毅傳書》等改革創新優秀代表劇目。粵曲則從單一的清唱發展到說唱、彈唱、表演唱等形式,整理和創作的新的代表曲目有《秦瓊賣馬》、《朱老鞏護鐘》、《仕林祭塔》、《沙田夜話》等。以楊達、黃俊英為代表的粵語相聲也脫穎而出。撈國建政後在林堃等組織下發展起來的廣州木偶藝術,也湧現了由木偶藝術家鄭壽山主演的《孫悟空三調芭蕉扇》等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神話木偶劇。<br/>  這個時期廣州國際文化交流,以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流為主,而且是進來的多,派出去的很少。<br/>  在這17年中,廣州文化曾受過“左”的路線影響,尤以1957~1958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影響為甚,致使廣州文化事業發展一度停滯。<br/>  1965年末,廣州地區文化事業機構362個,從業人員6076人。<br/>  第二階段,廣州文化事業災難的10年。<br/>  從1966年夏到1976年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廣州的文化事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破壞和摧殘。“五四”運動以來廣州革命文藝的光榮傳統,以及撈國建政後廣州文化建設的成就均被否定,傳統文化被拋棄,大批優秀作品被誣為“毒草”,大批文藝工作者和文化工作幹部受到殘酷的打擊和迫害,部分藝術表演團體、全部民間文化團體被強行解散,連政府文化行政機構省、市文化局也一度被撤銷,多數博物館、圖書館、群眾藝術館、文化館被關閉,多數劇場、電影院因失修而破敗。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大搞鼓吹個人崇拜,歪曲撈共和中國革命歷史,歪曲社會現實的文化藝術,如形形式式的反映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文藝作品和展覽會。戲劇舞臺上則獨尊8個“革命樣板戲”。然而,在廣州文化遭到空前浩劫期間,廣州地區一些文化工作者在萬馬齊喑的局面下,仍然創作出一些受群眾歡迎的作品。“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始,廣州各項文化事業開始緩慢恢復,但其業務活動仍停留在“左”的格局。<br/>  第三階段,廣州文化事業的全面復興和發展。<br/>  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文化事業發展進入一個歷史新時期,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得到恢復,落實了党對文藝工作者的政策,在恢復文藝隊伍的元氣,以及搶救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的文化事業的基礎上,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各項文化事業不僅恢復到1965年時的規模,而且出現了深刻的發展變化。這一變化集中表現為:由過去片面強調為階級鬥爭服務,轉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服務;由過去與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轉向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由過去的封閉型,轉向開放型;由過去單一的國家辦,轉向社會多方面辦。這些變化的具體表現是:其一,多渠道籌集資金,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80年代,廣州市政府投資興建了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廣州畫院、廣州圖書館,廣東省政府在廣州投資興建了中山圖書館新館等。文化單位自籌資金興建了粵雅堂(廣州文物總店)、新時代影音公司等。從新加坡引進外資興建了廣州文化假日酒店(內有高級電影院)等。其二,各行各業辦文化,國家、集體、個體一齊上,形成文化市場。80年代之前,文化部門之外只有工會、共青團、園林部門辦一點文化事業,進入80年代,旅遊服務業、工商業、農業、社會團體、個體紛紛開辦音樂茶座、舞廳、桌球室、電子遊戲室、卡拉OK室、錄像放映、電影院、遊樂場、書報攤等消費性文化娛樂業,不同消費層次的文化設施發展很快,並出現一批大型、高檔、多功能的文化娛樂場所,在全國中,廣州最早形成頗具規模、多體制結構的社會文化市場,廣州市政府設立了文化市場管理機構,並制定了相應管理法規。其三,傳統文化事業調整佈局和業務結構,改變了單一功能的沿習。文化市場的形成,為群眾文化生活提供多樣的選擇,改變了以看演出、看電影為主的傳統娛樂方式,劇場、電影院的上座率普遍下降,導致了廣州京劇團的撤銷和各藝術表演團體規模的縮減,而兼職從業於影視、廣播、廣告、藝術培訓等的演藝人員則日益增多。劇場、電影院和其他文化事業單位普遍實行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多元服務,增強適應市場的能力。其四,借助企業、市場、商業的力量謀求自我發展。文化單位與經濟行業聯合辦劇團、辦展覽、辦刊物、辦大型文藝演出活動、攝製電影等,有越來越好的成效和日趨成熟的運作方式。其五,實行社會福利型與文化產業經營型相結合的辦文化路子,在保證社會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以發展文化經濟,積累財力,支持福利型文化事業。<br/>  各種文學和藝術種類新人輩出,出現創作繁榮景象。為鼓勵創作,省、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分別設立了省、市最高級別的綜合性文藝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廣州市文學藝術紅棉獎”。還舉辦過撈國建政40周年優秀作品評獎活動。這個時期的文藝創作題材廣泛,形式多樣。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反映改革開放現實的作品不僅數量多,而且手法新穎;歷史題材的創作,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反思性、思辨性更為強烈。傳統藝術的改革創新也有新的突破。大批優秀作品、作家、藝術家在全省、全國和國際獲獎。如秦牧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散文《鬣狗的風格》,陳國凱暴露“文化大革命”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小說《我應該怎麼辦》、《代價》,章以武、黃錦鴻描繪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廣州市井風情小說《雅馬哈魚檔》,錢石昌、歐偉雄的商戰小說《商界》等,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戲劇創作方面,林驥的《特區人》,歐偉雄、楊苗青、姚柱林的《南方的風》等以改革開放為題材的話劇,受到廣泛好評。許雁的以反腐敗鬥爭為主題的話劇《情結》,成為廉政建設的形象教材。賀夢凡、張磊編劇、丁蔭楠導演的電影故事片《孫中山》,陳自強的新編歷史粵劇《三脫狀元袍》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優秀作品。美術事業不斷出新,各個品種的創作活動都很活躍,尤其是雕塑藝術,廣州地區的雕塑家把雕塑創作與城市建設結合,與塑造城市文明結合,開創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湧現出潘鶴的《開荒牛》、唐大禧的《猛士》、俞暢的《挑戰》等大批優秀作品;廣州市的城市雕塑建設有長足發展,大中型紀念雕塑、園林雕塑,從1978年前10多座增加到40多座。在表演藝術中,雜技藝術的創新成績最為突出,戴文霞演出的《滾杯》、嚴志誠等演出的《鑽地圈》等一批優秀節目在國內外均享有較高的聲譽。其他各類品種都湧現不少新的俊才和佳作。<br/>  對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躍。從1978~1990年,廣州地區文化藝術團體共有420多批7000多人次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出、展覽、講學、考察、訪問等。同期也有來自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藝術團組共960多批近9000人次到廣州進行文化交流,交流項目涉及文化各個門類。與港澳地區的民間文化交流也經常化。<br/>  1990年末,廣州地區文化事業機構569個,從業人員8293人,其中屬集體或個體經營的機構277個、從業人員796人。<br/>  進入90年代以來,廣州文化事業以建設現代大都市為目標,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強人才培養,加大對文化設施建設、文藝創作和藝術革新的經濟投入,向著新的高度發展。<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8

<p>文物志</p><p>廣州,自秦漢以來一直是我國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海上交通貿易的重要港口,又是一座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漫長的歲月中,遺留下來的文物史跡相當豐富,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br/>  (一)<br/>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們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從事捕魚、農業等生產活動,創造了廣州地區的原始文化。在城郊的飛鵝嶺、新市葵湧和番禺、從化等地發現的這時期的遺址,出土有雙肩石斧、有段石錛、石箭鏃、石網墜等石器和幾何印紋陶器,在紋飾中有與中原青銅器相類似的花紋,表明了當時嶺南邊陲與發達的中原地區文化早有一定的聯繫。<br/>  廣州建城已有2000多年歷史,有出土文物與史籍印證。據《史記》等史籍的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派任囂、闓佗率軍南下,於三十三年(前214)統一嶺南,分嶺南地為南海等三郡,南海郡治番禺,即《史記》、《漢書》所稱的番禺城。秦亡,闓佗據嶺南地,建南越國,以番禺為都城。在東郊螺崗秦墓出土(秦始皇)“十四年屬邦”銅戈;西村石頭崗1號秦墓發現有“蕃禺”烙印的漆盒;中山四路發現的秦代造船遺址,上層壓有南越國宮署走道及御苑遺址,出土“萬歲”瓦當和印花大方磚等;象崗南越王墓出土刻有“蕃禺”、“蕃”銘文的銅鼎等器;還有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發現南越國宮苑遺址石構建築,石板上有嶺南地區最早的“蕃”字等秦隸石刻文字。這些有關番禺城、南越國遺跡、遺物的發現,成了廣州建城歷史的物證。三國吳黃武五年(226)分交州為交、廣二州,合浦以北屬廣州,轄南海、蒼梧、郁南、合浦四郡,州治番禺,廣州之名即由此而來。西晉八王之亂,中原地區戰事頻仍,中原人民大批避亂南遷,廣州僻處嶺南,相對安定。廣州晉墓的墓磚發現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等銘文,可認為是當時晉人對廣州情勢的描述。宋代,廣州城進入了一個重要的建設發展時期。慶曆五年(1045),廣州知州魏瓘在南漢宮城範圍修子城(又稱中城),“環五裏”,“雉堞三百”。熙甯元年(1068),廣州知州張田在子城東建東城,“環七裏”。同年七月,呂居簡、王靖燒磚改建東城和子城,這是廣州見諸史志記載的最早磚城。熙寧六年(1073),廣州經略使程師孟為保護外商聚居地,又在子城之西築西城,“周十三裏”,後稱此三城為宋代三城。南宋嘉定三年(1210),廣州經略使陳峴于城南增建雁翅城,並浚城濠,東西置閘。本世紀30年代以來,宋城的遺跡、遺物屢有發現。中華民國年間廣州拆城開馬路時,發現不少有南宋年號戳記的城磚。在越華路西段發現的北宋子城的西城牆基,出土印有“水軍廣州修城磚”等戳記的城磚;增城甯西鎮斯莊發現印有“水軍修城磚”戳記的城磚和宋代燒制城磚的磚窯群,這些發現都為研究廣州宋城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明清時期,廣州城再向外拓展。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合宋代三城為一,四周城垣往外擴展,城北拓800餘丈至越秀山,還在山上城牆中建鎮海樓(俗稱五層樓);城南至今一德路、泰康路、萬福路;城西至今人民路、盤福路;城東至今越秀路。永樂三年(1405),於城西設“懷遠驛”,供外商居住。清代,在廣州城東西兩邊擴築翼城,延伸至珠江畔。中華民國七年(1918),廣州市政公所拆城牆,開馬路,至今明清兩代的廣州城牆尚餘下越秀山西起大北水塔腳、東至小北越秀公園門口長1100米的一段殘垣。<br/>  建築是該地區同時代經濟、文化的集中反映。在廣州發掘的1000多座兩漢墓中,出土一批形式多樣的陶屋明器,反映出當年的建築有牆垣高聳、警衛森嚴的城堡與“篳門圭竇”共存。其中出現最早的為“幹欄式”(上為人居,下養牲畜的高腳屋),繼而有“曲尺式”、“三合式”、“樓閣式”等,適應當地高溫、潮濕多雨的自然環境。這是中原漢式建築與南方越式建築相結合的產物。幹欄式的樓居住宅而今在我國西南地區還普遍可見。唐代的懷聖寺光塔形式獨特,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伊斯蘭教建築,又是廣州碩果僅存的唐代高層建築物。宋代,保留至今的著名的建築有二,一是北宋重建的六榕寺花塔,本世紀70年代維修時發現有曾任陝西寶雞縣主簿林修等於元祐五年(1090)發起重建的塔磚銘文,可確證花塔的年代已近千年;二是光孝寺大雄寶殿,其梁架為抬梁式與穿鬥式相結合,較多地保留了斜昂梭柱、側腳、叉手等我國早期建築手法和嶺南特色。現存光孝寺伽藍殿、鎮海樓、嶺南第一樓與五仙觀後殿、琶洲塔與赤崗塔,以及番禺市的蓮花塔、增城市的萬壽寺等,是具有嶺南特色的明代建築。清中葉以降,受西方影響,嶺南建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裝飾藝術趨向華麗堂皇、精雕細刻,中山七路的陳氏書院融陶塑、灰塑、石雕、磚雕、金屬鑄飾、套色玻璃工藝於建築一體,可視為這時期的典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了歐式的西洋建築;30年代,更出現了中西結合的新型殿宇式建築。前者可以一德路的石室聖心堂,後者則以市府合署為其代表作。石室聖心堂是我國最大的一座哥特式石構建築,原嶺南大學的馬丁堂是我國出現最早的鋼筋混凝土框架樓房。清末民初的民居也出現有獨特風格、地方特色濃郁的西關大屋、竹筒屋、騎樓以及洋房別墅,這類民居而今保留不多。<br/>  從歷史文物回溯,廣州建城自秦番禺城起,2200多年的歲月裏,城垣由小擴大,逐步拓展,其間多經滄桑變化,但城區中心一直未改,這是廣州城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br/>  (二)<br/>  中國南海的海上交通貿易始于漢,盛于唐宋。唐時海上航線東起廣州,西至東非;明清以來,遠達歐美。據史籍記載,番禺城早已是全國商貿發達的都會之一。《史記?貨殖列傳》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象、玳瑁、果布之湊。”《漢書?地理志》也載,“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中山四路的秦造船工場遺址,有三個造船台,最寬的2號船臺,寬2.8米,據鑽探估計長達100米以上,這處造船工場可同時建造數艘20噸~30噸的木船,是目前發現世界上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造船遺址。東北郊龍生崗東漢墓出土一件彩畫樓船模型,船上建重樓,槳、櫓齊全;先烈路東漢墓出土一件陶船模型,分前、中、後三艙,有舵有錨。舵的出現在歐洲要到12世紀以後。由此可證,廣州造船業早在秦漢時期已頗具規模。象崗西漢南越王墓出土了原支非洲象牙、波斯銀盒和焊珠金飾件;橫枝崗西漢墓出土3件玻璃碗,經化驗,其成分屬西方鈣鈉玻璃系統;廣州的漢墓出土內有香料的薰爐,還有藥物蝕花的瑪瑙珠等。這些出土的舶來品,或可說明廣州的海上交通要比《漢書?地理志》說漢平南越後漢使到東南亞的年代還要早。<br/>  兩晉南北朝,中外使者往來頻繁,海外僧人接踵而至,有寺廟等文物建築及典籍為證。最早從海路到廣州傳教的,當推西晉太康二年(281)天竺國(今印度)僧人迦摩羅來廣州建三歸、王仁兩寺,傳播佛教。其後,光熙元年(306)天竺國佛教名僧耆域泛海至交廣,後抵洛陽;東晉隆安五年(401),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佛教名僧三藏法師曇摩耶舍來廣州建王園寺(今光孝寺)傳教,奉敕譯經;梁普通七年(526),天竺僧達摩遠渡重洋,在今下九路的西來初地登岸,開壇傳教,“西來初地”之名由此而來。兩晉南朝中外貿易交往盛極一時,百貨彙集,“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廣州晉墓的墓磚有“永嘉七年癸酉皆宜價市”銘文,亦可證當時廣州商貿發達、富饒。<br/>  唐宋是廣州對外貿易往來的興盛時期,不僅開通了從廣州至波斯灣、大食國,再向西達東非、紅海這條當時世界最長的“廣州通海夷道”,而且向東還有通日本、高麗的航線,廣州成為世界著名的東方大港。當時來往于廣州港口的有婆羅門、波斯、獅子國等外國商船。始建于隋代位於廣州外港的南海神廟,廟內尚存唐韓愈撰文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航運中的“海事”一詞,最早見於此碑。唐朝政府首先在廣州設置市舶使,這是總管外貿事宜的長官;隨著對外商務繁榮,在城西設置“蕃坊”,作為外商居住區。唐代,伊斯蘭教傳入我國,最先到廣州,現存的光塔、懷聖寺和清真先賢古墓,是著名的伊斯蘭教聖地和對外交往的史跡。北宋期間廣州仍保持全國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對外貿易中心的地位。開寶四年(971)在廣州首設市舶司,外貿管理規章開始制訂。由廣州最高長官潘美兼任市舶使,這是中國有海關之始。宋代各地名瓷彙聚廣州出口,促進了廣東各地陶瓷業的發展。廣州西村窯、番禺南村沙邊窯群,還有省內的潮州窯、連州窯、海康窯、佛山窯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產區,其中廣州西村窯和潮州筆架山窯的產品深受海外歡迎,出口量大。近年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越南、日本等國家都有這兩窯的產品發現。北宋時廣州、明州(寧波)和杭州(後為泉州取代)為全國的三大港,貿易額以廣州居首。外貿繁榮促進了友好往來的發展,海珠北路天慶觀保存的熙寧三年(1070)《重修天慶觀記》碑,記載了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客商首領地華迦囉捐銀50萬兩重修天慶觀事,宋政府封之為保順慕化大將軍。<br/>  明朝初年實行“海禁”政策,僅對周邊國家實行“朝貢貿易”。明成祖時海禁放寬,永樂元年(1403)複置廣州、泉州、寧波三市舶司,永樂三年,又在廣州西關十八甫建“懷遠驛”,有房舍120間安頓外商。以後“海禁”時寬時緊。嘉靖年間撤泉州、寧波兩司,只留廣州市舶司,廣州成了全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東山姚家崗發現廣州提舉市舶太監韋眷的墓,出土2枚孟加拉銀幣,1枚威尼斯銀幣。清初,實行海禁和閉關政策,全國僅留廣州一口岸。康熙二十四年(1685)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今連雲港)為對外通商口岸,設立粵、閩、浙、江四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漳州、寧波和雲台三口岸及海關,僅保留廣州口岸一關,並特許廣州十三行行商統一經營全國對外貿易,在西關的珠江河北岸設立夷館,規定為外商辦理商務及居留之地。<br/>  綜觀上述的文物史跡,可知從秦漢開始,2000餘年來廣州在我國對外交通和貿易中,都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br/>  (三)<br/>  廣州地處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前沿,廣州人民反抗外國侵略和官府投降的鬥爭,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歷史的序幕。19世紀初,英國殖民主義者大規模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林則徐奉旨來廣州禁煙,將收繳英、美商人的鴉片2萬餘箱,在虎門太平鎮和廣州當眾焚毀。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次年,英侵略軍進攻虎門、烏湧,並攻佔廣州城北四方炮臺,四出姦淫擄掠,三元里人民和附近103鄉民眾數萬人憤起抗英,迫使敵軍退出廣州。現尚存的三元里抗英誓師舊址及大角、上橫檔、下橫檔、烏湧等炮臺舊址和“義勇之塚”、“湖南廣東廣西各標忠勇官兵之墓”、“義勇祠”、牛欄崗戰場遺址、升平社學舊址以及“節馬圖”碑等遺跡、遺物,不僅記錄了廣州人民英勇抗敵的事蹟,也揭露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的可恥行徑。<br/>  咸豐六年(1856)十月,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陷虎門,掠廣州。廣州人民奮起抗爭,火燒十三夷館。次年十二月英法聯軍佔據廣州,成立“三人委員會”,控制官府,清官府成了長達三年的傀儡政權。英法強租沙面、總督衙門等地,以建領事館、洋行、教堂、倉庫。廣州人民掀起反進城和反租地等一系列反侵略鬥爭。<br/>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廣州孕育和醞釀。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與馮雲山、洪仁玕等在家鄉創立革命組織“拜上帝會”,組織群眾,宣傳革命。1851年1月洪秀全等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後,清政府將花縣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的故居及洪氏宗祠、書房閣等焚毀。洪秀全故居和書房閣於1960年復原。<br/>  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在北平上書未被採納後,回到廣州,在今中山四路長興裏的邱氏書院開設長興學社(後稱“萬木草堂”),授徒講學,擬訂《長興學記》,並完成為變法打下理論基礎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名著,培養了梁啟超、陳千秋、麥孟華等一批弟子,為維新變法積聚了力量。<br/>  廣州又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孫中山在廣州策動“乙未起義”(1895),革命黨人闓聲、倪映典率領的庚戌新軍起義(1910),辛亥“三二九”黃花崗起義(1911),這些起義雖告失敗,但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吹響了前奏曲。中華中華民國成立(1912),革命政權很快又為反動勢力所把持,廣州成了“二次革命”的重要基地。1917~1923年,孫中山為捍衛民主與共和奔走呼號,在廣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權,同軍閥進行不懈的鬥爭。有關這一時期的重要文物、舊址、遺址有庚戌新軍起義烈士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和孫中山大元帥府舊址等。<br/>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廣州是全國革命的中心,留下不少文物舊址。1922年,撈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在廣州成立,這是全國五大區委之一,1924年遷至文明路,舊址而今尚存。1923年,撈共“三大”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召開,通過了“國共合作”的決議,奠定了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會址早已毀,但“三大”代表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居住過的“春園”仍存。1924年,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撈共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在文明路廣東高等師範學堂禮堂主持召開了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又創辦黃埔軍校,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等,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和農運骨幹。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越秀南路惠州會館成立,發動省港大罷工,設罷工委員會于越秀南路的東園。這期間還有平定商團及滇軍軍閥劉、楊叛亂,沙基反帝遊行,東征南討統一廣東等鬥爭。國民政府成立後,出師北伐,給反動勢力以有力的打擊。<br/>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撈共組織發動工農兵舉行廣州起義,在省會公安局內建立起東方第一個工農民主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1957年撈共廣州市政府在當年起義失敗後烈士被殺害的地方興建“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緬懷先烈。<br/>  日軍侵華,民族矛盾上升。十九路軍將士自動奮起抗擊侵略軍,犧牲的烈士遺骸運返廣州,在沙河頂建“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廣州留下不少抗日史跡,如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血淚灑黃華碑、白雲山馬頭崗新一軍墳場,在從化的陸軍六十三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陸軍六十二軍一五七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在番禺的植地莊抗日戰鬥烈士紀念碑、番禺廣州市區抗日遊擊第二支隊司令部舊址等。國共內戰的史跡主要有:撈共廣州市委(特派員)舊址、撈兵進城式檢閱台舊址等。<br/>  (四)<br/>  本世紀20年代末,廣州民間創辦了“黃花考古學院”,在廣州市郊運用現代田野考古學進行過幾次漢晉古墓的發掘;廣州市政府籌辦廣州博物院;首次舉辦大型文物展覽等。這是廣州文物保護事業之始。<br/>  撈國成立後,撈共廣州市政府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門設置了文物管理機構。1951年成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開展文物普查。隨後,撥出專款維修一批古建築和革命遺址;設立田野考古工作隊,配合城市基本建設,清理發掘古遺址古墓葬;為加強廣州口岸文物出口的管理,成立市文物鑒定委員會,負責鑒定監督文物出口;為更好地發揮文物的作用,先後恢復和建立起有地方特色的歷史、工藝、美術等8所博物館、紀念館。國務院和廣東省、廣州市政府還分別公佈了廣州市第一批國家級、省級和市級的文物保護單位。<br/>  “文化大革命”之初,廣州文物事業受到嚴重的衝擊和破壞,管理機構癱瘓,不少文物保護單位被侵佔改作他用,社會文物慘遭浩劫。文物工作者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破四舊”收繳的文物中,搶救回大批珍貴的文物。<br/>  “文革”以後,文物事業復興。1982年恢復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市屬縣市也相繼設立了文物管理機構。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被佔用的,限期遷出,並撥專款維修復原。1982年,根據撈共中央開展全國文物普查的要求,廣州市及所屬縣均成立了文物普查機構,開展文物大普查。以後,國務院先後公佈在廣州的第二、三、四批國家級,省政府先後公佈第二、三批省級,以及市政府先後公佈第二、三、四批市級的文物保護單位。考古發掘取得新成果,其中秦造船工場遺址、南越國宮署遺址、西漢南越王墓,是廣州有史以來三次重大的考古新發現。80年代起,文物、公安、工商等部門相互配合,嚴厲打擊文物走私活動,文物部門多次接受海內外愛國人士的文物捐獻;組織文物專題展覽到海外展出,進行中外文化交流……文物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8

<p>衛生志</p><p>一<br/>  遠古廣州氣候炎熱、潮濕多雨、河網縱橫,特定的氣候環境,常有疾病流行。土著越人有病多由巫醫求神鬼庇佑,或以砭石、灸法治療,醫藥遠較中原落後。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後,中原醫藥漸傳入廣州。1956年廣州先烈路出土的西漢初古墓發現中藥朱砂和煎藥用銅薰爐,1983年出土的西漢南越王墓中發現制藥工具及五色藥石、中草藥、藥丸等,皆表明廣州的醫療事業有2000多年的歷史。<br/>  秦漢以後,有些入粵京官精於醫術,如東晉南海太守鮑玄,宋代廣州知州張致遠、侍制李睼等,都在任內傳授醫術與衛生知識或作醫學著述;中原遷居嶺南的人士也有不少善醫,如晉代的葛洪、鮑姑、支法存,唐代的軒轅集,宋代的陳昭遇,元代的釋繼洪等,他們均對廣州醫療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br/>  但是,直到宋代初年,廣州的醫生數量仍少,且藥價昂貴,平民百姓有病多用民間草藥與民間簡易療法(如艾灸、燈火灸、刮痧等),醫藥幾成官宦富商的專利品。至宋真宗時(998-1022),“賜廣南《聖惠方》,歲給錢五萬,市藥療病者”(見《宋史》),仁宗時(1023~1063),“以廣南兵民苦瘴毒,為置醫藥”。於是,廣州開始有官辦的醫療機構惠濟軍民藥局(簡稱惠民藥局),平民到醫療機構求醫漸多。元、明、清代官辦醫療機構沿用宋制,明代始有官辦衛生福利機構,清代惠民藥局附設養生所(相當於住院部),此乃留醫機構之始。<br/>  明清兩代,廣州的醫生數量漸多,名醫輩出,還著書立說,留下寶貴醫學遺產。據《廣東通志》、《廣州府志》等古籍所載,其時廣州地區知名醫師有80多人,如明代馬應勳、劉邦永、何夢瑤(《醫碥》作者);清代易臣蓀、林慶銓、劉敬時、郭治(《脈如》、《醫約》作者)、崔必鈺、潘名熊(《評琴書屋醫略》、《葉案括要》作者)、陳定泰、朱沛文等。其時廣州已逐步形成有廣東地方特色的中醫醫派,有人稱之為“嶺南醫派”。<br/>  廣州是中國最早傳入外國醫學的城市。唐代時,廣州不僅有多種外國藥物輸入(此可上溯至漢代),還有胡醫(外國醫生)設診。到清代時,西方醫學已有很大進步,英美等國為實行擴張政策,利用傳教醫生為其服務。外國傳教士到廣州後,起初設醫贈藥,後來設醫療機構,為廣州近代醫學的發展打下基礎。<br/>  清嘉慶十年(1805),牛痘接種術由英國醫生皮爾遜(A?Pearson)傳入廣州,後漸向全國推廣。道光八年(1828),英國傳教醫生郭雷樞(T?P?Colledge)到廣州,與美國醫生伯福氏合設贈醫所。道光十五年,美國傳教醫生伯駕(PeTerParker)到廣州初設眼科醫局,後發展為博濟醫院(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前身),這是中國乃至遠東最早建立的西醫院。該院後設婦女部,是廣州醫務界有專門婦科之始,也是中國最早施行割治“淋石”(泌尿道結石)手術的醫院(1844)。該院還最早使用西方麻醉藥品(1847),最先施行剖腹手術(1875),購置第一台X光機(1901)等。此外,中國最早的西醫學校--博濟醫學校(1866)、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醫院--惠愛醫院(1898)、首倡新法接生的醫院--柔濟女醫院(1899)均出現在廣州。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外國教會在廣州開設的醫院已達5個。這些西醫機構的出現,使廣州在全國最早形成中西醫並存的局面。一些中醫也積極學習和吸收西醫知識,“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在廣州醫務界興起。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宣統元年(1909),廣州西醫界人士梁培基、潘佩如等人先後創辦以“光華”命名的醫社、醫校、醫院和廣東公醫醫學專門學校、醫院,開創了由中國人自辦西醫教育和西醫院的歷史,打破了由外國教會壟斷中國西醫醫療機構與醫學教育的局面。<br/>  中華民國建立後,廣州醫療衛生事業有所發展。中華民國10年(1921)成立的廣州市衛生局,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市級衛生行政機構,以後,市衛生局在立法管理與防病治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是在中華民國15年實施《廣州海港檢疫條例》,推動了全國從外國人手中收回檢疫權。在醫學教育方面比清代也有所發展。然而,由於政局不定,政府腐敗,執行衛生管理有關規定並不落實,衛生防疫工作很差,醫藥仍未惠及廣大居民,貧民就醫只能到方便醫院等慈善醫療機構。霍亂、鼠疫、天花等傳染病時有流行,街頭常見暴屍。當時政府對中醫採取歧視、限制政策,幸而廣州中醫界力抗強權,爭得合法地位,令中西醫並存于廣州。中華民國36年,廣州市開業的醫務人員中,西醫644人,中醫1239人,中醫仍占主要地位。當時中西名醫並行于世,在診療技術上及醫學理論研究中頗有建樹。<br/>  中華民國38年,全市有公立醫院10所,教會醫院6所,私立醫院21所。醫院共有病床3641張,衛生技術人員2371人。此外還有不少私人開業的診(產)所。在醫學教育方面,當時有醫學院3所,中醫學校2所,醫院附設的護士學校11所,私立醫事學校1所,助產學校4所。 <br/>  二<br/>  撈國成立後,醫療衛生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廣州市醫療衛生部門遵循國家制定的“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大力進行城鄉衛生機構建設,建成並逐步完善了城鄉衛生保健網絡;積極發展醫學教育,培養了一支專業齊全的醫藥衛生技術隊伍;傳統醫學走上健康發展軌道;有計劃地開展防治疾病工作,消滅和基本消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傳染病,降低了各種疾病的發病率;婦幼保健工作不斷加強和發展;醫學科研取得一系列成果,國際醫學合作與交流不斷擴大。<br/>  1949年11月,撈共廣州市政府衛生局成立,1950年下半年,市屬各區、縣亦先後成立衛生科。市、區、縣衛生局(科)建立後,首先致力於建立城鄉基層各級衛生組織,加強管理。1950年3月,市衛生局在惠福區設環境衛生實驗區。1952年成立廣州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同年成立廣州市衛生防疫所,1953年改稱廣州市衛生防疫站,隨後各區、縣和部分系統的單位也先後建立了防疫站。1962年開始,以醫院為中心,擴大預防,各綜合性醫院建立衛生防治(保健)科,街道衛生院設衛生防疫(保)科(組),逐步形成市、區、街三級預防保健網。這期間,廣州的醫療機構也有較大的發展,到1965年,全市建成縱有市、區醫院、街道(公社)衛生院和工廠企業衛生所(站);橫有綜合醫院、教學醫院、專科醫院、企業職工醫院和療養院的醫療網,並實行了劃區分級分工醫療。婦幼保健工作也逐步建成市、區、街的三級婦幼衛生保健網。為加強醫學科學研究工作,市衛生局於1952年起,先後成立市恙蟲腦炎病研究組、市中醫中藥研究所、市醫學科學研究所作為各項研究工作的基地。1963年,市衛生局成立“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指導開展醫學科學研究工作。1968年3月,廣州市中醫中藥研究所,廣州市恙蟲病腦炎研究組、市醫學科學研究所合併成立廣州市醫藥衛生研究所。這些措施,為醫療普及、科學研究打下較好的基礎。<br/>  撈國建政初期,撈共廣州市政府動員各方面人才參加醫療衛生建設。一批撈國建政前在國外學習進修的醫生相繼回國,不少在醫藥衛生各個領域有較深造詣的專家、學者和知名人士、名中醫也參加各級醫藥衛生單位工作,保證了廣州市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撈共廣州市政府衛生局首任局長、醫學教授李達潮就是於1949年10月31日,策動汕尾鹽場場警1000多人和兩艘艦艇起義後返回廣州的。衛生防疫專家陳安良擔任了廣州市衛生防疫站站長;內科專家姚碧澄、外科專家黃榕增、眼科專家沈毅任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正、副院長;外科專家王懷樂任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兒科專家張夢石任廣州市兒童醫院院長;防癆專家李仕政任廣州市結核病防治院院長;精神病學家莫淦明任廣州市精神病醫院院長等。還有一批中西醫藥各方面的專家如婦產科專家梁毅文、外科專家梁尚農、胸外科專家李迎漢、心外科專家孫德榮等在市屬醫藥衛生單位負責各學科的領導工作。廣州市衛生部門於1953年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公立醫院工作。1956年3月至1958年底止,市衛生局和廣州地區各級衛生部門先後吸收了106名有臨床經驗的中醫參加工作。名老中醫劉赤選、羅元愷、鄧鐵濤、黃耀?、黎雲卿、徐楚生等均是在此期間,分別轉入或被吸收參加中醫學院、市第一人民醫院和市中醫醫院工作的。他們與西醫合作,對病人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取得較好的效果。在這支骨幹隊伍的帶動下,廣州的醫療衛生技術水平,得到了較快的提高。<br/>  撈國建政後,廣州醫學教育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提出的“醫學教育實行高、中、初級制,以發展中級醫學教育為主,中級醫學教育以培養醫士為主”方針指導下,於1951年初分別在方便、市立、柔濟、紅十字會4間醫院設醫士學校。將粵東醫事學校和婦孺、國民、永康、贊育助產學校合併為廣州私立衛生學校,私立圖強助產學校由廣東省衛生廳接辦,改名廣東省第一助產學校。中山大學醫學院、嶺南大學醫學院和私立光華醫學院在高等院校系調整中合併為華南醫學院(後改名中山醫學院)。同時逐步開展了衛生員、保育員等初等醫學教育和在職醫務人員的進修培訓。撈國建政初期,中醫教育曾一度停頓,1956年9月,由國家舉辦的廣州中醫學院成立後,中醫教育開始納入正規的教育系統。1958年9月建立廣州醫學院。1958~1959年,廣州市各區、縣相繼成立衛生學校,為廣州醫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br/>  中山醫學院是全國重點醫學院校,有一支較高水平的師資隊伍,著名病理專家梁伯強、秦光煜,寄生蟲病專家陳心陶,放射醫學專家謝志光,消化內科專家陳國禎,眼科專家陳耀真、毛文書,小兒科專家鐘世藩,生理學專家林樹模,微生物專家白施恩等教授在該院任教,不少學科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廣州醫學院是在朱光市長的直接領導下,由留法醫學專家姚碧澄負責籌辦和建立的,首任院長由朱光市長兼任。省、市屬中等衛生學校,亦成為廣州市中等衛生技術人員的培訓基地。<br/>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衛生部門積極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抓了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傳染病和其他傳染病及地方病的工作。撈國建政後廣州未發生過霍亂、鼠疫、天花病例(1961年霍亂從國外傳入,廣州有間歇散發性病例發生)。1957年基本消滅恙蟲病,1958年基本消滅薑片蟲病,控制了傷寒、痢疾、白喉、小兒脊髓灰質炎、乙型腦炎的發生和流行。1952年7月成立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後,發動群眾,開展以除“四害”(1956“四害”定為蚊、蠅、鼠、麻雀,1962年“四害”改為蚊、蠅、鼠、臭蟲,後再改為蚊、蠅、鼠、蟑螂),講衛生,消滅疾病,講文明,養成良好衛生習慣為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1952年底,廣州市金花街被評為全國乙等衛生模範單位,在隨後的學習金花街活動中,全市有57條行政街被評為廣州市衛生模範街。1958年,動員群眾義務勞動,填平沼澤水溝,建成東山湖公園、荔灣湖公園、流花湖公園,使蚊蠅孳生基地變為供群眾遊覽休息的場所。60年代前後,農村開展衛生村的建設,郊區小洲、永泰、江村、小塘等於1959~1965年先後建成衛生村。1966年,為貫徹撈共中央“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大面積開展衛生村的建設,至同年10月底止,有31個大隊接近或達到衛生村的要求。<br/>  “文化大革命”期間,市衛生局機關幹部於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衛生系統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工人宣傳隊進駐醫療衛生單位參加“鬥批改”,市醫學科學研究所、市沙眼防治所、市口腔疾病防治所等專業防治機構被撤銷,市、區結核病防治所改為市結核病醫院門診部,市婦幼保健院併入市兒童醫院。其時,醫學科研和各項預防工作無人負責,醫藥院校於1966~1970年停止招生。未撤消或未合併的13間市屬醫院包括綜合醫院、專科醫院、療養院,一律按數碼順序排列為市第一至第十三人民醫院。醫院內部曾一度按班、排、連建制,打破醫、護、工界限,實行“醫護工一條龍”。行政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幹中的不少人受衝擊,著名醫學專家、學者被斥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鑽研業務的醫務人員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姚碧澄、沈毅、李迎漢、李钜泉等醫學專家被迫害致死,一大批知識分子受到排斥,無法開展工作。各項醫療規章制度被全盤否定,科研資料散失,醫療質量下降,個別醫院還一度成為兩派武鬥的據點,嚴重干擾了醫療工作的開展。由於“紅衛兵大串連”,流行性腦膜炎交叉感染,造成廣州一度流行此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推廣使用中草藥、針灸療法,農村開展以改良飲水為重點的“兩管五改”(管水、管糞;改水、改廁、改灶、改村容村貌、改下水道),工廠企業職業病調查防治以及群防群治,工廠紅醫和農村赤腳醫生培訓,推廣合作醫療制度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br/>  三<br/>  改革開放後,廣州市醫療衛生事業出現嶄新的局面。<br/>  1979年開始,廣州市衛生部門採取了整頓健全衛生行政和衛生事業機構;強化領導班子和業務技術指導系統;健全管理制度,著重抓業務建設和工作質量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同時,國家投入衛生事業的經費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通過對外交往,學習國外和港澳地區的先進經驗,引進先進醫療設備;海外僑胞、港澳同胞的熱心支持,捐資興辦衛生事業等等,使廣州的醫療衛生事業獲得較快的發展。<br/>  廣州市的醫療衛生改革起步于80年代初,即開始在放寬政策,開辦衛生保健有償服務,舉辦各種咨詢門診;改革國家對衛生事業單位的醫療經費補助辦法;發展橫向聯合和家庭病床;改革醫學教育體系,實行多種形式辦醫;大抓文明單位建設等等方面的探索。從1983年開始,全市各級醫療衛生單位普遍推行院(所、站、校)長負責制和任期目標責任制、幹部聘任制和工人合同制;在經營管理上推行全面承包責任制(後改為綜合目標管理責任制),使醫療衛生單位擁有經營權、財務支配權、福利獎金分配權。同時實行經營方式多元化,發展第三產業,促進衛生產業經濟發展,使廣州市醫療衛生單位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自主經營。在單位內部逐步建立和健全新的運行機制、分配機制,激勵機制和強化自我約束機制、社會監督機制,促進各單位加強管理,改善服務態度,提高醫療質量,擴大醫療服務項目。市紅十字會醫院的改革經驗曾多次在全國和省的會議上被介紹推廣,醫院被評為全國先進單位及省、市級文明醫院和廣州市最佳服務單位。《廣州市醫療衛生單位實行全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方案》得到國家衛生部和省衛生廳的肯定,並在1987年轉發全國和省各地衛生部門。1989年12月25日,廣州市急救醫療指揮中心成立,其任務是負責指揮調度全市性急救工作。12月31日開通“120”急救醫療呼救電話,開設14條專線可同時接納33位市民向市急救醫療指揮中心呼救,中心可同時調動25間醫院的救護車。1990年,廣州市衛生部門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狠抓治理整頓,通過改善醫療服務態度,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加強行業管理,對個體醫生和鄉村醫生等進行確認職稱考試,組織掃蕩和取締社會遊醫行動;整治“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清查自主收費、重複收費和超標準收費;繼續整頓醫藥市場,查處無證經營藥品店和偽劣藥品;加強廉政廉醫建設等,使廣州市的醫療衛生改革不斷深化和健康發展。<br/>  改革開放以後,廣州市衛生事業經費投入和基本建設投資增加。市、區、縣衛生事業經費投入從1975年的1216.5萬元至1990年增至7854.9萬元;市衛生局直屬系統1979~1990年,基建投資金額共11459萬元,竣工面積200163平方米。據廣州地區醫藥衛生單位不完全統計,1980~1990年共接受華僑港澳同胞捐贈人民幣221萬元、港幣8421萬元、美元110萬元和日元132萬元,用以興建醫療用房,增添醫療設備。如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捐資擴建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霍英東心臟中心、何賢、何添兄弟捐資擴建番禺縣人民醫院、縣婦幼保健院、香港著名神經外科專家溫祥來博士籌集海外捐款為廣州醫學院創辦神經科學研究所等。廣州地區各級醫療單位在傳統X線診斷的基礎上,80年代引進介入放射學技術、CT(X線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儀)、ECT(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儀)、DSA(血管數字減影儀)和MRI(磁共振儀),基本完善了廣州地區醫學影像的先進裝備,開展了各系統的特殊檢查。至1990年底,全市有97%的衛生院以上單位裝備了A型超聲裝置;93%的區縣以上醫院裝備了B型超聲裝置;12所醫院擁有D型脈衝多普勒;5所醫院開展D型彩色血流顯像;廣東省人民醫院等8所醫院開展介入性超聲診斷和治療;珠江醫院、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報道了數千例DSA使用經驗;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等運用ECT檢查數萬人次,CT定性和定位準確率分別為84%和98%,達到國內外診斷水平;南方醫院使用MRI,使大批疑難病人得到及時診斷。其他防疫、醫療設施也得到了相應的裝備,為開展各項防治工作提供了保證。<br/>  在中醫藥事業上也有長足進展。1985年,廣州市振興中醫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有力地推動全市中醫工作的開展,並實行財政單列。1986~1990年間,廣州市各級政府和衛生部門投入中醫事業建設經費達2442萬元,基本實現區、縣都有中醫院的目標。1986年9月複辦廣州市中醫藥研究所,幾年來完成中醫藥、中西醫結合課題36項。名中醫學術經驗的繼承整理方面,已出版有《廣州市名老中醫學術經驗選》、《醫學論述選》(胡肇基著)、《針灸醫案與臨症備急》(張濟民著),《奇難雜症》(黃振鳴著)等。1990年,國家衛生部和廣州市政府共同投資2096萬元,建成建築面積18150平方米的廣州市中醫醫院醫療大樓投入使用。1990年底,全市共有中醫醫院17所,病床2213張,中醫師3107人,中醫門診診療人次占全市總門診診療人次40%。<br/>  衛生防疫工作取得新進展。1984年,消滅血吸蟲病,1985年,消滅血絲蟲病,1987年,把地方性甲狀腺腫病控制在基本消滅的標準內,1989年麻風病僅有現症病人105人,基本接近消滅。據1950年統計,廣州市前10位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構成,傳染病占第一位,經過40年的努力,下降為第十三位。兒童計劃免疫實現了規範化管理,1988年經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家衛生部和廣東省衛生部門聯合考察,廣州市計劃免疫各項指標均達到或超過規定標準。1990年,廣州市還被評為“全國十佳衛生城市”和全國愛衛會授予“滅鼠先進市”稱號。於1979年開始的農村改水工作,至1990年,農村受益人口占總人口的93.68%,獲全國愛衛會授予的“全國改水先進市”稱號。<br/>  婦幼保健工作方面,至1990年,全市新法接生率99.56%。1981年開始,進行圍產遺傳研究和圍產保健試點,1987年在東山、海珠、荔灣、越秀四個區全面鋪開圍產保健工作,廣州市被國家衛生部婦幼衛生司批准定為第一批納入全國圍產信息管理的正式成員單位。1989年9月,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等獲得省內首二例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成功,被列為“七五”攻關項目,獲國家衛生部、廣東省衛生廳、廣州市科委和市衛生局的獎勵。1990年,廣州市孕產婦死亡率由1950年的202/10萬下降為35.4/10萬,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的103.7%下降到1990年的16.8%,兒童生長發育水平明顯提高,92.78%達到正常值標準。全市婦幼保健工作除部分農村地區外,已達到國家衛生部頒佈的甲類地區婦幼保健衛生標準要求。<br/>  1979年全國科學大會後,廣州市醫學科學技術工作有較快發展,先後建立了一批研究所(室),取得多項成果,受到國家、省、市的獎勵。“兩例體外受精一胚胎移植(試管嬰兒)足月分娩成功”、“異體腎移植手術成功”、“經皮穿刺腎石取出術”、“高效價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孕早期絨毛直接製備染色體G顯帶技術臨床應用”等新技術達到國內先進水平;“人工通氣搶救嚴重呼吸衰竭”、“單克隆體免疫複合物(生物導彈)治療白血病”、“血液過濾新技術治療急慢性腎衰和心衰、肝中毒及各種化學中毒病”、“電子人工喉”、“腦腫瘤切除術”、“藥物治療眼型重症肌無力”等處於國內領先地位;“人工心臟瓣膜置換術”、“冠狀動脈搭橋術”、“心臟瓣膜氣囊竇管成形術”已趕上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br/>  1979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在廣州市從化縣建立“世界衛生組織初級衛生保健中國廣東從化合作中心”,為國內外初級衛生保健的學術交流提供了學習和考察的場地,同時推動了廣州市農村衛生事業的建設。80年代,增城縣開展了農村醫療衛生重點整頓建設,使該縣的縣區兩級醫療機構有了新發展。1983年起,廣州市和各縣每年在衛生經費中安排專款,用於農村醫療器械裝備、培訓“赤腳醫生”和幫助老區重點建設。廣州醫學院為農村衛生技術人員設了定向招生培訓班,全市共有7所中專衛生學校和各類中專衛生技術人員培訓班,為農村培訓中級衛技人員,並實行市屬醫院定期派出醫生到農村衛生院幫助工作,在農村基層鍛煉的制度,提高農村衛生院的技術水平。1980年,中山醫科大學腫瘤研究所和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分別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為世界衛生組織癌症研究合作中心和心血管病防治培訓中心。<br/>  在醫學教育方面。1990年末,廣州地區範圍的高等醫藥院校有中山醫科大學、暨南大學醫學院、廣州中醫學院、廣東醫藥學院和廣州醫學院等5間,中專衛校11間,業餘醫藥學校4間。改革開放以來的13年,廣州醫學院共培養出研究生27人,本科生2783人、專科生368人、成人大專生246人,共3424人。市屬7所中專衛校培養出中級衛生技術人員3600多人。在職教育逐步加強,各類學習班受訓者達6000多人,送外省或國外進修學習2000多人次,還引進各種醫藥專業人才3152人。<br/>  據1990年統計,全市衛生機構2354個,包括各類醫院(含綜合性的、專科性的、教學的,以及區縣和鎮級醫院等)190所,療養院(所)20所,門診部(所)2033個,專科防治所(站)22個,衛生防疫站21個,婦幼保健所(站)5個,藥品檢驗所11個,醫藥科學研究機構11個,其他衛生事業機構25個;還有1639個村衛生站(點),個體開業人員285人。形成了由中央、省和部隊駐穗系統,市屬系統,區縣屬系統,工業及其他系統互相協調、層次分明、覆蓋面廣的城鄉醫療衛生網絡,出現了國家、集體、個人多種形式辦醫的新局面。全市共有病床29930張,平均每千人口佔有床位5.04張。衛生工作人員64334人,其中衛生技術人員48276人,平均每千人口中有衛生技術人員8.12人,其中醫生3.54人。嬰兒死亡率1950年為103.7‰,1990年下降到16.8‰;廣州市居民的人均壽命從中華民國37年(1948)的35歲提高到1990年的74.5歲;廣州市人口死亡率從中華民國37年的15.3‰,下降至1990年的5.49‰。這兩項指標都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8

<p>教育志</p><p>西漢後期,廣州已出現培養士人的封建教育機構。三國初,東吳騎都尉虞翻因得罪孫權流放番禺,在虞苑(今光孝寺)設宮講學,門徒數百人。清代教育沿襲明制,中央設國子監,地方設府、州、縣學,鄉設義學、社學。廣州設府學宮,為廣州最高學府。番禺、南海各設縣學宮。廣州設書院開端於南宋,興替700餘年至清代。義學、社學是地方基層教育機構,用公款或私人捐款而設。<br/>  廣州是對外通商最早的口岸之一,接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早。國內革新圖強風潮的興起,經濟、社會的變動,對廣州的教育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治三年(1864),洋務派在廣州開設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這是廣州出現最早的外語學校。光緒十六年(1890)和二十二年間,維新派康有為(1858~1927)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推行新學。光緒二十七年,清政府頒佈“興學詔書”,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相繼頒佈《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制定了中國近代正式學制。廣州把整個學程分為三段七級*(*三段七級為:第一段初等教育,分為三級,即蒙養院四年,初等小學五年(七歲入學),高等小學四年;第二段中等教育,設中學一級五年;第三段高等教育,即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分科大學堂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光緒二十八年兩廣總督陶模將廣雅書院改建,成立兩廣大學堂。廣州第一所官立高等學堂由此誕生。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廣州先後辦起官立高等學堂6所;中等、初等教育逐步發展。幼稚教育納入學校序列,稱蒙學堂。<br/>  清道光以後,外國教會憑藉不平等條約特權在廣州設各種學校。至中華民國初,由外國傳教士操辦的教會學校、學堂、幼稚園不下60所。這些教會學校,教育大權完全操在外國教會手中,校長由外國人擔任。直到1926年全國掀起收回教育主權運動後,才陸續改由中國人擔任。教會學校的教育制度、課程設置基本按照西方的一套,與清政府頒佈的學制、法令不盡相同。其目的在於在中國培養基督教徒,但它也同時把西方教育引進中國,對革新封建傳統教育有其進步一面。<br/>  中華民國初期,廣東政局動盪,軍閥戰爭頻繁,教育經費匱缺,廣州教育發展緩慢。大革命期間,民眾教育、工農教育特別得到重視,普通教育也得到發展。其時,政府提倡平民教育,中等學校實行男女同校,令各學校向平民開門,又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私立中學設公費名額;設立平民學校,對象為失學青年、工人、學徒、店員、家庭婦女等,講授識字、珠算、信劄等課程,貫串宣傳革命道理。中華民國17年(1928),陳濟棠主粵,經濟有所發展,加上海外華僑捐款辦學,公、私學校紛紛創立。中華民國26年,有公私立大學18所、公私立中學62所,公私立小學186所。中華民國27年,廣州淪陷,大量學校內遷,教育事業受到破壞,汪偽政權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其間,有偽省立廣東大學1所,學生300余人;公私立中等學校19所,小學100所,入學人數只有學齡兒童總數的13%。抗日戰爭勝利後,疏散各地的學校相繼遷回,至廣州淪陷前夕,全市共有大學10所,中學86所(其中公立8所,私立78所);中心小學37所,國民小學68所,私立小學148所。<br/>  廣州位屬省會,是廣東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教育一向比較發達。抗日戰爭之前,一些有識之士曾致力於普及初等教育,但由於社會制度等原因,直到1949年廣州淪陷之前,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及69%,市區人口中60%是文盲。撈國建政後,從1949~1990年的40年間,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展,廣州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闊步前進。但其間也幾經挫折,大體經過如下幾個階段:(1)解放初的8年--接管、改造、發展(1949~1956);(2)曲折前進(1957~1966);(3)“文革”浩劫(1966~1977);(4)撥亂反正(1977~1981);(5)新時期蓬勃發展(1982年後)。<br/>  廣州淪陷後,對接管過來的學校採取“維持原狀,逐步改造”的方針。宣告學校向工農開門,優先錄取工農及其子弟入學,舉辦工農業餘學校和工農速成中學,提高工農群眾及工農革命幹部的文化水平。制定《廣州市農民業餘教育實施辦法》,開展掃除文盲,建立初、中等業餘教育。對原有教師,實行“爭取、團結、教育、改造”政策。開辦南方大學,招收華南各地知識分子,培訓革命幹部。1951年,對私立學校採取扶持政策,要求教會學校不要接受外國津貼。1952年開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從1953~1956年,有步驟地將214所私立中小學和16所教會辦的中小學改為公立。1956年,新辦了廣東教育學院、廣州中醫學院、廣東民族學院、廣州師範專科學校。由解放初至1957年,廣州市中、初等教育投入2.15億元,建築校舍面積39萬平方米,新增中小學席位16.56萬個。<br/>  1957~1966年,廣州教育事業有較大發展。1957年,複辦暨南大學。1958年,又新辦大學7所和中等專科學校16所。這一時期對普通中小學國家包辦過多。由此,出現教育與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失調。教育內部改革,出現片面理解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原則,學生勞動過多。1961年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高等院校由中央教育部統一調度,調整合併,有的停辦。但是,由於壓縮中等教育規模,出現大批小學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學。為緩解這種狀況,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或個人辦起夜中學28所,簡易小學23所。廣州市廣播電臺辦起廣播學校,省、市文史研究館舉辦了文史夜學院,華僑集資創辦僑光中學等。成人教育方面,50年代末,幹部中的文盲全部掃除,職工和城市居民中的掃盲任務也於60年代後期全部完成。至1965年,從掃盲到大專各級職工業餘學校均已齊備,質量較好,形成職工教育體系。在農村,隨著農業合作化的進程,持續開展掃除文盲的工作。“文革”期間,大學停止招生4年,中小學(主要是中學)停課達兩年半之久。校舍、設備遭到嚴重破壞。1969年,學校進駐撈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農村學校由貧下中農管理),雖然複課,但教學計劃、教學秩序十分混亂。1970年,暨南大學被撤銷,廣州醫學院改為中級衛生學校。教師隊伍遭到嚴重摧殘。實行“開門辦學”,市區中學在農村建立分校74所,市區小學普遍到郊區建立學農基地,學生勞動過多,嚴重影響了基礎知識課程。教育經費也浪費甚大。1972年,由於地方黨委和政府部門的努力,頒發了《廣州市中小學教師工作的基本要求》以及學校以教學為中心的5項規章制度,著手整頓學校,恢復正常教學秩序,但不久又受“反復辟”、“反回潮”的衝擊,學校再度陷入混亂。這期間,中等專業學校和農業中學被砍掉,職業技術學校全部改為普通中學,盲目發展高中,小學普遍附設初中班,部分小學改為中學,師資層層往上拔,削弱了小學教育,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畸形發展。教育投資縮減,1971~1976年,平均每個中學生佔有全年教育經費43.8元,還不到1965年(114元)的40%。<br/>  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廣州教育辦了3件事:(1)推倒“兩個估計”*(*“兩個估計”指1971年8月13日由江青反革命集團炮製、撈共中央44號文轉發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對“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作出的極不公平的估計。即17年的教育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廣大教師和17年培養的學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79年3月,經教育部黨組建議,撈共中央批准撤銷了這“兩個估計”。),解除教師“精神枷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2)恢復正常教學秩序,各級學校把工作轉移到教學上來。(3)對教育事業進行調整。<br/>  1977年,撈共廣州市委、撈共廣州市政府給90名中小學教師、幹部授予優秀教師、模範班主任、模範教育工作者稱號;1980年、1986年和1990年,撈共廣東省政府先後批准廣州市中小學特級教師共63人。1978~1980年,在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領導下,用了兩年多時間清理和平反“文革”及歷次政治運動遺留的冤假錯案。大學、中專、中學、小學評定教師職稱,調動了教師積極性。1978年,根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各級學校都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學上來。高等、中等學校恢復招生考試制度,撤銷中小學農村分校,使用全國統編的新教材。為使有限的教育經費用出效果,恢復了重點中小學的設置。1981年,全市有重點中學14所,重點小學24所;市區14所完全中學改為初級中學,市內4區(東山、海珠、荔灣、越秀)及市屬6縣(花縣、從化、增城、番禺、龍門、新豐,1988年起龍門、新豐兩縣不再劃歸市屬)246所小學不再附設初中班,6縣籌辦了初級中學15所。1988年,市內4區普及了小學教育,市區辦了職業中學7所;各縣試辦農業中學。同時,著手改革學制,省、市重點高中改為三年制,小學恢復6年制。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狀態開始扭轉,教育質量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方面,1978年複辦了暨南大學、廣州師範學院,新辦兩所學院;1981年,經教育部核定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中山醫學院、華南農學院為全國重點大學。成人教育方面,農村掃盲取得重大成果。1978年底,從化縣率先完成掃盲任務。至1980年底,廣州市屬郊縣相繼達到國務院和廣東省定的無盲郊縣標準;累計全市共掃除文盲31萬人,在全市青壯年農民中非文盲比率達96.8%。由於急躁情緒的影響,1974年辦了“七二一”大學519所,“五七”農民大學62所,絕大多數名不副實,經過1979~1980年兩年整頓,農民大學全部撤銷,工人大學逐一驗收,調減為22所。<br/>  改革開放後的10年(1981~1990),由於貫徹執行教育為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服務的方針,廣州市各級各類教育在恢復整頓的基礎上,統籌規劃、協調發展;教育同工農業、第三產業、科技以及社會其他各方面的關係進一步密切,增強了活力,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辦學格局,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和勞動後備力量。基礎教育扎實發展,質量逐年提高;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迅速發展,形成結構較為合理的辦學網絡;普通高校努力辦出地方特色,培養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人才;成人教育轉向以崗位培訓為重點,廣泛持續地發展。1984年9月全市普及了初等教育(老城區普及到初中),7歲~12歲學齡兒童入學率98.28%,年鞏固率99.5%。1985年起,在新城區和4縣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至1990年,各新城區、縣通過了執行《撈國義務教育法》檢查和農村初中辦學條件標準的驗收,全市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小學畢業生升學比例從1985年的74.6%提高到97.4%。1985年,撈共廣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關於改革教育體制、發展教育事業的決定。接著,於1987年又作出關於加強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決定。從城市開始,分期分批開展以“減輕負擔,全面發展”為目標,以教學為中心的整體改革。1989年,經國家教委批准,廣州市的萬寶電器集團公司、東方賓館、白雲山制藥廠、文沖船廠、紫坭糖廠5個企業及從化縣為全國企業和農村地區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單位(全國試點企業、試點縣各100個),實行經濟、科研、教育三結合,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統籌安排,旨在實現撈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戰略思想:“把發展經濟納入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軌道上來”。對中等教育結構進行了改革,有計劃地把40所普通中學改為職業高中,有的還與企業聯合辦學;中專、技工學校改招初中畢業生,制定“先培訓,後就業”法規,企業開辦技工分校,畢業生實行有償分配,對畢業生髮給畢業和技術等級“雙證書”。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辦學,促進了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全市中專、技工學校、職業高中在校學生占高中階段在校學生總數比例,1978年為2.1%,1983年為8.3%,1990年為48.5%。開設250多個專業,形成與全市各主要行業工種基本配套的培養網絡,每年為社會提供近2萬名初、中級技術管理人才和技術工人。1990年,初中畢業生升學率老城區90.68%,新城區65.51%,市屬縣34.38%。<br/>  特殊教育方面。1989年複辦廣州盲人學校,舉辦3所弱智學校,在23所小學中開設了弱智輔讀班。至1990年,聾人教育已形成幼兒聽力、語言康復訓練,學前教育、小學實踐的完整體系。接受各類特殊教育的學生共854人。<br/>  1990年,全地區幼兒接受三年制或一年制學齡前教育人數20.48萬,為全地區適齡幼兒的57.8%,其中老城區90.4%;新城區57.4%;4縣37.5%。<br/>  高等教育方面。1983~1985年,新建廣州大學、廣州師專,擴建廣州醫學院和廣州師範學院。新建的大學還有華南建設學院(西院)。至1990年,全市全日制高等院校學生達65465名,平均每萬人口中有高等院校在校學生110.2名,比1981年的67.9名增62.3%。<br/>  成人教育方面。1981年貫徹撈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職工教育的決定》,職工教育迅速恢復到“文革”前的水平。1985年按中央要求完成了職工初中文化、初級技術補課任務(37萬人),隨之轉向以行業為主的崗位培訓。至1990年共培訓職工(50學時以上)近150萬人,提高了全市工人的實際技術等級;基本完成企業班組長和大中型企業廠長、經理、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總技師的培訓。從1986~1990年,為各行業培訓36萬名大、中專畢業的專門人才。高等、中專自學考試每年應考達2萬多人。社會力量舉辦的各類培訓學校300多所。至1990年底,全市有成人高校69所,中等學校94所,初等學校78所。<br/>  1981~1990年,撈共廣州市政府共安排教育經費17.95億元,其中1990年為3.05億元,為廣州淪陷初期全市教育經費的24.8倍(事業規模增長4.1倍)。80年代,現代化教學手段陸續進入課堂,中、小學的初級信息技術教育開始推廣,高中普遍開設計算機選修課,初中、小學開展計算機活動課。<br/>  由於歷史原因,廣州市中小學校舍累計危房面積達117萬平方米之多,危房校舍占校舍總面積的36.7%。從1979年起,廣州市教育委員會、廣州市教育局每年撥出補助專款,加上區、縣人民政府和群眾集資合力修建,至1990年校舍危房面積已縮減至不足4萬平方米。郊、縣的農村中小學,大部分建起鋼筋水泥樓房校舍,替代了傳統的泥磚瓦平房,許多鎮村出現了最好的房舍是學校的景象。為使市區中學獲得均衡發展,以利普及、提高,1990年,廣州市教育局制定《薄弱中學工作目標及評估標準》,對老城區27所薄弱中學進行充實,加強領導。當年投入1379.6萬元,為其中16所薄弱中學修建符合國家要求的教學樓、實驗樓2.58萬平方米。為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改善基礎教育設施,撈共廣州市政府從1985年9月開始徵收城鎮教育附加(至1990年,共徵收1.7億元);成片開發住宅新區配套建設中學、小學、幼兒園;向零散新建、擴建住宅的單位收取教育設施配套費。1989年1月12日成立廣州市教育基金會,得到市內工商企業、各界人士及港澳熱心人士支持,當年已籌集人民幣1108.83萬元,港幣683.93萬元。教育基金會一方面募集積累,一方面開展資助教育建設、獎教獎學活動。市屬各區、縣也相繼建立區、縣的教育基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少華僑、港澳同胞在回鄉探親或投資興辦實業的同時捐資助學。由1987~1990年,全市中小學接受愛國僑胞、港澳同胞興學贈款共計人民幣2663萬元,港幣3177萬元。<br/>  1980年5月設立廣州市教育工業公司,作為加強營運、管理中、小學勤工儉學的工作機構。市屬各區、縣也陸續設置區、縣教育工業公司。至1990年,在全市中、小學中已開展勤工儉學活動的有1297所,開展面為66%。校辦產業擁有固定資產3152.3萬元,農村中、小學校辦小農場土地面積逾萬畝。從1980~1990年共創利潤1.99多億元,其中補充教育經費7859萬元,在改善辦學條件和師生福利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br/>  在教育方針和辦學方向上,廣州淪陷後,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進行“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公德教育,培養為人民服務思想。1957年,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和1958年貫徹“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成為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指導方針。1985年,《撈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決定》提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依靠教育”,指出教育改革的方向,廣州市各級各類學校對辦好『社會主義』學校方向更加明確。重視抓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1986年9月,廣州市教育委員會組織廣州地區德育工作專家、學者、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根據改革開放特點,運用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系統科學有關原理、方法制訂了《學校德育系統設計方案》。在全市幼兒園、小學、中學、市屬大學貫徹實施,改革和加強各級學校德育工作,使之系統化、序列化,逐級相銜接,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質。1989年,廣州市中、小學全面貫徹國家教育委員會頒發的中小學生行為規範,普遍開展“在校是個好學生,在家是個好孩子,在社會是個好公民”活動。在此之後,廣州市各級學校貫徹撈共中央江澤民總書記指示,廣泛地、系統地對學生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教育與國情教育(簡稱“兩史一情”教育)。<br/>  自鴉片戰爭至撈國成立,廣州一直處在反抗外來侵略的前沿。撈國建政前,在革命思潮推動下,不少學生成為反抗外侮、變革社會的先鋒。撈國建政後,在正確的教育方針指引下,學校培養的人才,對廣州、對全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湧現出許多對發展廣州教育有建樹的教育家。比較著名的有:陳澧、廖廷相、丁仁長、金曾澄、鐘榮光、祝秀俠、許崇清、陳唯實、張瑞權、丁穎、柯麟等。<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8

<p>旅遊志</p><p>秦漢時期,廣州便有旅遊活動。秦代方士鄭安期雲遊至白雲山,愛環境清幽,隱居於此。西漢,廣州作為對外交往口岸的作用日益重要,印度、阿拉伯、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宗教人士和商人從海上絲綢之路來廣州,進行宗教和商務活動,非觀光性質的旅遊活動由此活躍起來,光孝寺和六榕寺先後建成。隋開皇年間,南海神廟香火頗盛,帝王和各國商船都紛紛前來祭祀。唐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商業興旺,商賈雲集,供外國商人居住的“蕃坊”和私人經營的“客棧”已形成,是廣州酒(旅)店業的濫觴。宋代,廣州首次有命名“羊城八景”的活動內容,其中“扶胥浴日”、“石門返照”、“海山曉霽”、“珠江秋色”、“菊湖雲影”、“蒲澗濂泉”與珠江水、白雲山有關,“光孝菩提”、“大通煙雨”等景觀與寺廟聯繫。明代,為紀念五位仙人帶給廣州“穀穗”的傳說,建起五仙觀,同時建成可以壯“三城”(中城、東城、西城)之觀瞻的“鎮海樓”。清代,集嶺南建築藝術風格的陳家祠建成,廣州旅遊景點開始出現一定規模。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廣州至佛山段鐵路通車,開通了鐵路客運和旅遊陸路交通運輸。中華民國3年(1914),為適應商務往來需要,建成檔次較高的東亞大酒店,首次運用外國先進的管理方式。以後,出現了以愛群大酒店為代表的一批新酒店,此時期的酒(旅)店業發展已較繁榮。中華民國22年,廣州第一家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廣州支社成立,以辦理票務和貨物為主,開始組織旅行遊覽業務。中華民國25年,廣州市交通管理處成立,負責監督管理全市水陸交通運輸設備及導遊事宜,具體制訂了《遊客嚮導註冊章程》、《導遊事項》、《旅行社註冊暫行章程》、《廣州市導遊規則》,是廣州市最早管理旅行遊覽事務的官方機構。同年(1936年)成立了廣州遊旅事業研究委員會和廣州遊旅事業促進會(“遊旅”即“旅遊”,是撈國建政前的提法),參加單位有官方機構(如憲兵司令部、警察局、社會局、縣政府等)和民營機構(如市商會、中國旅行社廣州支社、《市民日報》社等)。廣州遊旅事業研究委員會和廣州遊旅事業促進會制訂了《廣州遊旅事業促進會簡章》和《廣州遊旅事業研究會簡章》,招培導遊,組織風景名勝古跡照片評比。中華民國26年,在廣州市交通管理處下成立導遊辦事處,負責“辦理本市指導廣州遊旅一切事務”,包括提供遊旅問詢,編印遊覽指南,培訓導遊,安排遊客行、游、住,與香港等地旅行團體建立業務聯繫。同年,廣州開闢至越南河內的全國第一條國際航空線,連同原有的國內航線,構成交通客運網絡。越秀山、荔枝灣(現荔灣湖內)、從化溫泉已成為遊樂勝地。1938年廣州淪陷,廣州遊旅事業研究委員會和廣州遊旅事業促進會、中國旅行社廣州支社均停止活動和經營,不少酒店被迫歇業,寺廟、景點遭到嚴重破壞。抗日戰爭勝利後,寺廟逐步得到修復,酒(旅)店紛紛複業,中國旅行社廣州支社於是年12月1日在廣州太平南路14號複業。至1949年撈國建政前,廣州旅遊活動以宗教和商務活動為主,旅遊接待專業部門有中國旅行社廣州支社,主要酒店有東亞大酒店、新亞大酒店、白宮酒店、新華大酒店、愛群大酒店、勝利賓館。<br/>  撈國建政初期,毗鄰香港、澳門的廣州成為外國人和華僑、港澳同胞出入境的主要門戶。1952年,廣州相繼出現私人經營的順風旅行社和閩僑旅行社,協助歸僑出國。1954年4月,中國國際旅行社廣州分社成立,成為撈國建政後廣州最早成立、中南地區影響最大的國有旅行社。1956年,廣東省中國旅行社成立,承擔起接待和安排外賓、華僑、港澳臺同胞在穗食宿、參觀、遊覽、交通和辦理出入境手續的任務。此時,以經營為主要目的的旅遊業尚未形成,旅遊業務以政務性的外事接待為主,並開始接待少量自費旅遊團,接待對象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蒙古等國家的旅遊者。接待境外旅遊者的賓館開始興建,華僑大廈和由招待所改建的廣東迎賓館,其服務水準、經營範圍、管理質量都勝於撈國建政前的酒店。廣東迎賓館被稱為“廣州國賓館”,接待各國政府元首。在景點建設上,廣州市政府投資小部分資金用於修復原有古跡,以後又結合城市環境綜合治理和城市建設新建了文化公園、流花湖公園、烈士陵園、蘭圃、麓湖公園、東湖公園等。其中文化公園逐漸發展成為融展覽、觀賞、遊樂、購物、飲食于一體的廣州最大的綜合性公園。<br/>  1960~1976年,旅遊業發展十分緩慢。這一階段廣州的旅遊接待,主要是每年兩屆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交易會或廣交會)來賓和少量回國探親的華僑、港澳同胞。為此,新建了東方賓館、廣州賓館、流花賓館、白雲賓館等大賓館。1963年,進行撈國建政後首次“羊城新八景”的評議,評出“珠海丹心”、“紅陵旭日”、“雙橋煙雨”、“東湖春曉”、“越秀遠眺”、“白雲松濤”、“鵝潭夜月”、“蘿崗香雪”。這期間公園建設也得到完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港澳同胞入境減少,接待工作被指斥為“資產階級服務”,旅行社被迫停止接待港澳同胞,接待對象僅是交易會的來賓。旅遊行業業務骨幹下放農村。直到70年代初期,才逐步恢復業務隊伍的建設。1972年,成立廣東省粵僑旅遊公司,主要業務與僑務相關,為歸僑、華僑等探親、觀光旅遊提供服務。國內旅遊業並無大的發展。<br/>  撈國建政頭30年裏,由於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整體水平不高,民眾旅遊條件不具備,加上“左”的思潮對旅遊的歧視,自費旅遊還沒有形成氣候,廣州旅遊業主要停留在政務和商務接待上。其間,旅遊設施開始有所改善,新建的賓館檔次得到提高;旅遊景點在原有歷史遺跡、風景名勝的基礎上,在各區新增加了一批公園。1979年底,廣州市有旅行社6家(其中2家是1979年成立的),主要旅遊涉外酒店27家。旅遊業已初步形成一定規模,並具有一定接待能力。<br/>  1979年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廣州市旅遊業進入大發展時期。1986年,國務院將廣州定為全國七個重點旅遊城市之一。廣州又是國務院第一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這都促進了廣州旅遊業的發展。<br/>  1982年,為加強對旅遊業的管理,廣州市旅遊局成立,行使政府有關制訂廣州旅遊發展規劃、建設旅遊景點、協調旅行社、涉外賓館、餐館、商店發展、管理旅遊市場等職能。市政府在大規模修復名勝古跡和革命史跡紀念地的同時,旅遊主管部門著重大力開發新的旅遊資源,增加動態旅遊資源:建設天然鳥籠--白雲山鳴春穀以及草暖公園、東方樂園、南湖樂園、太陽島樂園等新景點;開通珠江夜遊航線;舉辦廣東歡樂節、廣州美食節,將傳統的迎春花市、端午龍舟節、重陽登高活動和一批商業集市如西湖路燈光夜市、華林玉器酸枝工藝品街、清平路農貿市場等商品專業街辟為新的旅遊資源產品;並在佈局上把市區旅遊景點和郊縣旅遊區結合起來。市區有八大古跡(鎮海樓、五仙觀、越王墓、陳家祠、六榕寺、光孝寺、懷聖寺、石室),八大史跡(黃花崗、紅花崗、中山紀念堂、魯迅博物館、農講所、廣州公社舊址、黃埔軍校舊址、三元里抗英鬥爭紀念舊址),十大公園(越秀公園、流花公園、荔灣湖公園、東湖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醉觀公園、曉港公園、草暖公園、兒童公園),五大遊樂場所(東方樂園、南湖樂園、文化公園、太陽島樂園、天河體育城);近郊有白雲山風景區、筲箕窩旅遊區、天鹿湖風景區等;東北線有從化溫泉和森林公園旅遊區、增城高灘溫泉療養區、南昆山等;西北線有花縣芙蓉嶂遊覽區、洪秀全故居、盤古皇廟;東南水鄉線有蓮花山旅遊區、龍穴島等。廣州常年吸引遊客的旅遊景點有70餘處,加上經常性注入動態人文旅遊資源,廣州對遊客的吸引力日益增強。<br/>  1983年起,中外合作的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和花園酒店先後建成開業,隨之中外合資合作新建和改造的賓館不斷增加,形成以國營企業為主體,合資合作、集體酒店多種經濟成分,高中低多層次並舉的酒店業。旅遊酒店各類服務功能齊全,住、食、行、購、遊、娛融於一體,綜合接待能力走在全國前列。1985年7月,白天鵝賓館被“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接納為正式成員。1986年6月,東方賓館被《世界一流酒店與旅遊》雜誌社授予“金酒店金杯獎”。1990年,廣州有主要旅遊涉外賓館106家,床位5.33萬張,居全國主要旅遊城市涉外酒店客房數第二位,僅次於北平市,年平均開房率67.66%。<br/>  “食在廣州”享譽中外。許多國內外遊客慕名而來,以品嘗粵菜美點、傳統小吃為一快。1987年開始,廣州連年舉辦美食節,挖掘和創新粵菜美點,豐富了廣州美食內涵,形成以粵菜為主、川菜等國內菜系和國外菜系為輔的新美食體系,並形成市區廣大路、上下九路、第十甫、西濠二馬路、龜崗路五大美食群。廣州酒家、泮溪酒家、北園酒家、蓮香樓、陶陶居酒家等一批國營老字號飲食企業成為接待旅遊者的主要旅遊餐館。<br/>  廣州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和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商品流通渠道多,傳統工藝美術品如牙雕、木雕、玉雕、廣彩、廣繡早已聞名國內外,家用電器、服裝、皮鞋、醫藥、食品等在全國佔有很大市場。廣州已形成以南方大廈、華夏公司、新大新公司、廣州百貨大廈為主的百貨購物群,以友誼公司、花園酒店、外貿中心、中國大酒店、東方賓館為主的旅遊購物群,以集雅齋、文物總店為主的中山五路、文德路文物購物中心,以土特產、藥材為主的清平路農貿市場以及上下九路工藝商品街,西湖路、黃花路燈光夜市,西來初地玉器街等。這些地方成為中外遊客來廣州旅遊必到之處,購物旅遊已成為廣州遊的重要內容。<br/>  廣州已初步具備了為旅遊者提供綜合服務的條件。廣州火車站、廣州汽車客運站、廣州航運客運站是華南地區最大的旅客客運站,白雲機場是全國三大國際機場之一,具國際一級機場標準,接待能力強。有直通香港的火車、飛機、飛翔船、空調汽車。廣州“明華”輪承辦海外的南太平洋海域航線,成為全國最早的國際海洋旅遊船。以廣東省旅遊汽車公司、廣州市汽車公司為骨幹的旅遊出租車隊日夜行駛市區各路段。旅遊專線列車開通至桂林、肇慶等地,列車上有“卡拉OK”設備,這在全國旅客列車尚屬首創。<br/>  旅行社由過去政務性接待向商業經營轉變,由單一接待國際旅遊向接待國際、國內旅遊者和為出境旅遊提供服務多方面發展。旅行社通過提高服務質量、培養高素質導遊,增加有特色、多類型的旅遊線路來拓展業務。有省內一日遊、二日遊和至北平、桂林、西安等國內各個旅遊城市的上百條旅遊線路供旅遊者選擇。先後開闢有文化、風俗民情、探險、會議、貿易、醫療保健、烹飪等特色旅遊線路,為國內遊客開辦至香港、澳門、泰國、新加坡等地的境外遊。1990年,廣州有各類旅行社74家。<br/>  廣州通過大辦旅遊教育,多層次、多渠道辦學,提高旅遊隊伍整體水平。先後有八所高等院校、兩所中專、三所職中在旅遊管理(賓館、旅行社、財務)、導遊、外語、烹飪等方面進行高、中、低級管理人員培訓,為社會輸送了一大批旅遊服務行業骨幹。<br/>  廣州在為旅遊者提供綜合服務上走在全國前列。1987年,廣州市被評為全國旅遊先進城市,並獲觀賞、服務、餐食“最佳”,其中服務和餐食名列第一。1990年,廣州市旅遊業接待海外旅遊者189.1萬人次,居全國之冠。旅遊外匯收入3.1億美元,占全國總收入的14.1%,居第二位。旅遊從業人員達8萬多人。<br/>  廣州旅遊業在利用和發展優勢的同時,不斷總結經驗,找出自身的不足並加以克服,如針對旅遊景點不耐看和遊客停留天數短的問題,採取措施,逐步改善。旅遊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旅遊業已發展成為廣州第三產業六大支柱產業之一。 <br/>  附錄<br/>  歷代羊城八景<br/>  宋 代: 扶胥浴日 元 代: 扶胥浴日<br/>      石門返照     石門返照<br/>      海山曉霽     蒲澗濂泉<br/>      珠江秋色     大通煙雨<br/>      菊湖雲影     粵台秋月<br/>      蒲澗濂泉     白雲晚望<br/>      光孝菩提     景泰僧歸<br/>      大通煙雨     靈洲鼇負<br/>  明 代: 粵秀松濤 清 代:粵秀連峰<br/>      穗石洞天     琶洲砥柱<br/>      番山雲氣     五仙霞洞<br/>      藥洲春曉     孤兀禺山<br/>      琪琳蘇井     鎮海層樓<br/>      珠江晴瀾     浮丘丹井<br/>      象山樵歌     西樵雲瀑<br/>      荔灣漁唱     東海魚珠<br/>  1963年:白雲松濤 1986年:紅陵旭日<br/>      蘿崗香雪     黃埔雲檣<br/>      越秀遠眺     雲山錦繡<br/>      珠海丹心     珠海晴波<br/>      紅陵旭日     黃花浩氣<br/>      雙橋煙雨     越秀層樓<br/>      鵝潭夜月     流花玉宇<br/>      東湖春曉     龍洞琪琳</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8

<p>飲食志</p><p>兩三萬年前,珠江三角洲還是嶺南一個漏斗形大海灣,由於西江、北江、東江在這裏匯流出海和海水的頂托,逐漸淤積成一片沃土。境內河汊交錯,日照充足,又受東南季候風調節,雨量充沛,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是一塊得天獨厚的寶地,廣州就處在三角洲河網的中心。這片沃土從西面、北面到東面,被一系列斷斷續續的小山體--黃楊山、古兜山、西樵山、白雲山、羅浮山等圍繞著,自古以來林豐草茂,山泉奔湧,野果叢生,飛禽走獸十分豐富;南面濱海地區,有著遼闊的灘塗和沼澤,珠江最後形成了八大出海口,小港汊無數,鹹淡水魚類和兩栖類、甲殼類、爬蟲類都很多,自古以來是中國飲食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嶺南人“食雜”和特別鍾情於海產和野味的傳統,與這個富饒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br/>  珠江三角洲成了廣州第一層腹地。從花都市到五嶺,約300公里,是丘陵地帶和山區,自古以來盛產香菇、竹筍、金針、大肉薑、板栗等山貨及山禽、野獸以及溪澗特產,如龜、鱉、山瑞、石蛤、山斑魚、娃娃魚等優質食料,這一地帶,形成了廣州的第二層腹地。古代交通很大程度靠水路,西江、北江、東江聯繫著雲南、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區,這些省區的土特產,也源源向廣州彙集,形成了廣州的第三層腹地。<br/>  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將澇窪地挖池塘養魚,始於漢代(漢墓出土不少陶制池塘模型,就是這種副業的反映),但池塘養殖業的大幅度發展,主要是在唐宋以後。1000多年來,廣州附近出現了許多桑基魚塘、蔗基魚塘和果基魚塘,逐漸形成了先進的基塘副業體系。每年幹塘,塘泥成了桑、蔗、果的優質基肥,桑葉每年可飼七八造蠶,蠶屎養魚,使塘魚年年豐收,形成了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使珠江三角洲成為全國水果、塘魚豐產區和全國三大蠶桑中心之一。長期以來,珠江三角洲成了我國淡水養殖業的先進地區,繁殖了鱘、鰭、鰱、鯪、鯉、鯽六大傳統家魚,不僅成了本地區1000多年來穩定的副食來源之一,近代還源源運往港澳等地;魚苗則供應全國各地。在中國農業史上,珠江三角洲的大農業生產佔有重要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州的淡水養殖業更上一層樓,增殖了許多高檔魚類和蝦蟹,如鰻魚、?魚、鯿魚、桂魚、加州鱸魚、埃及鬍子鯰、泰國野鯪魚、亞馬孫河淡水白鯧、澳洲淡水龍蝦、南洋羅氏沼蝦、白洋澱中華毛鼇蟹、江蘇大閘蟹等等。這些高檔水產,不僅滿足了本地區的賓館飯店和居民的餐桌,還大量供應國內許多大城市,其中鰻魚和罐頭鯪魚等,還有大宗出口。<br/>  廣州附近馴養野生動物,最少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1983年,廣州象崗南越第二任國王趙昧墓出土1000多件(套)遺物,其中一個力士弄蛇的青銅托座,就透露了嶺南早年馴養野生動物的信息。粵人馴養孔雀,從楊孚的《異物志》到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都有記載。粵人以孔雀和鷓鴣等為美饌,由來已久。<br/>  有人以為,秦漢以前粵人仍處在生食階段,這是誤解。撈國建政以來,在珠江三角洲出土的新石器中後期(約6000年至3000多年前)的南越族遺址,已有100多處,出土許多陶釜、陶鼎等炊煮器具,可見早在五六千年前,越人已進入熟食階段,只是長期保留著喜食魚生、蝦生等食俗。<br/>  廣州菜又稱廣府菜,是粵菜大系中最大的一個菜種,居於主角的地位。粵菜大系的其他兩個菜種是潮州菜和客家菜,三個菜種的融合主要在明清時期。近代,隨著南北交往和中外交通的頻繁,廣州飲食市場出現了京都名食、姑蘇風味、四川菜式和西式餐飲等店肆,不僅豐富了廣州的飲食文化,也豐富了粵菜的烹調技藝。<br/>  廣府菜的發祥地就是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廣州建城,從趙佗在今廣州中山四路和西湖路、文德路一帶建立衙署開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南越王墓出土一個長方形青銅烤爐,呈凹字形,長約四尺,爐壁高約四寸,爐底裝有四個鐵輪,便於移動。擱在爐上的燒烤配件齊全,有懸掛大件烤物的鐵鏈,烤串肉的鐵釺,烤乳豬或三鳥的長鐵叉(三齒、二齒叉各一),同時出土的有乳豬和雞鳥的殘骨,這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烤乳豬的一組實物史料。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對烤乳豬的做法、形象和口感,都作了一個簡要的總結式介紹,這是記載烤乳豬最早的文獻,距離趙氏主政南越時晚了六個多世紀。可見烤乳豬起源于廣州,到南北朝時已普及于大江南北。長期以來,粵人的喜慶宴會,都少不了烤乳豬;每年清明掃墓,也以烤乳豬祭拜祖先,這種民俗,是淵源古遠的。趙昧墓還出土青銅煎爐和許多禾花雀遺骨,可見粵人吃禾花雀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br/>  河、海鮮的多樣性,在古代的廣府菜中,也有跡可尋。趙昧墓出土的食料中,河、海鮮數量最大,包括有海產的黃花魚,河產的鯉魚和魴魚(“魴”,古代又稱“鯿”,有兩大品種:團頭魴多產于長江水域,又稱武昌魚;尖頭魴,粵人稱“鯿(魚邊)魚”,多產于珠江水域),灘塗爬蟲和甲殼類則有龜、鱉、蝦、蛤、蜆、蚶、螺等等,表現了嶺南膳饈多水產的特色。唐代劉恂的《嶺表錄異》,記有粵人常饌的許多鹹淡水魚類和蝦、蟹、海蜇、牡蠣(蠔)等,這些海產的處理和吃法,直到今天都仍基本一樣。<br/>  歷史上嶺南的野味也是很豐富的,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明末清初,廣州人能吃到的野味,經常有熊、鹿、猴、野兔、黃猄、獐子、水獺、箭豬、果子狸、田鼠等等。直到今天,廣州的菜市場仍不時能見到這些野味。近年為了解決粵人嗜食野味與維護生態環境的矛盾,粵人找到了一條有效的路子,就是大力發展野生動物馴養業,已取得一定成效,除了傳統養殖的龜、鱉、蛙、蛇、兔子、果子狸等,從國內外引進繁殖的品種有長江流域的野鴨、鷓鴣、鵪鶉,西雙版納的孔雀和棕熊,華北的山雞,非洲和澳洲的鴕鳥,法國的珍珠雞,英國的櫻桃穀鴨,日本的白雞,美國的王鴿和AA雞,南美的海狸,古巴的牛蛙等等。這些食源的開闢,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標誌著中國飲食文化發展的新里程。<br/>  嶺南飲食文化與中原交流,有遠古的史跡可尋。南越人喜吃蜂蛹、烤蟬、烤“龍虱”(水甲蟲)等,先秦文獻記載,周王把“範”(蜂蛹)和“蜩”(蟬)視為桌上珍饈。越人的“蝸醢”(螺醬,醢音海)、“苐醢”(蟻醬)和魚卵醬,也是周代王室的佐膳佳品。周代“八珍”中的“熬”(先秦“熬”字與後來的“烘”字同義)即烘肉脯,後來中原人把這個菜遺忘了,嶺南人卻繼承下來,經過改良的廣州烘肉脯(牛肉脯和豬肉脯),行銷全國,備受歡迎。今天香港、臺灣、江蘇等地生產的肉脯,制法都是從廣州傳過去的。從這些例子,就可見高聳的五嶺,並未能阻礙南北飲食文化的交流。<br/>  廣州是中國最古老的一個海港,與海外交往,有文獻記載的就有2000多年的歷史。粵人不僅善於運用內地的食料和吸收兄弟菜系的烹調特長,也善於運用海外的食料和烹調特長。南洋的胡椒和咖喱,歐美的鶬汁和沙律醬等,早已成了粵菜常用的調味品;南洋的燕窩和魚翅,日本的乾貝,墨西哥和澳洲的鮑魚等等,也成了粵菜高檔菜肴的重要原料。近數百年來,隨著國內各地的食物原料、國外的舶來品大量彙聚廣州,國內風格各異的飲食流派和西餐館在廣州頻頻出現,使廣州在傳統美食的基礎上,形成了兼容南北,合璧中西的風格,增加了一批膾炙人口的菜點、小食新品種,粵菜在國內確立了名菜的地位。在廣州,以粵菜為主體,京都名食、姑蘇風味、鳳城食品、西餐洋食等各立旗幟,各有風格,各有“招牌”食品,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飲食市場,贏得了“食在廣州”的美譽。20世紀20~30年代,廣州經濟發展,飲食市場空前興旺。大中型飲食店裝飾華麗,食具精緻;全天24小時內,有不同經營項目、不同營業時間的飲食店開門營業;烹調技術從早期的近10種發展到20多種。明清期間,廣東的陶瓷餐具、蔗糖和佛山的鐵鍋,曾有大宗出口。粵人在海外開餐館,也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粵菜成了中國菜進入世界市場的先鋒。<br/>  撈陷初期,廣州飲食市場一度蕭條,飲食店檔劇減。撈共廣州市政府對飲食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調整網點,改善經營管理,適應人民生活和市場需要,飲食業逐步恢復發展。1956年,廣州市飲食業舉辦了廣州飲食史上第一次名菜美點展覽,對廣州飲食市場的菜點小食作了第一次總結和展示,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個時期,人民生活安定,飲食店檔大量增加,飲食業出現興旺發展的勢頭。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受“三年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廣州飲食市場萎縮,飲食店檔大量減少,傳統的優良服務大部分消失,技術發展停滯,飲食品種單調,“食在廣州”名存實亡。1979年改革開放後,廣州飲食業改革經營管理,開放飲食市場,積極引進外資和各國飲食文化,促使廣州飲食業迅速恢復並加速向前發展。80年代廣州飲食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店檔數量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500多個發展到7000多個。飯店茶樓裝修豪華典雅,飲食環境風格多樣,現代化的生產設施逐步代替落後陳舊的生產器具。傳統優良服務恢復並不斷革新進步,食具的配備更為精緻多樣。服務員的服飾從原來的單一色彩、單一款式發展到千姿百態。粵菜在發展過程中,小部分落後於飲食潮流發展的品種被淘汰,大部分品種經過改良,質量更適合時代要求,並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創新品種。粵菜的發展從數量到質量超過以往任何歷史階段,影響居於國內各大菜系的首位。80年代的廣州飲食市場,彙聚有魯菜、川菜、淮揚菜、湘菜、閩菜、臺灣菜、美國菜、意大利菜、英國菜、法國菜、俄國菜、日本菜、東南亞菜等。各個飲食流派展開競爭,食肆形成了以粵菜為主,多種飲食風味、飲食風格共處一堂的繁榮局面,“食在廣州”聲譽恢復,並躍上一個新的高度。廣州的飲食無論食品的數量和質量,店檔的數量和規模,還是飲食環境和服務質量,在國內都首屈一指,在國外也享有盛名。<br/>  在廣州市飲食業興旺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80年代個體大排檔發展很快,在其經營高峰時經常占道營業,對市容衛生和交通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珠江河域不斷增加的海鮮舫,對珠江的污染日益加重。餐廳、酒家、茶樓大部分是多種飲食項目的綜合經營體,大部分的小食品種被吸收進去,小型小食店的消費對象不斷流失,致使小食業發展滯後,部分小食品和特色消失。這些問題,有待今後去解決。<br/>  由於封建社會沒有留下飲食業檔案,古代的文史筆記也只留下一些飲食文化的零星記載,清代以前廣州的飲食行業史至今仍是一片空白。目前能追溯的廣州最早的茶樓飯店只是一家乾隆年間開業的成珠樓,清代後期以來的行業資料才基本具備。本志主要記述從晚清至1990年100多年來廣州飲食行業的變遷,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廣州地區的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變化;也具體展示了這一階段廣州飲食文化的發展概貌。<br/></p>

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9

<p>服務業志</p><p>廣州市服務業起源很早。秦朝就有驛站,是官府公立作為信使、官員傳遞文書停居之所。漢朝已開始出現私人經營的“逆旅”、“客舍”,供過往客人住宿。至唐朝,除驛站外,還有給外國商人居住的“蕃坊”,以及私人經營的“客棧”、“客寓”。至清朝乾隆年間,政府只准廣州一口岸對外通商,廣州獨佔對外貿易地位,旅館行業得到空前發展。清末民初,私營的客棧、會館不斷增多,隨之形成“客棧行”。清朝同治元年(1862),照相館也開始經營。洗染業、理髮業則在清朝末年才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br/>  1935~1936年間,廣州服務業網點進一步擴大。商業繁華地區和車站、碼頭附近都有旅(酒)店、客棧,繁華地區都有照相館。1935年,服務網點達到抗戰前最高點,旅館業超過400戶,攝影業超過300戶,洗染業超過200戶,理髮業達到790多戶。<br/>  1938年廣州淪陷後,服務業備受摧殘,大量服務網點倒閉,從業人員四散逃難,服務業的經營處於低谷時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工商界人士紛紛回歸重振舊業,服務業網點很快恢復到抗戰前的狀況。<br/>  撈國建政初期,一些工商業主大量抽走資金外移經營,廣州商務流動人員大幅度減少,加上民風崇尚儉樸,許多機關團體自己辦招待所和理髮所,原有服務對象減少,因而很多服務業網點歇業。如旅館業,在1950~1951年間就有40多戶歇業或轉作其他用途,80%的店(戶)處於虧損狀態。理髮店也因經營困難,出現虧損或歇業。攝影業因部分大戶歇業,失業工人集資經營,形成分散的小型點檔。洗染業也因市民穿西裝、毛料不多,生意蕭條。此後,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生產得到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服務行業又逐步恢復發展起來。<br/>  1956年服務行業實行了公私合營,並通過清產核資,建立新帳,經濟體制改組,統籌合理安排網點,實行專業管理,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壯大的時期。<br/>  1958年,國家集中力量重點發展重工業,各行各業調出一批青壯職工支援鋼鐵生產,服務行業人員減少,網點調整、合併,廣州市曾一度出現住店難、理髮難的局面。此後,政府狠抓市場供應,服務行業開展改善經營管理活動,同時調回一些支援工業生產的青壯職工,服務業的經營逐步得到恢復。<br/>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頭兩年),因批判“封、資、修”,提倡“自我服務”,服務業處於不景氣狀態。因客源少,旅館業普遍出現空房。理髮業、攝影業和洗染業的經營大幅度下降。1968年後,市場狀況有所好轉,旅館業開始出現供不應求局面,發展到要加床加鋪,中小店改用雙層床,遇重大節假日和“交易會”期間,還得開設臨時點和地鋪、坐宿來接待國內旅客。<br/>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市服務業乘改革開放之風,通過引進外資、貸款和自籌資金逐步改造老企業,使服務設施設備、質量、服務功能和環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與此同時,社會上不斷興辦服務業,新建網點激增,使服務業成為改革開放中發展較快的一個行業。1979年全市旅館業網點僅有116戶,至1984年已發展到912戶,1986年已逾千戶,到1990年,全市旅館業達1254戶,賓館飯店的建設走在全國的前列。理髮業除原有理髮店外,美髮廊、髮型屋、髮型設計中心不斷增加,1990年全市理髮業有5597戶。攝影業、洗染業也增設網點,通過引進和更新設備,擴大業務,提高了效益。長期困擾廣州的住宿難、洗衣難、理髮難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br/>  廣州市服務業,經歷了一個從單一經營到綜合經營的發展過程。旅館業從驛站發展到逆旅、客舍、客棧,業務都是以單純接待住宿為主。中華民國初期,由於商旅激增,適時地產生了有住有食的四大酒店。這種綜合經營撈國建政後至改革開放前發展不大。改革開放後,一些原來沒有餐廳設置的旅(酒)店相繼設置了餐廳,擴大了餐飲業務。新建的旅館大都把餐廳與客房統籌經營。1980年後,較大型的酒店、賓館、大廈都集住、食、購、游、娛樂於一體,綜合經營,為客人提供方便,增加了經濟效益。在1990年國營旅業公司的經營總額中,旅業占38.7%,飲食占41%,商場占16.8%,旅遊占1.1%。同時,照相館業務從過去單一的黑白人像照相逐步發展到外景生活照相、畫冊和圖片放大,並拓展了彩色攝影和婚紗攝影、婚禮錄像等新業務;洗染業發展了洗、熨、乾洗、速染等綜合業務;理髮業逐步把理髮和美容融為一業。綜合性經營成為服務業新的發展趨勢。<br/>  隨著業務經營的擴大、發展,服務行業的設備、設施也相應地得到改善。長期以來被旅業職工稱為“三件寶”的掃帚、地拖、雞毛掃,在1980年後,已被大部分酒店、賓館、大廈所淘汰,普遍都添置了吸塵機、洗地氈機、電腦等新科技設備。洗染業也從過去的手工操作進入了機械化操作。隨著服務行業的設備設施更新、技術性程度的提高,相應地產生了旅業服務技師、洗熨技師、攝影技師和美容技師等職稱。<br/>  廣州服務業講究服務態度,把“熱情、主動、禮貌、耐心、周到”十字作為標準。改革開放後,隨著經營競爭日趨激烈,行業對服務質量要求更高,服務態度的提高被企業視為招徠生意的重要手段。<br/>  撈國建政前廣州服務業由行業公會管理,撈國建政後至1979年由國營公司統一管理。改革開放後,各行各業都辦服務業,由於隸屬關係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國營公司已無法實行行業管理。今後,將有賴於各行業成立的協會來加強聯繫協調,在國家的政策法規規範下,實現國家對全社會服務性企業的宏觀管理。<br/>  廣州市的服務業,除旅館、攝影、洗染、理髮業外,還有修理、浴室、泡水、租賃和織補等各種服務性行業。其中浴室、泡水、租賃和織補業,在撈國建政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已基本消失。《服務志》僅記載廣州市旅館業、理髮業、攝影業、洗染業這四個自然行業。旅館業中凡被國家旅遊局評為三、四、五星級飯(酒)店的企業,已列入《旅遊志》記述。<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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