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之源珠江來
嶺南文化和我國的中原文化、紅山文化、東南文化一樣，都有其長久的發展過程。都有它的來源和發祥地， 亦有他的發展中心。中原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遼河流域孕育了紅山文化，東南文化産于長江流域。嶺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尤其重要的是其最大的支流西江。可以說：沒有哪一種文化的誕生和發展是可以離開大江大河的。因爲文化是人類創造的，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絕對離不開水。從古到今都如此，所以說水是萬物之源。現在不妨讓我們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來加以論證。在此我們重點談西江流域，其他地區只稍帶提一下。
關于人類起源與分布問題，一直爲人們所關注，已有不少的著作論述過。但對于人類是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南亞問題仍未有定論。之所以有爭論，其關鍵問題是由于有關人種化石的發現與分布問題。
根據近一百多年的發現和研究結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學者都承認人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圖1)，人類的發展歷史經過了五個階段，即臘瑪古猿階段(1400萬年~700萬年)、南方古猿階段 (400萬年~100萬年)(圖2)、直立人階段(200萬年~20萬年)(圖4)、早期智人階段(25萬年~4萬年)(圖6)和晚期智人階段(5萬年~現在)(圖5)。從上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臘瑪古猿階段與南方古猿階段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空白。其他各個階段的年代裏，都有一個時期互相重叠，同時幷存。這種結果可能由于各地區發現的同一種人類化石的存在年代不同，和分布于不同地區的同種人類其演化的速度有一定的差异所造成，這說明其發展的不平衡性。造成這種不平衡性是與當時當地之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如何有直接的關係。如果這種變化過于激烈，有可能導致某種人類終止其演化，歸于絕滅。正因爲如此，所以導致了各階段人類化石分布的局限性。但不管怎樣說，上述的五個發展階段是爲世人所公認的。
至于人類是起源于非洲或是起源于南亞之爭論，主要是早期人類化石發現的結果造成的。因爲迄今爲止，臘瑪古猿化石的發現地點集中在亞洲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和非洲肯尼亞一帶。這片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臘、匈牙利、肯尼亞等國家。臘瑪古猿的化石最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立克山區發現。後來在東非的肯尼亞、歐洲的匈牙利和希臘、亞洲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中國都陸續有所發現。長期以來，根據形態學和生理學的研究，一般認爲非洲的黑猩猩比其他的猿更接近于人。特別是本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研究表明，黑猩猩中的矮小種——卑格米黑猩猩與人最相近。加上分子人類學研究的結果認爲，臘瑪古猿的頭骨，特別是西瓦古猿顯示出不少與現代猩猩相似的性狀，所以他們認爲，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更可能是猩猩的早期祖先，而不是人類的祖先，如果這個結論正確，那麽人類起源的時間距今不到1000萬年；另外，人類起源的地點可能是在非洲。
然而，對此觀點也有持相反的意見的，認爲現生大猿中與人最相近的不是非洲的黑猩猩，而是亞洲的猩猩。他們提出，人的懷孕期、內分泌類型、性行爲以及十多種解剖性狀都更象猩猩而不象黑猩猩。這表示出人與猩猩是由一種共同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而不是人與非洲大猿由共同祖先而來。
近期，在化石方面又有了新的發現。肯尼亞國家博物館的理查德•利基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活克共同宣布，他們于1983年在肯尼亞北部發現了大約1700萬年前的一種古猿的上、下頜骨，其形態與西瓦古猿和猩猩相似。他們認爲，西瓦古猿的粗狀頜骨和釉質厚的臼齒與非洲大猿不同，而更象現代的猩猩和早期人種成員的南方古猿(圖2)。于是，他們提出現生的猩猩不是一種很特化的猿類，而好比是一種活的化石。從它身上反映出人、猿共同祖先的許多性狀，因此可用來作爲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樣板。基于上述理由，他們認爲，西瓦古猿以及臘瑪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類的共同祖先。如果這種看法正確，那麽人類起源的時間至少在距今1700萬年以前或更早的時期；而且人類起源的地點不僅可能在非洲，也可能在亞洲。(吳汝康，1984年)
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中科院院士吳汝康教授在綜合研究了近十年來所發現的大批雲南祿豐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後指出，祿豐的標本有些特徵不同于同時代的其他大猿，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類，因此認爲它們可能是由南方古猿和非洲猿類方向進化的一個代表類型。同時認爲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發現的古猿與猩猩更爲相似，可能是猩猩的祖先。由此可見，最早的人類祖先應該在亞洲。?
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史前考古學家賈蘭坡教授更直接地認爲人類的起源地應該是亞洲，因爲在亞洲南部中國的祿豐地區發現了不少臘瑪古猿化石，認爲這是真正的人類祖先。而且在我國西南地區發現了迄今中國最早的元謀人化石(距今170萬年前)；同時，在中國山西芮城西侯度發現了距今180萬年前的石器。所以他認爲更古老的人類化石和石器工具應該到雲、貴、川這一地區的更古老地層中(指第三紀地層)去找，這是最有希望的地方。他在1978年發表的《中國大陸上遠古居民》一書中曾經說道：“我國西南廣大地區，根據已有的綫索看，位于人類起源的範圍之內。雲南不僅發現了臘瑪猿化石，而且在元謀上那蚌地方距今大約一百七十萬年的地層中還發現了元謀人牙齒和石器(圖3)，就是有力的證據。”不僅如此，賈院士還談到中國的青藏高原，他指出，作爲人類的起源地，青藏高原也不能忽略，因爲那裏也同樣是有希望的地方。經過近些年來對西藏地區的綜合調查和研究，有的學者認爲：“當上新世的時候，喜馬拉雅山的高度約在一千米左右，氣候屏障作用不明顯，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濕的季風所滋潤……，這就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發，正當從猿轉變到人期間，青藏高原地區仍然是適合人類演化的舞臺，到那裏尋找從猿到人的缺環也是有希望的。”(賈蘭坡，1991年)
南亞的其他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都有臘瑪古猿化石和較早期的人類化石發現。在印尼的爪哇島上也發現了距今190萬年至50萬年間的直立人化石。
更爲重要的發現是中國新華社在1996年4月6日發布的消息。最近，以中科院古脊椎所王景文副研究員爲隊長的中美聯合科學考察隊在黃河岸邊的山西省垣曲縣寨裏村，發掘出完整的始猿下牙床化石，這一發現把人類祖先上溯到四千五百萬年前。更有力地證明了人類的起源地應該在亞洲。
綜上所述，看來人類的起源地在亞洲的看法更令人信服，但非洲的早期人類化石材料也不容忽視。
但不管人類的起源地是在南亞或者是在非洲，作爲人類輻射傳播和遷移的主要途徑，中國的橫斷山脉下的各大河流(作爲南北向通途)、連接雲貴高原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珠江水系和長江水系各大河流(作爲東西向的通途)都處于不容忽視的地位。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古人類學者林一璞先生在他發表在《自然之謎》第4輯中的《古人類遷移與“金沙走廊”》一文中已明確地指出，金沙江、瀾滄江及橫斷山脉中屬于長江上游的其他的各條河流，如雅礱江、大渡河等都是溝通南亞與我國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作者指出，無論人類起源的中心在什麽地方，元謀—金沙江河谷的這個盆地，是亞洲間人類遷移到其他地區的中轉站和主要途徑之一，而且這種作用，早在170萬年前就已經存在。(林一璞，1982年) 這個結論似乎被近些年來在長江三峽地區和緊靠長江北岸的湖北和安徽地區新發現的較早期的古人類化石所證實。但是，到了中更新世，由于在亞洲西部已形成了世界屋脊，足以使南亞與北亞廣大地區的聯繫隔斷，在這種情况下，南亞的古人類向外遷移和分布的途徑又何在呢？對此問題，本文作者早在1987年已發表的《東海走廊——遠古人類遷移和分布的通道之一》一文中指出。到了中更新世之後，遠古人類從起源地區往東亞、東北亞地區傳播的重要通道之一是“東海走廊”。而連接“東海走廊”的最重要途徑現在看來就是發源于雲貴高原的珠江水系中的西江及其各支流。
這種結論有何依據？我們不妨從南、北人類的血緣關係來尋找它們之間的關係。(張鎮洪，1987年)
1．1982年，在丹東市、東溝縣前陽鄉山城子山的一個洞穴裏發現了一個較爲完整的人類頭骨化石，我們稱她爲前陽人(圖7、8)。經研究，發現她屬于蒙古人種是無可置疑的，而且發現前陽人的下頜骨上升枝最小寬度與較寬的下頜上升枝最小寬度比較小，左側爲33毫米。與東北亞和北美洲土著居民，特別是愛斯基摩人比較相差甚大。如果再與南亞的人種比較，則出現异常的相似。現將較窄的下頜上升枝最小寬度的人群的比較列爲表一。由表一比較數字可以看出，生活在東亞的北部和西部的人類，其下頜上升枝最小寬度的尺寸有由大向小變化的趨勢，丹東前陽人的下頜骨，就其上升枝最小寬度而言，明顯地落入東亞南部的人群的數值之中，而與北部的人群相差太遠。所以我們認爲，如果不是偶然之故，不難設想丹東前陽人的淵源與其說是來自我們東北地區或華北地區，倒不如說來自我國華南地區可能更有說服力。
2. 1980年在本溪廟後山遺址中所發現的人牙化石中，出自第9方第6層堆積中的那顆右下第一臼齒，其結構很有特點。它的齒根除了有顯著的三根外，還從遠中根舌側分出一根小的齒根，而且從x光透視照片中可以看出，該牙齒的牙髓腔比較發育，屬“牛齒”型齒(圖9)。這兩個特徵在北方的蒙古人種中極爲少見，而在南方的蒙古人種中則極爲普遍(現在例外)。由此可見，這種現象不能說純屬偶然性。
3.安徽和縣猿人化石中有不少特徵是更爲接近爪哇猿人的。如上臼齒的齒帶特徵，頰舌徑的大小，以及齒髓腔屬牛齒型，還有眶上圓枕和額鱗之間存在的眉脊上溝的特徵等等都是和南方的蒙古人種極相似，如果不能說和縣猿人在演化上與南方的蒙古人種有直接的關係的話，起碼在系統演化上有著明顯的淵源關係。
此外，山東沂源人和江蘇南京人的頭骨也有類似的特點。
4.在年代較晚的人類遷移和分布上同樣可以找到證據。1983年在臨近日本南端的沖繩縣的官古島的洞穴裏，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頭骨和脊椎骨，這是由橫濱國大教授長谷川善爲首的調查團發現的，經研究後被認爲是二萬年前之物；而且這些人類化石的發現，加强了認爲日本人的祖先是從中國華南地區經沖繩到來的看法。因爲這些人類化石的形態特徵與在中國廣西發現的柳江人化石極爲相似，所以很自然地引伸出上述的結論。不僅如此，連在靜岡縣引佐郡三日町發現的三日人(約二萬年前)、在愛知縣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化石、在大分縣聖岳發現的“聖岳人”化石、以及在那霸市洞穴中發現的“山下綱人”(約3?2萬年前)和在沖繩本島南部相繼發現的“港川人”化石等等都可以作爲“東海走廊”存在的佐證。
5.近幾年來，我們在西江上游的支流右江兩岸階地上發現，這裏廣泛存在的年代相當于中更新世60~70萬年前的礫石石器，無論石器形態特徵和打制技術上與朝鮮半島南部的全穀裏遺址(約距今30~40萬年)出土的同類石製品是如此的相似，這不能不使人認爲，這兩處的文化在演化上可能存在某種的聯繫。
由此可見，東亞和東北亞，乃至北美洲的古人類及其文化都與南亞以及西南亞地區的古人類及其文化有著不可否認的淵源關係。從此可看見古人類遷移及其文化分布的軌迹。同時也清楚地看到珠江流域作爲連接人類起源地與東亞、東北亞地區的橋梁地帶的作用。
正因爲如此，在珠江流域範圍內，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到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帶的文化都很繁榮。雖然這一地區的考古工作開展比不上我國中原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但考古發現還是很多的。例如 1993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貴州盤縣大洞遺址(距今40~10萬年)就位于西江上游的南盤江流域內。這個洞穴遺址洞口朝東，洞口寬55米，洞廳縱深220米，洞內平均寬35米，面積近8000平方米。洞內堆積由洞口向洞內緩傾，堆積層厚度最厚處(洞口露出部分)可達19?5米。入洞後30米左右有一直徑約20米的石鐘乳大石柱。石柱之南側和其下的堆積保存完整。經初步試掘後已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遺物，其中包括人牙化石、打制石器和骨器，還有40多種哺乳類動物化石。經年代測定，其文化層的延續時代較長，從距今40萬年至10萬年之間，是一個難得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
接著是在廣西百色地區發現了大批的含手斧形器物的礫石石器，這種礫石工具發現于西江上游另一條支流右江的高階地上。經年代測定結果初步確定爲距今70~60萬年。這套礫石工具分布很廣，1995年秋天，我們在野外調查中，已經在西江中游與賀江和桂江交匯地段發現了相同類型礫石石器的存在。同樣出土于磚紅色網紋紅土的地層中。時代可與右江百色地區出土的礫石石器相比。2005年由于要修築從南寧市通百色市的高速公路，在右江沿岸的階地上同時發掘了10個面積都超過1000平方米的階地文化遺址，各遺址出土的文物遺物非常豐富，除了過去出土的大型礫石石器外，還有小型礫石石器和石片石器都有發現，而且還有木碳和燒灰的發現。在地層上也有所差別，不僅網紋紅土中出土石器，在棕紅色土層中和上部棕黃色土層中也有出土石器，表明文化層可能不只一個，會有2~3個。這樣大面積的全面對比，將爲解决右江沿岸階地上文化層的劃分和年代的確定提供十分豐富的實物材料，值得令人高興。
近十年來，珠江流域發現的文化遺址更爲豐富。首先，于1978年秋和1989年秋在封開峒中岩先後發現了兩顆人牙化石和大批的哺乳類動物化石。根據鈾系法的測定，其年代爲距今14?8±1?3萬年。比曲江馬壩人化石(絕代年齡爲距今12?9±1?0萬年)還早2萬年。另外，1992年在封開廟邊羅沙岩洞穴遺址中又發現了人牙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大批哺乳類動物化石， 這個遺址包括了三個文化層，代表了三個不同年代的文化。(即第四文化層爲距今7?9±1?5萬年，第三文化層爲距今4?8±0?5萬年，第二文化層爲距今2?24±0?16萬年。)填補了廣東距今2萬年至10萬年這段時期史前文化的空白。其次，封開黃岩洞遺址的深入研究，證明經過幾次發掘後出土的1千多件礫石石器工具是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末的産物，年代爲距今約2萬多年，和上文化層(膠結層)中出土的人頭骨化石(年代爲距今1?93±0?2萬年)一起，成爲研究中國華南地區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此期間這類遺址的發現不僅限于封開黃岩洞及其附近的羅髻岩遺址，處于西江流域上游的柳江和灕江階地上均有重要的發現，如桂林的甑皮岩遺址、柳州的白蓮洞遺址、大龍潭鯉魚咀遺址、蘭家村遺址，還有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等等都屬于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遺址，不僅如此，在珠江另外的兩條大支流北江和東江也有所發現。早在20世紀六十年代，在東江支流的河源地區同樣發現了礫石石器。在北江中游的英德地區，近幾年來陸續發現了寶晶宮舊石器文化，沙口清溪、雲嶺牛欄洞等文化遺址，不僅出土了大批礫石石器、骨器和蚌器工具，更爲重要的是出土了距今一萬年前後的原始陶片及非粳非籼的水稻矽質體化石。如此系統和如此密集的發現在國內其他地區是不多見的。這些發現爲研究華南地區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材料，也成爲這一時期珠江流域文化昌盛一個有力的佐證，清楚地表明，這裏的生産水平已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文化和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而且形成較多的人群聚落，成爲原始社會早期發展中心地區之一。
造成這種局面幷非偶然，一來是與該地區的地理位置重要有關，因爲珠江(特別是各江的中上游)及其各支流不僅在貫通東西方向聯繫方面重要，而且又是溝通南北方向聯繫的另一條重要通道。例如，灕江、靈渠與湘江和灌江之溝通就十分重要。二來是和這一地區有著非常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有直接的關係。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原始群解體、氏族社會形成的過渡時期，此時人類已完成了體質形態上的演變，人種的分化也已確定，人類社會可以說面臨著全面發展的階段，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的存在對人類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而處于低緯度的嶺南地區，在全球性的最後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將結束時，全新世即將開始之際，由于水平面的上升，內陸的河流水源，低窪的地方出現大片的湖泊和沼澤地，降雨量明顯地增加，大地充滿著一片生機。在一些江河交匯處和沿海淺海，大量的水生生物迅速地繁衍著，爲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人類的采集生産活動不僅在森林中進行，慢慢地發展到水邊，采集的內容也由采集根莖野果和各類種子逐漸擴大到采集和大量捕撈各種貝類和辨鰓類動物。狩獵的活動也由于森林的發展和技術的提高而大有改善。收穫量大大提高，除了消費量外仍有富餘。這就給家畜飼養業的誕生創造了條件。桂林甑皮岩洞穴遺址出土的獸骨已清楚地表明，猪已開始被飼養。封開黃岩洞、柳州白蓮洞和英德牛欄洞等遺址出土的穿孔礫石石器和磨石，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出土的獸骨，年青個體占65%，也幷非偶然，可能與飼養有關。遺址出土了距今1?8~1?5萬年的原始陶片。雖然不能說它們就是農業起源的標志，但起碼可以看成是加工某種穀類作物種子的工具，很可能是采集已發展到集中采集的地步。這是原始農業誕生的前奏階段。(張鎮洪，1982年)如果把英德牛欄洞發現的水稻矽質體考慮進去，原始農業應該說已誕生了。
由于上述的情况出現，所以人類已有了較迅速的發展，不僅人口增加，群體加大，而且活動範圍已從洞穴和森林擴大到水邊及其階地上。在河流的交匯處形成聚落，開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
珠江流域不少地方都具備以上的自然生態環境，所以它很自然地成爲人類及其文化發展的一個中心，這些中心爲後來的人類社會發展打下了牢固基礎，它就是嶺南文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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