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花花 發表於 2010-9-1 12:09:23

「撐粵語」運動背後的「推普」政治 葉蔭聰 / 香港獨立媒體

「撐粵語」運動背後的「推普」政治葉蔭聰 / 香港獨立媒體



週日, 2010-08-08 18:23 — 葉蔭聰 「撐粵語」行動經過兩次網絡動員後,似乎暫時沉寂下來了。政府面對突然而來的街頭群眾,有點進退難定,但在口頭回應時則非常聰明,他們說,所謂「推普廢粵」的說法,完全「無中生有」,是偽命題。於是,一大堆跟著官方口吻的評論員,包括緊跟中央的《文匯報》,人大代表吳康民,以及標榜中立的《明報》,開始把討論焦點轉向民憤的原因。突然間,語言變得不是問題。
問題出在「推普機」上
的確,「廢粵」的指控並不準確,至少現階段不是官方政策,政府更強調要讓各種嶺南文化發揚光大(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自己在學廣東話),但至於長遠是否會導致自然消失,則很難預言。然而,問題不光在語言「本身」,因為,現實裡,語言從來沒有「本身」,它總是在特定環境中被口頭使用、教授、法定使用、推廣等等。簡單一句話,問題出在「推普」的「推」上。(當然,反過來,我們可以探討及批判粵語是如何被使的,不過,我想在這裡先探討一下「推普」。)
有一位國內網民很精要地指出,關鍵在是「文明推普」還是「野蠻推普」。我不喜歡為「文明」或「野蠻」下一個定義,不過,問題的確出在「推普」上,所以,我很欣賞網民一個口號:「推普機出沒注意」。
普通話:一場語言社會工程
正如一些語言學家指出,從中國歴史來看,「普通話」的制定與推廣,可以說是一場有關語言的社會工程。在中國歴史上,中央皇朝曾不同程度上制定「雅言」(周朝)、「通語」(漢朝)、「官韵」(唐朝),元朝以來則多被稱作「官話」,這亦是英文稱之為」mandarin chinese」的由來。但是,這些語言一方面與當今普通話沒有清晰的家族連繫,例如,有學者甚至懷疑,明朝時的官話並不是北京為中心的方言而發展起來,而是來自南京附近的語言;另一方面,這些官方語言並沒有系統地在全國範圍推行,最多只在官員間推行。制定統一國家語言,即「一國一語」的單語意識形態(monoglot ideology),要到晚清才出現,受到列強的國族國家的威脅與影響,一些知識份子視統一語言成為強國手段與目標之一。
具體制定及推廣全國統一語言,要以中華民國的「國語」為始。至於解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在中國廣大範圍推廣,則遠超過歴代政權,政府透過教育及推廣使它成為CCP黨國打造(party-state making)過程的一部份。
不過,有趣的是,普通話的「普及」效果,在毛澤東年代還是非常有限。1956年開始正式制定「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但是,當時的「推普」幹部,不管高級或基層,在民國年代也沒有受過多少標準普通話訓練;就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甚至後來的Dang Siu-Ping、江澤民)等本身的普通話也有濃厚地方口音。而負責「教好」廣大市民普通話的教師,數目上也非常有限,標準化程度也不高,在城市中要「推普」尚見點成效,但要滲入農村也很費力,成效有限。而且,大部份平民百姓根本不太需要普通話,由於人口缺乏流動,不要說農民,即使是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太大需要使用一種跨地域的國家語言,使用地方語言便可。例如,我兒時(八十年代)常去廣州,在街上幾乎聽不到普通話。至於在農村生產隊生活的農民更不需要講普通話,只需操地方語言即可;五、六十年代時,有不少農民甚至基層幹部認為,學普通話令他們脫離群眾。
因此,1950年代的普通話政策也處於搖擺之中。有一派人認為,要讓普通話「自然漸進地」取代方言,另一派人(例如周恩來)認為,普通話是國家語言,該在全國推廣,方言則是地方語言,是勞動人民的語言,還是有存在價值,幹部還要學習以接觸群眾(Guo : 47)。不過有一點相當清楚一致,CCP不會以行政手段消滅或禁止方言;但同時,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協助建立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體系,是國家打造的一部份。
新一波「推普」:新文明標準
1982 年,Dang Siu-Ping年代的初期,中國政府把「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把推普工作與文字改革(即「漢字簡化」)合併處理,直屬國務院。1994年,國家語委設立「普通話水平測試」,該水平測試嘗試把公務員、教師及新聞報導員的普通話標準化;同年,國家語委亦併入國家教育委員會之中。因此,新一輪「推普」發生在經濟改革的年代,嘗試把中國公共領域的語言定為普通話。在八十至九十年代,CCP漸漸確認了以普通話為主,方言為副的政策目標,但並不打算要讓方言人工或自然地消失。
同時,經濟改革也為語言使用帶來一個翻天覆地的環境。經濟改革其中一個社會後果是讓全國人口「動」起來,大量農村及內陸人民湧到沿海地區及城市,也是一次地方語言的大交匯。這產生兩個效果,第一,因為工作及日常生活的需要,來自不同地域的人需要用普通話交談,哪怕是夾雜許多口音的普通話,普通話成為某種「通用語」(lingua franca);第二,「推普」工作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地區,獲得空前的推廣。踏入九十年代中後期,大量民工子女開始在城裡學校讀書,家裡使用地方語言的小孩需要面對一個新的語言環境,包括操一口流利標準普通話的老師,以及普通話相對標準出身城市家庭的同學,尤其是在大城市,因為,那時正是新一輪「推普」的開始。因此,標準普通話,漸漸成為具有現代標記的語言,特別是在公共機關、企業及學校,因為,帶有地方語言的農民群體向標準普通話的現代城市人學習或「接軌」(Dong 2009; 2010)。
隨著「推普」,普通話亦與中國的階級、地域不平等結合起來。例如,學校裡會以普通話「不標準」來標籤學生的外地人或甚至民工家庭背景及出生,「標準」普通話成為一些在大城市出生長大的學生與老師的身份標記。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普通話的標準與否,亦影響了他們的就業與社會網絡,濃厚的方語口音阻礙他們進入某些地位較高的小圈子。
雖然副總理李嵐清在1996年重申,推廣普通話並不是要禁止方言,政府第一次公開正式宣佈普通話與方言的關係,但是,自1990年代中開始,政府在行政機關、電視電台媒體、學校大規模推行普通話,甚至出現「寫規範字,做文明人,講普通話,創新風尚」的口號,換言之,官方強化了普通話的「文明」地位。例如,我在網上便找到許多「講普通話,做文明人」為題的小學演講講辭,稱之為「國旗下講話」,學生老師在學校反覆不停地強調普通話跟文明的關係。甚至後來推行所謂「推普8+8」,即要求學生在學校八小時說普通話,也鼓勵他們在家八小時說譜通話。
2001 年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把「推普」納入法律,指定在正式及公共場合使用。同時,界定方言可用的範圍,包括因特殊公務理由、由廣電總局批准的電視或電台、某些藝術形式(如粵劇),以及研究及教學用途。簡單來說,推廣普通話根據的是「主流化」原則,而地方語言則根據「多元化」原則。
同情理解及支持「撐粵語」運動
「撐粵語」運動從論述上可能過於重視牽動情緒的「保衛粵語」,甚至有政治不正確的口號(例如要不懂粵語者「返鄉下」),而對「推普」缺乏更深入及聚焦。不過,要評論我們需要了解國內的政治環境,參與者無法就著「撐粵語」運動組織與策略的經營,完全靠自發動員,故此,我們很難苛求參與者可以把運動的矛頭對準,針對制度性及結構性問題。牽動簡單的情感,例如廣州人對粵語普及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跟香港媒體有關),這是可以理解的,筆者甚至要支持。
筆者近年已習慣在不那麼系統、甚至有不少瑕庛的反抗論述中,閱讀這些無組織的反抗聲音,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若需要使運動的力量成為社會改革力量,則不能被囿限在簡化的視野,把問題歸結為「粵語」跟「普通話」的對抗,而需要看到國家語言政策及體制的壓迫,才是矛盾之所在。有了對結構性問題的認識,我們便能明白,為甚麼廣州市政協的建議,便會觸動群眾情緒。當中可能關乎亞運或廣州市民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關係,但更根本的是語言政治的問題,涉及國家的強制力,以及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新社會結構。
至於「粵語」(或廣府話、廣東話、白話等等)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地位及狀況,它與「推普」的關係,恐怕要再另一篇文章再討論,也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參考資料
Guo, Longsheng. 200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tonghua and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s since 1949. Edited by Minglang Zhou and Hongkai Su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55-54.
Dong, Jie. 2009. 『Isn』t it enough to be a Chinese speaker』: Language ideology and migra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9: 115–126.
Dong, Jie 2010. 「The enregisterment of Putonghua in practic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包包包包 發表於 2010-9-9 19:08:38

確實系推普機橫行嘅錯~

我覺得台灣某個人分析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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